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資本主義萌芽：近代化曙光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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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照運糧的辦法苛斂，用種種名色加征至九百文，約合折價的百分之五十。
急得朱元璋隻是跺腳，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164) 洪武一朝，“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165)，是曆史上封建政權對貪污進行鬥争最激烈的時期，殺戮貪官污吏最多的時期。
雖然随殺随犯，不可能根本清除貪污，但是朱元璋下定決心，随犯随殺，甚至嚴厲到不分輕重都殺，對貪污的減少起了作用，對人民有好處，人民是感謝他、支持他的。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 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現在學術界還在争論，有許多不同的意見。
有的人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很早，有的人認為很晚。
所提供的史料的時間性都很不肯定，從8世紀到十六七世紀都有。
特别是關于《紅樓夢》的社會背景的讨論展開以後更是如此。
是在什麼情況下産生了《紅樓夢》這部作品呢？它的社會基礎是什麼？《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反對科舉、尊重婦女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他罵念書人，罵那些舉人、秀才都是祿蠹，說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這樣的思想認識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的？對這一系列的問題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論據。
而且關于“萌芽”這個詞的含義也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種樹，種子種下去以後，慢慢地露出了頭，這叫萌芽；又如泡豆芽菜，把豆子放在水裡，長出一點東西，這也叫萌芽。
既然隻是萌芽，它就不是已經成熟了的東西，還隻是那麼一點點。
假如是整棵的菜，那就不是萌芽；至于開了花、結了果的東西就更不是萌芽了。
所以要把這些情況區别開。
可是現在某些讨論中存在有這樣的問題：将萌芽看成已經開花結果的東西。
這實際上就不是資本主義萌芽，而是資本主義的成熟階段了，還有人認為中國資本主義早已經成熟了，中國社會早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
這樣一來就發生了一系列的大問題：中國既然早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那麼，怎麼解釋1840年以後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一百年來我們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怎麼解釋？ 關于這個問題，我自己有些看法，也不一定成熟，提出來大家讨論。
我想，要說明某個時期有某個事物萌芽，必須有一個界限。
這個界限是什麼呢？就是要具體地指出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是以往的時期所不可能發生和沒有發生過的，隻有到了這個時候才能發生的。
沒有這個界限就會把曆史一般化了。
試問：這個時期發生過，一百年以前發生過，五百年以前也發生過，這怎麼能說明問題？而且這些新發生的東西不應該是個别的。
僅僅在某個時期、某個地區出現的個别的東西能不能說明問題呢？不能說明問題。
因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經濟發展不平衡，有先進的，有落後的，沿海和内地不同，平原和山區也不同。
不要說别的地方，就說北京吧，全市面積有一萬七千平方公裡，市内和郊區就不同，因此，個别時期所發生的個别的事情也會有所不同。
所以作為一個事物的萌芽，必須是這個東西過去沒有發生過；現在發生了，而且不是個别的。
隻有這樣看才比較科學。
現在我們根據這個精神來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
我想把問題局限在14世紀到16世紀所發生的主要事件上面，特别是16世紀中葉，這個明朝人自己已感覺到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着重提出那些在這時期以前沒有發生，或雖已發生而很不顯著，這個時期以後成為比較普遍、比較顯著的一些問題。
第一，關于手工工場。
在明朝初年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徐一夔，他寫了一本書叫《始豐稿》。
這本書裡面有一篇文章叫《織工對》。
這篇文章講到元末明初，在浙江杭州地方有許多手工業紡織工場。
這些紡織工場的經營方式是怎樣的呢？有若幹間房子和若幹部織機，工人都是雇工，他們不占有生産工具。
生産工具是誰的呢？是工場老闆的。
老闆出房子、出機器、出原料，工人出勞動力。
工人在勞動以後可以取得若幹計日工資，工資随着工人的技術熟練程度不同而有高有低，其中有一些技術水平比較高的，可以得到比一般工人加倍的工資，假如這家工場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别的工場可以拿更高的工資把他請去，勞動強度很高，把工人弄得面黃肌瘦。
這是元末明初（14世紀）的情況，當時這樣的工場在杭州不止一個。
但是能不能說在14世紀時就已經普遍地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呢？因為隻有這一個地區的資料，我看不能。
但是從這裡可以看出，在14世紀中期，個别地區已經有了這樣相當大的手工工場，老闆通過這樣的生産手段來剝削雇用工人的曆史事實。
這說明當時已經有一部分農村勞動力轉化為城市雇傭勞動者了。
這種情況在14世紀以前是沒有的。
第二，新的商業城市興起。
在讨論中有不少文章籠統地提到明朝有南京、北京、蘇州等三十三個新的商業城市，來說明這個時期商業的發展。
有三十三個商業城市是不錯的，但是時間有問題。
因為并不是整個明朝都是這樣的情況。
事實上，這些城市成為商業城市是在明成祖以後。
在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後，為了解決糧食的運輸問題，把運河挖深、加寬了。
這樣，通過水運不僅保證了糧食的運輸，其他商品的運輸也暢通了，因而促進了南北物資的交流。
這樣，到了宣宗時期（15世紀中期），沿運河一帶的許多城市開始繁榮起來。
這時候，由于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國内市場擴大了。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當時為了保證貨物的流通，沿長江、運河及布政使司所在地建立了三十三個鈔關。
明朝用的貨币叫寶鈔（紙币）。
