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科舉：特權道路上的禁忌與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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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員交結地方官，後一條要使生員為皇家服務，在民間替朝廷清除“非為”。
(2)另一條： 軍民一切利病，并不許生員建言。
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才、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
唯生員不許！ 軍民一切利病即政治問題，地方官、在野人士，甚至農工商人都可提出建議，任何人都有權讨論政治，唯獨不許學生說話。
并且在同一條文内，重複地說“不許生員建言”“唯生員不許”，聲色俱厲，呼之欲出。
明太祖為什麼單單剝奪了生員讨論政治的權利呢？因為他害怕群衆，害怕組織，尤其害怕有群衆基礎有組織能力的知識分子。
他認清這個力量會危害他的統治，因之，非加以高壓，嚴厲禁止，不許有聲音不可。
至于其他人士，個别的發言，個别的建議，沒有群衆做後盾，不發動力量，他不但不禁止，反而形式上加以獎勵，學學古代帝王求言的辦法，倒使他可以得到好名譽。
知識青年對于現實政治不能說話，不許有聲音，明太祖的統治就鞏固了。
可是，他沒有想到代替說話的是農民的竹竿和鋤頭，朱家的政權，到後來還是被竹竿和鋤頭所傾覆。
地方學校之外，洪武八年（1375）又诏地方立社學（鄉村小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
府州縣學和社學都以《禦制大诰》和《律令》做主要必修科。
（《大明會典》卷七八《學校》） 在官僚政治之下，地方學校隻存形式，學生不在學，師儒不講論。
社學且成為官吏迫害剝削人民的手段，明太祖曾大發脾氣，申斥地方官吏說： 好事難成。
且如社學之設，本以導民為善，樂天之樂。
奈何府州縣官不才酷吏，害民無厭。
社學一設，官吏以為營生。
有願讀書者無錢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财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
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卻乃逼令入學，有錢者又縱之。
無錢者雖不暇讀書，亦不肯放，将此湊生員之數，欺诳朝廷。
他怕“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隻好住罷（停辦）社學，不再“導民為善”了（《禦制大诰·社學第四十四》）。
從國子監到社學，必讀的書，必考的書，是明太祖所親自寫定的《大诰》（從文理不通、思想昏亂、詞語鄙陋、語氣狂暴、态度蠻橫幾點看來，确非儒生所能代筆），想用以為治國平天下、統一思想的“聖經寶典”。
他在書末指出： 朕出是诰，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
所在人民，熟觀為戒。
（《禦制大诰·頒行大诰第七十四》） 又說： 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續編，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布天下，務必戶戶有之。
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外，永不令歸，的不虛示。
（《大诰續編·頒行續诰第八十七》） 以帝王之威，用減刑用充軍，利誘威脅，命令人民讀他的“至寶”，命令學生熟讀講解他的“至寶”，可惜，人民是不識“寶”的，利誘不理，威脅無用。
成化時（1465&mdash1487）陸容記《大诰》的下落說： 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
