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資本主義萌芽：近代化曙光的出現
關燈
小
中
大
弋陽，縣有官陂二所，民田三萬餘畝借其灌溉。
近年被沿陂豪強之人，私創碓磨，走洩水利，稍有旱暵，民皆失望。
”(190) 葉盛《水東日記》卷十四亦記：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節水，可專菱芡之利，而唯時有勢力者可得之。
故杭人有俗謠雲：“十裡湖光十裡笆，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隻見湖光不見笆。
” 鹽糧馬草之利亦盡為勢豪所占，《明英宗實錄》卷一一五記： 九年（1444）四月壬辰，敕戶部曰：“朝廷令人易納馬草、開中鹽糧，本期資國便民。
比聞各場納草之人，多系官豪勢要，及該管内外官貪圖重利，令子侄家人伴當假托軍民，出名承納。
各處所中鹽糧，亦系官豪勢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挾勢将雜糙米上倉，該管官司畏避權勢，辄與收受，以緻給軍多不堪用。
及至支鹽，又囑管鹽官攙越關支，倍取利息。
緻無勢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喪赀失業，嗟怨莫伸，其弊不可勝言。
” 更有指使家人奴仆，私自抽分的。
《明律條例》名例條： 成化十五年（1479）十月二十二日節該，欽奉憲宗皇帝聖旨：管莊佃仆人等占守水陸關隘抽分，掯取财物，挾制把持害人的，都發邊衛永遠充軍，欽此！ 地主則勾結官吏，靠損小民，《續诰》第四五： 民間灑派包荒詭寄，移丘換段，這等都是奸頑豪富之家，将次沒福受用财賦田産，以自己科差灑派細民。
境内本無積年民田，此等豪猾買囑貪官污吏及造冊書算人等，其貪官污吏受豪猾之财，當科糧之際，做包荒名色，征納小戶。
書算手受财，将田灑派，移丘換段，做詭寄名色，以此靠損小民。
或隐匿丁糧，避免徭役，一切負擔均歸小民： 宣德六年（1431）六月庚午，浙江右參議彭璟言：“豪富人民每遇編充裡役，多隐匿丁糧，規避徭役，質樸之民皆首實。
有司貪賄，更不窮究。
由是徭役不均，細民失業。
”(191) 或營充職事，使小民受累，《英宗實錄》卷八九記： 七年（1442）二月丁酉應天府府尹李敏奏：“本府上元、江甯二縣富實丁多之家，往往營充欽天監太醫院陰陽醫生、各公主府墳戶、太常光祿二寺廚役及女戶者，一戶多至一二十丁，俱避差役，負累小民。
” 一面以其财力，兼并小農，例如： 景泰元年（1450）六月丙申，巡撫直隸工部尚書周忱言：“江陰縣民周珪本戶原置田三百七十二頃，又兼并誘買小民田二百七頃五十餘畝，誅求私租，謀殺人命。
”(192) 因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更加以苛捐雜稅之搜括，農民至無生路可走，甚至商稅派征，其負擔者亦為農民： 榷稅一節，病民滋甚。
山右僻在西隅，行商寥寥。
所有額派稅銀四萬二千五百兩，鋪塾等銀五千七百餘兩，百分派于各州府持。
于是鬥粟半菽有稅，沽酒市脂有稅，尺布寸絲有稅，羸特蹇衛有稅，既非天降而地出，真是頭會而箕斂。
(193) 負擔過重，伶俐富厚點的也跟着一般地主的模樣，詭謀圖免，大部分的農民無法可處，隻得輾轉溝壑，淪為盜賊。
侯朝宗曾痛論其弊雲： 明之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役加之，水旱災加之，官吏之食漁加之，豪強之吞并加之，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
于是百姓之富者争出金錢而入學校，百姓之黠者争營巢窟而充吏胥。
是加者七而因而詭之者二也。
即以賦役之一端言之，百姓方苦其積極而無告而學校則除矣，吏胥則除矣，舉天下以是為固然而莫之問也。
百姓之争入于學校而争出于吏胥者，亦莫不利其固然而為之矣。
約而計之，十人而除一人，則以一人所除更加之九人，百人而除十人，則以十人所除更加之九十人，展轉加焉而不可窮，争詭焉而不可禁。
天下之學校吏胥漸多而百姓漸少，是始猶以學校吏胥加百姓，而其後逐以百姓加百姓也。
彼百姓之無可奈何者，不死于溝壑即相率而為盜賊耳，安得而不亂哉。
(194) 除此以外，農民還有兩條路可走。
第一條路是當僧道，不過如被發覺，反要吃苦。
如《太祖實錄》卷二二七所記： 二十六年（1393）五月乙醜，道士仲守純等一百二十五人請給度牒。
禮部審實皆逃民避徭役者。
诏隸錦衣衛習工匠。
第二條路是抛棄土地，逃出做“流民”。
三 洪武三年（1370）時曾有一次關于蘇州一府地主的統計： 先是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産孰優？戶部臣對曰：“以田稅之多寡較之，唯浙西多富民巨室。
以蘇州一府計之，民歲輸糧一百石以上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
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
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
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
計五百五十四戶，歲輸糧十五萬一百八十四石。
”(195) 蘇州府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的戶口統計是四十九萬一千五百一十四戶。
(196)二十年中戶口相差大緻不會很遠。
如以此數估計，則五十萬戶中有地主五百戶，地主占全戶口的千分之一。
不過這統計不能适用于别處，蘇松财賦占全國三分之一，依照此例與在全國所納的田賦比較，和其他各地至少要相差三十倍，即平均要三萬戶中才有一戶地主。
地主有政治勢力的保障，即使有水旱兵災，也和他們不相幹。
而且愈是碰到災荒，愈是他們發财的機會。
第一是荒數都分配給地主，農民卻須照樣納稅。
王鏊曾說： 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道，餓殍塞川，甚可憫也。
惟朝廷轸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冀以寬之。
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為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
以是荒數多歸于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
(197) 而且貧農無田，所種多為佃田，即使有恩恤，好處也隻落在地主身上，如《明英宗實錄》卷五所記： 宣德十年（1435）五月乙未，行在刑科給事中年富言：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
今诏免災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租如故。
乞命被災之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
從之。
第二乘農民最困乏時，做高利貸的剝削。
法律所許可的利率是百分之三十。
(198)遇到災荒時，地主便擡高利率，農民隻能忍痛向其借貸，不能如期償還，家産人口便為地主所沒收，《明英宗實錄》卷一六七記： 十三年（1448）六月甲申，浙江按察使軒言：“各處豪民私債，倍取利息，至有奴其男女，占其田産者，官府莫敢指叱，小民無由控訴。
” 政府雖明知有這種兼并情形，也隻能通令私債須等豐收時償還，期前不得追索。
可是結果地主因此索性不肯借貸，政府又不能救濟，貧農更是走投無路。
隻好取消了這一禁令，讓地主得有自由兼并的機會： 景泰二年（1451）八月癸巳，刑部員外郎陳金言：軍民私債，例不得迫索，俟豐稔歸其本息。
以此貧民有急，偏叩富室，不能救濟。
宜聽其理取。
從之。
