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資本主義萌芽：近代化曙光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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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一、農業生産的恢複和發展
“地主階級對于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
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争。
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曆史上所僅見的。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争、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争，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1) 明初的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是元末農民起義的結果，它首先表現在農業生産的恢複和發展方面。
經過二十年長期戰争的破壞，人口減少，土地荒蕪，是明朝初年的普遍現象。
例如，唐宋以來的交通要道、繁華勝地的揚州，為青軍（又名一片瓦、長槍軍，是地主軍隊）元帥張明鑒所據，軍隊搞不到糧食，每天殺城裡的老百姓吃。
龍鳳三年（1357）朱元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揚州，張明鑒投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
新任知府以舊城虛曠難守，隻好截西南一隅築而守之。
(2)如颍州，從元末韓咬兒在此起義以後，長期戰亂，民多逃亡，城野空虛。
(3)特别是山東、河南地區，受戰争破壞最重，“多是無人之地”(4)。
洪武元年（1368）閏七月大将軍徐達率師發汴梁，徇取河北州縣，時兵革連年，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
(5)有的地方，積骸成丘，居民鮮少。
(6)洪武三年（1370），濟南府知府陳修和司農官報告：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
(7)到洪武十五年（1382）晉府長史緻仕桂彥良還說，“中原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緻荒蕪”。
二十一年（1388）河北諸處，還是田多荒蕪，居民鮮少。
三十年（1397）常德、武陵等十縣土曠人稀，耕種者少，荒蕪者多。
(8)名城開封，以戶糧數少，由上府降為下府。
(9)洪武十年（1377），以河南、四川等布政司所屬州縣，戶糧多不及數，凡州改縣者十二，縣并者六十。
十七年（1384）令凡民戶不滿三千戶的州改為縣者三十七。
(10) 針對這種情況，朱元璋于吳元年（1367）五月下令，凡徐、宿、濠、泗、壽、邳、東海、襄陽、安陸等郡縣及今後新附土地人民，桑麻谷粟稅糧徭役，盡行蠲免三年，讓老百姓喘一口氣，把力量投入生産。
(11)集中力量，振興農業，用移民屯田、開墾荒地的辦法調劑人力的不足。
興修水利，種植桑棉，增加農業生産的收入。
官給耕牛種子，墾荒地減免三年租稅，遇災荒優免租糧等措施，解決農民的困難。
此外，還設立預備倉、養濟院等救濟機關。
他常說：“四民之中，莫勞于農，觀其終歲勤勞，少得休息。
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則舉家饑困&hellip&hellip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獨富安者。
”(12)又說：“夫農勤四體，務五谷，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
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粝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hellip&hellip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緻于饑寒，方盡為上之道。
若複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
”(13)政府收入主要來自農村，糧食布帛棉花、人力都靠農民供給，農業生産如不恢複和發展，這個政權是支持不下去的。
移民的原則是把農民從窄鄉移到寬鄉，從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廣的地方。
洪武三年（1370）六月，徙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無業農民四千多戶到濠州種田，給牛具種子，三年不征其稅。
又移江南民十四萬戶于鳳陽。
九年（1376）十月徙山西及真定民無産者于鳳陽屯田。
十五年（1382）九月遷廣東番禺、東莞、增城降民二萬四千四百餘人于泗州屯田。
十六年（1383）遷廣東清遠瑤民一千三百七人于泗州屯田，以上皆為繁榮起義根據地及其附近的措置。
二十一年（1388）八月山東、山西人口日繁，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閑曠之地，置屯耕種。
二十二年（1389）以兩浙民衆地狹，務本者少而事末者多，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以南滁、和等處起耕。
山西貧民徙居大名、廣平、東昌三府者，凡給田二萬六千七十二頃。
二十五年（1392）徙山東登、萊二府貧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戶就耕于東昌，二十七年（1394）遷蘇州府崇明縣無田民五百餘戶于昆山開種荒田。
二十八年（1395）青、兖、登、萊、濟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無田可耕者起赴東昌，編籍屯種，凡一千五十一戶，四千六百六十六口。
到二十八年（1395）十一月東昌三府屯田遷民共五萬八千一百二十四戶，政府收租三百二十二萬五千九百八十餘石，棉花二百四十八萬斤。
彰德等四府屯田凡三百八十一處，屯田租二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一十九石，棉花五百零二萬五千五百餘斤。
(14)凡移民墾田都由政府給予耕牛種子路費。
洪武三年（1370）定制，北方郡縣荒蕪田地，召鄉民無田者墾辟，戶給十五畝，又給地二畝種蔬菜，有餘力的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
其馬驿巡檢司急遞鋪應役者，各于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
若王國所在，近城存留五裡以備練兵牧馬，餘處悉令開耕。
(15)又令凡開墾荒田，各處人民先因兵燹遺下田土，他人開墾成熟者聽為己業。
業主已還，有司于附近荒田撥補。
複業人民現在丁少而原來田多者，不許依前占護，隻許盡力耕墾為業。
見今丁多而原來田少者，有司于附近荒田驗丁撥付。
(16)洪武二十四年（1391）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問何處，唯犁到熟田，方許為主。
但是荒田，俱系在官之數。
若有餘力，聽其再開。
又令山東概管農民，務見丁著役，限定田畝，著令耕種。
敢有荒蕪田地流移者，全家遷發化外充軍。
