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從布袍到綢絹：社會生活的豐富與奢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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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感興衰，空吊環州一抔土！豐亨豫大紛彼徒，當時誰進流民圖？乾坤頫仰意不極，世事榮枯無代無！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八五《記清明上河圖卷》：
嘉禾譚梁生攜《清明上河圖》過長安邸中，雲此張擇端真本也。
&hellip&hellip此卷向在李長沙家，流傳吳中，卒為袁州所鈎緻，袁州籍沒後已歸禦府，今何自複流傳人間？書之以求正于博雅君子。
天啟二年壬戌五月晦日。
按長沙即李東陽，袁州即嚴嵩。
據此可知這圖的收藏經過是： （一）李東陽家藏。
（二）流傳吳中。
（三）歸嚴氏。
（四）籍沒入禦府。
一百年中流離南北，換了四個主人，可惜不知道在吳中的收藏家是誰。
推測當分宜籍沒時，官中必有簿錄，因此翻出《勝朝遺事》所收的文嘉《钤山堂書畫記》，果然有詳細的記載，在《名畫部》宋有：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圖藏宜興徐文靖（徐溥）家，後歸西涯李氏（東陽），李歸陳湖陸氏，陸氏子負官缗，質于昆山顧氏，有人以一千二百金得之。
然所畫皆舟車城郭橋梁市廛之景，亦宋之尋常畫耳，無高古氣也。
按田藝蘅《留青日劄》嚴嵩條記嘉靖四十四年（1565）八月抄沒清單有： 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冊軸，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金繡手卷冊共三千二百零一軸。
内有&hellip&hellip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hellip&hellip乃蘇州陸氏物，以千二百金購之，才得其赝本，卒破數十家。
其禍皆成于王彪、湯九、張四輩，可謂尤物害民。
這一條記載極其重要，它所告訴我們的是： （一）《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
（二）其人以千二百金問購，才得赝本，卒破數十家。
（三）諸家記載中之湯裱褙或湯生行九，其同惡為嚴氏鷹犬者有王彪、張四諸人。
考陳湖距吳縣三十裡，屬蘇州。
田氏所記的蘇州陸氏當即為文氏所記之陳湖陸氏無疑。
第二點所指明的也和文氏所記吻合。
由蘇州陸氏的淵源，據《钤山堂書畫記》：“陸氏子負官缗，質于昆山顧氏。
”兩書所說相同，當屬可信。
所謂昆山顧氏，考《昆新兩縣合志》卷二〇《顧夢圭傳》： 顧懋宏字靖甫，初名壽，一字茂儉，潛孫，夢圭子。
十三補諸生，才高氣豪，以口過被禍下獄，事白而家壁立。
依從父夢羽蕲州官舍，用蕲籍再為諸生。
尋東還，遊太學，舉萬曆戊子鄉薦。
授休甯教谕，遷南國子學錄，終莒州知州。
自劾免。
築室東郊外，植梅數十株吟嘯以老。
按夢圭為嘉靖癸未（1523）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他家世代做官，為昆山大族。
其子懋宏十三補諸生。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嚴嵩事敗下獄，四十四年（1565）三月嚴世蕃伏誅，嚴氏當國時代恰和懋宏時代相當，由此可知傳中所謂“以口過被禍下獄，事白而家壁立”一段隐約的記載，即指《清明上河圖》事，和文田兩家所記相合。
這樣，這圖的沿革可列成： （一）宜興徐氏。
（二）西涯李氏。
（三）陳湖陸氏。
（四）昆山顧氏。
（五）袁州嚴氏。
（六）内府。
在上引的史料中，最應注意的是《钤山堂書畫記》。
因為文嘉家和王世貞家是世交，他本人也是王世貞好友之一。
他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應何賓涯之召檢閱籍沒入官的嚴氏書畫，到隆慶二年（1568）整理所記錄成功這一卷書。
時世貞适新起用由河南按察副使擢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湖州。