(199) 貧農向地主典産，産去而稅存： 正統元年（1436）六月戊戌，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奏：“本縣人民多因賠納稅糧，充軍為事貧乏，将本戶田産，典借富人錢帛，歲久不能贖，産去稅存，衣食艱難。
”(200) 抵押房屋，過期力不能償，即被沒收： 正統六年（1441）五月甲寅，直隸淮安府知府楊理言：“本府貧民以供給繁重，将屋宅典與富民，期三年贖以原本，過期即立契永賣。
以是貧民往往趁食在外，莫能招撫。
”(201) 或借以銀而償則以米，取數倍之息，顧炎武記： 日見鳳翔之民，舉債于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
此尚能支持歲月乎？(202) 于是小地主更加力剝削而成大地主，貧農則失産而為佃農，佃農不堪壓迫，又逃而為流民，《明宣宗實錄》卷九四宣德七年（1432）八月辛亥條： 蘇州田賦素重，其力耕者皆貧民。
每歲輸納，糧長裡胥率厚取之，不免貸于富家，富家又數倍取利，而農益貧。
《明英宗實錄》卷一九三景泰元年（1450）六月庚辰條： 處州地瘠人貧，其中小民，或因充軍當匠而廢其世業，或因官吏橫征而克其資财，或因豪右兼并而侵漁其地，或因艱苦借貸而倍出其償。
恒産無存，饑寒不免。
況富民豪橫，無所不至，既奪其産，或不與收糧而征科如舊，或詭寄他戶而避其糧差，激民為盜，職此之由。
在京都附近的農民，則田産更有無故被奪的危險。
例如弘治時外戚王源占奪民産至二千二百餘頃。
《明史·王鎮傳》記： 外威王源賜田，初止二十七頃，乃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占奪民産至二千二百餘頃。
及貧民赴告，禦史劉喬徇情曲奏，緻源無忌憚，家奴益橫。
正統時諸王所奪人民莊宅田地至三千餘頃。
(203)南京中官外戚所占田地六萬三千三百五十畝，房屋一千二百二十八間。
(204)邊将史昭、丁信廣置莊田，各有二十餘所，霸占魚池，侵奪水利。
(205)景泰初順天、河間等府縣地土，多被宦豪朦胧奏讨及私自占據，或為草場，或立莊所，動計數十百頃。
間接小民納糧地畝，多被占奪，歲賠糧草。
(206)夏言奉敕勘報皇莊及功臣國戚田土疏曾極言其弊： 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借寵昵，奏讨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
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将民間産業奪而有之。
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讨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
如長甯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讨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
如指揮佥事沈傅、吳讓受奸民馬仲名等投獻，奏讨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
以緻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群心。
(207) 從天順以來，又紛紛設立皇莊，至嘉靖初年有皇莊數十所，占地至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擾害農民，不可記極，夏言雲： 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随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hellip&hellip擅作威福，肆行武斷。
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架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
凡民間撐架舟車，牧放牛馬，采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
而鄰近土地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征銀。
本土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惡，多方掊克，獲利不赀。
輸之宮闱者曾無什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什八九矣。
是以小民脂膏，吮剝無餘，繇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裡分減并而糧差愈難。
卒緻辇毂之下，生理寡遂，闾閻之間，貧苦到骨。
(208) 結果是：“公私莊田，逾鄉跨邑，小民恒産，歲朘月削。
産業既失，稅糧猶存，徭役苦于并充，糧草困于重出，饑寒愁苦，日益無聊，輾轉流亡，靡所底止。
以緻強梁者起而為盜賊，柔善者轉死于溝壑。
其巧黠者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為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
凡所以蹙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
”(209)這情形由中央特派調查莊田的官吏所發表，當時的統治階級也已深知此種舉動之不合理，足以引起變亂。
然而當這報告書發表以後，外戚陳萬言又向皇帝乞得莊田，這莊田的來源還是“奪民田産”： 嘉靖三年（1524），泰和伯陳萬言乞武清、東安地各千頃為莊田，诏戶部勘閑田給之。
給事中張漢卿疏谏，帝竟以八百頃給之。
巡撫劉麟、禦史任洛複言不宜奪民地。
弗聽。
(210) 景恭王于嘉靖四十年（1561）之國，多請莊田，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數萬頃。
(211)潞王居京邸時，王店、王莊遍畿内。
居藩多請贍田、食鹽無不應，田多至四萬頃。
(212)福王之國時，诏賜莊田四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
尺寸皆奪之民間，伴讀、承奉諸官假履畝為名，乘傳出入，河南北、齊、楚間，所至騷動。
(213) 皇室、中官、外戚、勳臣、地方官吏、豪紳、地主、胥役&hellip&hellip這一串統治者重重壓迫，重重剝削，他們的财富，他們所享受的驕奢淫逸的生活，不但由刮盡農民身上的血汗所造成，而且不知犧牲了多少農民的性命，才能換得他們一夕的狂歡。
“尺寸皆奪之民間”，農民之血汗盡，性命過于不值錢，隻好另打主意。
四 在平時，對政府的負擔也使農民喘不過氣來。
因為在立法時并不曾顧慮到地主和貧農的差别懸殊，使他們一律出同樣的力役，結果是地主行無所事，而貧農則破家蕩産。
此弊自元末以來即有之。
王說： 今州縣之地，區别其疆界謂之都，而富民有田往往遍布諸都。
稅之所入以千百計者，類皆一戶一役而止。
其鬥升之稅不能出其都者，亦例與富民同受役。
而又富民之田不肯自名其稅，假立戶名，托稱兄弟所分，與子女所受，及在城異鄉人之業，飛寄詭竄，以避差徭。
故富者三歲一役曾不以為多，貧者一日受役，而家已立破，民之所病，莫斯為甚。
(214) 至正十年（1350），婺州路始行魚鱗類姓鼠尾之籍，稅之所在，役即随之，甚多田者兼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少者稱其所助而無幸免。
(215)洪武元年（1368）行均工夫之法，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
黃冊成後，行裡甲法，以上中下三戶三等五歲均役。
一歲中諸色雜目應役者，編第均之，銀力從所便。
後法稍弛，編徭役裡甲者以戶為斷，放大戶而勾單小，富商大賈免役而土著困，官吏裡胥輕重其手而小民益窮蹙。
