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貪污
關燈
小
中
大
，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赍發錢，論訴曰公事錢。
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補得職近曰好窠。
遇事要錢，成為風氣，種下了亡國的禍根。
武人的貪污在曆史上也不能例外，有個著名的故事說，五代時有一個軍閥被召入朝，百姓喜歡極了，說是從今拔去眼中釘了，不料這人在朝廷打點花了大錢，又回舊任，下馬後即刻征收“拔釘錢”。
又有一軍閥也被召入朝，年老的百姓都摸摸胡子，會心微笑，這人回任後，也向百姓要“摸胡子錢”。
上下幾千年，細讀曆史，政簡刑清，官吏廉潔，生民樂業的時代簡直是黃鐘大呂之音，少得可憐。
史家遇見這樣稀觏的時代，往往一唱三歎，低徊景仰而不能自已。
曆朝的政治家用盡了心力，想法子肅清貪污，樹立廉潔的吏治，不外兩種辦法。
第一種是厚祿，他們以為官吏之所以不顧廉恥，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祿不足以養廉，如國家所給俸祿足夠生活，則一般中人之資，受過教育的應該知道自愛。
如再違法受贓，便是自暴自棄，可以重法繩之。
第二種是嚴刑，國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和全國共棄之。
前者例如宋，後者例如明初。
宋代官俸最厚，京朝官有月俸，有春冬服（绫、絹、綿），有祿粟，有職錢，有元随傔人衣糧、傔人餐錢。
此外又有茶酒廚料之給，薪蒿炭鹽諸物之給，飼馬刍粟之給，米面羊口之給。
外官則别有公用錢，有職田。
小官無職田者别有茶湯錢，給賜優裕，入仕的人都可得到生活的保障，不必顧念身家，一心一意替國家做事。
一面嚴刑重法，凡犯贓的官吏都殺無赦，太祖時代執法最嚴，中外官犯贓的一定棄市。
太宗時代也還能維持這法令，真宗時從輕改為杖流海島。
仁宗以後，姑息成風，吏治也日漸腐敗，和初期的循良治行不可同日而語了。
明代和宋代恰好相反，明太祖有懲于元代的覆敗，用重刑治亂國，凡貪官污吏，重則處死，輕也充軍或罰做苦工，甚至立剝皮之刑，一時中外官吏無不重足屏息，奉公畏法。
仁宣兩代繼以寬仁之治，一張一弛，倒也建設了幾十年的清明政治。
正統以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原因是明代官俸本來不厚，洪武年代還可全支，後來便采用折色的辦法，以俸米折鈔，又以布折俸米，朝官每月實得米不過一二石，外官厚者不過三石，薄的一石二石，其餘都折鈔布，鈔價貶值到千分之二三，折算實收，一個正七品的知縣不過得錢一二百文。
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蓄妻子，除了貪污，更無别的法子可想。
這情形政府當局未嘗不了解，卻始終因循敷衍，不從根本解決，上下相蒙，貪污成為正常風氣，時事也就不可問了。
由于上述兩個例子，宋代厚祿，明初嚴刑，暫時都有相當效果，卻都不能維持久遠（但是比較地說，宋代一般的吏治情形要比明代好一點）。
原因是這兩個辦法隻能治标，對貪污的根本原因不能發生作用。
治本的唯一辦法，應該從整個曆史和社會組織去理解。
一直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政治，我們的社會組織，我們的文化都是以家族為本位的。
在農村裡聚族而居，父子兄弟共同勞作，在社會上工商也世承其業，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也從修身齊家出發。
孝友睦姻是公認的美德，幾代同居的大家族更可以誇耀鄉黨。
做官三輩爺，不但诰封父母，蔭及妻子，連親戚鄉黨也雞犬同升。
平居父诏其子、兄诏其弟以做官發财，親朋也以此相勉，社會也以此相欽羨，“個人”在這環境下不複存在，一旦青雲得路，父族妻族兒女姻戚和故舊鄉裡都一擁而來，祿薄固不能支給，即祿厚又何嘗能夠全部應付，更何況上官要承迎，要人要敷衍，送往迎來，在在需錢！如不貪污非餓死凍死不可！固然過去也有清官，清到兒女啼饑号寒，死後連棺材也買不起的。
也有做官一輩子，告休後連住屋也沒有一間的。
可是這類人并不多，一部正史的循吏傳也不過寥寥十數人而已。
而且打開天窗說亮話，這些人之所以做清官，隻是用禮法勉強約束自己，有一個故事說某一清官對人說，錢多自然我也喜歡，隻是名節可畏，正是一個好例。
根據這個理解，貪污的根絕，治本的辦法應該是把“人”從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來。
個人生活的獨立，每一個人都為工作而生存，人與人之間無倚賴心。
從家族本位的社會組織改變為個人本位的社會組織，從依賴家長生活消費性的社會組織，改變為人人工作自食其力的生産性的社會組織，自然上層的政治思想文化也都随而改變。
“人”能夠獨立存在以後，工作的收入足夠生活，法律的制裁使他不願犯禁，厚祿嚴刑，交互為用，社會上有公開的輿論指導監督，政府中有有力的監察機關舉劾糾彈，“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貪污的肅清當然可操左券。
