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晉南北朝人民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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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物價工赀赀産
欲知一時代中人民生計情形者，必先知其生活之所費，次知其所入幾何，以供此費，為有餘，抑為不足？若有餘者，其餘财用諸何方？而其俗之侈儉可知矣。
一切費用，若能均以錢币計算，自為最便。
苦于前代，錢之為用，不甚普遍；晉室東渡以後，又南北分離，币制既不統一，又皆不甚整饬，公家所鑄之錢，不得民信，民間乃以他物代之；其所以為代之物，又不能畫一；故其計算極難也。
語曰：“食為民天。
”欲知人民生活情形，自宜首知其谷價，而欲知谷價者，又必先考其度、量、衡。
曆代度、量、衡制，略見于正史之《律曆志》，然與民間所用，實不甚相符。
《隋書》所載晉、南北朝度制，以晉荀勖準《周禮》所造，即所謂晉前尺者，為計算之準。
此尺與《漢書·律曆志》所載王莽時劉歆所造之銅斛尺，後漢之建武銅尺相符。
魏杜夔所用之尺，較此長七氂。
江東所用，謂之晉後尺，當此尺一尺六分二氂。
宋民間所用之尺，傳諸梁、陳者，當此尺一尺六分四氂，魏氏所用之尺，分前、中、後三種：前尺當晉前尺一尺二寸七氂。
中尺當其一尺二寸一分一氂。
後尺，亦即後周民間所用，當其一尺二寸八分一氂。
又有所謂東魏尺者，為高齊所沿用，當晉前尺一尺五寸八豪。
後周保定中，诏遣大宗伯盧景宣等累黍造尺，從衡不定。
後因修倉掘地得古玉鬥，事在保定元年（561），見下。
以為正器，據鬥造律、度、量、衡。
其所造者，謂之玉尺。
《隋志》雲：俗間見玉作名為玉尺，見鐵作名為鐵尺。
與相承一銅籥雲是蔡邕銅籥者，校計相符。
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氂。
當時因此大赦，改元天和。
《志》雲：“百司行用，終于大象之末。
”然又雲：“平齊後以宋氏尺同律、度、量，班于天下。
”則玉尺僅官司用之而已。
此尺以鐵作，俗間名為鐵尺。
《志》又載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謂“今之鐵尺，是大祖遣蘇綽所造，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平齊之始，已用宣布，因而為定，彌合時宜”，則鐵尺初非取諸宋氏。
不知周氏諱言之而妄雲為蘇綽所造邪？抑綽之所造，實取正于上國也？《志》又雲：“未及詳定，高祖受終。
”則其尺亦未嘗行也。
量法：《隋志》引魏劉徽《九章商功注》：謂王莽銅斛，當魏九鬥七升四合有奇。
又雲：梁、陳依古鬥。
齊以古升五升為一鬥。
後周武帝保定元年五月，晉國造倉，獲古玉升。
五年十月，準為銅升，班之天下。
依甄鸾算術：玉升一升，得官鬥一升三合四勺。
開皇以古鬥三升為一升。
大業初依複古鬥。
稱法：梁、陳依古稱。
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
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
開皇以古稱三斤為一斤。
大業中依複古稱。
案魏孝文、齊神武、周武帝，皆有釐正度、量、衡之舉；隋炀帝大業三年（607），改度、量、權、衡，并依古式，尤為曠然一大變革；然實皆未行。
《魏書·本紀》：大和十九年（495）六月，诏改長尺、大鬥，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
《北齊書·本紀》：天平三年（537）八月，神武請均鬥、尺，班于天下。
《周書·本紀》：建德六年（577）八月，議定權、衡、度、量，班于天下。
其不依形式者，悉追停。
《隋書·本紀》：大業三年四月，改度、量、權、衡，并依古式。
案《魏書·張普惠傳》：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複征綿、麻，上疏曰：“仰惟高祖，廢大鬥，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
萬姓荷輕賦之饒，不适于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
自茲以降，漸漸長闊。
百姓嗟怨，聞于朝野。
宰輔不尋其本，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其道。
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
絹、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铢之重，未聞依律罪州郡。
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
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複準極。
得長、闊，厚、重者，便雲其州能調絹、布，橫發美譽，以亂視聽。
今若必複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複本幅、度。
其在庫絹、布并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大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
”後普惠表論時政得失，又以審法度、平鬥尺為言；而任城王澄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亦以律、度、量、衡公私不同宜一為首。
二人之論，皆在明帝之初，距大和十九年（495），不過二十年耳。
則謂改制之始，民樂輸将，後乃稍離其本，不過遜順之辭，實則大和之诏，初未嘗行也。
《通典》言梁武帝五铢錢實重四铢三參三黍，其百文重一斤二兩，齊文襄五铢錢實重五铢，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铢，較其多寡、重輕，兩相符合，而《左氏》定公八年《正義》，謂魏、齊鬥、稱，于古二而為一；《隋志》謂其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此即公家定制，與民間所用，實不相符之證。