二十八年（1395）令，二十七年（1394）以後新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收田租），若地方官增科擾害者治罪。
鼓勵人民大力開墾。
(17) 也有從少數民族地區移民到内地屯墾的，如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諸府衛，充軍的給衣糧，為民的給田土。
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多戶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個，開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
此外，吳元年（1367）十月徙蘇州富民到濠州居住，因為他們幫着張士誠抵抗，還不斷說張王好話。
(18)洪武十五年（1382）命犯笞杖罪的犯人都送到滁州種苜蓿。
(19)二十二年（1389）命戶部起山東流民居京師，人賜鈔二十錠，俾營生業。
(20)二十八年（1395）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于京師，充倉腳夫。
(21) 江南蘇、松、杭、嘉、湖一帶十四萬戶富民被強迫遷住鳳陽，離開了原來的鄉裡田舍，還不許私自回去。
此舉動對于當時東南地主階級是極大的打擊。
舊社會的舊統治階級離開了原來占有的土地，同時也就喪失了社會地位和政治上的作用。
相對地，以朱元璋為首的新統治階級卻從而加強了對這一地區人民的控制。
這十幾萬家富戶從此以後，不敢公開回原籍，便僞裝成乞丐，以逃荒為名，成群結隊，老幼男婦，散入江南諸郡村落乞食，到家掃墓探親，第二年二三月間又回到鳳陽。
年代久了，也就成為習慣。
五六百年來鳳陽花鼓在東南一帶是婦孺皆知的民間藝術。
歌詞是： 家住廬州并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22) 朱元璋在克集慶後，便注意水利。
到建國以後，越發重視，用全國的财力人力建設大規模的水利工程。
洪武元年（1368）修江南和州銅城堰閘。
周回二百餘裡。
四年（1371）修治廣西興安縣靈渠，可以溉田萬頃。
六年（1373）開上海胡家港，從海口到漕泾千二百餘丈；以通海船。
八年（1375）開山東登州蓬萊閣河，浚陝西泾陽縣洪渠堰，溉泾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田二百餘裡。
九年（1376）修四川彭州都江堰。
十二年（1379）修陝西西安府甜水渠，引龍首渠水入城，居民從此才有甜水可吃。
十四年（1381）築海鹽海塘，浚揚州府官河。
十七年（1384）築河南磁州漳河決堤。
決荊州嶽山壩以通水利，每年增官田租四千三百餘石，修江南江都縣深港壩河道。
十八年（1385）修築黃河、沁河、漳河、衛河、沙河堤岸。
十九年（1386）築福建長樂海堤。
二十三年（1390）修江南崇明海門決堤二萬三千九百餘丈，役夫二十五萬人。
疏四川永甯所轄水道。
二十四年（1391）修浙江臨海橫山嶺水閘、甯海奉化海堤四千三百餘丈，築上虞海堤四千丈，改建石閘。
浚定海、鄞二縣東錢湖，灌田數萬頃。
二十五年（1392）鑿江南溧陽銀墅東壩河道四千三百餘丈，役夫四十萬人。
二十七年（1394）浚江南山陽支家河。
鑿通廣西郁林州相隔二十多裡的南北二江，設石陡諸閘。
二十九年（1396）修築河南洛堤。
三十一年（1398）修治洪渠堰，浚渠十萬三千餘丈。
這些規模巨大的用人力到幾十萬人的工程，沒有統一的安定的全國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設想的。
除此以外，朱元璋還要全國各地地方官，凡是老百姓對水利的建議，必須即時報告。
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特别囑咐工部工員，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洩水防備旱災澇災的，都要根據地勢一一修治。
并派國子生和人才到全國各地督修水利。
二十八年（1395）總計全國郡縣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23)，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
(24) 移民屯田，開墾荒地，興修水利是增加谷物産量，增加國家租稅的主要措施。
也就是經過革命鬥争後，政府不得不稍微對農民讓步的具體表現。
此外，朱元璋還特别重視經濟作物的增産，主要的是桑麻木棉和棗柿栗胡桃等。
龍鳳十一年（1365）六月下令凡農民有田五畝到十畝的，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遞加。
地方官親自督視，不執行命令的處罰。
不種桑的使出絹一匹，不種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
(25)洪武元年（1368）把這制度推廣到全國，并規定科征之額，麻每畝科八兩，木棉每畝四兩，栽桑的四果以後再征稅。
二十四年（1391）于南京朝陽門鐘山之麓，種桐、棕、漆樹五千餘萬株，歲收桐油棕漆，為修建海船之用。
(26)二十五年（1392）令鳳陽、滁州、廬州、和州每戶種桑二百株，棗二百株，柿二百株。
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每人種桑百株，随地宜種柿栗胡桃等物，以備歲歉。
二十七年（1394）令戶部教天下百姓務必多種桑棗和棉花，并教以種植之法。
每一戶初年種桑棗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
栽種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遣充軍。
執行的情況，如湖廣布政司二十八年（1395）的報告，所屬郡縣已種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萬株。
全國估計，在十億株以上。
二十九年（1396）以湖廣諸郡宜于種桑，而種之者少，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石，派人送到辰、沅、靖、全、道、永、寶慶、衡州等處（今湖南及廣西北部一帶），各給一石，使其民種之。
發展這一地區蠶絲生産和絲織工業。
(27)為了保證命令的貫徹執行，下诏指出農桑為衣食之本，全國地方官考課，一定要報告農桑的成績，并規定二十六年（1393）以後栽種桑棗果樹，不論多少，都免征賦。
(28)作為官吏考績的主要内容，違者降罰。
又設置老人擊鼓勸農，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衆人聞鼓下田，該管老人點閘（名）。
若有懶惰不下田的，許老人責決，務必嚴切督并，見丁著業（每人都做活），毋容惰夫遊食。
若是老人不肯勸督，農民窮窘，為非犯法到官，本鄉老人有罪。
平時老人每月六次手持木铎，遊行宣講勤農務本的道理。
(29)頒發教民榜文說： 今天下太平，百姓除糧差之外，别無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種桑麻棗柿棉花，每歲養蠶，所得絲綿，可供衣服，棗柿豐年可以賣鈔，儉年可當糧食。
裡老嘗督，違者治罪。
(30) 洪武元年（1368）下诏田器不得征稅。
(31)四年（1371）、二十五年（1392）遣官往廣東、湖廣、江西買耕牛以給中原屯種之民。
(32)二十八年（1395）命鄉裡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團為一社，每遇農急之時有疾病，則一社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蕪，民無饑窘。
戶部以此意廣泛曉谕。
(33)各地報告修城垣建營房浚河道造王宮等工程，都反複告以興作不違農時的道理，等秋收農隙時興工。