關于紙币的情況這裡不能詳細說了，隻說明一條，明朝的紙币很不合理，它不兌現，開頭拿一張鈔票還能換到一些物資，後來就不行了。
政府隻發鈔票，越發越多，超過了實際物資的幾百倍。
在這種情況下，鈔票就貶值了。
明朝政府為了提高鈔票的信用，采取收回鈔票的政策。
怎樣收回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增加稅額。
因此就在各個商業城市設立了一個機構，叫作“鈔關”。
一共設立了三十三個鈔關。
鈔關是幹什麼的呢？就是向往來的貨物收稅。
納稅時就用鈔票交納。
鈔關設在商業城市，有三十三個鈔關就有三十三個商業城市，這是不錯的。
但有些人就根據這個數字說整個明朝隻有三十三個商業城市，這就不确切了。
因為設立鈔關是明宣宗時候的事情，宣宗以前沒有。
而就商業城市來說，在明成祖的時候就不止三十三個，後來又有所增加。
因此，不标明确切的時間，以一個時期的情況來概括整個明朝，是不符合當時存在的客觀事實的。
随着商業城市的增加，商人、手工業工人也增加了，這就形成了一個市民階層（這個階層主要是指手工業者、中小商人）。
這些人為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建立了很多行會，有事情共同商量，采取一緻的行動。
在這種情況下就發生了明朝末年的市民暴動。
這裡應該指出：所謂“市民”這個概念不能亂用。
有些人把當時的進士、舉人、秀才等官僚都算作市民，這就模糊了階級界限。
這些人都是當時的統治者，不是被統治者。
把市民階層擴大化，混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界限，這是不對的。
第三，倭寇、葡萄牙海盜和沿海通商問題。
明朝中葉，以朱纨為中心的一派人反對對外通商，對海盜采取鎮壓的政策，因而引起沿海地主階級的反對，形成一個政治上的鬥争。
在這個鬥争中，朱纨最後失敗了。
這種性質的鬥争在以往的曆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漢朝、唐朝、宋朝、元朝都有過對外通商，有時還很繁盛，大量的中國人到海外去經商；不但如此，國内有不少地方還住有許多外國商人。
在唐朝的時候，廣州就有數量衆多的蕃商。
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他們住的地方叫蕃坊。
其他如揚州、長安等地方也住了不少的外國商人，對外通商也很頻繁。
但是像明朝那樣，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在政治上形成一種力量，和内地一些反對通商的地主進行鬥争，這種鬥争影響到政府的政策，這種情況卻是以往的曆史上所沒有的。
為什麼明朝會出現這種新的情況呢？因為明朝國内國外的市場日益擴大，商業資本日益發展，商人地主在政府裡有了自己的代言人。
商人地主在政治上有了地位，這在曆史上是個新問題。
關于這個問題，近年來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見。
北京大學有個學生寫了一篇文章，說朱纨鎮壓海盜是愛國的行為。
朱纨是個愛國者，這觀點是沒有問題的，朱纨确實是愛國者，可是不能拿這個來否認當時在政治上存在着的不同意見。
當時已經出現了代表沿海通商地主利益的政治活動家，這和朱纨是否愛國是兩回事。
我們并沒有說朱纨不愛國。
這點不必争論。
問題在于這個時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主張通商，另一種意見反對通商，這是曆史事實，是過去所沒有的。
第四，内地的某些官僚地主也參加商業活動和經營手工工場。
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家所熟悉的《遊龍戲鳳》中的正德皇帝（明武宗），他就開了許多皇店。
這是16世紀初期的事情。
嘉靖時有個貴族叫郭勳（《三國演義》最早的刻本是他搞的），在北京開了許多店鋪。
另外有個外戚叫周瑛，在河西務開店肆做買賣。
現在這個地方已經很蕭條了。
可是在明朝的時候，由于南方的糧食、物資運到北方來都要經過這裡，因此是個很繁華的地方。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在地方上，明朝四品以上的官到處經商。
四品有多大呢？知府就是四品。
知縣是七品。
原來明朝有一條規定，禁止四品以上的官員做買賣。
但是行不通。
事實上官做得越大，買賣也做得越多越大。
特别是像蘇州這樣的地方，很多退休官員開各種各樣的鋪子，有的發了大财，成了百萬富翁。
官員經商過去也有，但是在明初還多半是武官，到了明朝中葉這種情況就改變了，不但武官經商，文官也經商；不但小官經商，大官也經商；不但經商，而且還經營手工工場。
華亭人徐階做宰相時，“家中多蓄織婦，歲計所織，與市為賈”。
這種現象也是過去沒有過的。
過去的官僚認為做買賣有失身份，社會上看不起。
士、農、工、商，商放在最後。
孟子就罵商人是“壟斷”，認為他們不勞動，出賣别人生産的東西從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事情，有身份的人不幹這種事。
漢朝以來，各個曆史時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實行過重農抑商的政策。
當時社會上一般是看不起商人的，當然也有個别地區有個别例外的情況。
但是到16世紀以後，這種看法就改變了，不止武官，就連皇帝、貴族、官僚都搶着做買賣，商人的社會地位也提高了。
第五，當時的人對這個時期社會情況變化的總結。
16世紀中期社會經濟情況發生的變化，明朝人看得很清楚，有不少人就各方面變化的情況做出了總結。
首先，從社會風俗方面來說。
明朝人認為嘉靖以前和嘉靖以後是兩個顯然不同的時代。
有不少著書的人指出了正德、嘉靖以後社會風俗的變化。
在嘉靖以前，婦女的服裝很樸素；嘉靖以後變了，很華麗，講究漂亮了。
宴會請客，原來一般是四碗菜一碗湯，後來變成六碗、八碗，以至十二碗、十六碗菜。
山東《郓城縣志》記載在嘉靖以前老百姓很樸素、很老實，嘉靖以後變了，講排場了，普通老百姓穿衣服向官僚看齊，向知識分子看齊。
窮人飯都吃不上，找人家借點錢也要講排場。
總之，從吃飯、娛樂到家庭用具都不像過去了。
這個時候，看到一些老實、樸素的人，大家認為不好，恥笑他。
《博平縣志》講嘉靖以後過去好的風氣沒有了，過去鄉村裡沒有酒店，也沒有遊民，嘉靖中期以後變了，到處都有酒店，二流子很多。
當時有一種風氣，一個人有名，有字，還要起别号。
嘉靖皇帝就有很多别号。
不但知識分子起别号，就連乞丐也有别号。
其次，在文化娛樂方面。
嘉靖以前唱的歌曲主要是北曲，嘉靖以後南曲流行了，而且唱的歌詞主要是講男女戀愛的。
嘉靖以前不大講究園亭建築；嘉靖以後，到處修假山，建花園，光南京就有園亭一百多所，蘇州有好幾十所，北方就更多了，清華園這些地方都是過去的園亭。
明朝前期有一條規定，官員禁止嫖娼妓，嘉靖以後，這個紀律不生效了，文人捧妓女成為風氣，為她們寫詩，寫文章，甚至選妓女為狀元、榜眼、探花。
戲劇方面，過去隻有男戲，嘉靖以後就有女戲了。
很多做過大官的人寫劇本，像《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就是一個官。
元曲的作者沒有一個是高級官員，都是一些下層社會的人，有的在衙門裡當一個小辦事員，有的做醫生；可是明朝戲曲的作者，大部分是舉人、進士，有些還是高級官員。
明朝後期盛行賭博，官吏、士人以不會賭博、打紙牌為恥。
再次，從政治方面來看。
《明史·循吏傳序》提到嘉靖以前一百多年，一方面休養生息，發展生産；另一方面政治上比較清明，好官比較多。
譬如大家知道的《十五貫》裡面有個況鐘，連做十幾年的蘇州知府，是個好官。
另外一個周忱也是個好官，他做蘇州巡撫二十一年，在《十五貫》裡被刻畫壞了，這是不對的。
此外，像于謙連做河南、山西巡撫十九年。