又改行鼠尾冊法，論丁糧多少，編次先後，市民商賈家殷足而無田産者聽自占以佐銀差。
可是官府公私所需，仍責坊裡長營辦，給不能一二，供者或什百。
甚至無所給，唯計值年裡甲隻應夫馬飲食，而裡甲病。
一被佥為上供解戶，往往為中官所留難，貢品被挑剔好壞，故意不收，隻能就地改買進奉，率至破家傾産。
(216)鬥庫糧長之役亦使民不聊生，王鏊曾痛陳其弊，他說： 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以田為定，田多為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
故民唯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
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需顔料納之内庫者也。
曰鬥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
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
顔料之入内府亦不為多，而出納之際，百方難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于京以歸，則賣産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廚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菜膏油之供，加以饋送之資，遊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
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為良法，昔之為是役者未見其患。
頃者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唯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于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
不特此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
而又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之刻，官之百需多取于長，長能安不多取于民。
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于榜掠之下，此民之重困者三也。
三役之重，皆起于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其役。
(217) 在原則上，都應“佥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
究之所佥非富民，中人之産，辄為之傾”(218)。
地主富民能和官吏勾結，受另一集團的保障，中農以下的平民，便隻能忍受破産傾家的苦痛，為國家服務。
鬥庫之害，霍與瑕說得更為明白： 慈溪每年于均徭内額編紹興府餘姚縣常豐四五倉鬥級，每倉四名，每名役銀五兩，凡遭此役，無不破家，本縣徭差内實為上等苦役。
據原編常豐四倉鬥級某等連名開稱，俱為官攢等役剝削科取，每遇鬥級上役，倉官先取分例銀二十四兩，家人取分例銀三兩，攢典書手各二兩，及年燭開倉開印封印豬酒作福豬胙歲造文冊歇家包辦府縣差人飯食，每月買辦紙劄，迎送新舊官盤費，收糧放糧官并過往官員下程禮物買辦家火等項，皆出鬥級，每年用百數餘兩。
後浥爛貼補米石，年納二三百石。
(219) 外夷入貢，例于指定地方駐紮，一切支給，俱出裡甲。
《明英宗實錄》卷五十八琉球館臣是其一例： 正統四年（1439）八月庚寅，巡按福建監察禦史成規言：琉球國往來使臣俱于福州停住，館谷之需，所費不赀。
此者通事林惠、鄭長所帶番梢人從二百餘人，除日給廪米之外，其茶鹽醯醬等物出于裡甲，相沿已有常例。
乃故行刁蹬，勒折銅錢，及今未半年，已用銅錢七十九萬六千九百有餘，按數取足，稍或稽緩，辄肆詈毆。
政府有特别需要，便行科差，最為貧農之害。
凡朝廷科買一物，辄差數人促辦。
所差之人又各有無賴十數人為之鷹犬，百倍科斂，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于私室。
(220)給價則十不及一，輾轉克減，上下靡費，至于物主所得無幾，名稱買辦，無異白取。
(221)有時中間又需經過裡長的一道剝削，土産或忍痛奉獻，非土産則便要破家為朝廷征求： 永樂五年（1407）五月甲子，開平衛卒蔣文霆言：今有歲辦各色物料，裡長所領官錢悉入己，名為和買，其實強取于民，若其土産，尚可措辦，非土地所有，須多方征求，以緻傾财破産者有之。
凡若此者，非止一端。
(222) 洪熙元年（1425）行在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弋謙告訴皇帝說：“一夫耕作，上農不過百畝，中下之農，僅有其半。
除夏秋二稅，所存無幾，苟再分外侵耗，使民不貧而困者寡矣。
”(223)可是警告雖然提出，科買卻依舊舉行，三年後宣宗也警告他的臣下說： 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于科差，貧富困于買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耗費，常十數倍。
加以郡邑官鮮得人，吏肆為奸，征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營私，弊不勝紀。
以緻吾民衣食不足，轉徙逃亡。
凡百應輸，年年逋欠。
國家倉庾，月計不足。
(224) 他們也明知“竭澤而漁”不是一個辦法。
可是還是要圖享用，還是要科買，結果是“百姓逃亡，倉廪不足”。
在農民方面，土地分配不均和賦稅過重是當時很嚴重的問題。
如北直隸的富農與貧農的比較： 正統五年（1440）四月庚子，大理寺右少卿李畛奏：北直隸洪武永樂時人稀，富家隐藏逃戶，辟地多而納糧少，故積有餘财而愈富，貧家地少而差役繁重，故典賣田宅，産去稅存而愈貧。
(225) 稅糧的分配也極不公道，如歸有光所記： 江右田地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
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裡，多山湖，稅糧十六萬。
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皆六萬。
南安四縣糧二萬。
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
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内八府百二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
(226) 又有官糧、民糧之别，政府希望減輕農民的負擔，減輕或免除民糧，結果卻适得其反，又予地主以兼并的機會： 舊例應天、鎮江、太平、甯國、廣德四府一州官糧減半征收，民糧全免以緻富家多民糧，下戶多官糧，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227) 官田糧重，民田糧輕；官田價輕，民田價重；地主利糧輕，貧民利價重；故民田多歸地主，官田糧重，貧民不能負擔，隻能逃稅，出做流民，王鏊說： 吳中有官田，有民田。
官田之稅一畝有五鬥六鬥至七鬥者。
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于一石矣。
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
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丘之内，咫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絕。
