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從布袍到綢絹：社會生活的豐富與奢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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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隻管得三層門内，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财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
緊着起來，朝廷爺一時沒有錢使，還問太仆寺支馬價銀子來使。
休說買賣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
” 在崇祯本《金瓶梅》（第七回第十頁）和康熙乙亥（1695）本第一奇書（第七回第九頁）中，孟三兒的答話便删節成： 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邊做些風流勾當，也是常事。
奴婦人家，那裡管得許多。
若說虛實，常言道，世上錢财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
況姻緣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
” 天衣無縫，使人看不出有删節的痕迹。
朝廷向太仆寺借銀子用，這是明代中葉以後的事，《明史》卷九二《兵志·馬政》： 成化二年（1466）以南土不産馬，改征銀。
四年（1468）始建太仆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
&hellip&hellip隆慶二年（1568），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為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别買，則種馬可遂省。
今備用馬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仆，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
禦史謝廷傑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
”兵部是廷傑言。
而是時内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可金奏，下部議。
部請養、賣各半，從之。
太仆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餘兩。
及種馬賣，銀日增。
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
及張居正做輔，力主盡賣之議。
&hellip&hellip又國家有興作賞赉，往往借支太仆銀，太仆帑益耗。
十五年（1587），寺卿羅應鶴請禁支借。
二十四年（1596），诏太仆給陝西賞功銀，寺臣言先年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
朝鮮用兵，百萬之積俱空。
今所存者止十餘萬。
況本寺寄養馬歲額二萬匹，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征甚少，而東征調兌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部，未能有所厘革也。
崇祯初，核戶、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馬價至一千三百餘萬。
由此可知太仆寺之貯馬價銀是從成化四年（1468）起，但為數極微。
到隆慶二年（1568）百年後定例賣種馬之半，藏銀始多。
到萬曆元年（1573）張居正做首相盡賣種馬，藏銀始達四百餘萬兩。
又據《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倉庫》： 太仆，則馬價銀歸之。
&hellip&hellip隆慶中&hellip&hellip數取光祿太仆銀，工部尚書朱衡極谏不聽。
&hellip&hellip至神宗萬曆六年（1578）&hellip&hellip久之，太倉、光祿、太仆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内庫者亦取之太仆矣。
則隆慶時雖曾借支太仆銀，尚以非例為朝臣所谏诤。
到了張居正死後（1582），神宗始無忌憚地向太仆支借，其内庫所蓄，則靳不肯出。
《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載居正當國時： 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互市饒馬，乃減太仆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仆金亦積四百餘萬。
在居正當國時，綜核名實，令出法行，所以國富民安，号稱小康，即内廷有需索，亦往往為言官所谏止，如《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傳》說： 萬曆六年（1578）&hellip&hellip上言&hellip&hellip陛下&hellip&hellip欲取太倉光祿，則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為例。