嘉靖以前，有好些巡撫連任幾年甚至十幾年的，這是明朝後期所沒有的情況。
明朝後期好官就少了。
做官講資格，一講資格就壞事了，隻要活得長就可以做大官；相反，真正能給老百姓做點事情的人卻到處碰壁。
像海瑞就是這樣，到處遭到大地主階級的反對，辦不了好事。
明朝後期有個知識分子陳邦彥對吏治的這種變化做了總結，他說：在嘉靖以前，做官的人還講個名節，做官回到家裡，人家問他賺多少錢，他要生氣；嘉靖以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做官等于做買賣，計較做這個官賺錢多還是賺錢少，在這個地方做官賺錢多，另外換一個賺錢少的地方就不願意去。
到富庶的地方去做官，親友設宴慶賀；如果到窮地方去，大家就歎息。
做官和發财聯系起來了，念書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發财。
當時升官是憑什麼呢？一個是憑資格，一個是憑賄賂。
當時叫“送禮”。
地方官三年期滿要進京，朝廷要考核他的成績。
這時就是他“送禮”的時候了。
送了禮就可以升官。
所謂送上黃米、白米若幹擔，即指黃金、白銀若幹兩。
後來改為送書若幹冊，書的後面附上金子、銀子，叫作“書帕”。
所以明朝後期的地方官上任以後先刻書。
但是他們又沒有什麼學問，于是粗制濫造，亂抄一氣。
以上這些情況說明，由于整個社會經濟的變化，即農業、手工業生産的發展，商業的繁榮，影響到了社會各方面。
一些大地主把一部分從土地剝削所得的财産投資于手工業和商業，這樣，過去被社會上歧視的商人的地位就提高了。
國家的高級官員有不少人變成了商人。
經商成為社會風氣。
商人賺了錢就奢侈浪費，造成社會上的虛假繁榮現象。
封建秩序、封建禮法開始受到沖擊，從而在文學藝術方面也出現了反映這種社會生活的作品。
第六，貨币經濟的發展。
在明朝以前，白銀已經部分使用，但是還不普遍，還沒有作為正式的貨币。
元朝使用鈔票。
明朝初年用銅錢，由于老百姓已經有了用鈔票的習慣，反而不習慣用銅錢，隻好仍然用鈔票。
但是由于明朝對鈔票管理不善，無限制地發行，又不兌現，因而引起通貨膨脹，鈔價貶值，由一貫鈔值銀一兩貶至隻值一兩個錢，鈔票的經濟意義逐漸沒有了。
鈔票不能用，銅錢的重量又太大，短途進行交易還可以，像從南到北的遠距離交易，帶大量的銅錢就不行，幾萬、幾十萬銅錢很重，不方便。
在這種情況下白銀就日漸流通于市場。
白銀有它的優點：它的質量不會變，既能分割，化整為零，又能把一些分散的銀子鑄成一錠，化零為整。
白銀價值比較高，一兩白銀可以抵一千錢。
因此社會上對白銀的需要越來越迫切。
上次講過，明朝遷都北京，糧食主要要從南方運來。
四五百萬石糧食的運費要由農民負擔，運費超過糧食價格的幾倍，農民負擔很重。
所以到明英宗時，逐漸改變了這種辦法。
有些地方稅收開始改折“金花銀”，像這個地區應該送四石糧食，現在不要你交糧食了，改交一兩銀子。
政府用一兩銀子同樣可以買到四石糧食。
由于國内市場的擴大和稅收折銀的結果，銀子的需要量就大大增加了，原有的銀子滿足不了市場的需要。
因此在萬曆時期就出現了采銀的高潮。
政府征發許多人，到處開銀礦，苛征暴斂，引起國内人民的反對。
通過對外貿易的入超，大量的白銀輸入了。
西班牙人從墨西哥運白銀到呂宋，由呂宋轉運中國，以換取中國的絲織品和瓷器。
到後期，墨西哥的銀圓也大量流入中國。
這樣，國内白銀數量逐漸增加。
所以到萬曆初年，賦役制度大改變，把原來的田賦制度改為“一條鞭法”，使賦役合一。
從此大部分地區的賦稅和徭役改折銀兩。
由于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商品流通的客觀需要，遠距離的大量的交易需要共同的貨币做媒介，因而白銀普遍地應用起來了。
這種情況也是以往曆史上所沒有發生過的。
第七，文學作品上的反映。
唐朝、宋朝也有傳奇小說，裡面的主角是些什麼人？主要是官僚、士大夫、文人，等等。
寫市井人物的作品很少。
到明代中葉以後出現了以市井人物為主人公的作品。
例如《白蛇傳》的故事。
在《西湖三塔記》中的三怪是：烏雞、水獺、白蛇，男主角是将門之後&mdash&mdash奚宣贊（嶽飛部下的将官奚統制之子）。
而《洛陽三怪記》的三怪是：赤斑蛇、白貓精、白雞精，男主角卻是開金銀鋪的老闆潘松了。
流傳到現在的《白蛇傳》隻剩下二怪：白蛇和青蛇，男主角則是開生藥鋪的許仙。
故事的主角從将門之後的奚宣贊轉變為生藥鋪的許仙，這一變化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又如《金瓶梅》，是萬曆二十二年（1594）以後的作品，寫嘉靖、萬曆年間的事。
主角西門慶也是開生藥鋪的。
與西門慶來往的篾片、清客都是官僚地主的後人，原來的地位比西門慶高，後來沒落了，成為西門慶的門客。
以這樣一些人物為中心的小說，在過去是沒有的。
此外，在“三言”“二拍”中，如《賣油郎獨占花魁》《倒運漢巧遇洞庭紅》等，主角是賣油小販和偶然發财的窮漢，這也都是當時的社會現實在文藝作品中的具體反映。
第八，明朝後期有了一些替商人說話的政治家。
譬如徐光啟，他是上海人，是最早接受西洋科學，介紹和傳播西洋科學，如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的一個人。
他家裡原來是地主，後來兼營商業。
他本人中了進士，做過宰相。
在他的思想中，反映了保護商人特權的要求，他提出了維護商人利益的具體建議。
當時國家财政困難，西北有許多荒地，他就主張政府允許各地的地主階級招募農民來開墾荒地。
開墾荒地多的，除了糧食給他外，還可以允許這個地主家裡的子弟有多少人考秀才、多少人上學，給他以政治保證。
從他這種主張來看，他是當時從地主轉為商人的這一集團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
總的來說，上面所講的這些問題是明朝以前沒有發生過的，或者雖然發生過，但并不顯著。
當時的人也認識到了嘉靖前和嘉靖後所發生的這種巨大變化。
當然，他們還不能理解這叫作資本主義萌芽。
從我們今天來看，這個變化是舊的東西改變了，新的東西露出了頭。
這些例子都可以作為資本主義萌芽來看。
但是這些萌芽并沒有成長，以後又遭到了壓制，因此到鴉片戰争以前還不能說中國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還處在萌芽狀态。
這方面的材料直到現在還是不夠完備的，還沒有進行認真的研究。
上面談的隻是個人的看法，不一定對，更不一定成熟，隻供同志們參考。
明代之農民 一 按照職業的區分，明代的戶口有民戶、軍戶、醫戶、儒戶、竈戶、僧戶、道戶、匠戶(166)、陰陽戶(167)、優免戶、女戶、神帛堂戶(168)、陵戶、園戶、海戶、廟戶(169)&hellip&hellip之别。
戶有戶籍戶帖： 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辛亥，核民數給以戶帖。
戶部制戶籍戶帖，各書其戶之鄉貫丁口名歲，合籍與帖，以字号編為勘合，識以部印，儲藏于部，帖給之民。
仍令有司歲計其戶口之登耗，類為籍冊以進，著為令。
(170)戶籍藏于戶部，戶帖給民收執。
“父子相承，徭稅以定。
”(171)令有司各戶比對，不合者遣戍，隐匿者斬，男女田宅，備載于後。
(172)若詐冒避免，避重就輕者杖八十，其官司妄準脫免，及變亂版籍者罪同。
(173)洪武十四年（1381）改為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裡，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裡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裡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
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裡。
