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隐憂暗藏：衛所制度的建立與崩潰
關燈
小
中
大
明代的軍兵
一、軍與兵
明初創衛所制度，劃出一部分人為軍，分配在各衛所，專負保衛邊疆和鎮壓地方的責任。
軍和民完全分開。
中葉以後，衛軍廢弛，又募民為兵，軍和兵成為平行的兩種制度。
軍是一種特殊的制度，自有軍籍。
在明代戶口中，軍籍和民籍、匠籍平行，軍籍屬于都督府；民籍屬于戶部，匠籍屬于工部。
軍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轄，在身份、法律和經濟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
軍和民是截然地分開的。
兵恰好相反，任何人都可應募，在戶籍上也無特殊的區别。
軍是世襲的、家族的、固定的，一經為軍，他的一家系便永遠世代充軍，住在被指定的衛所。
直系壯丁死亡或老病，便須由次丁或餘丁替補。
如在衛所的一家系已全部死亡，還須到原籍勾族人頂充。
兵則隻是本身自願充當，和家族及子孫無關，也無固定的駐地，投充和退伍都無法律的強制。
軍是國家經制的、永久的組織，有一定的額數、一定的戍地。
兵則是臨時招募的，非經制的，無一定的額數，也不永遠屯駐在同一地點。
在明代初期，軍費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軍饷的大部分由軍的屯田收入支給。
在國家财政的收支上，軍費的補助數量不大。
雖然全國的額設衛軍總數達到二百七十餘萬人的龐大數字(1)，國家财政收支還能保持平衡。
遇有邊方屯田的收入不敷支給時，由政府制定“開中”的辦法，讓商人到邊塞去開墾，用墾出的谷物來換政府所專利的鹽引，取得買鹽和賣鹽的權利。
商人和邊軍雙方都得到好處。
兵是因特殊情勢，臨時招募的。
招募時的費用和入伍後的月饷都是額外的支出。
這種費用原來沒有列在國家預算上，隻好臨時設法，或加賦，或加稅，或捐納，大部由農民負擔。
因之兵的額數愈多，農民的負擔便愈重。
兵費重到超過農民的負擔能力時，政府的勒索和官吏的剝削引起農民的武裝反抗。
政府要鎮壓農民，又隻好增兵，這一筆費用還是出在農民身上。
衛所軍經過長期的廢弛而日趨崩潰，軍屯和商屯的制度也日漸破壞，漸漸地不能自給，需要由國家财政開支。
愈到後來，各方面的情形愈加變壞，需要國家的财政供給也愈多。
這費用也同樣地需由農民負擔。
同時因為軍力的損耗，國防脆弱，更容易引起外來的侵略。
衛軍不能作戰，需要募兵的數量愈多。
這兩層新負擔，年複一年地遞加，國家全部的收入不夠軍兵費的一半，隻好竭澤而漁，任意地、無止境地增加農民的負擔，終于引起曆史上空前的農民暴動。
政府正在用全力去鎮壓，新興的建州卻又乘機而入，在内外交逼的情勢下，颠覆了明室的統治權。
除中央的軍和兵以外，在地方的有民兵，民壯（弓兵、機兵、快手），義勇種種地方警備兵。
在邊地的有土兵（土軍）、鞑軍（蒙古降卒）。
在内地的有苗兵、狼兵（廣西土司兵）、土兵等土司兵。
将帥私人又有家丁、家兵、親兵。
各地職業團體又有由礦工所組織的礦兵，鹽丁所組織的鹽兵，僧徒所組織的少林兵、伏牛兵、五台兵。
也有以特别技藝成兵的，如河南之毛葫蘆兵、習短兵，長于走山；山東有長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陉有螞螂手，善運石，遠可及百步；福建閩漳泉之镖牌兵；等等。
(2) 從養軍三百萬基本上自給的衛兵制，到軍兵費完全由農民負擔，國庫支出；從有定額的衛軍，到無定額的募兵；從世襲的衛軍，到雇傭的募兵，這是明代曆史上一件大事。
次之，軍因曆史的、地理的、經濟的關系，集中地隸屬于國家。
在戰時，才由政府派出統率總兵，調各衛軍出征。
一到戰事終了，統帥立刻被召回，所屬軍也各歸原衛。
軍權不屬于私人，将帥也無直屬的部隊。
兵則由将帥私人所招募、訓練，和國家的關系是間接的。
兵費不在政府的歲出預算中，往往須由長官向政府力争，始能得到。
同時，兵是一種職業，在中央權重的時候，将帥雖有私兵，如嘉靖時戚繼光之戚家軍，俞大猷之俞家軍，都還不能不聽命于中央。
到明朝末年，民窮财盡，内外交逼，在非常危逼的局面下，需要增加龐大的兵力，将帥到處募兵，兵饷都由将帥自行籌措，發生分地分饷的弊端，兵皆私兵，将皆藩鎮，兵就成為擴充将帥個人權力和地位的工具了。
二、衛所制度 明太祖即皇帝位後，劉基奏立軍衛法。
（《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明史》卷八九《兵志序》說：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衛所。
外統之都司，内統于五軍都督府。
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
征伐則命将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
既旋則将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
這制度的特點是平時把軍力分駐在各地方，戰時才命将出師，将不專軍，軍不私将，軍力全屬于國家。
衛所的組織，《兵志》二《衛所門》記：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
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
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
衛有指揮使，所有千戶百戶。
總旗轄五十人，小旗轄十人。
各衛又分統于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司有都指揮使，為地方最高軍政長官，和治民事的布政使司，治刑事的按察使司，并稱三司，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十七（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廣、廣東、廣西、遼東、河南、貴州、雲南、北平三護衛、山西三護衛）；行都司三（北平、江西、福建）；留守司一（中都）；内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
成祖以後，多所增改，都司增為二十一（浙江、遼東、山東、陝西、四川、廣西、雲南、貴州、河南、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大甯、萬全、山西、四川行都司、陝西行都司、湖廣行都司、福建行都司、山西行都司）；留守司二（中都、興都）；内外衛增至四百九十三；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三百五十九。
(3) 全國衛軍都屬于中央的大都督府。
大都督府掌軍籍，是全國的最高軍事機關。
洪武十三年（1380）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分領在京各衛所及在外各都司衛所。
其組織如下： 每府設左右都督各一，掌治府事。
成祖以後，又改組如下： 各地都司分隸于各都督府，其組織如下： 和都督府相配合的機關是兵部，長官為兵部尚書，“掌天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之政令”，其下設四清吏司，各設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 都督府是統軍機關，各省各鎮鎮守總兵官副總兵都以三等(4)真署都督及公侯伯充任。
有大征讨，則由政府指派挂諸号将軍(5)或大将軍前将軍副将軍印總兵出，事定繳印回任。
明初開國時，武臣最重(6)，英國公張輔兄信，至以侍郎換授指揮同知。
武臣出兵，多用文臣參贊，如永樂六年（1408）黔國公沐晟讨交趾簡定，以尚書劉俊參軍事。
宣德元年（1426）成山侯王通讨交趾黎利，以尚書陳洽參贊軍務。
正統以後，文臣的地位漸高，出征時由文臣任總督或提督軍務，經畫一切，武臣隻負領軍作戰的任務。
如正統六年（1441）麓川之役，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以兵部尚書王骥總督軍務，正統十四年（1449）讨福建鄧茂七，甯陽侯陳懋為總兵官，以刑部尚書金濂提督軍務。
成化元年（1465）讨大藤峽傜，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将軍，以左佥都禦史韓雍贊理軍務。
同年出兵鎮壓荊、襄農民暴動，撫甯伯朱永充靖虜将軍，以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
三年（1467）讨建州，武靖伯趙輔充總兵官，以左都禦史李秉提督軍務。