其用途專充互市撫賞，《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時傳》說： 萬曆五年（1577）召理戎政。
&hellip&hellip言&hellip&hellip财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戶部客饷七十餘萬，太仆馬價十數萬，十才二三耳。
到了居正死後，朝政大變，太仆馬價内廷日夜借支，宮監佞幸，為所欲為，專以貨利導帝，《明史》卷二三五《孟一脈傳》說： 居正死，起故官。
疏陳五事：言&hellip&hellip數年以來，禦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
&hellip&hellip锱铢取之，泥沙用之。
不到十年工夫，太仆積銀已空；《明史》卷二三三《何選傳》： 光祿太仆之帑，括取幾空。
但還搜括不已，恣意賞賜，如《明史》卷二三三《張貞觀傳》所記： 三王并封制下，&hellip&hellip采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奇，又取太仆銀十萬充賞。
中年内外庫藏俱竭，力靳内庫銀不發，且視太仆為内廷正供，廷臣請發款充軍費，反被谯責。
萬曆三十年（1602）時： 國用不支，邊儲告匮，&hellip&hellip乞發内庫銀百萬及太仆馬價五十萬以濟邊儲，複忤旨切責。
（《明史》卷二二〇《趙世卿傳》） 萬曆時代借支太仆寺馬價銀的情形，朱國桢《湧幢小品》卷二說得很具體： 太仆寺馬價隆慶年間積一千餘萬，萬曆年間節次兵饷借去九百五十三萬。
又大禮大婚光祿寺借去三十八萬兩。
零星宴賞之借不與焉。
至四十二年（1614）老庫僅存八萬兩。
每年歲入九十八萬餘兩，随收随放支，各邊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邊功不時之賞，其空虛乃爾，真可寒心。
明神宗貪财好貨，至為禦史所譏笑，如《明史》卷二三四《雒于仁傳》所載四箴，其一即為戒貪财： 十七年（1589）&hellip&hellip獻四箴。
&hellip&hellip傳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鲸之赀賄複入，此其病在貪财也。
再就嘉靖、隆慶兩朝内廷向外庫借支情況做一比較，《明史》卷二〇六《鄭一鵬傳》： 嘉靖初&hellip&hellip宮中用度日侈，數倍天順時，一鵬言：今歲災用诎，往往借支太倉。
《明史》卷二一四《劉體乾傳》： 嘉靖二十三年（1544）&hellip&hellip上奏曰：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1522）至十五年（1536），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1542）以後，供億日增，餘藏頓盡。
&hellip&hellip隆慶初進南京戶部尚書，&hellip&hellip召改北部，诏取太倉銀三十萬兩，&hellip&hellip是時内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
據此可知嘉、隆時代的借支處隻是光祿和太倉，因為那時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馬價銀，所以無借支的可能。
到隆慶中葉雖曾借支數次，卻不如萬曆十年（1582）以後的頻數。
穆宗享國不到六年（1567&mdash1572），朱衡以隆慶二年（1568）九月任工部尚書，劉體乾以隆慶三年（1569）二月任戶部尚書，劉氏任北尚書後才疏谏取太倉銀而不及太仆，則朱衡之谏借支太仆銀自必更在三年（1569）二月以後。
由此可知在短短的兩三年内，即使借支太仆，其次數絕不甚多，且新例行未久，其借支數目亦不能過大。
到了張居正當國，厲行節儉，足國富民，在這十年中帑藏充盈，無借支之必要，且神宗懾于張氏之威棱，亦無借支之可能。
由此可知《金瓶梅詞話》中所指“朝廷爺還問太仆寺借馬價銀子來使”必為萬曆十年（1582）以後的事。
《金瓶梅詞話》的本書包含有萬曆十年（1582）以後的史實，則其著作的最早時期必在萬曆十年（1582）以後。
（二）佛教的盛衰和小令 《金瓶梅》中關于佛教流行的叙述極多，全書充滿因果報應的氣味。
如喪事則延僧作醮追薦（第八回，第六十二回），平時則許願聽經宣卷（第三十九回，第五十一回，第七十四回，第一百回），布施修寺（第五十七回，第八十八回），胡僧遊方（第四十九回），而歸結于地獄天堂，西門慶遺孤且入佛門清修。
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實，假如作者所處的時代佛教并不流行，或遭壓迫，在他的著作中絕不能無中生有捏造出這一個佛教流行的社會。
明代自開國以來，對佛道二教，初無歧視，後來因為政治關系，對喇嘛教僧稍予優待，天順、成化間喇嘛教頗占優勢，佛教徒假借餘光，其地位在道教之上。
到了嘉靖時代，陶仲文、邵元節、王金等得勢，世宗天天在西苑玄修作醮，求延年永命，一般方士偶獻一二秘方，便承寵遇。
諸宮僚翰林九卿長貳入直者往以青詞稱意，不次大拜。
天下靡然風從，獻靈芝、白鹿、白鵲、丹砂，無虛日。
朝臣亦天天在講符瑞，報祥異，甚至征伐大政，必以告玄。
在皇帝休養或做法事時，非時上奏的且得殊罰。
