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鴉片戰争和鹹豐戊午、庚申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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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統見其兵多，不敢拒絕。
鹹豐五年（1855），穆拉維約夫和黑龍江委員台恒會見，借口為防英法起見，黑龍江口和内地，必須聯絡，請劃江為界。
台恒示以俄國外交部來文，說該文明認黑龍江左岸為中國之地，何得翻議？穆拉維約夫語塞。
乃要求航行黑龍江，而境界置諸緩議。
時朝命吉、黑兩将軍及庫倫辦事大臣照會俄人，說此次劃界，隻以未設界牌地方為限。
然實際上黑龍江北之地，逐漸為俄所占，清朝仍不過命吉、黑兩将軍據理折辯，并由理藩院行文俄國，請其查辦而已。
五口通商以後，俄人亦援例要求，而清朝不許其在海口通商。
鹹豐七年（1857），俄使普提雅廷（Putiatine）到天津，請求劃界。
朝命折回黑龍江辦理（《上谕》：“中俄接壤，惟烏特河一處，未曾分界，從前委員會議，因該國持論未能公允，是以日久無成。
今該使既系該國大臣，正可秉公查清界限”雲雲。
中國此次交涉，是全然依據條約辦理的，但其時實力太薄，條約已無從維持了）。
時俄已以界務任穆拉維約夫。
普提雅廷遂南行，與英法美使臣會合。
明年，英法兵陷大沽，穆拉維約夫乘機照會黑龍江将軍奕山，約其在瑷珲會晤。
于是奕山為全權大臣，和穆拉維約夫定約于瑷珲，割黑龍江北屬俄，而以烏蘇裡江以東，為兩國共管之地，黑龍江、松花江、烏蘇裡江，隻準中俄兩國行船（此約漢文雲：“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作為俄羅斯國所屬之地。
”此松花江三字，明系注語，即指黑龍江而言，中國人因謂下文“黑龍江、松花江、烏蘇裡江，此後隻準中國、俄國行船”的松花江，亦系指松花江口以下的黑龍江。
說依據條約，俄人實無在松花江中行船的權利。
然據錢恂《中俄界約斠注》，則謂滿蒙文、俄文和英法文各本，均無上兩松花江字，而下文确有之）。
黑龍江左岸，由精奇裡河以南至霍爾莫勒津屯，原住的滿洲人等，照舊準其居住，仍着滿洲國大臣管理（此即所謂江東六十四屯。
鹹豐十年《北京條約》，亦申明黑龍江左岸，中國人住的地方，及中國人所占漁獵的地方，俄國均不得占據。
仍準中國照常漁獵，重立界牌，以後永無更改。
并不得侵占附近各地。
嗣以華俄居民，墾田交錯，互起争端。
曾于光緒六年即1880年，八年即1882年兩次會立封堆，确立界址。
清朝複以平原界堆，容易遷移，于光緒十三年，即1887年，派李金镛去和俄國交涉，重劃界址，掘濠為界，縱200餘裡，橫七八十裡不等。
光緒二十六年，即1900年，義和團事起，俄人驅逐各屯居民，聚在大屋中，多被燒死。
幸免的百餘人，都凫水逃歸江右。
二十八年，即1902年，俄國所立《東三省撤兵條約》，雖有“允将東三省各地交還中國治理，一如未占據之先”之語，然其地迄未交還。
此注略據葛綏成《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中華書局本）。
此約既定，侍講殷兆镛參奏奕山，以黑龍江外五千裡之地，借稱閑曠，不候谕旨，拱手讓人，寸磔不足蔽辜。
就條約觀之，誠如殷氏所論。
然據稻葉君山《清朝全史》，則奕山當日，未嘗不竭力争執，而俄人以開戰相脅。
當時的形勢，是萬不能和俄人開戰的，邊備廢弛，兵力衰頹，由來已久，斷不能令身當交涉之沖的一個人，獨屍其咎。
普提雅廷南行後，旋與英、法、美三使俱至天津。
仍請添設通商口岸。
清朝稱，恰克圖和伊犁、塔城，已有三口，若再在五口通商，則共有八口。
他國要求，無以折服。
命譚廷襄在五口之中，選擇兩口，至多三口，旋亦許其一律。
及桂良到津，遂與俄國定約。
