第七章 臧否人物：是非功過自有後人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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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民族英雄于謙
有一首《石灰吟》：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這首詩是明朝民族英雄于謙寫的，經過千錘萬擊，不怕烈火焚燒，不怕粉骨碎身，要留下清白在人間，寫的是石灰，同時象征了于謙自己的一生。
于謙（1398&mdash1457），字廷益，浙江錢塘（今杭州）人。
小時候很聰明，性格堅強。
明成祖永樂十九年（1421）二十四歲時中了進士。
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做了禦史（監察官），明宣宗的叔父漢王高煦在山東造反，明宣宗親自帶兵讨伐，高煦投降，明宣宗叫于謙當面指斥高煦罪狀，于謙義正詞嚴，說得有聲有色，明宣宗很賞識他，認為是個了不起的人才。
接着于謙被派巡按江西，發現有幾百件冤枉的案件，都給平反了。
宣德五年（1430），明朝政府為了加強中央的權力，特派中央比較能幹的官員去治理重要的地方，五月間派況鐘、何文淵等九人為蘇州等府知府。
到九月又特派于謙、周忱等六人為侍郎（中央的副部長），巡撫各重要省區。
明宣宗親自寫了于謙的名字給吏部，破格升官為兵部右侍郎（國防部的副部長），巡撫河南、山西兩省，宰相也支持這主張。
明朝制度，除了南北兩直隸（以北京和南京為中心的中央直轄地區）以外，地方設有十三個布政使司，每個布政使司（通稱為省）設有布政使管民政賦稅，按察使管刑名司法，此外還有都指揮使管軍政，号稱三司，是地方上三個最高長官，職權不同，彼此都不能互相管轄。
布政使是從二品官，按察使是正三品官，都指揮使是正二品官，兵部右侍郎雖隻是正三品官，卻因為是中央官，又是皇帝特派的，奉有敕書（皇帝的手令）可以便宜行事，是中央派駐地方的最高官員，職權就在三司之上了。
于謙做河南山西巡撫，前後一共十九年（1430&mdash1448），除周忱連任江南巡撫二十一年以外，他是當時巡撫當中任期最長的一個。
于謙極重視調查研究工作，一上任便騎馬到處視察，所到地方都延請當地有年紀的人談話，了解地方情況，政治上的得失利弊，老百姓的負擔、痛苦，該辦的和不該辦的事，一發現問題，立刻提出具體意見，寫報告給皇帝。
遇有水災、旱災也及時上報，進行救濟。
他對地方的情況很清楚，政治上的措施也很及時，因此，得到人民的歌頌和支持。
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他向皇帝報告，為了解決缺糧戶的暫時困難，當時河南、山西倉庫裡存有幾百萬石糧食，建議在每年三月間，由州縣官調查，報告缺糧戶數的所需糧食數量，依數支借，到秋收時歸還，不取利息。
對老病和窮極不能歸還的特許免還。
還規定所有州縣都要存有預備糧，凡是預備得不夠數的，即使任期滿了也不許離任，作為前一措施的物質保證，這一款由監察官按時查考。
皇帝批準了這一建議。
這樣一來，廣大的缺糧戶，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就可以免除地主的高利貸剝削了，他為窮困的農民辦了好事。
黃河經過河南，常常鬧決口，造成水災。
于謙注意水利，在農閑時動用民力，加厚堤身，還按裡數設亭，亭設亭長，負責及時督促修繕。
在境内交通要道，都要種樹、鑿井，十幾年間，榆樹、柳樹都長成了，一條條的綠化帶，無數的水井，使行道的人都覺得陰涼，沿途都有水喝。
大同是邊上要塞，巡按山西的官員很少到那裡去，于謙建議專設禦史監察。