然有面從于一時而心違于身後者，如《大诰》，唯法司拟罪雲有《大诰》減一等雲爾，民間實未之見，況複有講讀者乎！（《菽園雜記》卷五） 明太祖有方法統治學校、屠殺學生，可是，他沒辦法辦社學，也沒辦法使人民讀他的《大诰》。
有生死人之權，有富貴貧賤人之權，而終于無人讀他藏他的“至寶”，不要說讀，人民甚至連看都沒有看見，這大概是專制獨裁者應有的和共有的悲哀吧！ 明代的科舉情況和紳士特權 明、清兩代五六百年的科舉制度，在中國文化、學術發展的曆史上作了大孽，束縛了人們的聰明才智，阻礙了科學的進展，壓制了思想，使人們脫離實際，脫離生産，專讀死書，專學八股，專寫空話，害盡了人，也害死了人，罪狀數不完，也說不完。
這些且不說，光就考試時的情況說，也是氣死人的。
明末艾南英《天傭子文集》有一篇文章專講考舉人時的苦處： 考試這一天，考場打了三通鼓，秀才們即使遇到大冷天，冰霜凍結，也得站在門外等候點名。
督學呢，穿着紅袍坐在堂上，燈燭輝煌，圍着爐子取暖，好不舒服。
秀才們得解開衣裳，左手拿着筆硯，右手拿着布襪，聽候府縣官點名，排個兒站在甬道裡，依次到督學面前。
每一個秀才，有兩個搜檢軍侍候，從頭發搜到腳跟，光着肚子光着腿，要好幾個時辰才能全搜完，個個凍得牙齒打戰，腰以下都凍僵了，摸着也不像是自己的皮膚。
要是大熱天呢，督學穿着紗衣裳，在陰涼地裡，喝着茶，搖着扇子，涼快得很。
秀才們呢，十百一群，擠立在塵埃飛揚的太陽地上，按制度不能扇扇子，穿的又是大布厚衣。
到了考場，幾百人夾坐在一起，腥氣、穢氣，蒸着、熏着，大汗通身，衣裳都濕透了，卻一滴水也不敢入口。
雖然公家有人管茶水，但誰也不敢喝，喝了就有人在你卷子上打一個紅記号，算是舞弊犯規，文章盡管寫得好，也要扣分，降一等。
冷天也罷，熱天也罷，都得吃苦頭。
考的時候，東西兩面站着四個瞭望軍，是監場的，誰也不敢擡頭四面看，有人困了站一下，打一個哈欠，和隔壁考生說話，以至歪着坐，又是一個紅記号打上了，算犯規，文章盡管好，也扣分，降一等。
弄得人人腰脊酸痛，連大小便也不得自由，得忍着些。
連動手動腳、擡頭伸腰的自由也被剝奪了，苦哉！ 考試座位呢，是衙門裡的工吏包辦的，他們得賺一點錢，貪污了一大半經費，臨時對付，做得很窄小，兩個手膀也張不開；又偷工減料，薄而脆，外加裂縫，坐下重一點，就怕塌下。
加上同号的總有十幾個人，座位是用竹子連着的，誰的手腳稍動一下，聯号的座位便都動搖了，成天沒個停，寫的字也就歪歪扭扭了。
這篇文章寫得實在好，道盡了考生的苦處，也道盡了封建統治者不把學生當人的惡毒待遇。
文章裡用督學的擁爐、揮扇相對襯，更把考生的苦況突出了。
清朝繼承了明朝這一套，《兒女英雄傳》寫安骥殿試時，自己背桌子考籃的情況，可以參看。
這樣苦，為什麼人們還是搶着考，唯恐吃不到這苦頭呢？是為了做官。
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記明朝人中舉人的情況： 明朝末年的紳士，非常之威風。
凡是中了舉人，報信的人都拿着短棍，從大門打起，把廳堂窗戶都打爛了，叫作“改換門庭”。
工匠跟在後面，立時修整一新，從此永為主顧。
接着，同姓的地主來和您通譜，算作一家，招女婿的也來了，有人來拜你做老師，自稱門生。
隻要一張嘴，銀子上千兩地送，以後有事，這些人便有依靠了。
出門呢，坐着大轎，前面有人拿着扇啦，掌着蓋啦，諸如此類，連秀才出門，也有門鬥張着油傘引路。
有婚喪事的時候，紳士和老百姓是不能坐在一起的，要另搞一個房子叫大賓堂，有功名的人單坐在一起。
清人吳敬梓所作《儒林外史》，窮秀才範進中舉一段絕妙文字，正是顧公燮這一段記載的絕妙注腳。
到中了進士，就更加威風了。
上任做官，車啦，馬啦，跟班啦，衣服用具啦，飲食用費啦，都自然會有人支應。
上了任，債主也跟着來，按期還債。
(3) 即使中不了進士，光是秀才、舉人，也就享有許多特權了。
第一是免役，隻要進了學，成為秀才，法律規定可免戶内二丁差役。
明朝裡役負擔是很重的，要是有二十畝田地的中農，假如家裡不出一個秀才，一輪到裡役，便得破家蕩産。
(4)以此，一個縣裡秀才舉人愈多，百姓便越窮，因為他們得把紳士的負擔分擔下來。
