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反抗與鎮壓：農民起義與王朝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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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的建國
首先，我們應該弄清國家的含義。
近幾年來的學術讨論中，有人往往把我們這個時代關于國家的含義等同于曆史上的國家的含義。
這是錯誤的、不科學的。
我們今天所說的國家，包括政府、土地、人民、主權各個方面。
由于政權性質的不同，國家可以分為人民民主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國家等。
曆史上國家的含義就跟這不一樣。
簡單地說，曆史上的國家隻能是某一個家族的政權，不能把它等同于今天我們所說的國家。
曹操的兒子曹丕臨死前寫了一篇遺囑，說：“自古無不亡之國。
”這裡所說的“國”是什麼呢？就是指某個家族的政權，是指劉家的、趙家的、李家的或者朱家的政權。
這些政權經常更替，一個滅亡了，另一個起來。
所以曹丕說自古無不亡之國。
但是一個政權滅亡了，當時的國家是不是也滅亡了呢？沒有。
譬如漢朝劉家的政權被推翻了，曹操的兒子做了皇帝，還是有三國，我們的曆史并沒有中斷。
曹家的政權被推翻了，司馬氏做了皇帝，國家也沒有滅亡。
所以，曆史上的所謂亡國，是指某一個家族的政權被推翻，國家還是存在的，人民還是存在的。
因此我們所說的明太祖建國，也是指他建立的朱家的政權。
這個國跟我們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本質的不同，它隻代表一個家族、一個集團的利益，而不代表整個民族的共同的利益。
把這個含義弄清楚，我們才可以講下面的問題，就是朱元璋的政權依靠的是什麼。
一、土地關系問題 要講土地關系問題，不能不概括地講講當時的基本情況。
在14世紀中葉，大緻是從1348年到1368年的二十年，發生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農民戰争。
規模之大，幾乎遍及全國，從東北到西南，從西北到中南，到處都有農民戰争發生。
不單有漢族農民參加，各地的少數民族也參加了，如東北的女真族（就是後來的建州族）、西南的回族都加入了鬥争的行列。
時間之久前後達二十年。
戰争激烈的情況，在整個曆史上都是少有的。
在二十年的戰争中，反對元朝的軍事力量大緻可以分為兩個體系：一支是紅軍。
因為參加起義的人都在頭上包一塊紅布作為标志，在當時政府的文書上稱為“紅軍”，也有個别的叫作“紅巾軍”。
這是反對元朝的主要力量。
現在有些曆史學家不大願用“紅軍”這個名稱，大多稱為“紅巾軍”。
大概有這樣一個顧慮：怕把曆史上的紅軍同我們黨建立的紅軍等同起來。
在我的記憶裡有這樣一件事：大約二十年前，國民黨政府的一個什麼館，要我寫明史。
書寫好之後交給他們看，他們什麼意見也提不出來，最後說：你這上面寫的“紅軍”改不改？要改就出版，不改就不出版。
我說：不出版拉倒！（這本書現在沒有出版。
）(1)他們怕紅軍，不但怕今天的紅軍，也怕曆史上元朝的紅軍，因此他們要我改掉。
我不改，因為根據曆史記載，這支起義軍本來就是紅軍，不是白軍。
這不說明什麼政治内容，而隻是說他們頭上包了一塊紅布而已。
紅軍又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在東邊活動，另一部分在西邊活動。
具體地說，東邊是指今天的安徽、河南、河北一帶，西邊是指江漢流域（長江、漢水流域）。
江漢地區的紅軍很多，包括“北瑣紅軍”和“南瑣紅軍”。
另一支是非紅軍系統：在浙江有方國珍，在元末的反元鬥争中，他起兵最早；在江蘇有張士誠；在福建有陳友定。
這三支軍隊都不屬于紅軍系統。
當時為什麼能爆發這樣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呢？我想在講元朝曆史的時候已提到了。
這裡就不再重複。
下面講講紅軍提出了一些什麼問題。
紅軍當中的一些領導者，他們在反元鬥争展開之後發布了一個宣言（當時叫檄文），裡面有這麼兩句話：“貧極江南，富稱塞北。
”（文件的全文已看不到了，隻留下這麼兩句。
）這說明什麼呢？說明紅軍反對元朝的統治，要推翻元朝的統治。
這是一個有各族人民參加的階級鬥争。
當時元朝的政治中心，一個在大都（今北京），一個在上都。
元朝政府經常派出很多官吏和軍隊到南方去搜刮物資，把這些物資運到北方去供少數人享受。
元朝的皇帝在剛上台時，為了取得軍事首領、部族酋長的支持，對他們大加賞賜，按照不同的地位給他們金、銀、綢緞一類的物資。
遇到政治上有困難時，為了獲得支持以鞏固自己的統治，也采取這種辦法。
每次賞賜的數目都很大，往往要用掉一年或者半年的收入，國家财政收支的一半甚至全部都給了他們。
那麼，這些物資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全國人民身上搜刮來的。
幾十年光景，造成了“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局面。
這樣的統治使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他們就起來鬥争，改變這個局面，所以提出了這樣鮮明的口号。
紅軍初期的主要領導人韓山童，是傳布白蓮教起家的（他家裡世世代代都是傳布白蓮教的）。
通過宣傳白蓮教及宗教迷信活動可以組織一部分力量，于是他就提出“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的口号。
明王是明教的神，也叫“明尊”或“明使”。
明王出世的意思是光明必然到來，光明一到，黑暗就給消滅了，最後人類必然走上光明極樂的世界。
彌勒佛是佛教裡的著名人物。
傳說在釋迦牟尼滅度（死）後，世界就變壞了，種種壞事全部出現，人的生活苦到不能再苦。
幸得釋迦牟尼在滅度前留下一句話，說再過若幹年，會有彌勒佛出世。
這佛爺一出世，世界立刻又變得好起來：自然界變好了；人心也變慈善了，搶着做好事，太太平平過日子；種的五谷，用不着拔草翻土，自己會長大，而且下一次種有七次的收成。
這種宗教宣傳，對當時受盡苦難的農民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們希望有人來解救他們。
所以，在廣大農民中間，白蓮教就用“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作為口号來号召、組織鬥争力量。
這種宗教宣傳對農民能夠發生作用，可是對知識分子就不能了，特别是一些念“四書”“五經”的儒生，他們不相信這一套。
因此，對他們必須有另一種口号。
紅軍的領袖們就利用一些知識分子對元朝統治的不滿，對宋朝懷念的心情，提出了“複宋”的口号。
他們假托自己是趙家的子孫。
韓山童是河北人，起兵之後被元朝政府殺害，他的兒子韓林兒跑掉了。
以後劉福通就利用元朝政府治理黃河的機會組織反元鬥争。
當時黃河泛濫成災，元朝政府用很大力量調了很多民夫、軍隊來做黃河改道的工作。
民夫和軍隊都集中在一起，劉福通就乘機組織民夫發動反元鬥争。
軍事行動開始之後，他們就假托韓林兒是宋徽宗的第九代子孫，劉福通是南宋大将劉光世的後代。
他們以恢複宋朝的口号來團結一部分知識分子。
所以紅軍有兩套口号：一方面以宣傳“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來團結和組織農民；另一方面以恢複宋朝政權為号召，團結社會上有威信的知識分子。
而中心則是階級鬥争，推翻剝削階級。
劉福通起兵之後，聲勢很大，得到了各個地方的響應。
在江蘇蕭縣有芝麻李起兵響應；安徽鳳陽有郭子興起兵響應，一下子就發展到幾十萬人的軍隊。
他們從山裡把韓林兒找出來，讓他做了皇帝，建立了統治機構。
同時分路出兵攻打元朝：一支由華北打到内蒙古，以後東占遼陽，轉入高麗；另一支打到西北；還有一支打到四川。
以上講的是東部紅軍的情況。
西部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叫彭瑩玉，他是一個和尚，原來在江西袁州組織過一次武裝起義，失敗以後，就跑到淮水、漢水流域，秘密傳教，組織力量。
後來他找到徐壽輝，組織武裝力量，進行反元鬥争。
徐壽輝被他的部下陳友諒殺掉以後，西部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就成了陳友諒。
此外，徐壽輝的另一個部将明玉珍跑到四川，在那裡也建立了政權。