邊地許多将領私自役使軍人，為他們私墾田地，國家的屯田日益減少，邊将私人的墾田卻日益增加，影響到國家的收入和邊防的力量，于謙下令沒收邊将的私田為國家屯田，供給邊軍開支。
于謙做了九年巡撫，政治清明，威信很高，強盜、小偷都四散逃避，老百姓過上了比較安定的生活。
由于他政治上的成就，明朝政府升他為兵部左侍郎，支二品俸祿，仍舊做巡撫的官。
在這九年中，于謙的建議到了北京，早上到，晚上就批準，是有其政治背景的。
原來這時的皇帝是年輕人，明英宗當皇帝時才十歲，太皇太後和皇太後（皇帝的祖母和母親）很敬重元老重臣三楊：楊士奇、楊溥、楊榮，這三個老宰相都是從明成祖時就當權的，比較正直，有經驗，也有魄力，國家大事都由他們作主張。
他們同意于謙做巡撫，對于謙很信任，于謙有了朝廷上三楊的支持，才能在地方辦一些好事。
到了正統後期，正統五年（1440）楊榮死，七年楊士奇死、太皇太後死，十一年楊溥死，三楊死後，朝廷上不但沒有支持于謙的力量，反對于謙的政治力量反而日益增加了，于謙的政治地位動搖了。
反對于謙的政治力量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宦官，二是權貴。
宦官王振是明英宗的親信，英宗做了皇帝，他也做了内廷的司禮監太監（皇帝私人秘書長）。
英宗年輕，什麼事都聽他的，隻是宮裡有老祖母管着，朝廷上有三楊當家，王振還不大敢放肆。
到了正統五年（1440）以後，太皇太後死了，楊榮也死了，楊士奇因為兒子犯法判死罪不管事，楊溥老病，新的宰相名位都較輕，王振便當起家來了，誰也管不住了，英宗叫他作先生，公侯勳貴叫他作翁父，專權納賄，無惡不作。
他恨于謙不肯逢迎，正統六年（1441）三月，趁于謙入朝的時候，借一個題目，把于謙關在牢裡，判處死刑。
關了三個月，找不出于謙的罪狀，隻好放了，降官為大理寺少卿。
另一種反對于謙的力量是權貴。
照例地方官入朝，是要送禮以緻納賄賂給朝廷權貴的。
于謙是清官，在山西、河南十九年，父母和兒子住在杭州，老婆留在北京，單身過着極清苦的生活。
每次入朝，不但不送禮、納賄，連普通的人事也不送，空手去，空手回，他有一首著名的詩，為河南人民所傳誦的： 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 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闾閻話短長。
他這樣做，老百姓雖然很喜歡，朝廷權貴卻恨死他了。
雖然如此，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卻非常想念于謙，到北京請願要求于謙回去的有一千來起。
河南的周王和山西的晉王（皇帝的家族）也說于謙确是好官，朝廷迫于民意，隻好讓于謙再回去做巡撫。
這時，山東、陝西鬧災荒，流民逃到河南的有二十幾萬人，于謙請準朝廷，發放河南、懷慶兩府的存糧救濟，又安排田地和耕牛、種子，讓流民安居樂業。
這十九年中，于謙的父母先後死了，照當時禮法，應該辭官在家守孝三年，父母兩喪合計六年。
朝廷特别命令他“起複”，不要守孝，回家辦了喪事便複職。
正統十三年（1448）于謙被召入京，回到兵部左侍郎任上。
第二年發生“土木之變”。
瓦剌是蒙古部族之一，可汗脫脫不花、太師也先、知院阿剌各擁重兵，以也先為最強，各自和明朝通好往來，也經常和明朝發生軍事沖突。
照規定，每次來的使臣不超過五十人，明朝政府按照人數給予各種物資，也先為了多得物資，逐年增加使臣到兩千多人，明朝政府要他減少人數，也先不肯。
瓦剌的使臣往來，有時還沿途殺掠。
到正統末年，也先西破哈密，東破兀良哈，威脅朝鮮，軍事力量日益強大。
明朝使臣到瓦剌的，也先提出各種無理要求，使臣怕事，一一答應，回來後又不敢報告，也先看到使臣所答應的事都沒有下落，認為明朝背信，極不高興。
