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變動中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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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口通商至甲午之戰，為中國受外力壓迫之時代；自甲午之戰以後，可謂中國受外力壓迫而起變革之時代。
革新之原動力有二：（一）士大夫，（二）平民也。
前者恒側重于政治之改革，後者則較易注重于社會方面，亦易傾向民族主義。
前者，康有為等之主張變法維新代表之。
後者，孫文之革命代表之。
革命之事體較大，久靜之社會，驟難大動，故躍登舞台者，以前者為先。
維新派創辦的主要報紙一覽表 維新派在不斷上書光緒帝，以争取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時，也開始創辦報紙，成立維新團體，大力宣傳維新思想。
從五口通商至甲午之戰，為中國受外力壓迫之時代；自甲午之戰以後，可謂中國受外力壓迫而起變革之時代。
革新之原動力有二：（一）士大夫，（二）平民也。
前者恒側重于政治之改革，後者則較易注重于社會方面，亦易傾向民族主義。
前者，康有為等之主張變法維新代表之。
後者，孫文之革命代表之。
革命之事體較大，久靜之社會，驟難大動，故躍登舞台者，以前者為先。
中國學術，本重經世，宋學者尤饒有此種精神，惜其末流，學問失之空疏，又因附和者多，寝成叫嚣之習。
空疏者昧于事勢，叫嚣者惟便私圖，遂至釀成黨争，既為明主所不容，亦為輿論所厭惡，學術界之風氣，遂一變而為清代之考據，饒有為學問而學問之精神。
然與世務，則幾無關系矣。
物極必變，而清中葉以後，時勢之艱難，又有以驅迫之，于是龔自珍、魏源等之學，乃寖寖複重經世，至康有為乃大發揚其光輝。
士大夫結合莫便于講學，清代久懸為厲禁，至其末葉，政治之力既弛，講學之風複起。
康有為講學于廣東，門下頗多達者。
甲午戰後，有為立強學會于北京，為言官所劾，被禁。
其弟子梁啟超辦《時務報》（一種旬刊之名）于上海，風行海内，變法維新之論遂為開通之士大夫所共贊。
清德宗頗聰明，而亦懦弱，為太後所制，不能有為。
中俄密約既立，德宗感時事之亟，決意變法圖強，不次擢用康有為等，乃有戊戌之變法（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
舊黨惎之太後，太後再垂簾，幽帝，殺六君子（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有為、梁啟超走海外，太後欲捕之不得，欲廢德宗，又為輿論及外國公使所尼，遂緻激成義和團之變。
義和團者，代表中國極舊之思想者也，其意以為（一）外人之可畏者惟槍炮；（二）外人可拒絕之使勿來；（三）欲拒絕外人，端賴中國人民之團結，因少數客籍，必不能敵多數土著也；（四）會黨本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然此等人對于史事，本不明晰，加以是時外力之壓迫綦重，對清人之仇恨，遂稍淡忘，反清複明之團體乃一變而為扶清滅洋。
在朝廷上，（A）頑固大臣之見解，亦有與此種極舊之見解無殊者，即太後亦不能免；（B）太後因圖廢立，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為大阿哥，載漪欲其子亟登大位，宗戚中，亦有欲立擁戴之功者，既為輿論所不與，又受公使之警告，乃冀于亂中取事；（C）疆臣又或不敢有所主張，惟朝命是聽，遂緻縱容拳民，毀鐵路，拆電線，仇視外人，并及華人之習新事物者，後遂攻擊使館，并與各國同時開戰。
其結果，京城為英美德法奧意俄日聯軍所陷，太後及帝走西安，仍起李鴻章與各國議和。
賠款至4.5億兩；劃定北京公使館界址，專歸外人保護；毀大沽及自北京至海口之炮台，許各國在一定地點駐兵，保護自北京至海口之通路，是為庚子事變及《辛醜和約》。
其流毒，蓋至今未已也。
方難作時，東南督撫，相約不奉僞命，與各國領事立互保之約。
而黑龍江出兵攻俄，三省要地，多為俄所攻陷，挾奉天将軍以号令所屬。
和議起，俄人謂東三省情形特殊，當别議，暗脅中國訂立條約，英美日等又向中國警告阻止，清廷左右為難，俄人迫于國際輿論，乃與清廷訂立《東三省交收條約》（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約分三期出兵，而仍不踐約，遂緻激成日俄之戰（光緒三十年，1904年），俄師敗績，與日議和于美之樸茨茅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
（一）俄認日在韓國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之卓越利益。