從二十年的長期戰争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樣幾種基本情況： 第一，不管是東邊韓林兒這一支，還是西邊陳友諒這一支，他們遇到的最堅強的敵人不是元朝的軍隊。
這時元朝軍隊已經失去了建國初期那種勇敢、彪悍的特征，無論是軍官也罷，士兵也罷，都腐化了，不能打仗了，在與紅軍作戰時，往往是一觸即潰。
既然元朝軍隊不能打仗，為什麼戰争還能延續二十年呢？原因就在于堅決抵抗紅軍的是一些地主階級的武裝力量。
這些武裝力量，元朝政府把它稱為“義軍”。
這些力量很強大，最強的有察罕帖木兒、擴廓帖木兒父子所領導的這一支；此外，李思齊、張思道、張良臣等也都很有實力。
至于小的地主武裝就舉不勝舉了。
這些地主武裝為什麼這樣堅決地反對農民起義呢？因為紅軍堅決反對階級壓迫。
應該說當時的農民革命領袖并沒有消滅地主階級的思想，若要把現代人的意識強加于古人，那是錯誤的。
那個時代的人不可能有消滅地主階級的思想，但是，他們恨地主階級，因為他們世代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現在他們自己有了武裝力量，就要對這些地主階級進行報複。
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地的地主階級都組織力量來抵抗紅軍。
其中最強的是察罕帖木兒和李思齊這兩支力量。
所以，紅軍在幾路出兵的千裡轉戰中，所遇到的主要敵人不是元朝的正規軍，而是這些地主階級的武裝。
在紅軍遭到這些地主武裝的頑強阻擊而受到損失之後，元朝政府就承認了這些地主武裝，封給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張良臣及其部隊以官位和名号。
一方面是紅軍，他們要改變“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局面；另一方面頑強抵抗紅軍的主要是地主階級的武裝力量，其中數量最多的主要是漢人地主的武裝力量。
這就是從1348年到1368年二十年戰争中的第一個基本情況。
第二，在二十年的鬥争中，盡管起義的面很廣，戰争區域很大，軍事力量發展得很快，但是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指揮。
不管是劉福通這個系統，或者是徐壽輝這個系統，都是各自為政，互不配合。
盡管在戰争的過程中，東邊的勝利可以支持西邊，西邊的勝利可以支持東邊，可是戰略上沒有統一的部署，缺乏統一的領導。
不隻是東邊這一支和西邊這一支二者之間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在劉福通領導下的軍事力量也是這樣。
軍隊從幾路分兵出發，不能采取通盤的步驟，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盡管他們也有根據地（劉福通建都今開封，陳友諒建都今武漢），但是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前方和後方的聯系很差，這支軍隊和那支軍隊之間的情況互不了解。
盡管他們的軍事力量都很強大，一打起仗來往往是幾百裡、幾千裡的遠征，所到的地方都能把敵人打敗，所消滅的敵人也很多，可是并不能把所占領的地方安定下來，沒能建立起各個地方的政權。
因此紅軍走了之後，原來的蒙古人和漢人地主的聯合政權又恢複了。
最後，這幾支軍隊都由于得不到後方的接濟，得不到友軍的配合而逐個被消滅了。
他們雖然失敗了，但在曆史記載上很少發現有投降元朝的，絕大多數是戰鬥到最後。
相反，不屬于紅軍系統的那些反元力量，像浙江東部的方國珍（佃戶出身），以蘇州為中心的張士誠（販私鹽的江湖好漢出身），他們也是反抗元朝的，也都有自己的政權，建号稱王，可是在頂不住元朝的軍事壓迫的時候，就投降元朝，接受元朝的指揮。
過一段時間看到元朝軍事力量不行了，又起來反對元朝。
方國珍也罷，張士誠也罷，都這樣經常反複。
他們雖然反對元朝，但并沒有像紅軍那樣提出政治的、宗教的階級鬥争口号。
在二十年戰争中，最後取得勝利的不是這些人，而是在韓林兒的旗幟下成長起來的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于紅軍。
他家裡很窮苦，沒有土地。
從他祖父起，就經常搬家，替地主幹活。
最後，他父親在安徽鳳陽（當時的濠州）的一個小村子裡落了戶。
朱元璋小的時候給人家放牛羊，以後因為遇到荒年，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哥哥都死了，他自己沒有辦法生活，便在廟裡當了和尚。
廟裡是依靠地租過活的（過去寺院裡都有大量的土地），遇到荒年，寺院也收不到租，當和尚也還是沒有飯吃。
朱元璋隻好出去化緣、要飯。
他在淮水流域要了三年飯。
這三年要飯的生活與朱元璋一生的事業有很大的關系。
因為我們上面講到的彭瑩玉就是在這一帶地方進行活動，通過宗教宣傳、組織反元鬥争的。
這樣，朱元璋就不能不受到他的影響。
同時，這三年的流浪生活也使朱元璋熟悉了這一帶的地理、山川形勢和風俗民情。
三年後，朱元璋重新回到廟裡。
這時，濠州的郭子興已經起兵，成為紅軍的将領之一。
因為朱元璋和紅軍有來往，元朝政府就很注意他。
他的處境很危險。
但這時朱元璋還很彷徨，兩條道路擺在面前：是革命呢，還是反革命呢？經過一番考慮，最後還是投奔了紅軍，在郭子興的部下當了一名親兵。
朱元璋自己後來寫文章回憶，說他當時參加這個鬥争并不是很堅決，而是顧慮很多的。
參加了郭子興的部隊以後，他很勇敢，也能夠出主意，能夠團結一些人。
後來成了郭子興的親信，郭子興就把自己的養女馬氏許配給他，這樣他就成了郭子興的女婿，在軍隊裡被稱為朱公子。
朱元璋在反元鬥争中用計謀襲擊了一些地主武裝，把這些地主武裝拉了過來。
同時他又回到自己的家鄉去吸收了一批人，當時有二十四個人跟他參加了紅軍，以後都成了有名的将領，開國名将徐達就是其中之一。
郭子興死了之後，朱元璋代替了郭子興，成為韓林兒旗下的一支軍事力量的将領。
這時，他的力量還并不強大。
那麼，他為什麼能夠赢得戰争的勝利，取得全國的政權呢？有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正當朱元璋開始組織軍事力量時，劉福通部下的紅軍正在跟元朝的軍隊作戰，元朝軍隊顧不上來打朱元璋。
朱元璋占領區的北面都是紅軍，這樣，就把他的軍隊和元朝的軍隊隔開了。
所以，當紅軍和元朝軍隊作戰時，朱元璋可以趁此機會壯大自己的武裝力量，占領許多城市。
第二個因素是他取得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支持。
他起兵之後不久，就有一些知識分子投奔他，像李善長、馮國用、劉基、宋濂、章溢、葉琛等。
這些人都是浙江、安徽地區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在地方上有些威望，而且都有武裝力量。
這些知識分子替朱元璋出主意，勸他搞生産、搞屯田。
在安徽時，朱升勸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這就是要他先把根據地搞好，在後方解決糧食問題，一開始不要把目标搞得太大。
李善長、劉基勸他不要亂殺人，不要危害老百姓，要加強軍隊紀律，要鞏固占領的城市，并經常把曆史上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告訴他。
朱元璋本人也很用功地學習曆史，他在進行軍事鬥争或政治安排時，總是要征求這些人的意見，研究曆史上的經驗教訓。
這裡有一個問題，朱元璋出身于紅軍，他反對地主，而地主階級為什麼要支持他呢？這不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嗎？要了解這個問題，必須從當時的具體曆史情況來分析。
朱元璋本人要打擊地主，因為他受過地主階級的壓迫。
可是在進行軍事鬥争的過程中，他感到光像過去那樣打擊地主、消滅地主，不僅很難取得地主階級的支持，而且會遭到地主階級的頑強抵抗。
所以，在他還沒有成為一個軍事統帥的時候，他就改變了紅軍的傳統，開始和地主階級合作，取得他們的支持。
這是問題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地主階級怎麼願意支持他呢？前面不是說過，紅軍在北上的戰争中所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元朝軍隊，而是地主階級的武裝嗎？原因很簡單，就是安徽、浙江地區的地主階級，他們看到元朝政府已經不能維持下去了，不能再依賴元朝政府的保護了，而他們自己的武裝力量又抗拒不了朱元璋的進攻；更重要的是他們意識到朱元璋歡迎他們，采取跟他們合作的方針。
