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反抗與鎮壓：農民起義與王朝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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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看出什麼問題，生了氣，就把這個官員找來打了一頓屁股。
打完之後又叫人繼續念這個報告，念到最後五百字才提出一些問題，提出幾條建議，還不錯，這才知道打錯了人。
第二天，他向那個官員承認錯誤，他說：不過你的文章不該寫這麼長，最多寫五百字就夠了，為什麼要寫一萬字呢？所以他就發起了一個反對文牍主義的運動，提出了一個寫文章的格式，要求簡單，講什麼事就寫什麼事，不要東扯西拉，從上古說到今天，沒完沒了。
他希望通過這個辦法使自己能夠處理實際事務。
結果還是不行。
他一個人怎麼能管那麼多的事？以後他又另外想了個辦法，找了一些有文才、能辦事的五六品官到内閣來做機要秘書，幫他做事。
為了勉勵這些人，就給他們一個稱号，叫作大學士。
上面加上宮殿名稱，如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等等。
這時，内閣還隻是宮殿的名稱，不是政治機構的名稱。
因為這些人是在内廷裡辦事，所以就叫“殿閣大學士”。
後來，明成祖的時候，把這個辦法制度化了，國家大事都集中在内閣辦。
内閣大學士在這裡辦事愈久，政治權力就愈大，官位就愈高，有的做到六部的尚書。
這樣，内閣大學士雖然沒有過去丞相的名稱，但事實上等同于宰相。
入閣就是拜相。
内閣大學士中的第一名稱為首輔，就是第一個輔助皇帝的人。
這時，内閣便正式成為政治機構了。
這個改變，在曆史上是個很大的改變。
皇帝的權力高度集中，提高了六部的地位，以後又設立内閣。
明朝一直繼承着這個制度，清朝也實行這個制度。
所以，在政治制度上清朝繼承了明朝。
随着經濟的發展變化，土地占有形态也發生了變化。
明朝前期土地比較分散，經過幾十年，土地又慢慢集中了。
到了明朝中葉，土地集中的情況已經很嚴重。
到了萬曆年間，土地集中到這樣的程度，在張居正的信件裡有一份材料，說一個姓郝的地主擁有土地七萬頃。
明朝建國時的土地不過是八百五十萬頃，現在這一家的土地就等于建國時全國土地的百分之一。
從明武宗（就是《遊龍戲鳳》中的那個正德皇帝）之後，皇帝大搞皇莊，左占一塊地，右占一塊地。
北京附近的皇莊就有很多。
不僅是皇帝搞莊園，就是貴族也搞莊園。
嘉靖的時候，封皇子到各地去做親王，有一個親王就有二萬頃土地。
萬曆封福王到河南洛陽，準備給他四萬頃土地。
這些土地是從哪裡來的呢？都是從老百姓手裡奪來的。
把原來的自耕農變成了親王的佃戶。
土地集中越來越嚴重，農民的生活越來越困難。
凡是有皇莊的地方，不但皇莊内部的佃農要受管理皇莊的太監的統治，甚至周圍的老百姓也要受皇莊管事人員的壓迫和各種超經濟剝削。
你要過橋就要交過橋稅，要擺渡就要交擺渡稅。
京戲《打漁殺家》中有一個肖恩抗魚稅。
明末有一個大地主錢謙益，做大官，文章寫得很好，卻是一個沒有骨頭的人，後來投降了清朝。
他占有幾個湖，要湖邊的老百姓向他交稅。
老百姓氣極了，就把他的房子燒了，他的一個收藏了很多古書的“绛雲樓”也被燒掉。
所以《打漁殺家》這樣的事在曆史上是有根據的。
由于土地形态的變化，一方面使原來的政治機構不能适應，結果造成明朝政治上停滞的狀态。
明朝後期有這麼兩個皇帝：一個是嘉靖皇帝（明世宗），另一個是萬曆皇帝（明神宗）。
這兩朝有共同點：明世宗做了很多年皇帝，但是他經常在宮廷裡，不跟大臣們見面。
萬曆皇帝也是如此。
鬧得有一個時期，六部很多長官辭了職，沒人管事，他也不管，使朝廷很多問題不能解決。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高度集中，也促使農民起義以更大的規模開展起來，最後形成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全國規模的大起義。
二、明太祖為什麼建都南京？ 明太祖之所以建都南京，主要是因為江蘇、浙江、安徽這些地方比過去繁榮，是經濟發達的地區，是糧食和棉花的産區。
他建立了中央政權以後，有很多官員和軍隊，這些人吃什麼呢？這就不能不依靠東南地區的糧食來養活了。
建都别的地方行不行？不行。
以往的朝代建都洛陽、開封、西安，但這些地方交通不方便，糧食也供應不了。
出于經濟上的原因，他決定建都南京。
可是這樣又産生了另外一個問題：軍事上的問題怎麼解決？元順帝雖然跑掉了，但是他的軍事實力并沒有受到嚴重損失，他還保存着相當多的軍隊，并且時時刻刻在想辦法反攻。
因此，加強北邊的防禦，防止蒙古的反攻是非常必要的。
不這樣做，他的政權就不能鞏固。
但是建都在南京，要在北方進行防禦戰争就比較困難了。
當然，北邊有一道萬裡長城，可長城也要有人守才能發揮作用。
因此，必須在北方駐重兵防守。
可是把軍隊交給誰呢？交給将軍行不行？不行，他不放心。
如果他把十多萬軍隊交給某個将軍，一旦這個将軍叛變，他就沒有辦法了。
因此，他采取了分封政策，把自己的兒子封到沿邊地區。
第四個兒子燕王朱棣封在北京；其餘的，甯王封在熱河，晉王封在山西，秦王封在陝西，遼王封在遼東，代王封在大同，肅王封在甘肅。
這些都叫作塞王。
每一個王府都配有軍隊。
親王除了指揮自己的軍隊外，在接到皇帝的命令以後，還可以指揮當地的軍隊。
在有軍事行動時，地方軍隊都要接受當地親王的指揮。
這樣，就把每一個邊防地區的軍隊都直接控制在中央的指揮之下了。
明太祖一方面建都南京，這樣來解決糧食和衣着問題；另一方面派自己的兒子到沿邊地區去鎮守，防止蒙古族南下；而且每年派親信将領到北京來練兵，視察各個地方的軍事情況，指揮軍隊，過一兩年回去，然後又派人來，這樣來鞏固北方的邊防。
他自己認為這個辦法是比較穩妥的。
但是在他死後，情況發生了變化。
他的大兒子早死了。
孫子建文帝繼位。
當時他的第四個兒子燕王在北京，軍事力量很強大，結果就發生了皇室内部的鬥争。
建文帝依靠的是一些知識分子，這些人認為親王的軍權太大，中央指揮不動，可能發生叛變，像漢朝時候的“七國之亂”一樣。
因此他們勸建文帝削藩，削減親王的權力，把違法亂紀的親王關起來或者殺掉。
這樣就引起了各個藩王的恐慌，最後燕王起兵打到南京。
南京政權内部發生了變化，有的将軍和親王投降了燕王，建文帝自殺。
（關于建文帝的問題，我們以後還可以講講。
）建文帝被推翻以後，燕王在南京做了皇帝，就是明成祖。
可是北方的軍事指揮權交給誰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明成祖決定把都城遷到北京。
我們講了明太祖建國的問題。
圍繞這個問題，對當前正在争論的一些問題提出了一些看法。
現在就農民起義、農民戰争到底能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權的問題進一步提供一些意見。
第一個問題，農民戰争、農民起義到底能不能建立政權呢？答複是肯定的。
既然農民戰争是要推翻舊的政權，那必然要建立一個新的政權。
這個政權有大有小，有地區性，名稱可以是多種多樣的。
但是，這個政權是不是農民自己的政權呢？是不是跟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相對立的政權呢？從所有曆史上的農民戰争來看，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農民戰争在建立政權以前，它要摧毀、沖擊或者削弱舊的地主階級的政權；但是，等到它自己建立了政權之後，它不可能不根據舊的地主階級政權的樣子來辦事，它不可能離開當時為人們所熟悉的、行之多年的一套政治機構。
要知道，摧毀舊的國家機器這樣的理論，在《共産黨宣言》裡還沒有提到，是在巴黎公社之後才總結出來的。
無産階級革命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機器，是隻有在有了科學的共産主義理論，有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之後才能得出的結論。
既然是這樣，中國曆史上的農民戰争怎麼可能先知先覺，在還沒有巴黎公社的經驗的情況下，就能摧毀舊的國家政權，建立起農民自己的政權呢？這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農民戰争取得勝利之後，它所建立的政權必然變質。
這也是一個曆史規律，無論對誰都是一樣的。
漢高祖劉邦還不是變質了？！朱元璋還不是變質了？！明朝末年，李自成打到北京做了皇帝，他還不是變質了？！李自成在進入北京以前，能取得廣大農民支持的原因之一，就是過去明朝政府收租很重，人民負擔很重，他現在不收租了，叫作“迎闖王，不納糧”，以不納糧為号召。
可是能不能持久呢？老百姓都不交糧了，他的軍隊吃什麼？他的政權的經濟基礎、财政基礎放到哪裡？他難道能夠喝空氣過日子？不行，維持不下去。
因此，他進北京後沒有待多久就失敗了。
即使當時清軍不入關，他的政權也不能延續多長時間，也不能鞏固。
因為他沒有生産做基礎，沒有經濟基礎。
農民種地不納糧了，對農民來說很好；可是那時候沒有大工業，一旦農民不納糧，不但他的軍隊沒有吃的，就連政府的經費也沒有來源了。
這樣，那個政權是不能維持下去的。
它要維持下去，也非采取明朝的辦法不可，那就是向農民收租。
第二個問題，中國曆史上的農民戰争有沒有皇權主義。
有不少人說俄國的農民有皇權主義，中國的農民沒有，好像中國的農民是另一種農民。