假如王氏果和此圖有關系，并有如此悲慘的故事包含在内，他決不應故沒不言！ 在以上所引證的《清明上河圖》的經曆過程中，很顯明安插不下王忬或王世貞的一個位置。
那麼，這圖到底是怎樣才和王家在傳說中發生關系的呢？按《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圖》别本跋：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真赝本，餘均獲寓目。
真本人物舟車橋道宮室皆細于發，而絕老勁有力，初落墨相家，尋籍入天府為穆廟所愛，飾以丹青。
赝本乃吳人黃彪造，或雲得擇端稿本加删潤，然與真本殊不相類，而亦自工緻可念，所乏腕指間力耳，今在家弟（世懋）所。
此卷以為擇端稿本，似未見擇端本者。
其所雲于禁煙光景亦不似，第筆勢遒逸驚人，雖小麄率，要非近代人所能辦，蓋與擇端同時畫院祗候，各圖汴河之勝，而有甲乙者也。
吾鄉好事人遂定為真稿本，而谒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記，文徵仲蘇書，吳文定公跋，其張著、楊準二跋，則壽承、休承以小行代之，豈惟出藍！而最後王祿之、陸子傅題字尤精楚。
陸于逗漏處，毫發貶駁殆盡，然不能斷其非擇端筆也。
使畫家有黃長睿那得爾？ 其第二跋雲： 按擇端在宣政間不甚著，陶九疇纂《圖繪寶鑒》，搜括殆盡，而亦不載其人。
昔人謂遜功帝以丹青自負，諸祗候有所畫，皆取上旨裁定。
畫成進禦，或少增損。
上時時草創下諸祗候補景設色，皆稱禦筆，以故不得自顯見。
然是時馬贲、周曾、郭思、郭信之流，亦不緻泯然如擇端也。
而《清明上河》一圖，曆四百年而大顯，至勞權相出死構，再損千金之值而後得，嘻！亦已甚矣。
擇端他圖餘見之殊不稱，附筆于此。
可知此圖确有真赝本，其赝本之一确曾為世貞愛弟世懋所藏，這圖确曾有一段悲慘的故事；“至勞權相出死構，再損千金之值而後得”。
這兩跋都成于萬曆三年（1575）以後，所記的是上文所舉的昆山顧氏的事，和王家毫不相幹。
這一悲劇的主人公是顧懋宏，構禍的是湯九或湯裱褙，權相是嚴氏父子。
由以上的論證，我們知道一切關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圖》的記載，都是任意捏造，牽強附會。
無論他所說的是辋川真迹，是《清明上河圖》，或是黃彪的臨本，或是王鏊家藏本，或是王忬所藏的，都是無中生有。
失去事實的根據，當然唐順之或湯裱褙甚至第三人的行谮或指證的傳說，都一起跟着不存在了。
但是，像沈德符、顧公燮、劉廷玑、梁章钜等人，在當時都是很有名望的學者，沈德符和王世貞是同一時代的人，為什麼他們卻會捕風捉影，因訛承訛呢？ 這原因據我的推測，以為是： （一）看不清《四部稿》兩跋的原意，誤會所謂“權相出死力構”是指他的家事，因此而附會成一串故事。
（二）信任《野獲編》作者的時代和他與王家的世交關系，以為他所說的話一定可靠，而靡然風從，群相應和。
（三）故事本身的悲壯動人，同情被害人的遭遇，輾轉傳述，甚或替它裝頭補尾，雖悖“求真之谛”亦所不惜。
次之因為照例每個不幸的故事中，都有一位醜角在場，湯裱褙是當時的名裝潢家，和王、嚴兩家都有來往，所以順手把他拉入做一點綴。
識畫人的另一傳說是唐順之，因為他曾有疏參王忬的事迹，王忬之死他多少應負一點責任。
到了範允臨的時候，似乎又因為唐順之到底是一代大儒，不好任意得罪，所以在他的劇本&mdash&mdash《一捧雪》傳奇中仍舊替回了湯裱褙。
幾百年來，這劇本到處上演，劇情的凄烈悲壯，深深地感動了千萬的人，于是湯裱褙便永遠留在這劇本中做一位挨罵的該死醜角。
三、《金瓶梅》非王世貞所作 最早提到《金瓶梅》的，是袁宏道的《觞政》：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
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hellip&hellip為内典。
&hellip&hellip傳奇則《水浒傳》《金瓶梅》為逸典。
（《袁中郎全集》卷一四，十之《掌故》） 袁宏道寫此文時《金瓶梅》尚未有刻本，已極見重于文人，拿它和《水浒》并列了。
可惜袁宏道隻給了我們一個藝術價值的暗示，沒提出它的著者和其他事情。
稍後沈德符的《野獲編》卷二五《金瓶梅》所說的就詳細多了，沈德符說：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傳》為外典，予恨未得見。
丙午（1606）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今唯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
