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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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更無論矣。
與司馬氏相結合者，率多驕淫狙詐之徒；司馬氏之子弟，亦日習于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時勢之艱危，人心之險诐如故；于是以晉初之百端待理；滅吳之後，又直可以有為之時；乃以趣過目前之晉武帝承之，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舉，皇論其他？而楊、賈、八王之禍，且代異己之誅而起矣。
晉室之傾頹，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蓋自初平以來，積漸所緻，勢固不易中止也。
夫國之所恃為桢幹者，固非一二臣衛，而為士大夫之群，今所謂中等階級也。
士大夫而多有猷、有為、有守，舊政府雖覆，樹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難。
當時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國在是時，民族與國家之見地，蓋尚未晶瑩。
東漢名士，看似前仆後繼，盡忠王室，實多動于好名之私，挾一忠君之念耳。
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國并立之時，不能為一統之益，而時或轉為其累。
參看《秦漢史》第十四章第四節。
又既沿封建之習，則諸侯之國，與卿大夫之家，其重輕本來相去無幾，由是王室與私門，其重輕之相去，亦不甚遠；益以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國衛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
劉、石肆虐，北方之名門巨族，相率遷地以圖自全，鮮能出身犯難者，由此也。
攜家避地，固始漢末，然是時為内亂，而晉初為外患，衡以内亂不與，外患不辟之義，則晉之士大夫，有愧焉爾矣。
夫既徒為保家全身之計，則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樂而無複報胡之心。
東晉之名流，率圖苟安而怠恢複；如蔡谟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浩。
其挾有奸雄之才，而又為事勢所激者，遂不恤為裂冠毀冕之行；如王敦、桓溫之稱兵。
以此。
夫當時北方之士大夫，雖雲不足與有為，然南方剽悍之氣，固未嘗減。
觀周處可見。
參看《秦漢史》第十一章第八節。
使晉室東渡之後，得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者而用之，北方之恢複，曾何足計？其時南方之人，蓋亦有圖自立者，如陳敏等是。
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門巨族，挾一王室之名以來，自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權，遂盡入北來諸族之手，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焉。
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氣始有所藉以自見，然積弱之勢既成，狙詐之習未改，日莫途遠，雖絕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複之緒矣。
宋、齊、梁、陳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複名門巨族。
然所用寒人，資望大淺，雖能綱紀庶務，而不能樹立遠猷。
又以防如晉世之内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室處之而世族之驕淫，既成恒軌，人心之傾險，又難驟更，而骨肉之相屠，遂繼君臣之相忌而起矣。
佞幸當朝，權奸梗命，其局勢較東晉更劣，其淵源，則仍來自東晉者也。
一時代之風氣，恒随一二人之心力為轉移。
當神州陸沉之餘，甯無痛憤而思奮起者？然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實亦緣其所處之境。
先漢之世，學士大夫，人人有志于緻用。
自經新莽之喪敗，遂旁皇而失其所守。
既失之瑣碎又偏于泥古，實不能有當于人心。
其思力較沉摯者，乃思舍迹而求道。
其于五經，遂束閣《詩》、《書》、《禮》、《春秋》而專重《易》；其于諸子，則弁髦名、法、儒、墨、縱橫而專言道。
其識解自較漢人為高，然其所規畫，或失之遷闊而不能行；甚或視世事大渺小；謂有為之法，終如夢幻泡景而不足為。
其力薄才弱者，則徒為自娛或自全之計，遂至新亭燕集，徒為楚囚之對泣焉。
此以外攘言之也。
以言乎内治：則自東漢以來，不複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群，而稍以淑己為淑群之道。
承之以釋、老，而此等見解，愈益牢固而不可拔。
而其所謂淑己之道，又過高而非凡民之所知。
聽其言則美矣，責其實，殆如彼教所謂兔角、龜毛，悉成戲論。
此晉、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終莫能振起也。
至于平民，其胼手胝足，以自效于國家、民族，以視平世，其艱苦固不翅倍蓰；即能陳力于戰事者，亦自不乏。
然民兵之制既廢；三五取丁等法，實為以不教民戰；而廣占良田，規锢山澤，蔭匿戶口者，又務虐用其人。
北方遺黎，或抟結立塢壁，以抗淫威，亦因所抟結者太小，終難自立。
其異族之竊據者，則專用其本族若他異族之人為兵，漢民既手無斧柯，則雖屢直變亂而終無以自奮。
此平民所以不獲有所藉手，以自效于國家、民族也。
凡此，皆晉、南北朝三百年中，我國民不克以兵力攘斥異族之由也。
然則此時代中，我國民之所建樹者何如？豈遂束手一無所為乎？曰：其大成就有四焉，而皆與民族之動蕩移徙有關，故民族之移徙，實此時代中最大之事也。
四者惟何？一曰士庶等級之平夷。