道士遍都下，其領袖貴者封侯伯，位上卿，次亦绾牙牌，跻朝列，再次亦淩視士人，作威福。
同時又焚佛牙，毀佛骨，逐僧侶，沒廟産，熔佛像，佛教在世宗朝算是銷聲匿迹，倒盡了黴。
到隆、萬時，道教失勢了，道士們或貶或逐，佛教徒又承渥寵，到處造廟塑佛，皇帝且有替身出家的和尚，其煊赫比拟王公（明列帝俱有替身僧，不過到萬曆時代替身僧的聲勢，則為前所未有）。
《野獲編》卷二七《釋教盛衰》條： 武宗極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呗唱無異。
至托名大慶法王，鑄印賜诰命。
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
初年用工部侍郎趙璜言，刮正德所鑄佛鍍金一千三百兩。
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
逮至今上，與兩宮聖母首建慈壽、萬壽諸寺，俱在京師，穹麗冠海内。
至度僧為替身出家，大開經廠，頒賜天下名刹殆遍。
去焚佛骨時未二十年也。
由此可知武宗時為佛教得勢時代，嘉靖時則完全為道教化的時代，到了萬曆時代佛教又得勢了。
《金瓶梅》書中雖然也有關于道教的記載，如第六十二回的潘道士解禳，第六十五回的吳道士迎殡，第六十七回的黃真人薦亡，但以全書論，仍是以佛教因果輪回天堂地獄的思想做骨幹。
假如這書著成于嘉靖時代，絕不會偏重佛教到這個地步！ 再從時代的習尚去觀察，《野獲編》卷二五《時尚小令》： 元人小令行于燕、趙，後浸淫日盛。
自宣、正至成、宏後，中原又行《鎖南枝》《傍妝台》《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為可繼國風之後。
何大複繼至，亦酷愛之。
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髻》三阕為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
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
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态，略具抑揚而已。
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挂枝兒》二曲。
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
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歎！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倶有此名，但北方唯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
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弦索北調，其語穢亵鄙淺，并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羁人遊婿嗜之獨深，丙夜開樽，争先招緻。
《金瓶梅詞話》（以下簡稱《金瓶梅詞話》）中所載小令極多，約計不下六十種。
内中最流行的是《山坡羊》，綜計書中所載在二十次以上（見第一、八、三十三、四十五、五十、五十九、六十一、七十四、八十九、九十一諸回）；次為《寄生草》（見第八、八十二、八十三諸回）；《駐雲飛》（見第十一、四十四諸回）；《鎖南枝》（見第四十四、六十一諸回）；《耍孩兒》（見第三十九、四十四諸回）；《醉太平》（見第五十二回）；《傍妝台》（見第四十四回），《鬧五更》（見第七十三回）；《羅江怨》（見第六十一回）。
其他如《綿搭絮》《落梅風》《朝天子》《折桂令》《梁州序》《畫眉序》《錦堂月》《新水令》《桂枝香》《柳搖金》《一江風》《三台令》《貨郎兒》《水仙子》《荼?香》《集賢賓》《一見嬌羞》《端正好》《宜春令》《六娘子》&hellip&hellip散列書中，和沈氏所記恰合。
另外，沈氏所記萬曆中年最流行的《打棗竿》《挂枝兒》二曲，卻又不見于《金瓶梅詞話》。
《野獲編》書成于萬曆三十四年（丙午，1606），由此可見《金瓶梅詞話》是萬曆三十四年（1606）以前的作品，《金瓶梅詞話》的作者比《野獲編》的作者時代略早，所以他不能記載到沈德符時代所流行的小曲。
（三）太監、皇莊、皇木及其他 太監的得勢用事，和明代相終始。
其中隻有一朝是例外，這一朝代便是嘉靖朝。
從正德寵任劉瑾、谷大用等八虎，壞亂朝政以後，世宗即位，力懲其敝，嚴抑宦侍，不使幹政作惡。
嘉靖九年（1530）革鎮守内臣。
十七年（1538）從武定侯郭勳請複設，在雲貴、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等處各派内臣一人鎮守，到十八年（1539）四月以彗星示變撤回。
在内廷更防微極嚴，不使和朝士交通，内官因之奉法安分，不敢恣肆。
根基不厚的大珰，有的為了輪值到請皇帝吃一頓飯而傾家蕩産，無法訴苦。
在有明一代中嘉靖朝算是宦官最倒黴失意的時期。
反之在萬曆朝則從初年馮保、張宏、張鲸等柄用起，一貫地柄國作威，政府所有設施，須先請命于大珰，初年高拱任首相，且因不附馮保而被逐。
張居正在萬曆初期的新設施，新改革，所以能貫徹實行，是因為在内廷有馮保和他合作。
到張居正死後，宦官無所顧憚，權勢更盛，派鎮守，采皇木，領皇莊，榷商稅，采礦稅。
地方官吏降為宦寺的屬下，承其色笑，一拂其意，缇騎立至。
内臣得參奏當地督撫，在事實上幾成地方最高長官。
在天啟以前，萬曆朝可說是宦官最得勢的時代。