又三年小修（袁中道，宏道弟）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
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
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
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闆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曰閻羅究诘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箧之。
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
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
遍覓不得。
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赝作矣。
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雲。
關于有刻本前後的情形和書中所影射的人物，他都講到了，單單我們所認為最重要的著者，他卻隻含糊地說了“嘉靖間大名士”了事，這六個字的含義是： （一）作者是嘉靖時人。
（二）作者是大名士。
（三）《金瓶梅》是嘉靖時的作品。
幾條嘉靖時代若幹大名士都可适用的規限，更不妙的是他指這書是“指斥時事”的，平常無緣無故的人要指斥時事幹什麼呢？所以顧公燮等人便因這一線索推斷是王世貞的作品，牽連滋蔓，造成上述一些故事。
康熙乙亥（1695）刻本《金瓶梅》謝頤作的序便說： 《金瓶梅》一書傳為鳳洲門人之作也。
或雲即出鳳洲手。
然洋洋灑灑一百回内，其細針密線，每令觀者望洋而歎。
到了《寒花庵随筆》《缺名筆記》一些人的時代，便索性把或字去掉。
一直到近人蔣瑞藻《小說考證》還認定是弇州之作而不疑： 《金瓶梅》之出于王世貞手不疑也。
景倩距弇州時代不遠，當知其詳。
乃斷名士二字了之，豈以其誨淫故為賢者諱欤！（《小說考證》二，第96頁） 其實，一切關于《金瓶梅》的故事，都隻是故事而已，都不可信。
應該根據真實史料，把一切荒謬無理的傳說，一起踢開，還給《金瓶梅》以一個原來的面目。
第一，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要先抓住它的要害點，關于《清明上河圖》，在上文已經證明和王家無關。
次之就是這一切故事的焦點&mdash&mdash作《金瓶梅》的緣起和《金瓶梅》的對象嚴世蕃或唐荊川之被毒或被刺。
因為這書據說是作者來毒嚴氏或唐氏的，如兩人并未被毒或無被毒之可能時，這一說當然不攻自破。
甲：嚴世蕃是正法死的，并未被毒，這一點《寒花庵随筆》的作者倒能辨别清楚。
顧公燮便不高明了，他以為王忬死後世貞還去谒見世蕃，世蕃索閱小說，因作《金瓶梅》以譏刺之。
其實，王忬被刑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初一，殁後世貞兄弟即扶柩返裡，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家，自後世貞即屏居裡門，到隆慶二年（1568）始起為河南按察副使。
另外，嚴嵩于四十一年（1562）五月罷相，世蕃也随即被刑。
王忬死後世貞方痛恨嚴氏父子之不暇，何能顔往谒賊父之仇？而且世貞于父死後即返裡屏居，中間無一日停滞，南北相隔，又何能與世蕃相見？即使可能，世蕃已被放逐，不久即死，亦何能見？如說此書之目的專在諷刺，則嚴氏既倒，公論已明，亦何所用其諷刺？且《四部稿》中不乏抨責嚴氏之作，亦何庸寫此洋洋百萬言之大作以事此無謂之諷刺？ 顧氏說嚴氏之敗是由世貞賄修工爛世蕃腳使不能入值緻然的，此說亦屬無稽，據《明史》卷三〇八《嚴嵩傳》所言： 嵩雖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語多不可曉，唯世蕃一覽了然。
答語無不中。
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嵩請留侍京邸，帝許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拟，而曰縱淫樂于家。