後周則觀《志》言其平齊後即班宋氏尺于天下，而達奚震等仍以為言，而可知其令之不行矣。
曆代之度、量、衡，蓋無不徒有其名者。
《晉書·律曆志》言：荀勖新尺，惟以調音律，至于人間，未曾流布，故江左及劉曜儀表，并與魏尺略相依準；又言裴以醫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為害特重，宜改治權、衡，不見省；其明證也。
《左氏》定公八年《正義》，謂魏、齊鬥、稱，于古二而為一；周、隋鬥、稱，于古三而為一；蓋據當時實在行用者，約略言之也。
度、量、衡器，初非概由官制，民間自制，自不能無“增損、訛替”。
語見《隋志》。
而前世取民，多以實物，官司恒利于度之長，量之大，衡之重；民間交易，權操于豪強、商賈，其所利者，亦與官司同；故增損、訛替之餘，度必漸增其長，量必漸增其大，衡必漸增其重。
《日知錄》雲：“《漢書·貨殖傳》：黍千大鬥。
師古曰：大鬥者，異于量米、粟之鬥也，是漢時已有大鬥，但用之量粗貨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
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三鬥為大鬥，十鬥為斛。
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铢，二十四铢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
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其大者。
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并行。
大史、大常、大醫用古，他有司皆用今。
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
”《大鬥大兩》條。
自注引《通典》載諸郡土貢，亦有用小斤、小兩者，然皆湯藥之用，如上黨郡貢人參三百小兩，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是也。
愚案《晉》、《隋書》《律曆志》引《九章商功法程》雲：“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合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粗為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
以米斛為正，則同于《漢志》。
”然則随物之精粗、貴賤而異其度、量、衡之器，民間本有此法。
久之漸趨畫一，取其一器以為正，如量粟、菽、麻、麥皆用米斛。
而度量衡之長、大、重，亦随之而增矣。
此較增損、訛替者，所增為巨。
《齊民要術·作醬法》雲：“豆黃堆量不概，鹽曲輕量平概。
達奚震及牛弘等言：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于黃鐘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複小稀，實于黃鐘之律，不動而滿。
”堆量、輕量；或概、或不概；或撼、或不動；雖同用一器，所得多少，又自不同。
此等皆随俗而殊，斷難畫一。
故計算曆代之物價，總隻能得其大較之大較也。
商業興盛之國，交易皆集于都會，小都會又取準于大都會，則度、量、衡及錢币等，皆易于畫一。
以農業為主之國，交易分成多區，區各有其取正之所，商人勢不得不屈于其俗，欲定一尊甚難。
中國曆代，皆欲畫一度、量、衡及錢币，而皆徒有其名，蓋為此也。
以大較之大較言之：南朝之量與衡，視為與古略相放，北朝之量與衡，視為于古二而為一，或當相去不遠也。
據《隋志》所載尺法，惟東魏于古，二而為一，尚有奇零，餘皆不逮頗多。
然此系官家定制，民間所用，未必如是。
正恐二而為一，由來已久，而官家乃從而用之也。
又《梁書·庾诜傳》，載诜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
有人寄載三十石。
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
”蓋以诜之米為己之米，己之米為诜之米也。
魏大和五年（481）班祿增調，《魏書·本紀》言谷二斛九鬥，《食貨志》言粟二石九鬥。
皆可證斛、石仍同。
然《肅宗紀》：孝昌二年二月，诏有能輸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鬥二百斛賞一階，入二華州者，五百石賞一階，地方儲積，固有多少之殊；運轉亦有難易之别；官家須用，亦有緩急之不同；然酬獎之厚薄，似不應縣殊至是？則北方斛、石，似又因地而不同矣。
此等亦難于詳考也。
度、量、衡既略明，又宜進考其時之币價。
漢獻帝初平元年（190），董卓壞五铢錢鑄小錢，實為錢法一大變。
其後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造四铢錢。
三年（456），用徐爰議，收銅繕鑄，私鑄始甚。
前廢帝即位，改鑄二铢；又用沈慶之說通私鑄，而錢法大壞。
史述其弊，至于“鬥米一萬，商賈不行”。
梁武帝鑄五铢及女錢，二品并行，亦卒為私錢所亂。
後廢銅錢，更鑄鐵錢，大同後遂至積如丘山，交易者不複計數，而惟論貫。
北朝大和十九年（495），始行五铢錢，後世宗又鑄之，其行皆不廣。
肅宗以後，私鑄轉甚。
亦至風飄水浮，米鬥幾直一千。
迄于齊、周，無以善其後。
本節所論币制，宜與第二十章第四、五節參看。
以是言之，其時物價，宜極騰貴。
顧史所載者，與前世并無大殊，錢價仍遠較後世為貴，其故何也？曰：當時錢币之為用，本不普遍；惡錢雖與好錢并行，蓋皆減折行使；論物價者，仍以好錢為準，而史從而書之，故覺其物價無甚變動也。
《晉書·食貨志》雲：“董卓鑄小錢，貨輕物貴，谷一斛至錢數百萬。
參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
魏武作相，罷之，還用五铢。
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已。