裡編為冊，冊首總為一圖，鳏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
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
上戶部者冊面黃紙，故謂之黃冊。
其後黃冊隻具文，有司征稅編徭則自為一冊，曰白冊雲。
(174) 各色戶口中占絕大多數的是民戶，民戶中占絕大多數的是農民。
（也可以說民戶即指農民，一小部分的小商也包括在内。
曾任官吏的則另别為宦戶。
）其次是軍戶和匠戶。
民由有司，軍由衛所，匠由工部管理。
(175)農民人數最多，和土地的關系最密切，對國家的負擔也最重。
他們的生活也最值得我們注意。
農民中的富民和大地主的子弟有特權享受最好的教育，在科舉制度下，他們可以利用所受的教育，一經中試便搖身變成儒戶，一列仕途，便又變成宦戶。
退休後又變成鄉紳，不再屬于民戶。
或則買官捐監，也可以使一家的身份提高。
貧農中也有由子弟的努力而成為儒戶、宦戶的，不過身份一改，便面目全非，對國家的擔負和社會上的待遇便全然不同了。
他們不但不再屬于民戶，反而掉轉頭來自命為上層階級，去剝削他從前所隸屬的集團了。
二 農民的本分是納賦和力役，明太祖告訴他的百姓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
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
能安其分則保其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仁義忠孝之民，刑罰何由及哉。
”(176)賦役都以黃冊為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
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
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
役曰裡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
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田租大略以米麥為主，而絲絹與鈔次之。
(177) 要農民安于本分，使其永遠不能離開所耕種的土地，除有黃冊登記土地戶口外，并設路引的制度，百裡内許農民自由通行，百裡外即須驗引：“凡軍民等往來但出百裡者，即驗文引。
”(178)天下要沖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诘無引面生可疑之人。
軍民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
(179)此制在洪武初年即已施行： 洪武六年（1373）七月癸亥，常州府呂城巡檢司盤獲民無路引者送法司論罪。
問之，其人以祖母病笃，遠出求醫急，故無驗。
上聞之曰：“此人情可矜，勿罪。
”釋之。
(180) 于是農民永遠被禁鄉裡，隻好硬着頭皮為國家盡本分。
田賦和力役隻是農民負擔的一小部分。
除了對國家的以外，農民還要對地方官吏、豪紳、地主&hellip&hellip盡種種義務，他們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剝削。
官吏則巧立名目，肆行科斂，即在開國時嚴刑重法，也還有此種情形，明太祖極為憤怒，他很生氣地訓斥一般地方官說： 置造上中下三等黃冊，朝觐之時，明白開谕，毋得擾動鄉村。
止将黃冊底冊就于各府州縣官備紙劄，于底冊内挑選上中下三等以憑差役，庶不靠損小民，所谕甚明。
及其歸也，仍前着落鄉村，巧立名色，團局置造，科斂害民。
(181) 科斂之害，甚于虎狼。
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發放，每米一石官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
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
(182)政府之懲治雖嚴，而官吏之貪污如故，剝削如故，方震孺整饬吏治疏言： 一邑設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
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其刑驅勢逼，雖綠林之豪，何以加焉。
稍上而有長吏，則有科罰，有羨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上言之而不諱，下聞之而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
又上之而為郡守方面，歲時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摩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芹，方外之奇珍始足以下點，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
蕭然而來，捆載而去。
夫此捆載者非其攜之于家，雨之于天，又非輸于神，運于鬼，總皆為百姓之脂膏，又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始得之耳。
(183) 其剝削之方法，多用濫刑誅求，英宗時江西按察司佥事夏時言： 今之守令冒牧民之美名，乏循良之善政，往往貪泉一酌而邪念頓興，非深文以逞，即鈞距是求。
或假公營私，或誅求百計。
經年置人于犴獄，濫刑恒及于無辜。
甚至不任法律而颠倒是非，高下其手者有之，刻薄相尚，而避己小嫌，入人大辟者有之。
不貪則酷，不怠則奸，或通吏胥以賈禍，或縱主案以肥家，殃民蠹政，莫敢誰何。
(184) 地方官以下之糧長吏胥，則更變本加厲，橫征暴斂，如《續诰》所記嘉定縣糧長金仲芳等額外斂錢之十八種名色： 一定舡錢，一包納運頭米錢，一臨運錢，一造冊錢，一車腳錢，一使用錢，一絡麻錢，一鐵炭錢，一申明旌善亭錢，一修理倉廒錢，一點舡錢，一館驿房舍錢，一供狀戶口錢，一認役錢，一黃糧錢，一修墩錢，一鹽票錢，一出由子錢。
(185) 又如糧長邾阿乃起立名色，科擾糧戶，至超過正稅數倍： 其擾民之計，立名曰舡水腳米，斛面米，裝糧飯米，車腳錢，脫夫米，造冊錢，糧局知房錢，看米樣中米，燈油錢，運黃糧脫夫米，均需錢，棕軟篾錢一十二色。
通計斂米三萬七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
正米止該一萬，便做加五收受，尚餘二萬二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
民無可納者，以房屋準者有之，變賣牲口準者有之，衣服段匹布帛之類準者亦有之，其鍋竈水車農具盡皆準折。
(186) 隸快書役為害尤甚：“民之賦稅每郡小者不過數萬，大者不過數十萬，而所以供此輩者不啻倍之。
”(187) 地方豪紳不但享有優免賦役的特權（參看《大公報·史地周刊》：《明代仕宦階級的生活》《晚明之仕宦階級》二文），而且創立了種種苛稅，剝削農民。
有征收道路通行稅的： 宣德八年（1433）十一月丙午，順天府尹李庸言：“比奉命修築橋道，而豪勢之家，占據要路，私搭小橋，邀阻行人，榷取其利，請行禁革。
”上曰：“豪勢擅利至此，将何所不為。
”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禁約。
(188) 有私征商稅的： 正統元年（1436）十二月甲申，驸馬都尉焦敬令其司副李于文明門外五裡建廣鲸店，集市井無賴，假牙行名，詐稅商販者，錢積數十千。
