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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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地獄之别。
瞿式耜在他的《陳時政急著疏》中也說：“往者魏崔之世，凡屬兇網，即煩缇騎，一屬缇騎，即下鎮撫，魂飛湯火，慘毒難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樂矣。
”(18)被提者一入撫獄，便無申訴餘地，坐受榜掠。
魏大中《自記年譜》：“十三日入都羁錦衣衛東司房，二十八日許顯純崔應元奉旨嚴鞫，許既迎二魏（忠賢、廣微）意，構汪文言招辭而急斃之以滅口。
對簿時遂斷斷如兩造之相質，一拶敲一百，穿梭一夾，敲五十闆子，打四十棍，慘酷備至，而抗辨之語悉不得宣。
”“六君子”被坐的罪名是受熊廷弼的賄賂，有的被刑自忖無生理，不得已承順，希望能轉刑部得生路，不料結果更壞，廠衛勒令追贓，“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
比時累累跪階前，诃诟百出，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拶，弛拶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杻鐐以受棍，創痛未複，不再宿複加榜掠。
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19)。
終于由獄卒之手秘密處死，死者家人至不知其死法及死期，葦席裹屍出牢戶，蟲蛆腐體。
“六君子”是楊漣、左光鬥、顧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都是當時的清流領袖，朝野表率，為魏忠賢所忌，天啟五年（公元1625）相繼死于诏獄。
除了在獄中的非刑以外，和廠衛互相表裡的一件惡政是廷杖，錦衣衛始自明太祖，東廠為明成祖所創設，廷杖卻是抄襲元朝的。
在元朝以前，君臣之間的距離還不十分懸絕，三公坐而論道，和皇帝是師友，宋朝雖然臣僚在殿廷無坐處，卻也還禮貌大臣，絕不加以非禮的行為。
“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傳統的觀念，上下都能體會。
蒙古人可不同了，他們根本不了解士的地位，也不能用理論來裝飾殿廷的莊嚴。
他們起自馬上，生活在馬上，政府中的臣僚也就是軍隊中的将校，一有過錯，拉下來打一頓，打完照舊辦事，不論是中央官、地方官，在平時，或是在戰時，臣僚挨打是家常便飯，甚至中書省的長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記載。
明太祖繼元而起，雖然一力“複漢官之威儀”，摒棄胡俗胡化，對于杖責大臣這一故事，卻習慣地繼承下來，著名的例子，被杖死的如親侄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書薛祥、永嘉侯朱亮祖父子，部曹被廷杖的如主事茹太素。
從此殿陛行杖，習為祖制，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以南巡廷杖舒芬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公元1523）以大禮之争廷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
循至方面大臣多斃杖下，幸而不死，犯公過的仍須到官辦事，犯私仇者再下诏獄處死。
(20)至于前期和後期廷杖之不同，是去衣和不去衣，沈德符說：“成化以前諸臣被杖者皆帶衣裹氈，不損膚膜，然猶内傷困卧，需數旬而後起，若去衣受笞，則始于逆瑾用事，名賢多死，今遂不改。
”(21)廷杖的情形，據艾穆所說，行刑的是錦衣官校，監刑的是司禮監：“司禮大珰數十輩捧駕帖來，首喝曰帶上犯人來，每一喝則千百人一大喊以應，聲震甸服，初喝跪下，宣駕帖杖吾二人，着實打八十棍，五棍一換，總之八十棍換十六人。
喝着實打，喝打閣上棍，次第凡四十六聲，皆大喊應如前首喝時，喝閣上棍者閣棍在股上也。
杖畢喝踩下去，校尉四人以布袱曳之而行。
”(22)天啟時萬璟被杖死的情形，樊良材撰《萬忠貞公傳》說：“初璟劾魏珰疏上，珰恚甚，矯旨廷杖一百。
褫斥為民。
彼一時也，缇騎甫出，群聚蜂擁，繞舍驟禽，飽恣拳棒，摘發捉肘，拖沓摧殘，曳至午門，已無完膚。
迨行杖時逆檔領小豎數十輩奮袂而前，執金吾（錦衣衛指揮使）止之曰留人受杖，逆珰瞋目監視，倒杖張威，施辣手而甘心焉。
杖已，血肉淋漓，奄奄待盡。
” 廷杖之外，還有立枷，創自劉瑾，錦衣衛常用之：“其重枷頭号者至三百斤，為期至二月，已無一全。
而最毒者為立枷，不旬日必絕。
偶有稍延者，命放低三數寸，則頃刻殒矣。
凡枷未滿期而死，則守者掊土掩之，俟期滿以請，始奏聞領埋，若值炎暑，則所存僅空骸耳，故談者謂重于大辟雲。
”(23) 诏獄、延杖、立枷之下，士大夫不但可殺，而且可辱，君臣間的距離愈來愈遠，“天皇聖明，臣罪當誅”，打得快死而猶美名之曰恩譴，曰賜杖，禮貌固然談不到，連主奴間的恩意也因之而蕩然無存了。
三 廠衛之弊，是當時人抗議最集中的一個問題，但是毫無效果，并且愈演愈烈。
著例如商辂《請革西廠疏》說：“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财，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
内外文武重臣，托之為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于位。
有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也，舉皆不安于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塗，士卒不安于伍，黎民不安于業。
”(24)在這情形下，任何人都有時時被捕的危險。
反之，真是作惡多端的巨奸大憝，隻要能得到宮廷的諒解，更可置身法外。
《明史·刑法志》說：“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不之問。
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诏獄，為禍尤烈。