從此文臣統帥，武臣領兵，便成定制。
在政府的用意是以文臣制武臣，防其跋扈。
結果是武臣的地位越來越低。
正德以後幸臣戚裡多用恩幸得武職，愈為世所輕。
在内有部、科，在外有監軍、總督、巡撫，重重彈壓，五軍都督府職權日輕，将弁大帥如走卒，總兵官到兵部領敕，必須長跪，“間為長揖，即謂非體”。
到了末年，衛所軍士，雖一諸生，都可任意役使了。
各省都指揮使是地方的最高軍政長官，統轄省内各衛所軍丁，威權最重。
在對外或對内的戰事中，政府照例派都督府官或公侯伯出為總兵官，事後還任。
明初外患最頻的是北邊的蒙古，派出邊地防禦的總兵官漸漸地變成固定，冠以鎮守的名義，接着在内地軍事要害地區也派總兵官鎮守，獨任一方的軍務。
又于其下設分守，鎮守一路；設守備，鎮守一城或一堡。
至和主将同城的則稱為協守。
總兵之下有副總兵、參将、遊擊将軍、守備、把總等名号。
總兵是由中央派出的，官爵較高，職權較專，都指揮使是地方長官，漸漸地就成為總兵官的下屬了。
後來居上，于是臨時派遣的總兵官駐守在固定的地點，就代替了都指揮使原來的地位了。
總兵官變成鎮守地方的軍事統帥以後，在有戰事時，政府又派中央大員到地方巡撫，事畢複命，後來巡撫也成固定的官名，駐在各地方。
因為這官的職務是在撫安軍民，彈壓地方，所以以都禦史或副佥都禦史派充。
因為涉及軍務，所以又加提督軍務或贊理軍務，參贊軍務名義。
巡撫兼治一方的民事和軍務，不但原來的都、布、按三司成為巡撫的下屬，即總兵官也須聽其指揮。
景泰以後因軍事關系，在涉及數鎮或數省的用兵地區，添設總督軍務或總制、總理，派重臣大員出任。
有的兵事終了後即廢不設，有的卻就成為長設的官。
因為轄地涉及較廣，地位和職權也就在巡撫之上。
末年“流寇”和建州内外夾攻，情勢危急，政府又特派樞臣（兵部尚書）外出經略，後來又派閣臣（大學士）出來督師，權力又在總督之上。
這樣層層疊疊地加上統轄的上官，原來的都指揮使和總兵官自然而然地每況愈下，權力愈小，地位愈低了。
綜合上述的情形，從圖1中我們可以看出明代地方軍政長官地位的演變。
圖1 衛所軍丁的總數，在政府是軍事秘密，絕對不許人知道。
(7)甚至掌治軍政的兵部尚書，和專司糾察的給事禦史也不許預聞。
(8)我們現在就《明太祖實錄》卷二二三記載看，洪武二十五年（1392）的軍數如下。
在京武官&hellip&hellip2747員 在外武官&hellip&hellip13742員 軍士&hellip&hellip206280人 軍士&hellip&hellip992154人 馬&hellip&hellip4751匹 馬&hellip&hellip40329匹 總數超過一百二十萬。
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後的軍數，按衛所添設的數量估計，應該在一百八十萬以上。
明成祖以後的軍數，在二百八十萬左右。
(9)萬曆時代的軍數如表1所示(10)： 表1 各鎮軍馬額數 續表 原額：永樂初年以後。
現額：萬曆初年。
▲包括馬駝牛騾在内。
明初衛所軍士的來源，大概可分四類，《明史》卷九〇《兵志》二記： 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谪發。
從征者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
歸附則勝國及僭僞諸降卒。
谪發以罪遷隸為兵者。
其軍皆世籍。
從征和歸附兩項軍士都是建國前後的舊軍。
谪發一項則純以罪人充軍。
名為恩軍(11)，亦稱長生軍(12)。
如永樂初屠殺建文諸臣，一人得罪，蔓連九族外親姻連都充軍役。
(13)成化四年（1468）項忠平荊、襄農民暴動，俘獲三萬餘人，戶選一丁戍湖廣邊衛（《明史》卷一八七《項忠傳》）。
都是著例。
除以上三項外，第四類是垛集軍，是衛軍最大的來源。
《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說： 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為軍，衛所無缺伍，且有羨丁。
&hellip&hellip成祖即位，遣給事等官分閱天下軍，重定垛集軍更代法。
初三丁巳上垛正軍一，别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
至是令正軍貼戶更代，貼戶單丁者免，當軍家蠲其一丁徭。
平民一被佥發充軍，便世世子孫都入軍籍，不許變易。
民籍和軍籍的區分極為嚴格。
(14)民戶有一丁被垛為軍，政府優免他的原籍老家的一丁差徭，以為彌補。
軍士赴戍所時，宗族為其治裝，名為封樁錢。
(15)在衛軍士除本身為正軍外，其子弟稱為餘丁或軍餘，将校的子弟則稱為舍人。
宣德四年（1429）定例免在營餘丁一丁差役，令其供給軍士盤纏（《大明會典》卷一五五）。
邊軍似乎較受優待，如遼東舊制，每一軍佐以三餘丁。
(16)内地的餘丁亦稱幫丁，專供操守卒往來費用。
(17)日常生活則概由政府就屯糧支給，按月發米，稱為月糧。
其多少以地位高下分等差。
洪武時令在京在外各衛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鬥，小旗一石二鬥，軍一石。
守城者如數給，屯田者半之。
(18)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鬥，無家口者四鬥。
月鹽有家口者二斤，無者一斤（《明史》卷八二《食貨志》六《俸饷》）。
衣服則歲給冬衣棉布棉花夏衣夏布，在出征時則例給胖襖鞋褲（同上書卷一七七《王複傳》）。
三、京軍 明初定都南京，集全國衛軍精銳于京師。
有事以京軍為主力，抽調各地衛軍為輔。
又因蒙古人時圖恢複，侵犯北邊，命将于沿邊安置重兵防守，分封諸子出王邊境，大開屯田，且耕且守。
靖難役後，明成祖遷都北京，以首都置于國防前線，成為全國的軍事中心。
定制立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合稱為京軍。
五軍營的組織，太祖時設大都督府，節制中外諸軍，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四十八衛卒。
洪武四年（1371）士卒之數二十萬七千八百有奇。
洪武十三年（1380）分大都督府為前、後、中、左、右五軍都督府。
成祖北遷後，增為七十二衛。
永樂八年（1410）親征本雅失裡，分步騎軍為中軍，左、右掖，左、右哨，稱為五軍。
除在京衛所外，每年又分調中都、山東、河南、大甯各都司兵十六萬人，輪番到京師操練，稱為班軍。
三千營以邊外降丁三千人組成。
神機營專用火器，永樂時平交趾得到火器，立營肄習。
後來又得到都督譚廣進馬五千，置營名“五千”，掌操演火器。
三大營在平時，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巡哨，神機肄火器。
在皇帝親征時，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内騎外，騎外為神機，神機外為長圍，周二十裡，樵采其中。
皇帝侍衛親軍有錦衣衛和十二衛親軍。
禦馬監又有武骧，騰骧，左、右衛，稱四衛軍。
明初京軍總數在八十萬以上。
(19)永樂時征安南，用兵至八十萬（《明史》卷一五四《張輔傳》）。
正統中征麓川，用兵亦十五萬（同上書卷一七一《王骥傳》）。
永樂宣德二朝六次對蒙古用兵，都以京軍為主力。
到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喪沒幾盡。
《明史》卷一七〇《于謙傳》說： 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
所餘疲卒不及十萬。
人心恐慌，上下無固志。
事後一面補充，一面着手改革。
當時主持兵政的兵部尚書于謙以為三大營的缺點，是在分作三個獨立組織，各為教令。
臨時調發，軍士和将弁都不相習。
乘機改革，在諸營中選出精兵十萬，分作十營集中團練，名為團營。
其餘軍歸本營，稱為老家。
京軍之制為之一變。
到成化時又選出十四萬軍分十二營團練，稱為選鋒，餘軍仍稱老家，專任役作。
團營之法又稍變。
到正德時因“流寇”之亂，調邊軍入衛，設東西官廳練兵，于是邊軍成為選鋒，十二團營又成為老家了。
嘉靖時經過幾次嚴重的外患，幾次改革，又恢複三大營舊制，改三千為神樞營，募兵四萬充伍。
形式上雖然似乎還原，可是以募兵代世軍，實質上已大不相同了。
京軍内一部分由外衛番上京師者稱為班軍。
在名義上是集中訓練，鞏衛京師。
實際上卻被政府和權貴役作苦工，《明史》卷九〇《兵志》二說： 成化間海内燕安，外衛卒在京隻供營繕諸役，勢家私占複半之，卒多畏苦，往往愆期。
修建宮殿陵墓，浚理城池，一切大工程都以班軍充役，使供役軍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甯死不赴。
(20)甚至調發出征的也被扣留役使，《明史》卷一九九《鄭曉傳》記： 俺答圍大同右衛急。