又于武清縣馬駒橋遮截磁器魚棗數車，留店不遣。
又令阍者馬進于張家灣溧陽閘河諸通商販處，詐收米八九十石，鈔以千計。
(189) 有擅據水利的： 正統八年（1443）十二月戊戌，吏部聽選官胡秉賢言：“臣原籍江西
急得朱元璋隻是跺腳，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164) 洪武一朝，“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165)，是曆史上封建政權對貪污進行鬥争最激烈的時期，殺戮貪官污吏最多的時期。
雖然随殺随犯，不可能根本清除貪污，但是朱元璋下定決心，随犯随殺，甚至嚴厲到不分輕重都殺，對貪污的減少起了作用，對人民有好處，人民是感謝他、支持他的。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 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現在學術界還在争論，有許多不同的意見。
有的人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很早，有的人認為很晚。
所提供的史料的時間性都很不肯定，從8世紀到十六七世紀都有。
特别是關于《紅樓夢》的社會背景的讨論展開以後更是如此。
是在什麼情況下産生了《紅樓夢》這部作品呢？它的社會基礎是什麼？《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反對科舉、尊重婦女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他罵念書人，罵那些舉人、秀才都是祿蠹，說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這樣的思想認識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的？對這一系列的問題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論據。
而且關于“萌芽”這個詞的含義也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種樹，種子種下去以後，慢慢地露出了頭，這叫萌芽；又如泡豆芽菜，把豆子放在水裡，長出一點東西，這也叫萌芽。
既然隻是萌芽，它就不是已經成熟了的東西，還隻是那麼一點點。
假如是整棵的菜，那就不是萌芽；至于開了花、結了果的東西就更不是萌芽了。
所以要把這些情況區别開。
可是現在某些讨論中存在有這樣的問題：将萌芽看成已經開花結果的東西。
這實際上就不是資本主義萌芽，而是資本主義的成熟階段了，還有人認為中國資本主義早已經成熟了，中國社會早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
這樣一來就發生了一系列的大問題：中國既然早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那麼，怎麼解釋1840年以後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一百年來我們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怎麼解釋？ 關于這個問題，我自己有些看法，也不一定成熟，提出來大家讨論。
我想，要說明某個時期有某個事物萌芽，必須有一個界限。
這個界限是什麼呢？就是要具體地指出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是以往的時期所不可能發生和沒有發生過的，隻有到了這個時候才能發生的。
沒有這個界限就會把曆史一般化了。
試問：這個時期發生過，一百年以前發生過，五百年以前也發生過，這怎麼能說明問題？而且這些新發生的東西不應該是個别的。
僅僅在某個時期、某個地區出現的個别的東西能不能說明問題呢？不能說明問題。
因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經濟發展不平衡，有先進的，有落後的，沿海和内地不同，平原和山區也不同。
不要說别的地方，就說北京吧，全市面積有一萬七千平方公裡，市内和郊區就不同，因此，個别時期所發生的個别的事情也會有所不同。
所以作為一個事物的萌芽，必須是這個東西過去沒有發生過；現在發生了，而且不是個别的。
隻有這樣看才比較科學。
現在我們根據這個精神來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
我想把問題局限在14世紀到16世紀所發生的主要事件上面，特别是16世紀中葉，這個明朝人自己已感覺到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着重提出那些在這時期以前沒有發生，或雖已發生而很不顯著，這個時期以後成為比較普遍、比較顯著的一些問題。
第一，關于手工工場。
在明朝初年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徐一夔，他寫了一本書叫《始豐稿》。
這本書裡面有一篇文章叫《織工對》。
這篇文章講到元末明初，在浙江杭州地方有許多手工業紡織工場。
這些紡織工場的經營方式是怎樣的呢？有若幹間房子和若幹部織機，工人都是雇工，他們不占有生産工具。
生産工具是誰的呢？是工場老闆的。
老闆出房子、出機器、出原料，工人出勞動力。
工人在勞動以後可以取得若幹計日工資，工資随着工人的技術熟練程度不同而有高有低，其中有一些技術水平比較高的，可以得到比一般工人加倍的工資，假如這家工場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别的工場可以拿更高的工資把他請去，勞動強度很高，把工人弄得面黃肌瘦。
這是元末明初（14世紀）的情況，當時這樣的工場在杭州不止一個。
但是能不能說在14世紀時就已經普遍地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呢？因為隻有這一個地區的資料，我看不能。
但是從這裡可以看出，在14世紀中期，個别地區已經有了這樣相當大的手工工場，老闆通過這樣的生産手段來剝削雇用工人的曆史事實。
這說明當時已經有一部分農村勞動力轉化為城市雇傭勞動者了。
這種情況在14世紀以前是沒有的。
第二，新的商業城市興起。
在讨論中有不少文章籠統地提到明朝有南京、北京、蘇州等三十三個新的商業城市，來說明這個時期商業的發展。
有三十三個商業城市是不錯的，但是時間有問題。
因為并不是整個明朝都是這樣的情況。
事實上，這些城市成為商業城市是在明成祖以後。
在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後，為了解決糧食的運輸問題，把運河挖深、加寬了。
這樣，通過水運不僅保證了糧食的運輸，其他商品的運輸也暢通了，因而促進了南北物資的交流。
這樣，到了宣宗時期（15世紀中期），沿運河一帶的許多城市開始繁榮起來。
這時候，由于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國内市場擴大了。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當時為了保證貨物的流通，沿長江、運河及布政使司所在地建立了三十三個鈔關。
明朝用的貨币叫寶鈔（紙币）。
關于紙币的情況這裡不能詳細說了，隻說明一條，明朝的紙币很不合理，它不兌現，開頭拿一張鈔票還能換到一些物資，後來就不行了。
政府隻發鈔票，越發越多，超過了實際物資的幾百倍。
在這種情況下，鈔票就貶值了。
明朝政府為了提高鈔票的信用，采取收回鈔票的政策。
怎樣收回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增加稅額。
