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污史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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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的貪污在我國整個曆史上，是一個最嚴重最值得研究的問題。
兩個月前作者曾略舉曆史的例證，撰《論貪污》一文，發表于《雲南日報》。
在這短文中曾指出：“貪污這一現象，假如我們肯細心翻讀過去每一朝代的曆史，不禁令人很痛心地發現&lsquo無代無之&rsquo，竟是和史實同壽！我們這時代，不應該再諱疾忌醫了，更不應該蒙在鼓裡自欺欺人了，翻翻陳賬，看看曆代覆亡之原，再針對現狀，求出對症的藥石，也許可以對抗建大業有些小補。
”結論是，治本的辦法應該是把“人”從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個人生活的獨立，每一個人都為工作而生存，人與人之間無倚賴心。
從家族本位的社會組織改變為個人本位的社會組織，自然，上層的政治思想文化也都随而改變。
“人”能夠獨立存在以後，工作的收入足夠生活，厚祿嚴刑，交互為用，社會有公開的輿論指導監督，政府中有有力的監察機關舉劾糾彈，“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貪污的肅清當然可操左券。
所說多屬通論，意有未盡，現在專就一個時代研究貪污的現象和背景，作為貪污史的一章。
我所挑選的一個代表時代是明朝，因為這時代離我們近，史料也較多，《明史·循吏傳序》說：“明太祖下逮宣仁，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
英武之際，内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鮮貪殘，故禍亂易弭也。
嘉隆以後，資格既重&hellip&hellip廟堂考課，一切以虛文從事，不複加意循良之選，吏治既已日偷，民生由之益蹙。
”陳邦彥在他的《中興政要》書中也說：“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節，遊宦來歸，客或詢其囊橐，必嗤斥之。
今天下自大吏于百僚，商較有無，公然形之齒頰，受铨天曹，得羶地則更相慶，得瘠地則更相吊。
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則群相姗笑，以為無能。
士當齒學之初，問以讀書何為，皆以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
一行作吏，所以受知于上者非賄賂不為功，而相與文之以美名曰禮。
”檢《明史·循吏傳》所紀循吏一百二十五人，從開國到正德（公元1368&mdash1521）一百五十三年中有一百二十人，從嘉靖到明亡（公元1521&mdash1644）一百二十四年隻有五人！清儒趙翼贊歎明代前期的吏治說：“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
” 其實這隻是一種比較的說法，事實上嘉隆以前的貪污現象并未絕迹。
舉著例如洪武時代的勾捕逃軍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贓二十二萬，盜糧案戶部侍郎郭桓侵沒至千萬，諸司官吏系獄至數萬人。
成祖朝紀綱之作惡，方賓之貪贓，宣宗朝劉觀之黩貨，英宗朝王振之賂賄兢集，逯杲、門達之勒賄亂政，憲宗朝汪直尚銘，武宗朝劉瑾、江彬、焦芳、韓福、張之權震天下，公然納賄，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不鬧得烏煙瘴氣的。
和嘉靖以來的嚴嵩、魏忠賢兩個時代比較，隻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
假如像《循吏傳》所說，前後兩時期真有劃然不同之點，那就是陳邦彥所指出的，前一時期，社會尚指斥貪污為不道德，一般士大夫還知道守身自愛，後一時期則貪污成為社會風氣，清廉自矢的且被斥為無能。
這一風氣的變化是值得今日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
明代吏治的貪污如上舉諸例，都已為學人所谂知，不必贅及，現在要說明的是一般的情形。
前期如宣德朝可說這朝代的全盛時期，吏治最修明的一階段了。
宣德三年（公元1428）敕谕說：“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于科差，貧富困于買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耗費，常數十倍。
加以郡邑宦鮮得人，吏肆為奸，征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營私，弊不勝紀，以緻吾民衣食不足，轉徙逃亡，
兩個月前作者曾略舉曆史的例證，撰《論貪污》一文，發表于《雲南日報》。
在這短文中曾指出：“貪污這一現象，假如我們肯細心翻讀過去每一朝代的曆史，不禁令人很痛心地發現&lsquo無代無之&rsquo，竟是和史實同壽！我們這時代，不應該再諱疾忌醫了，更不應該蒙在鼓裡自欺欺人了，翻翻陳賬，看看曆代覆亡之原，再針對現狀，求出對症的藥石，也許可以對抗建大業有些小補。
”結論是，治本的辦法應該是把“人”從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個人生活的獨立，每一個人都為工作而生存，人與人之間無倚賴心。
從家族本位的社會組織改變為個人本位的社會組織，自然，上層的政治思想文化也都随而改變。
“人”能夠獨立存在以後，工作的收入足夠生活，厚祿嚴刑，交互為用，社會有公開的輿論指導監督，政府中有有力的監察機關舉劾糾彈，“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貪污的肅清當然可操左券。
所說多屬通論，意有未盡，現在專就一個時代研究貪污的現象和背景，作為貪污史的一章。
我所挑選的一個代表時代是明朝，因為這時代離我們近，史料也較多，《明史·循吏傳序》說：“明太祖下逮宣仁，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
英武之際，内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鮮貪殘，故禍亂易弭也。
嘉隆以後，資格既重&hellip&hellip廟堂考課，一切以虛文從事，不複加意循良之選，吏治既已日偷，民生由之益蹙。
”陳邦彥在他的《中興政要》書中也說：“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節，遊宦來歸，客或詢其囊橐，必嗤斥之。
今天下自大吏于百僚，商較有無，公然形之齒頰，受铨天曹，得羶地則更相慶，得瘠地則更相吊。
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則群相姗笑，以為無能。
士當齒學之初，問以讀書何為，皆以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
一行作吏，所以受知于上者非賄賂不為功，而相與文之以美名曰禮。
”檢《明史·循吏傳》所紀循吏一百二十五人，從開國到正德（公元1368&mdash1521）一百五十三年中有一百二十人，從嘉靖到明亡（公元1521&mdash1644）一百二十四年隻有五人！清儒趙翼贊歎明代前期的吏治說：“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
” 其實這隻是一種比較的說法，事實上嘉隆以前的貪污現象并未絕迹。
舉著例如洪武時代的勾捕逃軍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贓二十二萬，盜糧案戶部侍郎郭桓侵沒至千萬，諸司官吏系獄至數萬人。
成祖朝紀綱之作惡，方賓之貪贓，宣宗朝劉觀之黩貨，英宗朝王振之賂賄兢集，逯杲、門達之勒賄亂政，憲宗朝汪直尚銘，武宗朝劉瑾、江彬、焦芳、韓福、張之權震天下，公然納賄，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不鬧得烏煙瘴氣的。
和嘉靖以來的嚴嵩、魏忠賢兩個時代比較，隻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
假如像《循吏傳》所說，前後兩時期真有劃然不同之點，那就是陳邦彥所指出的，前一時期，社會尚指斥貪污為不道德，一般士大夫還知道守身自愛，後一時期則貪污成為社會風氣，清廉自矢的且被斥為無能。
這一風氣的變化是值得今日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
明代吏治的貪污如上舉諸例，都已為學人所谂知，不必贅及，現在要說明的是一般的情形。
前期如宣德朝可說這朝代的全盛時期，吏治最修明的一階段了。
宣德三年（公元1428）敕谕說：“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于科差，貧富困于買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耗費，常數十倍。
加以郡邑宦鮮得人，吏肆為奸，征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營私，弊不勝紀，以緻吾民衣食不足，轉徙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