正統十四年（1449）也先派使臣三千人到北京，還虛報名額，交換的馬匹也大多驽劣，禮部（管對外工作和朝廷禮儀的部）按實有人數計算，對提出要求的物資也隻給予五分之一，還減了馬價，也先大怒，決定發兵入侵。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大舉入侵，脫脫不花攻遼東，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區），也先親自領軍圍大同，參将吳浩戰死，羽書警報，不斷送到北京。
軍事情況緊急，王振決策，由明英宗親自率領軍隊阻擊，朝廷大臣以吏部尚書王直和兵部尚書邝埜、兵部左侍郎于謙為首堅決反對，王振不聽，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留守，帶領朝廷主要官員和五十萬大軍向大同出發。
邝埜随軍到前方，于謙留在北京管理部事。
王振的出兵是完全沒有計劃的。
他根本不會打仗，卻指揮着五十萬大軍。
大同守将西甯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石亨等和也先戰于陽和（今山西陽高），為王振的親信監軍太監郭敬所制，胡亂指揮，全軍覆沒，宋瑛、朱冕戰死，石亨、郭敬逃歸。
明英宗的大軍到了大同，連日風雨，軍中夜驚，人心悔懼，王振還要向北進軍，郭敬背地裡告訴他敵軍情況，才決定退兵。
路上又碰着大雨，王振原來打算取道紫荊關經過他的家鄉蔚州（今河北蔚縣），請明英宗到他家做客的，走了一程，又怕大軍過境，會糟蹋他家的莊稼，又下令取道宣府，這樣一折騰，鬧得軍士暈頭轉向。
到宣府時，也先大軍追上襲擊，恭順侯吳克忠拒戰敗死。
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绶帶四萬人迎戰，到鹞兒嶺，敵軍設下埋伏，又全軍覆沒。
好容易走到土木堡（今北京市官廳水庫附近），諸将商量進入懷來縣城據守，王振要保護行李辎重，便下令就地宿營。
這地方地形高，沒有蔭蔽，無險可守，掘地兩丈還不見水，也先大軍追到，把水源都占據了，軍士又饑又渴，擠成一堆。
第二天，也先看到明軍不動，便假裝撤退，王振不知是計，立刻下令移營，陣腳一動，瓦剌騎兵便四面沖鋒，明軍倉皇逃命，陣勢大亂，敵軍沖入，明軍崩潰，死傷達幾十萬人，明朝政府的高級官員五十多人都被敵軍所殺，王振也死在亂軍中。
明英宗被敵軍俘虜。
這次不光彩的戰役就叫“土木之變”。
土木敗報傳到北京，北京震動。
這時明軍的精銳都已在土木覆沒了，北京空虛，形勢極為危急。
翰林院侍講（為皇帝講書的官）徐珵是蘇州人，在土木之變前，看到局面不好，就打發妻子老小回蘇州去了。
敗報傳到後，郕王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對策，徐珵大聲說，從天文看，從曆數看，天命已去了。
隻有南遷，才能免禍。
這個主意是亡國的主意，當時要照他的意見辦，明朝政府從北京撤退到南方，瓦剌進占北京，黃河以北便會全部淪陷，造成曆史上南北朝和金宋對立的局面。
于謙堅決反對說，北京是全國根本，一動便大勢去了，宋朝南渡的覆轍，豈可重蹈。
并且說主張南遷的人應該殺頭。
大臣胡濙、陳循和太監金英都贊成于謙的主張，郕王也下了堅守的決心，徐珵不敢再說話了，從此恨死了于謙。
明朝政府雖然決定堅守，但是北京剩下的老弱殘兵不滿十萬人，上上下下都膽戰心驚，怕守不住。
于謙建議征調各地軍隊到京守衛，分别部署前方要塞軍事，人心才稍稍安定。
郕王十分信賴于謙，升他為兵部尚書（國防部部長），領導北京的保衛戰。
王振是土木敗軍的禍首，群臣提出要追究責任，王振的黨羽馬順還倚仗王振的威風，當面叱責提出這主張的人，引起了公憤，給事中（官名，管稽察六部和各機關的工作）王竑抓住馬順便打，群臣也跟着打，把馬順打成肉泥，朝班大亂，連守衛的衛士也呼噪起來了。