(34)對農業增産有成績的地方官，加以擢升。
如太平知府範常積極鼓勵農民耕作，貸民種子數千石，到秋成大豐收，官民都庾廪充實。
接着興學校，延師儒，百姓很喜歡。
召為侍儀。
(35)陶安知饒州，田野開辟，百姓日子過得好，離任時，百姓拿他初來時情況比較，歌頌他：“千裡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辟，侯去之日。
”南豐百姓也歌唱典史馮堅：“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聞聲。
”(36)農村裡呈現一片繁榮歡樂的氣象。
對貪官污吏，用嚴刑懲治。
洪武二年（1369）二月元璋告谕群臣說：“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财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恨之。
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蠢害吾民者，罪之不恕。
”(37)四年（1371）十一月立法凡官吏犯贓罪的不赦。
下決心肅清貪污，說：“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
”二十五年（1392）又編《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
(38)官吏貪贓到鈔六十兩以上的枭首示衆，仍處以剝皮之刑。
府州縣衙門左首的土地廟，就是剝皮的刑場，也叫皮場廟。
有的衙門公座旁擺人皮，裡面是稻草，叫做官的觸目驚心，不敢做壞事。
(39)地方官上任賞給路費，家屬賜衣料。
來朝時又特别告誡以：“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
”(40)違法的按法懲辦。
從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福建的地方官，因貪贓被法辦，很少人做到任滿。
(41) 蘇、松、嘉、湖田租特别重，洪武十三年（1380）下诏減削。
(42)凡各地鬧水旱災荒歉收的，蠲免租稅。
豐年無災荒，也擇地瘠民貧的地方特别優免。
災重的免交二稅之外，還由官府貸米，或赈米和布、鈔。
各地設預備倉，由地方耆老經管，存貯糧食以備救災。
設惠民藥局，凡軍民之貧病者，給以醫藥。
設養濟院，貧民不能生活的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鬥，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分二。
災傷州縣，如地方官不報告的，特許耆民申訴，處地方官以死刑。
二十六年（1393）又令戶部，授權給地方官在饑荒年頭，得先發庫存米糧赈濟，事後呈報，立為永制。
三十多年來，賞賜民間布、鈔數百萬，米百多萬石，蠲免租稅無數。
(43) 幾十年的安定生活，休養生息，積極鼓勵生産的結果，社會生産力不但恢複，而且大大發展了。
第一表現在墾田數目的增加，以洪武元年（1368）到十三年（1380）的逐年增加的墾田數目來做例： 洪武元年（1368） 七百七十餘頃 二年（1369） 八百九十八頃 三年（1370） 二千一百三十五頃（山東、河南、江西的數字） 四年（1371） 十萬六千六百六十二頃 六年（1373） 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八十頃 七年（1374） 九十二萬一千一百二十四頃 八年（1375） 六萬二千三百八頃 九年（1376） 二萬七千五百六十四頃 十年（1377） 一千五百十三頃 十二年（1379） 二十七萬三千一百四頃 十三年（1380） 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一頃 十三年中增加的墾田數字為一百八十萬三千一百七十一頃。
到洪武十四年全國官民田總數為三百六十六萬七千七百一十五頃。
增墾面積的數字占十四年全國官民田數字的二分之一。
由此可知，洪武元年（1368）的全國已墾田面積不過一百八十多萬頃（不包括東北、西北未定地方和夏的領土四川和雲貴等地）。
再過十年，十四年（1381）的數字為三百八十七萬四千七百四十六頃。
(44)經過多年的墾辟和大規模全面的丈量，二十六年（1393）的數字為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
(45)比十四年（1381）又增加了四百八十四萬頃，比洪武元年（1368）增加了六百七十萬頃。
第二表現在本色稅糧收入的增加，洪武十八年（1385）全國收入麥米豆谷二千八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七石(46)，二十三年（1390）為三千一百六十萬七千六百石(47)，二十四年（1391）為三千二百二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三石(48)，二十六年（1393）為三千二百七十八萬九千八百石(49)。
二十六年（1393）比十八年（1385）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收入。
和元代全國歲入糧數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餘石相比，增加了差不多兩倍。
(50)曆史家記述這時期生産發展的情況說：“是時宇内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廪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
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赈貸，然後以聞。
”(51) 第三表現在人口數字的增加，洪武十四年（1381）統計，全國有戶一千六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三千三百五。
(52)二十六年（1393）的數字為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
(53)比之元朝極盛時期，元世祖時代的戶口：戶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54)；戶增加了三百四十萬，口增加了七百萬。
第四表現在府縣的升格，明制以稅糧多少定府縣等級：縣分上、中、下三等，标準為田賦十萬石、六萬石、三萬石以下。
府也分三等，标準為田賦二十萬石以上、二十萬石以下、十萬石以下。
(55)從洪武八年（1375）起，因為各地方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墾田和戶口的增加，田賦收入增加了，不斷地把府縣升格，例如開封原為下府，因為稅糧數超過三十八萬石，八年（1375）正月升為上府，河南懷慶府稅糧增加到十五萬石，陝西平涼府戶口田賦都有增加，三月升為中府。
十二月以太原、鳳陽、河南、西安歲收糧增加，升為上府，揚州、鞏昌、慶陽升為中府，明州之鄞縣升為上縣。
山東萊州稅糧不及，降為中府。
(56)揚州殘破最重，經過八年時間，已經恢複到收田賦二十萬石以下的中府了，從這個名城的恢複，可以推知全國各地社會生産力的恢複和發展的情況。
第五表現在糧食的增産，特别是桑麻棉花和果木的普遍種植，農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購買力提高了。
農業生産的恢複和發展，一方面為紡織工業提供了原料，另一方面農民所增加的購買力又促進和刺激了商業市場的繁榮，出現了許多新的以紡織工業為中心和批發綢緞棉布行号的城市。
二、棉花的普遍種植和工商業 棉布傳入中國很早，南北朝時從南洋諸國輸入，稱為吉貝、白疊。
(57)國内西北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産棉，唐滅高昌，置西州交河郡，土貢?布。