其中重要條款：（一）以後行文，由俄國外交部徑達軍機處或特派的大學士，彼此平行。
俄使與大學士、督撫亦平行。
遇有要事，得自恰克圖或就近海口進京。
（二）開上海、甯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七處通商，人數不加限制，俄人居京城學習滿漢文的，亦不拘年份（按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庫倫大臣奏稱：俄羅斯學生，已屆10年，請派人前來更換雲雲，則前此以10年為期）。
（四）許在海口及内地傳天主教。
（五）派員查勘邊界。
（六）京城、恰克圖公文，由台站行走。
以半月為限，信函亦得附帶。
運送應用物件，三個月一次，台站費用，中俄各任其半。
（七）又有最惠條款。
鹹豐十年，伊格那提也夫又在北京續訂條約：（一）盡割烏蘇裡江以東。
（二）交界各處，準兩國人民，随便交易，都不納稅。
（三）西疆未定之界，應順山嶺大河，中國常駐卡倫（錢恂《中俄界約斠注》雲：“按《新疆識略》，邊徼卡倫，向分三等：曆年不移，而設有定地者，是謂常設卡倫。
駐卡官兵，有時在此處安設，有時移向彼處，或春秋兩季遞移，或春冬兩季遞移，或春夏秋三季遞移者，是謂移設之卡倫。
有其地雖有卡倫，而有時過時則撤者，是謂添設之卡倫。
卡倫之設，本隻遊牧人私行出入，初無關于界址。
故常設之卡倫，至近者距城或不過數十裡。
鹹豐十年之約，指明以常駐卡倫為界。
同治初元，将軍明誼與彼官勘界。
彼堅執常駐二字。
明将軍再四辯論，總署亦與争持，謂中國卡倫，向無常駐不常駐之分，必當以最外卡倫為界。
無如邊徼規制，彼中習見習聞，竟不克挽回。
而烏裡雅蘇台以西之界遂蹙。
”按此約立後，烏裡雅蘇台、科布多所屬大阿勒台山迤北，塔爾巴哈台所屬塔爾巴哈台山、阿拉套山迤北，及伊犁所屬卡倫，均有向内移徙的，見第四條。
又塔爾巴哈台所屬民莊五處，則限10年内徙，見第十條），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界牌，西至齋桑淖爾。
自此西南，順天山的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
（四）興凱湖至圖們江，訂于鹹豐十一年三月會立界牌。
沙賓達巴哈至浩罕，則不限日期。
（五）恰克圖照舊到京。
所經庫倫、張家口，零星貨物，亦準行銷。
（六）庫倫設立領事。
（七）俄商來的，每處不過200人，須有本國邊界官路引。
（八）中國商人，亦可往俄國内地通商，并得在俄京或他處設立領事。
（九）開喀什噶爾，設立領事。
除不許賒欠之例，領事和地方官平行。
（十）犯罪争訟，各歸本國治罪。
（十一）邊事向惟庫倫大臣和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伊犁将軍和西悉畢爾總督行文辦理。
今增阿穆爾、東海濱兩省固畢爾那托爾和吉林、黑龍江将軍行文，均平行。
恰克圖事，由駐恰克圖部員和恰克圖邊界廓米薩爾行文。
要事由東悉畢爾總督行文軍機處或理藩院。
（十二）恰克圖到北京書信，每月一次，限20日。
物件二月一次，限40日。
商人願自行雇人送書信物件的，準先報明該處長官，允行後照辦。
此兩約失地數百萬平方裡，自《尼布楚條約》訂立至此，共曆170年。
天津俄租界 1858年，當英、法與清政府在天津談判時，俄國公使以“調停人”的角色，強迫清政府首先與之簽訂中俄《天津條約》，取得了各種特權。
圖為天津當年為俄租界的俄羅斯路。
鹹豐十年條約定後，東北疆界，中國依約，于其明年，派倉場侍郎成琦；德宗光緒十二年（1886）又派右副都禦史吳大澂、珲春副都統依克唐阿，和俄人勘定界址，都立有界約。
其西疆之界，則穆宗同治三年（1864），由伊犁将軍明誼和俄訂立界約，劃定沙賓達巴哈至浩罕界上的蔥嶺的疆界。
其後科布多、烏裡雅蘇台屬境于同治八年（1869），塔爾巴哈台屬境于九年（1870），由榮春、奎昌與俄人勘定，亦都立有勘界記，惟伊犁屬境，未及勘定，而為俄人所據，遂啟回事定後的重大交涉。