郕王吓得發抖，站起來要走，于謙趕緊上前拉住，并教郕王宣布馬順有罪應該處死，這才扭轉了亂紛紛的局面。
退朝時，于謙穿的衣裳，袖子和下襟都裂開了。
吏部尚書（管選用罷免官員的部長）王直看到他，拉住手歎口氣說，國家隻靠着你！像今天的事，一百個王直也辦不了。
從此，郕王和朝廷大臣，京城百姓都倚靠于謙，認為他有擔當，可以支撐危局。
于謙也毅然決然把國家的事情擔當起來。
英宗被俘，他的兒子還是小孩子，當時形勢，沒有皇帝是不行的。
大臣們商量立郕王為皇帝，郕王再三推辭。
于謙說，我們是為國家着想，不是為了任何個人。
郕王才答應。
九月，郕王即位為皇帝，是為明景帝。
于謙建議景帝，瓦剌得勝，一定要長驅南下。
一要命令守邊諸将協力防守；二要分道招募民兵；三要制造兵器盔甲；四要派遣諸将分守九門，結營城外；五要遷城關居民入城，免遭敵軍殺掠；六要派軍隊自運通州存有的大量糧食作為軍饷，不要被敵人利用。
又保薦一些有能力的文官出任巡撫，軍官用為将帥。
景帝一一依從，并命令于謙提督各營軍馬，統率全軍。
也先帶着明英宗，率軍南下，每到一個城池，便說皇帝來了，要守将開門迎接，守将遵從于謙的指示，說我們已經有了皇帝了，拒不接受。
也先利用明英宗要挾明朝政府不成功，很喪氣。
明朝北部各個城池雖然因此保住了，明英宗卻也因此對于謙懷恨在心。
瓦剌大軍突破紫荊關，直入包圍北京。
都督石亨主張收兵入城，堅壁拒守。
于謙反對，認為怎麼可以向敵人示弱、使敵人越發輕視呢。
下令諸将統兵二十二萬分别在九門外拒守，親自率領石亨和副總兵範廣、武興列陣德勝門外，和也先決戰。
通告全軍，将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将，軍不顧将，先退者後隊斬前隊。
将士知道隻有決戰才有生路，都奮勇争先。
由于于謙保衛北京的主張是和北京人民的利益一緻的，獲得了廣大人民的支持。
也先原來認為北京不戰可下，一見明軍嚴陣以待，便洩氣了，派人提出要大臣出迎明英宗，要索金帛，和于謙等大臣出來商議等條款，都被拒絕，越發氣沮。
進攻德勝門，明軍火器齊發，也先弟中炮死。
轉攻西直門，又被擊退。
進攻彰義門，當地的老百姓配合守軍，爬上房頂呐喊，投擲磚石，又被擊退。
相持了五
這首詩是明朝民族英雄于謙寫的，經過千錘萬擊，不怕烈火焚燒，不怕粉骨碎身，要留下清白在人間，寫的是石灰，同時象征了于謙自己的一生。
于謙（1398&mdash1457），字廷益，浙江錢塘（今杭州）人。
小時候很聰明，性格堅強。
明成祖永樂十九年（1421）二十四歲時中了進士。
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做了禦史（監察官），明宣宗的叔父漢王高煦在山東造反，明宣宗親自帶兵讨伐，高煦投降，明宣宗叫于謙當面指斥高煦罪狀，于謙義正詞嚴，說得有聲有色，明宣宗很賞識他，認為是個了不起的人才。
接着于謙被派巡按江西，發現有幾百件冤枉的案件，都給平反了。
宣德五年（1430），明朝政府為了加強中央的權力，特派中央比較能幹的官員去治理重要的地方，五月間派況鐘、何文淵等九人為蘇州等府知府。
到九月又特派于謙、周忱等六人為侍郎（中央的副部長），巡撫各重要省區。
明宣宗親自寫了于謙的名字給吏部，破格升官為兵部右侍郎（國防部的副部長），巡撫河南、山西兩省，宰相也支持這主張。
明朝制度，除了南北兩直隸（以北京和南京為中心的中央直轄地區）以外，地方設有十三個布政使司，每個布政使司（通稱為省）設有布政使管民政賦稅，按察使管刑名司法，此外還有都指揮使管軍政，号稱三司，是地方上三個最高長官，職權不同，彼此都不能互相管轄。
布政使是從二品官，按察使是正三品官，都指揮使是正二品官，兵部右侍郎雖隻是正三品官，卻因為是中央官，又是皇帝特派的，奉有敕書（皇帝的手令）可以便宜行事，是中央派駐地方的最高官員，職權就在三司之上了。
于謙做河南山西巡撫，前後一共十九年（1430&mdash1448），除周忱連任江南巡撫二十一年以外，他是當時巡撫當中任期最長的一個。