《金瓶梅詞話》中有許多關于宦官的記載，如清河一地就有看皇莊的薛太監、管磚廠的劉太監，花子虛的家庭出于内臣，王招宣家與太監締姻。
其中最可看出當時情形的是第三十一回西門慶宴客一段： 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
慌得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
二位内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蟒，纓槍隊喝道而至。
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叙禮，接茶。
落後周守備、荊都監、夏提刑等武官，都是錦繡服，藤棍大扇，軍牢喝道，僚掾跟随，須臾都到了門口，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裡面鼓樂喧天，笙箫疊奏。
上坐遞酒之時，劉、薛二内相相見。
廳正面設十二張卓席，都是帏拴錦帶，花插金瓶，卓上擺着簇盤定勝，地下鋪着錦茵繡毬。
西門慶先把盞讓坐次，劉、薛二内相再三讓遜：“還有列位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
常言三歲内宦，居于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泛講。
”彼此遜讓了一回。
薛内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首，難為東家，咱坐了罷。
” 于是羅圈唱了個喏，打了恭，劉内相居左，薛内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厮在傍打扇，就坐下了。
其次者才是周守備，荊都監衆人。
一個管造磚和一個看皇莊的内使，聲勢便煊赫到如此，在宴會時座次在地方軍政長官之上，這正是宦官極得勢時代的情景，也正是萬曆時代的情景。
皇莊之設立，前在天順、景泰時代已見其端，正德時代達極盛期。
世宗即位，裁抑恩幸，以戚裡佞幸得侯者著令不許繼世。
中唯景王就國，撥賜莊田極多。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一說： 世宗初命給事中夏言等清核皇莊田，言極言皇莊為厲于民。
自是正德以來投獻侵牟之地，頗有給還民者。
而宦戚輩複中撓之。
戶部尚書孫交造皇莊新冊，額減于舊，帝命核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不複名皇莊。
诏所司征銀解部。
由此可知嘉靖時代無皇莊之名，隻稱官地。
《食貨志》一又記： 神宗赉予過侈，求無不獲。
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為王莊，至四萬頃，群臣力争，乃減其半。
王府官及諸閹丈地征稅，旁午于道，扈養厮役，廪食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
由
緊着起來，朝廷爺一時沒有錢使，還問太仆寺支馬價銀子來使。
休說買賣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
” 在崇祯本《金瓶梅》（第七回第十頁）和康熙乙亥（1695）本第一奇書（第七回第九頁）中，孟三兒的答話便删節成： 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邊做些風流勾當，也是常事。
奴婦人家，那裡管得許多。
若說虛實，常言道，世上錢财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
況姻緣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
” 天衣無縫，使人看不出有删節的痕迹。
朝廷向太仆寺借銀子用，這是明代中葉以後的事，《明史》卷九二《兵志·馬政》： 成化二年（1466）以南土不産馬，改征銀。
四年（1468）始建太仆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
&hellip&hellip隆慶二年（1568），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為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别買，則種馬可遂省。
今備用馬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仆，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
禦史謝廷傑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
”兵部是廷傑言。
而是時内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可金奏，下部議。
部請養、賣各半，從之。
太仆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餘兩。
及種馬賣，銀日增。
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
及張居正做輔，力主盡賣之議。
&hellip&hellip又國家有興作賞赉，往往借支太仆銀，太仆帑益耗。