中國的農民沒有皇權主義，那麼他們有什麼主義呢？任何一次農民戰争，它要建立一個政權不可能不根據現存的政權來辦事，它不能離開現實。
農民起義的領袖們隻能夠把當時為他們所熟悉、所理解的政權形式作為自己的政權形式。
可是有些人硬要把中國的農民戰争區别于其他國家的農民戰争。
當然，這個國家和那個國家的農民戰争是有很多不同之處的。
但是，從皇權主義這一點來說，不能不是相同的。
理由是它們不能夠離開現實政治。
當時的農民除了他們所熟悉的政權形式之外，不可能創造出當時還不可能有的政權形式來。
不隻是農民戰争如此，連舊時代的一些神話、傳說也是如此。
大家都熟悉的《西遊記》，孫悟空大鬧天宮，天上的組織形式、玉皇大帝的那一套機構還不是反映了人間的機構。
龍宮中龍王老爺的機構同樣不能離開當時的現實，這些都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
第三個問題，對明太祖這個曆史人物的評價問題。
明太祖這個人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是應該肯定還是應該否定？當然應該肯定。
因為他做了好事，他結束了長達二十年的戰争混亂局面，統一了中國。
統一這件事，在曆史上是了不起的事情。
而明太祖的統一中國，在曆史上還有另一種性質和意義。
當時以北京和大同為中心，包括河北、山西及内蒙古一部分的地區，從唐末以來叫“燕雲十六州”。
從唐玄宗天寶末年，具體地說，從755年起，這個地區發生了“安史之亂”。
以後雖然用很大的力量把這個戰争結束了，但這個地區還是分裂了、少數民族化了。
五代十國的時候，這個地區被一個賣國的奴才皇帝石敬瑭割讓給了遼。
從此，北京就成為遼的“南”京。
在遼和北宋對立的時期，北宋從宋太祖起一直到宋神宗，曾經多少次想收複這個地方，幾次出動軍隊，結果都失敗了，沒有能夠統一。
北宋末年，金滅掉遼，并繼而推翻北宋政權，這樣，便出現了金和南宋對峙的局面。
後來元朝統一了。
這時，不但是燕雲十六州少數民族化，而且是整個國家都在蒙古族的統治之下。
明太祖通過二十年的大規模的農民戰争，把曆史上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解決了，即把從755年起，一直到1368年長期在少數民族統治或者影響之下的北方廣大地區統一了。
過去多少世代沒有能夠完成的任務，到明太祖完成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曆史功績。
所以，從那個時候起，北京一直是中國的政治中心。
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條件建都北京。
另外，朱元璋統一中國之後，采取了許多鼓勵生産的措施。
因而，三十多年以後，人口慢慢增加了，開墾的土地面積也慢慢擴大了。
到他晚年的時候，全國已開墾的土地有八百多萬頃，合八億多畝。
今天我們的耕地是多少呢？大概是十六億畝，也就是說，明太祖時期的耕地相當于我們現在的一半。
人口增加了，耕地擴大了，生産發展了，人民生活也比過去好了，這應該說他做了好事，在曆史上起了進步作用。
還有一點，他建立了一個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權的國家。
這樣一種政治制度，明清兩代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明太祖在曆史上是一個有地位的、了不起的人物，是應該肯定的。
反過來說，這個人是不是一切都好呢？不是的，他有很多缺點，做了不少壞事。
不要說别的，我們就舉這樣一條：他定了一些制度，寫成一本書叫《皇明祖訓》。
定制度是可以的，可是有一點，他不許他的後代改變。
這個做法就有了問題，時代變了，情況不同了，可是老辦法不許改變，用老辦法适應新形勢。
這樣，就影響了以後幾百年的發展，把後代的手腳都捆住了。
蔣介石有一句話，叫作“以不變應萬變”。
明太祖就是這樣，以不變應萬變。
這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辦法，很不合理。
以後在政治上、經濟上往往不能不改變，可是又不敢改變。
原因何在？就是被這個東西捆住了。
他定了這樣的制度：把他的兒子封為親王，封在那個地方以後，國家給這個親王多少畝土地，每年給多少石糧食。
這個制度定下來以後，過了一百多年，中央政府就不能負擔了。
像河南省征收來的糧食，全部給明太祖封在河南的子孫都不夠，成為當時最大的一個負擔。
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有十幾萬人，這些人一不能做官，二不能種地，三不能搞手工業，四不許做生意，隻能坐在家裡吃飯，而且要吃好飯。
這樣，國家就養不起了。
當然，他在其他方面的缺點還很多，我們今天不做全面的評論。
明初的恐怖政治 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式頒布《皇明祖訓》。
這一年，朱元璋已經是六十八歲的衰翁了。
在這一年之前，桀骜不馴的元功宿将殺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殺絕了，不順眼的地主巨室殺得差不多了，連光會掉書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殺特殺，殺得無人敢說話，甚至出一口大氣了。
殺，殺，殺！殺了一輩子兩手都塗滿了鮮血的白頭劊子手，躊躇滿志，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皇基永固，子子孫孫吃碗現成飯，不必再操心了。
這年五月，特别下一道手令說：“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曆，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然此特權時措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長法。
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诰，并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2) 其實明初的酷刑，黥刺剕劓閹割還算是平常的，最慘的是淩遲，凡是淩遲處死的罪人，照例要殺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慢慢地折磨，硬要被殺的人受長時間的痛苦。
(3)其次有刷洗，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鐵床上，澆開水，用鐵刷刷去皮肉。
有枭令，用鐵鈎鈎住脊骨，橫挂在竿上。
有稱竿，犯人縛在竿上，另一頭挂石頭對稱。
有抽腸，也是挂在竿上，用鐵鈎鈎入谷門把腸子鈎出。
有剝皮，貪官污吏的皮放在衙門公座上，讓新官看了發抖。
此外，還有挑膝蓋、錫蛇遊種種名目。
(4)也有同一罪犯，加以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剁指，并具五刑的。
(5)據說在上朝時，老皇帝的脾氣好壞很容易看出來，要是這一天他的玉帶高高地貼在胸前，大概脾氣好，殺人不會多；要是揿玉帶到肚皮底下，便是暴風雨來了，滿朝廷的官員都吓得臉無人色，個個發抖，準有大批人應這劫數。
(6)這些朝官，照規矩每天得上朝，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在出門以前，和妻子訣别，吩咐後事，要是居然活着回家，便大小互相慶賀，算是又多活一天了。
(7) 四十年中，據朱元璋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續編》《大诰三編》《大诰武臣》的統計，所列淩遲枭示種誅有幾千案，棄市（殺頭）以下有一萬多案。
《三編》所定算是最寬容的了。
“進士監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見奸貪，終不從命三犯四犯而至殺身者三人，三犯而诽謗殺身者又三人，奸容戴斬、絞、徒流罪在職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徒流罪辦事者三百二十八人。
”(8)有禦史戴死罪，戴着腳鐐，坐堂審案的，有挨了八十棍回衙門做官的。
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兩案株連被殺的有四萬人，後兩案合計有七八萬人。
(9)所殺的人，從開國元勳到列儒裨将，從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親侄兒、親外甥，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地殺，一家家地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10)。
早在洪武七年，便有人向他控訴，說是殺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11)。
到洪武九年，單是官吏犯笞以上罪，谪戍到鳳陽屯田的便有一萬多人。