&hellip&hellip曉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簡聽征京軍三萬五千人，乃令執役赴工，何以備戰守，乞歸之營伍。
結果使各地衛軍以番上為畏途。
有的私下納銀于所屬将弁，求免入京。
有事則招募充數，名為“折乾”。
嘉靖二十九年（1550）職方主事沈朝煥在點發班軍月饷時，發現有大部分是雇乞丐代替的。
後來索性專以班軍做工，也不營操了。
班軍不做工和不在工作期間的便改行做商販工藝，按時給他們所屬的班将一點錢。
到末年邊事日急，又把班軍調到邊方，做築垣負米的勞役。
從班軍一變而為班工，從應役番上到折乾雇募，雖然名義上還仍舊貫，可是實質上已經變質了。
在京衛軍的情形，也和班軍一樣地困于役作。
成化時以太監汪直總督團營，此後京軍便專掌于内臣。
其他管軍将弁也照例由勳戚充任。
在這一群貪婪的太監和纨绔的将弁統率之下，發生了種種弊端：第一是占役，軍士名雖在籍，實際上卻被權貴大官所隐占，替私人做工服役，卻向政府領饷。
第二是虛冒，軍籍本來無名，卻被權貴大官硬把家人蒼頭假冒選鋒壯丁名色，月支厚饷。
有人領饷，卻無人應役（《明史》卷二六五《李邦華傳》）。
第三是軍吏的舞弊，軍士在交替時，軍吏需索重賄，貧軍不能應付，雖然老羸，也隻好勉強幹下去。
精壯子弟反而不得收練。
以此軍多老弱。
第四是富軍的賄免，有錢的怕營操征調，往往賄托将弁，把他擱在老家數中。
貧軍雖極疲老，也隻能勉強挨命。
積此四弊，再加上在營軍士的終年勞作，沒有受訓練的機會，名雖軍士，實則工徒。
結果自然營伍日虧，軍力衰耗，走上崩潰的途徑（同上書卷八九《兵志》一）。
成化末年京軍缺伍至七萬五千有奇。
到武宗即位時，十二團營銳卒僅六萬五百餘人，稍弱者二萬五千。
武宗末年給事中王良佐奉敕選軍，按軍籍應當有三十八萬餘人，較明初時已經隻剩十分之五，實存者不及十四萬，較原額缺伍至六分之五，較現額也缺伍到五分之三強。
可是中選者又隻二萬餘人。
世宗立，額兵隻有十萬七千餘人，實存者僅半。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圍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核營伍不及五六萬人，驅出都門，皆流涕不敢前。
吏部侍郎王邦瑞攝兵部，疏言： 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将，常不乏人。
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浸不如初，然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
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
支糧則有，調遣則無。
比敵騎深入，戰守倶稱無軍。
即見在軍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
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将領。
蓋提督坐營号頭把總諸官，多世冑纨绔，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饷，臨操則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到崇祯末年簡直無軍可用。
《明史》卷二六六《王章傳》記： 十七年（1644）王章巡視京營，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
喜曰：“兵至十萬，猶可為也。
”及閱視，半死者，餘冒伍，憊甚，聞炮聲掩耳，馬未馳而堕，而司農缺饷，半歲未發。
即勉強調發出征，也是雇充遊民，名為京軍，實則招募。
如崇祯十四年（1641）兵部侍郎吳甡所言： 京營承平日久，發兵剿賊，辄沿途雇充。
将領利月饷，遊民利剽敚，歸營則本軍複充伍。
（同上書卷二五二《吳甡傳》） 積弊之極，京軍僅存空名。
可是，相反地，軍官與日俱增，越來越多。
洪武二十五年（1392）京軍軍官的總數是二千七百四十七員，六十幾年後，到景泰七年（1456）突增三萬餘員，較原額加了十一倍。
(21)再過十幾年，到成化五年（1469）又增加到八萬餘員，較原額增加了三十倍（同上書卷二十《劉體乾傳》）。
正德時嬖佞以傳奉得官，瑣濫最甚。
世宗即位，裁汰錦衣諸衛内監局旗校工役至十四萬八千七百人。
歲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同上書卷一九〇《楊廷和傳》）。
不久又汰去京衛及親軍冗員三千二百人（同上書卷一九六《夏言傳》）。
雖然經過這兩次大刀闊斧地裁汰，可是不久又繼續增加：“邊功升授，勳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蔭，加以廠衛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月益，不可勝數”（同上書卷二十《劉體乾傳》）。
到萬曆時，神宗倦于政事，大小臣僚多缺而不補，可是武職仍達八萬二千餘員。
到天啟時魏忠賢亂政，武職之濫，打破了曆朝的紀錄，連當時人也說：“不知又增幾倍？”(22)軍日減而官日增，軍減而糧仍舊額，國家負擔并不減輕，官增則冗費愈多，國庫愈匮。
并且養的是不能戰的軍，添的也是不能戰的官。
到崇祯末年，内外交逼，雖想整頓，也來不及了。
從京軍軍伍的減削情形看，明初到正統可說是京軍的全盛時期。
土木之變後，經過于謙一番整頓，軍力稍強，可是額數已大減于舊，可說是京軍的衰落時期。
從成化到明末，則如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是京軍的崩潰時期。
在全盛時期，明成祖和宣宗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京軍是全軍中最精銳的一部分。
在衰落時期，軍數雖少，還能打仗。
到成化以後，京軍雖仍四出征讨，卻已沒有作戰能力了。
《明史》卷一八〇《曹璘傳》說： 弘治元年（1488）言：諸邊有警，辄命京軍北征。
此輩驕惰久，不足用。
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
《劉健傳》也說： 弘治十七年（1504）夏，小王子謀犯大同。
健言京軍怯不任戰，乞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
（《明史》卷一八一） 同時的倪嶽則說京軍之出，反使邊軍喪氣，他說： 京軍素号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
顧乃輕于出禦，用亵天威。
臨陣辄奔，反隳邊軍之功。
為敵人所侮。
（同上書卷一八三《倪嶽傳》） 這時離開國不過一百四十年，京軍已以冗怯著稱，政府中人異口同聲地以為不可用了。
四、衛軍的廢弛 京外衛所軍的廢弛情形也和京軍一樣。
明代軍士的生活，我們可用明太祖的話來說明，他說： 那小軍每一個月隻關得一擔兒倉米。
若是丈夫每不在家裡，他婦人家自去關呵，除了幾升做腳錢，那害人的倉官又斛面上打減了幾升。
待到家裡（音伐）過來呵，止有七八鬥兒米，他全家兒大大小小要飯吃，要衣裳穿，他那裡再得閑錢與人。
（《大诰》武臣科斂害軍第九） 正軍衣着雖由官庫支給，家屬的卻須自己制備。
一石米在人口多的家庭，連吃飯也還不夠，如何還能顧到衣服！《明史》卷一八五《黃绂傳》： 成化二十二年（1486）巡撫延綏，出見士卒妻衣不蔽體。
歎曰：健兒家貧至是，何面目臨其上。
亟預給三月饷，親為撫循。
黃绂所見的是衛軍的普遍情形，延綏士卒的遭遇卻是一個難得的例外。
甚至病無藥醫，死無棺斂，《明史》卷一六〇《張鵬傳》： 鵬景泰二年（1451）進士。
&hellip&hellip出按大同宣府，奏兩鎮軍士敝衣菲食，病無藥，死無棺。
乞官給醫藥棺槥，設義冢，俾飨厲祭。
死者蒙恩，則生者勸。
帝立報可，且命諸邊概行之。
經過張鵬的提議，才由官給醫藥棺槥，卻仍隻限于諸邊，内地的不能享受這權利。
衛軍生活如此，再加以上官的剝削和虐待，假如有辦法，他們是會不顧一切，秘密逃亡的。
除從征和歸附的軍士以外，谪發和垛集軍是強逼從軍的。
他們被威令所逼，離開所習慣的土地和家族，到一個遼遠的陌生的環境中去，替統治階級服務。
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子子孫孫永遠繼承這同一的命運和生活。
大部分的軍士發生逃亡的現象，特别是谪發的逃亡最多。
萬曆時章潢說： 國初衛軍籍充垛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餘衛，數千裡之遠者。
近來東南充軍亦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
