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反抗與鎮壓：農民起義與王朝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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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賢臣所忌，天啟五年（1625）相繼死于诏獄。
除了在獄中的非刑之外，和廠衛互相表裡的一件惡政是廷杖，錦衣衛始自明太祖，東廠為明成祖所創設，廷杖卻是抄襲元朝的。
在元朝以前，君臣之間的距離還沒有十分懸絕，三公坐而論道，和皇帝是師友，宋朝雖然臣僚在殿廷無坐處，卻也還禮貌大臣，絕不加以非禮的行為，“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傳統的觀念，上下都能體會。
蒙古人可不同了，他們根本不了解士的地位，也不能用理論來裝飾殿廷的莊嚴。
他們起自馬上，生活在馬上，政府中的臣僚也就是軍隊中的将校，一有過錯，拉下來打一頓，打完照舊辦事，不論是中央官、地方官，在平時或是在戰時，臣僚挨打是家常便飯，甚至中書省的長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記載。
明太祖繼元而起，雖然一力“複漢宮之威儀”，摒棄胡俗胡化，對于杖責大臣這一故事，卻習慣地繼承下來，著名的例子，被杖死的如親侄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書薛祥，永嘉侯朱亮祖父子，部曹被廷杖的如主事茹太素。
從此殿廷行杖，習為祖制，正德十四年（1519）以南巡廷杖舒芬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
嘉靖三年（1524）以大禮之争廷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
循至方面大臣多斃杖下，幸而不死，犯公過的仍須到官辦事，犯私仇者再下诏獄處死(105)。
至于前期和後期廷杖之不同，是去衣和不去衣，沈德符說：“成化以前諸臣被杖者皆帶衣裹氈，不損膚膜，然猶内傷困卧，需數旬而後起；若去衣受笞，則始于逆瑾用事，名賢多死，今遂不改。
”(106)廷杖的情形，據艾穆所說，行刑的是錦衣官校，監刑的是司禮監：“司禮大珰數十輩捧駕帖來，首喝曰帶上犯人來，每一喝則千百人一大喊以應，聲震甸服，初喝跪下，宣駕帖杖吾二人，着實打八十棍，五棍一換，總之八十棍換十六人。
喝着實打，喝打閣上棍，次第凡四十六聲，皆大喊應如前首喝時，喝閣上棍者閣棍在股上也。
杖必喝踩下去，校尉四人以布袱曳之而行。
”(107)天啟時萬璟被杖死的情形，樊良材所撰的《萬忠貞公傳》說：“初璟劾魏珰疏上，珰恚甚，矯旨廷杖一百。
褫斥為民。
彼一時也，缇騎甫出，群聚蜂擁，繞舍驟禽，飽恣拳棒，摘發捉肘，拖沓摧殘，曳至午門，已無完膚。
迨行杖時逆珰領小豎數十輩奮袂而前，執金吾（錦衣衛指揮使）止之曰留人受杖，逆珰瞋目監視，倒杖張威，施辣手而甘心焉。
杖已，血肉淋漓，奄奄待盡。
” 廷杖之外，還有立枷，創自劉瑾，錦衣衛常用之：“其重枷頭号者至三百斤，為期至二月，已無一全。
而最毒者為立枷，不旬日必絕。
偶有稍延者，命放低三數寸，則頃刻殒矣。
凡枷未滿期而死，則守者掊土掩之，俟期滿以請，始奏聞領埋，若值炎暑，則所存僅空骸也，故談者謂重于大辟雲。
”(108) 诏獄、廷杖、立枷之下，士大夫不但可殺，而且可辱，君臣間的距離愈來愈遠，“天皇聖明，臣罪當誅”，打得快死而猶美名之曰恩譴，曰賜杖，禮貌固然談不到，連主奴間的恩意也因之蕩然無存了。
三 廠衛之弊，是當時人抗議最最集中的一個問題，但是毫無效果，并且愈演愈烈。
著例如商辂《請革西廠疏》說：“今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财，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
内外文武重臣，托之為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于位。
有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也，舉皆不安于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塗，士卒不安于伍，黎民不安于業。
”(109)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人都有時時被捕的危險。
反之，真是作惡多端的巨惡大憝，若能得到宮廷的諒解，更可置身法外。
《明史·刑法志》說：“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不之問。
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诏獄，為禍尤烈。
”明代二祖設立廠衛之本意，原在偵查不軌，尤其是注意官吏的行動。
隆慶中刑科給事中舒化上疏隻憑表面事理立論，恰中君主所忌，他說：“朝廷設立廠衛，所以捕盜防奸細，非以察百官也。
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劾諸司責在台谏，朝廷自有公論。
今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冤誣，是非颠倒，殃及善良，陛下何由知之。
且朝廷既憑廠衛，廠衛必委之番役，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衆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
”(110)至于苛擾平民，則更非宮廷所計及，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曾特别指出：“東廠原以察奸細，備非常，非擾平民也。
自忠賢受事，雞犬不甯，而且直以快恩怨，行傾陷，片語違，則駕帖立下，造謀告密，日夜未已。
”(111)甚至在魏忠賢失敗以後，廠衛的權力仍不因之動搖，劉宗周上疏論其侵法司權限，譏為人主私刑，他說：“我國家設立三法司以治庶獄，視前代為獨詳，蓋曰刑部所不能決者，都察院得而決之，部院所不能平者，大理寺得而平之，其寓意至深遠。
開國之初，高皇帝不廢重典以懲巨惡，于是有錦衣之獄。
至東廠緝事，亦國初定都時偶一行之于大逆大奸，事出一時權宜，後日遂相沿而不複改，得與錦衣衛比周用事，緻人主有私刑。
自皇上禦極以後，此曹猶肆羅織之威，日以風聞事件上塵睿覽，辇毂之下，人人重足。
”結果是：“自廠衛司譏訪而告奸之風熾，自诏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谄谀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
”(112) 廠衛威權日盛，使廠衛二字成為兇險恐怖的象征，破膽的霹靂，遊民奸棍遂假為恐詐之工具，京師外郡并受荼毒，其禍較真廠衛更甚。
崇祯四年（1631）給事中許國榮《論廠衛疏》列舉例證說：“如綢商劉文鬥行貨到京，奸棍趙瞎子等口稱廠衛，捏指漏稅，密擒于崇文門東小橋廟内，詐銀二千餘兩。
長子縣教官推升縣令，忽有數棍擁入其寓内，口稱廠衛，指為營幹得來，詐銀五百兩。
山西解官買辦黑鉛照數交足，衆棍窺有餘剩在潞鋪内，口稱廠衛，指克官物，捉拿王鋪等四家，各詐銀千餘兩&hellip&hellip薊門孔道，假偵邊庭，往來如織&hellip&hellip至于散在各衙門者，借口密探，故露蹤迹，紀言紀事，筆底可操禍福，書吏畏其播弄風波，不得不醵金陰餌之，遂相沿為例而莫可問。
”(113)崇祯十五年（1642）禦史楊仁願上疏《論假番及東廠之害》說：“臣待罪南城，所閱詞訟多以假番故稱冤，夫假稱東廠，猶害如此，況其真乎？此由積重之勢然也。
所謂積重之勢者，功令比較事件，番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為奸盜而賣之。
番役不問其從來，誘者分利去矣。
挾忿首告，誣以重法，挾者志無不逞矣。
伏願寬東廠事件而後東廠之比較可緩，東廠之比較緩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俱可息，積重之勢庶可稍輕。
”(114)抗議者的理由縱然充分到極點，也不能消除統治者孤立自危的心理。
《明史》說：“然帝（思宗）倚廠衛益甚，至亡國乃已。
” 東林黨之争 東林黨之争是明朝末年曆史上的一個特征。