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值其方耽女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旨。
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是積失帝歡。
則世蕃之不能入值是因母喪，嵩之敗是因世蕃之不代票拟，也和王世貞根本無關。
乙：關于唐順之，按《明史》：“順之出為淮揚巡撫，兵敗力疾過焦山，三十九年（1560）春卒。
”王忬死在是年十月，順之比王忬早死半年。
世貞何能預寫《金瓶梅》報仇？世貞以先一年冬從山東棄官省父于京獄，時順之已出官淮揚，二人何能相見于朝房？順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貞又安能遣人行刺于順之死後？ 第二，“嘉靖中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話，假使可以把它遷就為王世貞，那麼，又為什麼不能把它歸到曾著有雜劇四種的天都外臣汪道昆？為什麼不是以雜劇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王百谷或張鳳翼？那時的名士很多，又為什麼不是所謂“前七子”“廣五子”“後五子”“續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我們有什麼反證說他們不是“嘉靖間的大名士”？ 第三，再退一步承認王世貞有作《金瓶梅》的可能（自然，他不是不能作）。
但是問題是他是江蘇太倉人，并且是土著，有什麼保證可以斷定他不“時作吳語”？《金瓶梅》用的是山東的方言，王世貞雖曾在山東做過三年官（1557&mdash1559），但是能有證據說他在這三年中，曾學會了甚至和土著一樣地使用當地的方言嗎？假使不能，又有什麼根據使他變成《金瓶梅》的作者呢？ 前人中也曾有人斷定王世貞絕不是《金瓶梅》的作者，清禮親王昭梿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說： 《金瓶梅》其淫亵不待言。
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倶不能得其要領。
以宋、明二代官名羼雜其間，最屬可笑。
是人尚未見商辂《宋元通鑒》者，無論宋元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谫陋若是，必為赝作無疑也。
（《嘯亭續錄》卷二） 作小說雖不一定要事事根據史實，不過假如是一個史學名家作的小說，縱使下筆十分不經意，也不至荒謬到如昭梿所譏。
王世貞在當時學者中堪稱博雅，時人多以有史識史才許之，他自身亦以此自負。
且畢生從事著述，卷帙甚富，多為後來修史及研究明代掌故者所取材。
假使是他作的，真的如昭梿所說：“何至谫陋若是！”不過昭梿以為《金瓶梅》是赝作，這卻錯了。
因為以《金瓶梅》為王世貞作的都是後來一般的傳說，在《金瓶梅》的本文中除掉應用曆史上的背景來描寫當時的市井社會奢侈放縱的生活以外，也絲毫找不出有作者的什麼本身的暗示存在着。
作者未冒王世貞的名字來增高他著述的聲價，說他是赝作，豈非無的放矢。
四、《金瓶梅》是萬曆中期的作品 小說在過去時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尤其是“猥亵”的作品。
因此小說的作者姓名往往不敢署名，而緻埋沒不彰。
更有若幹小說家不但不敢署名，并且還故意淆亂書中史實，極力避免含有時代性的叙述，使人不能捉摸這一作品的著作時代。
《金瓶梅》就是這樣的一個作品。
但是，一個作家要故意避免含有時代性的記述，雖不是不可能，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他不能離開他的時代，不能離開他的現實生活，他是那個時代的人，無論他如何避免，在對話中，在一件平凡事情的叙述中，多少總不能不帶有那時代的印記。
即使他所叙述的是假托古代的題材，無意中也不能不流露出那時代的現實生活。
我們要從這些作者所不經意的疏略處，找出他原來所處的時代，把作品和時代關聯起來。
常常又有原作者的疏忽為一個同情他的後代人所删削遮掩，這位同情者的用意自然是匡正作者，這舉動同樣不為我們所歡迎。
這一事實可以拿《金瓶梅》來做一例證。
假如我們不能得到一個比改訂本更早的本子的時候，也許我們要被作者和删節者瞞過，永遠不能知道他們所不願意告訴我們的事情。
幸而，最近我們得到一個較早的《金瓶梅詞話》刻本，在這本子中我們知道許多前人所不知道的事。
這些事都明顯地刻有時代的痕迹。