他們與其堅決反抗朱元璋而被朱元璋消滅，還不如依靠朱元璋，得到朱元璋的保護，以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
所以，當朱元璋派人去請劉基的時候，劉基開始拒絕，可是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最後終于接受了。
朱元璋的軍隊加入了這樣一批力量之後，它的性質逐漸改變了。
所以在他以後去打張士誠所發布的一個宣言中，不但不再承認他自己是紅軍，反而罵紅軍，攻擊紅軍，把紅軍所講的一些道理稱為“妖言”。
盡管這時他在形式上還接受韓林兒的命令，用韓林兒的年号，他的官爵也是韓林兒封的，但實質上他已經叛變紅軍。
到了1368年，他已把陳友諒、張士誠消滅，派大将徐達進攻北京，這時又發布了一個宣言。
在這個宣言中像紅軍所提出的“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口号都沒有了。
主要提些什麼問題呢？夷夏問題。
就是說少數民族不能當中國的統治者，隻能以夏治夷，不能以夷治夏。
他要建立和恢複漢族的統治。
在這樣的情況下，戰争的性質改變了，不再是紅軍原來的階級鬥争的性質，而是一個漢族與蒙古族的民族戰争。
1368年，朱元璋的軍隊很順利地打下了北京。
元順帝跑到蒙古，曆史上稱為北元。
元順帝雖然放棄了北京而回到蒙古，可是他的軍事力量并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失，還仍然保持着比較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完整的政治機構。
他并不認為自己統治的王朝已經結束了，他經常派兵來攻打北京，要收複失地。
所以在明朝初年，明朝和北元還有過幾次很激烈的戰争。
到了洪武八年（1375），北元的統帥擴廓帖木兒死了，蒙古對明朝的威脅才減輕了一些，但仍然沒有結束。
這時北元和高麗還保持着密切的關系，高麗的國王還照樣是北元的女婿（每一個高麗國王都要娶蒙古貴族女子做妻子），在政治上仍然依附于北元。
這種關系一直維持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
這一年，高麗内部發生鬥争，大将李成桂為了取王而代之，他依靠明朝的支持，在國内發動政變，推翻了舊的王朝，建立了一個新的朝代。
從此，高麗臣服于明朝。
同時，李成桂在求得明太祖的同意之後，把國名高麗改為朝鮮。
此後一直叫朝鮮，不再稱高麗了。
朝鮮國内的政治變革，反映了明朝和北元的鬥争關系和勢力的消長。
總結上面所說的曆史情況，得到這樣的結論：經過二十年長期的戰争，一方面是紅軍（包括東、西兩部分）和非紅軍（像方國珍、張士誠）；另一方面是元朝軍隊，更重要的是各個地方的漢人地主武裝力量，在戰争過程中這些漢人地主武裝大部分被消滅了。
也由于二十年的長期戰争，各地人口大大減少，土地大量荒廢。
因此1368年明太祖建國之後，他就不能不采取一些措施，改變這種情況。
一個以農業為主要生産手段的國家，農業生産得不到保證，他就不能維持下去。
因此，在明朝初年采取了一系列的辦法： 第一，大量移民。
例如移江浙的農民十四萬戶到了安徽鳳陽，遷山西的一部分人口到了河南、河北、安徽。
移民的數量是很大的，一移就是幾萬家甚至十幾萬家。
遷移的民戶到了新的地方之後，政府分配給他們土地。
這些土地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一些在戰争中被消滅的大地主的土地和無主荒地。
此外，政府還給耕牛、種子、農具，并宣布新開墾的荒地幾年内不收租，鼓勵他們的生産積極性。
第二，解放匠戶。
元朝有所謂匠戶制度。
成吉思汗定下了這樣一種辦法：每打下一個城市之後，一般的壯丁都殺掉，但是有技術的工人，無論是銅匠、鐵匠或其他行業的工匠都保留下來。
把每個大城市的技術工人都集合在一起為官府生産，這些人就稱為匠戶。
這些匠戶幾乎沒有人身自由，世世代代為官府服役。
明太祖把他們部分地解放了，給他們一些自由，鼓勵他們生産。
匠戶數目很大，有幾十萬人。
第三，凡是戰争期間，農民的子弟被強迫去當奴隸的，一律解放，給予自由。
這樣，增加了農業生産的勞動力。
第四，廣泛地鼓勵農業生産。
明太祖采取了很多措施：規定以各地農業收成的好壞作為考核地方官工作成績的重要标準之一，地方官每年要向中央報告當地人口增加多少，農作物的産量增加多少；大力鼓勵農民種植桑樹和棉花，規定每一戶的土地必須種多少棉花、多少桑樹和果樹。
而且用法令規定：隻要能夠種棉花的地方就必須種棉花，能夠種桑樹、果樹的地方就必須種桑樹、果樹。
這樣，農民的副業收入增加了。
關于朱元璋鼓勵種棉花的措施特别值得一提。
在朱元璋以前，更具體地說，在1368年以前，我們的祖先穿的是什麼衣服呢？有錢的人夏天穿綢、穿緞，冬天穿皮的（北方）或者絲綿。
老百姓穿的是什麼呢？穿的是麻布。
有一本看相的書，叫作《麻衣相法》。
當時棉花很少，中國自南北朝的時候就有棉花進口，但數量少。
到宋朝時棉布依舊很珍貴。
可是到了明太祖的時候，由于大力提倡種植棉花，以及當時出于種種原因，紡紗、織布的技術提高了，因而棉布大量增加。
這樣，我們祖先穿的衣服就改變了，過去平民以穿麻衣為主，現在一般人都能穿上棉布衣服了。
并且形成了幾個産棉區和松江等出産棉布的中心。
也是在這個時期，棉花種子從中國傳入了朝鮮。
結果在不太長的時間内，朝鮮人也穿上了棉布衣服。
在農業生産發展、農業經濟恢複的基礎上，朱元璋采取了支持商業的方針。
在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都專門為商人蓋了房子，當時叫作“塌房”，以便他們進行商業活動。
所以，經過1348&mdash1368年二十年的長期戰争，由于戰争延續的時間長，涉及的區域廣，戰争的情況又極為殘酷，使得社會上死亡人口很多，荒蕪了很多土地。
但是，經過洪武時期二十多年的努力，社會生産逐漸恢複并發展了，經濟繁榮了。
那麼，最後，問題歸結到什麼地方呢？朱元璋的政權依靠誰呢？ 上面說過，元朝的大地主在戰争中基本上被消滅了，在這種情況下，土地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第一種情況，過去土地比較集中，一個大地主占有很多土地，擁有很多莊園。
現在這些大地主被消滅了，他們的土地被分配給了無地、少地的農民，或者是新來的移民。
這樣，一家一戶幾畝地，土地分散了，這是基本的情況。
土地分散的後果是什麼呢？在政治上是階級矛盾的緩和。
原來那些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區（江蘇、浙江一帶），現在一部分地主被消滅了，一部分人口遷徙出去，留下來的農民有了部分土地，有了一些生産資料，這樣，階級關系就比過去緩和了。
第二種情況與此相反，就是那些沒有被消滅的地主，像李善長、馮國用、劉基、宋濂這些人，他們原來的土地不但保留了下來，而且有了發展。
他們大都成為明朝的開國功臣，做了大官。
第三種情況，出現了新的地主階級。
像朱元璋回家招兵時，跟他出來的二十四個人後來都成了他的大将、開國功臣，朱元璋給他們封公、封侯。
這些人在政治上有了地位，經濟地位也跟着提高了。
明朝初年分配土地後，他們都成了新的地主階級。
情況這麼複雜，那麼，整體來說，農民的土地問題解決了沒有呢？沒有解決。
封建剝削還是存在，農民還是要向地主交租，還是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在某些地方甚至還有所加強。
明太祖是紅軍出身，是反對地主階級的，現在他自己成了全國最大的地主。
因此，就發生了前面提到的那種情況：明太祖建國之後，農民的反抗鬥争就随之開始，一直到明朝滅亡。
什麼原因呢？因為階級關系沒有改變，土地問題沒有解決。
但是由于元末大地主階級的土地分散的結果，使得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内，某些地區的階級鬥争有所緩和。
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出現以後的鄭和下西洋的事情。
上面所說的，牽涉到最近史學界讨論的一個問題，就是農民起義能不能建立農民政權的問題。
這個問題有不少争論，涉及所謂皇權主義問題。
中國的農民有沒有皇權主義思想？有的人說有，有的人說沒有。
我們現在從朱元璋這個具體的人，以及當時的具體曆史事實來研究這個問題。