首先應該明确這樣一個問題，曆史上所謂黨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黨是兩回事，不能把曆史上所說的黨和今天的政黨混同起來。
曆史上所說的黨并沒有什麼組織形式，參加哪個黨是沒有任何形式的，既不要交黨費，也沒有組織生活，更沒有黨章和黨綱。
然而在曆史上又确實叫作黨。
曆史上所謂黨是指的什麼呢？是指政治見解大體相同的一些人的集團，也就是統治階級内部某些人無形的組合。
明朝的東林黨，它的情況大緻是這樣的：在江蘇無錫有個書院叫東林書院，這是一所學校。
當時有兩個政府官員，叫顧憲成和顧允成，兩兄弟在北京做官的時候，由于他們的政治見解與當時的當權人物相抵觸，便辭官不做，回家後在東林書院講學。
他們很有學問，在地方上聲望很高，為人也正派。
這樣，意氣相投的人跟他們的來往便越來越多。
不但在地方上，就是在北京，有一些官員跟他們的來往也比較多。
他們以講學為名，發表一些議論朝政的意見。
這樣，從萬曆二十二年（1594）開始，一直到明朝被推翻，前後五十年間，在明朝政壇上形成了一批所謂東林黨人，和另外一批反對東林黨的非東林黨人。
非東林黨人後來形成齊（山東）、楚（湖北）、浙（浙江）三派，與東林黨争論不休。
這五十年間，在幾件大事情上都有争論。
你主張這樣，他反對；他主張那樣，你反對。
舉例來說，黨争中最早的一個問題，就是所謂“京察”問題。
“京察”這兩個字大家都認識，但是不好懂。
這是古代曆史上的一種制度，就是政府的官員經過一定的時期要考核，相當于現在的考勤考績。
主持考勤考績的是吏部尚書、吏部侍郎（相當于現在的内務部部長、副部長），他們主管文官的登記、資格審查、成績考核及任免、升降、轉調、俸給、獎恤等事。
當時考取進士以後，有一部分進士就安排做科道官。
科就是六科給事中，道就是十三道禦史。
六科就是按照六部（吏、戶、禮、兵、刑、工）來分的。
道是按照行政區劃來設置的。
當時全國有十三個布政使司，設了十三道禦史，譬如浙江道有浙江道禦史。
科道官都是監察官，當時叫作“言官”。
他們本身沒有什麼工作，隻是監察别人的工作，提出贊成的或者反對的意見。
他們的任務就是說話，所以叫“言官”。
每次“京察”，吏部提出某些人稱職，某些人不稱職。
1594年舉行“京察”的時候，就發生了争論，這一部分人說這些人好，那一部分人說不好。
凡是東林黨人說好的，非東林黨人一定說不好。
争論中摻和了封建社會的鄉裡（同鄉）關系。
譬如齊、楚、浙就是鄉裡關系。
不管這件事情正确不正确，隻要是和我同鄉的人，都是對的。
還有一種同門的關系。
所謂同門就是指同一個老師出身的。
不管事情本身怎麼樣，隻要跟我是同學，就都是對的。
至于對親戚、朋友則更不用說了。
就在這樣的封建關系組合之下，從1594年“京察”開始，一直争吵了五十年。
繼“京察”問題之後，接着發生了“國本之争”。
所謂“國本”就是國家的根本。
我們今天說國家的根本就是人民，沒有人民就沒有國家。
當時并沒有這樣的概念。
那時候所謂“國本”是指皇帝的繼承人問題。
萬曆做了多年皇帝，按照過去的慣例，他應該立一個皇太子，以便他死後有一個法定的繼承人。
可是他不喜歡他的大兒子，他喜歡的是他的小老婆（鄭貴妃）生的兒子福王（以後封在河南洛陽），所以他就遲遲不立太子。
有些大臣就叫起來了，他們認為國家的根本很重要，也就是說下一代的皇帝很重要，應該早立太子。
凡是提議立太子，萬曆就不高興，他說：我還活着，你們忙什麼！這樣，有人主張早立太子，有人反對立太子，争吵起來了，這就叫“國本之争”。
跟着又發生了一個案子叫“梃擊案”。
有一天早晨，突然有一個人跑到宮裡，見人就打，一直打到萬曆的大兒子那裡去了。
當然，這個人馬上被逮住了。
可是這裡發現了一個問題，是誰叫他到宮裡來打萬曆的大兒子的？當時有人懷疑是鄭貴妃指使的。
這本是宮廷問題，卻成了當時政治上的一個大問題，引起了争吵，東林黨與非東林黨大吵特吵。
萬曆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死了。
他的大兒子繼位不到一個月又死了。
怎麼死的呢？搞不清楚。
據說他在病的時候，有一個醫生給他紅丸藥吃，吃了以後就死了。
這樣就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個皇帝是不是被毒死的？是誰把他毒死的？因此又發生了所謂“紅丸案”。
各個集團之間又争吵了起來。
正在争吵的時候，發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個隻做了個把月的皇帝死了以後，他的兒子繼位，還沒成年。
這個短命皇帝有個妃子李選侍，她住在正宮裡不肯搬出來。
她有政治野心：想趁這個小孩做皇帝的機會把持朝政。
這樣，又發生了争論，有一些人出來罵她：你這個妃子怎麼能霸着正宮？逼着她搬出去了。
這個案件叫“移宮案”。
京戲裡有一出戲叫《二進宮》，就是反映這件事的，不過是把時代變了，把孫子的事情改成了祖父的事情。
“梃擊”“紅丸”“移宮”是當時三大案件，成為當時争論最激烈的事件。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上出現了什麼現象呢？每一件事情出來，這批人這樣主張，那批人那樣主張，争論不休，整天給皇帝寫報告。
到底誰對誰不對？從現在來看，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争，一般地說，道理在東林黨方面。
東林黨的道理多，非東林黨的道理少。
但是，東林黨是不是完全對呢？在某些問題上也不完全對。
這樣争來争去，争不出個是非來，結果隻有争論，缺乏行動，許多政治上該辦的事沒人去管了。
後來造成這種現象：某些正派的官員提出他的主張，這個主張一提出來，馬上就有一批人來攻擊他，他就不能辦事，隻好請求辭職。
皇帝不知道這個人對不對，不做處理，把事情壓下來。
這個官既不能辦事，辭職也辭不成，怎麼辦？幹脆自己回家。
他回家以後政府也不管，結果這個官就空着沒人做。
到萬曆後期政治紀律松懈到這樣的地步：哪個官受了攻擊就把官丢了回家，以至六部的很多部長都沒人做了。
萬曆皇帝到晚年根本不接見臣下，差不多一二十年不跟大臣見面，把自己關在宮廷裡，什麼事情也不管。
大臣們有什麼事情要跟他商量也見不着。
政治腐化，紀律松懈，很多重要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卻專搞無原則的糾紛。
大是大非沒人管了，成天糾纏在一些枝節問題上面。
這種無休止的争吵影響到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發展。
譬如日本侵略朝鮮，中國到底應不應該援助朝鮮，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争論。
後來還是派兵去支援了朝鮮，第一個時期打了勝仗，收複了平壤。
後來又派兵去，由于麻痹大意，打了敗仗。
打了敗仗以後，政府裡又發生争論了，主和派覺得和日本打仗沒有必要，支援朝鮮意義不大，不如放棄軍事辦法，轉而采取政治辦法來解決問題。
他們主張把豐臣秀吉封為日本國王，并答應和他做買賣。
曆史上封王叫作朝，做買賣叫作貢，所謂朝貢，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你帶些物資賣給我，我給你一些物資做交換。
在這種情況下，明朝政府隻好一面按照主戰派的主張，繼續派兵援助朝鮮；一面派人暗中往來日本進行和議。
後來明軍與朝鮮軍大敗日本侵略軍。
日本願和了。
明朝政府便按照主和派撤兵議和的主張，允許議和。
并派人到日本去辦外交，封豐臣秀吉為國王。
但日本國内本來已經有天皇，因此豐臣秀吉不接受王位，而且提出了很強硬的條件。
結果外交失敗了。
日軍重新侵略朝鮮。
明朝政府隻好再次出兵，最後打敗了日軍。
由于追究外交失敗的責任，又引起了争論。
這種影響在“封疆案”的問題上表現得更加明顯。
萬曆死後，東林黨在政府做官的人越來越多。
這時北京有一個“首善書院”（在北京宣武門内），在這裡講學的也是東林黨人。
這些人在政治上提出意見時，非東林黨人就起來攻擊，要封閉這個書院。
東林黨人當然反對。
這樣吵了二三十年。
這個争論最後演變成什麼局面呢？當時萬曆皇帝的孫子熹宗（年号天啟，是崇祯皇帝的哥哥）很年輕，不懂事，光貪玩。
他寵信太監魏忠賢，軍事、政治各個方面都是太監當家。
一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由于在魏忠賢門下奔走而當了官。
凡是屬于魏忠賢這一派的，曆史上稱為“閹黨”。
閹黨裡面沒有什麼正派人。
東林黨是反對閹黨的。
因此，黨争發展到這個時候，就變成了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宦官的鬥争。
這個鬥争影響到東北的軍事形勢。
在萬曆以前，東北的建州女真已經壯大起來了，不斷進攻遼東，占領了許多城市。