鹹豐十年條約中，由恰克圖照舊到京一語，意自不謂京城得行銷貨物。
而俄人曲解條文，要求在北京通商。
恰克圖、庫倫、張家口、通州等處，又借口陸路費重，定稅不能照海口一律，又要在蒙古各地随意通商。
張家口設立行棧領事。
經過關隘，概免稽查。
總署力與辯論，卒于同治元年（1862）定《陸路通商章程》二十一款。
（一）兩國邊界百裡内貿易，均不納稅。
（二）中國設官的蒙古地方，及該官所屬各盟，亦不納稅。
不設官處，須有該國邊界官執照，乃可前往。
（三）赴天津的，須有俄邊界官并恰克圖部員蓋印執照，限6個月在天津繳銷。
仍隻準由張家口、東壩、通州徑行抵津。
（四）張家口不設行棧，而準留貨物十分之二銷售。
稅皆三分減一。
留張之貨，不銷的準其運赴天津，不納稅，如在津由水路至南北各口的，所減三分之一稅，仍須補足。
由津及他口運入内地的，亦照納子稅，在他口販土貨運津回國的，除在他口按例納稅外，在津納一複進口稅，在天津、通州販土貨回國的，完一子稅。
販别國貨的，如已完過正稅、子稅，則不重征。
如未完過子稅的，亦應照補。
亦均限6個月銷照。
此章訂明試行三年。
四年（1865），俄人提議改訂。
五年，許其天津免納複進口半稅，餘展至二年後再商。
至八年（1869）乃改訂二十二款。
（一）俄欲删原約中張家口不得設立行棧一語，中國不可。
許将貨物酌留十分之二，改為酌留若幹。
而更添不得設立領事一語。
酌留張家口的貨，仍交正稅，不銷的運赴天津、通州時，還以三分之一。
（二）原約俄商赴蒙古貿易的，有“小本營生”四字，許其删除。
原約但雲“無執照者罰辦”，此改為“行抵中國一邊卡時呈驗”，其繞越偷漏的罰則，亦均減輕。
（三）在津販賣複進口土貨，由陸路回國的，如在原口已完清全稅，一年之内不再重征。
并将暫存天津的複進口半稅，給還存票（嗣後天津複進口稅，中國與各國一行拟改，俄亦一律改定）。
其餘悉同原約。
此約以五年為期。
中國當日，對于商務的盈虧，不甚注意。
稅入尤所不計，所怕的是俄人遍曆各地，窺我虛實。
直到後來伊犁交涉時，所斤斤顧慮的，還在這一點。
然其時情見勢绌更甚，并此時所訂定的，亦不能維持了。
第五節 教禁的解除 鹹豐八年、十年兩條約，把傳教事項，明文規定，這也是中外交通以來的一件大事，自此至光緒庚子（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教案常為中國的大患，前後共曆40年。
今略述教禁解除的經過和教案中最嚴重的同治九年（1870）天津一案如下。
自雍正元年（1723），将各省天主堂一律改為公廨以後，教士在中國已無複開堂傳教的權利。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條約，許美人在五口設立禮拜堂。
然這隻是許其自行禮拜，并非許其傳布。
是時法人屢向耆英請開教禁。
二十五年（1845）耆英為之奏陳。
部議準其在海口設立天主堂，華人入教者聽之。
法人仍不滿足，耆英奏請許其要求，以資籠絡。
二十六年（1846），上谕，令“設立供奉處所，會同禮拜，供十字架圖像，誦經講說，毋庸查禁。
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為廟宇民居，毋庸查辦外，其原舊房屋，準其給還該處奉教之人”。
自此教禁遂算解除。
然尚無外國教士得入内地傳教的明文。
而法國神甫馬賴（AugusteChapdelaine）遽往廣西西林傳教。
鹹豐六年（1856）為知縣張鳴鳳所殺，成為法國用兵的一因，已見第二節。
八年條約，既許各國傳教。
法約補遺條款中，又規定張鳴鳳革職，革職後須照會法使。
并須将革職事由，載明京報。
是為中國因教案處分官吏之始。
十年法約，又規定賠還前天主堂、學堂、墳茔、田土、房廓等件，交法使轉交該處奉教之人。
并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