(12)十八年（1385）九月蕭安石子孫符上也自己承認：“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并效忠貞，任用既久，具系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
以至内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
”(13)郭桓案發後，他又說：“其貪婪之徒，聞桓之奸，如水之趨下。
半年間弊若蜂起，殺身亡家者人不計其數。
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足髡發文身，罪之甚者欤？”(14) 政權的維持建立在流血屠殺、酷刑暴行的基礎上，這個時代，這種政治，确确實實是名副其實的恐怖政治。
胡惟庸案案發于洪武十三年（1380），藍玉案案發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前後相隔十四年，主犯雖然有兩個，但其實是一個案子。
胡惟庸是初起兵占領和州時的帥府舊僚，和李善長同鄉，又結了親，因李善長的舉薦，逐漸發達，洪武三年（1370）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1373）七月拜右丞相。
中書省綜掌全國大政，丞相對一切庶務都有專決的權力，統率百官，隻對皇帝負責。
這制度對一個平庸的、唯唯諾諾、阿附取容“三旨相公”型的人物，或者對手是一個隻願嬉遊逸樂、不理國事的皇帝，也許不會引起嚴重的沖突。
或者一個性情謙和容忍，一個剛決果斷，柔剛互濟倒也不緻壞事，但是胡惟庸幹練有為，有魄力，有野心，在中書省年頭久了，大權在手，威福随心，兼之十年宰相，門下故舊僚友也隐隐結成一個龐大的力量，這個力量是以胡惟庸為核心的。
拿慣了權的人，怎麼也不肯放下。
朱元璋呢，赤手空拳建立的基業，苦戰了幾十年，拼上命得到的大權，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真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想想又怎麼能甘心！困難的是皇帝和丞相的職權，從來不曾有過清楚的界限，理論上丞相是輔佐皇帝治理天下的，相權是皇權的代表，兩者是合二為一的，不應該有沖突。
事實上假如一切庶政都由丞相處分，皇帝沒事做，隻能簽字畫可，高拱無為。
反之，如皇帝躬親庶務，大小事情一概過問，那麼，這個宰相除了伴食畫諾以外，又有什麼可做的？這兩個人性格相同，都剛愎，都固執，都喜歡獨裁，好攬權，誰都不肯相讓，許多年的争執、摩擦，相權和皇權相對立。
最後，沖突表面化了。
朱元璋有軍隊，有特務，失敗的當然是文官。
在胡惟庸以前，第一任丞相李善長小心怕事，徐達經常統兵在外，和朱元璋的沖突還不太嚴重。
（劉基自己知道性子太剛，一定合作不了，堅決不幹。
）接着是汪廣洋，碰了幾次大釘子，末了還是賜死。
中書官有權的如楊憲，也是被殺的。
胡惟庸是任期最長，沖突最厲害的一個。
被殺後，索性取消中書省，由皇帝兼行相權，皇權和相權合二為一。
洪武二十八年（1395）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
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颉颃，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
以後嗣君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15)這裡所說的“事皆朝廷總之”的朝廷，指的便是他自己。
胡惟庸被殺，在政治制度史上的意義是治權的變質，也就是從官僚和皇家共治的階段，轉變為官僚成奴才，皇帝獨裁的階段。
胡惟庸之死隻是這件大屠殺案的一個引子，公布的罪狀是擅權枉法。
以後朱元璋要殺不順眼的文武臣僚，便拿胡案做底子，随時加進新罪狀，把它放大、發展，一放為私通日本，再放為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南倭北虜”是當時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
三放又發展為串通李善長謀逆，最後成為藍玉謀逆案。
罪狀愈多，牽連的罪人也更多，由甲連到乙，乙攀到丙，轉彎抹角像瓜蔓一樣四處伸出去，一網打盡，名為株連。
被殺的都以家族做單位，殺一人也就是殺一家。
坐胡案死的著名人物有禦史大夫陳甯，中丞塗節，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荥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宣德侯金朝興，靖甯侯葉升，中國公鄧鎮，濟甯侯顧敬，臨江侯陳镛，營陽侯楊璟，淮安侯華中和高級軍官毛骧、季伯畏、丁玉，和宋濂的孫子宋慎。
宋濂也被牽連，貶死茂州。
坐藍黨死的除大将涼國公藍玉以外，有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開國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舻侯朱壽、東莞伯何榮、普定侯陳桓、宣甯侯曹泰、會甯侯張溫、懷遠侯曹興、西涼侯濮興、東平侯韓勳、全甯侯孫恪、沈陽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黃辂、湯泉等。
胡案有《昭示奸黨錄》，藍案有《逆臣錄》，把口供和判案都詳細記錄公布。
讓全國人都知道這些“奸黨”的“罪狀”。
(16)被殺公侯中，東莞伯何榮是何真的兒子，何真死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被帳下舊校捏告生前黨胡惟庸，勒索兩千兩銀子，何家子弟到禦前分析，朱元璋大怒說：“我的法，這厮把做買賣！”把舊校綁來處死。
到二十三年（1390）何榮弟崇祖回廣東時：“兄把袂連聲：弟弟，今居官禍福頃刻，汝歸難料再會日。
到家達知伯叔兄弟，勿犯違法事，保護祖宗，是所願望！” 可是，逃過了胡黨，還是逃不過藍黨，何家是嶺南大族，何真在元明之際保障過一方秩序，威望極高，如何放得過？據何崇祖自述： 洪武二十六年（1393），族誅涼國公藍玉，扳指公侯文武家名藍黨，無有分别，自京及天下，赤族不知幾萬戶。
長兄四兄宏維暨老幼鹹喪。
三月二十日夜雞鳴時，家人彭康壽叩門，吾床中聞知禍事，出問故，雲：“昨晚申時，内官數員滞官軍到衙，城門皆閉。
是晚有公差出城，私言今夜抄提員頭山何族，因此奔回。
”&hellip&hellip軍來甚衆，吾忙呼妻封氏各自逃生。
崇祖一房從此山居島宿，潛形匿迹，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新帝登基大赦，才敢回家安居。
(17) 李善長死時已經七十七歲了，帥府元僚，開國首相，替主子辦了三十九年事，兒子做驸馬，本身封國公，富極貴極，到末了卻落得全家誅戮。
一年後，有人替他上疏喊冤說：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
藉今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
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
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善長弟存義子佑是胡惟庸的從女婿），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幸萬一之富貴。
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于陛下則親子女也。
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甯複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齑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
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
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
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做戒将來耳。
說得句句有理，字字有理，朱元璋無話可駁，也就算了。
(18) 二案以外，開國功臣被殺的，還有謀殺小明王的兇手德慶侯廖永忠，洪武八年（1375）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賜死。
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于十三年（1380）被鞭死。
臨川侯胡美于十七年（1384）犯禁伏誅。
江夏侯周德興于二十五年（1392）以帷薄不修、暧昧的罪狀被殺。
二十七年（1394），殺定遠侯王弼、永平侯謝成、颍國公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殺宋國公馮勝。
周德興是朱元璋兒時放牛的夥伴，傅友德、馮勝功最高，突然被殺，根本不說有什麼罪過，正合古人所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話。