因此，我們不但可以斷定這部書的著作時代，并且可以明白這部書産生的時代背景，為什麼這樣一部名著卻包含有那樣多的描寫性生活部分的原因。
（一）太仆寺馬價銀 《金瓶梅詞話》本第七回九至十頁有這樣一段對話： 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宿柳，又裡虛外實，少人家債負，隻怕坑陷了你！” 婦人道
&hellip&hellip此卷向在李長沙家，流傳吳中，卒為袁州所鈎緻，袁州籍沒後已歸禦府，今何自複流傳人間？書之以求正于博雅君子。
天啟二年壬戌五月晦日。
按長沙即李東陽，袁州即嚴嵩。
據此可知這圖的收藏經過是： （一）李東陽家藏。
（二）流傳吳中。
（三）歸嚴氏。
（四）籍沒入禦府。
一百年中流離南北，換了四個主人，可惜不知道在吳中的收藏家是誰。
推測當分宜籍沒時，官中必有簿錄，因此翻出《勝朝遺事》所收的文嘉《钤山堂書畫記》，果然有詳細的記載，在《名畫部》宋有：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圖藏宜興徐文靖（徐溥）家，後歸西涯李氏（東陽），李歸陳湖陸氏，陸氏子負官缗，質于昆山顧氏，有人以一千二百金得之。
然所畫皆舟車城郭橋梁市廛之景，亦宋之尋常畫耳，無高古氣也。
按田藝蘅《留青日劄》嚴嵩條記嘉靖四十四年（1565）八月抄沒清單有： 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冊軸，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金繡手卷冊共三千二百零一軸。
内有&hellip&hellip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hellip&hellip乃蘇州陸氏物，以千二百金購之，才得其赝本，卒破數十家。
其禍皆成于王彪、湯九、張四輩，可謂尤物害民。
這一條記載極其重要，它所告訴我們的是： （一）《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
（二）其人以千二百金問購，才得赝本，卒破數十家。
（三）諸家記載中之湯裱褙或湯生行九，其同惡為嚴氏鷹犬者有王彪、張四諸人。
考陳湖距吳縣三十裡，屬蘇州。
田氏所記的蘇州陸氏當即為文氏所記之陳湖陸氏無疑。
第二點所指明的也和文氏所記吻合。
由蘇州陸氏的淵源，據《钤山堂書畫記》：“陸氏子負官缗，質于昆山顧氏。
”兩書所說相同，當屬可信。
所謂昆山顧氏，考《昆新兩縣合志》卷二〇《顧夢圭傳》： 顧懋宏字靖甫，初名壽，一字茂儉，潛孫，夢圭子。
十三補諸生，才高氣豪，以口過被禍下獄，事白而家壁立。
依從父夢羽蕲州官舍，用蕲籍再為諸生。
尋東還，遊太學，舉萬曆戊子鄉薦。
授休甯教谕，遷南國子學錄，終莒州知州。
自劾免。
築室東郊外，植梅數十株吟嘯以老。
按夢圭為嘉靖癸未（1523）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他家世代做官，為昆山大族。
其子懋宏十三補諸生。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嚴嵩事敗下獄，四十四年（1565）三月嚴世蕃伏誅，嚴氏當國時代恰和懋宏時代相當，由此可知傳中所謂“以口過被禍下獄，事白而家壁立”一段隐約的記載，即指《清明上河圖》事，和文田兩家所記相合。
這樣，這圖的沿革可列成： （一）宜興徐氏。
（二）西涯李氏。
（三）陳湖陸氏。
（四）昆山顧氏。
（五）袁州嚴氏。
（六）内府。
在上引的史料中，最應注意的是《钤山堂書畫記》。
因為文嘉家和王世貞家是世交，他本人也是王世貞好友之一。
他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應何賓涯之召檢閱籍沒入官的嚴氏書畫，到隆慶二年（1568）整理所記錄成功這一卷書。
時世貞适新起用由河南按察副使擢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湖州。
假如王氏果和此圖有關系，并有如此悲慘的故事包含在内，他決不應故沒不言！ 在以上所引證的《清明上河圖》的經曆過程中，很顯明安插不下王忬或王世貞的一個位置。
那麼，這圖到底是怎樣才和王家在傳說中發生關系的呢？按《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圖》别本跋：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真赝本，餘均獲寓目。