于謙極重視調查研究工作，一上任便騎馬到處視察，所到地方都延請當地有年紀的人談話，了解地方情況，政治上的得失利弊，老百姓的負擔、痛苦，該辦的和不該辦的事，一發現問題，立刻提出具體意見，寫報告給皇帝。
遇有水災、旱災也及時上報，進行救濟。
他對地方的情況很清楚，政治上的措施也很及時，因此，得到人民的歌頌和支持。
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他向皇帝報告，為了解決缺糧戶的暫時困難，當時河南、山西倉庫裡存有幾百萬石糧食，建議在每年三月間，由州縣官調查，報告缺糧戶數的所需糧食數量，依數支借，到秋收時歸還，不取利息。
對老病和窮極不能歸還的特許免還。
還規定所有州縣都要存有預備糧，凡是預備得不夠數的，即使任期滿了也不許離任，作為前一措施的物質保證，這一款由監察官按時查考。
皇帝批準了這一建議。
這樣一來，廣大的缺糧戶，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就可以免除地主的高利貸剝削了，他為窮困的農民辦了好事。
黃河經過河南，常常鬧決口，造成水災。
于謙注意水利，在農閑時動用民力，加厚堤身，還按裡數設亭，亭設亭長，負責及時督促修繕。
在境内交通要道，都要種樹、鑿井，十幾年間，榆樹、柳樹都長成了，一條條的綠化帶，無數的水井，使行道的人都覺得陰涼，沿途都有水喝。
大同是邊上要塞，巡按山西的官員很少到那裡去，于謙建議專設禦史監察。
邊地許多将領私自役使軍人，為他們私墾田地，國家的屯田日益減少，邊将私人的墾田卻日益增加，影響到國家的收入和邊防的力量，于謙下令沒收邊将的私田為國家屯田，供給邊軍開支。
于謙做了九年巡撫，政治清明，威信很高，強盜、小偷都四散逃避，老百姓過上了比較安定的生活。
由于他政治上的成就，明朝政府升他為兵部左侍郎，支二品俸祿，仍舊做巡撫的官。
在這九年中，于謙的建議到了北京，早上到，晚上就批準，是有其政治背景的。
原來這時的皇帝是年輕人，明英宗當皇帝時才十歲，太皇太後和皇太後（皇帝的祖母和母親）很敬重元老重臣三楊：楊士奇、楊溥、楊榮，這三個老宰相都是從明成祖時就當權的，比較正直，有經驗，也有魄力，國家大事都由他們作主張。
他們同意于謙做巡撫，對于謙很信任，于謙有了朝廷上三楊的支持，才能在地方辦一些好事。
到了正統後期，正統五年（1440）楊榮死，七年楊士奇死、太皇太後死，十一年楊溥死，三楊死後，朝廷上不但沒有支持于謙的力量，反對于謙的政治力量反而日益增加了，于謙的政治地位動搖了。
反對于謙的政治力量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宦官，二是權貴。
宦官王振是明英宗的親信，英宗做了皇帝，他也做了内廷的司禮監太監（皇帝私人秘書長）。
英宗年輕，什麼事都聽他的，隻是宮裡有老祖母管着，朝廷上有三楊當家，王振還不大敢放肆。
到了正統五年（1440）以後，太皇太後死了，楊榮也死了，楊士奇因為兒子犯法判死罪不管事，楊溥老病，新的宰相名位都較輕，王振便當起家來了，誰也管不住了，英宗叫他作先生，公侯勳貴叫他作翁父，專權納賄，無惡不作。
他恨于謙不肯逢迎，正統六年（1441）三月，趁于謙入朝的時候，借一個題目，把于謙關在牢裡，判處死刑。
關了三個月，找不出于謙的罪狀，隻好放了，降官為大理寺少卿。
另一種反對于謙的力量是權貴。
照例地方官入朝，是要送禮以緻納賄賂給朝廷權貴的。
于謙是清官，在山西、河南十九年，父母和兒子住在杭州，老婆留在北京，單身過着極清苦的生活。
每次入朝，不但不送禮、納賄，連普通的人事也不送，空手去，空手回，他有一首著名的詩，為河南人民所傳誦的： 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 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闾閻話短長。
