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西的初期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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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至，以榨取外商。
（三）班超對任尚說，能來西域的吏士，必非孝子順孫，何況遠越重洋的冒險家？此輩從其一方面說，自然是個英雄，從其又一方面說，究竟是怎樣一種人，卻很難下個斷語。
懷抱大志的首領如此，何況其餘附随的人呢？當時各商船的水手等，甚有類于海盜的行為。
因此，很足以引起大多數對通商沒有利害關系的人民的反感。
（四）中國曆代不甚獎勵人民向海上發展。
因為海上的情形，不甚熟悉，對于海盜不易犁庭掃穴。
遂覺其較諸陸上的盜賊，可怕得多。
明朝承倭寇之後，此等恐怖心尤甚。
又加當時的歐洲人，船炮的堅利，已非中國所及（《明史·外國傳》：和蘭“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後為三層樓。
旁設小窗，置銅炮；桅下置二丈巨鐵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裡，世所稱紅夷炮，即其制也”）。
所以對于他尤為畏惡，積此四端，遂釀成近世中西交通之始，一種隔閡的情形。
唐宋以降，中國在沿海各口岸，多設有市舶司，明朝在廣州亦然。
外國商船來的，本來停泊在今中山縣南虎跳門外的浪白洋中，就船交易。
武宗正德年間（1506-1521），移于高州的電白。
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又移于現在的澳門（見《明史·外國佛郎機傳》，稱為壕鏡）。
後來諸國商人，率多離去，惟葡萄牙于穆宗隆慶年間（1567-1572），按年納銀500兩，租地造屋。
自此葡人在中國，遂獨在陸上得有根據地。
英人以思宗崇祯十年（1637）來澳門，為葡人所阻。
自谒中國官吏求通商。
至虎門，又遭炮擊。
英人還擊，毀其炮台，旋複送還俘掠，中國亦許其通商。
然其時已迫明末，未幾，廣東軍事起，英人商務遂絕。
荷蘭于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據台灣、澎湖，至清世祖順治十七年（1660），為鄭成功所奪，清朝曾約荷蘭夾擊台灣，所以許其每隔八年，到廣東來通商一次，船數以四隻為限。
清初因防鄭氏，海禁甚嚴，然通商本系兩利之事，所以台灣平後，海禁即開（當時廣東海禁雖弛，福建人仍禁出海，清世宗雍正五年，閩督高其倬奏：福建地狹人稠，宜廣開其謀生之路，如能許其入海，則富者為船主、商人，貧者為舵工、水手，一船所養，幾及百人雲雲，廷議許之。
福建出海之禁始解，觀此即知通商之利）。
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澳門、漳州、甯波、雲台山設立海關。
二十七年（1688），又于舟山設定海縣，将甯波海關移設其地。
外商以習慣，仍趨重于廣東。
時稅制既不整饬，官吏又私收規禮，賣買則為特設的行商所專。
行商入行時，取費頗重，有至二三十萬兩的，其事業既系專利，并不靠才能經營，所以其人率多驕奢淫逸，虧累之後，則取償于外商，稅收規禮之數，既由其決定，出入口的貨價，亦由其專斷，外商多惡其壟斷。
而中國官吏，把收稅和管束外人之事，都交托他，所以行商不能取消，外商無可控訴，乃改趨浙江。
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因虎門、黃埔，在在設有官兵，較之甯波可揚帆直至者不同，又命明年驅歸粵海。
時英商務業已盛大，乃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遣馬甘尼（GeorgeMacartney）前來，要求改良通商章程（所要求的為在北京設使，開放甯波、天津，于舟山及廣州附近，給與居住之地，并減輕稅項等）。
時值高宗八旬萬壽，清人指其為祝壽而來，錫以筵宴禮物，給其國王敕谕兩道，于其所請求之事，一概駁斥不準。
乾隆末年，東南海盜大起，至嘉慶時尤甚。
其時拿破侖方圖獨霸歐陸，發布《大陸條例》以困英。
葡萄牙人不聽，為法所破。
英人怕其侵入東洋，要派兵代葡國保守澳門，乃以保護中英葡三國貿易，助中國剿辦海盜為詞，向中國陳請。
中國聽了，自然覺得詫異，嚴詞拒絕。
嘉慶十三年（1808），英人以兵船闖入澳門，并派兵300人登岸。
時粵督為吳熊光，巡撫為孫玉庭，遣洋行挾大班往谕（東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中國稱為大班）。
英人不聽熊光命，禁其貿易，斷其接濟。
英人遂闖入虎門，聲言索還茶價和商欠。
仁宗谕吳熊光：嚴饬英人退兵，抗延即行剿辦。
熊光知兵力不足恃，始終不肯決裂。
乃以退兵為先決條件，許其貿易而去。
仁宗怒其畏葸，把熊光、玉庭都革職，代以百齡和韓葑，管理外人愈嚴。
二十一年（1816），再遣阿姆哈司（Amhenrst）來聘，仁宗遣使往迎，其人挾之，一晝夜自通州馳至圓明園，國書衣裝都落後，明日，仁宗禦殿召見。
英人不得已，以疾辭。