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
逃亡故絕，莫不由斯。
道裡既遠，勾解遂難。
（章潢《圖書編》卷一一七） 據正德時王瓊的觀察，逃亡者的比例竟占十之八九。
他以為初期經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恒産，樂于從軍。
同時法令嚴密，衛軍不敢逃亡。
後來政府不能約束官吏，衛軍苦于被虐待、剝削和迫于鄉土之思，遂逃亡相繼（王瓊《清軍議》）。
衛所的腐敗情形，試舉數例： 宣德九年（1434）二月壬申，行在兵部右侍郎王骥言：中外都司衛所官，唯知肥己，征差則賣富差貧，征辦則以一科十，或占納月錢，或私役買賣，或以科需扣其月糧，或指操備減其布絮。
衣食既窘，遂緻逃亡。
（《明宣宗實錄》卷一〇八） 弘治時劉大夏《條列軍伍利弊疏》也說： 在衛官軍苦于出錢，其事不止一端：如包辦秋青草價；給與勇士養馬；比較逃亡軍匠；責令包工雇役；或幫貼錦衣衛夷人馬匹；或加貼司苑局種菜軍人；内外宮人造墳，皆用夫價；接應公差車輛，俱費租錢，其他使用，尚不止此。
又管營内外官員，率于軍伴額數之外，摘發在營操軍役使，上下相襲，視為當然。
又江南軍士漕運，有修船盤削之費，有監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難以枚舉。
以緻逃亡日多，則撥及全戶，使富者貧，貧者終至于絕。
江南官軍每遇營操，雖給行糧，而往返之費，皆自營辦。
況至京即撥做工雇車運料，而雜撥納辦，有難以盡言者。
（《劉忠宣公集》卷一） 衛軍一方面被衛官私家役使(23)，甚至被逼為朝中權要種田(24)。
月糧既被克扣(25)，又須交納月錢，供上官揮霍。
(26)隆慶三年（1569）蕭廪出核陝西四鎮兵食，發現被隐占的卒伍至數萬人（《明史》卷二二七《蕭廪傳》）。
軍士無法生活，一部分改業為工人商販，以所得繳納上官。
景帝即位時，劉定之上言十事，論當時情形： 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
兵受粟于倉，受布于庫，以衛國也。
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納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為商，執技為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
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奸宄。
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也。
（《明史》卷一七六） 大部分不能忍受的，相率逃亡，有的秘密逃回原籍，如正統時李純所言： 三年（1438）十月辛未，巡按山東監察禦史李純言：遼東軍士往往攜家屬潛從登州府運船，越海道逃還原籍。
而守把官軍，受私故縱。
（《明英宗實錄》卷四七） 有的公開請假離伍： 正統十一年（1446）五月己卯，福建汀州府知府陸征言：天下衛所軍往往假稱欲往原籍取讨衣鞋，分析家赀，置備軍裝。
其官旗人等貪圖賄賂，從而給與文引遣之。
及至本鄉，私通官吏鄉裡，推稱老病不行，轉将戶丁解補。
到役未久，托故又去。
以緻軍伍連年空缺。
（《明英宗實錄》卷一四一） 其因罪谪戍的，則預先布置，改換籍貫，到衛即逃，無從勾捕： 宣德八年（1433）十二月庚午，巡按山東監察禦史張聰言：遼東軍士多以罪谪戍，往往有亡匿者。
皆因編發之初，奸頑之徒，改易籍貫，至衛即逃。
比及勾追，有司謂無其人，軍伍遂缺。
（《明宣宗實錄》卷一百七） 沈德符記隆萬時戍軍之亡匿情形，直如兒戲。
他說： 吳江一叟号丁大伯者，家溫而喜談飲，久往來予家。
一曰忽至邸舍，問之，則解軍來。
其人乃捕役妄指平民為盜，發遣遼東三萬衛充軍，亦随在門外。
先人語之曰：慎勿再來，倘此犯逸去，奈何！丁不顧，令之入叩頭，自言姓王，受丁恩不逸也。
去甫一月，則王姓者獨至邸求見。
先人駭問之，雲已訖事，丁大伯亦旦夕至矣。
先人細诘其故，第笑而不言。
又匝月而丁來，則批回在手。
其人到伍，先從間道逸歸，不由山海關，故反早還。
因與丁做伴南旋。
近聞中途亦有逃者，則長解自充軍犯，雇一二男女，一為軍妻，一為解人，投批到衛收管，領批報命時竟還桑梓。
彼處戍長，以入伍脫逃，罪當及己，不敢聲言。
且利其遺下口糧，潛入囊橐。
而荷戈之人，優遊闾裡，更無誰何之者。
（《野獲編補遺》） 衛所官旗對于衛軍之逃亡缺額，非但毫不過問，并且引為利源。
因為一方面他們可以幹沒逃亡者的月糧，另一方面可以向逃亡者需索賄賂。
永樂十二年（1414）明成祖曾申說此弊： 十月辛巳上谕行在兵部臣曰：今天下軍伍不整肅，多因官吏受赇，有縱壯丁而以罷弱充數者；有累歲缺伍不追補者；有僞作戶絕及以幼小紀錄者；有假公為名而私役于家者。
遇有調遣，十無三四。
又多是幼弱老疾，騎士或不能引弓，步卒或不能荷戈，緩急何以濟事！（《明成祖實錄》卷一五七） 五年後監察禦史鄧真上疏說軍衛之弊，也說： 内外各衛所軍士，皆有定數，如伍有缺，即當勾補。
今各衛所官吏唯耽酒色貨賄，軍伍任其空虛。
及至差人勾補，縱容賣放，百無一二到衛，或全無者；又有在外娶妻生子不回者。
官吏徇私蒙蔽，不行舉發。
又有勾解到衛而官吏受贓放免；及以差使為由，縱其在外，不令服役。
此軍衛之弊也。
（《明成祖實錄》卷二一九） 在這情形下，《明史·兵志》記從吳元年（1367）十月到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三年中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餘。
到正統三年（1438）離開國才七十年，這數目就突增到一百二十萬有奇，占全國軍伍總數二分之一弱。
(27)據同年巡按山東監察禦史李純的報告，他所視察的某一百戶所，照理應有旗軍一百十二人，可是逃亡所剩的結果，隻留一人（《明英宗實錄》卷四七）。
邊防和海防情況：遼東的兵備在正德時已非常廢弛，開原尤甚，士馬才十二，牆堡墩台圮殆盡，将士依城塹自守，城外數百裡，悉為諸部射獵地（《明史》卷一九九《李承勳傳》）。
薊鎮兵額到嘉靖時也十去其五，唐順之《覆勘薊鎮邊務首疏》： 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牆子嶺馬蘭谷，又東過灤河，至于太平寨燕河營，盡石門寨而止，凡為區者七。
查得原額兵共七萬六百零四名，見在四萬六千零三十七名。
逃亡二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名。
又從黃花鎮起，西至于居庸關，盡鎮邊城而止，凡為區者三，查得原額兵共二萬三千二十五名，逃亡一萬零一百九十五名。
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共九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名，見在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名。
薊兵稱雄，由來久矣。
比臣等至鎮，則見其人物瑣軟，筋骨綿緩，靡靡然有暮氣之惰，而無朝氣之銳。
就而閱之，力士健馬，什才二三，鈍戈弱弓，往往而是。
其于方圓牝牡九陣分合之變，既所不講，劍盾槍箭五兵之長，亦不能習。
老羸未汰，紀律又疏，守尚不及，戰則豈堪。
（《荊川外集》卷二） 沿海海防，經積弛後，尤不可問。
《明史》卷二〇五《朱纨傳》記嘉靖二十六年（1547）時閩浙情形說： 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
&hellip&hellip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藉盡耗。
海道副使譚綸述浙中沿海衛所積弊： 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于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
然浙中如甯、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内，并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為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
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
至于補伍食糧，則反為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
至于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