自此外國傳教士往内地傳教才有條約上的根據，并且得置産業（教會在内地置産，同治四年，即1865年），總署與法使議定章程。
光緒二十一年，即1895年，續有厘定，其中主要的條件，為内地的教産屬于教會，私人不得購置。
以後歐洲來華的教士，遂都由法國保護。
往内地的執照，亦由法公使發給，有教案亦由法公使獨當交涉之沖。
直至光緒十七年（1891）德人謀破壞法國保護教士之權，才照會總署，說德國在華教士，由德國自行保護。
旋因教案啟釁，占據膠州灣。
中國人說外人的傳教，帶有侵略性質，也無怪其然了。
中華民族排外運動的高漲 西方列強的侵略行徑，傳教士在中國的胡作非為，激起了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極大憤怒。
全國各地不斷爆發反洋教反瓜分的鬥争，最後會合成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
教禁甫開，而教案即起。
其事在同治元年。
是時法國人分遣教士，遊行各省，将至湖南，長沙、湘潭一帶的教民，相與誇耀，以為揚眉吐氣，複見天日。
因此激動湖南士紳的公憤，撰成公檄，流傳入贛。
贛省的士紳，又從而傳布之。
遂至釀成兩省的教案。
其事詳見《中西紀事》的《江楚黜教》篇中。
他省亦時有教案，連綿不絕，至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其嚴重達于極點。
此案因當時天津有迷拐小孩之事而引起，先是法國教士，在天津的三岔河，建立教堂，謂之仁慈堂。
其中的女教士，出錢收養貧兒。
及是，拐匪武蘭珍被捕，供稱教民王三将迷藥給他。
而是時仁慈堂孩童，适患疫病，死得頗多。
民間遂謠言教堂迷拐孩童，剖心挖眼，并義冢上屍骸暴露的，亦指為教堂所棄。
崇厚時為三口通商大臣，和天津道周家勳等會同法國領事豐大業（M.Foutanier）帶武蘭珍到堂調查。
蘭珍語多支離，和原供不符，事已明白。
崇厚允即出示辟謠。
而其回署時，人民觀看的，和教堂中人言語龃龉，互把磚石相擊，人民遂集衆圍困教堂，勢将滋事。
豐大業跑到崇厚署中，咆哮憤詈。
崇厚撫慰他，不聽
鹹豐五年（1855），穆拉維約夫和黑龍江委員台恒會見，借口為防英法起見，黑龍江口和内地，必須聯絡，請劃江為界。
台恒示以俄國外交部來文，說該文明認黑龍江左岸為中國之地，何得翻議？穆拉維約夫語塞。
乃要求航行黑龍江，而境界置諸緩議。
時朝命吉、黑兩将軍及庫倫辦事大臣照會俄人，說此次劃界，隻以未設界牌地方為限。
然實際上黑龍江北之地，逐漸為俄所占，清朝仍不過命吉、黑兩将軍據理折辯，并由理藩院行文俄國，請其查辦而已。
五口通商以後，俄人亦援例要求，而清朝不許其在海口通商。
鹹豐七年（1857），俄使普提雅廷（Putiatine）到天津，請求劃界。
朝命折回黑龍江辦理（《上谕》：“中俄接壤，惟烏特河一處，未曾分界，從前委員會議，因該國持論未能公允，是以日久無成。
今該使既系該國大臣，正可秉公查清界限”雲雲。
中國此次交涉，是全然依據條約辦理的，但其時實力太薄，條約已無從維持了）。
時俄已以界務任穆拉維約夫。
普提雅廷遂南行，與英法美使臣會合。
明年，英法兵陷大沽，穆拉維約夫乘機照會黑龍江将軍奕山，約其在瑷珲會晤。
于是奕山為全權大臣，和穆拉維約夫定約于瑷珲，割黑龍江北屬俄，而以烏蘇裡江以東，為兩國共管之地，黑龍江、松花江、烏蘇裡江，隻準中俄兩國行船（此約漢文雲：“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作為俄羅斯國所屬之地。
”此松花江三字，明系注語，即指黑龍江而言，中國人因謂下文“黑龍江、松花江、烏蘇裡江，此後隻準中國、俄國行船”的松花江，亦系指松花江口以下的黑龍江。
說依據條約，俄人實無在松花江中行船的權利。
然據錢恂《中俄界約斠注》，則謂滿蒙文、俄文和英法文各本，均無上兩松花江字，而下文确有之）。