”明代二祖設立廠衛之本意，原在偵察不軌，尤其是注意官吏的行動。
隆慶中刑科給事中舒
瞿式耜在他的《陳時政急著疏》中也說：“往者魏崔之世，凡屬兇網，即煩缇騎，一屬缇騎，即下鎮撫，魂飛湯火，慘毒難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樂矣。
”(18)被提者一入撫獄，便無申訴餘地，坐受榜掠。
魏大中《自記年譜》：“十三日入都羁錦衣衛東司房，二十八日許顯純崔應元奉旨嚴鞫，許既迎二魏（忠賢、廣微）意，構汪文言招辭而急斃之以滅口。
對簿時遂斷斷如兩造之相質，一拶敲一百，穿梭一夾，敲五十闆子，打四十棍，慘酷備至，而抗辨之語悉不得宣。
”“六君子”被坐的罪名是受熊廷弼的賄賂，有的被刑自忖無生理，不得已承順，希望能轉刑部得生路，不料結果更壞，廠衛勒令追贓，“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
比時累累跪階前，诃诟百出，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拶，弛拶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杻鐐以受棍，創痛未複，不再宿複加榜掠。
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19)。
終于由獄卒之手秘密處死，死者家人至不知其死法及死期，葦席裹屍出牢戶，蟲蛆腐體。
“六君子”是楊漣、左光鬥、顧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都是當時的清流領袖，朝野表率，為魏忠賢所忌，天啟五年（公元1625）相繼死于诏獄。
除了在獄中的非刑以外，和廠衛互相表裡的一件惡政是廷杖，錦衣衛始自明太祖，東廠為明成祖所創設，廷杖卻是抄襲元朝的。
在元朝以前，君臣之間的距離還不十分懸絕，三公坐而論道，和皇帝是師友，宋朝雖然臣僚在殿廷無坐處，卻也還禮貌大臣，絕不加以非禮的行為。
“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傳統的觀念，上下都能體會。
蒙古人可不同了，他們根本不了解士的地位，也不能用理論來裝飾殿廷的莊嚴。
他們起自馬上，生活在馬上，政府中的臣僚也就是軍隊中的将校，一有過錯，拉下來打一頓，打完照舊辦事，不論是中央官、地方官，在平時，或是在戰時，臣僚挨打是家常便飯，甚至中書省的長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記載。
明太祖繼元而起，雖然一力“複漢官之威儀”，摒棄胡俗胡化，對于杖責大臣這一故事，卻習慣地繼承下來，著名的例子，被杖死的如親侄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書薛祥、永嘉侯朱亮祖父子，部曹被廷杖的如主事茹太素。
從此殿陛行杖，習為祖制，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以南巡廷杖舒芬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公元1523）以大禮之争廷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
循至方面大臣多斃杖下，幸而不死，犯公過的仍須到官辦事，犯私仇者再下诏獄處死。
(20)至于前期和後期廷杖之不同，是去衣和不去衣，沈德符說：“成化以前諸臣被杖者皆帶衣裹氈，不損膚膜，然猶内傷困卧，需數旬而後起，若去衣受笞，則始于逆瑾用事，名賢多死，今遂不改。
”(21)廷杖的情形，據艾穆所說，行刑的是錦衣官校，監刑的是司禮監：“司禮大珰數十輩捧駕帖來，首喝曰帶上犯人來，每一喝則千百人一大喊以應，聲震甸服，初喝跪下，宣駕帖杖吾二人，着實打八十棍，五棍一換，總之八十棍換十六人。
喝着實打，喝打閣上棍，次第凡四十六聲，皆大喊應如前首喝時，喝閣上棍者閣棍在股上也。
杖畢喝踩下去，校尉四人以布袱曳之而行。
”(22)天啟時萬璟被杖死的情形，樊良材撰《萬忠貞公傳》說：“初璟劾魏珰疏上，珰恚甚，矯旨廷杖一百。
褫斥為民。
彼一時也，缇騎甫出，群聚蜂擁，繞舍驟禽，飽恣拳棒，摘發捉肘，拖沓摧殘，曳至午門，已無完膚。
迨行杖時逆檔領小豎數十輩奮袂而前，執金吾（錦衣衛指揮使）止之曰留人受杖，逆珰瞋目監視，倒杖張威，施辣手而甘心焉。
杖已，血肉淋漓，奄奄待盡。
” 廷杖之外，還有立枷，創自劉瑾，錦衣衛常用之：“其重枷頭号者至三百斤，為期至二月，已無一全。
而最毒者為立枷，不旬日必絕。
偶有稍延者，命放低三數寸，則頃刻殒矣。
凡枷未滿期而死，則守者掊土掩之，俟期滿以請，始奏聞領埋，若值炎暑，則所存僅空骸耳，故談者謂重于大辟雲。
”(23) 诏獄、延杖、立枷之下，士大夫不但可殺，而且可辱，君臣間的距離愈來愈遠，“天皇聖明，臣罪當誅”，打得快死而猶美名之曰恩譴，曰賜杖，禮貌固然談不到，連主奴間的恩意也因之而蕩然無存了。
三 廠衛之弊，是當時人抗議最集中的一個問題，但是毫無效果，并且愈演愈烈。
著例如商辂《請革西廠疏》說：“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财，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
内外文武重臣，托之為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于位。
有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也，舉皆不安于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塗，士卒不安于伍，黎民不安于業。
”(24)在這情形下，任何人都有時時被捕的危險。
反之，真是作惡多端的巨奸大憝，隻要能得到宮廷的諒解，更可置身法外。
《明史·刑法志》說：“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不之問。
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诏獄，為禍尤烈。
”明代二祖設立廠衛之本意，原在偵察不軌，尤其是注意官吏的行動。
隆慶中刑科給事中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