他這樣做，老百姓雖然很喜歡，朝廷權貴卻恨死他了。
雖然如此，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卻非常想念于謙，到北京請願要求于謙回去的有一千來起。
河南的周王和山西的晉王（皇帝的家族）也說于謙确是好官，朝廷迫于民意，隻好讓于謙再回去做巡撫。
這時，山東、陝西鬧災荒，流民逃到河南的有二十幾萬人，于謙請準朝廷，發放河南、懷慶兩府的存糧救濟，又安排田地和耕牛、種子，讓流民安居樂業。
這十九年中，于謙的父母先後死了，照當時禮法，應該辭官在家守孝三年，父母兩喪合計六年。
朝廷特别命令他“起複”，不要守孝，回家辦了喪事便複職。
正統十三年（1448）于謙被召入京，回到兵部左侍郎任上。
第二年發生“土木之變”。
瓦剌是蒙古部族之一，可汗脫脫不花、太師也先、知院阿剌各擁重兵，以也先為最強，各自和明朝通好往來，也經常和明朝發生軍事沖突。
照規定，每次來的使臣不超過五十人，明朝政府按照人數給予各種物資，也先為了多得物資，逐年增加使臣到兩千多人，明朝政府要他減少人數，也先不肯。
瓦剌的使臣往來，有時還沿途殺掠。
到正統末年，也先西破哈密，東破兀良哈，威脅朝鮮，軍事力量日益強大。
明朝使臣到瓦剌的，也先提出各種無理要求，使臣怕事，一一答應，回來後又不敢報告，也先看到使臣所答應的事都沒有下落，認為明朝背信，極不高興。
正統十四年（1449）也先派使臣三千人到北京，還虛報名額，交換的馬匹也大多驽劣，禮部（管對外工作和朝廷禮儀的部）按實有人數計算，對提出要求的物資也隻給予五分之一，還減了馬價，也先大怒，決定發兵入侵。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大舉入侵，脫脫不花攻遼東，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區），也先親自領軍圍大同，參将吳浩戰死，羽書警報，不斷送到北京。
軍事情況緊急，王振決策，由明英宗親自率領軍隊阻擊，朝廷大臣以吏部尚書王直和兵部尚書邝埜、兵部左侍郎于謙為首堅決反對，王振不聽，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留守，帶領朝廷主要官員和五十萬大軍向大同出發。
邝埜随軍到前方，于謙留在北京管理部事。
王振的出兵是完全沒有計劃的。
他根本不會打仗，卻指揮着五十萬大軍。
大同守将西甯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石亨等和也先戰于陽和（今山西陽高），為王振的親信監軍太監郭敬所制，胡亂指揮，全軍覆沒，宋瑛、朱冕戰死，石亨、郭敬逃歸。
明英宗的大軍到了大同，連日風雨，軍中夜驚，人心悔懼，王振還要向北進軍，郭敬背地裡告訴他敵軍情況，才決定退兵。
路上又碰着大雨，王振原來打算取道紫荊關經過他的家鄉蔚州（今河北蔚縣），請明英宗到他家做客的，走了一程，又怕大軍過境，會糟蹋他家的莊稼，又下令取道宣府，這樣一折騰，鬧得軍士暈頭轉向。
到宣府時，也先大軍追上襲擊，恭順侯吳克忠拒戰敗死。
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绶帶四萬人迎戰，到鹞兒嶺，敵軍設下埋伏，又全軍覆沒。
好容易走到土木堡（今北京市官廳水庫附近），諸将商量進入懷來縣城據守，王振要保護行李辎重，便下令就地宿營。
這地方地形高，沒有蔭蔽，無險可守，掘地兩丈還不見水，也先大軍追到，把水源都占據了，軍士又饑又渴，擠成一堆。
第二天，也先看到明軍不動，便假裝撤退，王振不知是計，立刻下令移營，陣腳一動，瓦剌騎兵便四面沖鋒，明軍倉皇逃命，陣勢大亂，敵軍沖入，明軍崩潰，死傷達幾十萬人，明朝政府的高級官員五十多人都被敵軍所殺，王振也死在亂軍中。