真本人物舟車橋道宮室皆細于發，而絕老勁有力，初落墨相家，尋籍入天府為穆廟所愛，飾以丹青。
赝本乃吳人黃彪造，或雲得擇端稿本加删潤，然與真本殊不相類，而亦自工緻可念，所乏腕指間力耳，今在家弟（世懋）所。
此卷以為擇端稿本，似未見擇端本者。
其所雲于禁煙光景亦不似，第筆勢遒逸驚人，雖小麄率，要非近代人所能辦，蓋與擇端同時畫院祗候，各圖汴河之勝，而有甲乙者也。
吾鄉好事人遂定為真稿本，而谒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記，文徵仲蘇書，吳文定公跋，其張著、楊準二跋，則壽承、休承以小行代之，豈惟出藍！而最後王祿之、陸子傅題字尤精楚。
陸于逗漏處，毫發貶駁殆盡，然不能斷其非擇端筆也。
使畫家有黃長睿那得爾？ 其第二跋雲： 按擇端在宣政間不甚著，陶九疇纂《圖繪寶鑒》，搜括殆盡，而亦不載其人。
昔人謂遜功帝以丹青自負，諸祗候有所畫，皆取上旨裁定。
畫成進禦，或少增損。
上時時草創下諸祗候補景設色，皆稱禦筆，以故不得自顯見。
然是時馬贲、周曾、郭思、郭信之流，亦不緻泯然如擇端也。
而《清明上河》一圖，曆四百年而大顯，至勞權相出死構，再損千金之值而後得，嘻！亦已甚矣。
擇端他圖餘見之殊不稱，附筆于此。
可知此圖确有真赝本，其赝本之一确曾為世貞愛弟世懋所藏，這圖确曾有一段悲慘的故事；“至勞權相出死構，再損千金之值而後得”。
這兩跋都成于萬曆三年（1575）以後，所記的是上文所舉的昆山顧氏的事，和王家毫不相幹。
這一悲劇的主人公是顧懋宏，構禍的是湯九或湯裱褙，權相是嚴氏父子。
由以上的論證，我們知道一切關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圖》的記載，都是任意捏造，牽強附會。
無論他所說的是辋川真迹，是《清明上河圖》，或是黃彪的臨本，或是王鏊家藏本，或是王忬所藏的，都是無中生有。
失去事實的根據，當然唐順之或湯裱褙甚至第三人的行谮或指證的傳說，都一起跟着不存在了。
但是，像沈德符、顧公燮、劉廷玑、梁章钜等人，在當時都是很有名望的學者，沈德符和王世貞是同一時代的人，為什麼他們卻會捕風捉影，因訛承訛呢？ 這原因據我的推測，以為是： （一）看不清《四部稿》兩跋的原意，誤會所謂“權相出死力構”是指他的家事，因此而附會成一串故事。
（二）信任《野獲編》作者的時代和他與王家的世交關系，以為他所說的話一定可靠，而靡然風從，群相應和。
（三）故事本身的悲壯動人，同情被害人的遭遇，輾轉傳述，甚或替它裝頭補尾，雖悖“求真之谛”亦所不惜。
次之因為照例每個不幸的故事中，都有一位醜角在場，湯裱褙是當時的名裝潢家，和王、嚴兩家都有來往，所以順手把他拉入做一點綴。
識畫人的另一傳說是唐順之，因為他曾有疏參王忬的事迹，王忬之死他多少應負一點責任。
到了範允臨的時候，似乎又因為唐順之到底是一代大儒，不好任意得罪，所以在他的劇本&mdash&mdash《一捧雪》傳奇中仍舊替回了湯裱褙。
幾百年來，這劇本到處上演，劇情的凄烈悲壯，深深地感動了千萬的人，于是湯裱褙便永遠留在這劇本中做一位挨罵的該死醜角。
三、《金瓶梅》非王世貞所作 最早提到《金瓶梅》的，是袁宏道的《觞政》：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
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hellip&hellip為内典。
&hellip&hellip傳奇則《水浒傳》《金瓶梅》為逸典。
（《袁中郎全集》卷一四，十之《掌故》） 袁宏道寫此文時《金瓶梅》尚未有刻本，已極見重于文人，拿它和《水浒》并列了。
可惜袁宏道隻給了我們一個藝術價值的暗示，沒提出它的著者和其他事情。
稍後沈德符的《野獲編》卷二五《金瓶梅》所說的就詳細多了，沈德符說：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傳》為外典，予恨未得見。
丙午（1606）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今唯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
又三年小修（袁中道，宏道弟）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
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
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