?布就是白疊。
(58)宋元間已有許多地區種棉，但是在全國規模内普遍種植和紡織技術的提高，則是明朝初年的事情。
(59) 在明代以前，平民穿布衣，布衣指的是麻布的衣服。
(60)冬衣南方多用絲綿做袍，北方多用毛皮做裘。
雖然也有用棉布做衣服卧具的，但因為“不自本土所産，不能足用”(61)。
唐元稹詩：“木綿溫軟當綿衣。
”元太祖世祖遺衣皆缣素木綿，動加補綴。
(62)宋謝枋得詩：“潔白如雪積，麗密過錦純，羔縫不足貴，狐腋難比倫&hellip&hellip剪裁為大裘，窮冬勝三春。
”(63)可見棉布到宋末還是很珍貴的物品。
宋代福建、廣東種植棉花的日多(64)，瓊州是紡織中心之一，婦女以吉貝織為衣衾，是當地黎族的主要副業生産。
(65)元代從西域輸入種子，種于陝西，撚織毛絲，或棉裝衣服，特為輕暖。
(66)元滅南宋後，浙東、江東、江西、湖廣諸地區也推廣棉花的種植，生産量增加，棉布成為商品，用的人日多。
(67)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綿提舉司，責令當地人民每年輸納木綿十萬匹，以都提舉司總之。
二十八年（1291）五月罷江南六提舉司歲輸木綿。
(68)成宗元貞二年（1296）始定江南夏稅輸以木綿布絹絲綿等物。
(69) 由于種棉面積的增加，種植和紡織的技術需要總結和交流，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司農司編印《農桑輯要》，以專門篇幅記棉花的種植方法。
(70)紡織的工具和技術通過各地方勞動人民的創造和交流，日益進步。
據12世紀80年代的記載，雷化廉州南海黎峒的少數民族，采集棉花後，“取其茸絮，以鐵筋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紡”(71)。
稍後的記載提到去籽後，“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為布”(72)。
到13世紀中期，詩人描寫長江流域紡績情形說：“車轉輕雷秋紡雪，弓灣半月夜彈去。
”(73)已經有紡車、彈弓和織機了。
江南地區的織工，“以鐵铤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為小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缫絲狀”(74)。
但是所織的布，不如閩廣出産的麗密。
瓊州黎族人民所織的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為工巧。
(75)黃河流域主要陝西地區的紡織工具和技術比較簡陋，隻有輾去棉子的鐵杖和木闆，棉花的用途隻是撚織粗棉線和裝制冬衣。
(76)一直到13世紀末年，松江烏泥泾的人民，因為當地土地硗瘠，糧食不夠，搞副業生産，從閩廣輸入棉花種子，還沒有蹈車椎弓這些工具，用手剖去子，用線弦竹弧彈制，工具和技術都很簡陋，産品質量不高，人民生活還是很艱苦。
(77) 元成宗元貞年間（1295&mdash1296）烏泥泾人黃道婆從瓊州附海舶回來，她從小就在瓊州旅居，帶回來瓊州黎族人民的先進紡織工具和技術，教會家鄉婦女以做造、扞、彈、紡、織之具和錯紗、配色、綜線、絮花的技術，織成被褥帶蛻，其上折技、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
一時烏泥泾所制之被成為暢銷商品，名揚遠近，當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靠紡織生活的有一千多家。
(78)詩人歌詠她：“崖州布被五色缫，組霧雲粲花草，片帆鲸海得風回，千柚烏泾奪天造。
”(79)當地婦女參加紡績生産的情形，詩人描寫：“烏泾婦女攻紡績，木棉布經三百尺，一身主宰身窩低，十口勤勞指頭宜。
”(80)到了明朝初年，不但江南地區的農村婦女普遍參加紡織勞動，連有些地主家庭的婦女，也紡紗績布，以給一歲衣資之用了。
(81)松江從此成為明代出産棉布的中心，“其布之麗密，他方莫并”(82)，“衣被天下”。
(83)松江稅糧宋紹興時隻有十八萬石，到明朝增加到九十七萬石，其他雜費又相當于征賦，負擔特别重，主要依靠紡織工業的收入，“上供賦稅，下給俯仰”(84)。
黃道婆傳入瓊州制棉工具和技術之後的二十年，王祯所著《農書》，列舉制棉工具有攪車即蹈車，是去棉籽用的。
二彈弓，長四尺許，弓身以竹為之，弦用繩子。
三卷筵，用無節竹條扞棉花成筒。
四紡車。
五撥車，棉紗加漿後稍幹撥于車上。
六車，用以分絡棉線。
七線架。
到元末又有了檀木制的椎子，用以擊弦。
(85)生産工具更加完備和提高了，為明代紡織工業的發展準備了技術條件。
朱元璋起事的地區，正是元代的棉業中心之一。
滅東吳後，又取得當時全國紡織業中心的松江，原料和技術都有了基礎，使他深信推廣植棉是增加農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有效措施。
龍鳳十一年（1365）下令每戶農民必須種木棉半畝，田多的加倍。
洪武元年（1368）又把這一法令推廣到全國。
棉花的普遍種植和紡織技術的不斷提高，明代中葉以後，棉布成為全國流通的商品，成為人民普遍服用的服裝原料，不論貴賤，不論南北，都以棉布禦寒，百人之中，隻有一人用繭綿，其餘都用棉布。
過去時代人穿的袍，用舊絮裝的冬衣，完全被用木棉裝的胖襖所代替了。
(86)就全國而論，北方河南、河北氣候宜于植棉，地廣人稀，種植棉花的面積最大，是原料的供給中心。
南方特别是長江三角洲一帶，蘇州、松江、杭州等地人民紡績技術高，是紡績工業的中心。
這樣又形成原料和成品的交流情況，原棉由北而南，棍布由南而北。
(87)從經濟上把南方和北方更緊密地聯系起來。
明初松江之外，另一紡織工業中心是杭州，由于簡單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了置備生産工具和原料的大作坊資本家，和除雙手以外一無所有出賣勞動力的手工業工人。
資本家雇用工人，每天工作到夜二鼓，計日給工資。
這種新的剝削制度的出現，正表示着社會内部新的階級的形成，除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以外，又産生了大作坊資本家對手工業工人的剝削關系。
明初曾經做過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所作的《織工對》，典型地記述了這種新現象： 錢塘相安裡有饒于财者，率居工以織，每夜至二鼓。
老屋将壓，抒機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數人，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
日傭為錢二百，衣食于主人。
以日之所入，養父母妻子，雖食無甘美而亦不甚饑寒。
于凡織作，鹹極精緻，為時所尚。
故主之聚易以售；而傭之直亦易以入。
有同業者傭于他家，受直略相似。
久之，乃曰：吾藝固過于人，而受直與衆工等，當求倍直者而為之傭。
已而他家果倍其直。
傭之主者閱其織果異于人，他工見其藝精，亦頗推之。
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勝十工，倍其直不吝也。
(88) 由此可見明初大作坊的一般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裡巷，有若幹同一性質的大作坊；大作坊主人同時也是棉布商人；從個體的生産到大作坊的集體生産，有了單純協作，出品精緻暢銷；經營這種大作坊有利可圖，資本家很賺錢，作坊也多了。
資本家付給技術高的工人工資，雖為一般工人工資的兩倍，但仍可得到五倍的剩餘價值。
棉花棉布的生産量大大增加，政府的稅收也增加了，以稅收形式繳給國庫的棉花棉布，成為供給軍隊的主要物資和必要時交換其他軍需物資的貨币代用品。
洪武四年（1371）七月诏中書省：“自今凡賞賜軍士，無妻子者給戰祅一襲；有妻子者給棉布二匹。
”(89)每年例賞，如洪武二年（1369）六月以木棉戰襖十一萬賜北征軍士(90)，四年（1371）七月，賜長淮衛軍士棉布人二匹，在京軍士十九萬四百餘人棉布人二匹。