”夫民間果其通用，豈魏武一令所能罷？此觀于曆代私錢之難禁可知。
蓋董卓所鑄之小錢，本已廢而不行矣。
《志》又雲：“黃初二年（221），魏文帝罷五铢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
至明帝，乃更立五铢錢。
”錢之用便于谷、帛，不待再計而知。
民間果其通用，更豈魏文一令所能廢？《志》又載晉末桓玄議廢錢，孔琳之駁之，謂“錢之不用，由于兵亂積久，自緻于廢”，350此言最合事情。
琳之去魏世近，蓋必有所見，非慢然言之也。
《晉書·張軌傳》：索輔言于軌曰：“古以金、貝、皮币為貨，息谷物量度之耗。
二漢制五铢錢，通易不滞。
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
裂匹為段。
缣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
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
宜複五铢，以濟通變之會。
”軌納之。
立制準布用錢。
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此為琳之之說之鐵證。
蓋前世錢貴，民間零星交易，并不甚用錢，參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
故錢之用，惟于商賈為最切，商賈不行，即寖至于廢矣。
《晉志》載琳之之議又曰：“魏明帝時，錢廢谷用既久，以不便于人，乃舉朝大議。
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複用錢。
下無異情，朝無異論。
”“錢廢谷用既久”句，《宋書·琳之傳》作“錢廢谷用，三十年矣”。
《南史》作四十年矣。
三、四二字，未知孰是，古人好舉成數，逾于三十，即可言四十；又其言數不甚精密，雖迫近四十，仍可言三十也。
而既久二字，則必為後人所改，蓋作史者疑自黃初之世，至于明帝之時，不及三十年，而不知琳之此語，乃上溯漢獻帝時言之也。
此亦足證董卓所鑄小錢，自緻于廢，而無待于魏武之令也。
即謂有待于魏武之令，自初平元年（190）至建安元年（196）魏武作相，亦不過六年。
宋自孝建三年五月鑄四铢錢，下逮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罷之，及其明年三月斷新錢專用古錢，亦不及十年也。
參看第二十章第四節。
《隋書·食貨志》雲：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似鐵錢至梁亡始廢。
然其為用見于史者，僅《陳書·沈炯傳》，謂其為宋子仙所逼，令掌書記，王僧辯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而已。
此蓋破敗之餘，銅錢阙乏，又或吝惜不出，而非其時鐵錢之果行也。
然則積如丘山，适足見其壅塞不行而已。
當時短陌大行，最貴者京師以九十為陌，次則八十、七十，末年乃以三十五為陌。
此即錢日貴，物日賤，向值百錢者，落至僅值九十、八十、七十，甚至僅值三十五也。
錢日多而物日賤，錢之不行可知。
魏肅宗初，任城王澄上書論當時錢貨，謂大和五铢，不入徐、揚之市，河北且無新造五铢，與此正可參證。
大和五铢，不可謂之惡錢，且猶如此，況于梁之鐵錢哉？齊初，孔觊上《鑄錢均貨議》，言：“盜鑄者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淄染，不複行矣。
所粥賣者，皆徒失其物。
盜鑄者複賤買新錢，淄染更易。
反覆生詐，循環起奸。
”觀此，知當時私鑄雖甚，而私錢之廢而不行者亦多；且新舊二錢，判然異價；論物價者，安得不以舊錢為主？又宋文帝時，江夏王義恭欲以大錢一當兩，沈演之議，謂：“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悉皆流行之矣。
”此說謂晉世錢貨不行之地尚多是實，其謂宋世流行，則不過故甚其辭，以伸己說，故《隋志》謂梁初尚惟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也。
錢且不行，況于新鑄？其論物價之辭，必以舊錢為主，更不待言矣。
然則當時币價，果何如邪？案《齊書·王敬則傳》載竟陵王子良啟，謂“錢貴物賤，殆欲兼倍。
凡在觸類，莫不如茲。
稼穑惟劬，斛直數倍。
今機杼勤苦，匹栽三百。
所以然者，實亦有由。
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恤所上，鹹是見直。
民間錢多翦鑿，鮮複完者。
公家所受，必須員大。
以兩代一，困于所貿。
鞭棰、質系，益複無聊。
”又謂“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于今。
賦調多少，因時增減。
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
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準五百。
所以每欲優民，必為降落。
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
四民所送，猶依舊制。
昔為損上，今為刻下。
氓庶空儉，豈不由之？”《子良傳》載其啟，又謂“泉鑄歲遠，類多翦鑿。
江東大錢，十不一在。
公家所受，必須輪郭。
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
猶求請無地，棰革相繼。
”然則當齊初，好惡錢之相比，為以兩當一，或以十七當十。
與所謂鬥米一萬，商賈不行者，相去何其遠邪？足見此等情形，即有之亦為時甚暫也。
物直自永初至元嘉，殆減其半，至齊初則僅十之一矣。
合梁世短陌之數觀之，略可見其時物直降落之情形也。
銅錢而外，金、銀亦略具錢币之用。
前世用金，皆以斤計，此時則多以兩計，詳見第二十章第五節。
即其通行漸廣之征。
漢世黃金一斤直錢萬。
晉、南北朝之世，史無明文。
然史亦未言其相異，則其比直或無甚變動。
黃金一斤直錢萬，則一兩直錢六百二十五。
新室币制，銀八兩為一流，直千，見《秦漢史》第七章第二節。
當金價五分之一。
是時若無變動，則銀一兩直錢百二十五也。
金、銀為用不廣，錢又不足于用，所資以交易者，實惟谷、帛為多。