十五年（1587），寺卿羅應鶴請禁支借。
二十四年（1596），诏太仆給陝西賞功銀，寺臣言先年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
朝鮮用兵，百萬之積俱空。
今所存者止十餘萬。
況本寺寄養馬歲額二萬匹，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征甚少，而東征調兌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部，未能有所厘革也。
崇祯初，核戶、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馬價至一千三百餘萬。
由此可知太仆寺之貯馬價銀是從成化四年（1468）起，但為數極微。
到隆慶二年（1568）百年後定例賣種馬之半，藏銀始多。
到萬曆元年（1573）張居正做首相盡賣種馬，藏銀始達四百餘萬兩。
又據《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倉庫》： 太仆，則馬價銀歸之。
&hellip&hellip隆慶中&hellip&hellip數取光祿太仆銀，工部尚書朱衡極谏不聽。
&hellip&hellip至神宗萬曆六年（1578）&hellip&hellip久之，太倉、光祿、太仆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内庫者亦取之太仆矣。
則隆慶時雖曾借支太仆銀，尚以非例為朝臣所谏诤。
到了張居正死後（1582），神宗始無忌憚地向太仆支借，其内庫所蓄，則靳不肯出。
《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載居正當國時： 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互市饒馬，乃減太仆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仆金亦積四百餘萬。
在居正當國時，綜核名實，令出法行，所以國富民安，号稱小康，即内廷有需索，亦往往為言官所谏止，如《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傳》說： 萬曆六年（1578）&hellip&hellip上言&hellip&hellip陛下&hellip&hellip欲取太倉光祿，則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為例。
其用途專充互市撫賞，《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時傳》說： 萬曆五年（1577）召理戎政。
&hellip&hellip言&hellip&hellip财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戶部客饷七十餘萬，太仆馬價十數萬，十才二三耳。
到了居正死後，朝政大變，太仆馬價内廷日夜借支，宮監佞幸，為所欲為，專以貨利導帝，《明史》卷二三五《孟一脈傳》說： 居正死，起故官。
疏陳五事：言&hellip&hellip數年以來，禦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
&hellip&hellip锱铢取之，泥沙用之。
不到十年工夫，太仆積銀已空；《明史》卷二三三《何選傳》： 光祿太仆之帑，括取幾空。
但還搜括不已，恣意賞賜，如《明史》卷二三三《張貞觀傳》所記： 三王并封制下，&hellip&hellip采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奇，又取太仆銀十萬充賞。
中年内外庫藏俱竭，力靳内庫銀不發，且視太仆為内廷正供，廷臣請發款充軍費，反被谯責。
萬曆三十年（1602）時： 國用不支，邊儲告匮，&hellip&hellip乞發内庫銀百萬及太仆馬價五十萬以濟邊儲，複忤旨切責。
（《明史》卷二二〇《趙世卿傳》） 萬曆時代借支太仆寺馬價銀的情形，朱國桢《湧幢小品》卷二說得很具體： 太仆寺馬價隆慶年間積一千餘萬，萬曆年間節次兵饷借去九百五十三萬。
又大禮大婚光祿寺借去三十八萬兩。
零星宴賞之借不與焉。
至四十二年（1614）老庫僅存八萬兩。
每年歲入九十八萬餘兩，随收随放支，各邊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邊功不時之賞，其空虛乃爾，真可寒心。
明神宗貪财好貨，至為禦史所譏笑，如《明史》卷二三四《雒于仁傳》所載四箴，其一即為戒貪财： 十七年（1589）&hellip&hellip獻四箴。
&hellip&hellip傳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鲸之赀賄複入，此其病在貪财也。
再就嘉靖、隆慶兩朝内廷向外庫借支情況做一比較，《明史》卷二〇六《鄭一鵬傳》： 嘉靖初&hellip&hellip宮中用度日侈，數倍天順時，一鵬言：今歲災用诎，往往借支太倉。
《明史》卷二一四《劉體乾傳》： 嘉靖二十三年（1544）&hellip&hellip上奏曰：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1522）至十五年（1536），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1542）以後，供億日增，餘藏頓盡。