(91)十二年（1379）給陝西都指揮使司并護衛兵十九萬六千七百餘人棉布五十四萬餘匹，棉花十萬三千三百餘斤。
(92)北平都指揮使司衛所士卒十萬五千六百餘人布二個七萬八千餘
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争。
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曆史上所僅見的。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争、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争，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1) 明初的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是元末農民起義的結果，它首先表現在農業生産的恢複和發展方面。
經過二十年長期戰争的破壞，人口減少，土地荒蕪，是明朝初年的普遍現象。
例如，唐宋以來的交通要道、繁華勝地的揚州，為青軍（又名一片瓦、長槍軍，是地主軍隊）元帥張明鑒所據，軍隊搞不到糧食，每天殺城裡的老百姓吃。
龍鳳三年（1357）朱元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揚州，張明鑒投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
新任知府以舊城虛曠難守，隻好截西南一隅築而守之。
(2)如颍州，從元末韓咬兒在此起義以後，長期戰亂，民多逃亡，城野空虛。
(3)特别是山東、河南地區，受戰争破壞最重，“多是無人之地”(4)。
洪武元年（1368）閏七月大将軍徐達率師發汴梁，徇取河北州縣，時兵革連年，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
(5)有的地方，積骸成丘，居民鮮少。
(6)洪武三年（1370），濟南府知府陳修和司農官報告：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
(7)到洪武十五年（1382）晉府長史緻仕桂彥良還說，“中原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緻荒蕪”。
二十一年（1388）河北諸處，還是田多荒蕪，居民鮮少。
三十年（1397）常德、武陵等十縣土曠人稀，耕種者少，荒蕪者多。
(8)名城開封，以戶糧數少，由上府降為下府。
(9)洪武十年（1377），以河南、四川等布政司所屬州縣，戶糧多不及數，凡州改縣者十二，縣并者六十。
十七年（1384）令凡民戶不滿三千戶的州改為縣者三十七。
(10) 針對這種情況，朱元璋于吳元年（1367）五月下令，凡徐、宿、濠、泗、壽、邳、東海、襄陽、安陸等郡縣及今後新附土地人民，桑麻谷粟稅糧徭役，盡行蠲免三年，讓老百姓喘一口氣，把力量投入生産。
(11)集中力量，振興農業，用移民屯田、開墾荒地的辦法調劑人力的不足。
興修水利，種植桑棉，增加農業生産的收入。
官給耕牛種子，墾荒地減免三年租稅，遇災荒優免租糧等措施，解決農民的困難。
此外，還設立預備倉、養濟院等救濟機關。
他常說：“四民之中，莫勞于農，觀其終歲勤勞，少得休息。
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則舉家饑困&hellip&hellip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獨富安者。
”(12)又說：“夫農勤四體，務五谷，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
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粝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hellip&hellip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緻于饑寒，方盡為上之道。
若複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
”(13)政府收入主要來自農村，糧食布帛棉花、人力都靠農民供給，農業生産如不恢複和發展，這個政權是支持不下去的。
移民的原則是把農民從窄鄉移到寬鄉，從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廣的地方。
洪武三年（1370）六月，徙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無業農民四千多戶到濠州種田，給牛具種子，三年不征其稅。
又移江南民十四萬戶于鳳陽。
九年（1376）十月徙山西及真定民無産者于鳳陽屯田。
十五年（1382）九月遷廣東番禺、東莞、增城降民二萬四千四百餘人于泗州屯田。
十六年（1383）遷廣東清遠瑤民一千三百七人于泗州屯田，以上皆為繁榮起義根據地及其附近的措置。
二十一年（1388）八月山東、山西人口日繁，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閑曠之地，置屯耕種。
二十二年（1389）以兩浙民衆地狹，務本者少而事末者多，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以南滁、和等處起耕。
山西貧民徙居大名、廣平、東昌三府者，凡給田二萬六千七十二頃。
二十五年（1392）徙山東登、萊二府貧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戶就耕于東昌，二十七年（1394）遷蘇州府崇明縣無田民五百餘戶于昆山開種荒田。
二十八年（1395）青、兖、登、萊、濟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無田可耕者起赴東昌，編籍屯種，凡一千五十一戶，四千六百六十六口。
到二十八年（1395）十一月東昌三府屯田遷民共五萬八千一百二十四戶，政府收租三百二十二萬五千九百八十餘石，棉花二百四十八萬斤。
彰德等四府屯田凡三百八十一處，屯田租二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一十九石，棉花五百零二萬五千五百餘斤。
(14)凡移民墾田都由政府給予耕牛種子路費。
洪武三年（1370）定制，北方郡縣荒蕪田地，召鄉民無田者墾辟，戶給十五畝，又給地二畝種蔬菜，有餘力的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
其馬驿巡檢司急遞鋪應役者，各于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
若王國所在，近城存留五裡以備練兵牧馬，餘處悉令開耕。
(15)又令凡開墾荒田，各處人民先因兵燹遺下田土，他人開墾成熟者聽為己業。
業主已還，有司于附近荒田撥補。
複業人民現在丁少而原來田多者，不許依前占護，隻許盡力耕墾為業。
見今丁多而原來田少者，有司于附近荒田驗丁撥付。
(16)洪武二十四年（1391）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問何處，唯犁到熟田，方許為主。
但是荒田，俱系在官之數。
若有餘力，聽其再開。
又令山東概管農民，務見丁著役，限定田畝，著令耕種。
敢有荒蕪田地流移者，全家遷發化外充軍。
二十八年（1395）令，二十七年（1394）以後新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收田租），若地方官增科擾害者治罪。
鼓勵人民大力開墾。
(17) 也有從少數民族地區移民到内地屯墾的，如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諸府衛，充軍的給衣糧，為民的給田土。