(19) 不但列将以次誅夷，甚至替他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取得鄱陽湖大捷，奠定王業的功臣，義子親侄朱文正也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被鞭死。
(20)義子親甥李文忠，十幾歲便在軍中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為左右多儒生，禮賢下士，有政治野心被毒死。
(21)劉基是幕府智囊，運謀決策，不隻有定天下的大功，而且是奠定帝國規模的主要人物，因為主意多，看得準，看得遠，所以被猜忌最深，洪武元年（1368）便被休緻回家(22)，又怕隔得太遠會出事，硬拉回南京，終于被毒死。
(23)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小心謹慎，也逃不過。
洪武十八年（1385）病了，生背疽，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皇帝卻特賜蒸鵝，沒辦法，流着眼淚當着使臣的面吃，不多日就死了。
(24)這兩個元功的特别被注意，被防閑，滿朝文武全知道，給事中陳汶輝曾經上疏公開指出：“今勳舊耆德，鹹思辭祿去位，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25) 武臣之外，文官被殺的也着實不少。
有記載可考的有宋思顔、夏煜、高見賢、淩說、孔克仁，這幾人都是初起事時的幕府僚屬，宋思顔在幕府裡的地位僅次于李善長。
夏煜是詩人，和高見賢、楊憲、淩說一夥，專替朱元璋“伺察抟攀”，盡鷹犬的任務，告密栽贓，什麼事都幹，到末了也被人告密，先後送了命。
(26)朝官中有禮部侍郎朱同、張衡，戶部尚書趙勉，吏部尚書餘，工部尚書薛祥、秦逵，刑部尚書李質、開濟，戶部尚書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許存仁，左都禦史楊靖，大理寺卿李仕魯，少卿陳汶輝，禦史王樸、紀善、白信蹈等。
(27)外官有蘇州知府魏觀，濟甯知府方克勤，番禺知縣道同，訓導葉伯巨，晉王府左相陶凱等。
(28)茹太素是個剛性人，愛說老實話，幾次因為話不投機被廷杖、降官，甚至鐐足治事。
一天，在便殿賜宴，朱元璋賜詩，說：“金杯同汝飲，不刃不相饒。
”太素磕了頭，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元璋聽了倒也很感動。
不多時還是被殺。
李仕魯是朱熹學派的學者，勸皇帝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學韓文公辟佛，來發揚朱學。
料想着朱熹和皇帝是本家，這着棋準下得不錯，不料皇帝竟不買朱夫子的賬，全不理會，仕魯急了，鬧起迂脾氣，當面交還朝笏，要告休回家。
朱元璋大怒，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階下。
陶凱是禦用文人，一時诏令封冊歌頌碑志多出其手，做過禮部尚書，制定軍禮和科舉制度，隻為了起一個别号叫“耐久道人”，犯了忌諱被殺。
員外郎張來碩谏隻取已許配的少女做官人，說“于理未當”，被碎肉而死，參議李飲冰被割乳而死。
(29)葉伯巨在洪武九年（1376）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臣觀曆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仁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
國祚長短，悉由于此&hellip&hellip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緻亡滅。
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
臣又以為不然。
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
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
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删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
然未聞有戒饬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
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
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
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
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
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
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别，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
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争自奮于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緻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自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
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朱元璋看了氣極，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這小子敢如此！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
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他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
(30) 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上計吏到戶部，核算錢糧軍需等賬目，數目瑣碎畸零，必須府合省，省合部，一層層上去，一直到部裡審核報銷，才算手續完備。
錢谷數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得重新填造。
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六七千裡，近的也是三四千裡，冊子重造不打緊，要有衙門的印才算合法，為了蓋這枚印，來回時間就得一年半載。
為了免得部裡挑剔，減除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例都帶有預先備好的空印文書，遇有部駁，随時填用。
到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忽然發覺這事，以為一定有弊病，大發雷霆，下令地方各衙門的長官主印者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
其實上計吏所預備的空印文是騎縫印，不能作為别用，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國各衙門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算是一條不成文的法律。
可是案發後，朝廷上誰也不敢說明詳情，有一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拼着命上書把這事解釋明白，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長吏一殺而空。
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濟甯知府方克務（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該案中。
上書人也被罰充軍。
(31) 郭桓是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七百萬，供詞牽連各直省官吏，死的又是幾萬人。
追贓又牽連全國各地，中産之家差不多全被這案子搞得傾家蕩産，家破人亡。
這案子驚動了整個社會，也大傷了中産階級和中下級官僚的心，大家都指斥攻擊告發此案的禦史和審判官，議論沸騰，情勢嚴重，朱元璋一看不對，趕緊下手诏條列郭桓等罪狀說：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止收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