到天啟時代，明朝防禦建州女真的軍事将領熊廷弼提出一系列軍事上和政治上的主張，他認為與建州女真進行軍事鬥争時，明朝軍隊不能退回到山海關以内，而應該在山海關以東建立軍事據點。
當時前方的另一個軍事将領叫王化貞，他不同意這個意見，他認為隻能依靠山海關來據守。
熊廷弼雖然是統帥，地位比王化貞高，但是沒有軍事實權。
而王化貞得到了魏忠賢的支持。
這樣，熊廷弼的正确意見因為得不到支持而不能貫徹，結果打了敗仗，王化貞跑回來了，熊廷弼也跑回來了，山海關以東的很多地方都丢了。
北京震動，面臨着很嚴重的軍事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又發生了有關“封疆案”的争論。
追究這次失敗的責任，到底是熊廷弼的責任，還是王化貞的責任？從當時的具體軍事形勢來看，熊廷弼是正确的，但他沒有軍隊來支持。
王化貞有十幾萬軍隊，堅持錯誤的主張，因此王化貞應該負責。
但是因為熊廷弼得罪了很多人，結果把這個責任推到他身上，把他殺了。
很顯然，這樣的争論和處理大大地影響了前方的軍事形勢。
“封疆案”以後，跟着就是魏忠賢對東林黨人的屠殺。
因為一些在朝的東林黨人認為魏忠賢這樣胡搞不行，就向皇帝寫信控告他的罪惡。
當時有楊漣等人列舉了他的二十四條罪狀。
這些東林黨人的行為得到了其他官員的支持。
這樣，東林黨和閹黨就面對面地鬥争起來。
由于魏忠賢軍權在握，又指揮了特務，而東林黨人缺乏這兩樣武器，結果大批的東林黨人被殺。
當時被殺的有楊漣、左光鬥、周順昌、黃尊素、缪昌期等。
其中周順昌在蘇州很有聲望，當特務逮捕他的時候，蘇州的老百姓站出來保護他。
最後這次人民的鬥争還是失敗了，人民吃了苦頭，周順昌被帶到北京殺害了。
熹宗死了以後，明朝最後的一個皇帝&mdash&mdash崇祯皇帝比他哥哥清楚一點，他把魏忠賢這夥人收拾了，把一些閹黨分子都殺了（魏忠賢是自己上吊死的）。
但是這場鬥争是不是停止了呢？沒有停止，東林黨人跟魏忠賢的餘孽在崇祯十七年（1644）的時候還在繼續鬥争。
崇祯五年（1632），一些東林黨人的後代跟與東林黨有關系的地方上的知識分子組織了一個團體，叫作“複社”，以後又有“幾社”，有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參加。
表面上他們是以文會友，寫文章，寫詩，是學術研究組織，實際上有政治内容。
大家可能看過《桃花扇》這出戲，這出戲裡的侯朝宗、陳貞慧、吳應箕、冒辟疆四公子都是複社裡面的人。
當時李自成已經占領了北京，崇祯上吊死了。
這個消息傳到了南方，沒有皇帝怎麼辦？這時一些閹黨人物就想擁小福王（由崧）來做皇帝。
原來萬曆把最喜歡的那個兒子福王（常洵）封在河南洛陽，這是老福王。
這個人很壞，在他封到洛陽時，萬曆給他四萬頃土地，河南的土地不夠，還把鄰省的土地也給了他。
老百姓都恨透了。
李自成進入洛陽以後，把老福王殺掉了。
小福王由崧（這也不是個正派人）逃到南京。
當時在南京掌握軍事實權的是過去和魏忠賢有關系的閹黨人物馬士英，替他出主意的也是一個閹黨分子，叫阮大铖，他們把小福王抓到手中，把他捧出來做皇帝。
可是政府裡面另外一批比較正派的人，像史可法、高弘圖、姜日廣等主張立潞王（常淓）做皇帝。
這個人比較明白清楚。
但馬士英他們先走了一步，硬把福王捧出來做了皇帝。
這樣，在南京小朝廷裡又發生了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争。
因為馬士英和阮大铖是當權的，史可法被排擠出去，去鎮守揚州。
在清軍南下的時候，史可法堅決抵抗，在揚州犧牲了。
馬士英和阮大铖在南京搞得不像樣，清軍一步步逼近南京。
這時候小福王在做什麼呢？在跟阮大铖排戲。
也就在這個時候，上面說的四公子就起來反對阮大铖，他們出布告，揭露阮大铖過去是魏忠賢的幹兒子，名譽很不好，做了很多壞事，不能讓他在政府裡當權。
号召大家起來反對他。
南京國子監的學生也支持他們的主張，這樣就形成一個學生運動。
侯朝宗這些人雖然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支持，但是他們根本沒有實力。
而馬士英、阮大铖有軍事力量。
結果有的人被逮捕了，有的人跑掉了。
不久之後，清軍占領南京，小福王的政權也就被消滅了。
黨争從1594年開始，一直到1645年，始終沒有停止過。
無論是在政治問題上，還是在軍事問題上，都争論不休。
這種争論是什麼性質的呢？這是地主階級内部的矛盾。
開始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争，後來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争。
由于東林黨的主張在某些方面是有利于當時的生産和發展的，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但是反過來說，所有的東林黨人都反對農民起義，這是他們的階級本質決定的。
譬如史可法這個曆史人物，從他最後這段曆史來說是應該肯定的。
那時候，清軍南下包圍揚州，他的軍事力量很薄弱，也得不到南京的支持，孤軍據守揚州。
但他甯肯犧牲不肯投降。
這是有民族氣節的人，也就是毛主席所說的有骨氣。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史可法就是這種有骨氣人的代表。
但是他以前的曆史就不好追究了。
他以前幹什麼呢？鎮壓農民起義。
在階級鬥争極為尖銳的時候，這些人的階級立場是極為清楚的，反對農民起義，鎮壓農民起義。
即使在他抗拒清軍南下的時候，還要反對農民起義。
有沒有同情農民起義呢？沒有。
不可能要求統治者來同情被統治者的反抗。
對于這樣一段黨争的曆史，要具體分析，具體研究。
黨争跟明朝的政治制度有關系。
明太祖在洪武十三年（1380）取消了宰相，取消了中書省，搞了幾個機要秘書到内廷來辦事情。
到明成祖時搞了個内閣，這是個政府機構。
内閣的權力越來越大，代替了過去的宰相，雖然沒有宰相之名，但是有宰相之實。
至于給皇帝個人辦事的有秘書，就是在宮廷裡面設立一個機構，叫作“司禮監”。
這是一個内廷機構，不是政府機構。
司禮監有一個秉筆太監，皇帝要看什麼政府報告，讓秉筆太監先看；皇帝要下什麼書面指示，也讓秉筆太監起稿。
皇帝年紀大一些、知識多一些的，能辨别是非，是不是同意，他自己有主見。
可是一些年輕的皇帝就搞不清楚，結果司禮監的秉筆太監就操縱政治，掌握了政權。
因為用人和行政的權力都給了司禮監，結果形成了明朝後期的太監獨裁。
在明朝曆史上有很多壞太監，像明英宗時代的王振、明武宗時代的劉瑾、天啟時代的魏忠賢等。
太監當家的結果，造成了政府與内廷之争，也就是統治階級内部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與太監争奪政權的鬥争。
明朝後期五十年的東林黨之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
随着太監權力的擴大，不但中央被他們控制了，地方也被他們控制了。
洪武十三年（1380）以後，地方上設有三司（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
三司是各自獨立的，都受皇帝的直接指揮。
到了永樂時代，當一個地區發生了軍事行動，像農民起義或其他的群衆鬥争爆發的時候，這三個司往往意見不統一，各管各的。
結果隻好由中央政府派官員去管理這個地方的事。
這個官叫巡撫。
巡撫是政府官員，常常由國防部副部長即兵部侍郎擔任。
巡撫出去巡視各個地方，事情完了就回來。
可是由于到處發生農民戰争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戰争，這個官去了以後就回不來了，逐漸變成一個地方的常駐官了。
因為巡撫是中央派去的，所以他的地位在三司之上。
過去三司使是地方上最大的官，現在三司使上面又加了一個巡撫。
但這能不能解決問題呢？還是不能解決問題。
為什麼呢？因為巡撫隻能指揮這一個地區的軍事行動，比如浙江的巡撫就隻能管浙江這一個地方。
可是遇到軍事行動牽涉幾個省的時候，這個巡撫就不能管了。
于是又派比巡撫更高的官，即派國防部部長&mdash&mdash兵部尚書出去做總督。
總督管幾個省或一個大省。
有了總督之後，巡撫就變成第二等官了，三司的地位則更低了。
可是到了明朝後期，總督也管不了事。
為什麼呢？因為戰争擴大了，農民戰争和遼東的戰争往往牽涉到五六個省。
五六個省就往往有五六個總督，誰也管不了誰。
結果隻好派大學士出去做督師。
總督也歸他管。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明朝為了鎮壓各地人民的反抗，就派軍官到各地去鎮守，叫作總兵官，也就是總指揮。
統治者對總兵官不放心，怕他搞鬼，因此總是派一個太監去監督，叫作監軍。
哪個地方有總兵官，哪個地方就有監軍。
監軍可以直接向皇帝寫報告，因為他是皇帝直接派出去的。
因此，不但總兵官要聽他的話，就是像巡撫這一類的地方官也要聽他的話。