&hellip&hellip隆慶初進南京戶部尚書，&hellip&hellip召改北部，诏取太倉銀三十萬兩，&hellip&hellip是時内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
據此可知嘉、隆時代的借支處隻是光祿和太倉，因為那時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馬價銀，所以無借支的可能。
到隆慶中葉雖曾借支數次，卻不如萬曆十年（1582）以後的頻數。
穆宗享國不到六年（1567&mdash1572），朱衡以隆慶二年（1568）九月任工部尚書，劉體乾以隆慶三年（1569）二月任戶部尚書，劉氏任北尚書後才疏谏取太倉銀而不及太仆，則朱衡之谏借支太仆銀自必更在三年（1569）二月以後。
由此可知在短短的兩三年内，即使借支太仆，其次數絕不甚多，且新例行未久，其借支數目亦不能過大。
到了張居正當國，厲行節儉，足國富民，在這十年中帑藏充盈，無借支之必要，且神宗懾于張氏之威棱，亦無借支之可能。
由此可知《金瓶梅詞話》中所指“朝廷爺還問太仆寺借馬價銀子來使”必為萬曆十年（1582）以後的事。
《金瓶梅詞話》的本書包含有萬曆十年（1582）以後的史實，則其著作的最早時期必在萬曆十年（1582）以後。
（二）佛教的盛衰和小令 《金瓶梅》中關于佛教流行的叙述極多，全書充滿因果報應的氣味。
如喪事則延僧作醮追薦（第八回，第六十二回），平時則許願聽經宣卷（第三十九回，第五十一回，第七十四回，第一百回），布施修寺（第五十七回，第八十八回），胡僧遊方（第四十九回），而歸結于地獄天堂，西門慶遺孤且入佛門清修。
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實，假如作者所處的時代佛教并不流行，或遭壓迫，在他的著作中絕不能無中生有捏造出這一個佛教流行的社會。
明代自開國以來，對佛道二教，初無歧視，後來因為政治關系，對喇嘛教僧稍予優待，天順、成化間喇嘛教頗占優勢，佛教徒假借餘光，其地位在道教之上。
到了嘉靖時代，陶仲文、邵元節、王金等得勢，世宗天天在西苑玄修作醮，求延年永命，一般方士偶獻一二秘方，便承寵遇。
諸宮僚翰林九卿長貳入直者往以青詞稱意，不次大拜。
天下靡然風從，獻靈芝、白鹿、白鵲、丹砂，無虛日。
朝臣亦天天在講符瑞，報祥異，甚至征伐大政，必以告玄。
在皇帝休養或做法事時，非時上奏的且得殊罰。
道士遍都下，其領袖貴者封侯伯，位上卿，次亦绾牙牌，跻朝列，再次亦淩視士人，作威福。
同時又焚佛牙，毀佛骨，逐僧侶，沒廟産，熔佛像，佛教在世宗朝算是銷聲匿迹，倒盡了黴。
到隆、萬時，道教失勢了，道士們或貶或逐，佛教徒又承渥寵，到處造廟塑佛，皇帝且有替身出家的和尚，其煊赫比拟王公（明列帝俱有替身僧，不過到萬曆時代替身僧的聲勢，則為前所未有）。
《野獲編》卷二七《釋教盛衰》條： 武宗極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呗唱無異。
至托名大慶法王，鑄印賜诰命。
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
初年用工部侍郎趙璜言，刮正德所鑄佛鍍金一千三百兩。
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
逮至今上，與兩宮聖母首建慈壽、萬壽諸寺，俱在京師，穹麗冠海内。
至度僧為替身出家，大開經廠，頒賜天下名刹殆遍。
去焚佛骨時未二十年也。
由此可知武宗時為佛教得勢時代，嘉靖時則完全為道教化的時代，到了萬曆時代佛教又得勢了。
《金瓶梅》書中雖然也有關于道教的記載，如第六十二回的潘道士解禳，第六十五回的吳道士迎殡，第六十七回的黃真人薦亡，但以全書論，仍是以佛教因果輪回天堂地獄的思想做骨幹。
假如這書著成于嘉靖時代，絕不會偏重佛教到這個地步！ 再從時代的習尚去觀察，《野獲編》卷二五《時尚小令》： 元人小令行于燕、趙，後浸淫日盛。
自宣、正至成、宏後，中原又行《鎖南枝》《傍妝台》《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為可繼國風之後。
何大複繼至，亦酷愛之。
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髻》三阕為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
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
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态，略具抑揚而已。
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挂枝兒》二曲。
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
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歎！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倶有此名，但北方唯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
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弦索北調，其語穢亵鄙淺，并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羁人遊婿嗜之獨深，丙夜開樽，争先招緻。