我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曆史上任何農民戰争最後必須建立一種政權。
政權有大有小，有的農民起義領袖自稱為将軍，因為他隻知道将軍是最大的；有的自稱為“三老”；有的稱王；有的稱皇帝。
他們能不能采取别的稱号呢？能不能不利用這些當時實際存在的、為大家所熟悉的名稱，而采取跟當時曆史實際沒有關系的名稱呢？或者說農民有沒有這種可能，就是他們在建立政權時，不采取他們所反對的政權形式，而另外創立一種跟原來的政權完全不同的政權形式呢？沒有！他們隻能稱将軍，稱“三老”，稱王，稱帝，不可能稱幾百年、幾千年之後的蘇維埃共和國，不可能稱總統或者主席。
因此，在談到農民革命能不能建立政權的問題時，結論隻能是： ①它必然要建立政權。
沒有政權怎麼辦事？大大小小總要有一個機構；②它組織的政權跟當時現行的政權不可能完全相反，它隻能運用它所熟悉的東西，而不能采取它所不知道的東西；③這個政權不可能是為農民服務的政權。
因為它為了使自己能夠長期存在下去，所采取的辦法隻可能是封建國家壓迫農民，而不可能有其他辦法。
如果它要真正成為農民自己的政權，它就必須解決這樣的問題：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實行土地革命。
但是這樣的思想認識，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裡是不可能有的。
任何國家的封建社會都沒有發生過。
它隻能對個别地主進行報複，你這個地主欺侮過我，殺了我的人，我現在也把你殺掉，把你的房子燒掉，把你的東西搶來。
這些都是可能做到的。
但是要把整個地主作為一個階級推翻，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反封建這種口号的提出，還是近代的事情。
而且就是在今天世界各國，除了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之外，還有很多地區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印度也算是一個共和國，但是它不反封建，印度的地主階級照樣存在。
我們不能以19世紀、20世紀才出現的思想去要求封建社會的農民。
而且從理論上說，農民政權要建立起來，而且要鞏固下去，它的收入從何而來？它的财政開支從何而來？那時沒有現代化的大工業，國家财政開支隻能取之于農民。
除此之外，别無出路。
所以，它隻能采取封建國家對農民壓迫的形式，而不可能有别的形式。
因此，曆史上所有的農民革命沒有例外地在它取得政權之後，必然變質，他們從反對地主階級開始，結果是自己又變成了地主階級，新的地主階級代替舊的地主階級。
這就是曆史上農民革命不斷興起的根本原因。
在土地比較分散的基礎上，尤其是在這樣一個空前的大國的情況下，朱元璋建立了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權。
關于政治機構問題，當時要完全改變明朝以前的政治機構，既不容許這樣做，也沒有必要這樣做。
元朝的中央政權機構有中書省（相當于我們現在的國務院），中書省的長官有左丞相、右丞相、平章、參知政事等。
中書省下面有管具體事情的各部。
為了統治全國，元朝政府把中書省分出一部分到地方上，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工作，叫行中書省，簡稱行省。
行省的職權很大，民政、财政、軍事一切都管。
掌管監察的機關叫“禦史台”，地方上有行禦史台，簡稱“行台”。
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了權力分散的問題。
所以後來元朝政府對地方的統治越來越弱。
明朝初年（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即1368&mdash1380）繼承了元朝的這個制度，中央還設有中書省，地方上設立行中書省。
這就是上面所說的，農民革命不能創造出新的東西來，它隻能模仿和繼承已有的東西。
這種局面給朱元璋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鞏固和加強自己的統治。
明初政權逐漸産生了很多矛盾：第一，明朝的政權是地主階級的政權，但明初地主階級分為舊地主和新興地主兩派。
朱元璋起兵于淮河流域，而劉基等則是參加了紅軍的江浙地主。
兩個地主集團之間存在矛盾。
當時有一首詩說：“城中高髻半淮人。
”衣服穿得漂亮的、有錢的，多是兩淮流域的人。
兩淮流域新興的地主階級、官僚貴族，其中絕大多數不但擁有廣大的莊園，而且有大量的奴隸、家丁。
有些将軍還有假子。
假子是朱元璋興起的辦法。
他在起兵時把一些青年收作自己的兒子，像沐英、李文忠都是他的幹兒子，也是他手下最有名的将領。
他在派一個将軍出去作戰時，往往同時派一個假子去監視。
在這種作風的影響下，他下面的許多将軍也有很多假子，他們擁有武裝力量，有土地，有很多奴隸。
這樣，就形成許許多多小的軍事力量。
他們往往不遵守政府的規定，違法亂紀。
明太祖要把這些勞動力放在國家的控制下，他們卻要放在自己的莊園裡。
第二，兩淮流域新興的地主集團和國家，即和朱元璋的統治之間的矛盾。
這兩次矛盾從1379年到1381年逐步展開。
兩淮流域地主集團的代表人物胡惟庸在這個鬥争中被殺了。
第三，胡惟庸和朱元璋之間的矛盾，這是君權和相權之間的矛盾。
皇帝應該管什麼事，宰相應該管什麼事，曆史上沒有明文規定過。
在設置中書省的情況下，許多事情都由中書省掌握，中書省認為這件事情有必要請示皇帝就請示，認為沒有必要請示的，就自己辦了。
胡惟庸這個人有野心，也很有才能，他在中書省多年，排斥了一些入，也提拔了一些人，造成他在中書省的強固地位。
有許多事情他自己辦了，明太祖根本不知道。
事後明太祖發現了就很生氣。
這樣，矛盾就發生了，而且日益尖銳。
洪武十三年（1380），這三個方面的矛盾終于全面爆發。
按照明朝的規定，軍隊指揮權掌握在皇帝手中。
這樣，明太祖在這次鬥争中取得了勝利，他假借一個罪名把胡惟庸殺了，還牽連殺了不少人。
胡惟庸被殺以後，明太祖徹底改變了元朝以來的中書省、行中書省制度，取消了中書省。
而且立了個法令，規定以後子子孫孫都不設宰相這個官。
誰來辦事呢？把原來中書省下面的六個部（吏、戶、禮、兵、刑、工）的地位提高，來管理全國的事情，直接對他負責。
結果他自己代替了過去的宰相，相權和君權合二為一，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
在地方上取消了行中書省，把原來行中書省的職權分開，即民政、司法、軍事分别由三個機構管理：布政使司（主管官叫布政使）管民政、财政，按察使司（主管官叫按察使）管司法，都指揮使司（主管官叫都指揮使）管軍事。
這三司都直接對皇帝負責。
這種把一切權力都攬在皇帝個人手中的高度集權的狀況，是在明朝以前沒有過的。
所以，封建專制主義經過一千幾百年的發展，到了朱元璋的時候，形成了一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高度中央集權制的政治系統。
這樣的政治制度跟當時的土地形态基本上是相适應的。
過去土地很集中，皇帝權力的支柱是大地主。
現在土地分散了，朱元璋依靠誰呢？依靠糧長。
他收糧時，不是采取各地地方官收糧的辦法，而是采取糧長制。
即某一個地方，誰的土地最多、納糧最多的，就讓他當糧長。
每年收糧萬石的地區就派納糧最多的地主四人當糧長，由糧長負責這個地區的租糧的收運。
政治制度的這種改變，适應了土地比較分散的情況，也保證了朱元璋的經濟收入。
因此，他對糧長很重視，每年都把這些人召到南京去，親自接見，和他們談話。
發現了其中某些有能力的人，就提拔他們。
他的政權依靠什麼呢？就依靠這些人。
他的統治基礎就在這裡。
所以，明朝初年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内一些官職的任用是來自糧長。
除糧長外，各地還有很多富戶和耆民，朱元璋也經常把他們找來，發現有才能的，就任用他們為官。
所以，他的政權是以中小地主作為支柱的。
政治機構的這種發展變化，是與當時的土地形态、經濟關系相适應的。
可是，在這樣高度集權的情況下又出現了新問題：皇帝到底是一個人，不是機器，什麼事都要管，什麼報告都得看，國家這麼大，事情這麼多，他怎麼管得了呢？他隻有每天看公文，變成文牍主義者。
我曾給他做過統計，從1384年（洪武十七年）9月14日到21日，八天内他收的文件有一千六百六十六份，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情。
他平均每天要看兩百份文件，處理四百多件事情。