黑龍江左岸，由精奇裡河以南至霍爾莫勒津屯，原住的滿洲人等，照舊準其居住，仍着滿洲國大臣管理（此即所謂江東六十四屯。
鹹豐十年《北京條約》，亦申明黑龍江左岸，中國人住的地方，及中國人所占漁獵的地方，俄國均不得占據。
仍準中國照常漁獵，重立界牌，以後永無更改。
并不得侵占附近各地。
嗣以華俄居民，墾田交錯，互起争端。
曾于光緒六年即1880年，八年即1882年兩次會立封堆，确立界址。
清朝複以平原界堆，容易遷移，于光緒十三年，即1887年，派李金镛去和俄國交涉，重劃界址，掘濠為界，縱200餘裡，橫七八十裡不等。
光緒二十六年，即1900年，義和團事起，俄人驅逐各屯居民，聚在大屋中，多被燒死。
幸免的百餘人，都凫水逃歸江右。
二十八年，即1902年，俄國所立《東三省撤兵條約》，雖有“允将東三省各地交還中國治理，一如未占據之先”之語，然其地迄未交還。
此注略據葛綏成《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中華書局本）。
此約既定，侍講殷兆镛參奏奕山，以黑龍江外五千裡之地，借稱閑曠，不候谕旨，拱手讓人，寸磔不足蔽辜。
就條約觀之，誠如殷氏所論。
然據稻葉君山《清朝全史》，則奕山當日，未嘗不竭力争執，而俄人以開戰相脅。
當時的形勢，是萬不能和俄人開戰的，邊備廢弛，兵力衰頹，由來已久，斷不能令身當交涉之沖的一個人，獨屍其咎。
普提雅廷南行後，旋與英、法、美三使俱至天津。
仍請添設通商口岸。
清朝稱，恰克圖和伊犁、塔城，已有三口，若再在五口通商，則共有八口。
他國要求，無以折服。
命譚廷襄在五口之中，選擇兩口，至多三口，旋亦許其一律。
及桂良到津，遂與俄國定約。
其中重要條款：（一）以後行文，由俄國外交部徑達軍機處或特派的大學士，彼此平行。
俄使與大學士、督撫亦平行。
遇有要事，得自恰克圖或就近海口進京。
（二）開上海、甯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七處通商，人數不加限制，俄人居京城學習滿漢文的，亦不拘年份（按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庫倫大臣奏稱：俄羅斯學生，已屆10年，請派人前來更換雲雲，則前此以10年為期）。
（四）許在海口及内地傳天主教。
（五）派員查勘邊界。
（六）京城、恰克圖公文，由台站行走。
以半月為限，信函亦得附帶。
運送應用物件，三個月一次，台站費用，中俄各任其半。
（七）又有最惠條款。
鹹豐十年，伊格那提也夫又在北京續訂條約：（一）盡割烏蘇裡江以東。
（二）交界各處，準兩國人民，随便交易，都不納稅。
（三）西疆未定之界，應順山嶺大河，中國常駐卡倫（錢恂《中俄界約斠注》雲：“按《新疆識略》，邊徼卡倫，向分三等：曆年不移，而設有定地者，是謂常設卡倫。
駐卡官兵，有時在此處安設，有時移向彼處，或春秋兩季遞移，或春冬兩季遞移，或春夏秋三季遞移者，是謂移設之卡倫。
有其地雖有卡倫，而有時過時則撤者，是謂添設之卡倫。
卡倫之設，本隻遊牧人私行出入，初無關于界址。
故常設之卡倫，至近者距城或不過數十裡。
鹹豐十年之約，指明以常駐卡倫為界。
同治初元，将軍明誼與彼官勘界。
彼堅執常駐二字。
明将軍再四辯論，總署亦與争持，謂中國卡倫，向無常駐不常駐之分，必當以最外卡倫為界。
無如邊徼規制，彼中習見習聞，竟不克挽回。
而烏裡雅蘇台以西之界遂蹙。
”按此約立後，烏裡雅蘇台、科布多所屬大阿勒台山迤北，塔爾巴哈台所屬塔爾巴哈台山、阿拉套山迤北，及伊犁所屬卡倫，均有向内移徙的，見第四條。
又塔爾巴哈台所屬民莊五處，則限10年内徙，見第十條），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界牌，西至齋桑淖爾。
自此西南，順天山的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
（四）興凱湖至圖們江，訂于鹹豐十一年三月會立界牌。