明英宗被敵軍俘虜。
這次不光彩的戰役就叫“土木之變”。
土木敗報傳到北京，北京震動。
這時明軍的精銳都已在土木覆沒了，北京空虛，形勢極為危急。
翰林院侍講（為皇帝講書的官）徐珵是蘇州人，在土木之變前，看到局面不好，就打發妻子老小回蘇州去了。
敗報傳到後，郕王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對策，徐珵大聲說，從天文看，從曆數看，天命已去了。
隻有南遷，才能免禍。
這個主意是亡國的主意，當時要照他的意見辦，明朝政府從北京撤退到南方，瓦剌進占北京，黃河以北便會全部淪陷，造成曆史上南北朝和金宋對立的局面。
于謙堅決反對說，北京是全國根本，一動便大勢去了，宋朝南渡的覆轍，豈可重蹈。
并且說主張南遷的人應該殺頭。
大臣胡濙、陳循和太監金英都贊成于謙的主張，郕王也下了堅守的決心，徐珵不敢再說話了，從此恨死了于謙。
明朝政府雖然決定堅守，但是北京剩下的老弱殘兵不滿十萬人，上上下下都膽戰心驚，怕守不住。
于謙建議征調各地軍隊到京守衛，分别部署前方要塞軍事，人心才稍稍安定。
郕王十分信賴于謙，升他為兵部尚書（國防部部長），領導北京的保衛戰。
王振是土木敗軍的禍首，群臣提出要追究責任，王振的黨羽馬順還倚仗王振的威風，當面叱責提出這主張的人，引起了公憤，給事中（官名，管稽察六部和各機關的工作）王竑抓住馬順便打，群臣也跟着打，把馬順打成肉泥，朝班大亂，連守衛的衛士也呼噪起來了。
郕王吓得發抖，站起來要走，于謙趕緊上前拉住，并教郕王宣布馬順有罪應該處死，這才扭轉了亂紛紛的局面。
退朝時，于謙穿的衣裳，袖子和下襟都裂開了。
吏部尚書（管選用罷免官員的部長）王直看到他，拉住手歎口氣說，國家隻靠着你！像今天的事，一百個王直也辦不了。
從此，郕王和朝廷大臣，京城百姓都倚靠于謙，認為他有擔當，可以支撐危局。
于謙也毅然決然把國家的事情擔當起來。
英宗被俘，他的兒子還是小孩子，當時形勢，沒有皇帝是不行的。
大臣們商量立郕王為皇帝，郕王再三推辭。
于謙說，我們是為國家着想，不是為了任何個人。
郕王才答應。
九月，郕王即位為皇帝，是為明景帝。
于謙建議景帝，瓦剌得勝，一定要長驅南下。
一要命令守邊諸将協力防守；二要分道招募民兵；三要制造兵器盔甲；四要派遣諸将分守九門，結營城外；五要遷城關居民入城，免遭敵軍殺掠；六要派軍隊自運通州存有的大量糧食作為軍饷，不要被敵人利用。
又保薦一些有能力的文官出任巡撫，軍官用為将帥。
景帝一一依從，并命令于謙提督各營軍馬，統率全軍。
也先帶着明英宗，率軍南下，每到一個城池，便說皇帝來了，要守将開門迎接，守将遵從于謙的指示，說我們已經有了皇帝了，拒不接受。
也先利用明英宗要挾明朝政府不成功，很喪氣。
明朝北部各個城池雖然因此保住了，明英宗卻也因此對于謙懷恨在心。
瓦剌大軍突破紫荊關，直入包圍北京。
都督石亨主張收兵入城，堅壁拒守。
于謙反對，認為怎麼可以向敵人示弱、使敵人越發輕視呢。
下令諸将統兵二十二萬分别在九門外拒守，親自率領石亨和副總兵範廣、武興列陣德勝門外，和也先決戰。
通告全軍，将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将，軍不顧将，先退者後隊斬前隊。
将士知道隻有決戰才有生路，都奮勇争先。
由于于謙保衛北京的主張是和北京人民的利益一緻的，獲得了廣大人民的支持。
也先原來認為北京不戰可下，一見明軍嚴陣以待，便洩氣了，派人提出要大臣出迎明英宗，要索金帛，和于謙等大臣出來商議等條款，都被拒絕，越發氣沮。
進攻德勝門，明軍火器齊發，也先弟中炮死。
轉攻西直門，又被擊退。
進攻彰義門，當地的老百姓配合守軍，爬上房頂呐喊，投擲磚石，又被擊退。
相持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