這怎麼可能長久搞下去呢？非變成官僚主義者不可。
因此就發生了這樣的矛盾：一方面，他非看文件不可，怕别人欺騙他；另一方面，愈看愈煩，特别是那些空泛的萬言書，更使他惱火。
有一次，一個官員上了一份萬言書，他看了好幾千字，
近幾年來的學術讨論中，有人往往把我們這個時代關于國家的含義等同于曆史上的國家的含義。
這是錯誤的、不科學的。
我們今天所說的國家，包括政府、土地、人民、主權各個方面。
由于政權性質的不同，國家可以分為人民民主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國家等。
曆史上國家的含義就跟這不一樣。
簡單地說，曆史上的國家隻能是某一個家族的政權，不能把它等同于今天我們所說的國家。
曹操的兒子曹丕臨死前寫了一篇遺囑，說：“自古無不亡之國。
”這裡所說的“國”是什麼呢？就是指某個家族的政權，是指劉家的、趙家的、李家的或者朱家的政權。
這些政權經常更替，一個滅亡了，另一個起來。
所以曹丕說自古無不亡之國。
但是一個政權滅亡了，當時的國家是不是也滅亡了呢？沒有。
譬如漢朝劉家的政權被推翻了，曹操的兒子做了皇帝，還是有三國，我們的曆史并沒有中斷。
曹家的政權被推翻了，司馬氏做了皇帝，國家也沒有滅亡。
所以，曆史上的所謂亡國，是指某一個家族的政權被推翻，國家還是存在的，人民還是存在的。
因此我們所說的明太祖建國，也是指他建立的朱家的政權。
這個國跟我們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本質的不同，它隻代表一個家族、一個集團的利益，而不代表整個民族的共同的利益。
把這個含義弄清楚，我們才可以講下面的問題，就是朱元璋的政權依靠的是什麼。
一、土地關系問題 要講土地關系問題，不能不概括地講講當時的基本情況。
在14世紀中葉，大緻是從1348年到1368年的二十年，發生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農民戰争。
規模之大，幾乎遍及全國，從東北到西南，從西北到中南，到處都有農民戰争發生。
不單有漢族農民參加，各地的少數民族也參加了，如東北的女真族（就是後來的建州族）、西南的回族都加入了鬥争的行列。
時間之久前後達二十年。
戰争激烈的情況，在整個曆史上都是少有的。
在二十年的戰争中，反對元朝的軍事力量大緻可以分為兩個體系：一支是紅軍。
因為參加起義的人都在頭上包一塊紅布作為标志，在當時政府的文書上稱為“紅軍”，也有個别的叫作“紅巾軍”。
這是反對元朝的主要力量。
現在有些曆史學家不大願用“紅軍”這個名稱，大多稱為“紅巾軍”。
大概有這樣一個顧慮：怕把曆史上的紅軍同我們黨建立的紅軍等同起來。
在我的記憶裡有這樣一件事：大約二十年前，國民黨政府的一個什麼館，要我寫明史。
書寫好之後交給他們看，他們什麼意見也提不出來，最後說：你這上面寫的“紅軍”改不改？要改就出版，不改就不出版。
我說：不出版拉倒！（這本書現在沒有出版。
）(1)他們怕紅軍，不但怕今天的紅軍，也怕曆史上元朝的紅軍，因此他們要我改掉。
我不改，因為根據曆史記載，這支起義軍本來就是紅軍，不是白軍。
這不說明什麼政治内容，而隻是說他們頭上包了一塊紅布而已。
紅軍又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在東邊活動，另一部分在西邊活動。
具體地說，東邊是指今天的安徽、河南、河北一帶，西邊是指江漢流域（長江、漢水流域）。
江漢地區的紅軍很多，包括“北瑣紅軍”和“南瑣紅軍”。
另一支是非紅軍系統：在浙江有方國珍，在元末的反元鬥争中，他起兵最早；在江蘇有張士誠；在福建有陳友定。
這三支軍隊都不屬于紅軍系統。
當時為什麼能爆發這樣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呢？我想在講元朝曆史的時候已提到了。
這裡就不再重複。
下面講講紅軍提出了一些什麼問題。
紅軍當中的一些領導者，他們在反元鬥争展開之後發布了一個宣言（當時叫檄文），裡面有這麼兩句話：“貧極江南，富稱塞北。
”（文件的全文已看不到了，隻留下這麼兩句。
）這說明什麼呢？說明紅軍反對元朝的統治，要推翻元朝的統治。
這是一個有各族人民參加的階級鬥争。
當時元朝的政治中心，一個在大都（今北京），一個在上都。
元朝政府經常派出很多官吏和軍隊到南方去搜刮物資，把這些物資運到北方去供少數人享受。
元朝的皇帝在剛上台時，為了取得軍事首領、部族酋長的支持，對他們大加賞賜，按照不同的地位給他們金、銀、綢緞一類的物資。
遇到政治上有困難時，為了獲得支持以鞏固自己的統治，也采取這種辦法。
每次賞賜的數目都很大，往往要用掉一年或者半年的收入，國家财政收支的一半甚至全部都給了他們。
那麼，這些物資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全國人民身上搜刮來的。
幾十年光景，造成了“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局面。
這樣的統治使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他們就起來鬥争，改變這個局面，所以提出了這樣鮮明的口号。
紅軍初期的主要領導人韓山童，是傳布白蓮教起家的（他家裡世世代代都是傳布白蓮教的）。
通過宣傳白蓮教及宗教迷信活動可以組織一部分力量，于是他就提出“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的口号。
明王是明教的神，也叫“明尊”或“明使”。
明王出世的意思是光明必然到來，光明一到，黑暗就給消滅了，最後人類必然走上光明極樂的世界。
彌勒佛是佛教裡的著名人物。
傳說在釋迦牟尼滅度（死）後，世界就變壞了，種種壞事全部出現，人的生活苦到不能再苦。
幸得釋迦牟尼在滅度前留下一句話，說再過若幹年，會有彌勒佛出世。
這佛爺一出世，世界立刻又變得好起來：自然界變好了；人心也變慈善了，搶着做好事，太太平平過日子；種的五谷，用不着拔草翻土，自己會長大，而且下一次種有七次的收成。
這種宗教宣傳，對當時受盡苦難的農民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們希望有人來解救他們。
所以，在廣大農民中間，白蓮教就用“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作為口号來号召、組織鬥争力量。
這種宗教宣傳對農民能夠發生作用，可是對知識分子就不能了，特别是一些念“四書”“五經”的儒生，他們不相信這一套。
因此，對他們必須有另一種口号。
紅軍的領袖們就利用一些知識分子對元朝統治的不滿，對宋朝懷念的心情，提出了“複宋”的口号。
他們假托自己是趙家的子孫。
韓山童是河北人，起兵之後被元朝政府殺害，他的兒子韓林兒跑掉了。
以後劉福通就利用元朝政府治理黃河的機會組織反元鬥争。
當時黃河泛濫成災，元朝政府用很大力量調了很多民夫、軍隊來做黃河改道的工作。
民夫和軍隊都集中在一起，劉福通就乘機組織民夫發動反元鬥争。
軍事行動開始之後，他們就假托韓林兒是宋徽宗的第九代子孫，劉福通是南宋大将劉光世的後代。
他們以恢複宋朝的口号來團結一部分知識分子。
所以紅軍有兩套口号：一方面以宣傳“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來團結和組織農民；另一方面以恢複宋朝政權為号召，團結社會上有威信的知識分子。
而中心則是階級鬥争，推翻剝削階級。
劉福通起兵之後，聲勢很大，得到了各個地方的響應。
在江蘇蕭縣有芝麻李起兵響應；安徽鳳陽有郭子興起兵響應，一下子就發展到幾十萬人的軍隊。
他們從山裡把韓林兒找出來，讓他做了皇帝，建立了統治機構。
同時分路出兵攻打元朝：一支由華北打到内蒙古，以後東占遼陽，轉入高麗；另一支打到西北；還有一支打到四川。
以上講的是東部紅軍的情況。
西部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叫彭瑩玉，他是一個和尚，原來在江西袁州組織過一次武裝起義，失敗以後，就跑到淮水、漢水流域，秘密傳教，組織力量。
後來他找到徐壽輝，組織武裝力量，進行反元鬥争。
徐壽輝被他的部下陳友諒殺掉以後，西部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就成了陳友諒。
此外，徐壽輝的另一個部将明玉珍跑到四川，在那裡也建立了政權。
從二十年的長期戰争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樣幾種基本情況： 第一，不管是東邊韓林兒這一支，還是西邊陳友諒這一支，他們遇到的最堅強的敵人不是元朝的軍隊。