(5)第二是可以有奴婢使喚；明制，平民百姓是不許存養奴婢的，《大明律》規定：“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從良。
”第三是法律的優待，明初規定一般進士、舉人、貢生犯了死罪，可以特赦三次，以後雖然沒有執行，但是，還是受到優待，秀才犯了法，地方官在通知學校把他開除之前，是不能用刑的。
如犯的不是重罪，便隻通知學校當局，加以處分了事。
第四是免糧，家道寒苦，無力完糧的，可由地方官奏銷豁免。
因之，不但秀才自己免了役、免了賦，甚至包攬隐庇，借此發财。
廪生照規定由國家每年給膏火銀一百二十兩，不安分的便攬地主錢糧在自己名下，請求豁免，“坐一百，走三百”，不動腿呢，每年一百二十兩，多跑跑縣衙門呢，一年三百兩，是當時的民間口語。
第五便是禮貌待遇了。
顧公燮所記的大賓堂是有法律根據的，洪武十二年（1379）八月，明太祖頒布法令，規定紳士隻能和宗族講尊卑的禮法，至于宴會，要另設席位，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
和異姓無官者相見，不必答禮。
庶民見紳士要用見官禮谒見。
違反的按法律制裁。
有了這樣多特權，吃點苦頭又算什麼呢？ 明、清兩代的知識分子，在通過考試之前，封建統治者不把他們當人看待，加以種種虐待。
但是，在成為秀才、舉人、進士之後，便成為統治集團的一員了，和庶民不同了，他們分享了統治階級的特權，成為特權階級了。
最近有人講明朝後期情況，把秀才也算在市民裡面，把他們下降為庶民，在我看來，是不符合客觀存在的曆史事實的。
*** (1)《明史》卷一三九《錢唐傳》，卷五四《禮志四》，李之藻《領宮禮樂疏》卷二，全祖望《鲒琦亭集》卷三五辨錢尚書争孟子事，北平圖書館藏洪武二十七年（1394）刊本《孟子節文·劉三吾孟子節文題辭》：“《孟子》一書，中間詞氣之間抑揚太過者八十五條。
其餘一百七十餘條，悉頒之中外校官，俾讀是書者知所本旨。
自今八十五條之内，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壹以聖賢中正之學為本。
” (2)“非為”是明太祖的口頭和文字上常用術語，含有特别内容，和他常用的“異為”“他為”同義。
(3)陶奭齡：《小柴桑喃喃錄》上；周順昌：《燼餘集》卷二，《與吳公如書》卷二。
(4)《溫寶忠遺稿》卷五，《士民說》。
(5)顧炎武：《亭林文集·生員論》。
(2)另一條： 軍民一切利病，并不許生員建言。
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才、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
唯生員不許！ 軍民一切利病即政治問題，地方官、在野人士，甚至農工商人都可提出建議，任何人都有權讨論政治，唯獨不許學生說話。
并且在同一條文内，重複地說“不許生員建言”“唯生員不許”，聲色俱厲，呼之欲出。
明太祖為什麼單單剝奪了生員讨論政治的權利呢？因為他害怕群衆，害怕組織，尤其害怕有群衆基礎有組織能力的知識分子。
他認清這個力量會危害他的統治，因之，非加以高壓，嚴厲禁止，不許有聲音不可。
至于其他人士，個别的發言，個别的建議，沒有群衆做後盾，不發動力量，他不但不禁止，反而形式上加以獎勵，學學古代帝王求言的辦法，倒使他可以得到好名譽。
知識青年對于現實政治不能說話，不許有聲音，明太祖的統治就鞏固了。
可是，他沒有想到代替說話的是農民的竹竿和鋤頭，朱家的政權，到後來還是被竹竿和鋤頭所傾覆。
地方學校之外，洪武八年（1375）又诏地方立社學（鄉村小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
府州縣學和社學都以《禦制大诰》和《律令》做主要必修科。
（《大明會典》卷七八《學校》） 在官僚政治之下，地方學校隻存形式，學生不在學，師儒不講論。
社學且成為官吏迫害剝削人民的手段，明太祖曾大發脾氣，申斥地方官吏說： 好事難成。
且如社學之設，本以導民為善，樂天之樂。
奈何府州縣官不才酷吏，害民無厭。
社學一設，官吏以為營生。
有願讀書者無錢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财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