這樣，就形成了中央和地方都是太監當家的局面，明朝的政治變成太監的政治了。
此外，明朝的皇帝貪圖享受，為了滿足自己生活上的欲望，哪個地方收稅多就派一個太監去，哪個地方有礦藏也派一個太監去，叫作“稅使”“礦使”。
全國的主要礦區，東北起遼東，西南到雲南，以及武漢、蘇州等大城市都有稅使、礦使搜刮民脂民膏。
這些太監很不講道理，他們的任務就是弄錢。
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麼礦，更不懂得怎麼開采，卻要開礦。
隻要聽說這個地方有金礦就要開，而且規定要在這裡開三百兩、五百兩。
如果開不出來怎麼辦？就要這個地方的老百姓來賠。
老百姓要反抗，他就說你的房子下面有礦，把房子拆了開礦。
收稅也很厲害。
蘇州有很多機戶，紡織工人數量很大。
他們要加稅，每一張織機要加多少錢。
老百姓交不起就請願。
請願也不行。
結果就起來反抗，把太監打死，形成市民暴動。
蘇州市民暴動出了一個英雄人物，叫作葛賢。
這個人後來被殺了。
因為明朝政府要屠殺參加暴動的市民，他挺身而出頂住了。
不僅在蘇州，在武漢、遼甯、雲南各個地方都發生了市民暴動。
有的地方把太監趕跑了，有的地方把太監下面的人逮住殺了。
市民暴動是明朝後期曆史的一個特征。
人民的生活日益困難，不但農民活不下去，城市工商業者也活不下去了，他們便起來反對暴政。
因此，當時一些比較有見解的政治家，就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些主張。
譬如大家知道的海瑞就是這樣。
他提出了什麼主張呢？他做蘇州巡撫時，管理江蘇全省和安徽一部分。
這個地區的土地情況怎樣呢？前面說到明朝初年土地比較分散，階級鬥争比較緩和。
可是一百多年以後，情況改變了，土地全部集中在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而且越來越集中。
就在海瑞所管轄的地區松江府，出了一個宰相叫徐階，他就是一個大地主，家裡有二十萬畝土地。
土地都被大地主占有，農民沒有土地，隻能逃亡。
土地過分集中的結果，使農民活不下去，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
海瑞看出了毛病，他想緩和這種情況。
當然，他不能也不知道采取革命的手段。
他采取什麼辦法呢？他認為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要使人民不去搞武裝鬥争反對政府，就必須使這些窮人有土地可種。
土地從哪裡來呢？土地都在大地主手裡，而大地主能取得這些土地，主要的手段是非法強占。
因此他提出這樣一個政治措施：要求他管轄地區内的大地主階級，凡是強占的土地一律退還給老百姓，使老百姓多多少少有一些土地可以耕種，能夠活下去。
這樣來緩和階級矛盾。
他堅決主張這種做法。
這一來，大地主階級就聯合起來反對他，結果這個蘇州巡撫隻做了半年多就被大地主階級趕跑了。
海瑞的辦法能不能解決當時的土地問題？當然不可能。
把大地主階級強占的一部分土地歸還給老百姓能不能稍微緩和一下階級矛盾呢？可以緩和一下。
可是辦不到，因為地主階級不肯放棄他們已經到手的東西。
海瑞是非失敗不可的。
類似海瑞這樣的政治家當時還有沒有呢？有的。
他們也感到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争的嚴重性，認為這個政權維持不下去。
但是能不能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呢？誰也沒有辦法。
不但統治階級，就連農民起義的領袖也提不出解決的辦法來。
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結果，最後形成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
崇祯時期，各地方的農民都起來鬥争，最後形成兩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一支以李自成為首，另一支以張獻忠為首。
他們有沒有明确地提出解決階級矛盾的辦法呢？也沒有。
李自成後期曾經提出“迎闖王，不納糧”的口号争取廣大農民的支持，結果他的隊伍一下子就發展到一百多萬人，農民、小手工業者、城市貧民都跟着他走。
但是不納糧也不能解決問題。
現在有一個材料，就是山東有一個縣，李自成曾經統治過那個地方，當時有人主張分田給百姓。
分了沒有呢？沒有分。
他提不出明确的辦法，不但提不出消滅地主階級的根本方針，甚至連孫中山那樣的“平均地權”的辦法也提不出。
所以消滅封建剝削，消滅地主階級這個根本問題，在古代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沒能解決。
不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官僚提不出解決辦法，就是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農民起義領袖也提不出解決的辦法，這個問題隻有在我們這個時代才能解決。
我們研究過去的農民革命、農民起義時，不能把我們今天的思想意識強加于古人。
我們這個時代能辦到的事，不能希望古人也能辦到。
否則就是非曆史主義的觀點。
目前史學界在有些問題上存在一些偏向，總希望把農民起義的領袖說得好一些，說得完滿一些，不知不覺地把自己所理解的東西加在古人身上。
這是不科學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我們隻能根據曆史事實來理解、來解釋、來研究和總結曆史，而不可以采取别的辦法。
附帶講一個小問題。
前面提到巡按禦史，到底巡按禦史是個什麼官？我們經常看京戲，很多京戲裡都有這麼一個官。
所謂八府巡按，威風得很。
他是幹什麼的呢？我們前面講過禦史，就是十三道禦史，是按照行政區劃設置的。
每一道禦史的職務就是監察他這個地區的官吏和政務。
同時，中央有一個機構叫都察院。
都察院的官吏叫左、右都禦史，左、右都禦史下面是左、右副都禦史，左、右副都禦史下面是左、右佥都禦史，再下面就是禦史和巡按禦史。
巡按禦史是由都察院派出去檢查地方工作的。
凡是地方官有違法失職的，他們有權提出意見來。
他們還可以監察司法工作，有的案子判得不公正，他們可以提出意見。
老百姓申冤的，地方官那裡不能解決問題，可以到巡按禦史這裡來告。
這就是戲上八府巡按的來源。
禦史的官位大不大呢？不大，隻是七品官。
當時縣官也是七品官。
知識分子考上進士以後，有一批人就分配做禦史。
禦史管的事情很少，可是在地方上有很高的職權。
為什麼呢？因為他代表中央，代表都察院，是皇帝的耳目之官。
建立這樣一種制度的目的是什麼呢？目的是想通過巡按禦史的監察工作，來緩和當時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解決一些問題。
貪官污吏，提出來把他罷免；冤枉的案子幫助平反。
于是老百姓對這樣的官員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們能幫助自己申冤。
這種願望，在當時的一些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雖然這些人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并沒有解決什麼問題，但是一些文學家、藝術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創作了許多這類題材的作品，特别是明清兩代有很多劇本是反映這個思想的。
這些作品大體上有這樣一些共同的内容：一類是描寫老百姓受了冤枉，被大地主、大官僚陷害，被關起來或者判處了死刑，最後一個巡按給他翻了案。
或者是描寫皇莊的莊頭作威作福，不但莊田範圍以内的佃農，就是莊田附近的老百姓也受他們的欺侮。
姑娘被搶走了，家裡面的東西被搶走了，後來遇上俠客打抱不平，或者清官出來把問題解決了。
在明朝後期和清朝前期，有不少的小說、劇本是描寫這些惡霸、莊頭的殘暴行為的。
另一類作品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
當時的知識分子無非是通過考試中秀才、中舉人、中進士。
中了進士幹什麼呢？當巡按禦史。
因此有很多作品是這樣的題材：一位公子遇難，在後花園裡遇到一位小姐。
小姐贈送他多少銀子。
以後上京考上了進士，當上了八府巡按。
最後夫妻團圓。
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大體上有這幾方面的題材，反映了這個時期的政治生活、階級鬥争的一些問題。
建州女真問題 現在講第一部分的最後一個問題，建州女真問題。