這時元朝軍隊已經失去了建國初期那種勇敢、彪悍的特征，無論是軍官也罷，士兵也罷，都腐化了，不能打仗了，在與紅軍作戰時，往往是一觸即潰。
既然元朝軍隊不能打仗，為什麼戰争還能延續二十年呢？原因就在于堅決抵抗紅軍的是一些地主階級的武裝力量。
這些武裝力量，元朝政府把它稱為“義軍”。
這些力量很強大，最強的有察罕帖木兒、擴廓帖木兒父子所領導的這一支；此外，李思齊、張思道、張良臣等也都很有實力。
至于小的地主武裝就舉不勝舉了。
這些地主武裝為什麼這樣堅決地反對農民起義呢？因為紅軍堅決反對階級壓迫。
應該說當時的農民革命領袖并沒有消滅地主階級的思想，若要把現代人的意識強加于古人，那是錯誤的。
那個時代的人不可能有消滅地主階級的思想，但是，他們恨地主階級，因為他們世代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現在他們自己有了武裝力量，就要對這些地主階級進行報複。
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地的地主階級都組織力量來抵抗紅軍。
其中最強的是察罕帖木兒和李思齊這兩支力量。
所以，紅軍在幾路出兵的千裡轉戰中，所遇到的主要敵人不是元朝的正規軍，而是這些地主階級的武裝。
在紅軍遭到這些地主武裝的頑強阻擊而受到損失之後，元朝政府就承認了這些地主武裝，封給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張良臣及其部隊以官位和名号。
一方面是紅軍，他們要改變“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局面；另一方面頑強抵抗紅軍的主要是地主階級的武裝力量，其中數量最多的主要是漢人地主的武裝力量。
這就是從1348年到1368年二十年戰争中的第一個基本情況。
第二，在二十年的鬥争中，盡管起義的面很廣，戰争區域很大，軍事力量發展得很快，但是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指揮。
不管是劉福通這個系統，或者是徐壽輝這個系統，都是各自為政，互不配合。
盡管在戰争的過程中，東邊的勝利可以支持西邊，西邊的勝利可以支持東邊，可是戰略上沒有統一的部署，缺乏統一的領導。
不隻是東邊這一支和西邊這一支二者之間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在劉福通領導下的軍事力量也是這樣。
軍隊從幾路分兵出發，不能采取通盤的步驟，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盡管他們也有根據地（劉福通建都今開封，陳友諒建都今武漢），但是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前方和後方的聯系很差，這支軍隊和那支軍隊之間的情況互不了解。
盡管他們的軍事力量都很強大，一打起仗來往往是幾百裡、幾千裡的遠征，所到的地方都能把敵人打敗，所消滅的敵人也很多，可是并不能把所占領的地方安定下來，沒能建立起各個地方的政權。
因此紅軍走了之後，原來的蒙古人和漢人地主的聯合政權又恢複了。
最後，這幾支軍隊都由于得不到後方的接濟，得不到友軍的配合而逐個被消滅了。
他們雖然失敗了，但在曆史記載上很少發現有投降元朝的，絕大多數是戰鬥到最後。
相反，不屬于紅軍系統的那些反元力量，像浙江東部的方國珍（佃戶出身），以蘇州為中心的張士誠（販私鹽的江湖好漢出身），他們也是反抗元朝的，也都有自己的政權，建号稱王，可是在頂不住元朝的軍事壓迫的時候，就投降元朝，接受元朝的指揮。
過一段時間看到元朝軍事力量不行了，又起來反對元朝。
方國珍也罷，張士誠也罷，都這樣經常反複。
他們雖然反對元朝，但并沒有像紅軍那樣提出政治的、宗教的階級鬥争口号。
在二十年戰争中，最後取得勝利的不是這些人，而是在韓林兒的旗幟下成長起來的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于紅軍。
他家裡很窮苦，沒有土地。
從他祖父起，就經常搬家，替地主幹活。
最後，他父親在安徽鳳陽（當時的濠州）的一個小村子裡落了戶。
朱元璋小的時候給人家放牛羊，以後因為遇到荒年，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哥哥都死了，他自己沒有辦法生活，便在廟裡當了和尚。
廟裡是依靠地租過活的（過去寺院裡都有大量的土地），遇到荒年，寺院也收不到租，當和尚也還是沒有飯吃。
朱元璋隻好出去化緣、要飯。
他在淮水流域要了三年飯。
這三年要飯的生活與朱元璋一生的事業有很大的關系。
因為我們上面講到的彭瑩玉就是在這一帶地方進行活動，通過宗教宣傳、組織反元鬥争的。
這樣，朱元璋就不能不受到他的影響。
同時，這三年的流浪生活也使朱元璋熟悉了這一帶的地理、山川形勢和風俗民情。
三年後，朱元璋重新回到廟裡。
這時，濠州的郭子興已經起兵，成為紅軍的将領之一。
因為朱元璋和紅軍有來往，元朝政府就很注意他。
他的處境很危險。
但這時朱元璋還很彷徨，兩條道路擺在面前：是革命呢，還是反革命呢？經過一番考慮，最後還是投奔了紅軍，在郭子興的部下當了一名親兵。
朱元璋自己後來寫文章回憶，說他當時參加這個鬥争并不是很堅決，而是顧慮很多的。
參加了郭子興的部隊以後，他很勇敢，也能夠出主意，能夠團結一些人。
後來成了郭子興的親信，郭子興就把自己的養女馬氏許配給他，這樣他就成了郭子興的女婿，在軍隊裡被稱為朱公子。
朱元璋在反元鬥争中用計謀襲擊了一些地主武裝，把這些地主武裝拉了過來。
同時他又回到自己的家鄉去吸收了一批人，當時有二十四個人跟他參加了紅軍，以後都成了有名的将領，開國名将徐達就是其中之一。
郭子興死了之後，朱元璋代替了郭子興，成為韓林兒旗下的一支軍事力量的将領。
這時，他的力量還并不強大。
那麼，他為什麼能夠赢得戰争的勝利，取得全國的政權呢？有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正當朱元璋開始組織軍事力量時，劉福通部下的紅軍正在跟元朝的軍隊作戰，元朝軍隊顧不上來打朱元璋。
朱元璋占領區的北面都是紅軍，這樣，就把他的軍隊和元朝的軍隊隔開了。
所以，當紅軍和元朝軍隊作戰時，朱元璋可以趁此機會壯大自己的武裝力量，占領許多城市。
第二個因素是他取得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支持。
他起兵之後不久，就有一些知識分子投奔他，像李善長、馮國用、劉基、宋濂、章溢、葉琛等。
這些人都是浙江、安徽地區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在地方上有些威望，而且都有武裝力量。
這些知識分子替朱元璋出主意，勸他搞生産、搞屯田。
在安徽時，朱升勸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這就是要他先把根據地搞好，在後方解決糧食問題，一開始不要把目标搞得太大。
李善長、劉基勸他不要亂殺人，不要危害老百姓，要加強軍隊紀律，要鞏固占領的城市，并經常把曆史上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告訴他。
朱元璋本人也很用功地學習曆史，他在進行軍事鬥争或政治安排時，總是要征求這些人的意見，研究曆史上的經驗教訓。
這裡有一個問題，朱元璋出身于紅軍，他反對地主，而地主階級為什麼要支持他呢？這不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嗎？要了解這個問題，必須從當時的具體曆史情況來分析。
朱元璋本人要打擊地主，因為他受過地主階級的壓迫。
可是在進行軍事鬥争的過程中，他感到光像過去那樣打擊地主、消滅地主，不僅很難取得地主階級的支持，而且會遭到地主階級的頑強抵抗。
所以，在他還沒有成為一個軍事統帥的時候，他就改變了紅軍的傳統，開始和地主階級合作，取得他們的支持。
這是問題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地主階級怎麼願意支持他呢？前面不是說過，紅軍在北上的戰争中所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元朝軍隊，而是地主階級的武裝嗎？原因很簡單，就是安徽、浙江地區的地主階級，他們看到元朝政府已經不能維持下去了，不能再依賴元朝政府的保護了，而他們自己的武裝力量又抗拒不了朱元璋的進攻；更重要的是他們意識到朱元璋歡迎他們，采取跟他們合作的方針。
他們與其堅決反抗朱元璋而被朱元璋消滅，還不如依靠朱元璋，得到朱元璋的保護，以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