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緻使府州縣官黃
打完之後又叫人繼續念這個報告，念到最後五百字才提出一些問題，提出幾條建議，還不錯，這才知道打錯了人。
第二天，他向那個官員承認錯誤，他說：不過你的文章不該寫這麼長，最多寫五百字就夠了，為什麼要寫一萬字呢？所以他就發起了一個反對文牍主義的運動，提出了一個寫文章的格式，要求簡單，講什麼事就寫什麼事，不要東扯西拉，從上古說到今天，沒完沒了。
他希望通過這個辦法使自己能夠處理實際事務。
結果還是不行。
他一個人怎麼能管那麼多的事？以後他又另外想了個辦法，找了一些有文才、能辦事的五六品官到内閣來做機要秘書，幫他做事。
為了勉勵這些人，就給他們一個稱号，叫作大學士。
上面加上宮殿名稱，如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等等。
這時，内閣還隻是宮殿的名稱，不是政治機構的名稱。
因為這些人是在内廷裡辦事，所以就叫“殿閣大學士”。
後來，明成祖的時候，把這個辦法制度化了，國家大事都集中在内閣辦。
内閣大學士在這裡辦事愈久，政治權力就愈大，官位就愈高，有的做到六部的尚書。
這樣，内閣大學士雖然沒有過去丞相的名稱，但事實上等同于宰相。
入閣就是拜相。
内閣大學士中的第一名稱為首輔，就是第一個輔助皇帝的人。
這時，内閣便正式成為政治機構了。
這個改變，在曆史上是個很大的改變。
皇帝的權力高度集中，提高了六部的地位，以後又設立内閣。
明朝一直繼承着這個制度，清朝也實行這個制度。
所以，在政治制度上清朝繼承了明朝。
随着經濟的發展變化，土地占有形态也發生了變化。
明朝前期土地比較分散，經過幾十年，土地又慢慢集中了。
到了明朝中葉，土地集中的情況已經很嚴重。
到了萬曆年間，土地集中到這樣的程度，在張居正的信件裡有一份材料，說一個姓郝的地主擁有土地七萬頃。
明朝建國時的土地不過是八百五十萬頃，現在這一家的土地就等于建國時全國土地的百分之一。
從明武宗（就是《遊龍戲鳳》中的那個正德皇帝）之後，皇帝大搞皇莊，左占一塊地，右占一塊地。
北京附近的皇莊就有很多。
不僅是皇帝搞莊園，就是貴族也搞莊園。
嘉靖的時候，封皇子到各地去做親王，有一個親王就有二萬頃土地。
萬曆封福王到河南洛陽，準備給他四萬頃土地。
這些土地是從哪裡來的呢？都是從老百姓手裡奪來的。
把原來的自耕農變成了親王的佃戶。
土地集中越來越嚴重，農民的生活越來越困難。
凡是有皇莊的地方，不但皇莊内部的佃農要受管理皇莊的太監的統治，甚至周圍的老百姓也要受皇莊管事人員的壓迫和各種超經濟剝削。
你要過橋就要交過橋稅，要擺渡就要交擺渡稅。
京戲《打漁殺家》中有一個肖恩抗魚稅。
明末有一個大地主錢謙益，做大官，文章寫得很好，卻是一個沒有骨頭的人，後來投降了清朝。
他占有幾個湖，要湖邊的老百姓向他交稅。
老百姓氣極了，就把他的房子燒了，他的一個收藏了很多古書的“绛雲樓”也被燒掉。
所以《打漁殺家》這樣的事在曆史上是有根據的。
由于土地形态的變化，一方面使原來的政治機構不能适應，結果造成明朝政治上停滞的狀态。
明朝後期有這麼兩個皇帝：一個是嘉靖皇帝（明世宗），另一個是萬曆皇帝（明神宗）。
這兩朝有共同點：明世宗做了很多年皇帝，但是他經常在宮廷裡，不跟大臣們見面。
萬曆皇帝也是如此。
鬧得有一個時期，六部很多長官辭了職，沒人管事，他也不管，使朝廷很多問題不能解決。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高度集中，也促使農民起義以更大的規模開展起來，最後形成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全國規模的大起義。
二、明太祖為什麼建都南京？ 明太祖之所以建都南京，主要是因為江蘇、浙江、安徽這些地方比過去繁榮，是經濟發達的地區，是糧食和棉花的産區。
他建立了中央政權以後，有很多官員和軍隊，這些人吃什麼呢？這就不能不依靠東南地區的糧食來養活了。
建都别的地方行不行？不行。
以往的朝代建都洛陽、開封、西安，但這些地方交通不方便，糧食也供應不了。
出于經濟上的原因，他決定建都南京。
可是這樣又産生了另外一個問題：軍事上的問題怎麼解決？元順帝雖然跑掉了，但是他的軍事實力并沒有受到嚴重損失，他還保存着相當多的軍隊，并且時時刻刻在想辦法反攻。
因此，加強北邊的防禦，防止蒙古的反攻是非常必要的。
不這樣做，他的政權就不能鞏固。
但是建都在南京，要在北方進行防禦戰争就比較困難了。
當然，北邊有一道萬裡長城，可長城也要有人守才能發揮作用。
因此，必須在北方駐重兵防守。
可是把軍隊交給誰呢？交給将軍行不行？不行，他不放心。
如果他把十多萬軍隊交給某個将軍，一旦這個将軍叛變，他就沒有辦法了。
因此，他采取了分封政策，把自己的兒子封到沿邊地區。
第四個兒子燕王朱棣封在北京；其餘的，甯王封在熱河，晉王封在山西，秦王封在陝西，遼王封在遼東，代王封在大同，肅王封在甘肅。
這些都叫作塞王。
每一個王府都配有軍隊。
親王除了指揮自己的軍隊外，在接到皇帝的命令以後，還可以指揮當地的軍隊。
在有軍事行動時，地方軍隊都要接受當地親王的指揮。
這樣，就把每一個邊防地區的軍隊都直接控制在中央的指揮之下了。
明太祖一方面建都南京，這樣來解決糧食和衣着問題；另一方面派自己的兒子到沿邊地區去鎮守，防止蒙古族南下；而且每年派親信将領到北京來練兵，視察各個地方的軍事情況，指揮軍隊，過一兩年回去，然後又派人來，這樣來鞏固北方的邊防。
他自己認為這個辦法是比較穩妥的。
但是在他死後，情況發生了變化。
他的大兒子早死了。
孫子建文帝繼位。
當時他的第四個兒子燕王在北京，軍事力量很強大，結果就發生了皇室内部的鬥争。
建文帝依靠的是一些知識分子，這些人認為親王的軍權太大，中央指揮不動，可能發生叛變，像漢朝時候的“七國之亂”一樣。
因此他們勸建文帝削藩，削減親王的權力，把違法亂紀的親王關起來或者殺掉。
這樣就引起了各個藩王的恐慌，最後燕王起兵打到南京。
南京政權内部發生了變化，有的将軍和親王投降了燕王，建文帝自殺。
（關于建文帝的問題，我們以後還可以講講。
）建文帝被推翻以後，燕王在南京做了皇帝，就是明成祖。
可是北方的軍事指揮權交給誰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明成祖決定把都城遷到北京。
我們講了明太祖建國的問題。
圍繞這個問題，對當前正在争論的一些問題提出了一些看法。
現在就農民起義、農民戰争到底能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權的問題進一步提供一些意見。
第一個問題，農民戰争、農民起義到底能不能建立政權呢？答複是肯定的。
既然農民戰争是要推翻舊的政權，那必然要建立一個新的政權。
這個政權有大有小，有地區性，名稱可以是多種多樣的。
但是，這個政權是不是農民自己的政權呢？是不是跟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相對立的政權呢？從所有曆史上的農民戰争來看，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農民戰争在建立政權以前，它要摧毀、沖擊或者削弱舊的地主階級的政權；但是，等到它自己建立了政權之後，它不可能不根據舊的地主階級政權的樣子來辦事，它不可能離開當時為人們所熟悉的、行之多年的一套政治機構。
要知道，摧毀舊的國家機器這樣的理論，在《共産黨宣言》裡還沒有提到，是在巴黎公社之後才總結出來的。
無産階級革命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機器，是隻有在有了科學的共産主義理論，有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之後才能得出的結論。
既然是這樣，中國曆史上的農民戰争怎麼可能先知先覺，在還沒有巴黎公社的經驗的情況下，就能摧毀舊的國家政權，建立起農民自己的政權呢？這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農民戰争取得勝利之後，它所建立的政權必然變質。
這也是一個曆史規律，無論對誰都是一樣的。
漢高祖劉邦還不是變質了？！朱元璋還不是變質了？！明朝末年，李自成打到北京做了皇帝，他還不是變質了？！李自成在進入北京以前，能取得廣大農民支持的原因之一，就是過去明朝政府收租很重，人民負擔很重，他現在不收租了，叫作“迎闖王，不納糧”，以不納糧為号召。
可是能不能持久呢？老百姓都不交糧了，他的軍隊吃什麼？他的政權的經濟基礎、财政基礎放到哪裡？他難道能夠喝空氣過日子？不行，維持不下去。
因此，他進北京後沒有待多久就失敗了。
即使當時清軍不入關，他的政權也不能延續多長時間，也不能鞏固。
因為他沒有生産做基礎，沒有經濟基礎。
農民種地不納糧了，對農民來說很好；可是那時候沒有大工業，一旦農民不納糧，不但他的軍隊沒有吃的，就連政府的經費也沒有來源了。
這樣，那個政權是不能維持下去的。
它要維持下去，也非采取明朝的辦法不可，那就是向農民收租。
第二個問題，中國曆史上的農民戰争有沒有皇權主義。
有不少人說俄國的農民有皇權主義，中國的農民沒有，好像中國的農民是另一種農民。
中國的農民沒有皇權主義，那麼他們有什麼主義呢？任何一次農民戰争，它要建立一個政權不可能不根據現存的政權來辦事，它不能離開現實。
農民起義的領袖們隻能夠把當時為他們所熟悉、所理解的政權形式作為自己的政權形式。
可是有些人硬要把中國的農民戰争區别于其他國家的農民戰争。