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補得職近曰好窠。
遇事要錢，成為風氣，種下了亡國的禍根。
武人的貪污在曆史上也不能例外，有個著名的故事說，五代時有一個軍閥被召入朝，百姓喜歡極了，說是從今拔去眼中釘了，不料這人在朝廷打點花了大錢，又回舊任，下馬後即刻征收“拔釘錢”。
又有一軍閥也被召入朝，年老的百姓都摸摸胡子，會心微笑，這人回任後，也向百姓要“摸胡子錢”。
上下幾千年，細讀曆史，政簡刑清，官吏廉潔，生民樂業的時代簡直是黃鐘大呂之音，少得可憐。
史家遇見這樣稀觏的時代，往往一唱三歎，低徊景仰而不能自已。
曆朝的政治家用盡了心力，想法子肅清貪污，樹立廉潔的吏治，不外兩種辦法。
第一種是厚祿，他們以為官吏之所以不顧廉恥，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祿不足以養廉，如國家所給俸祿足夠生活，則一般中人之資，受過教育的應該知道自愛。
如再違法受贓，便是自暴自棄，可以重法繩之。
第二種是嚴刑，國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和全國共棄之。
前者例如宋，後者例如明初。
宋代官俸最厚，京朝官有月俸，有春冬服（绫、絹、綿），有祿粟，有職錢，有元随傔人衣糧、傔人餐錢。
此外又有茶酒廚料之給，薪蒿炭鹽諸物之給，飼馬刍粟之給，米面羊口之給。
外官則别有公用錢，有職田。
小官無職田者别有茶湯錢，給賜優裕，入仕的人都可得到生活的保障，不必顧念身家，一心一意替國家做事。
一面嚴刑重法，凡犯贓的官吏都殺無赦，太祖時代執法最嚴，中外官犯贓的一定棄市。
太宗時代也還能維持這法令，真宗時從輕改為杖流海島。
仁宗以後，姑息成風，吏治也日漸腐敗，和初期的循良治行不可同日而語了。
明代和宋代恰好相反，明太祖有懲于元代的覆敗，用重刑治亂國，凡貪官污吏，重則處死，輕也充軍或罰做苦工，甚至立剝皮之刑，一時中外官吏無不重足屏息，奉公畏法。
仁宣兩代繼以寬仁之治，一張一弛，倒也建設了幾十年的清明政治。
正統以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原因是明代官俸本來不厚，洪武年代還可全支，後來便采用折色的辦法，以俸米折鈔，又以布折俸米，朝官每月實得米不過一二石，外官厚者不過三石，薄的一石二石，其餘都折鈔布，鈔價貶值到千分之二三，折算實收，一個正七品的知縣不過得錢一二百文。
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蓄妻子，除了貪污，更無别的法子可想。
這情形政府當局未嘗不了解，卻始終因循敷衍，不從根本解決，上下相蒙，貪污成為正常風氣，時事也就不可問了。
由于上述兩個例子，宋代厚祿，明初嚴刑，暫時都有相當效果，卻都不能維持久遠（但是比較地說，宋代一般的吏治情形要比明代好一點）。
原因是這兩個辦法隻能治标，對貪污的根本原因不能發生作用。
治本的唯一辦法，應該從整個曆史和社會組織去理解。
一直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政治，我們的社會組織，我們的文化都是以家族為本位的。
在農村裡聚族而居，父子兄弟共同勞作，在社會上工商也世承其業，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也從修身齊家出發。
孝友睦姻是公認的美德，幾代同居的大家族更可以誇耀鄉黨。
做官三輩爺，不但诰封父母，蔭及妻子，連親戚鄉黨也雞犬同升。
平居父诏其子、兄诏其弟以做官發财，親朋也以此相勉，社會也以此相欽羨，“個人”在這環境下不複存在，一旦青雲得路，父族妻族兒女姻戚和故舊鄉裡都一擁而來，祿薄固不能支給，即祿厚又何嘗能夠全部應付，更何況上官要承迎，要人要敷衍，送往迎來，在在需錢！如不貪污非餓死凍死不可！固然過去也有清官，清到兒女啼饑号寒，死後連棺材也買不起的。
也有做官一輩子，告休後連住屋也沒有一間的。
可是這類人并不多，一部正史的循吏傳也不過寥寥十數人而已。
而且打開天窗說亮話，這些人之所以做清官，隻是用禮法勉強約束自己，有一個故事說某一清官對人說，錢多自然我也喜歡，隻是名節可畏，正是一個好例。
根據這個理解，貪污的根絕，治本的辦法應該是把“人”從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來。
個人生活的獨立，每一個人都為工作而生存，人與人之間無倚賴心。
從家族本位的社會組織改變為個人本位的社會組織，從依賴家長生活消費性的社會組織，改變為人人工作自食其力的生産性的社會組織，自然上層的政治思想文化也都随而改變。
“人”能夠獨立存在以後，工作的收入足夠生活，法律的制裁使他不願犯禁，厚祿嚴刑，交互為用，社會上有公開的輿論指導監督，政府中有有力的監察機關舉劾糾彈，“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貪污的肅清當然可操左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