建州女真的曆史和明朝一樣長。
在明朝初期和中期的時候，建州女真是服從明朝的。
從明朝初年一直到努爾哈赤的時候都是這樣，努爾哈赤曾經被明朝封為“龍虎将軍”。
但是清軍入關以後，清
除了在獄中的非刑之外，和廠衛互相表裡的一件惡政是廷杖，錦衣衛始自明太祖，東廠為明成祖所創設，廷杖卻是抄襲元朝的。
在元朝以前，君臣之間的距離還沒有十分懸絕，三公坐而論道，和皇帝是師友，宋朝雖然臣僚在殿廷無坐處，卻也還禮貌大臣，絕不加以非禮的行為，“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傳統的觀念，上下都能體會。
蒙古人可不同了，他們根本不了解士的地位，也不能用理論來裝飾殿廷的莊嚴。
他們起自馬上，生活在馬上，政府中的臣僚也就是軍隊中的将校，一有過錯，拉下來打一頓，打完照舊辦事，不論是中央官、地方官，在平時或是在戰時，臣僚挨打是家常便飯，甚至中書省的長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記載。
明太祖繼元而起，雖然一力“複漢宮之威儀”，摒棄胡俗胡化，對于杖責大臣這一故事，卻習慣地繼承下來，著名的例子，被杖死的如親侄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書薛祥，永嘉侯朱亮祖父子，部曹被廷杖的如主事茹太素。
從此殿廷行杖，習為祖制，正德十四年（1519）以南巡廷杖舒芬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
嘉靖三年（1524）以大禮之争廷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
循至方面大臣多斃杖下，幸而不死，犯公過的仍須到官辦事，犯私仇者再下诏獄處死(105)。
至于前期和後期廷杖之不同，是去衣和不去衣，沈德符說：“成化以前諸臣被杖者皆帶衣裹氈，不損膚膜，然猶内傷困卧，需數旬而後起；若去衣受笞，則始于逆瑾用事，名賢多死，今遂不改。
”(106)廷杖的情形，據艾穆所說，行刑的是錦衣官校，監刑的是司禮監：“司禮大珰數十輩捧駕帖來，首喝曰帶上犯人來，每一喝則千百人一大喊以應，聲震甸服，初喝跪下，宣駕帖杖吾二人，着實打八十棍，五棍一換，總之八十棍換十六人。
喝着實打，喝打閣上棍，次第凡四十六聲，皆大喊應如前首喝時，喝閣上棍者閣棍在股上也。
杖必喝踩下去，校尉四人以布袱曳之而行。
”(107)天啟時萬璟被杖死的情形，樊良材所撰的《萬忠貞公傳》說：“初璟劾魏珰疏上，珰恚甚，矯旨廷杖一百。
褫斥為民。
彼一時也，缇騎甫出，群聚蜂擁，繞舍驟禽，飽恣拳棒，摘發捉肘，拖沓摧殘，曳至午門，已無完膚。
迨行杖時逆珰領小豎數十輩奮袂而前，執金吾（錦衣衛指揮使）止之曰留人受杖，逆珰瞋目監視，倒杖張威，施辣手而甘心焉。
杖已，血肉淋漓，奄奄待盡。
” 廷杖之外，還有立枷，創自劉瑾，錦衣衛常用之：“其重枷頭号者至三百斤，為期至二月，已無一全。
而最毒者為立枷，不旬日必絕。
偶有稍延者，命放低三數寸，則頃刻殒矣。
凡枷未滿期而死，則守者掊土掩之，俟期滿以請，始奏聞領埋，若值炎暑，則所存僅空骸也，故談者謂重于大辟雲。
”(108) 诏獄、廷杖、立枷之下，士大夫不但可殺，而且可辱，君臣間的距離愈來愈遠，“天皇聖明，臣罪當誅”，打得快死而猶美名之曰恩譴，曰賜杖，禮貌固然談不到，連主奴間的恩意也因之蕩然無存了。
三 廠衛之弊，是當時人抗議最最集中的一個問題，但是毫無效果，并且愈演愈烈。
著例如商辂《請革西廠疏》說：“今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财，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
内外文武重臣，托之為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于位。
有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也，舉皆不安于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塗，士卒不安于伍，黎民不安于業。
”(109)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人都有時時被捕的危險。
反之，真是作惡多端的巨惡大憝，若能得到宮廷的諒解，更可置身法外。
《明史·刑法志》說：“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不之問。
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诏獄，為禍尤烈。
”明代二祖設立廠衛之本意，原在偵查不軌，尤其是注意官吏的行動。
隆慶中刑科給事中舒化上疏隻憑表面事理立論，恰中君主所忌，他說：“朝廷設立廠衛，所以捕盜防奸細，非以察百官也。
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劾諸司責在台谏，朝廷自有公論。
今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冤誣，是非颠倒，殃及善良，陛下何由知之。
且朝廷既憑廠衛，廠衛必委之番役，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衆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
”(110)至于苛擾平民，則更非宮廷所計及，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曾特别指出：“東廠原以察奸細，備非常，非擾平民也。
自忠賢受事，雞犬不甯，而且直以快恩怨，行傾陷，片語違，則駕帖立下，造謀告密，日夜未已。
”(111)甚至在魏忠賢失敗以後，廠衛的權力仍不因之動搖，劉宗周上疏論其侵法司權限，譏為人主私刑，他說：“我國家設立三法司以治庶獄，視前代為獨詳，蓋曰刑部所不能決者，都察院得而決之，部院所不能平者，大理寺得而平之，其寓意至深遠。
開國之初，高皇帝不廢重典以懲巨惡，于是有錦衣之獄。
至東廠緝事，亦國初定都時偶一行之于大逆大奸，事出一時權宜，後日遂相沿而不複改，得與錦衣衛比周用事，緻人主有私刑。
自皇上禦極以後，此曹猶肆羅織之威，日以風聞事件上塵睿覽，辇毂之下，人人重足。
”結果是：“自廠衛司譏訪而告奸之風熾，自诏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谄谀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
”(112) 廠衛威權日盛，使廠衛二字成為兇險恐怖的象征，破膽的霹靂，遊民奸棍遂假為恐詐之工具，京師外郡并受荼毒，其禍較真廠衛更甚。
崇祯四年（1631）給事中許國榮《論廠衛疏》列舉例證說：“如綢商劉文鬥行貨到京，奸棍趙瞎子等口稱廠衛，捏指漏稅，密擒于崇文門東小橋廟内，詐銀二千餘兩。
長子縣教官推升縣令，忽有數棍擁入其寓内，口稱廠衛，指為營幹得來，詐銀五百兩。
山西解官買辦黑鉛照數交足，衆棍窺有餘剩在潞鋪内，口稱廠衛，指克官物，捉拿王鋪等四家，各詐銀千餘兩&hellip&hellip薊門孔道，假偵邊庭，往來如織&hellip&hellip至于散在各衙門者，借口密探，故露蹤迹，紀言紀事，筆底可操禍福，書吏畏其播弄風波，不得不醵金陰餌之，遂相沿為例而莫可問。
”(113)崇祯十五年（1642）禦史楊仁願上疏《論假番及東廠之害》說：“臣待罪南城，所閱詞訟多以假番故稱冤，夫假稱東廠，猶害如此，況其真乎？此由積重之勢然也。
所謂積重之勢者，功令比較事件，番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為奸盜而賣之。
番役不問其從來，誘者分利去矣。
挾忿首告，誣以重法，挾者志無不逞矣。
伏願寬東廠事件而後東廠之比較可緩，東廠之比較緩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俱可息，積重之勢庶可稍輕。
”(114)抗議者的理由縱然充分到極點，也不能消除統治者孤立自危的心理。
《明史》說：“然帝（思宗）倚廠衛益甚，至亡國乃已。
” 東林黨之争 東林黨之争是明朝末年曆史上的一個特征。
首先應該明确這樣一個問題，曆史上所謂黨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黨是兩回事，不能把曆史上所說的黨和今天的政黨混同起來。
曆史上所說的黨并沒有什麼組織形式，參加哪個黨是沒有任何形式的，既不要交黨費，也沒有組織生活，更沒有黨章和黨綱。
然而在曆史上又确實叫作黨。