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僞以官為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僞而不疑。
久之，民田多歸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貧窮。
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
稅無所出，則攤之裡甲。
故貧窮多流，裡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于困。
(228) 于是有“逃民”，有“流民”。
五 逃民和流民的分别，《明史·食貨志》說：“其人戶避徭役者曰逃戶，年饑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
”其實都是在本地不能生活，忍痛離開朝夕相親的田地，漂流異地的貧農。
貧農除開上文所引述的一切人為的壓迫和剝削外，又受自然的摧殘，一有水旱，便不能生活： 困窮之民，田多者不過十餘畝，少者或六七畝，或二三畝，或無田而傭佃于人。
幸無水旱之厄，所獲亦不能充數月之食，況複旱澇乘之，欲無饑寒，胡可得乎？(229) 或有疾病，便緻流離： 農民之中，有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或四五十畝者，當春夏時耕種之務方殷，或不幸夫病而婦給湯藥，農務既廢，田亦随荒。
及病且愈，則時已過矣。
上無以供國賦，下無以養其室家。
窮困流離，職此之由。
(230) 或不能備牛具種子，無法耕種自己的田土，隻好降為佃農，或乞丐度日，到處漂流。
《明英宗實錄》卷三四記： 正統二年（1437）九月癸巳，行在戶部主事劉善言：比聞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并直隸諸郡縣，民貧者無牛具種子耕種，傭丐衣食以度日，父母妻子啼饑号寒者十室八九。
有司既不能存恤，而又重征遠役，以故舉家逃竄。
洪熙元年（1425）閏七月，廣西布政使周幹奉命到蘇、常、嘉、湖等府巡視民瘼。
據他的報告，民之逃亡皆由官府弊政困民及糧長弓兵害民所緻： 如吳江昆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鬥，是十分而取其八也。
撥賜公侯驸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
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又如杭之仁和、海甯，蘇之昆山，自永樂十二年（1414）以來，海水淪陷官民田一千九百三十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征其租，田沒于海，租從何出？常之無錫等縣，洪武中沒入公侯田莊，其農具水車皆腐朽已盡，如而有司猶責稅如故，此民之所以逃也。
糧長之設，專以催征稅糧。
近者常、鎮、蘇、松、湖、杭等府無籍之徒，營充糧長，專掊克小民以肥私己。
征收之時，于各裡内置立倉囤，私造大樣鬥斛而倍量之，有立樣米擡斛米之名以巧取之，約收民五倍。
卻以平鬥正數付與小民，運付京倉輸納，緣途費用，所存無幾，及其不完，著令賠納，至有亡身破産者，連年逋欠，倘遇恩免，利歸糧長，小民全不沾恩。
積習成風，以為得計。
巡檢之設，從以弓兵，本用盤诘奸細，緝捕盜賊。
常、鎮、蘇、松、嘉、湖、杭等府巡檢司弓兵不由府縣佥充，多是有力大戶令義男家人營謀充當，專一在鄉設計害民，占據田産，騙耍子女，及稍有不從，辄加以拒捕私鹽之名，各執兵仗，圍繞其家，擒獲以多槳快船送司監收，挾制官吏，莫敢誰何，必厭其意乃已。
不然，即聲言起解赴京，中途絕其飲食，或臧害緻死。
小民畏之，甚于豺虎，此糧長弓兵所以害民而緻逃亡之事也。
(231) 蘇、松、常、鎮、嘉、湖、杭一帶，是全國财賦中心，農民所受的壓迫，從一位政府官吏口中的報告已是如此，其他各地的情形更可想見了。
各地的賦役都有定額，由被禁锢在土地上的農民負責輸納。
逃亡的情形一發生，未逃亡或不能逃亡的一部分農民便為已逃亡的農民負責，盡雙重義務。
原來自己所負的一份已覺過重，又加上替人的一份，逼得沒有辦法，也隻好舍棄一切，跟着逃亡。
這情形中最先倒黴的是裡長，《明成祖實錄》卷九十九記： 永樂七年（1409）十二月丙寅，山西安邑縣言：“縣民逃徙者田土已荒，而稅糧尚責裡甲賠納，侵損艱難，請暫停之，以俟招撫複業，然後征納。
”上谕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稅，既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
若令裡甲賠納，必緻破産，破産不足，必又逃徙，租稅愈不足矣。
” 次之是貧農，例如沅陵縣的農民，多因賠納而破産： 正統元年（1436）六月戊戌，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奏：本縣人民因多陪納稅糧，充軍為事貧乏，将本戶田産典借富人錢帛，歲久不能贖，産去稅存，衣食艱難。
(232) 清苑、臨晉兩縣的未逃農民，幸得邀特典而暫緩賠納： 正統三年（1438）正月辛亥，行在戶部奏：直隸清苑縣，人民逃移五百九十餘戶，遺下秋糧六百六十餘石，草一萬三千四百餘束。
山西臨晉縣人民逃移四千五百七十餘戶，遺下秋糧三萬四千一百四十餘石，草六萬八千二百九十餘束。
此二縣各稱，見存人戶該納糧草，尚且逋欠，若又包納逃民糧草，愈加困苦，乞暫停征。
上以民無食故逃，其無征之稅責于不逃之民，是又速其逃也，宜緩其征，逃民其設法招撫。
(233) 可是也隻怕把未逃的農民也逼逃，這已逃農民的糧草還是要追征，而未逃的農民追征，隻是追征的手續叫地方官辦得慢一點而已。
農民逃亡的情形，試再舉諸城縣的情形做例： 正統十二年（1447）四月戊申，巡按山東監察禦史史濡等奏：山東青州府地瘠民貧，差役繁重，頻年荒歉，諸城一縣逃移者一萬三百餘戶，民食不給，至掃草子削樹皮為食。
續又逃亡三千五百餘家。
地畝稅糧，動以萬計。
(234) 單是一縣逃亡的戶數已達一萬三千八百戶。
正統十四年（1449）據河南右布政使年富的報告，單是陳、颍二州的逃戶就不下萬餘。
(235)試再就逃民所到處做一比較，同年五月據巡撫河南山西大理寺少卿于謙的報告，各處百姓遞年逃來河南者将及二十萬，尚有行勘未盡之數。
(236)《明史·孫原貞傳》也說： 景泰五年（1454）冬，（原貞）疏言：臣昔官河南，稽諸逃民籍凡二十餘萬戶，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群聚謀生。
成化初年荊襄盜起，流民附賊者至百萬。
項忠用兵平定，先後招撫流民複業者九十三萬餘人。
(237)成化十二年（1476）原傑出撫荊襄，複籍流民，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
(238) 農民離開他的土地以後，同時也離去了登記他的戶籍的黃冊。
雖然失去了倚以為生曆代相傳的田地，可是也從此脫離了國家的約束，不再向國家盡無盡的義務。
他可以揀一個荒僻的地帶，重新去開墾，做一個自由的農民。
例如河南湖廣等處的客朋，《明英宗實錄》卷十六記： 正統元年（1436）四月甲子，巡撫陝西行在戶部右侍郎李新奏：河南南陽府鄧州内鄉等州縣及附近湖廣均州光化等縣居民鮮少，郊野荒蕪，各處客商有自洪武永樂間潛居于此，娶妻生子成家業者，叢聚鄉村号為客朋，不當差役，無所钤轄。
鄖陽一帶多山，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正統二年（1437）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禀約束。
(239)從此不再有任何壓迫，也不再有任何負擔，自耕自食，真是農民的理想生活。
然而，地主不肯讓農民逃走，因為他們感覺到沒有人替他們耕種和服役的恐慌。
官吏和胥役不肯讓農民逃走，因為農民逃了不回來，他們便失去了剝削的對象。