（胡宗憲《籌海圖編》卷一一《經略一·實
軍和民完全分開。
中葉以後，衛軍廢弛，又募民為兵，軍和兵成為平行的兩種制度。
軍是一種特殊的制度，自有軍籍。
在明代戶口中，軍籍和民籍、匠籍平行，軍籍屬于都督府；民籍屬于戶部，匠籍屬于工部。
軍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轄，在身份、法律和經濟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
軍和民是截然地分開的。
兵恰好相反，任何人都可應募，在戶籍上也無特殊的區别。
軍是世襲的、家族的、固定的，一經為軍，他的一家系便永遠世代充軍，住在被指定的衛所。
直系壯丁死亡或老病，便須由次丁或餘丁替補。
如在衛所的一家系已全部死亡，還須到原籍勾族人頂充。
兵則隻是本身自願充當，和家族及子孫無關，也無固定的駐地，投充和退伍都無法律的強制。
軍是國家經制的、永久的組織，有一定的額數、一定的戍地。
兵則是臨時招募的，非經制的，無一定的額數，也不永遠屯駐在同一地點。
在明代初期，軍費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軍饷的大部分由軍的屯田收入支給。
在國家财政的收支上，軍費的補助數量不大。
雖然全國的額設衛軍總數達到二百七十餘萬人的龐大數字(1)，國家财政收支還能保持平衡。
遇有邊方屯田的收入不敷支給時，由政府制定“開中”的辦法，讓商人到邊塞去開墾，用墾出的谷物來換政府所專利的鹽引，取得買鹽和賣鹽的權利。
商人和邊軍雙方都得到好處。
兵是因特殊情勢，臨時招募的。
招募時的費用和入伍後的月饷都是額外的支出。
這種費用原來沒有列在國家預算上，隻好臨時設法，或加賦，或加稅，或捐納，大部由農民負擔。
因之兵的額數愈多，農民的負擔便愈重。
兵費重到超過農民的負擔能力時，政府的勒索和官吏的剝削引起農民的武裝反抗。
政府要鎮壓農民，又隻好增兵，這一筆費用還是出在農民身上。
衛所軍經過長期的廢弛而日趨崩潰，軍屯和商屯的制度也日漸破壞，漸漸地不能自給，需要由國家财政開支。
愈到後來，各方面的情形愈加變壞，需要國家的财政供給也愈多。
這費用也同樣地需由農民負擔。
同時因為軍力的損耗，國防脆弱，更容易引起外來的侵略。
衛軍不能作戰，需要募兵的數量愈多。
這兩層新負擔，年複一年地遞加，國家全部的收入不夠軍兵費的一半，隻好竭澤而漁，任意地、無止境地增加農民的負擔，終于引起曆史上空前的農民暴動。
政府正在用全力去鎮壓，新興的建州卻又乘機而入，在内外交逼的情勢下，颠覆了明室的統治權。
除中央的軍和兵以外，在地方的有民兵，民壯（弓兵、機兵、快手），義勇種種地方警備兵。
在邊地的有土兵（土軍）、鞑軍（蒙古降卒）。
在内地的有苗兵、狼兵（廣西土司兵）、土兵等土司兵。
将帥私人又有家丁、家兵、親兵。
各地職業團體又有由礦工所組織的礦兵，鹽丁所組織的鹽兵，僧徒所組織的少林兵、伏牛兵、五台兵。
也有以特别技藝成兵的，如河南之毛葫蘆兵、習短兵，長于走山；山東有長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陉有螞螂手，善運石，遠可及百步；福建閩漳泉之镖牌兵；等等。
(2) 從養軍三百萬基本上自給的衛兵制，到軍兵費完全由農民負擔，國庫支出；從有定額的衛軍，到無定額的募兵；從世襲的衛軍，到雇傭的募兵，這是明代曆史上一件大事。
次之，軍因曆史的、地理的、經濟的關系，集中地隸屬于國家。
在戰時，才由政府派出統率總兵，調各衛軍出征。
一到戰事終了，統帥立刻被召回，所屬軍也各歸原衛。
軍權不屬于私人，将帥也無直屬的部隊。
兵則由将帥私人所招募、訓練，和國家的關系是間接的。
兵費不在政府的歲出預算中，往往須由長官向政府力争，始能得到。
同時，兵是一種職業，在中央權重的時候，将帥雖有私兵，如嘉靖時戚繼光之戚家軍，俞大猷之俞家軍，都還不能不聽命于中央。
到明朝末年，民窮财盡，内外交逼，在非常危逼的局面下，需要增加龐大的兵力，将帥到處募兵，兵饷都由将帥自行籌措，發生分地分饷的弊端，兵皆私兵，将皆藩鎮，兵就成為擴充将帥個人權力和地位的工具了。
二、衛所制度 明太祖即皇帝位後，劉基奏立軍衛法。
（《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明史》卷八九《兵志序》說：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衛所。
外統之都司，内統于五軍都督府。
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
征伐則命将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
既旋則将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
這制度的特點是平時把軍力分駐在各地方，戰時才命将出師，将不專軍，軍不私将，軍力全屬于國家。
衛所的組織，《兵志》二《衛所門》記：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
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
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
衛有指揮使，所有千戶百戶。
總旗轄五十人，小旗轄十人。
各衛又分統于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司有都指揮使，為地方最高軍政長官，和治民事的布政使司，治刑事的按察使司，并稱三司，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十七（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廣、廣東、廣西、遼東、河南、貴州、雲南、北平三護衛、山西三護衛）；行都司三（北平、江西、福建）；留守司一（中都）；内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
成祖以後，多所增改，都司增為二十一（浙江、遼東、山東、陝西、四川、廣西、雲南、貴州、河南、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大甯、萬全、山西、四川行都司、陝西行都司、湖廣行都司、福建行都司、山西行都司）；留守司二（中都、興都）；内外衛增至四百九十三；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三百五十九。
(3) 全國衛軍都屬于中央的大都督府。
大都督府掌軍籍，是全國的最高軍事機關。
洪武十三年（1380）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分領在京各衛所及在外各都司衛所。
其組織如下： 每府設左右都督各一，掌治府事。
成祖以後，又改組如下： 各地都司分隸于各都督府，其組織如下： 和都督府相配合的機關是兵部，長官為兵部尚書，“掌天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之政令”，其下設四清吏司，各設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 都督府是統軍機關，各省各鎮鎮守總兵官副總兵都以三等(4)真署都督及公侯伯充任。
有大征讨，則由政府指派挂諸号将軍(5)或大将軍前将軍副将軍印總兵出，事定繳印回任。
明初開國時，武臣最重(6)，英國公張輔兄信，至以侍郎換授指揮同知。
武臣出兵，多用文臣參贊，如永樂六年（1408）黔國公沐晟讨交趾簡定，以尚書劉俊參軍事。
宣德元年（1426）成山侯王通讨交趾黎利，以尚書陳洽參贊軍務。
正統以後，文臣的地位漸高，出征時由文臣任總督或提督軍務，經畫一切，武臣隻負領軍作戰的任務。
如正統六年（1441）麓川之役，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以兵部尚書王骥總督軍務，正統十四年（1449）讨福建鄧茂七，甯陽侯陳懋為總兵官，以刑部尚書金濂提督軍務。
成化元年（1465）讨大藤峽傜，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将軍，以左佥都禦史韓雍贊理軍務。
同年出兵鎮壓荊、襄農民暴動，撫甯伯朱永充靖虜将軍，以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
三年（1467）讨建州，武靖伯趙輔充總兵官，以左都禦史李秉提督軍務。
從此文臣統帥，武臣領兵，便成定制。
在政府的用意是以文臣制武臣，防其跋扈。
結果是武臣的地位越來越低。
正德以後幸臣戚裡多用恩幸得武職，愈為世所輕。