曆史上所謂黨是指的什麼呢？是指政治見解大體相同的一些人的集團，也就是統治階級内部某些人無形的組合。
明朝的東林黨，它的情況大緻是這樣的：在江蘇無錫有個書院叫東林書院，這是一所學校。
當時有兩個政府官員，叫顧憲成和顧允成，兩兄弟在北京做官的時候，由于他們的政治見解與當時的當權人物相抵觸，便辭官不做，回家後在東林書院講學。
他們很有學問，在地方上聲望很高，為人也正派。
這樣，意氣相投的人跟他們的來往便越來越多。
不但在地方上，就是在北京，有一些官員跟他們的來往也比較多。
他們以講學為名，發表一些議論朝政的意見。
這樣，從萬曆二十二年（1594）開始，一直到明朝被推翻，前後五十年間，在明朝政壇上形成了一批所謂東林黨人，和另外一批反對東林黨的非東林黨人。
非東林黨人後來形成齊（山東）、楚（湖北）、浙（浙江）三派，與東林黨争論不休。
這五十年間，在幾件大事情上都有争論。
你主張這樣，他反對；他主張那樣，你反對。
舉例來說，黨争中最早的一個問題，就是所謂“京察”問題。
“京察”這兩個字大家都認識，但是不好懂。
這是古代曆史上的一種制度，就是政府的官員經過一定的時期要考核，相當于現在的考勤考績。
主持考勤考績的是吏部尚書、吏部侍郎（相當于現在的内務部部長、副部長），他們主管文官的登記、資格審查、成績考核及任免、升降、轉調、俸給、獎恤等事。
當時考取進士以後，有一部分進士就安排做科道官。
科就是六科給事中，道就是十三道禦史。
六科就是按照六部（吏、戶、禮、兵、刑、工）來分的。
道是按照行政區劃來設置的。
當時全國有十三個布政使司，設了十三道禦史，譬如浙江道有浙江道禦史。
科道官都是監察官，當時叫作“言官”。
他們本身沒有什麼工作，隻是監察别人的工作，提出贊成的或者反對的意見。
他們的任務就是說話，所以叫“言官”。
每次“京察”，吏部提出某些人稱職，某些人不稱職。
1594年舉行“京察”的時候，就發生了争論，這一部分人說這些人好，那一部分人說不好。
凡是東林黨人說好的，非東林黨人一定說不好。
争論中摻和了封建社會的鄉裡（同鄉）關系。
譬如齊、楚、浙就是鄉裡關系。
不管這件事情正确不正确，隻要是和我同鄉的人，都是對的。
還有一種同門的關系。
所謂同門就是指同一個老師出身的。
不管事情本身怎麼樣，隻要跟我是同學，就都是對的。
至于對親戚、朋友則更不用說了。
就在這樣的封建關系組合之下，從1594年“京察”開始，一直争吵了五十年。
繼“京察”問題之後，接着發生了“國本之争”。
所謂“國本”就是國家的根本。
我們今天說國家的根本就是人民，沒有人民就沒有國家。
當時并沒有這樣的概念。
那時候所謂“國本”是指皇帝的繼承人問題。
萬曆做了多年皇帝，按照過去的慣例，他應該立一個皇太子，以便他死後有一個法定的繼承人。
可是他不喜歡他的大兒子，他喜歡的是他的小老婆（鄭貴妃）生的兒子福王（以後封在河南洛陽），所以他就遲遲不立太子。
有些大臣就叫起來了，他們認為國家的根本很重要，也就是說下一代的皇帝很重要，應該早立太子。
凡是提議立太子，萬曆就不高興，他說：我還活着，你們忙什麼！這樣，有人主張早立太子，有人反對立太子，争吵起來了，這就叫“國本之争”。
跟着又發生了一個案子叫“梃擊案”。
有一天早晨，突然有一個人跑到宮裡，見人就打，一直打到萬曆的大兒子那裡去了。
當然，這個人馬上被逮住了。
可是這裡發現了一個問題，是誰叫他到宮裡來打萬曆的大兒子的？當時有人懷疑是鄭貴妃指使的。
這本是宮廷問題，卻成了當時政治上的一個大問題，引起了争吵，東林黨與非東林黨大吵特吵。
萬曆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死了。
他的大兒子繼位不到一個月又死了。
怎麼死的呢？搞不清楚。
據說他在病的時候，有一個醫生給他紅丸藥吃，吃了以後就死了。
這樣就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個皇帝是不是被毒死的？是誰把他毒死的？因此又發生了所謂“紅丸案”。
各個集團之間又争吵了起來。
正在争吵的時候，發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個隻做了個把月的皇帝死了以後，他的兒子繼位，還沒成年。
這個短命皇帝有個妃子李選侍，她住在正宮裡不肯搬出來。
她有政治野心：想趁這個小孩做皇帝的機會把持朝政。
這樣，又發生了争論，有一些人出來罵她：你這個妃子怎麼能霸着正宮？逼着她搬出去了。
這個案件叫“移宮案”。
京戲裡有一出戲叫《二進宮》，就是反映這件事的，不過是把時代變了，把孫子的事情改成了祖父的事情。
“梃擊”“紅丸”“移宮”是當時三大案件，成為當時争論最激烈的事件。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上出現了什麼現象呢？每一件事情出來，這批人這樣主張，那批人那樣主張，争論不休，整天給皇帝寫報告。
到底誰對誰不對？從現在來看，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争，一般地說，道理在東林黨方面。
東林黨的道理多，非東林黨的道理少。
但是，東林黨是不是完全對呢？在某些問題上也不完全對。
這樣争來争去，争不出個是非來，結果隻有争論，缺乏行動，許多政治上該辦的事沒人去管了。
後來造成這種現象：某些正派的官員提出他的主張，這個主張一提出來，馬上就有一批人來攻擊他，他就不能辦事，隻好請求辭職。
皇帝不知道這個人對不對，不做處理，把事情壓下來。
這個官既不能辦事，辭職也辭不成，怎麼辦？幹脆自己回家。
他回家以後政府也不管，結果這個官就空着沒人做。
到萬曆後期政治紀律松懈到這樣的地步：哪個官受了攻擊就把官丢了回家，以至六部的很多部長都沒人做了。
萬曆皇帝到晚年根本不接見臣下，差不多一二十年不跟大臣見面，把自己關在宮廷裡，什麼事情也不管。
大臣們有什麼事情要跟他商量也見不着。
政治腐化，紀律松懈，很多重要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卻專搞無原則的糾紛。
大是大非沒人管了，成天糾纏在一些枝節問題上面。
這種無休止的争吵影響到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發展。
譬如日本侵略朝鮮，中國到底應不應該援助朝鮮，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争論。
後來還是派兵去支援了朝鮮，第一個時期打了勝仗，收複了平壤。
後來又派兵去，由于麻痹大意，打了敗仗。
打了敗仗以後，政府裡又發生争論了，主和派覺得和日本打仗沒有必要，支援朝鮮意義不大，不如放棄軍事辦法，轉而采取政治辦法來解決問題。
他們主張把豐臣秀吉封為日本國王，并答應和他做買賣。
曆史上封王叫作朝，做買賣叫作貢，所謂朝貢，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你帶些物資賣給我，我給你一些物資做交換。
在這種情況下，明朝政府隻好一面按照主戰派的主張，繼續派兵援助朝鮮；一面派人暗中往來日本進行和議。
後來明軍與朝鮮軍大敗日本侵略軍。
日本願和了。
明朝政府便按照主和派撤兵議和的主張，允許議和。
并派人到日本去辦外交，封豐臣秀吉為國王。
但日本國内本來已經有天皇，因此豐臣秀吉不接受王位，而且提出了很強硬的條件。
結果外交失敗了。
日軍重新侵略朝鮮。
明朝政府隻好再次出兵，最後打敗了日軍。
由于追究外交失敗的責任，又引起了争論。
這種影響在“封疆案”的問題上表現得更加明顯。
萬曆死後，東林黨在政府做官的人越來越多。
這時北京有一個“首善書院”（在北京宣武門内），在這裡講學的也是東林黨人。
這些人在政治上提出意見時，非東林黨人就起來攻擊，要封閉這個書院。
東林黨人當然反對。
這樣吵了二三十年。
這個争論最後演變成什麼局面呢？當時萬曆皇帝的孫子熹宗（年号天啟，是崇祯皇帝的哥哥）很年輕，不懂事，光貪玩。
他寵信太監魏忠賢，軍事、政治各個方面都是太監當家。
一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由于在魏忠賢門下奔走而當了官。
凡是屬于魏忠賢這一派的，曆史上稱為“閹黨”。
閹黨裡面沒有什麼正派人。
東林黨是反對閹黨的。
因此，黨争發展到這個時候，就變成了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宦官的鬥争。
這個鬥争影響到東北的軍事形勢。
在萬曆以前，東北的建州女真已經壯大起來了，不斷進攻遼東，占領了許多城市。
到天啟時代，明朝防禦建州女真的軍事将領熊廷弼提出一系列軍事上和政治上的主張，他認為與建州女真進行軍事鬥争時，明朝軍隊不能退回到山海關以内，而應該在山海關以東建立軍事據點。
當時前方的另一個軍事将領叫王化貞，他不同意這個意見，他認為隻能依靠山海關來據守。
熊廷弼雖然是統帥，地位比王化貞高，但是沒有軍事實權。
而王化貞得到了魏忠賢的支持。