沙賓達巴哈至浩罕，則不限日期。
（五）恰克圖照舊到京。
所經庫倫、張家口，零星貨物，亦準行銷。
（六）庫倫設立領事。
（七）俄商來的，每處不過200人，須有本國邊界官路引。
（八）中國商人，亦可往俄國内地通商，并得在俄京或他處設立領事。
（九）開喀什噶爾，設立領事。
除不許賒欠之例，領事和地方官平行。
（十）犯罪争訟，各歸本國治罪。
（十一）邊事向惟庫倫大臣和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伊犁将軍和西悉畢爾總督行文辦理。
今增阿穆爾、東海濱兩省固畢爾那托爾和吉林、黑龍江将軍行文，均平行。
恰克圖事，由駐恰克圖部員和恰克圖邊界廓米薩爾行文。
要事由東悉畢爾總督行文軍機處或理藩院。
（十二）恰克圖到北京書信，每月一次，限20日。
物件二月一次，限40日。
商人願自行雇人送書信物件的，準先報明該處長官，允行後照辦。
此兩約失地數百萬平方裡，自《尼布楚條約》訂立至此，共曆170年。
天津俄租界 1858年，當英、法與清政府在天津談判時，俄國公使以“調停人”的角色，強迫清政府首先與之簽訂中俄《天津條約》，取得了各種特權。
圖為天津當年為俄租界的俄羅斯路。
鹹豐十年條約定後，東北疆界，中國依約，于其明年，派倉場侍郎成琦；德宗光緒十二年（1886）又派右副都禦史吳大澂、珲春副都統依克唐阿，和俄人勘定界址，都立有界約。
其西疆之界，則穆宗同治三年（1864），由伊犁将軍明誼和俄訂立界約，劃定沙賓達巴哈至浩罕界上的蔥嶺的疆界。
其後科布多、烏裡雅蘇台屬境于同治八年（1869），塔爾巴哈台屬境于九年（1870），由榮春、奎昌與俄人勘定，亦都立有勘界記，惟伊犁屬境，未及勘定，而為俄人所據，遂啟回事定後的重大交涉。
鹹豐十年條約中，由恰克圖照舊到京一語，意自不謂京城得行銷貨物。
而俄人曲解條文，要求在北京通商。
恰克圖、庫倫、張家口、通州等處，又借口陸路費重，定稅不能照海口一律，又要在蒙古各地随意通商。
張家口設立行棧領事。
經過關隘，概免稽查。
總署力與辯論，卒于同治元年（1862）定《陸路通商章程》二十一款。
（一）兩國邊界百裡内貿易，均不納稅。
（二）中國設官的蒙古地方，及該官所屬各盟，亦不納稅。
不設官處，須有該國邊界官執照，乃可前往。
（三）赴天津的，須有俄邊界官并恰克圖部員蓋印執照，限6個月在天津繳銷。
仍隻準由張家口、東壩、通州徑行抵津。
（四）張家口不設行棧，而準留貨物十分之二銷售。
稅皆三分減一。
留張之貨，不銷的準其運赴天津，不納稅，如在津由水路至南北各口的，所減三分之一稅，仍須補足。
由津及他口運入内地的，亦照納子稅，在他口販土貨運津回國的，除在他口按例納稅外，在津納一複進口稅，在天津、通州販土貨回國的，完一子稅。
販别國貨的，如已完過正稅、子稅，則不重征。
如未完過子稅的，亦應照補。
亦均限6個月銷照。
此章訂明試行三年。
四年（1865），俄人提議改訂。
五年，許其天津免納複進口半稅，餘展至二年後再商。
至八年（1869）乃改訂二十二款。
（一）俄欲删原約中張家口不得設立行棧一語，中國不可。
許将貨物酌留十分之二，改為酌留若幹。
而更添不得設立領事一語。
酌留張家口的貨，仍交正稅，不銷的運赴天津、通州時，還以三分之一。
（二）原約俄商赴蒙古貿易的，有“小本營生”四字，許其删除。
原約但雲“無執照者罰辦”，此改為“行抵中國一邊卡時呈驗”，其繞越偷漏的罰則，亦均減輕。
（三）在津販賣複進口土貨，由陸路回國的，如在原口已完清全稅，一年之内不再重征。
并将暫存天津的複進口半稅，給還存票（嗣後天津複進口稅，中國與各國一行拟改，俄亦一律改定）。
其餘悉同原約。
此約以五年為期。
中國當日，對于商務的盈虧，不甚注意。
稅入尤所不計，所怕的是俄人遍曆各地，窺我虛實。
直到後來伊犁交涉時，所斤斤顧慮的，還在這一點。
然其時情見勢绌更甚，并此時所訂定的，亦不能維持了。