因此就在各個商業城市設立了一個機構，叫作“鈔關”。
一共設立了三十三個鈔關。
鈔關是幹什麼的呢？就是向往來的貨物收稅。
納稅時就用鈔票交納。
鈔關設在商業城市，有三十三個鈔關就有三十三個商業城市，這是不錯的。
但有些人就根據這個數字說整個明朝隻有三十三個商業城市，這就不确切了。
因為設立鈔關是明宣宗時候的事情，宣宗以前沒有。
而就商業城市來說，在明成祖的時候就不止三十三個，後來又有所增加。
因此，不标明确切的時間，以一個時期的情況來概括整個明朝，是不符合當時存在的客觀事實的。
随着商業城市的增加，商人、手工業工人也增加了，這就形成了一個市民階層（這個階層主要是指手工業者、中小商人）。
這些人為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建立了很多行會，有事情共同商量，采取一緻的行動。
在這種情況下就發生了明朝末年的市民暴動。
這裡應該指出：所謂“市民”這個概念不能亂用。
有些人把當時的進士、舉人、秀才等官僚都算作市民，這就模糊了階級界限。
這些人都是當時的統治者，不是被統治者。
把市民階層擴大化，混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界限，這是不對的。
第三，倭寇、葡萄牙海盜和沿海通商問題。
明朝中葉，以朱纨為中心的一派人反對對外通商，對海盜采取鎮壓的政策，因而引起沿海地主階級的反對，形成一個政治上的鬥争。
在這個鬥争中，朱纨最後失敗了。
這種性質的鬥争在以往的曆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漢朝、唐朝、宋朝、元朝都有過對外通商，有時還很繁盛，大量的中國人到海外去經商；不但如此，國内有不少地方還住有許多外國商人。
在唐朝的時候，廣州就有數量衆多的蕃商。
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他們住的地方叫蕃坊。
其他如揚州、長安等地方也住了不少的外國商人，對外通商也很頻繁。
但是像明朝那樣，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在政治上形成一種力量，和内地一些反對通商的地主進行鬥争，這種鬥争影響到政府的政策，這種情況卻是以往的曆史上所沒有的。
為什麼明朝會出現這種新的情況呢？因為明朝國内國外的市場日益擴大，商業資本日益發展，商人地主在政府裡有了自己的代言人。
商人地主在政治上有了地位，這在曆史上是個新問題。
關于這個問題，近年來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見。
北京大學有個學生寫了一篇文章，說朱纨鎮壓海盜是愛國的行為。
朱纨是個愛國者，這觀點是沒有問題的，朱纨确實是愛國者，可是不能拿這個來否認當時在政治上存在着的不同意見。
當時已經出現了代表沿海通商地主利益的政治活動家，這和朱纨是否愛國是兩回事。
我們并沒有說朱纨不愛國。
這點不必争論。
問題在于這個時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主張通商，另一種意見反對通商，這是曆史事實，是過去所沒有的。
第四，内地的某些官僚地主也參加商業活動和經營手工工場。
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家所熟悉的《遊龍戲鳳》中的正德皇帝（明武宗），他就開了許多皇店。
這是16世紀初期的事情。
嘉靖時有個貴族叫郭勳（《三國演義》最早的刻本是他搞的），在北京開了許多店鋪。
另外有個外戚叫周瑛，在河西務開店肆做買賣。
現在這個地方已經很蕭條了。
可是在明朝的時候，由于南方的糧食、物資運到北方來都要經過這裡，因此是個很繁華的地方。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在地方上，明朝四品以上的官到處經商。
四品有多大呢？知府就是四品。
知縣是七品。
原來明朝有一條規定，禁止四品以上的官員做買賣。
但是行不通。
事實上官做得越大，買賣也做得越多越大。
特别是像蘇州這樣的地方，很多退休官員開各種各樣的鋪子，有的發了大财，成了百萬富翁。
官員經商過去也有，但是在明初還多半是武官，到了明朝中葉這種情況就改變了，不但武官經商，文官也經商；不但小官經商，大官也經商；不但經商，而且還經營手工工場。
華亭人徐階做宰相時，“家中多蓄織婦，歲計所織，與市為賈”。
這種現象也是過去沒有過的。
過去的官僚認為做買賣有失身份，社會上看不起。
士、農、工、商，商放在最後。
孟子就罵商人是“壟斷”，認為他們不勞動，出賣别人生産的東西從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事情，有身份的人不幹這種事。
漢朝以來，各個曆史時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實行過重農抑商的政策。
當時社會上一般是看不起商人的，當然也有個别地區有個别例外的情況。
但是到16世紀以後，這種看法就改變了，不止武官，就連皇帝、貴族、官僚都搶着做買賣，商人的社會地位也提高了。
第五，當時的人對這個時期社會情況變化的總結。
16世紀中期社會經濟情況發生的變化，明朝人看得很清楚，有不少人就各方面變化的情況做出了總結。
首先，從社會風俗方面來說。
明朝人認為嘉靖以前和嘉靖以後是兩個顯然不同的時代。
有不少著書的人指出了正德、嘉靖以後社會風俗的變化。
在嘉靖以前，婦女的服裝很樸素；嘉靖以後變了，很華麗，講究漂亮了。
宴會請客，原來一般是四碗菜一碗湯，後來變成六碗、八碗，以至十二碗、十六碗菜。
山東《郓城縣志》記載在嘉靖以前老百姓很樸素、很老實，嘉靖以後變了，講排場了，普通老百姓穿衣服向官僚看齊，向知識分子看齊。
窮人飯都吃不上，找人家借點錢也要講排場。
總之，從吃飯、娛樂到家庭用具都不像過去了。
這個時候，看到一些老實、樸素的人，大家認為不好，恥笑他。
《博平縣志》講嘉靖以後過去好的風氣沒有了，過去鄉村裡沒有酒店，也沒有遊民，嘉靖中期以後變了，到處都有酒店，二流子很多。
當時有一種風氣，一個人有名，有字，還要起别号。
嘉靖皇帝就有很多别号。
不但知識分子起别号，就連乞丐也有别号。
其次，在文化娛樂方面。
嘉靖以前唱的歌曲主要是北曲，嘉靖以後南曲流行了，而且唱的歌詞主要是講男女戀愛的。
嘉靖以前不大講究園亭建築；嘉靖以後，到處修假山，建花園，光南京就有園亭一百多所，蘇州有好幾十所，北方就更多了，清華園這些地方都是過去的園亭。
明朝前期有一條規定，官員禁止嫖娼妓，嘉靖以後，這個紀律不生效了，文人捧妓女成為風氣，為她們寫詩，寫文章，甚至選妓女為狀元、榜眼、探花。
戲劇方面，過去隻有男戲，嘉靖以後就有女戲了。
很多做過大官的人寫劇本，像《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就是一個官。
元曲的作者沒有一個是高級官員，都是一些下層社會的人，有的在衙門裡當一個小辦事員，有的做醫生；可是明朝戲曲的作者，大部分是舉人、進士，有些還是高級官員。
明朝後期盛行賭博，官吏、士人以不會賭博、打紙牌為恥。
再次，從政治方面來看。
《明史·循吏傳序》提到嘉靖以前一百多年，一方面休養生息，發展生産；另一方面政治上比較清明，好官比較多。
譬如大家知道的《十五貫》裡面有個況鐘，連做十幾年的蘇州知府，是個好官。
另外一個周忱也是個好官，他做蘇州巡撫二十一年，在《十五貫》裡被刻畫壞了，這是不對的。
此外，像于謙連做河南、山西巡撫十九年。
嘉靖以前，有好些巡撫連任幾年甚至十幾年的，這是明朝後期所沒有的情況。
明朝後期好官就少了。
做官講資格，一講資格就壞事了，隻要活得長就可以做大官；相反，真正能給老百姓做點事情的人卻到處碰壁。
像海瑞就是這樣，到處遭到大地主階級的反對，辦不了好事。