在内有部、科，在外有監軍、總督、巡撫，重重彈壓，五軍都督府職權日輕，将弁大帥如走卒，總兵官到兵部領敕，必須長跪，“間為長揖，即謂非體”。
到了末年，衛所軍士，雖一諸生，都可任意役使了。
各省都指揮使是地方的最高軍政長官，統轄省内各衛所軍丁，威權最重。
在對外或對内的戰事中，政府照例派都督府官或公侯伯出為總兵官，事後還任。
明初外患最頻的是北邊的蒙古，派出邊地防禦的總兵官漸漸地變成固定，冠以鎮守的名義，接着在内地軍事要害地區也派總兵官鎮守，獨任一方的軍務。
又于其下設分守，鎮守一路；設守備，鎮守一城或一堡。
至和主将同城的則稱為協守。
總兵之下有副總兵、參将、遊擊将軍、守備、把總等名号。
總兵是由中央派出的，官爵較高，職權較專，都指揮使是地方長官，漸漸地就成為總兵官的下屬了。
後來居上，于是臨時派遣的總兵官駐守在固定的地點，就代替了都指揮使原來的地位了。
總兵官變成鎮守地方的軍事統帥以後，在有戰事時，政府又派中央大員到地方巡撫，事畢複命，後來巡撫也成固定的官名，駐在各地方。
因為這官的職務是在撫安軍民，彈壓地方，所以以都禦史或副佥都禦史派充。
因為涉及軍務，所以又加提督軍務或贊理軍務，參贊軍務名義。
巡撫兼治一方的民事和軍務，不但原來的都、布、按三司成為巡撫的下屬，即總兵官也須聽其指揮。
景泰以後因軍事關系，在涉及數鎮或數省的用兵地區，添設總督軍務或總制、總理，派重臣大員出任。
有的兵事終了後即廢不設，有的卻就成為長設的官。
因為轄地涉及較廣，地位和職權也就在巡撫之上。
末年“流寇”和建州内外夾攻，情勢危急，政府又特派樞臣（兵部尚書）外出經略，後來又派閣臣（大學士）出來督師，權力又在總督之上。
這樣層層疊疊地加上統轄的上官，原來的都指揮使和總兵官自然而然地每況愈下，權力愈小，地位愈低了。
綜合上述的情形，從圖1中我們可以看出明代地方軍政長官地位的演變。
圖1 衛所軍丁的總數，在政府是軍事秘密，絕對不許人知道。
(7)甚至掌治軍政的兵部尚書，和專司糾察的給事禦史也不許預聞。
(8)我們現在就《明太祖實錄》卷二二三記載看，洪武二十五年（1392）的軍數如下。
在京武官&hellip&hellip2747員 在外武官&hellip&hellip13742員 軍士&hellip&hellip206280人 軍士&hellip&hellip992154人 馬&hellip&hellip4751匹 馬&hellip&hellip40329匹 總數超過一百二十萬。
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後的軍數，按衛所添設的數量估計，應該在一百八十萬以上。
明成祖以後的軍數，在二百八十萬左右。
(9)萬曆時代的軍數如表1所示(10)： 表1 各鎮軍馬額數 續表 原額：永樂初年以後。
現額：萬曆初年。
▲包括馬駝牛騾在内。
明初衛所軍士的來源，大概可分四類，《明史》卷九〇《兵志》二記： 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谪發。
從征者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
歸附則勝國及僭僞諸降卒。
谪發以罪遷隸為兵者。
其軍皆世籍。
從征和歸附兩項軍士都是建國前後的舊軍。
谪發一項則純以罪人充軍。
名為恩軍(11)，亦稱長生軍(12)。
如永樂初屠殺建文諸臣，一人得罪，蔓連九族外親姻連都充軍役。
(13)成化四年（1468）項忠平荊、襄農民暴動，俘獲三萬餘人，戶選一丁戍湖廣邊衛（《明史》卷一八七《項忠傳》）。
都是著例。
除以上三項外，第四類是垛集軍，是衛軍最大的來源。
《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說： 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為軍，衛所無缺伍，且有羨丁。
&hellip&hellip成祖即位，遣給事等官分閱天下軍，重定垛集軍更代法。
初三丁巳上垛正軍一，别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
至是令正軍貼戶更代，貼戶單丁者免，當軍家蠲其一丁徭。
平民一被佥發充軍，便世世子孫都入軍籍，不許變易。
民籍和軍籍的區分極為嚴格。
(14)民戶有一丁被垛為軍，政府優免他的原籍老家的一丁差徭，以為彌補。
軍士赴戍所時，宗族為其治裝，名為封樁錢。
(15)在衛軍士除本身為正軍外，其子弟稱為餘丁或軍餘，将校的子弟則稱為舍人。
宣德四年（1429）定例免在營餘丁一丁差役，令其供給軍士盤纏（《大明會典》卷一五五）。
邊軍似乎較受優待，如遼東舊制，每一軍佐以三餘丁。
(16)内地的餘丁亦稱幫丁，專供操守卒往來費用。
(17)日常生活則概由政府就屯糧支給，按月發米，稱為月糧。
其多少以地位高下分等差。
洪武時令在京在外各衛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鬥，小旗一石二鬥，軍一石。
守城者如數給，屯田者半之。
(18)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鬥，無家口者四鬥。
月鹽有家口者二斤，無者一斤（《明史》卷八二《食貨志》六《俸饷》）。
衣服則歲給冬衣棉布棉花夏衣夏布，在出征時則例給胖襖鞋褲（同上書卷一七七《王複傳》）。
三、京軍 明初定都南京，集全國衛軍精銳于京師。
有事以京軍為主力，抽調各地衛軍為輔。
又因蒙古人時圖恢複，侵犯北邊，命将于沿邊安置重兵防守，分封諸子出王邊境，大開屯田，且耕且守。
靖難役後，明成祖遷都北京，以首都置于國防前線，成為全國的軍事中心。
定制立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合稱為京軍。
五軍營的組織，太祖時設大都督府，節制中外諸軍，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四十八衛卒。
洪武四年（1371）士卒之數二十萬七千八百有奇。
洪武十三年（1380）分大都督府為前、後、中、左、右五軍都督府。
成祖北遷後，增為七十二衛。
永樂八年（1410）親征本雅失裡，分步騎軍為中軍，左、右掖，左、右哨，稱為五軍。
除在京衛所外，每年又分調中都、山東、河南、大甯各都司兵十六萬人，輪番到京師操練，稱為班軍。
三千營以邊外降丁三千人組成。
神機營專用火器，永樂時平交趾得到火器，立營肄習。
後來又得到都督譚廣進馬五千，置營名“五千”，掌操演火器。
三大營在平時，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巡哨，神機肄火器。
在皇帝親征時，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内騎外，騎外為神機，神機外為長圍，周二十裡，樵采其中。
皇帝侍衛親軍有錦衣衛和十二衛親軍。
禦馬監又有武骧，騰骧，左、右衛，稱四衛軍。
明初京軍總數在八十萬以上。
(19)永樂時征安南，用兵至八十萬（《明史》卷一五四《張輔傳》）。
正統中征麓川，用兵亦十五萬（同上書卷一七一《王骥傳》）。
永樂宣德二朝六次對蒙古用兵，都以京軍為主力。
到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喪沒幾盡。
《明史》卷一七〇《于謙傳》說： 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
所餘疲卒不及十萬。
人心恐慌，上下無固志。
事後一面補充，一面着手改革。
當時主持兵政的兵部尚書于謙以為三大營的缺點，是在分作三個獨立組織，各為教令。
臨時調發，軍士和将弁都不相習。
乘機改革，在諸營中選出精兵十萬，分作十營集中團練，名為團營。
其餘軍歸本營，稱為老家。
京軍之制為之一變。
到成化時又選出十四萬軍分十二營團練，稱為選鋒，餘軍仍稱老家，專任役作。
團營之法又稍變。
到正德時因“流寇”之亂，調邊軍入衛，設東西官廳練兵，于是邊軍成為選鋒，十二團營又成為老家了。
嘉靖時經過幾次嚴重的外患，幾次改革，又恢複三大營舊制，改三千為神樞營，募兵四萬充伍。
形式上雖然似乎還原，可是以募兵代世軍，實質上已大不相同了。
京軍内一部分由外衛番上京師者稱為班軍。
在名義上是集中訓練，鞏衛京師。
實際上卻被政府和權貴役作苦工，《明史》卷九〇《兵志》二說： 成化間海内燕安，外衛卒在京隻供營繕諸役，勢家私占複半之，卒多畏苦，往往愆期。
修建宮殿陵墓，浚理城池，一切大工程都以班軍充役，使供役軍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甯死不赴。
(20)甚至調發出征的也被扣留役使，《明史》卷一九九《鄭曉傳》記： 俺答圍大同右衛急。
&hellip&hellip曉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簡聽征京軍三萬五千人，乃令執役赴工，何以備戰守，乞歸之營伍。