這樣，熊廷弼的正确意見因為得不到支持而不能貫徹，結果打了敗仗，王化貞跑回來了，熊廷弼也跑回來了，山海關以東的很多地方都丢了。
北京震動，面臨着很嚴重的軍事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又發生了有關“封疆案”的争論。
追究這次失敗的責任，到底是熊廷弼的責任，還是王化貞的責任？從當時的具體軍事形勢來看，熊廷弼是正确的，但他沒有軍隊來支持。
王化貞有十幾萬軍隊，堅持錯誤的主張，因此王化貞應該負責。
但是因為熊廷弼得罪了很多人，結果把這個責任推到他身上，把他殺了。
很顯然，這樣的争論和處理大大地影響了前方的軍事形勢。
“封疆案”以後，跟着就是魏忠賢對東林黨人的屠殺。
因為一些在朝的東林黨人認為魏忠賢這樣胡搞不行，就向皇帝寫信控告他的罪惡。
當時有楊漣等人列舉了他的二十四條罪狀。
這些東林黨人的行為得到了其他官員的支持。
這樣，東林黨和閹黨就面對面地鬥争起來。
由于魏忠賢軍權在握，又指揮了特務，而東林黨人缺乏這兩樣武器，結果大批的東林黨人被殺。
當時被殺的有楊漣、左光鬥、周順昌、黃尊素、缪昌期等。
其中周順昌在蘇州很有聲望，當特務逮捕他的時候，蘇州的老百姓站出來保護他。
最後這次人民的鬥争還是失敗了，人民吃了苦頭，周順昌被帶到北京殺害了。
熹宗死了以後，明朝最後的一個皇帝&mdash&mdash崇祯皇帝比他哥哥清楚一點，他把魏忠賢這夥人收拾了，把一些閹黨分子都殺了（魏忠賢是自己上吊死的）。
但是這場鬥争是不是停止了呢？沒有停止，東林黨人跟魏忠賢的餘孽在崇祯十七年（1644）的時候還在繼續鬥争。
崇祯五年（1632），一些東林黨人的後代跟與東林黨有關系的地方上的知識分子組織了一個團體，叫作“複社”，以後又有“幾社”，有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參加。
表面上他們是以文會友，寫文章，寫詩，是學術研究組織，實際上有政治内容。
大家可能看過《桃花扇》這出戲，這出戲裡的侯朝宗、陳貞慧、吳應箕、冒辟疆四公子都是複社裡面的人。
當時李自成已經占領了北京，崇祯上吊死了。
這個消息傳到了南方，沒有皇帝怎麼辦？這時一些閹黨人物就想擁小福王（由崧）來做皇帝。
原來萬曆把最喜歡的那個兒子福王（常洵）封在河南洛陽，這是老福王。
這個人很壞，在他封到洛陽時，萬曆給他四萬頃土地，河南的土地不夠，還把鄰省的土地也給了他。
老百姓都恨透了。
李自成進入洛陽以後，把老福王殺掉了。
小福王由崧（這也不是個正派人）逃到南京。
當時在南京掌握軍事實權的是過去和魏忠賢有關系的閹黨人物馬士英，替他出主意的也是一個閹黨分子，叫阮大铖，他們把小福王抓到手中，把他捧出來做皇帝。
可是政府裡面另外一批比較正派的人，像史可法、高弘圖、姜日廣等主張立潞王（常淓）做皇帝。
這個人比較明白清楚。
但馬士英他們先走了一步，硬把福王捧出來做了皇帝。
這樣，在南京小朝廷裡又發生了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争。
因為馬士英和阮大铖是當權的，史可法被排擠出去，去鎮守揚州。
在清軍南下的時候，史可法堅決抵抗，在揚州犧牲了。
馬士英和阮大铖在南京搞得不像樣，清軍一步步逼近南京。
這時候小福王在做什麼呢？在跟阮大铖排戲。
也就在這個時候，上面說的四公子就起來反對阮大铖，他們出布告，揭露阮大铖過去是魏忠賢的幹兒子，名譽很不好，做了很多壞事，不能讓他在政府裡當權。
号召大家起來反對他。
南京國子監的學生也支持他們的主張，這樣就形成一個學生運動。
侯朝宗這些人雖然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支持，但是他們根本沒有實力。
而馬士英、阮大铖有軍事力量。
結果有的人被逮捕了，有的人跑掉了。
不久之後，清軍占領南京，小福王的政權也就被消滅了。
黨争從1594年開始，一直到1645年，始終沒有停止過。
無論是在政治問題上，還是在軍事問題上，都争論不休。
這種争論是什麼性質的呢？這是地主階級内部的矛盾。
開始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争，後來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争。
由于東林黨的主張在某些方面是有利于當時的生産和發展的，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但是反過來說，所有的東林黨人都反對農民起義，這是他們的階級本質決定的。
譬如史可法這個曆史人物，從他最後這段曆史來說是應該肯定的。
那時候，清軍南下包圍揚州，他的軍事力量很薄弱，也得不到南京的支持，孤軍據守揚州。
但他甯肯犧牲不肯投降。
這是有民族氣節的人，也就是毛主席所說的有骨氣。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史可法就是這種有骨氣人的代表。
但是他以前的曆史就不好追究了。
他以前幹什麼呢？鎮壓農民起義。
在階級鬥争極為尖銳的時候，這些人的階級立場是極為清楚的，反對農民起義，鎮壓農民起義。
即使在他抗拒清軍南下的時候，還要反對農民起義。
有沒有同情農民起義呢？沒有。
不可能要求統治者來同情被統治者的反抗。
對于這樣一段黨争的曆史，要具體分析，具體研究。
黨争跟明朝的政治制度有關系。
明太祖在洪武十三年（1380）取消了宰相，取消了中書省，搞了幾個機要秘書到内廷來辦事情。
到明成祖時搞了個内閣，這是個政府機構。
内閣的權力越來越大，代替了過去的宰相，雖然沒有宰相之名，但是有宰相之實。
至于給皇帝個人辦事的有秘書，就是在宮廷裡面設立一個機構，叫作“司禮監”。
這是一個内廷機構，不是政府機構。
司禮監有一個秉筆太監，皇帝要看什麼政府報告，讓秉筆太監先看；皇帝要下什麼書面指示，也讓秉筆太監起稿。
皇帝年紀大一些、知識多一些的，能辨别是非，是不是同意，他自己有主見。
可是一些年輕的皇帝就搞不清楚，結果司禮監的秉筆太監就操縱政治，掌握了政權。
因為用人和行政的權力都給了司禮監，結果形成了明朝後期的太監獨裁。
在明朝曆史上有很多壞太監，像明英宗時代的王振、明武宗時代的劉瑾、天啟時代的魏忠賢等。
太監當家的結果，造成了政府與内廷之争，也就是統治階級内部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與太監争奪政權的鬥争。
明朝後期五十年的東林黨之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
随着太監權力的擴大，不但中央被他們控制了，地方也被他們控制了。
洪武十三年（1380）以後，地方上設有三司（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
三司是各自獨立的，都受皇帝的直接指揮。
到了永樂時代，當一個地區發生了軍事行動，像農民起義或其他的群衆鬥争爆發的時候，這三個司往往意見不統一，各管各的。
結果隻好由中央政府派官員去管理這個地方的事。
這個官叫巡撫。
巡撫是政府官員，常常由國防部副部長即兵部侍郎擔任。
巡撫出去巡視各個地方，事情完了就回來。
可是由于到處發生農民戰争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戰争，這個官去了以後就回不來了，逐漸變成一個地方的常駐官了。
因為巡撫是中央派去的，所以他的地位在三司之上。
過去三司使是地方上最大的官，現在三司使上面又加了一個巡撫。
但這能不能解決問題呢？還是不能解決問題。
為什麼呢？因為巡撫隻能指揮這一個地區的軍事行動，比如浙江的巡撫就隻能管浙江這一個地方。
可是遇到軍事行動牽涉幾個省的時候，這個巡撫就不能管了。
于是又派比巡撫更高的官，即派國防部部長&mdash&mdash兵部尚書出去做總督。
總督管幾個省或一個大省。
有了總督之後，巡撫就變成第二等官了，三司的地位則更低了。
可是到了明朝後期，總督也管不了事。
為什麼呢？因為戰争擴大了，農民戰争和遼東的戰争往往牽涉到五六個省。
五六個省就往往有五六個總督，誰也管不了誰。
結果隻好派大學士出去做督師。
總督也歸他管。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明朝為了鎮壓各地人民的反抗，就派軍官到各地去鎮守，叫作總兵官，也就是總指揮。
統治者對總兵官不放心，怕他搞鬼，因此總是派一個太監去監督，叫作監軍。
哪個地方有總兵官，哪個地方就有監軍。
監軍可以直接向皇帝寫報告，因為他是皇帝直接派出去的。
因此，不但總兵官要聽他的話，就是像巡撫這一類的地方官也要聽他的話。
這樣，就形成了中央和地方都是太監當家的局面，明朝的政治變成太監的政治了。
此外，明朝的皇帝貪圖享受，為了滿足自己生活上的欲望，哪個地方收稅多就派一個太監去，哪個地方有礦藏也派一個太監去，叫作“稅使”“礦使”。
全國的主要礦區，東北起遼東，西南到雲南，以及武漢、蘇州等大城市都有稅使、礦使搜刮民脂民膏。