（二）将旅大轉租于日，東省鐵路支線，自長春以下，割歸于日，即日人所稱為南滿洲鐵道者也。
約中關涉中國之條款，由中日訂立《會議東三省事宜協約》承認之，并另開商埠多處，日人所設安奉軍用鐵路，許其改為商用，又許其采伐鴨綠江材木，東北之情形一變矣，而
革新之原動力有二：（一）士大夫，（二）平民也。
前者恒側重于政治之改革，後者則較易注重于社會方面，亦易傾向民族主義。
前者，康有為等之主張變法維新代表之。
後者，孫文之革命代表之。
革命之事體較大，久靜之社會，驟難大動，故躍登舞台者，以前者為先。
維新派創辦的主要報紙一覽表 維新派在不斷上書光緒帝，以争取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時，也開始創辦報紙，成立維新團體，大力宣傳維新思想。
從五口通商至甲午之戰，為中國受外力壓迫之時代；自甲午之戰以後，可謂中國受外力壓迫而起變革之時代。
革新之原動力有二：（一）士大夫，（二）平民也。
前者恒側重于政治之改革，後者則較易注重于社會方面，亦易傾向民族主義。
前者，康有為等之主張變法維新代表之。
後者，孫文之革命代表之。
革命之事體較大，久靜之社會，驟難大動，故躍登舞台者，以前者為先。
中國學術，本重經世，宋學者尤饒有此種精神，惜其末流，學問失之空疏，又因附和者多，寝成叫嚣之習。
空疏者昧于事勢，叫嚣者惟便私圖，遂至釀成黨争，既為明主所不容，亦為輿論所厭惡，學術界之風氣，遂一變而為清代之考據，饒有為學問而學問之精神。
然與世務，則幾無關系矣。
物極必變，而清中葉以後，時勢之艱難，又有以驅迫之，于是龔自珍、魏源等之學，乃寖寖複重經世，至康有為乃大發揚其光輝。
士大夫結合莫便于講學，清代久懸為厲禁，至其末葉，政治之力既弛，講學之風複起。
康有為講學于廣東，門下頗多達者。
甲午戰後，有為立強學會于北京，為言官所劾，被禁。
其弟子梁啟超辦《時務報》（一種旬刊之名）于上海，風行海内，變法維新之論遂為開通之士大夫所共贊。
清德宗頗聰明，而亦懦弱，為太後所制，不能有為。
中俄密約既立，德宗感時事之亟，決意變法圖強，不次擢用康有為等，乃有戊戌之變法（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
舊黨惎之太後，太後再垂簾，幽帝，殺六君子（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有為、梁啟超走海外，太後欲捕之不得，欲廢德宗，又為輿論及外國公使所尼，遂緻激成義和團之變。
義和團者，代表中國極舊之思想者也，其意以為（一）外人之可畏者惟槍炮；（二）外人可拒絕之使勿來；（三）欲拒絕外人，端賴中國人民之團結，因少數客籍，必不能敵多數土著也；（四）會黨本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然此等人對于史事，本不明晰，加以是時外力之壓迫綦重，對清人之仇恨，遂稍淡忘，反清複明之團體乃一變而為扶清滅洋。
在朝廷上，（A）頑固大臣之見解，亦有與此種極舊之見解無殊者，即太後亦不能免；（B）太後因圖廢立，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為大阿哥，載漪欲其子亟登大位，宗戚中，亦有欲立擁戴之功者，既為輿論所不與，又受公使之警告，乃冀于亂中取事；（C）疆臣又或不敢有所主張，惟朝命是聽，遂緻縱容拳民，毀鐵路，拆電線，仇視外人，并及華人之習新事物者，後遂攻擊使館，并與各國同時開戰。
其結果，京城為英美德法奧意俄日聯軍所陷，太後及帝走西安，仍起李鴻章與各國議和。
賠款至4.5億兩；劃定北京公使館界址，專歸外人保護；毀大沽及自北京至海口之炮台，許各國在一定地點駐兵，保護自北京至海口之通路，是為庚子事變及《辛醜和約》。
其流毒，蓋至今未已也。
方難作時，東南督撫，相約不奉僞命，與各國領事立互保之約。
而黑龍江出兵攻俄，三省要地，多為俄所攻陷，挾奉天将軍以号令所屬。
和議起，俄人謂東三省情形特殊，當别議，暗脅中國訂立條約，英美日等又向中國警告阻止，清廷左右為難，俄人迫于國際輿論，乃與清廷訂立《東三省交收條約》（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約分三期出兵，而仍不踐約，遂緻激成日俄之戰（光緒三十年，1904年），俄師敗績，與日議和于美之樸茨茅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
（一）俄認日在韓國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之卓越利益。
（二）将旅大轉租于日，東省鐵路支線，自長春以下，割歸于日，即日人所稱為南滿洲鐵道者也。
約中關涉中國之條款，由中日訂立《會議東三省事宜協約》承認之，并另開商埠多處，日人所設安奉軍用鐵路，許其改為商用，又許其采伐鴨綠江材木，東北之情形一變矣，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