結果使各地衛軍以番上為畏途。
有的私下納銀于所屬将弁，求免入京。
有事則招募充數，名為“折乾”。
嘉靖二十九年（1550）職方主事沈朝煥在點發班軍月饷時，發現有大部分是雇乞丐代替的。
後來索性專以班軍做工，也不營操了。
班軍不做工和不在工作期間的便改行做商販工藝，按時給他們所屬的班将一點錢。
到末年邊事日急，又把班軍調到邊方，做築垣負米的勞役。
從班軍一變而為班工，從應役番上到折乾雇募，雖然名義上還仍舊貫，可是實質上已經變質了。
在京衛軍的情形，也和班軍一樣地困于役作。
成化時以太監汪直總督團營，此後京軍便專掌于内臣。
其他管軍将弁也照例由勳戚充任。
在這一群貪婪的太監和纨绔的将弁統率之下，發生了種種弊端：第一是占役，軍士名雖在籍，實際上卻被權貴大官所隐占，替私人做工服役，卻向政府領饷。
第二是虛冒，軍籍本來無名，卻被權貴大官硬把家人蒼頭假冒選鋒壯丁名色，月支厚饷。
有人領饷，卻無人應役（《明史》卷二六五《李邦華傳》）。
第三是軍吏的舞弊，軍士在交替時，軍吏需索重賄，貧軍不能應付，雖然老羸，也隻好勉強幹下去。
精壯子弟反而不得收練。
以此軍多老弱。
第四是富軍的賄免，有錢的怕營操征調，往往賄托将弁，把他擱在老家數中。
貧軍雖極疲老，也隻能勉強挨命。
積此四弊，再加上在營軍士的終年勞作，沒有受訓練的機會，名雖軍士，實則工徒。
結果自然營伍日虧，軍力衰耗，走上崩潰的途徑（同上書卷八九《兵志》一）。
成化末年京軍缺伍至七萬五千有奇。
到武宗即位時，十二團營銳卒僅六萬五百餘人，稍弱者二萬五千。
武宗末年給事中王良佐奉敕選軍，按軍籍應當有三十八萬餘人，較明初時已經隻剩十分之五，實存者不及十四萬，較原額缺伍至六分之五，較現額也缺伍到五分之三強。
可是中選者又隻二萬餘人。
世宗立，額兵隻有十萬七千餘人，實存者僅半。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圍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核營伍不及五六萬人，驅出都門，皆流涕不敢前。
吏部侍郎王邦瑞攝兵部，疏言： 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将，常不乏人。
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浸不如初，然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
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
支糧則有，調遣則無。
比敵騎深入，戰守倶稱無軍。
即見在軍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
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将領。
蓋提督坐營号頭把總諸官，多世冑纨绔，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饷，臨操則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到崇祯末年簡直無軍可用。
《明史》卷二六六《王章傳》記： 十七年（1644）王章巡視京營，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
喜曰：“兵至十萬，猶可為也。
”及閱視，半死者，餘冒伍，憊甚，聞炮聲掩耳，馬未馳而堕，而司農缺饷，半歲未發。
即勉強調發出征，也是雇充遊民，名為京軍，實則招募。
如崇祯十四年（1641）兵部侍郎吳甡所言： 京營承平日久，發兵剿賊，辄沿途雇充。
将領利月饷，遊民利剽敚，歸營則本軍複充伍。
（同上書卷二五二《吳甡傳》） 積弊之極，京軍僅存空名。
可是，相反地，軍官與日俱增，越來越多。
洪武二十五年（1392）京軍軍官的總數是二千七百四十七員，六十幾年後，到景泰七年（1456）突增三萬餘員，較原額加了十一倍。
(21)再過十幾年，到成化五年（1469）又增加到八萬餘員，較原額增加了三十倍（同上書卷二十《劉體乾傳》）。
正德時嬖佞以傳奉得官，瑣濫最甚。
世宗即位，裁汰錦衣諸衛内監局旗校工役至十四萬八千七百人。
歲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同上書卷一九〇《楊廷和傳》）。
不久又汰去京衛及親軍冗員三千二百人（同上書卷一九六《夏言傳》）。
雖然經過這兩次大刀闊斧地裁汰，可是不久又繼續增加：“邊功升授，勳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蔭，加以廠衛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月益，不可勝數”（同上書卷二十《劉體乾傳》）。
到萬曆時，神宗倦于政事，大小臣僚多缺而不補，可是武職仍達八萬二千餘員。
到天啟時魏忠賢亂政，武職之濫，打破了曆朝的紀錄，連當時人也說：“不知又增幾倍？”(22)軍日減而官日增，軍減而糧仍舊額，國家負擔并不減輕，官增則冗費愈多，國庫愈匮。
并且養的是不能戰的軍，添的也是不能戰的官。
到崇祯末年，内外交逼，雖想整頓，也來不及了。
從京軍軍伍的減削情形看，明初到正統可說是京軍的全盛時期。
土木之變後，經過于謙一番整頓，軍力稍強，可是額數已大減于舊，可說是京軍的衰落時期。
從成化到明末，則如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是京軍的崩潰時期。
在全盛時期，明成祖和宣宗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京軍是全軍中最精銳的一部分。
在衰落時期，軍數雖少，還能打仗。
到成化以後，京軍雖仍四出征讨，卻已沒有作戰能力了。
《明史》卷一八〇《曹璘傳》說： 弘治元年（1488）言：諸邊有警，辄命京軍北征。
此輩驕惰久，不足用。
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
《劉健傳》也說： 弘治十七年（1504）夏，小王子謀犯大同。
健言京軍怯不任戰，乞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
（《明史》卷一八一） 同時的倪嶽則說京軍之出，反使邊軍喪氣，他說： 京軍素号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
顧乃輕于出禦，用亵天威。
臨陣辄奔，反隳邊軍之功。
為敵人所侮。
（同上書卷一八三《倪嶽傳》） 這時離開國不過一百四十年，京軍已以冗怯著稱，政府中人異口同聲地以為不可用了。
四、衛軍的廢弛 京外衛所軍的廢弛情形也和京軍一樣。
明代軍士的生活，我們可用明太祖的話來說明，他說： 那小軍每一個月隻關得一擔兒倉米。
若是丈夫每不在家裡，他婦人家自去關呵，除了幾升做腳錢，那害人的倉官又斛面上打減了幾升。
待到家裡（音伐）過來呵，止有七八鬥兒米，他全家兒大大小小要飯吃，要衣裳穿，他那裡再得閑錢與人。
（《大诰》武臣科斂害軍第九） 正軍衣着雖由官庫支給，家屬的卻須自己制備。
一石米在人口多的家庭，連吃飯也還不夠，如何還能顧到衣服！《明史》卷一八五《黃绂傳》： 成化二十二年（1486）巡撫延綏，出見士卒妻衣不蔽體。
歎曰：健兒家貧至是，何面目臨其上。
亟預給三月饷，親為撫循。
黃绂所見的是衛軍的普遍情形，延綏士卒的遭遇卻是一個難得的例外。
甚至病無藥醫，死無棺斂，《明史》卷一六〇《張鵬傳》： 鵬景泰二年（1451）進士。
&hellip&hellip出按大同宣府，奏兩鎮軍士敝衣菲食，病無藥，死無棺。
乞官給醫藥棺槥，設義冢，俾飨厲祭。
死者蒙恩，則生者勸。
帝立報可，且命諸邊概行之。
經過張鵬的提議，才由官給醫藥棺槥，卻仍隻限于諸邊，内地的不能享受這權利。
衛軍生活如此，再加以上官的剝削和虐待，假如有辦法，他們是會不顧一切，秘密逃亡的。
除從征和歸附的軍士以外，谪發和垛集軍是強逼從軍的。
他們被威令所逼，離開所習慣的土地和家族，到一個遼遠的陌生的環境中去，替統治階級服務。
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子子孫孫永遠繼承這同一的命運和生活。
大部分的軍士發生逃亡的現象，特别是谪發的逃亡最多。
萬曆時章潢說： 國初衛軍籍充垛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餘衛，數千裡之遠者。
近來東南充軍亦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
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
逃亡故絕，莫不由斯。
道裡既遠，勾解遂難。