國家更不肯讓農民躲着不受約束，因為他們最需要農民的力量，農民最馴良，最肯對國家盡責任，國家
近年被沿陂豪強之人，私創碓磨，走洩水利，稍有旱暵，民皆失望。
”(190) 葉盛《水東日記》卷十四亦記：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節水，可專菱芡之利，而唯時有勢力者可得之。
故杭人有俗謠雲：“十裡湖光十裡笆，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隻見湖光不見笆。
” 鹽糧馬草之利亦盡為勢豪所占，《明英宗實錄》卷一一五記： 九年（1444）四月壬辰，敕戶部曰：“朝廷令人易納馬草、開中鹽糧，本期資國便民。
比聞各場納草之人，多系官豪勢要，及該管内外官貪圖重利，令子侄家人伴當假托軍民，出名承納。
各處所中鹽糧，亦系官豪勢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挾勢将雜糙米上倉，該管官司畏避權勢，辄與收受，以緻給軍多不堪用。
及至支鹽，又囑管鹽官攙越關支，倍取利息。
緻無勢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喪赀失業，嗟怨莫伸，其弊不可勝言。
” 更有指使家人奴仆，私自抽分的。
《明律條例》名例條： 成化十五年（1479）十月二十二日節該，欽奉憲宗皇帝聖旨：管莊佃仆人等占守水陸關隘抽分，掯取财物，挾制把持害人的，都發邊衛永遠充軍，欽此！ 地主則勾結官吏，靠損小民，《續诰》第四五： 民間灑派包荒詭寄，移丘換段，這等都是奸頑豪富之家，将次沒福受用财賦田産，以自己科差灑派細民。
境内本無積年民田，此等豪猾買囑貪官污吏及造冊書算人等，其貪官污吏受豪猾之财，當科糧之際，做包荒名色，征納小戶。
書算手受财，将田灑派，移丘換段，做詭寄名色，以此靠損小民。
或隐匿丁糧，避免徭役，一切負擔均歸小民： 宣德六年（1431）六月庚午，浙江右參議彭璟言：“豪富人民每遇編充裡役，多隐匿丁糧，規避徭役，質樸之民皆首實。
有司貪賄，更不窮究。
由是徭役不均，細民失業。
”(191) 或營充職事，使小民受累，《英宗實錄》卷八九記： 七年（1442）二月丁酉應天府府尹李敏奏：“本府上元、江甯二縣富實丁多之家，往往營充欽天監太醫院陰陽醫生、各公主府墳戶、太常光祿二寺廚役及女戶者，一戶多至一二十丁，俱避差役，負累小民。
” 一面以其财力，兼并小農，例如： 景泰元年（1450）六月丙申，巡撫直隸工部尚書周忱言：“江陰縣民周珪本戶原置田三百七十二頃，又兼并誘買小民田二百七頃五十餘畝，誅求私租，謀殺人命。
”(192) 因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更加以苛捐雜稅之搜括，農民至無生路可走，甚至商稅派征，其負擔者亦為農民： 榷稅一節，病民滋甚。
山右僻在西隅，行商寥寥。
所有額派稅銀四萬二千五百兩，鋪塾等銀五千七百餘兩，百分派于各州府持。
于是鬥粟半菽有稅，沽酒市脂有稅，尺布寸絲有稅，羸特蹇衛有稅，既非天降而地出，真是頭會而箕斂。
(193) 負擔過重，伶俐富厚點的也跟着一般地主的模樣，詭謀圖免，大部分的農民無法可處，隻得輾轉溝壑，淪為盜賊。
侯朝宗曾痛論其弊雲： 明之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役加之，水旱災加之，官吏之食漁加之，豪強之吞并加之，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
于是百姓之富者争出金錢而入學校，百姓之黠者争營巢窟而充吏胥。
是加者七而因而詭之者二也。
即以賦役之一端言之，百姓方苦其積極而無告而學校則除矣，吏胥則除矣，舉天下以是為固然而莫之問也。
百姓之争入于學校而争出于吏胥者，亦莫不利其固然而為之矣。
約而計之，十人而除一人，則以一人所除更加之九人，百人而除十人，則以十人所除更加之九十人，展轉加焉而不可窮，争詭焉而不可禁。
天下之學校吏胥漸多而百姓漸少，是始猶以學校吏胥加百姓，而其後逐以百姓加百姓也。
彼百姓之無可奈何者，不死于溝壑即相率而為盜賊耳，安得而不亂哉。
(194) 除此以外，農民還有兩條路可走。
第一條路是當僧道，不過如被發覺，反要吃苦。
如《太祖實錄》卷二二七所記： 二十六年（1393）五月乙醜，道士仲守純等一百二十五人請給度牒。
禮部審實皆逃民避徭役者。
诏隸錦衣衛習工匠。
第二條路是抛棄土地，逃出做“流民”。
三 洪武三年（1370）時曾有一次關于蘇州一府地主的統計： 先是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産孰優？戶部臣對曰：“以田稅之多寡較之，唯浙西多富民巨室。
以蘇州一府計之，民歲輸糧一百石以上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
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
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
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
計五百五十四戶，歲輸糧十五萬一百八十四石。
”(195) 蘇州府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的戶口統計是四十九萬一千五百一十四戶。
(196)二十年中戶口相差大緻不會很遠。
如以此數估計，則五十萬戶中有地主五百戶，地主占全戶口的千分之一。
不過這統計不能适用于别處，蘇松财賦占全國三分之一，依照此例與在全國所納的田賦比較，和其他各地至少要相差三十倍，即平均要三萬戶中才有一戶地主。
地主有政治勢力的保障，即使有水旱兵災，也和他們不相幹。
而且愈是碰到災荒，愈是他們發财的機會。
第一是荒數都分配給地主，農民卻須照樣納稅。
王鏊曾說： 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道，餓殍塞川，甚可憫也。
惟朝廷轸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冀以寬之。
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為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
以是荒數多歸于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
(197) 而且貧農無田，所種多為佃田，即使有恩恤，好處也隻落在地主身上，如《明英宗實錄》卷五所記： 宣德十年（1435）五月乙未，行在刑科給事中年富言：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
今诏免災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租如故。
乞命被災之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
從之。
第二乘農民最困乏時，做高利貸的剝削。
法律所許可的利率是百分之三十。
(198)遇到災荒時，地主便擡高利率，農民隻能忍痛向其借貸，不能如期償還，家産人口便為地主所沒收，《明英宗實錄》卷一六七記： 十三年（1448）六月甲申，浙江按察使軒言：“各處豪民私債，倍取利息，至有奴其男女，占其田産者，官府莫敢指叱，小民無由控訴。
” 政府雖明知有這種兼并情形，也隻能通令私債須等豐收時償還，期前不得追索。
可是結果地主因此索性不肯借貸，政府又不能救濟，貧農更是走投無路。
隻好取消了這一禁令，讓地主得有自由兼并的機會： 景泰二年（1451）八月癸巳，刑部員外郎陳金言：軍民私債，例不得迫索，俟豐稔歸其本息。
以此貧民有急，偏叩富室，不能救濟。
宜聽其理取。
從之。
(199) 貧農向地主典産，産去而稅存： 正統元年（1436）六月戊戌，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奏：“本縣人民多因賠納稅糧，充軍為事貧乏，将本戶田産，典借富人錢帛，歲久不能贖，産去稅存，衣食艱難。