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
三曰
與司馬氏相結合者，率多驕淫狙詐之徒；司馬氏之子弟，亦日習于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時勢之艱危，人心之險诐如故；于是以晉初之百端待理；滅吳之後，又直可以有為之時；乃以趣過目前之晉武帝承之，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舉，皇論其他？而楊、賈、八王之禍，且代異己之誅而起矣。
晉室之傾頹，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蓋自初平以來，積漸所緻，勢固不易中止也。
夫國之所恃為桢幹者，固非一二臣衛，而為士大夫之群，今所謂中等階級也。
士大夫而多有猷、有為、有守，舊政府雖覆，樹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難。
當時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國在是時，民族與國家之見地，蓋尚未晶瑩。
東漢名士，看似前仆後繼，盡忠王室，實多動于好名之私，挾一忠君之念耳。
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國并立之時，不能為一統之益，而時或轉為其累。
參看《秦漢史》第十四章第四節。
又既沿封建之習，則諸侯之國，與卿大夫之家，其重輕本來相去無幾，由是王室與私門，其重輕之相去，亦不甚遠；益以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國衛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
劉、石肆虐，北方之名門巨族，相率遷地以圖自全，鮮能出身犯難者，由此也。
攜家避地，固始漢末，然是時為内亂，而晉初為外患，衡以内亂不與，外患不辟之義，則晉之士大夫，有愧焉爾矣。
夫既徒為保家全身之計，則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樂而無複報胡之心。
東晉之名流，率圖苟安而怠恢複；如蔡谟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浩。
其挾有奸雄之才，而又為事勢所激者，遂不恤為裂冠毀冕之行；如王敦、桓溫之稱兵。
以此。
夫當時北方之士大夫，雖雲不足與有為，然南方剽悍之氣，固未嘗減。
觀周處可見。
參看《秦漢史》第十一章第八節。
使晉室東渡之後，得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者而用之，北方之恢複，曾何足計？其時南方之人，蓋亦有圖自立者，如陳敏等是。
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門巨族，挾一王室之名以來，自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權，遂盡入北來諸族之手，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焉。
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氣始有所藉以自見，然積弱之勢既成，狙詐之習未改，日莫途遠，雖絕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複之緒矣。
宋、齊、梁、陳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複名門巨族。
然所用寒人，資望大淺，雖能綱紀庶務，而不能樹立遠猷。
又以防如晉世之内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室處之而世族之驕淫，既成恒軌，人心之傾險，又難驟更，而骨肉之相屠，遂繼君臣之相忌而起矣。
佞幸當朝，權奸梗命，其局勢較東晉更劣，其淵源，則仍來自東晉者也。
一時代之風氣，恒随一二人之心力為轉移。
當神州陸沉之餘，甯無痛憤而思奮起者？然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實亦緣其所處之境。
先漢之世，學士大夫，人人有志于緻用。
自經新莽之喪敗，遂旁皇而失其所守。
既失之瑣碎又偏于泥古，實不能有當于人心。
其思力較沉摯者，乃思舍迹而求道。
其于五經，遂束閣《詩》、《書》、《禮》、《春秋》而專重《易》；其于諸子，則弁髦名、法、儒、墨、縱橫而專言道。
其識解自較漢人為高，然其所規畫，或失之遷闊而不能行；甚或視世事大渺小；謂有為之法，終如夢幻泡景而不足為。
其力薄才弱者，則徒為自娛或自全之計，遂至新亭燕集，徒為楚囚之對泣焉。
此以外攘言之也。
以言乎内治：則自東漢以來，不複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群，而稍以淑己為淑群之道。
承之以釋、老，而此等見解，愈益牢固而不可拔。
而其所謂淑己之道，又過高而非凡民之所知。
聽其言則美矣，責其實，殆如彼教所謂兔角、龜毛，悉成戲論。
此晉、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終莫能振起也。
至于平民，其胼手胝足，以自效于國家、民族，以視平世，其艱苦固不翅倍蓰；即能陳力于戰事者，亦自不乏。
然民兵之制既廢；三五取丁等法，實為以不教民戰；而廣占良田，規锢山澤，蔭匿戶口者，又務虐用其人。
北方遺黎，或抟結立塢壁，以抗淫威，亦因所抟結者太小，終難自立。
其異族之竊據者，則專用其本族若他異族之人為兵，漢民既手無斧柯，則雖屢直變亂而終無以自奮。
此平民所以不獲有所藉手，以自效于國家、民族也。
凡此，皆晉、南北朝三百年中，我國民不克以兵力攘斥異族之由也。
然則此時代中，我國民之所建樹者何如？豈遂束手一無所為乎？曰：其大成就有四焉，而皆與民族之動蕩移徙有關，故民族之移徙，實此時代中最大之事也。
四者惟何？一曰士庶等級之平夷。
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
三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