這些太監很不講道理，他們的任務就是弄錢。
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麼礦，更不懂得怎麼開采，卻要開礦。
隻要聽說這個地方有金礦就要開，而且規定要在這裡開三百兩、五百兩。
如果開不出來怎麼辦？就要這個地方的老百姓來賠。
老百姓要反抗，他就說你的房子下面有礦，把房子拆了開礦。
收稅也很厲害。
蘇州有很多機戶，紡織工人數量很大。
他們要加稅，每一張織機要加多少錢。
老百姓交不起就請願。
請願也不行。
結果就起來反抗，把太監打死，形成市民暴動。
蘇州市民暴動出了一個英雄人物，叫作葛賢。
這個人後來被殺了。
因為明朝政府要屠殺參加暴動的市民，他挺身而出頂住了。
不僅在蘇州，在武漢、遼甯、雲南各個地方都發生了市民暴動。
有的地方把太監趕跑了，有的地方把太監下面的人逮住殺了。
市民暴動是明朝後期曆史的一個特征。
人民的生活日益困難，不但農民活不下去，城市工商業者也活不下去了，他們便起來反對暴政。
因此，當時一些比較有見解的政治家，就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些主張。
譬如大家知道的海瑞就是這樣。
他提出了什麼主張呢？他做蘇州巡撫時，管理江蘇全省和安徽一部分。
這個地區的土地情況怎樣呢？前面說到明朝初年土地比較分散，階級鬥争比較緩和。
可是一百多年以後，情況改變了，土地全部集中在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而且越來越集中。
就在海瑞所管轄的地區松江府，出了一個宰相叫徐階，他就是一個大地主，家裡有二十萬畝土地。
土地都被大地主占有，農民沒有土地，隻能逃亡。
土地過分集中的結果，使農民活不下去，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
海瑞看出了毛病，他想緩和這種情況。
當然，他不能也不知道采取革命的手段。
他采取什麼辦法呢？他認為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要使人民不去搞武裝鬥争反對政府，就必須使這些窮人有土地可種。
土地從哪裡來呢？土地都在大地主手裡，而大地主能取得這些土地，主要的手段是非法強占。
因此他提出這樣一個政治措施：要求他管轄地區内的大地主階級，凡是強占的土地一律退還給老百姓，使老百姓多多少少有一些土地可以耕種，能夠活下去。
這樣來緩和階級矛盾。
他堅決主張這種做法。
這一來，大地主階級就聯合起來反對他，結果這個蘇州巡撫隻做了半年多就被大地主階級趕跑了。
海瑞的辦法能不能解決當時的土地問題？當然不可能。
把大地主階級強占的一部分土地歸還給老百姓能不能稍微緩和一下階級矛盾呢？可以緩和一下。
可是辦不到，因為地主階級不肯放棄他們已經到手的東西。
海瑞是非失敗不可的。
類似海瑞這樣的政治家當時還有沒有呢？有的。
他們也感到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争的嚴重性，認為這個政權維持不下去。
但是能不能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呢？誰也沒有辦法。
不但統治階級，就連農民起義的領袖也提不出解決的辦法來。
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結果，最後形成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
崇祯時期，各地方的農民都起來鬥争，最後形成兩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一支以李自成為首，另一支以張獻忠為首。
他們有沒有明确地提出解決階級矛盾的辦法呢？也沒有。
李自成後期曾經提出“迎闖王，不納糧”的口号争取廣大農民的支持，結果他的隊伍一下子就發展到一百多萬人，農民、小手工業者、城市貧民都跟着他走。
但是不納糧也不能解決問題。
現在有一個材料，就是山東有一個縣，李自成曾經統治過那個地方，當時有人主張分田給百姓。
分了沒有呢？沒有分。
他提不出明确的辦法，不但提不出消滅地主階級的根本方針，甚至連孫中山那樣的“平均地權”的辦法也提不出。
所以消滅封建剝削，消滅地主階級這個根本問題，在古代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沒能解決。
不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官僚提不出解決辦法，就是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農民起義領袖也提不出解決的辦法，這個問題隻有在我們這個時代才能解決。
我們研究過去的農民革命、農民起義時，不能把我們今天的思想意識強加于古人。
我們這個時代能辦到的事，不能希望古人也能辦到。
否則就是非曆史主義的觀點。
目前史學界在有些問題上存在一些偏向，總希望把農民起義的領袖說得好一些，說得完滿一些，不知不覺地把自己所理解的東西加在古人身上。
這是不科學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我們隻能根據曆史事實來理解、來解釋、來研究和總結曆史，而不可以采取别的辦法。
附帶講一個小問題。
前面提到巡按禦史，到底巡按禦史是個什麼官？我們經常看京戲，很多京戲裡都有這麼一個官。
所謂八府巡按，威風得很。
他是幹什麼的呢？我們前面講過禦史，就是十三道禦史，是按照行政區劃設置的。
每一道禦史的職務就是監察他這個地區的官吏和政務。
同時，中央有一個機構叫都察院。
都察院的官吏叫左、右都禦史，左、右都禦史下面是左、右副都禦史，左、右副都禦史下面是左、右佥都禦史，再下面就是禦史和巡按禦史。
巡按禦史是由都察院派出去檢查地方工作的。
凡是地方官有違法失職的，他們有權提出意見來。
他們還可以監察司法工作，有的案子判得不公正，他們可以提出意見。
老百姓申冤的，地方官那裡不能解決問題，可以到巡按禦史這裡來告。
這就是戲上八府巡按的來源。
禦史的官位大不大呢？不大，隻是七品官。
當時縣官也是七品官。
知識分子考上進士以後，有一批人就分配做禦史。
禦史管的事情很少，可是在地方上有很高的職權。
為什麼呢？因為他代表中央，代表都察院，是皇帝的耳目之官。
建立這樣一種制度的目的是什麼呢？目的是想通過巡按禦史的監察工作，來緩和當時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解決一些問題。
貪官污吏，提出來把他罷免；冤枉的案子幫助平反。
于是老百姓對這樣的官員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們能幫助自己申冤。
這種願望，在當時的一些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雖然這些人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并沒有解決什麼問題，但是一些文學家、藝術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創作了許多這類題材的作品，特别是明清兩代有很多劇本是反映這個思想的。
這些作品大體上有這樣一些共同的内容：一類是描寫老百姓受了冤枉，被大地主、大官僚陷害，被關起來或者判處了死刑，最後一個巡按給他翻了案。
或者是描寫皇莊的莊頭作威作福，不但莊田範圍以内的佃農，就是莊田附近的老百姓也受他們的欺侮。
姑娘被搶走了，家裡面的東西被搶走了，後來遇上俠客打抱不平，或者清官出來把問題解決了。
在明朝後期和清朝前期，有不少的小說、劇本是描寫這些惡霸、莊頭的殘暴行為的。
另一類作品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
當時的知識分子無非是通過考試中秀才、中舉人、中進士。
中了進士幹什麼呢？當巡按禦史。
因此有很多作品是這樣的題材：一位公子遇難，在後花園裡遇到一位小姐。
小姐贈送他多少銀子。
以後上京考上了進士，當上了八府巡按。
最後夫妻團圓。
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大體上有這幾方面的題材，反映了這個時期的政治生活、階級鬥争的一些問題。
建州女真問題 現在講第一部分的最後一個問題，建州女真問題。
建州女真的曆史和明朝一樣長。
在明朝初期和中期的時候，建州女真是服從明朝的。
從明朝初年一直到努爾哈赤的時候都是這樣，努爾哈赤曾經被明朝封為“龍虎将軍”。
但是清軍入關以後，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