宋世周朗，亦主廢錢币用谷帛者，其言曰：“自淮已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不患其難。
”可見北多用帛，南多用谷。
351欲計布帛之直，必先考其長、廣。
《宋書·律志》謂“布幅廣二尺七寸，四十尺為匹”，較《漢書·食貨志》所雲“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者少廣。
《魏書·食貨志》雲：“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
”則與《漢志》符同。
又雲：“六十匹為一端。
”案大和班祿之先，戶以九品混通，各調帛二匹，又各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
詳見第三節。
一匹二丈，則六十尺。
蓋因有是調，乃有一端之稱也。
352前世多言布帛，南北朝之世，則多言絹、布，蓋以絹為絲織之總名。
353《北齊書·李元忠傳》雲：元忠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以百缣，又載世宗書辭曰：“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
”上言缣，下言絹，其明征矣。
是時銅錢日少，故絹價日廉。
《晉書·石勒載記》：勒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
百姓私買，則中絹四千，下絹二千。
魏大和十九年（495）行錢，内外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為錢二百。
永安二年（529）鑄五铢，官欲貴錢，出藏絹，分使人于三市賣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
蓋官賣止收好錢，私市兼收惡錢。
普泰元年（531），天下調絹四百一匹，此則利于多取，其時絹價未必至是也。
《北史·房谟傳》雲：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匹，征錢三百，人庶苦之，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可見四百為多取也。
自石勒之時，至于魏世，絹價約落至十分之一，亦頗與南朝情形相似矣。
史所載谷價，多在饑荒喪亂之時，實不足考人民生活情形，晉、南北朝谷價異常者：《惠帝紀》：元康七年七月，關中饑，米斛萬錢，時直齊萬年之亂。
大安二年十月，公私窮蹙，米石萬錢，時直張方之亂。
《懷帝紀》：永嘉五年六月，百姓饑儉，米斛萬餘，時劉曜、王彌陷京師。
《愍帝紀》：建興四年十月，京師饑甚，米鬥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時劉曜自前月逼京師。
《成帝紀》：鹹和四年正月，蘇峻子碩攻台城，城中大饑，米鬥萬錢。
《魏書·僭晉傳》雲：谷石數萬。
鹹康元年（335），大旱，會稽、餘姚尤甚，米鬥五百。
《石季龍載記》：時衆役繁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貴，金一斤，直米二鬥。
《呂光載記》：光之稱酒泉公，谷價騰踴，鬥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
呂隆之将亡也，姑臧谷價踴貴，鬥值錢五千，人相食，餓死十餘萬。
《魏書》本傳同。
《秃發氏載記》雲：隆為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群下議之，其尚書左丞婆衍侖曰：“今姑臧饑荒殘弊，谷石萬錢。
”則尚未至如《隆載記》所言之烈。
蓋其初危急時，與後極困弊時，谷價又有不同也。
《宋書·沈演之傳》：元嘉十二年（435），東諸郡大水，民人饑馑。
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塘，升米三百。
《前廢帝紀》：大明八年（464），去歲及是歲，東諸郡大早。
甚者米一升數百。
354京邑亦至百餘。
餓死者十有六七。
一升，《南史》作一鬥。
案《孔觊傳》言：大明八年（464），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鬥将百錢，《南史》亦同，則作鬥者是也。
《梁書·武帝紀》：天監元年（502），大旱，米鬥五千，人多餓死。
《庾革傳》亦言革以是時行會稽郡事，時承凋敝之後，百姓兇荒，所在谷貴，米鬥數千，人多流散。
《侯景傳》言：景圍台城時，食稍盡，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
《南史·景傳》雲：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
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
《魏書·島夷傳》雲：城内大饑，人相食。
米一鬥八十萬。
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
軍人共于德陽前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匹，賣一狗得錢二十萬。
皆熏雀掘鼠而食之。
案谷價之翔貴，由于水旱者實少，由于兵亂者特多且甚，此以見人禍之更烈于天災也。
其稍近于常情者：《晉書·食貨志》載戶調之式，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鬥，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此恐亦僅能取諸戶主。
課調既愈遠而愈輕，則二十八文，必尚不及米五鬥之價。
此大粗略；且遠夷情形，亦與中國不同；不足以考谷價。
《齊書·豫章王嶷傳》：嶷為荊、湘二州刺史，以谷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此條最可考見南朝谷價。
荊、湘為産米之區，參看第二十章第一節。
谷斛不及百錢，餘瘠薄之地當較貴，則當在百錢左右也。
梁天監四年（505），大穰，米斛三十，其必病農，自無疑矣。
然《魏書·食貨志》言：天興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