當然，這個國家和那個國家的農民戰争是有很多不同之處的。
但是，從皇權主義這一點來說，不能不是相同的。
理由是它們不能夠離開現實政治。
當時的農民除了他們所熟悉的政權形式之外，不可能創造出當時還不可能有的政權形式來。
不隻是農民戰争如此，連舊時代的一些神話、傳說也是如此。
大家都熟悉的《西遊記》，孫悟空大鬧天宮，天上的組織形式、玉皇大帝的那一套機構還不是反映了人間的機構。
龍宮中龍王老爺的機構同樣不能離開當時的現實，這些都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
第三個問題，對明太祖這個曆史人物的評價問題。
明太祖這個人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是應該肯定還是應該否定？當然應該肯定。
因為他做了好事，他結束了長達二十年的戰争混亂局面，統一了中國。
統一這件事，在曆史上是了不起的事情。
而明太祖的統一中國，在曆史上還有另一種性質和意義。
當時以北京和大同為中心，包括河北、山西及内蒙古一部分的地區，從唐末以來叫“燕雲十六州”。
從唐玄宗天寶末年，具體地說，從755年起，這個地區發生了“安史之亂”。
以後雖然用很大的力量把這個戰争結束了，但這個地區還是分裂了、少數民族化了。
五代十國的時候，這個地區被一個賣國的奴才皇帝石敬瑭割讓給了遼。
從此，北京就成為遼的“南”京。
在遼和北宋對立的時期，北宋從宋太祖起一直到宋神宗，曾經多少次想收複這個地方，幾次出動軍隊，結果都失敗了，沒有能夠統一。
北宋末年，金滅掉遼，并繼而推翻北宋政權，這樣，便出現了金和南宋對峙的局面。
後來元朝統一了。
這時，不但是燕雲十六州少數民族化，而且是整個國家都在蒙古族的統治之下。
明太祖通過二十年的大規模的農民戰争，把曆史上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解決了，即把從755年起，一直到1368年長期在少數民族統治或者影響之下的北方廣大地區統一了。
過去多少世代沒有能夠完成的任務，到明太祖完成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曆史功績。
所以，從那個時候起，北京一直是中國的政治中心。
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條件建都北京。
另外，朱元璋統一中國之後，采取了許多鼓勵生産的措施。
因而，三十多年以後，人口慢慢增加了，開墾的土地面積也慢慢擴大了。
到他晚年的時候，全國已開墾的土地有八百多萬頃，合八億多畝。
今天我們的耕地是多少呢？大概是十六億畝，也就是說，明太祖時期的耕地相當于我們現在的一半。
人口增加了，耕地擴大了，生産發展了，人民生活也比過去好了，這應該說他做了好事，在曆史上起了進步作用。
還有一點，他建立了一個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權的國家。
這樣一種政治制度，明清兩代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明太祖在曆史上是一個有地位的、了不起的人物，是應該肯定的。
反過來說，這個人是不是一切都好呢？不是的，他有很多缺點，做了不少壞事。
不要說别的，我們就舉這樣一條：他定了一些制度，寫成一本書叫《皇明祖訓》。
定制度是可以的，可是有一點，他不許他的後代改變。
這個做法就有了問題，時代變了，情況不同了，可是老辦法不許改變，用老辦法适應新形勢。
這樣，就影響了以後幾百年的發展，把後代的手腳都捆住了。
蔣介石有一句話，叫作“以不變應萬變”。
明太祖就是這樣，以不變應萬變。
這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辦法，很不合理。
以後在政治上、經濟上往往不能不改變，可是又不敢改變。
原因何在？就是被這個東西捆住了。
他定了這樣的制度：把他的兒子封為親王，封在那個地方以後，國家給這個親王多少畝土地，每年給多少石糧食。
這個制度定下來以後，過了一百多年，中央政府就不能負擔了。
像河南省征收來的糧食，全部給明太祖封在河南的子孫都不夠，成為當時最大的一個負擔。
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有十幾萬人，這些人一不能做官，二不能種地，三不能搞手工業，四不許做生意，隻能坐在家裡吃飯，而且要吃好飯。
這樣，國家就養不起了。
當然，他在其他方面的缺點還很多，我們今天不做全面的評論。
明初的恐怖政治 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式頒布《皇明祖訓》。
這一年，朱元璋已經是六十八歲的衰翁了。
在這一年之前，桀骜不馴的元功宿将殺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殺絕了，不順眼的地主巨室殺得差不多了，連光會掉書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殺特殺，殺得無人敢說話，甚至出一口大氣了。
殺，殺，殺！殺了一輩子兩手都塗滿了鮮血的白頭劊子手，躊躇滿志，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皇基永固，子子孫孫吃碗現成飯，不必再操心了。
這年五月，特别下一道手令說：“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曆，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然此特權時措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長法。
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诰，并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2) 其實明初的酷刑，黥刺剕劓閹割還算是平常的，最慘的是淩遲，凡是淩遲處死的罪人，照例要殺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慢慢地折磨，硬要被殺的人受長時間的痛苦。
(3)其次有刷洗，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鐵床上，澆開水，用鐵刷刷去皮肉。
有枭令，用鐵鈎鈎住脊骨，橫挂在竿上。
有稱竿，犯人縛在竿上，另一頭挂石頭對稱。
有抽腸，也是挂在竿上，用鐵鈎鈎入谷門把腸子鈎出。
有剝皮，貪官污吏的皮放在衙門公座上，讓新官看了發抖。
此外，還有挑膝蓋、錫蛇遊種種名目。
(4)也有同一罪犯，加以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剁指，并具五刑的。
(5)據說在上朝時，老皇帝的脾氣好壞很容易看出來，要是這一天他的玉帶高高地貼在胸前，大概脾氣好，殺人不會多；要是揿玉帶到肚皮底下，便是暴風雨來了，滿朝廷的官員都吓得臉無人色，個個發抖，準有大批人應這劫數。
(6)這些朝官，照規矩每天得上朝，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在出門以前，和妻子訣别，吩咐後事，要是居然活着回家，便大小互相慶賀，算是又多活一天了。
(7) 四十年中，據朱元璋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續編》《大诰三編》《大诰武臣》的統計，所列淩遲枭示種誅有幾千案，棄市（殺頭）以下有一萬多案。
《三編》所定算是最寬容的了。
“進士監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見奸貪，終不從命三犯四犯而至殺身者三人，三犯而诽謗殺身者又三人，奸容戴斬、絞、徒流罪在職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徒流罪辦事者三百二十八人。
”(8)有禦史戴死罪，戴着腳鐐，坐堂審案的，有挨了八十棍回衙門做官的。
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兩案株連被殺的有四萬人，後兩案合計有七八萬人。
(9)所殺的人，從開國元勳到列儒裨将，從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親侄兒、親外甥，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地殺，一家家地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10)。
早在洪武七年，便有人向他控訴，說是殺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11)。
到洪武九年，單是官吏犯笞以上罪，谪戍到鳳陽屯田的便有一萬多人。
(12)十八年（1385）九月蕭安石子孫符上也自己承認：“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并效忠貞，任用既久，具系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
以至内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