仁宗疑其傲慢，大怒，命将其押赴廣東，旋知咎在迎迓的人，乃命粵督加以慰谕，酌收貢品，仍賜英王敕谕，賞以禮物。
然英人所要求，則一概無從說起了。
總而言之，當時通商之局，積弊
（三）班超對任尚說，能來西域的吏士，必非孝子順孫，何況遠越重洋的冒險家？此輩從其一方面說，自然是個英雄，從其又一方面說，究竟是怎樣一種人，卻很難下個斷語。
懷抱大志的首領如此，何況其餘附随的人呢？當時各商船的水手等，甚有類于海盜的行為。
因此，很足以引起大多數對通商沒有利害關系的人民的反感。
（四）中國曆代不甚獎勵人民向海上發展。
因為海上的情形，不甚熟悉，對于海盜不易犁庭掃穴。
遂覺其較諸陸上的盜賊，可怕得多。
明朝承倭寇之後，此等恐怖心尤甚。
又加當時的歐洲人，船炮的堅利，已非中國所及（《明史·外國傳》：和蘭“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後為三層樓。
旁設小窗，置銅炮；桅下置二丈巨鐵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裡，世所稱紅夷炮，即其制也”）。
所以對于他尤為畏惡，積此四端，遂釀成近世中西交通之始，一種隔閡的情形。
唐宋以降，中國在沿海各口岸，多設有市舶司，明朝在廣州亦然。
外國商船來的，本來停泊在今中山縣南虎跳門外的浪白洋中，就船交易。
武宗正德年間（1506-1521），移于高州的電白。
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又移于現在的澳門（見《明史·外國佛郎機傳》，稱為壕鏡）。
後來諸國商人，率多離去，惟葡萄牙于穆宗隆慶年間（1567-1572），按年納銀500兩，租地造屋。
自此葡人在中國，遂獨在陸上得有根據地。
英人以思宗崇祯十年（1637）來澳門，為葡人所阻。
自谒中國官吏求通商。
至虎門，又遭炮擊。
英人還擊，毀其炮台，旋複送還俘掠，中國亦許其通商。
然其時已迫明末，未幾，廣東軍事起，英人商務遂絕。
荷蘭于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據台灣、澎湖，至清世祖順治十七年（1660），為鄭成功所奪，清朝曾約荷蘭夾擊台灣，所以許其每隔八年，到廣東來通商一次，船數以四隻為限。
清初因防鄭氏，海禁甚嚴，然通商本系兩利之事，所以台灣平後，海禁即開（當時廣東海禁雖弛，福建人仍禁出海，清世宗雍正五年，閩督高其倬奏：福建地狹人稠，宜廣開其謀生之路，如能許其入海，則富者為船主、商人，貧者為舵工、水手，一船所養，幾及百人雲雲，廷議許之。
福建出海之禁始解，觀此即知通商之利）。
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澳門、漳州、甯波、雲台山設立海關。
二十七年（1688），又于舟山設定海縣，将甯波海關移設其地。
外商以習慣，仍趨重于廣東。
時稅制既不整饬，官吏又私收規禮，賣買則為特設的行商所專。
行商入行時，取費頗重，有至二三十萬兩的，其事業既系專利，并不靠才能經營，所以其人率多驕奢淫逸，虧累之後，則取償于外商，稅收規禮之數，既由其決定，出入口的貨價，亦由其專斷，外商多惡其壟斷。
而中國官吏，把收稅和管束外人之事，都交托他，所以行商不能取消，外商無可控訴，乃改趨浙江。
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因虎門、黃埔，在在設有官兵，較之甯波可揚帆直至者不同，又命明年驅歸粵海。
時英商務業已盛大，乃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遣馬甘尼（GeorgeMacartney）前來，要求改良通商章程（所要求的為在北京設使，開放甯波、天津，于舟山及廣州附近，給與居住之地，并減輕稅項等）。
時值高宗八旬萬壽，清人指其為祝壽而來，錫以筵宴禮物，給其國王敕谕兩道，于其所請求之事，一概駁斥不準。
乾隆末年，東南海盜大起，至嘉慶時尤甚。
其時拿破侖方圖獨霸歐陸，發布《大陸條例》以困英。
葡萄牙人不聽，為法所破。
英人怕其侵入東洋，要派兵代葡國保守澳門，乃以保護中英葡三國貿易，助中國剿辦海盜為詞，向中國陳請。
中國聽了，自然覺得詫異，嚴詞拒絕。
嘉慶十三年（1808），英人以兵船闖入澳門，并派兵300人登岸。
時粵督為吳熊光，巡撫為孫玉庭，遣洋行挾大班往谕（東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中國稱為大班）。
英人不聽熊光命，禁其貿易，斷其接濟。
英人遂闖入虎門，聲言索還茶價和商欠。
仁宗谕吳熊光：嚴饬英人退兵，抗延即行剿辦。
熊光知兵力不足恃，始終不肯決裂。
乃以退兵為先決條件，許其貿易而去。
仁宗怒其畏葸，把熊光、玉庭都革職，代以百齡和韓葑，管理外人愈嚴。
二十一年（1816），再遣阿姆哈司（Amhenrst）來聘，仁宗遣使往迎，其人挾之，一晝夜自通州馳至圓明園，國書衣裝都落後，明日，仁宗禦殿召見。
英人不得已，以疾辭。
仁宗疑其傲慢，大怒，命将其押赴廣東，旋知咎在迎迓的人，乃命粵督加以慰谕，酌收貢品，仍賜英王敕谕，賞以禮物。
然英人所要求，則一概無從說起了。
總而言之，當時通商之局，積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