《隋書·食貨志》言：東魏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谷斛至九錢。
魏初絹匹，假依石勒時中絹為四千，斛得錢約五十，其斛傥與古量相同，已去天監之世
一切費用，若能均以錢币計算，自為最便。
苦于前代，錢之為用，不甚普遍；晉室東渡以後，又南北分離，币制既不統一，又皆不甚整饬，公家所鑄之錢，不得民信，民間乃以他物代之；其所以為代之物，又不能畫一；故其計算極難也。
語曰：“食為民天。
”欲知人民生活情形，自宜首知其谷價，而欲知谷價者，又必先考其度、量、衡。
曆代度、量、衡制，略見于正史之《律曆志》，然與民間所用，實不甚相符。
《隋書》所載晉、南北朝度制，以晉荀勖準《周禮》所造，即所謂晉前尺者，為計算之準。
此尺與《漢書·律曆志》所載王莽時劉歆所造之銅斛尺，後漢之建武銅尺相符。
魏杜夔所用之尺，較此長七氂。
江東所用，謂之晉後尺，當此尺一尺六分二氂。
宋民間所用之尺，傳諸梁、陳者，當此尺一尺六分四氂，魏氏所用之尺，分前、中、後三種：前尺當晉前尺一尺二寸七氂。
中尺當其一尺二寸一分一氂。
後尺，亦即後周民間所用，當其一尺二寸八分一氂。
又有所謂東魏尺者，為高齊所沿用，當晉前尺一尺五寸八豪。
後周保定中，诏遣大宗伯盧景宣等累黍造尺，從衡不定。
後因修倉掘地得古玉鬥，事在保定元年（561），見下。
以為正器，據鬥造律、度、量、衡。
其所造者，謂之玉尺。
《隋志》雲：俗間見玉作名為玉尺，見鐵作名為鐵尺。
與相承一銅籥雲是蔡邕銅籥者，校計相符。
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氂。
當時因此大赦，改元天和。
《志》雲：“百司行用，終于大象之末。
”然又雲：“平齊後以宋氏尺同律、度、量，班于天下。
”則玉尺僅官司用之而已。
此尺以鐵作，俗間名為鐵尺。
《志》又載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謂“今之鐵尺，是大祖遣蘇綽所造，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平齊之始，已用宣布，因而為定，彌合時宜”，則鐵尺初非取諸宋氏。
不知周氏諱言之而妄雲為蘇綽所造邪？抑綽之所造，實取正于上國也？《志》又雲：“未及詳定，高祖受終。
”則其尺亦未嘗行也。
量法：《隋志》引魏劉徽《九章商功注》：謂王莽銅斛，當魏九鬥七升四合有奇。
又雲：梁、陳依古鬥。
齊以古升五升為一鬥。
後周武帝保定元年五月，晉國造倉，獲古玉升。
五年十月，準為銅升，班之天下。
依甄鸾算術：玉升一升，得官鬥一升三合四勺。
開皇以古鬥三升為一升。
大業初依複古鬥。
稱法：梁、陳依古稱。
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
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
開皇以古稱三斤為一斤。
大業中依複古稱。
案魏孝文、齊神武、周武帝，皆有釐正度、量、衡之舉；隋炀帝大業三年（607），改度、量、權、衡，并依古式，尤為曠然一大變革；然實皆未行。
《魏書·本紀》：大和十九年（495）六月，诏改長尺、大鬥，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
《北齊書·本紀》：天平三年（537）八月，神武請均鬥、尺，班于天下。
《周書·本紀》：建德六年（577）八月，議定權、衡、度、量，班于天下。
其不依形式者，悉追停。
《隋書·本紀》：大業三年四月，改度、量、權、衡，并依古式。
案《魏書·張普惠傳》：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複征綿、麻，上疏曰：“仰惟高祖，廢大鬥，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
萬姓荷輕賦之饒，不适于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
自茲以降，漸漸長闊。
百姓嗟怨，聞于朝野。
宰輔不尋其本，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其道。
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
絹、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铢之重，未聞依律罪州郡。
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
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複準極。
得長、闊，厚、重者，便雲其州能調絹、布，橫發美譽，以亂視聽。
今若必複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複本幅、度。
其在庫絹、布并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大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
”後普惠表論時政得失，又以審法度、平鬥尺為言；而任城王澄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亦以律、度、量、衡公私不同宜一為首。
二人之論，皆在明帝之初，距大和十九年（495），不過二十年耳。
則謂改制之始，民樂輸将，後乃稍離其本，不過遜順之辭，實則大和之诏，初未嘗行也。
《通典》言梁武帝五铢錢實重四铢三參三黍，其百文重一斤二兩，齊文襄五铢錢實重五铢，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铢，較其多寡、重輕，兩相符合，而《左氏》定公八年《正義》，謂魏、齊鬥、稱，于古二而為一；《隋志》謂其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此即公家定制，與民間所用，實不相符之證。
後周則觀《志》言其平齊後即班宋氏尺于天下，而達奚震等仍以為言，而可知其令之不行矣。
曆代之度、量、衡，蓋無不徒有其名者。