《金瓶梅詞話》（以下簡稱《金瓶梅詞話》）中所載小令極多，約計不下六十種。
内中最流行的是《山坡羊》，綜計書中所載在二十次以上（見第一、八、三十三、四十五、五十、五十九、六十一、七十四、八十九、九十一諸回）；次為《寄生草》（見第八、八十二、八十三諸回）；《駐雲飛》（見第十一、四十四諸回）；《鎖南枝》（見第四十四、六十一諸回）；《耍孩兒》（見第三十九、四十四諸回）；《醉太平》（見第五十二回）；《傍妝台》（見第四十四回），《鬧五更》（見第七十三回）；《羅江怨》（見第六十一回）。
其他如《綿搭絮》《落梅風》《朝天子》《折桂令》《梁州序》《畫眉序》《錦堂月》《新水令》《桂枝香》《柳搖金》《一江風》《三台令》《貨郎兒》《水仙子》《荼?香》《集賢賓》《一見嬌羞》《端正好》《宜春令》《六娘子》&hellip&hellip散列書中，和沈氏所記恰合。
另外，沈氏所記萬曆中年最流行的《打棗竿》《挂枝兒》二曲，卻又不見于《金瓶梅詞話》。
《野獲編》書成于萬曆三十四年（丙午，1606），由此可見《金瓶梅詞話》是萬曆三十四年（1606）以前的作品，《金瓶梅詞話》的作者比《野獲編》的作者時代略早，所以他不能記載到沈德符時代所流行的小曲。
（三）太監、皇莊、皇木及其他 太監的得勢用事，和明代相終始。
其中隻有一朝是例外，這一朝代便是嘉靖朝。
從正德寵任劉瑾、谷大用等八虎，壞亂朝政以後，世宗即位，力懲其敝，嚴抑宦侍，不使幹政作惡。
嘉靖九年（1530）革鎮守内臣。
十七年（1538）從武定侯郭勳請複設，在雲貴、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等處各派内臣一人鎮守，到十八年（1539）四月以彗星示變撤回。
在内廷更防微極嚴，不使和朝士交通，内官因之奉法安分，不敢恣肆。
根基不厚的大珰，有的為了輪值到請皇帝吃一頓飯而傾家蕩産，無法訴苦。
在有明一代中嘉靖朝算是宦官最倒黴失意的時期。
反之在萬曆朝則從初年馮保、張宏、張鲸等柄用起，一貫地柄國作威，政府所有設施，須先請命于大珰，初年高拱任首相，且因不附馮保而被逐。
張居正在萬曆初期的新設施，新改革，所以能貫徹實行，是因為在内廷有馮保和他合作。
到張居正死後，宦官無所顧憚，權勢更盛，派鎮守，采皇木，領皇莊，榷商稅，采礦稅。
地方官吏降為宦寺的屬下，承其色笑，一拂其意，缇騎立至。
内臣得參奏當地督撫，在事實上幾成地方最高長官。
在天啟以前，萬曆朝可說是宦官最得勢的時代。
《金瓶梅詞話》中有許多關于宦官的記載，如清河一地就有看皇莊的薛太監、管磚廠的劉太監，花子虛的家庭出于内臣，王招宣家與太監締姻。
其中最可看出當時情形的是第三十一回西門慶宴客一段： 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
慌得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
二位内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蟒，纓槍隊喝道而至。
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叙禮，接茶。
落後周守備、荊都監、夏提刑等武官，都是錦繡服，藤棍大扇，軍牢喝道，僚掾跟随，須臾都到了門口，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裡面鼓樂喧天，笙箫疊奏。
上坐遞酒之時，劉、薛二内相相見。
廳正面設十二張卓席，都是帏拴錦帶，花插金瓶，卓上擺着簇盤定勝，地下鋪着錦茵繡毬。
西門慶先把盞讓坐次，劉、薛二内相再三讓遜：“還有列位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
常言三歲内宦，居于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泛講。
”彼此遜讓了一回。
薛内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首，難為東家，咱坐了罷。
” 于是羅圈唱了個喏，打了恭，劉内相居左，薛内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厮在傍打扇，就坐下了。
其次者才是周守備，荊都監衆人。
一個管造磚和一個看皇莊的内使，聲勢便煊赫到如此，在宴會時座次在地方軍政長官之上，這正是宦官極得勢時代的情景，也正是萬曆時代的情景。
皇莊之設立，前在天順、景泰時代已見其端，正德時代達極盛期。
世宗即位，裁抑恩幸，以戚裡佞幸得侯者著令不許繼世。
中唯景王就國，撥賜莊田極多。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一說： 世宗初命給事中夏言等清核皇莊田，言極言皇莊為厲于民。
自是正德以來投獻侵牟之地，頗有給還民者。
而宦戚輩複中撓之。
戶部尚書孫交造皇莊新冊，額減于舊，帝命核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不複名皇莊。
诏所司征銀解部。
由此可知嘉靖時代無皇莊之名，隻稱官地。
《食貨志》一又記： 神宗赉予過侈，求無不獲。
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為王莊，至四萬頃，群臣力争，乃減其半。
王府官及諸閹丈地征稅，旁午于道，扈養厮役，廪食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
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