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多戶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個，開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
此外，吳元年（1367）十月徙蘇州富民到濠州居住，因為他們幫着張士誠抵抗，還不斷說張王好話。
(18)洪武十五年（1382）命犯笞杖罪的犯人都送到滁州種苜蓿。
(19)二十二年（1389）命戶部起山東流民居京師，人賜鈔二十錠，俾營生業。
(20)二十八年（1395）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于京師，充倉腳夫。
(21) 江南蘇、松、杭、嘉、湖一帶十四萬戶富民被強迫遷住鳳陽，離開了原來的鄉裡田舍，還不許私自回去。
此舉動對于當時東南地主階級是極大的打擊。
舊社會的舊統治階級離開了原來占有的土地，同時也就喪失了社會地位和政治上的作用。
相對地，以朱元璋為首的新統治階級卻從而加強了對這一地區人民的控制。
這十幾萬家富戶從此以後，不敢公開回原籍，便僞裝成乞丐，以逃荒為名，成群結隊，老幼男婦，散入江南諸郡村落乞食，到家掃墓探親，第二年二三月間又回到鳳陽。
年代久了，也就成為習慣。
五六百年來鳳陽花鼓在東南一帶是婦孺皆知的民間藝術。
歌詞是： 家住廬州并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22) 朱元璋在克集慶後，便注意水利。
到建國以後，越發重視，用全國的财力人力建設大規模的水利工程。
洪武元年（1368）修江南和州銅城堰閘。
周回二百餘裡。
四年（1371）修治廣西興安縣靈渠，可以溉田萬頃。
六年（1373）開上海胡家港，從海口到漕泾千二百餘丈；以通海船。
八年（1375）開山東登州蓬萊閣河，浚陝西泾陽縣洪渠堰，溉泾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田二百餘裡。
九年（1376）修四川彭州都江堰。
十二年（1379）修陝西西安府甜水渠，引龍首渠水入城，居民從此才有甜水可吃。
十四年（1381）築海鹽海塘，浚揚州府官河。
十七年（1384）築河南磁州漳河決堤。
決荊州嶽山壩以通水利，每年增官田租四千三百餘石，修江南江都縣深港壩河道。
十八年（1385）修築黃河、沁河、漳河、衛河、沙河堤岸。
十九年（1386）築福建長樂海堤。
二十三年（1390）修江南崇明海門決堤二萬三千九百餘丈，役夫二十五萬人。
疏四川永甯所轄水道。
二十四年（1391）修浙江臨海橫山嶺水閘、甯海奉化海堤四千三百餘丈，築上虞海堤四千丈，改建石閘。
浚定海、鄞二縣東錢湖，灌田數萬頃。
二十五年（1392）鑿江南溧陽銀墅東壩河道四千三百餘丈，役夫四十萬人。
二十七年（1394）浚江南山陽支家河。
鑿通廣西郁林州相隔二十多裡的南北二江，設石陡諸閘。
二十九年（1396）修築河南洛堤。
三十一年（1398）修治洪渠堰，浚渠十萬三千餘丈。
這些規模巨大的用人力到幾十萬人的工程，沒有統一的安定的全國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設想的。
除此以外，朱元璋還要全國各地地方官，凡是老百姓對水利的建議，必須即時報告。
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特别囑咐工部工員，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洩水防備旱災澇災的，都要根據地勢一一修治。
并派國子生和人才到全國各地督修水利。
二十八年（1395）總計全國郡縣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23)，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
(24) 移民屯田，開墾荒地，興修水利是增加谷物産量，增加國家租稅的主要措施。
也就是經過革命鬥争後，政府不得不稍微對農民讓步的具體表現。
此外，朱元璋還特别重視經濟作物的增産，主要的是桑麻木棉和棗柿栗胡桃等。
龍鳳十一年（1365）六月下令凡農民有田五畝到十畝的，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遞加。
地方官親自督視，不執行命令的處罰。
不種桑的使出絹一匹，不種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
(25)洪武元年（1368）把這制度推廣到全國，并規定科征之額，麻每畝科八兩，木棉每畝四兩，栽桑的四果以後再征稅。
二十四年（1391）于南京朝陽門鐘山之麓，種桐、棕、漆樹五千餘萬株，歲收桐油棕漆，為修建海船之用。
(26)二十五年（1392）令鳳陽、滁州、廬州、和州每戶種桑二百株，棗二百株，柿二百株。
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每人種桑百株，随地宜種柿栗胡桃等物，以備歲歉。
二十七年（1394）令戶部教天下百姓務必多種桑棗和棉花，并教以種植之法。
每一戶初年種桑棗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
栽種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遣充軍。
執行的情況，如湖廣布政司二十八年（1395）的報告，所屬郡縣已種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萬株。
全國估計，在十億株以上。
二十九年（1396）以湖廣諸郡宜于種桑，而種之者少，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石，派人送到辰、沅、靖、全、道、永、寶慶、衡州等處（今湖南及廣西北部一帶），各給一石，使其民種之。
發展這一地區蠶絲生産和絲織工業。
(27)為了保證命令的貫徹執行，下诏指出農桑為衣食之本，全國地方官考課，一定要報告農桑的成績，并規定二十六年（1393）以後栽種桑棗果樹，不論多少，都免征賦。
(28)作為官吏考績的主要内容，違者降罰。
又設置老人擊鼓勸農，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衆人聞鼓下田，該管老人點閘（名）。
若有懶惰不下田的，許老人責決，務必嚴切督并，見丁著業（每人都做活），毋容惰夫遊食。
若是老人不肯勸督，農民窮窘，為非犯法到官，本鄉老人有罪。
平時老人每月六次手持木铎，遊行宣講勤農務本的道理。
(29)頒發教民榜文說： 今天下太平，百姓除糧差之外，别無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種桑麻棗柿棉花，每歲養蠶，所得絲綿，可供衣服，棗柿豐年可以賣鈔，儉年可當糧食。
裡老嘗督，違者治罪。
(30) 洪武元年（1368）下诏田器不得征稅。
(31)四年（1371）、二十五年（1392）遣官往廣東、湖廣、江西買耕牛以給中原屯種之民。
(32)二十八年（1395）命鄉裡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團為一社，每遇農急之時有疾病，則一社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蕪，民無饑窘。
戶部以此意廣泛曉谕。
(33)各地報告修城垣建營房浚河道造王宮等工程，都反複告以興作不違農時的道理，等秋收農隙時興工。
(34)對農業增産有成績的地方官，加以擢升。
如太平知府範常積極鼓勵農民耕作，貸民種子數千石，到秋成大豐收，官民都庾廪充實。
接着興學校，延師儒，百姓很喜歡。
召為侍儀。
(35)陶安知饒州，田野開辟，百姓日子過得好，離任時，百姓拿他初來時情況比較，歌頌他：“千裡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辟，侯去之日。