《晉書·律曆志》言：荀勖新尺，惟以調音律，至于人間，未曾流布，故江左及劉曜儀表，并與魏尺略相依準；又言裴以醫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為害特重，宜改治權、衡，不見省；其明證也。
《左氏》定公八年《正義》，謂魏、齊鬥、稱，于古二而為一；周、隋鬥、稱，于古三而為一；蓋據當時實在行用者，約略言之也。
度、量、衡器，初非概由官制，民間自制，自不能無“增損、訛替”。
語見《隋志》。
而前世取民，多以實物，官司恒利于度之長，量之大，衡之重；民間交易，權操于豪強、商賈，其所利者，亦與官司同；故增損、訛替之餘，度必漸增其長，量必漸增其大，衡必漸增其重。
《日知錄》雲：“《漢書·貨殖傳》：黍千大鬥。
師古曰：大鬥者，異于量米、粟之鬥也，是漢時已有大鬥，但用之量粗貨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
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三鬥為大鬥，十鬥為斛。
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铢，二十四铢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
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其大者。
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并行。
大史、大常、大醫用古，他有司皆用今。
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
”《大鬥大兩》條。
自注引《通典》載諸郡土貢，亦有用小斤、小兩者，然皆湯藥之用，如上黨郡貢人參三百小兩，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是也。
愚案《晉》、《隋書》《律曆志》引《九章商功法程》雲：“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合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粗為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
以米斛為正，則同于《漢志》。
”然則随物之精粗、貴賤而異其度、量、衡之器，民間本有此法。
久之漸趨畫一，取其一器以為正，如量粟、菽、麻、麥皆用米斛。
而度量衡之長、大、重，亦随之而增矣。
此較增損、訛替者，所增為巨。
《齊民要術·作醬法》雲：“豆黃堆量不概，鹽曲輕量平概。
達奚震及牛弘等言：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于黃鐘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複小稀，實于黃鐘之律，不動而滿。
”堆量、輕量；或概、或不概；或撼、或不動；雖同用一器，所得多少，又自不同。
此等皆随俗而殊，斷難畫一。
故計算曆代之物價，總隻能得其大較之大較也。
商業興盛之國，交易皆集于都會，小都會又取準于大都會，則度、量、衡及錢币等，皆易于畫一。
以農業為主之國，交易分成多區，區各有其取正之所，商人勢不得不屈于其俗，欲定一尊甚難。
中國曆代，皆欲畫一度、量、衡及錢币，而皆徒有其名，蓋為此也。
以大較之大較言之：南朝之量與衡，視為與古略相放，北朝之量與衡，視為于古二而為一，或當相去不遠也。
據《隋志》所載尺法，惟東魏于古，二而為一，尚有奇零，餘皆不逮頗多。
然此系官家定制，民間所用，未必如是。
正恐二而為一，由來已久，而官家乃從而用之也。
又《梁書·庾诜傳》，載诜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
有人寄載三十石。
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
”蓋以诜之米為己之米，己之米為诜之米也。
魏大和五年（481）班祿增調，《魏書·本紀》言谷二斛九鬥，《食貨志》言粟二石九鬥。
皆可證斛、石仍同。
然《肅宗紀》：孝昌二年二月，诏有能輸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鬥二百斛賞一階，入二華州者，五百石賞一階，地方儲積，固有多少之殊；運轉亦有難易之别；官家須用，亦有緩急之不同；然酬獎之厚薄，似不應縣殊至是？則北方斛、石，似又因地而不同矣。
此等亦難于詳考也。
度、量、衡既略明，又宜進考其時之币價。
漢獻帝初平元年（190），董卓壞五铢錢鑄小錢，實為錢法一大變。
其後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造四铢錢。
三年（456），用徐爰議，收銅繕鑄，私鑄始甚。
前廢帝即位，改鑄二铢；又用沈慶之說通私鑄，而錢法大壞。
史述其弊，至于“鬥米一萬，商賈不行”。
梁武帝鑄五铢及女錢，二品并行，亦卒為私錢所亂。
後廢銅錢，更鑄鐵錢，大同後遂至積如丘山，交易者不複計數，而惟論貫。
北朝大和十九年（495），始行五铢錢，後世宗又鑄之，其行皆不廣。
肅宗以後，私鑄轉甚。
亦至風飄水浮，米鬥幾直一千。
迄于齊、周，無以善其後。
本節所論币制，宜與第二十章第四、五節參看。
以是言之，其時物價，宜極騰貴。
顧史所載者，與前世并無大殊，錢價仍遠較後世為貴，其故何也？曰：當時錢币之為用，本不普遍；惡錢雖與好錢并行，蓋皆減折行使；論物價者，仍以好錢為準，而史從而書之，故覺其物價無甚變動也。
《晉書·食貨志》雲：“董卓鑄小錢，貨輕物貴，谷一斛至錢數百萬。
參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
魏武作相，罷之，還用五铢。
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已。
”夫民間果其通用，豈魏武一令所能罷？此觀于曆代私錢之難禁可知。
蓋董卓所鑄之小錢，本已廢而不行矣。
《志》又雲：“黃初二年（221），魏文帝罷五铢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
至明帝，乃更立五铢錢。
”錢之用便于谷、帛，不待再計而知。