”(13)郭桓案發後，他又說：“其貪婪之徒，聞桓之奸，如水之趨下。
半年間弊若蜂起，殺身亡家者人不計其數。
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足髡發文身，罪之甚者欤？”(14) 政權的維持建立在流血屠殺、酷刑暴行的基礎上，這個時代，這種政治，确确實實是名副其實的恐怖政治。
胡惟庸案案發于洪武十三年（1380），藍玉案案發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前後相隔十四年，主犯雖然有兩個，但其實是一個案子。
胡惟庸是初起兵占領和州時的帥府舊僚，和李善長同鄉，又結了親，因李善長的舉薦，逐漸發達，洪武三年（1370）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1373）七月拜右丞相。
中書省綜掌全國大政，丞相對一切庶務都有專決的權力，統率百官，隻對皇帝負責。
這制度對一個平庸的、唯唯諾諾、阿附取容“三旨相公”型的人物，或者對手是一個隻願嬉遊逸樂、不理國事的皇帝，也許不會引起嚴重的沖突。
或者一個性情謙和容忍，一個剛決果斷，柔剛互濟倒也不緻壞事，但是胡惟庸幹練有為，有魄力，有野心，在中書省年頭久了，大權在手，威福随心，兼之十年宰相，門下故舊僚友也隐隐結成一個龐大的力量，這個力量是以胡惟庸為核心的。
拿慣了權的人，怎麼也不肯放下。
朱元璋呢，赤手空拳建立的基業，苦戰了幾十年，拼上命得到的大權，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真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想想又怎麼能甘心！困難的是皇帝和丞相的職權，從來不曾有過清楚的界限，理論上丞相是輔佐皇帝治理天下的，相權是皇權的代表，兩者是合二為一的，不應該有沖突。
事實上假如一切庶政都由丞相處分，皇帝沒事做，隻能簽字畫可，高拱無為。
反之，如皇帝躬親庶務，大小事情一概過問，那麼，這個宰相除了伴食畫諾以外，又有什麼可做的？這兩個人性格相同，都剛愎，都固執，都喜歡獨裁，好攬權，誰都不肯相讓，許多年的争執、摩擦，相權和皇權相對立。
最後，沖突表面化了。
朱元璋有軍隊，有特務，失敗的當然是文官。
在胡惟庸以前，第一任丞相李善長小心怕事，徐達經常統兵在外，和朱元璋的沖突還不太嚴重。
（劉基自己知道性子太剛，一定合作不了，堅決不幹。
）接着是汪廣洋，碰了幾次大釘子，末了還是賜死。
中書官有權的如楊憲，也是被殺的。
胡惟庸是任期最長，沖突最厲害的一個。
被殺後，索性取消中書省，由皇帝兼行相權，皇權和相權合二為一。
洪武二十八年（1395）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
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颉颃，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
以後嗣君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15)這裡所說的“事皆朝廷總之”的朝廷，指的便是他自己。
胡惟庸被殺，在政治制度史上的意義是治權的變質，也就是從官僚和皇家共治的階段，轉變為官僚成奴才，皇帝獨裁的階段。
胡惟庸之死隻是這件大屠殺案的一個引子，公布的罪狀是擅權枉法。
以後朱元璋要殺不順眼的文武臣僚，便拿胡案做底子，随時加進新罪狀，把它放大、發展，一放為私通日本，再放為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南倭北虜”是當時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
三放又發展為串通李善長謀逆，最後成為藍玉謀逆案。
罪狀愈多，牽連的罪人也更多，由甲連到乙，乙攀到丙，轉彎抹角像瓜蔓一樣四處伸出去，一網打盡，名為株連。
被殺的都以家族做單位，殺一人也就是殺一家。
坐胡案死的著名人物有禦史大夫陳甯，中丞塗節，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荥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宣德侯金朝興，靖甯侯葉升，中國公鄧鎮，濟甯侯顧敬，臨江侯陳镛，營陽侯楊璟，淮安侯華中和高級軍官毛骧、季伯畏、丁玉，和宋濂的孫子宋慎。
宋濂也被牽連，貶死茂州。
坐藍黨死的除大将涼國公藍玉以外，有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開國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舻侯朱壽、東莞伯何榮、普定侯陳桓、宣甯侯曹泰、會甯侯張溫、懷遠侯曹興、西涼侯濮興、東平侯韓勳、全甯侯孫恪、沈陽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黃辂、湯泉等。
胡案有《昭示奸黨錄》，藍案有《逆臣錄》，把口供和判案都詳細記錄公布。
讓全國人都知道這些“奸黨”的“罪狀”。
(16)被殺公侯中，東莞伯何榮是何真的兒子，何真死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被帳下舊校捏告生前黨胡惟庸，勒索兩千兩銀子，何家子弟到禦前分析，朱元璋大怒說：“我的法，這厮把做買賣！”把舊校綁來處死。
到二十三年（1390）何榮弟崇祖回廣東時：“兄把袂連聲：弟弟，今居官禍福頃刻，汝歸難料再會日。
到家達知伯叔兄弟，勿犯違法事，保護祖宗，是所願望！” 可是，逃過了胡黨，還是逃不過藍黨，何家是嶺南大族，何真在元明之際保障過一方秩序，威望極高，如何放得過？據何崇祖自述： 洪武二十六年（1393），族誅涼國公藍玉，扳指公侯文武家名藍黨，無有分别，自京及天下，赤族不知幾萬戶。
長兄四兄宏維暨老幼鹹喪。
三月二十日夜雞鳴時，家人彭康壽叩門，吾床中聞知禍事，出問故，雲：“昨晚申時，内官數員滞官軍到衙，城門皆閉。
是晚有公差出城，私言今夜抄提員頭山何族，因此奔回。
”&hellip&hellip軍來甚衆，吾忙呼妻封氏各自逃生。
崇祖一房從此山居島宿，潛形匿迹，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新帝登基大赦，才敢回家安居。
(17) 李善長死時已經七十七歲了，帥府元僚，開國首相，替主子辦了三十九年事，兒子做驸馬，本身封國公，富極貴極，到末了卻落得全家誅戮。
一年後，有人替他上疏喊冤說：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
藉今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
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
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善長弟存義子佑是胡惟庸的從女婿），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幸萬一之富貴。
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于陛下則親子女也。
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甯複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齑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
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
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
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做戒将來耳。
說得句句有理，字字有理，朱元璋無話可駁，也就算了。
(18) 二案以外，開國功臣被殺的，還有謀殺小明王的兇手德慶侯廖永忠，洪武八年（1375）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賜死。
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于十三年（1380）被鞭死。
臨川侯胡美于十七年（1384）犯禁伏誅。
江夏侯周德興于二十五年（1392）以帷薄不修、暧昧的罪狀被殺。
二十七年（1394），殺定遠侯王弼、永平侯謝成、颍國公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殺宋國公馮勝。
周德興是朱元璋兒時放牛的夥伴，傅友德、馮勝功最高，突然被殺，根本不說有什麼罪過，正合古人所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話。
(19) 不但列将以次誅夷，甚至替他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取得鄱陽湖大捷，奠定王業的功臣，義子親侄朱文正也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被鞭死。