所以，當朱元璋派人去請劉基的時候，劉基開始拒絕，可是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最後終于接受了。
朱元璋的軍隊加入了這樣一批力量之後，它的性質逐漸改變了。
所以在他以後去打張士誠所發布的一個宣言中，不但不再承認他自己是紅軍，反而罵紅軍，攻擊紅軍，把紅軍所講的一些道理稱為“妖言”。
盡管這時他在形式上還接受韓林兒的命令，用韓林兒的年号，他的官爵也是韓林兒封的，但實質上他已經叛變紅軍。
到了1368年，他已把陳友諒、張士誠消滅，派大将徐達進攻北京，這時又發布了一個宣言。
在這個宣言中像紅軍所提出的“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口号都沒有了。
主要提些什麼問題呢？夷夏問題。
就是說少數民族不能當中國的統治者，隻能以夏治夷，不能以夷治夏。
他要建立和恢複漢族的統治。
在這樣的情況下，戰争的性質改變了，不再是紅軍原來的階級鬥争的性質，而是一個漢族與蒙古族的民族戰争。
1368年，朱元璋的軍隊很順利地打下了北京。
元順帝跑到蒙古，曆史上稱為北元。
元順帝雖然放棄了北京而回到蒙古，可是他的軍事力量并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失，還仍然保持着比較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完整的政治機構。
他并不認為自己統治的王朝已經結束了，他經常派兵來攻打北京，要收複失地。
所以在明朝初年，明朝和北元還有過幾次很激烈的戰争。
到了洪武八年（1375），北元的統帥擴廓帖木兒死了，蒙古對明朝的威脅才減輕了一些，但仍然沒有結束。
這時北元和高麗還保持着密切的關系，高麗的國王還照樣是北元的女婿（每一個高麗國王都要娶蒙古貴族女子做妻子），在政治上仍然依附于北元。
這種關系一直維持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
這一年，高麗内部發生鬥争，大将李成桂為了取王而代之，他依靠明朝的支持，在國内發動政變，推翻了舊的王朝，建立了一個新的朝代。
從此，高麗臣服于明朝。
同時，李成桂在求得明太祖的同意之後，把國名高麗改為朝鮮。
此後一直叫朝鮮，不再稱高麗了。
朝鮮國内的政治變革，反映了明朝和北元的鬥争關系和勢力的消長。
總結上面所說的曆史情況，得到這樣的結論：經過二十年長期的戰争，一方面是紅軍（包括東、西兩部分）和非紅軍（像方國珍、張士誠）；另一方面是元朝軍隊，更重要的是各個地方的漢人地主武裝力量，在戰争過程中這些漢人地主武裝大部分被消滅了。
也由于二十年的長期戰争，各地人口大大減少，土地大量荒廢。
因此1368年明太祖建國之後，他就不能不采取一些措施，改變這種情況。
一個以農業為主要生産手段的國家，農業生産得不到保證，他就不能維持下去。
因此，在明朝初年采取了一系列的辦法： 第一，大量移民。
例如移江浙的農民十四萬戶到了安徽鳳陽，遷山西的一部分人口到了河南、河北、安徽。
移民的數量是很大的，一移就是幾萬家甚至十幾萬家。
遷移的民戶到了新的地方之後，政府分配給他們土地。
這些土地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一些在戰争中被消滅的大地主的土地和無主荒地。
此外，政府還給耕牛、種子、農具，并宣布新開墾的荒地幾年内不收租，鼓勵他們的生産積極性。
第二，解放匠戶。
元朝有所謂匠戶制度。
成吉思汗定下了這樣一種辦法：每打下一個城市之後，一般的壯丁都殺掉，但是有技術的工人，無論是銅匠、鐵匠或其他行業的工匠都保留下來。
把每個大城市的技術工人都集合在一起為官府生産，這些人就稱為匠戶。
這些匠戶幾乎沒有人身自由，世世代代為官府服役。
明太祖把他們部分地解放了，給他們一些自由，鼓勵他們生産。
匠戶數目很大，有幾十萬人。
第三，凡是戰争期間，農民的子弟被強迫去當奴隸的，一律解放，給予自由。
這樣，增加了農業生産的勞動力。
第四，廣泛地鼓勵農業生産。
明太祖采取了很多措施：規定以各地農業收成的好壞作為考核地方官工作成績的重要标準之一，地方官每年要向中央報告當地人口增加多少，農作物的産量增加多少；大力鼓勵農民種植桑樹和棉花，規定每一戶的土地必須種多少棉花、多少桑樹和果樹。
而且用法令規定：隻要能夠種棉花的地方就必須種棉花，能夠種桑樹、果樹的地方就必須種桑樹、果樹。
這樣，農民的副業收入增加了。
關于朱元璋鼓勵種棉花的措施特别值得一提。
在朱元璋以前，更具體地說，在1368年以前，我們的祖先穿的是什麼衣服呢？有錢的人夏天穿綢、穿緞，冬天穿皮的（北方）或者絲綿。
老百姓穿的是什麼呢？穿的是麻布。
有一本看相的書，叫作《麻衣相法》。
當時棉花很少，中國自南北朝的時候就有棉花進口，但數量少。
到宋朝時棉布依舊很珍貴。
可是到了明太祖的時候，由于大力提倡種植棉花，以及當時出于種種原因，紡紗、織布的技術提高了，因而棉布大量增加。
這樣，我們祖先穿的衣服就改變了，過去平民以穿麻衣為主，現在一般人都能穿上棉布衣服了。
并且形成了幾個産棉區和松江等出産棉布的中心。
也是在這個時期，棉花種子從中國傳入了朝鮮。
結果在不太長的時間内，朝鮮人也穿上了棉布衣服。
在農業生産發展、農業經濟恢複的基礎上，朱元璋采取了支持商業的方針。
在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都專門為商人蓋了房子，當時叫作“塌房”，以便他們進行商業活動。
所以，經過1348&mdash1368年二十年的長期戰争，由于戰争延續的時間長，涉及的區域廣，戰争的情況又極為殘酷，使得社會上死亡人口很多，荒蕪了很多土地。
但是，經過洪武時期二十多年的努力，社會生産逐漸恢複并發展了，經濟繁榮了。
那麼，最後，問題歸結到什麼地方呢？朱元璋的政權依靠誰呢？ 上面說過，元朝的大地主在戰争中基本上被消滅了，在這種情況下，土地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第一種情況，過去土地比較集中，一個大地主占有很多土地，擁有很多莊園。
現在這些大地主被消滅了，他們的土地被分配給了無地、少地的農民，或者是新來的移民。
這樣，一家一戶幾畝地，土地分散了，這是基本的情況。
土地分散的後果是什麼呢？在政治上是階級矛盾的緩和。
原來那些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區（江蘇、浙江一帶），現在一部分地主被消滅了，一部分人口遷徙出去，留下來的農民有了部分土地，有了一些生産資料，這樣，階級關系就比過去緩和了。
第二種情況與此相反，就是那些沒有被消滅的地主，像李善長、馮國用、劉基、宋濂這些人，他們原來的土地不但保留了下來，而且有了發展。
他們大都成為明朝的開國功臣，做了大官。
第三種情況，出現了新的地主階級。
像朱元璋回家招兵時，跟他出來的二十四個人後來都成了他的大将、開國功臣，朱元璋給他們封公、封侯。
這些人在政治上有了地位，經濟地位也跟着提高了。
明朝初年分配土地後，他們都成了新的地主階級。
情況這麼複雜，那麼，整體來說，農民的土地問題解決了沒有呢？沒有解決。
封建剝削還是存在，農民還是要向地主交租，還是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在某些地方甚至還有所加強。
明太祖是紅軍出身，是反對地主階級的，現在他自己成了全國最大的地主。
因此，就發生了前面提到的那種情況：明太祖建國之後，農民的反抗鬥争就随之開始，一直到明朝滅亡。
什麼原因呢？因為階級關系沒有改變，土地問題沒有解決。
但是由于元末大地主階級的土地分散的結果，使得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内，某些地區的階級鬥争有所緩和。
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出現以後的鄭和下西洋的事情。
上面所說的，牽涉到最近史學界讨論的一個問題，就是農民起義能不能建立農民政權的問題。
這個問題有不少争論，涉及所謂皇權主義問題。
中國的農民有沒有皇權主義思想？有的人說有，有的人說沒有。
我們現在從朱元璋這個具體的人，以及當時的具體曆史事實來研究這個問題。
我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曆史上任何農民戰争最後必須建立一種政權。
政權有大有小，有的農民起義領袖自稱為将軍，因為他隻知道将軍是最大的；有的自稱為“三老”；有的稱王；有的稱皇帝。