明朝後期有個知識分子陳邦彥對吏治的這種變化做了總結，他說：在嘉靖以前，做官的人還講個名節，做官回到家裡，人家問他賺多少錢，他要生氣；嘉靖以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做官等于做買賣，計較做這個官賺錢多還是賺錢少，在這個地方做官賺錢多，另外換一個賺錢少的地方就不願意去。
到富庶的地方去做官，親友設宴慶賀；如果到窮地方去，大家就歎息。
做官和發财聯系起來了，念書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發财。
當時升官是憑什麼呢？一個是憑資格，一個是憑賄賂。
當時叫“送禮”。
地方官三年期滿要進京，朝廷要考核他的成績。
這時就是他“送禮”的時候了。
送了禮就可以升官。
所謂送上黃米、白米若幹擔，即指黃金、白銀若幹兩。
後來改為送書若幹冊，書的後面附上金子、銀子，叫作“書帕”。
所以明朝後期的地方官上任以後先刻書。
但是他們又沒有什麼學問，于是粗制濫造，亂抄一氣。
以上這些情況說明，由于整個社會經濟的變化，即農業、手工業生産的發展，商業的繁榮，影響到了社會各方面。
一些大地主把一部分從土地剝削所得的财産投資于手工業和商業，這樣，過去被社會上歧視的商人的地位就提高了。
國家的高級官員有不少人變成了商人。
經商成為社會風氣。
商人賺了錢就奢侈浪費，造成社會上的虛假繁榮現象。
封建秩序、封建禮法開始受到沖擊，從而在文學藝術方面也出現了反映這種社會生活的作品。
第六，貨币經濟的發展。
在明朝以前，白銀已經部分使用，但是還不普遍，還沒有作為正式的貨币。
元朝使用鈔票。
明朝初年用銅錢，由于老百姓已經有了用鈔票的習慣，反而不習慣用銅錢，隻好仍然用鈔票。
但是由于明朝對鈔票管理不善，無限制地發行，又不兌現，因而引起通貨膨脹，鈔價貶值，由一貫鈔值銀一兩貶至隻值一兩個錢，鈔票的經濟意義逐漸沒有了。
鈔票不能用，銅錢的重量又太大，短途進行交易還可以，像從南到北的遠距離交易，帶大量的銅錢就不行，幾萬、幾十萬銅錢很重，不方便。
在這種情況下白銀就日漸流通于市場。
白銀有它的優點：它的質量不會變，既能分割，化整為零，又能把一些分散的銀子鑄成一錠，化零為整。
白銀價值比較高，一兩白銀可以抵一千錢。
因此社會上對白銀的需要越來越迫切。
上次講過，明朝遷都北京，糧食主要要從南方運來。
四五百萬石糧食的運費要由農民負擔，運費超過糧食價格的幾倍，農民負擔很重。
所以到明英宗時，逐漸改變了這種辦法。
有些地方稅收開始改折“金花銀”，像這個地區應該送四石糧食，現在不要你交糧食了，改交一兩銀子。
政府用一兩銀子同樣可以買到四石糧食。
由于國内市場的擴大和稅收折銀的結果，銀子的需要量就大大增加了，原有的銀子滿足不了市場的需要。
因此在萬曆時期就出現了采銀的高潮。
政府征發許多人，到處開銀礦，苛征暴斂，引起國内人民的反對。
通過對外貿易的入超，大量的白銀輸入了。
西班牙人從墨西哥運白銀到呂宋，由呂宋轉運中國，以換取中國的絲織品和瓷器。
到後期，墨西哥的銀圓也大量流入中國。
這樣，國内白銀數量逐漸增加。
所以到萬曆初年，賦役制度大改變，把原來的田賦制度改為“一條鞭法”，使賦役合一。
從此大部分地區的賦稅和徭役改折銀兩。
由于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商品流通的客觀需要，遠距離的大量的交易需要共同的貨币做媒介，因而白銀普遍地應用起來了。
這種情況也是以往曆史上所沒有發生過的。
第七，文學作品上的反映。
唐朝、宋朝也有傳奇小說，裡面的主角是些什麼人？主要是官僚、士大夫、文人，等等。
寫市井人物的作品很少。
到明代中葉以後出現了以市井人物為主人公的作品。
例如《白蛇傳》的故事。
在《西湖三塔記》中的三怪是：烏雞、水獺、白蛇，男主角是将門之後&mdash&mdash奚宣贊（嶽飛部下的将官奚統制之子）。
而《洛陽三怪記》的三怪是：赤斑蛇、白貓精、白雞精，男主角卻是開金銀鋪的老闆潘松了。
流傳到現在的《白蛇傳》隻剩下二怪：白蛇和青蛇，男主角則是開生藥鋪的許仙。
故事的主角從将門之後的奚宣贊轉變為生藥鋪的許仙，這一變化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又如《金瓶梅》，是萬曆二十二年（1594）以後的作品，寫嘉靖、萬曆年間的事。
主角西門慶也是開生藥鋪的。
與西門慶來往的篾片、清客都是官僚地主的後人，原來的地位比西門慶高，後來沒落了，成為西門慶的門客。
以這樣一些人物為中心的小說，在過去是沒有的。
此外，在“三言”“二拍”中，如《賣油郎獨占花魁》《倒運漢巧遇洞庭紅》等，主角是賣油小販和偶然發财的窮漢，這也都是當時的社會現實在文藝作品中的具體反映。
第八，明朝後期有了一些替商人說話的政治家。
譬如徐光啟，他是上海人，是最早接受西洋科學，介紹和傳播西洋科學，如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的一個人。
他家裡原來是地主，後來兼營商業。
他本人中了進士，做過宰相。
在他的思想中，反映了保護商人特權的要求，他提出了維護商人利益的具體建議。
當時國家财政困難，西北有許多荒地，他就主張政府允許各地的地主階級招募農民來開墾荒地。
開墾荒地多的，除了糧食給他外，還可以允許這個地主家裡的子弟有多少人考秀才、多少人上學，給他以政治保證。
從他這種主張來看，他是當時從地主轉為商人的這一集團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
總的來說，上面所講的這些問題是明朝以前沒有發生過的，或者雖然發生過，但并不顯著。
當時的人也認識到了嘉靖前和嘉靖後所發生的這種巨大變化。
當然，他們還不能理解這叫作資本主義萌芽。
從我們今天來看，這個變化是舊的東西改變了，新的東西露出了頭。
這些例子都可以作為資本主義萌芽來看。
但是這些萌芽并沒有成長，以後又遭到了壓制，因此到鴉片戰争以前還不能說中國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還處在萌芽狀态。
這方面的材料直到現在還是不夠完備的，還沒有進行認真的研究。
上面談的隻是個人的看法，不一定對，更不一定成熟，隻供同志們參考。
明代之農民 一 按照職業的區分，明代的戶口有民戶、軍戶、醫戶、儒戶、竈戶、僧戶、道戶、匠戶(166)、陰陽戶(167)、優免戶、女戶、神帛堂戶(168)、陵戶、園戶、海戶、廟戶(169)&hellip&hellip之别。
戶有戶籍戶帖： 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辛亥，核民數給以戶帖。
戶部制戶籍戶帖，各書其戶之鄉貫丁口名歲，合籍與帖，以字号編為勘合，識以部印，儲藏于部，帖給之民。
仍令有司歲計其戶口之登耗，類為籍冊以進，著為令。
(170)戶籍藏于戶部，戶帖給民收執。
“父子相承，徭稅以定。
”(171)令有司各戶比對，不合者遣戍，隐匿者斬，男女田宅，備載于後。
(172)若詐冒避免，避重就輕者杖八十，其官司妄準脫免，及變亂版籍者罪同。
(173)洪武十四年（1381）改為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裡，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裡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裡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
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裡。
裡編為冊，冊首總為一圖，鳏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
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
上戶部者冊面黃紙，故謂之黃冊。