（章潢《圖書編》卷一一七） 據正德時王瓊的觀察，逃亡者的比例竟占十之八九。
他以為初期經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恒産，樂于從軍。
同時法令嚴密，衛軍不敢逃亡。
後來政府不能約束官吏，衛軍苦于被虐待、剝削和迫于鄉土之思，遂逃亡相繼（王瓊《清軍議》）。
衛所的腐敗情形，試舉數例： 宣德九年（1434）二月壬申，行在兵部右侍郎王骥言：中外都司衛所官，唯知肥己，征差則賣富差貧，征辦則以一科十，或占納月錢，或私役買賣，或以科需扣其月糧，或指操備減其布絮。
衣食既窘，遂緻逃亡。
（《明宣宗實錄》卷一〇八） 弘治時劉大夏《條列軍伍利弊疏》也說： 在衛官軍苦于出錢，其事不止一端：如包辦秋青草價；給與勇士養馬；比較逃亡軍匠；責令包工雇役；或幫貼錦衣衛夷人馬匹；或加貼司苑局種菜軍人；内外宮人造墳，皆用夫價；接應公差車輛，俱費租錢，其他使用，尚不止此。
又管營内外官員，率于軍伴額數之外，摘發在營操軍役使，上下相襲，視為當然。
又江南軍士漕運，有修船盤削之費，有監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難以枚舉。
以緻逃亡日多，則撥及全戶，使富者貧，貧者終至于絕。
江南官軍每遇營操，雖給行糧，而往返之費，皆自營辦。
況至京即撥做工雇車運料，而雜撥納辦，有難以盡言者。
（《劉忠宣公集》卷一） 衛軍一方面被衛官私家役使(23)，甚至被逼為朝中權要種田(24)。
月糧既被克扣(25)，又須交納月錢，供上官揮霍。
(26)隆慶三年（1569）蕭廪出核陝西四鎮兵食，發現被隐占的卒伍至數萬人（《明史》卷二二七《蕭廪傳》）。
軍士無法生活，一部分改業為工人商販，以所得繳納上官。
景帝即位時，劉定之上言十事，論當時情形： 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
兵受粟于倉，受布于庫，以衛國也。
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納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為商，執技為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
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奸宄。
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也。
（《明史》卷一七六） 大部分不能忍受的，相率逃亡，有的秘密逃回原籍，如正統時李純所言： 三年（1438）十月辛未，巡按山東監察禦史李純言：遼東軍士往往攜家屬潛從登州府運船，越海道逃還原籍。
而守把官軍，受私故縱。
（《明英宗實錄》卷四七） 有的公開請假離伍： 正統十一年（1446）五月己卯，福建汀州府知府陸征言：天下衛所軍往往假稱欲往原籍取讨衣鞋，分析家赀，置備軍裝。
其官旗人等貪圖賄賂，從而給與文引遣之。
及至本鄉，私通官吏鄉裡，推稱老病不行，轉将戶丁解補。
到役未久，托故又去。
以緻軍伍連年空缺。
（《明英宗實錄》卷一四一） 其因罪谪戍的，則預先布置，改換籍貫，到衛即逃，無從勾捕： 宣德八年（1433）十二月庚午，巡按山東監察禦史張聰言：遼東軍士多以罪谪戍，往往有亡匿者。
皆因編發之初，奸頑之徒，改易籍貫，至衛即逃。
比及勾追，有司謂無其人，軍伍遂缺。
（《明宣宗實錄》卷一百七） 沈德符記隆萬時戍軍之亡匿情形，直如兒戲。
他說： 吳江一叟号丁大伯者，家溫而喜談飲，久往來予家。
一曰忽至邸舍，問之，則解軍來。
其人乃捕役妄指平民為盜，發遣遼東三萬衛充軍，亦随在門外。
先人語之曰：慎勿再來，倘此犯逸去，奈何！丁不顧，令之入叩頭，自言姓王，受丁恩不逸也。
去甫一月，則王姓者獨至邸求見。
先人駭問之，雲已訖事，丁大伯亦旦夕至矣。
先人細诘其故，第笑而不言。
又匝月而丁來，則批回在手。
其人到伍，先從間道逸歸，不由山海關，故反早還。
因與丁做伴南旋。
近聞中途亦有逃者，則長解自充軍犯，雇一二男女，一為軍妻，一為解人，投批到衛收管，領批報命時竟還桑梓。
彼處戍長，以入伍脫逃，罪當及己，不敢聲言。
且利其遺下口糧，潛入囊橐。
而荷戈之人，優遊闾裡，更無誰何之者。
（《野獲編補遺》） 衛所官旗對于衛軍之逃亡缺額，非但毫不過問，并且引為利源。
因為一方面他們可以幹沒逃亡者的月糧，另一方面可以向逃亡者需索賄賂。
永樂十二年（1414）明成祖曾申說此弊： 十月辛巳上谕行在兵部臣曰：今天下軍伍不整肅，多因官吏受赇，有縱壯丁而以罷弱充數者；有累歲缺伍不追補者；有僞作戶絕及以幼小紀錄者；有假公為名而私役于家者。
遇有調遣，十無三四。
又多是幼弱老疾，騎士或不能引弓，步卒或不能荷戈，緩急何以濟事！（《明成祖實錄》卷一五七） 五年後監察禦史鄧真上疏說軍衛之弊，也說： 内外各衛所軍士，皆有定數，如伍有缺，即當勾補。
今各衛所官吏唯耽酒色貨賄，軍伍任其空虛。
及至差人勾補，縱容賣放，百無一二到衛，或全無者；又有在外娶妻生子不回者。
官吏徇私蒙蔽，不行舉發。
又有勾解到衛而官吏受贓放免；及以差使為由，縱其在外，不令服役。
此軍衛之弊也。
（《明成祖實錄》卷二一九） 在這情形下，《明史·兵志》記從吳元年（1367）十月到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三年中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餘。
到正統三年（1438）離開國才七十年，這數目就突增到一百二十萬有奇，占全國軍伍總數二分之一弱。
(27)據同年巡按山東監察禦史李純的報告，他所視察的某一百戶所，照理應有旗軍一百十二人，可是逃亡所剩的結果，隻留一人（《明英宗實錄》卷四七）。
邊防和海防情況：遼東的兵備在正德時已非常廢弛，開原尤甚，士馬才十二，牆堡墩台圮殆盡，将士依城塹自守，城外數百裡，悉為諸部射獵地（《明史》卷一九九《李承勳傳》）。
薊鎮兵額到嘉靖時也十去其五，唐順之《覆勘薊鎮邊務首疏》： 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牆子嶺馬蘭谷，又東過灤河，至于太平寨燕河營，盡石門寨而止，凡為區者七。
查得原額兵共七萬六百零四名，見在四萬六千零三十七名。
逃亡二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名。
又從黃花鎮起，西至于居庸關，盡鎮邊城而止，凡為區者三，查得原額兵共二萬三千二十五名，逃亡一萬零一百九十五名。
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共九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名，見在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名。
薊兵稱雄，由來久矣。
比臣等至鎮，則見其人物瑣軟，筋骨綿緩，靡靡然有暮氣之惰，而無朝氣之銳。
就而閱之，力士健馬，什才二三，鈍戈弱弓，往往而是。
其于方圓牝牡九陣分合之變，既所不講，劍盾槍箭五兵之長，亦不能習。
老羸未汰，紀律又疏，守尚不及，戰則豈堪。
（《荊川外集》卷二） 沿海海防，經積弛後，尤不可問。
《明史》卷二〇五《朱纨傳》記嘉靖二十六年（1547）時閩浙情形說： 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
&hellip&hellip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藉盡耗。
海道副使譚綸述浙中沿海衛所積弊： 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于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
然浙中如甯、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内，并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為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
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
至于補伍食糧，則反為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
至于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
（胡宗憲《籌海圖編》卷一一《經略一·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