民間果其通用，更豈魏文一令所能廢？《志》又載晉末桓玄議廢錢，孔琳之駁之，謂“錢之不用，由于兵亂積久，自緻于廢”，350此言最合事情。
琳之去魏世近，蓋必有所見，非慢然言之也。
《晉書·張軌傳》：索輔言于軌曰：“古以金、貝、皮币為貨，息谷物量度之耗。
二漢制五铢錢，通易不滞。
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
裂匹為段。
缣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
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
宜複五铢，以濟通變之會。
”軌納之。
立制準布用錢。
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此為琳之之說之鐵證。
蓋前世錢貴，民間零星交易，并不甚用錢，參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
故錢之用，惟于商賈為最切，商賈不行，即寖至于廢矣。
《晉志》載琳之之議又曰：“魏明帝時，錢廢谷用既久，以不便于人，乃舉朝大議。
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複用錢。
下無異情，朝無異論。
”“錢廢谷用既久”句，《宋書·琳之傳》作“錢廢谷用，三十年矣”。
《南史》作四十年矣。
三、四二字，未知孰是，古人好舉成數，逾于三十，即可言四十；又其言數不甚精密，雖迫近四十，仍可言三十也。
而既久二字，則必為後人所改，蓋作史者疑自黃初之世，至于明帝之時，不及三十年，而不知琳之此語，乃上溯漢獻帝時言之也。
此亦足證董卓所鑄小錢，自緻于廢，而無待于魏武之令也。
即謂有待于魏武之令，自初平元年（190）至建安元年（196）魏武作相，亦不過六年。
宋自孝建三年五月鑄四铢錢，下逮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罷之，及其明年三月斷新錢專用古錢，亦不及十年也。
參看第二十章第四節。
《隋書·食貨志》雲：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似鐵錢至梁亡始廢。
然其為用見于史者，僅《陳書·沈炯傳》，謂其為宋子仙所逼，令掌書記，王僧辯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而已。
此蓋破敗之餘，銅錢阙乏，又或吝惜不出，而非其時鐵錢之果行也。
然則積如丘山，适足見其壅塞不行而已。
當時短陌大行，最貴者京師以九十為陌，次則八十、七十，末年乃以三十五為陌。
此即錢日貴，物日賤，向值百錢者，落至僅值九十、八十、七十，甚至僅值三十五也。
錢日多而物日賤，錢之不行可知。
魏肅宗初，任城王澄上書論當時錢貨，謂大和五铢，不入徐、揚之市，河北且無新造五铢，與此正可參證。
大和五铢，不可謂之惡錢，且猶如此，況于梁之鐵錢哉？齊初，孔觊上《鑄錢均貨議》，言：“盜鑄者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淄染，不複行矣。
所粥賣者，皆徒失其物。
盜鑄者複賤買新錢，淄染更易。
反覆生詐，循環起奸。
”觀此，知當時私鑄雖甚，而私錢之廢而不行者亦多；且新舊二錢，判然異價；論物價者，安得不以舊錢為主？又宋文帝時，江夏王義恭欲以大錢一當兩，沈演之議，謂：“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悉皆流行之矣。
”此說謂晉世錢貨不行之地尚多是實，其謂宋世流行，則不過故甚其辭，以伸己說，故《隋志》謂梁初尚惟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也。
錢且不行，況于新鑄？其論物價之辭，必以舊錢為主，更不待言矣。
然則當時币價，果何如邪？案《齊書·王敬則傳》載竟陵王子良啟，謂“錢貴物賤，殆欲兼倍。
凡在觸類，莫不如茲。
稼穑惟劬，斛直數倍。
今機杼勤苦，匹栽三百。
所以然者，實亦有由。
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恤所上，鹹是見直。
民間錢多翦鑿，鮮複完者。
公家所受，必須員大。
以兩代一，困于所貿。
鞭棰、質系，益複無聊。
”又謂“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于今。
賦調多少，因時增減。
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
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準五百。
所以每欲優民，必為降落。
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
四民所送，猶依舊制。
昔為損上，今為刻下。
氓庶空儉，豈不由之？”《子良傳》載其啟，又謂“泉鑄歲遠，類多翦鑿。
江東大錢，十不一在。
公家所受，必須輪郭。
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
猶求請無地，棰革相繼。
”然則當齊初，好惡錢之相比，為以兩當一，或以十七當十。
與所謂鬥米一萬，商賈不行者，相去何其遠邪？足見此等情形，即有之亦為時甚暫也。
物直自永初至元嘉，殆減其半，至齊初則僅十之一矣。
合梁世短陌之數觀之，略可見其時物直降落之情形也。
銅錢而外，金、銀亦略具錢币之用。
前世用金，皆以斤計，此時則多以兩計，詳見第二十章第五節。
即其通行漸廣之征。
漢世黃金一斤直錢萬。
晉、南北朝之世，史無明文。
然史亦未言其相異，則其比直或無甚變動。
黃金一斤直錢萬，則一兩直錢六百二十五。
新室币制，銀八兩為一流，直千，見《秦漢史》第七章第二節。
當金價五分之一。
是時若無變動，則銀一兩直錢百二十五也。
金、銀為用不廣，錢又不足于用，所資以交易者，實惟谷、帛為多。
宋世周朗，亦主廢錢币用谷帛者，其言曰：“自淮已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不患其難。
”可見北多用帛，南多用谷。
351欲計布帛之直，必先考其長、廣。
《宋書·律志》謂“布幅廣二尺七寸，四十尺為匹”，較《漢書·食貨志》所雲“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者少廣。