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卻乃逼令入學，有錢者又縱之。
無錢者雖不暇讀書，亦不肯放，将此湊生員之數，欺诳朝廷。
他怕“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隻好住罷（停辦）社學，不再“導民為善”了（《禦制大诰·社學第四十四》）。
從國子監到社學，必讀的書，必考的書，是明太祖所親自寫定的《大诰》（從文理不通、思想昏亂、詞語鄙陋、語氣狂暴、态度蠻橫幾點看來，确非儒生所能代筆），想用以為治國平天下、統一思想的“聖經寶典”。
他在書末指出： 朕出是诰，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
所在人民，熟觀為戒。
（《禦制大诰·頒行大诰第七十四》） 又說： 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續編，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布天下，務必戶戶有之。
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外，永不令歸，的不虛示。
（《大诰續編·頒行續诰第八十七》） 以帝王之威，用減刑用充軍，利誘威脅，命令人民讀他的“至寶”，命令學生熟讀講解他的“至寶”，可惜，人民是不識“寶”的，利誘不理，威脅無用。
成化時（1465&mdash1487）陸容記《大诰》的下落說： 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
然有面從于一時而心違于身後者，如《大诰》，唯法司拟罪雲有《大诰》減一等雲爾，民間實未之見，況複有講讀者乎！（《菽園雜記》卷五） 明太祖有方法統治學校、屠殺學生，可是，他沒辦法辦社學，也沒辦法使人民讀他的《大诰》。
有生死人之權，有富貴貧賤人之權，而終于無人讀他藏他的“至寶”，不要說讀，人民甚至連看都沒有看見，這大概是專制獨裁者應有的和共有的悲哀吧！ 明代的科舉情況和紳士特權 明、清兩代五六百年的科舉制度，在中國文化、學術發展的曆史上作了大孽，束縛了人們的聰明才智，阻礙了科學的進展，壓制了思想，使人們脫離實際，脫離生産，專讀死書，專學八股，專寫空話，害盡了人，也害死了人，罪狀數不完，也說不完。
這些且不說，光就考試時的情況說，也是氣死人的。
明末艾南英《天傭子文集》有一篇文章專講考舉人時的苦處： 考試這一天，考場打了三通鼓，秀才們即使遇到大冷天，冰霜凍結，也得站在門外等候點名。
督學呢，穿着紅袍坐在堂上，燈燭輝煌，圍着爐子取暖，好不舒服。
秀才們得解開衣裳，左手拿着筆硯，右手拿着布襪，聽候府縣官點名，排個兒站在甬道裡，依次到督學面前。
每一個秀才，有兩個搜檢軍侍候，從頭發搜到腳跟，光着肚子光着腿，要好幾個時辰才能全搜完，個個凍得牙齒打戰，腰以下都凍僵了，摸着也不像是自己的皮膚。
要是大熱天呢，督學穿着紗衣裳，在陰涼地裡，喝着茶，搖着扇子，涼快得很。
秀才們呢，十百一群，擠立在塵埃飛揚的太陽地上，按制度不能扇扇子，穿的又是大布厚衣。
到了考場，幾百人夾坐在一起，腥氣、穢氣，蒸着、熏着，大汗通身，衣裳都濕透了，卻一滴水也不敢入口。
雖然公家有人管茶水，但誰也不敢喝，喝了就有人在你卷子上打一個紅記号，算是舞弊犯規，文章盡管寫得好，也要扣分，降一等。
冷天也罷，熱天也罷，都得吃苦頭。
考的時候，東西兩面站着四個瞭望軍，是監場的，誰也不敢擡頭四面看，有人困了站一下，打一個哈欠，和隔壁考生說話，以至歪着坐，又是一個紅記号打上了，算犯規，文章盡管好，也扣分，降一等。
弄得人人腰脊酸痛，連大小便也不得自由，得忍着些。
連動手動腳、擡頭伸腰的自由也被剝奪了，苦哉！ 考試座位呢，是衙門裡的工吏包辦的，他們得賺一點錢，貪污了一大半經費，臨時對付，做得很窄小，兩個手膀也張不開；又偷工減料，薄而脆，外加裂縫，坐下重一點，就怕塌下。
加上同号的總有十幾個人，座位是用竹子連着的，誰的手腳稍動一下，聯号的座位便都動搖了，成天沒個停，寫的字也就歪歪扭扭了。