”(200) 抵押房屋，過期力不能償，即被沒收： 正統六年（1441）五月甲寅，直隸淮安府知府楊理言：“本府貧民以供給繁重，将屋宅典與富民，期三年贖以原本，過期即立契永賣。
以是貧民往往趁食在外，莫能招撫。
”(201) 或借以銀而償則以米，取數倍之息，顧炎武記： 日見鳳翔之民，舉債于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
此尚能支持歲月乎？(202) 于是小地主更加力剝削而成大地主，貧農則失産而為佃農，佃農不堪壓迫，又逃而為流民，《明宣宗實錄》卷九四宣德七年（1432）八月辛亥條： 蘇州田賦素重，其力耕者皆貧民。
每歲輸納，糧長裡胥率厚取之，不免貸于富家，富家又數倍取利，而農益貧。
《明英宗實錄》卷一九三景泰元年（1450）六月庚辰條： 處州地瘠人貧，其中小民，或因充軍當匠而廢其世業，或因官吏橫征而克其資财，或因豪右兼并而侵漁其地，或因艱苦借貸而倍出其償。
恒産無存，饑寒不免。
況富民豪橫，無所不至，既奪其産，或不與收糧而征科如舊，或詭寄他戶而避其糧差，激民為盜，職此之由。
在京都附近的農民，則田産更有無故被奪的危險。
例如弘治時外戚王源占奪民産至二千二百餘頃。
《明史·王鎮傳》記： 外威王源賜田，初止二十七頃，乃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占奪民産至二千二百餘頃。
及貧民赴告，禦史劉喬徇情曲奏，緻源無忌憚，家奴益橫。
正統時諸王所奪人民莊宅田地至三千餘頃。
(203)南京中官外戚所占田地六萬三千三百五十畝，房屋一千二百二十八間。
(204)邊将史昭、丁信廣置莊田，各有二十餘所，霸占魚池，侵奪水利。
(205)景泰初順天、河間等府縣地土，多被宦豪朦胧奏讨及私自占據，或為草場，或立莊所，動計數十百頃。
間接小民納糧地畝，多被占奪，歲賠糧草。
(206)夏言奉敕勘報皇莊及功臣國戚田土疏曾極言其弊： 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借寵昵，奏讨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
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将民間産業奪而有之。
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讨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
如長甯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讨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
如指揮佥事沈傅、吳讓受奸民馬仲名等投獻，奏讨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
以緻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群心。
(207) 從天順以來，又紛紛設立皇莊，至嘉靖初年有皇莊數十所，占地至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擾害農民，不可記極，夏言雲： 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随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hellip&hellip擅作威福，肆行武斷。
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架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
凡民間撐架舟車，牧放牛馬，采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
而鄰近土地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征銀。
本土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惡，多方掊克，獲利不赀。
輸之宮闱者曾無什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什八九矣。
是以小民脂膏，吮剝無餘，繇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裡分減并而糧差愈難。
卒緻辇毂之下，生理寡遂，闾閻之間，貧苦到骨。
(208) 結果是：“公私莊田，逾鄉跨邑，小民恒産，歲朘月削。
産業既失，稅糧猶存，徭役苦于并充，糧草困于重出，饑寒愁苦，日益無聊，輾轉流亡，靡所底止。
以緻強梁者起而為盜賊，柔善者轉死于溝壑。
其巧黠者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為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
凡所以蹙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
”(209)這情形由中央特派調查莊田的官吏所發表，當時的統治階級也已深知此種舉動之不合理，足以引起變亂。
然而當這報告書發表以後，外戚陳萬言又向皇帝乞得莊田，這莊田的來源還是“奪民田産”： 嘉靖三年（1524），泰和伯陳萬言乞武清、東安地各千頃為莊田，诏戶部勘閑田給之。
給事中張漢卿疏谏，帝竟以八百頃給之。
巡撫劉麟、禦史任洛複言不宜奪民地。
弗聽。
(210) 景恭王于嘉靖四十年（1561）之國，多請莊田，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數萬頃。
(211)潞王居京邸時，王店、王莊遍畿内。
居藩多請贍田、食鹽無不應，田多至四萬頃。
(212)福王之國時，诏賜莊田四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
尺寸皆奪之民間，伴讀、承奉諸官假履畝為名，乘傳出入，河南北、齊、楚間，所至騷動。
(213) 皇室、中官、外戚、勳臣、地方官吏、豪紳、地主、胥役&hellip&hellip這一串統治者重重壓迫，重重剝削，他們的财富，他們所享受的驕奢淫逸的生活，不但由刮盡農民身上的血汗所造成，而且不知犧牲了多少農民的性命，才能換得他們一夕的狂歡。
“尺寸皆奪之民間”，農民之血汗盡，性命過于不值錢，隻好另打主意。
四 在平時，對政府的負擔也使農民喘不過氣來。
因為在立法時并不曾顧慮到地主和貧農的差别懸殊，使他們一律出同樣的力役，結果是地主行無所事，而貧農則破家蕩産。
此弊自元末以來即有之。
王說： 今州縣之地，區别其疆界謂之都，而富民有田往往遍布諸都。
稅之所入以千百計者，類皆一戶一役而止。
其鬥升之稅不能出其都者，亦例與富民同受役。
而又富民之田不肯自名其稅，假立戶名，托稱兄弟所分，與子女所受，及在城異鄉人之業，飛寄詭竄，以避差徭。
故富者三歲一役曾不以為多，貧者一日受役，而家已立破，民之所病，莫斯為甚。
(214) 至正十年（1350），婺州路始行魚鱗類姓鼠尾之籍，稅之所在，役即随之，甚多田者兼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少者稱其所助而無幸免。
(215)洪武元年（1368）行均工夫之法，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
黃冊成後，行裡甲法，以上中下三戶三等五歲均役。
一歲中諸色雜目應役者，編第均之，銀力從所便。
後法稍弛，編徭役裡甲者以戶為斷，放大戶而勾單小，富商大賈免役而土著困，官吏裡胥輕重其手而小民益窮蹙。
又改行鼠尾冊法，論丁糧多少，編次先後，市民商賈家殷足而無田産者聽自占以佐銀差。
可是官府公私所需，仍責坊裡長營辦，給不能一二，供者或什百。
甚至無所給，唯計值年裡甲隻應夫馬飲食，而裡甲病。