”南豐百姓也歌唱典史馮堅：“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聞聲。
”(36)農村裡呈現一片繁榮歡樂的氣象。
對貪官污吏，用嚴刑懲治。
洪武二年（1369）二月元璋告谕群臣說：“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财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恨之。
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蠢害吾民者，罪之不恕。
”(37)四年（1371）十一月立法凡官吏犯贓罪的不赦。
下決心肅清貪污，說：“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
”二十五年（1392）又編《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
(38)官吏貪贓到鈔六十兩以上的枭首示衆，仍處以剝皮之刑。
府州縣衙門左首的土地廟，就是剝皮的刑場，也叫皮場廟。
有的衙門公座旁擺人皮，裡面是稻草，叫做官的觸目驚心，不敢做壞事。
(39)地方官上任賞給路費，家屬賜衣料。
來朝時又特别告誡以：“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
”(40)違法的按法懲辦。
從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福建的地方官，因貪贓被法辦，很少人做到任滿。
(41) 蘇、松、嘉、湖田租特别重，洪武十三年（1380）下诏減削。
(42)凡各地鬧水旱災荒歉收的，蠲免租稅。
豐年無災荒，也擇地瘠民貧的地方特别優免。
災重的免交二稅之外，還由官府貸米，或赈米和布、鈔。
各地設預備倉，由地方耆老經管，存貯糧食以備救災。
設惠民藥局，凡軍民之貧病者，給以醫藥。
設養濟院，貧民不能生活的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鬥，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分二。
災傷州縣，如地方官不報告的，特許耆民申訴，處地方官以死刑。
二十六年（1393）又令戶部，授權給地方官在饑荒年頭，得先發庫存米糧赈濟，事後呈報，立為永制。
三十多年來，賞賜民間布、鈔數百萬，米百多萬石，蠲免租稅無數。
(43) 幾十年的安定生活，休養生息，積極鼓勵生産的結果，社會生産力不但恢複，而且大大發展了。
第一表現在墾田數目的增加，以洪武元年（1368）到十三年（1380）的逐年增加的墾田數目來做例： 洪武元年（1368） 七百七十餘頃 二年（1369） 八百九十八頃 三年（1370） 二千一百三十五頃（山東、河南、江西的數字） 四年（1371） 十萬六千六百六十二頃 六年（1373） 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八十頃 七年（1374） 九十二萬一千一百二十四頃 八年（1375） 六萬二千三百八頃 九年（1376） 二萬七千五百六十四頃 十年（1377） 一千五百十三頃 十二年（1379） 二十七萬三千一百四頃 十三年（1380） 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一頃 十三年中增加的墾田數字為一百八十萬三千一百七十一頃。
到洪武十四年全國官民田總數為三百六十六萬七千七百一十五頃。
增墾面積的數字占十四年全國官民田數字的二分之一。
由此可知，洪武元年（1368）的全國已墾田面積不過一百八十多萬頃（不包括東北、西北未定地方和夏的領土四川和雲貴等地）。
再過十年，十四年（1381）的數字為三百八十七萬四千七百四十六頃。
(44)經過多年的墾辟和大規模全面的丈量，二十六年（1393）的數字為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
(45)比十四年（1381）又增加了四百八十四萬頃，比洪武元年（1368）增加了六百七十萬頃。
第二表現在本色稅糧收入的增加，洪武十八年（1385）全國收入麥米豆谷二千八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七石(46)，二十三年（1390）為三千一百六十萬七千六百石(47)，二十四年（1391）為三千二百二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三石(48)，二十六年（1393）為三千二百七十八萬九千八百石(49)。
二十六年（1393）比十八年（1385）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收入。
和元代全國歲入糧數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餘石相比，增加了差不多兩倍。
(50)曆史家記述這時期生産發展的情況說：“是時宇内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廪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
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赈貸，然後以聞。
”(51) 第三表現在人口數字的增加，洪武十四年（1381）統計，全國有戶一千六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三千三百五。
(52)二十六年（1393）的數字為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
(53)比之元朝極盛時期，元世祖時代的戶口：戶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54)；戶增加了三百四十萬，口增加了七百萬。
第四表現在府縣的升格，明制以稅糧多少定府縣等級：縣分上、中、下三等，标準為田賦十萬石、六萬石、三萬石以下。
府也分三等，标準為田賦二十萬石以上、二十萬石以下、十萬石以下。
(55)從洪武八年（1375）起，因為各地方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墾田和戶口的增加，田賦收入增加了，不斷地把府縣升格，例如開封原為下府，因為稅糧數超過三十八萬石，八年（1375）正月升為上府，河南懷慶府稅糧增加到十五萬石，陝西平涼府戶口田賦都有增加，三月升為中府。
十二月以太原、鳳陽、河南、西安歲收糧增加，升為上府，揚州、鞏昌、慶陽升為中府，明州之鄞縣升為上縣。
山東萊州稅糧不及，降為中府。
(56)揚州殘破最重，經過八年時間，已經恢複到收田賦二十萬石以下的中府了，從這個名城的恢複，可以推知全國各地社會生産力的恢複和發展的情況。
第五表現在糧食的增産，特别是桑麻棉花和果木的普遍種植，農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購買力提高了。
農業生産的恢複和發展，一方面為紡織工業提供了原料，另一方面農民所增加的購買力又促進和刺激了商業市場的繁榮，出現了許多新的以紡織工業為中心和批發綢緞棉布行号的城市。
二、棉花的普遍種植和工商業 棉布傳入中國很早，南北朝時從南洋諸國輸入，稱為吉貝、白疊。
(57)國内西北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産棉，唐滅高昌，置西州交河郡，土貢?布。
?布就是白疊。
(58)宋元間已有許多地區種棉，但是在全國規模内普遍種植和紡織技術的提高，則是明朝初年的事情。
(59) 在明代以前，平民穿布衣，布衣指的是麻布的衣服。
(60)冬衣南方多用絲綿做袍，北方多用毛皮做裘。
雖然也有用棉布做衣服卧具的，但因為“不自本土所産，不能足用”(61)。
唐元稹詩：“木綿溫軟當綿衣。