這篇文章寫得實在好，道盡了考生的苦處，也道盡了封建統治者不把學生當人的惡毒待遇。
文章裡用督學的擁爐、揮扇相對襯，更把考生的苦況突出了。
清朝繼承了明朝這一套，《兒女英雄傳》寫安骥殿試時，自己背桌子考籃的情況，可以參看。
這樣苦，為什麼人們還是搶着考，唯恐吃不到這苦頭呢？是為了做官。
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記明朝人中舉人的情況： 明朝末年的紳士，非常之威風。
凡是中了舉人，報信的人都拿着短棍，從大門打起，把廳堂窗戶都打爛了，叫作“改換門庭”。
工匠跟在後面，立時修整一新，從此永為主顧。
接着，同姓的地主來和您通譜，算作一家，招女婿的也來了，有人來拜你做老師，自稱門生。
隻要一張嘴，銀子上千兩地送，以後有事，這些人便有依靠了。
出門呢，坐着大轎，前面有人拿着扇啦，掌着蓋啦，諸如此類，連秀才出門，也有門鬥張着油傘引路。
有婚喪事的時候，紳士和老百姓是不能坐在一起的，要另搞一個房子叫大賓堂，有功名的人單坐在一起。
清人吳敬梓所作《儒林外史》，窮秀才範進中舉一段絕妙文字，正是顧公燮這一段記載的絕妙注腳。
到中了進士，就更加威風了。
上任做官，車啦，馬啦，跟班啦，衣服用具啦，飲食用費啦，都自然會有人支應。
上了任，債主也跟着來，按期還債。
(3) 即使中不了進士，光是秀才、舉人，也就享有許多特權了。
第一是免役，隻要進了學，成為秀才，法律規定可免戶内二丁差役。
明朝裡役負擔是很重的，要是有二十畝田地的中農，假如家裡不出一個秀才，一輪到裡役，便得破家蕩産。
(4)以此，一個縣裡秀才舉人愈多，百姓便越窮，因為他們得把紳士的負擔分擔下來。
(5)第二是可以有奴婢使喚；明制，平民百姓是不許存養奴婢的，《大明律》規定：“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從良。
”第三是法律的優待，明初規定一般進士、舉人、貢生犯了死罪，可以特赦三次，以後雖然沒有執行，但是，還是受到優待，秀才犯了法，地方官在通知學校把他開除之前，是不能用刑的。
如犯的不是重罪，便隻通知學校當局，加以處分了事。
第四是免糧，家道寒苦，無力完糧的，可由地方官奏銷豁免。
因之，不但秀才自己免了役、免了賦，甚至包攬隐庇，借此發财。
廪生照規定由國家每年給膏火銀一百二十兩，不安分的便攬地主錢糧在自己名下，請求豁免，“坐一百，走三百”，不動腿呢，每年一百二十兩，多跑跑縣衙門呢，一年三百兩，是當時的民間口語。
第五便是禮貌待遇了。
顧公燮所記的大賓堂是有法律根據的，洪武十二年（1379）八月，明太祖頒布法令，規定紳士隻能和宗族講尊卑的禮法，至于宴會，要另設席位，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
和異姓無官者相見，不必答禮。
庶民見紳士要用見官禮谒見。
違反的按法律制裁。
有了這樣多特權，吃點苦頭又算什麼呢？ 明、清兩代的知識分子，在通過考試之前，封建統治者不把他們當人看待，加以種種虐待。
但是，在成為秀才、舉人、進士之後，便成為統治集團的一員了，和庶民不同了，他們分享了統治階級的特權，成為特權階級了。
最近有人講明朝後期情況，把秀才也算在市民裡面，把他們下降為庶民，在我看來，是不符合客觀存在的曆史事實的。
*** (1)《明史》卷一三九《錢唐傳》，卷五四《禮志四》，李之藻《領宮禮樂疏》卷二，全祖望《鲒琦亭集》卷三五辨錢尚書争孟子事，北平圖書館藏洪武二十七年（1394）刊本《孟子節文·劉三吾孟子節文題辭》：“《孟子》一書，中間詞氣之間抑揚太過者八十五條。
其餘一百七十餘條，悉頒之中外校官，俾讀是書者知所本旨。
自今八十五條之内，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壹以聖賢中正之學為本。
” (2)“非為”是明太祖的口頭和文字上常用術語，含有特别内容，和他常用的“異為”“他為”同義。
(3)陶奭齡：《小柴桑喃喃錄》上；周順昌：《燼餘集》卷二，《與吳公如書》卷二。
(4)《溫寶忠遺稿》卷五，《士民說》。
(5)顧炎武：《亭林文集·生員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