《魏書·食貨志》雲：“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
”則與《漢志》符同。
又雲：“六十匹為一端。
”案大和班祿之先，戶以九品混通，各調帛二匹，又各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
詳見第三節。
一匹二丈，則六十尺。
蓋因有是調，乃有一端之稱也。
352前世多言布帛，南北朝之世，則多言絹、布，蓋以絹為絲織之總名。
353《北齊書·李元忠傳》雲：元忠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以百缣，又載世宗書辭曰：“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
”上言缣，下言絹，其明征矣。
是時銅錢日少，故絹價日廉。
《晉書·石勒載記》：勒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
百姓私買，則中絹四千，下絹二千。
魏大和十九年（495）行錢，内外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為錢二百。
永安二年（529）鑄五铢，官欲貴錢，出藏絹，分使人于三市賣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
蓋官賣止收好錢，私市兼收惡錢。
普泰元年（531），天下調絹四百一匹，此則利于多取，其時絹價未必至是也。
《北史·房谟傳》雲：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匹，征錢三百，人庶苦之，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可見四百為多取也。
自石勒之時，至于魏世，絹價約落至十分之一，亦頗與南朝情形相似矣。
史所載谷價，多在饑荒喪亂之時，實不足考人民生活情形，晉、南北朝谷價異常者：《惠帝紀》：元康七年七月，關中饑，米斛萬錢，時直齊萬年之亂。
大安二年十月，公私窮蹙，米石萬錢，時直張方之亂。
《懷帝紀》：永嘉五年六月，百姓饑儉，米斛萬餘，時劉曜、王彌陷京師。
《愍帝紀》：建興四年十月，京師饑甚，米鬥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時劉曜自前月逼京師。
《成帝紀》：鹹和四年正月，蘇峻子碩攻台城，城中大饑，米鬥萬錢。
《魏書·僭晉傳》雲：谷石數萬。
鹹康元年（335），大旱，會稽、餘姚尤甚，米鬥五百。
《石季龍載記》：時衆役繁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貴，金一斤，直米二鬥。
《呂光載記》：光之稱酒泉公，谷價騰踴，鬥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
呂隆之将亡也，姑臧谷價踴貴，鬥值錢五千，人相食，餓死十餘萬。
《魏書》本傳同。
《秃發氏載記》雲：隆為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群下議之，其尚書左丞婆衍侖曰：“今姑臧饑荒殘弊，谷石萬錢。
”則尚未至如《隆載記》所言之烈。
蓋其初危急時，與後極困弊時，谷價又有不同也。
《宋書·沈演之傳》：元嘉十二年（435），東諸郡大水，民人饑馑。
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塘，升米三百。
《前廢帝紀》：大明八年（464），去歲及是歲，東諸郡大早。
甚者米一升數百。
354京邑亦至百餘。
餓死者十有六七。
一升，《南史》作一鬥。
案《孔觊傳》言：大明八年（464），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鬥将百錢，《南史》亦同，則作鬥者是也。
《梁書·武帝紀》：天監元年（502），大旱，米鬥五千，人多餓死。
《庾革傳》亦言革以是時行會稽郡事，時承凋敝之後，百姓兇荒，所在谷貴，米鬥數千，人多流散。
《侯景傳》言：景圍台城時，食稍盡，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
《南史·景傳》雲：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
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
《魏書·島夷傳》雲：城内大饑，人相食。
米一鬥八十萬。
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
軍人共于德陽前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匹，賣一狗得錢二十萬。
皆熏雀掘鼠而食之。
案谷價之翔貴，由于水旱者實少，由于兵亂者特多且甚，此以見人禍之更烈于天災也。
其稍近于常情者：《晉書·食貨志》載戶調之式，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鬥，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此恐亦僅能取諸戶主。
課調既愈遠而愈輕，則二十八文，必尚不及米五鬥之價。
此大粗略；且遠夷情形，亦與中國不同；不足以考谷價。
《齊書·豫章王嶷傳》：嶷為荊、湘二州刺史，以谷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此條最可考見南朝谷價。
荊、湘為産米之區，參看第二十章第一節。
谷斛不及百錢，餘瘠薄之地當較貴，則當在百錢左右也。
梁天監四年（505），大穰，米斛三十，其必病農，自無疑矣。
然《魏書·食貨志》言：天興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
《隋書·食貨志》言：東魏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谷斛至九錢。
魏初絹匹，假依石勒時中絹為四千，斛得錢約五十，其斛傥與古量相同，已去天監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