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闆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曰閻羅究诘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箧之。
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
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
遍覓不得。
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赝作矣。
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雲。
關于有刻本前後的情形和書中所影射的人物，他都講到了，單單我們所認為最重要的著者，他卻隻含糊地說了“嘉靖間大名士”了事，這六個字的含義是： （一）作者是嘉靖時人。
（二）作者是大名士。
（三）《金瓶梅》是嘉靖時的作品。
幾條嘉靖時代若幹大名士都可适用的規限，更不妙的是他指這書是“指斥時事”的，平常無緣無故的人要指斥時事幹什麼呢？所以顧公燮等人便因這一線索推斷是王世貞的作品，牽連滋蔓，造成上述一些故事。
康熙乙亥（1695）刻本《金瓶梅》謝頤作的序便說： 《金瓶梅》一書傳為鳳洲門人之作也。
或雲即出鳳洲手。
然洋洋灑灑一百回内，其細針密線，每令觀者望洋而歎。
到了《寒花庵随筆》《缺名筆記》一些人的時代，便索性把或字去掉。
一直到近人蔣瑞藻《小說考證》還認定是弇州之作而不疑： 《金瓶梅》之出于王世貞手不疑也。
景倩距弇州時代不遠，當知其詳。
乃斷名士二字了之，豈以其誨淫故為賢者諱欤！（《小說考證》二，第96頁） 其實，一切關于《金瓶梅》的故事，都隻是故事而已，都不可信。
應該根據真實史料，把一切荒謬無理的傳說，一起踢開，還給《金瓶梅》以一個原來的面目。
第一，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要先抓住它的要害點，關于《清明上河圖》，在上文已經證明和王家無關。
次之就是這一切故事的焦點&mdash&mdash作《金瓶梅》的緣起和《金瓶梅》的對象嚴世蕃或唐荊川之被毒或被刺。
因為這書據說是作者來毒嚴氏或唐氏的，如兩人并未被毒或無被毒之可能時，這一說當然不攻自破。
甲：嚴世蕃是正法死的，并未被毒，這一點《寒花庵随筆》的作者倒能辨别清楚。
顧公燮便不高明了，他以為王忬死後世貞還去谒見世蕃，世蕃索閱小說，因作《金瓶梅》以譏刺之。
其實，王忬被刑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初一，殁後世貞兄弟即扶柩返裡，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家，自後世貞即屏居裡門，到隆慶二年（1568）始起為河南按察副使。
另外，嚴嵩于四十一年（1562）五月罷相，世蕃也随即被刑。
王忬死後世貞方痛恨嚴氏父子之不暇，何能顔往谒賊父之仇？而且世貞于父死後即返裡屏居，中間無一日停滞，南北相隔，又何能與世蕃相見？即使可能，世蕃已被放逐，不久即死，亦何能見？如說此書之目的專在諷刺，則嚴氏既倒，公論已明，亦何所用其諷刺？且《四部稿》中不乏抨責嚴氏之作，亦何庸寫此洋洋百萬言之大作以事此無謂之諷刺？ 顧氏說嚴氏之敗是由世貞賄修工爛世蕃腳使不能入值緻然的，此說亦屬無稽，據《明史》卷三〇八《嚴嵩傳》所言： 嵩雖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語多不可曉，唯世蕃一覽了然。
答語無不中。
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嵩請留侍京邸，帝許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拟，而曰縱淫樂于家。
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值其方耽女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旨。
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是積失帝歡。
則世蕃之不能入值是因母喪，嵩之敗是因世蕃之不代票拟，也和王世貞根本無關。
乙：關于唐順之，按《明史》：“順之出為淮揚巡撫，兵敗力疾過焦山，三十九年（1560）春卒。