一被佥為上供解戶，往往為中官所留難，貢品被挑剔好壞，故意不收，隻能就地改買進奉，率至破家傾産。
(216)鬥庫糧長之役亦使民不聊生，王鏊曾痛陳其弊，他說： 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以田為定，田多為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
故民唯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
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需顔料納之内庫者也。
曰鬥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
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
顔料之入内府亦不為多，而出納之際，百方難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于京以歸，則賣産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廚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菜膏油之供，加以饋送之資，遊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
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為良法，昔之為是役者未見其患。
頃者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唯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于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
不特此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
而又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之刻，官之百需多取于長，長能安不多取于民。
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于榜掠之下，此民之重困者三也。
三役之重，皆起于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其役。
(217) 在原則上，都應“佥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
究之所佥非富民，中人之産，辄為之傾”(218)。
地主富民能和官吏勾結，受另一集團的保障，中農以下的平民，便隻能忍受破産傾家的苦痛，為國家服務。
鬥庫之害，霍與瑕說得更為明白： 慈溪每年于均徭内額編紹興府餘姚縣常豐四五倉鬥級，每倉四名，每名役銀五兩，凡遭此役，無不破家，本縣徭差内實為上等苦役。
據原編常豐四倉鬥級某等連名開稱，俱為官攢等役剝削科取，每遇鬥級上役，倉官先取分例銀二十四兩，家人取分例銀三兩，攢典書手各二兩，及年燭開倉開印封印豬酒作福豬胙歲造文冊歇家包辦府縣差人飯食，每月買辦紙劄，迎送新舊官盤費，收糧放糧官并過往官員下程禮物買辦家火等項，皆出鬥級，每年用百數餘兩。
後浥爛貼補米石，年納二三百石。
(219) 外夷入貢，例于指定地方駐紮，一切支給，俱出裡甲。
《明英宗實錄》卷五十八琉球館臣是其一例： 正統四年（1439）八月庚寅，巡按福建監察禦史成規言：琉球國往來使臣俱于福州停住，館谷之需，所費不赀。
此者通事林惠、鄭長所帶番梢人從二百餘人，除日給廪米之外，其茶鹽醯醬等物出于裡甲，相沿已有常例。
乃故行刁蹬，勒折銅錢，及今未半年，已用銅錢七十九萬六千九百有餘，按數取足，稍或稽緩，辄肆詈毆。
政府有特别需要，便行科差，最為貧農之害。
凡朝廷科買一物，辄差數人促辦。
所差之人又各有無賴十數人為之鷹犬，百倍科斂，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于私室。
(220)給價則十不及一，輾轉克減，上下靡費，至于物主所得無幾，名稱買辦，無異白取。
(221)有時中間又需經過裡長的一道剝削，土産或忍痛奉獻，非土産則便要破家為朝廷征求： 永樂五年（1407）五月甲子，開平衛卒蔣文霆言：今有歲辦各色物料，裡長所領官錢悉入己，名為和買，其實強取于民，若其土産，尚可措辦，非土地所有，須多方征求，以緻傾财破産者有之。
凡若此者，非止一端。
(222) 洪熙元年（1425）行在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弋謙告訴皇帝說：“一夫耕作，上農不過百畝，中下之農，僅有其半。
除夏秋二稅，所存無幾，苟再分外侵耗，使民不貧而困者寡矣。
”(223)可是警告雖然提出，科買卻依舊舉行，三年後宣宗也警告他的臣下說： 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于科差，貧富困于買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耗費，常十數倍。
加以郡邑官鮮得人，吏肆為奸，征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營私，弊不勝紀。
以緻吾民衣食不足，轉徙逃亡。
凡百應輸，年年逋欠。
國家倉庾，月計不足。
(224) 他們也明知“竭澤而漁”不是一個辦法。
可是還是要圖享用，還是要科買，結果是“百姓逃亡，倉廪不足”。
在農民方面，土地分配不均和賦稅過重是當時很嚴重的問題。
如北直隸的富農與貧農的比較： 正統五年（1440）四月庚子，大理寺右少卿李畛奏：北直隸洪武永樂時人稀，富家隐藏逃戶，辟地多而納糧少，故積有餘财而愈富，貧家地少而差役繁重，故典賣田宅，産去稅存而愈貧。
(225) 稅糧的分配也極不公道，如歸有光所記： 江右田地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
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裡，多山湖，稅糧十六萬。
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皆六萬。
南安四縣糧二萬。
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
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内八府百二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
(226) 又有官糧、民糧之别，政府希望減輕農民的負擔，減輕或免除民糧，結果卻适得其反，又予地主以兼并的機會： 舊例應天、鎮江、太平、甯國、廣德四府一州官糧減半征收，民糧全免以緻富家多民糧，下戶多官糧，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227) 官田糧重，民田糧輕；官田價輕，民田價重；地主利糧輕，貧民利價重；故民田多歸地主，官田糧重，貧民不能負擔，隻能逃稅，出做流民，王鏊說： 吳中有官田，有民田。
官田之稅一畝有五鬥六鬥至七鬥者。
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于一石矣。
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
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丘之内，咫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絕。