他們能不能采取别的稱号呢？能不能不利用這些當時實際存在的、為大家所熟悉的名稱，而采取跟當時曆史實際沒有關系的名稱呢？或者說農民有沒有這種可能，就是他們在建立政權時，不采取他們所反對的政權形式，而另外創立一種跟原來的政權完全不同的政權形式呢？沒有！他們隻能稱将軍，稱“三老”，稱王，稱帝，不可能稱幾百年、幾千年之後的蘇維埃共和國，不可能稱總統或者主席。
因此，在談到農民革命能不能建立政權的問題時，結論隻能是： ①它必然要建立政權。
沒有政權怎麼辦事？大大小小總要有一個機構；②它組織的政權跟當時現行的政權不可能完全相反，它隻能運用它所熟悉的東西，而不能采取它所不知道的東西；③這個政權不可能是為農民服務的政權。
因為它為了使自己能夠長期存在下去，所采取的辦法隻可能是封建國家壓迫農民，而不可能有其他辦法。
如果它要真正成為農民自己的政權，它就必須解決這樣的問題：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實行土地革命。
但是這樣的思想認識，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裡是不可能有的。
任何國家的封建社會都沒有發生過。
它隻能對個别地主進行報複，你這個地主欺侮過我，殺了我的人，我現在也把你殺掉，把你的房子燒掉，把你的東西搶來。
這些都是可能做到的。
但是要把整個地主作為一個階級推翻，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反封建這種口号的提出，還是近代的事情。
而且就是在今天世界各國，除了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之外，還有很多地區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印度也算是一個共和國，但是它不反封建，印度的地主階級照樣存在。
我們不能以19世紀、20世紀才出現的思想去要求封建社會的農民。
而且從理論上說，農民政權要建立起來，而且要鞏固下去，它的收入從何而來？它的财政開支從何而來？那時沒有現代化的大工業，國家财政開支隻能取之于農民。
除此之外，别無出路。
所以，它隻能采取封建國家對農民壓迫的形式，而不可能有别的形式。
因此，曆史上所有的農民革命沒有例外地在它取得政權之後，必然變質，他們從反對地主階級開始，結果是自己又變成了地主階級，新的地主階級代替舊的地主階級。
這就是曆史上農民革命不斷興起的根本原因。
在土地比較分散的基礎上，尤其是在這樣一個空前的大國的情況下，朱元璋建立了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權。
關于政治機構問題，當時要完全改變明朝以前的政治機構，既不容許這樣做，也沒有必要這樣做。
元朝的中央政權機構有中書省（相當于我們現在的國務院），中書省的長官有左丞相、右丞相、平章、參知政事等。
中書省下面有管具體事情的各部。
為了統治全國，元朝政府把中書省分出一部分到地方上，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工作，叫行中書省，簡稱行省。
行省的職權很大，民政、财政、軍事一切都管。
掌管監察的機關叫“禦史台”，地方上有行禦史台，簡稱“行台”。
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了權力分散的問題。
所以後來元朝政府對地方的統治越來越弱。
明朝初年（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即1368&mdash1380）繼承了元朝的這個制度，中央還設有中書省，地方上設立行中書省。
這就是上面所說的，農民革命不能創造出新的東西來，它隻能模仿和繼承已有的東西。
這種局面給朱元璋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鞏固和加強自己的統治。
明初政權逐漸産生了很多矛盾：第一，明朝的政權是地主階級的政權，但明初地主階級分為舊地主和新興地主兩派。
朱元璋起兵于淮河流域，而劉基等則是參加了紅軍的江浙地主。
兩個地主集團之間存在矛盾。
當時有一首詩說：“城中高髻半淮人。
”衣服穿得漂亮的、有錢的，多是兩淮流域的人。
兩淮流域新興的地主階級、官僚貴族，其中絕大多數不但擁有廣大的莊園，而且有大量的奴隸、家丁。
有些将軍還有假子。
假子是朱元璋興起的辦法。
他在起兵時把一些青年收作自己的兒子，像沐英、李文忠都是他的幹兒子，也是他手下最有名的将領。
他在派一個将軍出去作戰時，往往同時派一個假子去監視。
在這種作風的影響下，他下面的許多将軍也有很多假子，他們擁有武裝力量，有土地，有很多奴隸。
這樣，就形成許許多多小的軍事力量。
他們往往不遵守政府的規定，違法亂紀。
明太祖要把這些勞動力放在國家的控制下，他們卻要放在自己的莊園裡。
第二，兩淮流域新興的地主集團和國家，即和朱元璋的統治之間的矛盾。
這兩次矛盾從1379年到1381年逐步展開。
兩淮流域地主集團的代表人物胡惟庸在這個鬥争中被殺了。
第三，胡惟庸和朱元璋之間的矛盾，這是君權和相權之間的矛盾。
皇帝應該管什麼事，宰相應該管什麼事，曆史上沒有明文規定過。
在設置中書省的情況下，許多事情都由中書省掌握，中書省認為這件事情有必要請示皇帝就請示，認為沒有必要請示的，就自己辦了。
胡惟庸這個人有野心，也很有才能，他在中書省多年，排斥了一些入，也提拔了一些人，造成他在中書省的強固地位。
有許多事情他自己辦了，明太祖根本不知道。
事後明太祖發現了就很生氣。
這樣，矛盾就發生了，而且日益尖銳。
洪武十三年（1380），這三個方面的矛盾終于全面爆發。
按照明朝的規定，軍隊指揮權掌握在皇帝手中。
這樣，明太祖在這次鬥争中取得了勝利，他假借一個罪名把胡惟庸殺了，還牽連殺了不少人。
胡惟庸被殺以後，明太祖徹底改變了元朝以來的中書省、行中書省制度，取消了中書省。
而且立了個法令，規定以後子子孫孫都不設宰相這個官。
誰來辦事呢？把原來中書省下面的六個部（吏、戶、禮、兵、刑、工）的地位提高，來管理全國的事情，直接對他負責。
結果他自己代替了過去的宰相，相權和君權合二為一，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
在地方上取消了行中書省，把原來行中書省的職權分開，即民政、司法、軍事分别由三個機構管理：布政使司（主管官叫布政使）管民政、财政，按察使司（主管官叫按察使）管司法，都指揮使司（主管官叫都指揮使）管軍事。
這三司都直接對皇帝負責。
這種把一切權力都攬在皇帝個人手中的高度集權的狀況，是在明朝以前沒有過的。
所以，封建專制主義經過一千幾百年的發展，到了朱元璋的時候，形成了一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高度中央集權制的政治系統。
這樣的政治制度跟當時的土地形态基本上是相适應的。
過去土地很集中，皇帝權力的支柱是大地主。
現在土地分散了，朱元璋依靠誰呢？依靠糧長。
他收糧時，不是采取各地地方官收糧的辦法，而是采取糧長制。
即某一個地方，誰的土地最多、納糧最多的，就讓他當糧長。
每年收糧萬石的地區就派納糧最多的地主四人當糧長，由糧長負責這個地區的租糧的收運。
政治制度的這種改變，适應了土地比較分散的情況，也保證了朱元璋的經濟收入。
因此，他對糧長很重視，每年都把這些人召到南京去，親自接見，和他們談話。
發現了其中某些有能力的人，就提拔他們。
他的政權依靠什麼呢？就依靠這些人。
他的統治基礎就在這裡。
所以，明朝初年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内一些官職的任用是來自糧長。
除糧長外，各地還有很多富戶和耆民，朱元璋也經常把他們找來，發現有才能的，就任用他們為官。
所以，他的政權是以中小地主作為支柱的。
政治機構的這種發展變化，是與當時的土地形态、經濟關系相适應的。
可是，在這樣高度集權的情況下又出現了新問題：皇帝到底是一個人，不是機器，什麼事都要管，什麼報告都得看，國家這麼大，事情這麼多，他怎麼管得了呢？他隻有每天看公文，變成文牍主義者。
我曾給他做過統計，從1384年（洪武十七年）9月14日到21日，八天内他收的文件有一千六百六十六份，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情。
他平均每天要看兩百份文件，處理四百多件事情。
這怎麼可能長久搞下去呢？非變成官僚主義者不可。
因此就發生了這樣的矛盾：一方面，他非看文件不可，怕别人欺騙他；另一方面，愈看愈煩，特别是那些空泛的萬言書，更使他惱火。
有一次，一個官員上了一份萬言書，他看了好幾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