”王忬死在是年十月，順之比王忬早死半年。
世貞何能預寫《金瓶梅》報仇？世貞以先一年冬從山東棄官省父于京獄，時順之已出官淮揚，二人何能相見于朝房？順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貞又安能遣人行刺于順之死後？ 第二，“嘉靖中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話，假使可以把它遷就為王世貞，那麼，又為什麼不能把它歸到曾著有雜劇四種的天都外臣汪道昆？為什麼不是以雜劇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王百谷或張鳳翼？那時的名士很多，又為什麼不是所謂“前七子”“廣五子”“後五子”“續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我們有什麼反證說他們不是“嘉靖間的大名士”？ 第三，再退一步承認王世貞有作《金瓶梅》的可能（自然，他不是不能作）。
但是問題是他是江蘇太倉人，并且是土著，有什麼保證可以斷定他不“時作吳語”？《金瓶梅》用的是山東的方言，王世貞雖曾在山東做過三年官（1557&mdash1559），但是能有證據說他在這三年中，曾學會了甚至和土著一樣地使用當地的方言嗎？假使不能，又有什麼根據使他變成《金瓶梅》的作者呢？ 前人中也曾有人斷定王世貞絕不是《金瓶梅》的作者，清禮親王昭梿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說： 《金瓶梅》其淫亵不待言。
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倶不能得其要領。
以宋、明二代官名羼雜其間，最屬可笑。
是人尚未見商辂《宋元通鑒》者，無論宋元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谫陋若是，必為赝作無疑也。
（《嘯亭續錄》卷二） 作小說雖不一定要事事根據史實，不過假如是一個史學名家作的小說，縱使下筆十分不經意，也不至荒謬到如昭梿所譏。
王世貞在當時學者中堪稱博雅，時人多以有史識史才許之，他自身亦以此自負。
且畢生從事著述，卷帙甚富，多為後來修史及研究明代掌故者所取材。
假使是他作的，真的如昭梿所說：“何至谫陋若是！”不過昭梿以為《金瓶梅》是赝作，這卻錯了。
因為以《金瓶梅》為王世貞作的都是後來一般的傳說，在《金瓶梅》的本文中除掉應用曆史上的背景來描寫當時的市井社會奢侈放縱的生活以外，也絲毫找不出有作者的什麼本身的暗示存在着。
作者未冒王世貞的名字來增高他著述的聲價，說他是赝作，豈非無的放矢。
四、《金瓶梅》是萬曆中期的作品 小說在過去時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尤其是“猥亵”的作品。
因此小說的作者姓名往往不敢署名，而緻埋沒不彰。
更有若幹小說家不但不敢署名，并且還故意淆亂書中史實，極力避免含有時代性的叙述，使人不能捉摸這一作品的著作時代。
《金瓶梅》就是這樣的一個作品。
但是，一個作家要故意避免含有時代性的記述，雖不是不可能，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他不能離開他的時代，不能離開他的現實生活，他是那個時代的人，無論他如何避免，在對話中，在一件平凡事情的叙述中，多少總不能不帶有那時代的印記。
即使他所叙述的是假托古代的題材，無意中也不能不流露出那時代的現實生活。
我們要從這些作者所不經意的疏略處，找出他原來所處的時代，把作品和時代關聯起來。
常常又有原作者的疏忽為一個同情他的後代人所删削遮掩，這位同情者的用意自然是匡正作者，這舉動同樣不為我們所歡迎。
這一事實可以拿《金瓶梅》來做一例證。
假如我們不能得到一個比改訂本更早的本子的時候，也許我們要被作者和删節者瞞過，永遠不能知道他們所不願意告訴我們的事情。
幸而，最近我們得到一個較早的《金瓶梅詞話》刻本，在這本子中我們知道許多前人所不知道的事。
這些事都明顯地刻有時代的痕迹。
因此，我們不但可以斷定這部書的著作時代，并且可以明白這部書産生的時代背景，為什麼這樣一部名著卻包含有那樣多的描寫性生活部分的原因。
（一）太仆寺馬價銀 《金瓶梅詞話》本第七回九至十頁有這樣一段對話： 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宿柳，又裡虛外實，少人家債負，隻怕坑陷了你！” 婦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