”元太祖世祖遺衣皆缣素木綿，動加補綴。
(62)宋謝枋得詩：“潔白如雪積，麗密過錦純，羔縫不足貴，狐腋難比倫&hellip&hellip剪裁為大裘，窮冬勝三春。
”(63)可見棉布到宋末還是很珍貴的物品。
宋代福建、廣東種植棉花的日多(64)，瓊州是紡織中心之一，婦女以吉貝織為衣衾，是當地黎族的主要副業生産。
(65)元代從西域輸入種子，種于陝西，撚織毛絲，或棉裝衣服，特為輕暖。
(66)元滅南宋後，浙東、江東、江西、湖廣諸地區也推廣棉花的種植，生産量增加，棉布成為商品，用的人日多。
(67)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綿提舉司，責令當地人民每年輸納木綿十萬匹，以都提舉司總之。
二十八年（1291）五月罷江南六提舉司歲輸木綿。
(68)成宗元貞二年（1296）始定江南夏稅輸以木綿布絹絲綿等物。
(69) 由于種棉面積的增加，種植和紡織的技術需要總結和交流，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司農司編印《農桑輯要》，以專門篇幅記棉花的種植方法。
(70)紡織的工具和技術通過各地方勞動人民的創造和交流，日益進步。
據12世紀80年代的記載，雷化廉州南海黎峒的少數民族，采集棉花後，“取其茸絮，以鐵筋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紡”(71)。
稍後的記載提到去籽後，“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為布”(72)。
到13世紀中期，詩人描寫長江流域紡績情形說：“車轉輕雷秋紡雪，弓灣半月夜彈去。
”(73)已經有紡車、彈弓和織機了。
江南地區的織工，“以鐵铤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為小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缫絲狀”(74)。
但是所織的布，不如閩廣出産的麗密。
瓊州黎族人民所織的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為工巧。
(75)黃河流域主要陝西地區的紡織工具和技術比較簡陋，隻有輾去棉子的鐵杖和木闆，棉花的用途隻是撚織粗棉線和裝制冬衣。
(76)一直到13世紀末年，松江烏泥泾的人民，因為當地土地硗瘠，糧食不夠，搞副業生産，從閩廣輸入棉花種子，還沒有蹈車椎弓這些工具，用手剖去子，用線弦竹弧彈制，工具和技術都很簡陋，産品質量不高，人民生活還是很艱苦。
(77) 元成宗元貞年間（1295&mdash1296）烏泥泾人黃道婆從瓊州附海舶回來，她從小就在瓊州旅居，帶回來瓊州黎族人民的先進紡織工具和技術，教會家鄉婦女以做造、扞、彈、紡、織之具和錯紗、配色、綜線、絮花的技術，織成被褥帶蛻，其上折技、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
一時烏泥泾所制之被成為暢銷商品，名揚遠近，當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靠紡織生活的有一千多家。
(78)詩人歌詠她：“崖州布被五色缫，組霧雲粲花草，片帆鲸海得風回，千柚烏泾奪天造。
”(79)當地婦女參加紡績生産的情形，詩人描寫：“烏泾婦女攻紡績，木棉布經三百尺，一身主宰身窩低，十口勤勞指頭宜。
”(80)到了明朝初年，不但江南地區的農村婦女普遍參加紡織勞動，連有些地主家庭的婦女，也紡紗績布，以給一歲衣資之用了。
(81)松江從此成為明代出産棉布的中心，“其布之麗密，他方莫并”(82)，“衣被天下”。
(83)松江稅糧宋紹興時隻有十八萬石，到明朝增加到九十七萬石，其他雜費又相當于征賦，負擔特别重，主要依靠紡織工業的收入，“上供賦稅，下給俯仰”(84)。
黃道婆傳入瓊州制棉工具和技術之後的二十年，王祯所著《農書》，列舉制棉工具有攪車即蹈車，是去棉籽用的。
二彈弓，長四尺許，弓身以竹為之，弦用繩子。
三卷筵，用無節竹條扞棉花成筒。
四紡車。
五撥車，棉紗加漿後稍幹撥于車上。
六車，用以分絡棉線。
七線架。
到元末又有了檀木制的椎子，用以擊弦。
(85)生産工具更加完備和提高了，為明代紡織工業的發展準備了技術條件。
朱元璋起事的地區，正是元代的棉業中心之一。
滅東吳後，又取得當時全國紡織業中心的松江，原料和技術都有了基礎，使他深信推廣植棉是增加農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有效措施。
龍鳳十一年（1365）下令每戶農民必須種木棉半畝，田多的加倍。
洪武元年（1368）又把這一法令推廣到全國。
棉花的普遍種植和紡織技術的不斷提高，明代中葉以後，棉布成為全國流通的商品，成為人民普遍服用的服裝原料，不論貴賤，不論南北，都以棉布禦寒，百人之中，隻有一人用繭綿，其餘都用棉布。
過去時代人穿的袍，用舊絮裝的冬衣，完全被用木棉裝的胖襖所代替了。
(86)就全國而論，北方河南、河北氣候宜于植棉，地廣人稀，種植棉花的面積最大，是原料的供給中心。
南方特别是長江三角洲一帶，蘇州、松江、杭州等地人民紡績技術高，是紡績工業的中心。
這樣又形成原料和成品的交流情況，原棉由北而南，棍布由南而北。
(87)從經濟上把南方和北方更緊密地聯系起來。
明初松江之外，另一紡織工業中心是杭州，由于簡單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了置備生産工具和原料的大作坊資本家，和除雙手以外一無所有出賣勞動力的手工業工人。
資本家雇用工人，每天工作到夜二鼓，計日給工資。
這種新的剝削制度的出現，正表示着社會内部新的階級的形成，除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以外，又産生了大作坊資本家對手工業工人的剝削關系。
明初曾經做過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所作的《織工對》，典型地記述了這種新現象： 錢塘相安裡有饒于财者，率居工以織，每夜至二鼓。
老屋将壓，抒機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數人，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
日傭為錢二百，衣食于主人。
以日之所入，養父母妻子，雖食無甘美而亦不甚饑寒。
于凡織作，鹹極精緻，為時所尚。
故主之聚易以售；而傭之直亦易以入。
有同業者傭于他家，受直略相似。
久之，乃曰：吾藝固過于人，而受直與衆工等，當求倍直者而為之傭。
已而他家果倍其直。
傭之主者閱其織果異于人，他工見其藝精，亦頗推之。
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勝十工，倍其直不吝也。
(88) 由此可見明初大作坊的一般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裡巷，有若幹同一性質的大作坊；大作坊主人同時也是棉布商人；從個體的生産到大作坊的集體生産，有了單純協作，出品精緻暢銷；經營這種大作坊有利可圖，資本家很賺錢，作坊也多了。
資本家付給技術高的工人工資，雖為一般工人工資的兩倍，但仍可得到五倍的剩餘價值。
棉花棉布的生産量大大增加，政府的稅收也增加了，以稅收形式繳給國庫的棉花棉布，成為供給軍隊的主要物資和必要時交換其他軍需物資的貨币代用品。
洪武四年（1371）七月诏中書省：“自今凡賞賜軍士，無妻子者給戰祅一襲；有妻子者給棉布二匹。
”(89)每年例賞，如洪武二年（1369）六月以木棉戰襖十一萬賜北征軍士(90)，四年（1371）七月，賜長淮衛軍士棉布人二匹，在京軍士十九萬四百餘人棉布人二匹。
(91)十二年（1379）給陝西都指揮使司并護衛兵十九萬六千七百餘人棉布五十四萬餘匹，棉花十萬三千三百餘斤。
(92)北平都指揮使司衛所士卒十萬五千六百餘人布二個七萬八千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