第五節 教禁的解除 鹹豐八年、十年兩條約，把傳教事項，明文規定，這也是中外交通以來的一件大事，自此至光緒庚子（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教案常為中國的大患，前後共曆40年。
今略述教禁解除的經過和教案中最嚴重的同治九年（1870）天津一案如下。
自雍正元年（1723），将各省天主堂一律改為公廨以後，教士在中國已無複開堂傳教的權利。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條約，許美人在五口設立禮拜堂。
然這隻是許其自行禮拜，并非許其傳布。
是時法人屢向耆英請開教禁。
二十五年（1845）耆英為之奏陳。
部議準其在海口設立天主堂，華人入教者聽之。
法人仍不滿足，耆英奏請許其要求，以資籠絡。
二十六年（1846），上谕，令“設立供奉處所，會同禮拜，供十字架圖像，誦經講說，毋庸查禁。
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為廟宇民居，毋庸查辦外，其原舊房屋，準其給還該處奉教之人”。
自此教禁遂算解除。
然尚無外國教士得入内地傳教的明文。
而法國神甫馬賴（AugusteChapdelaine）遽往廣西西林傳教。
鹹豐六年（1856）為知縣張鳴鳳所殺，成為法國用兵的一因，已見第二節。
八年條約，既許各國傳教。
法約補遺條款中，又規定張鳴鳳革職，革職後須照會法使。
并須将革職事由，載明京報。
是為中國因教案處分官吏之始。
十年法約，又規定賠還前天主堂、學堂、墳茔、田土、房廓等件，交法使轉交該處奉教之人。
并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
自此外國傳教士往内地傳教才有條約上的根據，并且得置産業（教會在内地置産，同治四年，即1865年），總署與法使議定章程。
光緒二十一年，即1895年，續有厘定，其中主要的條件，為内地的教産屬于教會，私人不得購置。
以後歐洲來華的教士，遂都由法國保護。
往内地的執照，亦由法公使發給，有教案亦由法公使獨當交涉之沖。
直至光緒十七年（1891）德人謀破壞法國保護教士之權，才照會總署，說德國在華教士，由德國自行保護。
旋因教案啟釁，占據膠州灣。
中國人說外人的傳教，帶有侵略性質，也無怪其然了。
中華民族排外運動的高漲 西方列強的侵略行徑，傳教士在中國的胡作非為，激起了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極大憤怒。
全國各地不斷爆發反洋教反瓜分的鬥争，最後會合成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
教禁甫開，而教案即起。
其事在同治元年。
是時法國人分遣教士，遊行各省，将至湖南，長沙、湘潭一帶的教民，相與誇耀，以為揚眉吐氣，複見天日。
因此激動湖南士紳的公憤，撰成公檄，流傳入贛。
贛省的士紳，又從而傳布之。
遂至釀成兩省的教案。
其事詳見《中西紀事》的《江楚黜教》篇中。
他省亦時有教案，連綿不絕，至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其嚴重達于極點。
此案因當時天津有迷拐小孩之事而引起，先是法國教士，在天津的三岔河，建立教堂，謂之仁慈堂。
其中的女教士，出錢收養貧兒。
及是，拐匪武蘭珍被捕，供稱教民王三将迷藥給他。
而是時仁慈堂孩童，适患疫病，死得頗多。
民間遂謠言教堂迷拐孩童，剖心挖眼，并義冢上屍骸暴露的，亦指為教堂所棄。
崇厚時為三口通商大臣，和天津道周家勳等會同法國領事豐大業（M.Foutanier）帶武蘭珍到堂調查。
蘭珍語多支離，和原供不符，事已明白。
崇厚允即出示辟謠。
而其回署時，人民觀看的，和教堂中人言語龃龉，互把磚石相擊，人民遂集衆圍困教堂，勢将滋事。
豐大業跑到崇厚署中，咆哮憤詈。
崇厚撫慰他，不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