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僞以官為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僞而不疑。
久之，民田多歸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貧窮。
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
稅無所出，則攤之裡甲。
故貧窮多流，裡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于困。
(228) 于是有“逃民”，有“流民”。
五 逃民和流民的分别，《明史·食貨志》說：“其人戶避徭役者曰逃戶，年饑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
”其實都是在本地不能生活，忍痛離開朝夕相親的田地，漂流異地的貧農。
貧農除開上文所引述的一切人為的壓迫和剝削外，又受自然的摧殘，一有水旱，便不能生活： 困窮之民，田多者不過十餘畝，少者或六七畝，或二三畝，或無田而傭佃于人。
幸無水旱之厄，所獲亦不能充數月之食，況複旱澇乘之，欲無饑寒，胡可得乎？(229) 或有疾病，便緻流離： 農民之中，有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或四五十畝者，當春夏時耕種之務方殷，或不幸夫病而婦給湯藥，農務既廢，田亦随荒。
及病且愈，則時已過矣。
上無以供國賦，下無以養其室家。
窮困流離，職此之由。
(230) 或不能備牛具種子，無法耕種自己的田土，隻好降為佃農，或乞丐度日，到處漂流。
《明英宗實錄》卷三四記： 正統二年（1437）九月癸巳，行在戶部主事劉善言：比聞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并直隸諸郡縣，民貧者無牛具種子耕種，傭丐衣食以度日，父母妻子啼饑号寒者十室八九。
有司既不能存恤，而又重征遠役，以故舉家逃竄。
洪熙元年（1425）閏七月，廣西布政使周幹奉命到蘇、常、嘉、湖等府巡視民瘼。
據他的報告，民之逃亡皆由官府弊政困民及糧長弓兵害民所緻： 如吳江昆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鬥，是十分而取其八也。
撥賜公侯驸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
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又如杭之仁和、海甯，蘇之昆山，自永樂十二年（1414）以來，海水淪陷官民田一千九百三十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征其租，田沒于海，租從何出？常之無錫等縣，洪武中沒入公侯田莊，其農具水車皆腐朽已盡，如而有司猶責稅如故，此民之所以逃也。
糧長之設，專以催征稅糧。
近者常、鎮、蘇、松、湖、杭等府無籍之徒，營充糧長，專掊克小民以肥私己。
征收之時，于各裡内置立倉囤，私造大樣鬥斛而倍量之，有立樣米擡斛米之名以巧取之，約收民五倍。
卻以平鬥正數付與小民，運付京倉輸納，緣途費用，所存無幾，及其不完，著令賠納，至有亡身破産者，連年逋欠，倘遇恩免，利歸糧長，小民全不沾恩。
積習成風，以為得計。
巡檢之設，從以弓兵，本用盤诘奸細，緝捕盜賊。
常、鎮、蘇、松、嘉、湖、杭等府巡檢司弓兵不由府縣佥充，多是有力大戶令義男家人營謀充當，專一在鄉設計害民，占據田産，騙耍子女，及稍有不從，辄加以拒捕私鹽之名，各執兵仗，圍繞其家，擒獲以多槳快船送司監收，挾制官吏，莫敢誰何，必厭其意乃已。
不然，即聲言起解赴京，中途絕其飲食，或臧害緻死。
小民畏之，甚于豺虎，此糧長弓兵所以害民而緻逃亡之事也。
(231) 蘇、松、常、鎮、嘉、湖、杭一帶，是全國财賦中心，農民所受的壓迫，從一位政府官吏口中的報告已是如此，其他各地的情形更可想見了。
各地的賦役都有定額，由被禁锢在土地上的農民負責輸納。
逃亡的情形一發生，未逃亡或不能逃亡的一部分農民便為已逃亡的農民負責，盡雙重義務。
原來自己所負的一份已覺過重，又加上替人的一份，逼得沒有辦法，也隻好舍棄一切，跟着逃亡。
這情形中最先倒黴的是裡長，《明成祖實錄》卷九十九記： 永樂七年（1409）十二月丙寅，山西安邑縣言：“縣民逃徙者田土已荒，而稅糧尚責裡甲賠納，侵損艱難，請暫停之，以俟招撫複業，然後征納。
”上谕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稅，既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
若令裡甲賠納，必緻破産，破産不足，必又逃徙，租稅愈不足矣。
” 次之是貧農，例如沅陵縣的農民，多因賠納而破産： 正統元年（1436）六月戊戌，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奏：本縣人民因多陪納稅糧，充軍為事貧乏，将本戶田産典借富人錢帛，歲久不能贖，産去稅存，衣食艱難。
(232) 清苑、臨晉兩縣的未逃農民，幸得邀特典而暫緩賠納： 正統三年（1438）正月辛亥，行在戶部奏：直隸清苑縣，人民逃移五百九十餘戶，遺下秋糧六百六十餘石，草一萬三千四百餘束。
山西臨晉縣人民逃移四千五百七十餘戶，遺下秋糧三萬四千一百四十餘石，草六萬八千二百九十餘束。
此二縣各稱，見存人戶該納糧草，尚且逋欠，若又包納逃民糧草，愈加困苦，乞暫停征。
上以民無食故逃，其無征之稅責于不逃之民，是又速其逃也，宜緩其征，逃民其設法招撫。
(233) 可是也隻怕把未逃的農民也逼逃，這已逃農民的糧草還是要追征，而未逃的農民追征，隻是追征的手續叫地方官辦得慢一點而已。
農民逃亡的情形，試再舉諸城縣的情形做例： 正統十二年（1447）四月戊申，巡按山東監察禦史史濡等奏：山東青州府地瘠民貧，差役繁重，頻年荒歉，諸城一縣逃移者一萬三百餘戶，民食不給，至掃草子削樹皮為食。
續又逃亡三千五百餘家。
地畝稅糧，動以萬計。
(234) 單是一縣逃亡的戶數已達一萬三千八百戶。
正統十四年（1449）據河南右布政使年富的報告，單是陳、颍二州的逃戶就不下萬餘。
(235)試再就逃民所到處做一比較，同年五月據巡撫河南山西大理寺少卿于謙的報告，各處百姓遞年逃來河南者将及二十萬，尚有行勘未盡之數。
(236)《明史·孫原貞傳》也說： 景泰五年（1454）冬，（原貞）疏言：臣昔官河南，稽諸逃民籍凡二十餘萬戶，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群聚謀生。
成化初年荊襄盜起，流民附賊者至百萬。
項忠用兵平定，先後招撫流民複業者九十三萬餘人。
(237)成化十二年（1476）原傑出撫荊襄，複籍流民，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
(238) 農民離開他的土地以後，同時也離去了登記他的戶籍的黃冊。
雖然失去了倚以為生曆代相傳的田地，可是也從此脫離了國家的約束，不再向國家盡無盡的義務。
他可以揀一個荒僻的地帶，重新去開墾，做一個自由的農民。
例如河南湖廣等處的客朋，《明英宗實錄》卷十六記： 正統元年（1436）四月甲子，巡撫陝西行在戶部右侍郎李新奏：河南南陽府鄧州内鄉等州縣及附近湖廣均州光化等縣居民鮮少，郊野荒蕪，各處客商有自洪武永樂間潛居于此，娶妻生子成家業者，叢聚鄉村号為客朋，不當差役，無所钤轄。
鄖陽一帶多山，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正統二年（1437）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禀約束。
(239)從此不再有任何壓迫，也不再有任何負擔，自耕自食，真是農民的理想生活。
然而，地主不肯讓農民逃走，因為他們感覺到沒有人替他們耕種和服役的恐慌。
官吏和胥役不肯讓農民逃走，因為農民逃了不回來，他們便失去了剝削的對象。
國家更不肯讓農民躲着不受約束，因為他們最需要農民的力量，農民最馴良，最肯對國家盡責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