(20)義子親甥李文忠，十幾歲便在軍中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為左右多儒生，禮賢下士，有政治野心被毒死。
(21)劉基是幕府智囊，運謀決策，不隻有定天下的大功，而且是奠定帝國規模的主要人物，因為主意多，看得準，看得遠，所以被猜忌最深，洪武元年（1368）便被休緻回家(22)，又怕隔得太遠會出事，硬拉回南京，終于被毒死。
(23)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小心謹慎，也逃不過。
洪武十八年（1385）病了，生背疽，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皇帝卻特賜蒸鵝，沒辦法，流着眼淚當着使臣的面吃，不多日就死了。
(24)這兩個元功的特别被注意，被防閑，滿朝文武全知道，給事中陳汶輝曾經上疏公開指出：“今勳舊耆德，鹹思辭祿去位，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25) 武臣之外，文官被殺的也着實不少。
有記載可考的有宋思顔、夏煜、高見賢、淩說、孔克仁，這幾人都是初起事時的幕府僚屬，宋思顔在幕府裡的地位僅次于李善長。
夏煜是詩人，和高見賢、楊憲、淩說一夥，專替朱元璋“伺察抟攀”，盡鷹犬的任務，告密栽贓，什麼事都幹，到末了也被人告密，先後送了命。
(26)朝官中有禮部侍郎朱同、張衡，戶部尚書趙勉，吏部尚書餘，工部尚書薛祥、秦逵，刑部尚書李質、開濟，戶部尚書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許存仁，左都禦史楊靖，大理寺卿李仕魯，少卿陳汶輝，禦史王樸、紀善、白信蹈等。
(27)外官有蘇州知府魏觀，濟甯知府方克勤，番禺知縣道同，訓導葉伯巨，晉王府左相陶凱等。
(28)茹太素是個剛性人，愛說老實話，幾次因為話不投機被廷杖、降官，甚至鐐足治事。
一天，在便殿賜宴，朱元璋賜詩，說：“金杯同汝飲，不刃不相饒。
”太素磕了頭，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元璋聽了倒也很感動。
不多時還是被殺。
李仕魯是朱熹學派的學者，勸皇帝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學韓文公辟佛，來發揚朱學。
料想着朱熹和皇帝是本家，這着棋準下得不錯，不料皇帝竟不買朱夫子的賬，全不理會，仕魯急了，鬧起迂脾氣，當面交還朝笏，要告休回家。
朱元璋大怒，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階下。
陶凱是禦用文人，一時诏令封冊歌頌碑志多出其手，做過禮部尚書，制定軍禮和科舉制度，隻為了起一個别号叫“耐久道人”，犯了忌諱被殺。
員外郎張來碩谏隻取已許配的少女做官人，說“于理未當”，被碎肉而死，參議李飲冰被割乳而死。
(29)葉伯巨在洪武九年（1376）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臣觀曆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仁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
國祚長短，悉由于此&hellip&hellip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緻亡滅。
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
臣又以為不然。
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
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
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删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
然未聞有戒饬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
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
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
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
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
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
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别，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
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争自奮于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緻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自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
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朱元璋看了氣極，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這小子敢如此！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
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他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
(30) 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上計吏到戶部，核算錢糧軍需等賬目，數目瑣碎畸零，必須府合省，省合部，一層層上去，一直到部裡審核報銷，才算手續完備。
錢谷數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得重新填造。
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六七千裡，近的也是三四千裡，冊子重造不打緊，要有衙門的印才算合法，為了蓋這枚印，來回時間就得一年半載。
為了免得部裡挑剔，減除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例都帶有預先備好的空印文書，遇有部駁，随時填用。
到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忽然發覺這事，以為一定有弊病，大發雷霆，下令地方各衙門的長官主印者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
其實上計吏所預備的空印文是騎縫印，不能作為别用，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國各衙門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算是一條不成文的法律。
可是案發後，朝廷上誰也不敢說明詳情，有一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拼着命上書把這事解釋明白，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長吏一殺而空。
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濟甯知府方克務（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該案中。
上書人也被罰充軍。
(31) 郭桓是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七百萬，供詞牽連各直省官吏，死的又是幾萬人。
追贓又牽連全國各地，中産之家差不多全被這案子搞得傾家蕩産，家破人亡。
這案子驚動了整個社會，也大傷了中産階級和中下級官僚的心，大家都指斥攻擊告發此案的禦史和審判官，議論沸騰，情勢嚴重，朱元璋一看不對，趕緊下手诏條列郭桓等罪狀說：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止收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
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緻使府州縣官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