其後黃冊隻具文，有司征稅編徭則自為一冊，曰白冊雲。
(174) 各色戶口中占絕大多數的是民戶，民戶中占絕大多數的是農民。
（也可以說民戶即指農民，一小部分的小商也包括在内。
曾任官吏的則另别為宦戶。
）其次是軍戶和匠戶。
民由有司，軍由衛所，匠由工部管理。
(175)農民人數最多，和土地的關系最密切，對國家的負擔也最重。
他們的生活也最值得我們注意。
農民中的富民和大地主的子弟有特權享受最好的教育，在科舉制度下，他們可以利用所受的教育，一經中試便搖身變成儒戶，一列仕途，便又變成宦戶。
退休後又變成鄉紳，不再屬于民戶。
或則買官捐監，也可以使一家的身份提高。
貧農中也有由子弟的努力而成為儒戶、宦戶的，不過身份一改，便面目全非，對國家的擔負和社會上的待遇便全然不同了。
他們不但不再屬于民戶，反而掉轉頭來自命為上層階級，去剝削他從前所隸屬的集團了。
二 農民的本分是納賦和力役，明太祖告訴他的百姓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
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
能安其分則保其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仁義忠孝之民，刑罰何由及哉。
”(176)賦役都以黃冊為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
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
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
役曰裡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
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田租大略以米麥為主，而絲絹與鈔次之。
(177) 要農民安于本分，使其永遠不能離開所耕種的土地，除有黃冊登記土地戶口外，并設路引的制度，百裡内許農民自由通行，百裡外即須驗引：“凡軍民等往來但出百裡者，即驗文引。
”(178)天下要沖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诘無引面生可疑之人。
軍民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
(179)此制在洪武初年即已施行： 洪武六年（1373）七月癸亥，常州府呂城巡檢司盤獲民無路引者送法司論罪。
問之，其人以祖母病笃，遠出求醫急，故無驗。
上聞之曰：“此人情可矜，勿罪。
”釋之。
(180) 于是農民永遠被禁鄉裡，隻好硬着頭皮為國家盡本分。
田賦和力役隻是農民負擔的一小部分。
除了對國家的以外，農民還要對地方官吏、豪紳、地主&hellip&hellip盡種種義務，他們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剝削。
官吏則巧立名目，肆行科斂，即在開國時嚴刑重法，也還有此種情形，明太祖極為憤怒，他很生氣地訓斥一般地方官說： 置造上中下三等黃冊，朝觐之時，明白開谕，毋得擾動鄉村。
止将黃冊底冊就于各府州縣官備紙劄，于底冊内挑選上中下三等以憑差役，庶不靠損小民，所谕甚明。
及其歸也，仍前着落鄉村，巧立名色，團局置造，科斂害民。
(181) 科斂之害，甚于虎狼。
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發放，每米一石官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
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
(182)政府之懲治雖嚴，而官吏之貪污如故，剝削如故，方震孺整饬吏治疏言： 一邑設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
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其刑驅勢逼，雖綠林之豪，何以加焉。
稍上而有長吏，則有科罰，有羨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上言之而不諱，下聞之而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
又上之而為郡守方面，歲時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摩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芹，方外之奇珍始足以下點，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
蕭然而來，捆載而去。
夫此捆載者非其攜之于家，雨之于天，又非輸于神，運于鬼，總皆為百姓之脂膏，又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始得之耳。
(183) 其剝削之方法，多用濫刑誅求，英宗時江西按察司佥事夏時言： 今之守令冒牧民之美名，乏循良之善政，往往貪泉一酌而邪念頓興，非深文以逞，即鈞距是求。
或假公營私，或誅求百計。
經年置人于犴獄，濫刑恒及于無辜。
甚至不任法律而颠倒是非，高下其手者有之，刻薄相尚，而避己小嫌，入人大辟者有之。
不貪則酷，不怠則奸，或通吏胥以賈禍，或縱主案以肥家，殃民蠹政，莫敢誰何。
(184) 地方官以下之糧長吏胥，則更變本加厲，橫征暴斂，如《續诰》所記嘉定縣糧長金仲芳等額外斂錢之十八種名色： 一定舡錢，一包納運頭米錢，一臨運錢，一造冊錢，一車腳錢，一使用錢，一絡麻錢，一鐵炭錢，一申明旌善亭錢，一修理倉廒錢，一點舡錢，一館驿房舍錢，一供狀戶口錢，一認役錢，一黃糧錢，一修墩錢，一鹽票錢，一出由子錢。
(185) 又如糧長邾阿乃起立名色，科擾糧戶，至超過正稅數倍： 其擾民之計，立名曰舡水腳米，斛面米，裝糧飯米，車腳錢，脫夫米，造冊錢，糧局知房錢，看米樣中米，燈油錢，運黃糧脫夫米，均需錢，棕軟篾錢一十二色。
通計斂米三萬七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
正米止該一萬，便做加五收受，尚餘二萬二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
民無可納者，以房屋準者有之，變賣牲口準者有之，衣服段匹布帛之類準者亦有之，其鍋竈水車農具盡皆準折。
(186) 隸快書役為害尤甚：“民之賦稅每郡小者不過數萬，大者不過數十萬，而所以供此輩者不啻倍之。
”(187) 地方豪紳不但享有優免賦役的特權（參看《大公報·史地周刊》：《明代仕宦階級的生活》《晚明之仕宦階級》二文），而且創立了種種苛稅，剝削農民。
有征收道路通行稅的： 宣德八年（1433）十一月丙午，順天府尹李庸言：“比奉命修築橋道，而豪勢之家，占據要路，私搭小橋，邀阻行人，榷取其利，請行禁革。
”上曰：“豪勢擅利至此，将何所不為。
”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禁約。
(188) 有私征商稅的： 正統元年（1436）十二月甲申，驸馬都尉焦敬令其司副李于文明門外五裡建廣鲸店，集市井無賴，假牙行名，詐稅商販者，錢積數十千。
又于武清縣馬駒橋遮截磁器魚棗數車，留店不遣。
又令阍者馬進于張家灣溧陽閘河諸通商販處，詐收米八九十石，鈔以千計。
(189) 有擅據水利的： 正統八年（1443）十二月戊戌，吏部聽選官胡秉賢言：“臣原籍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