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入近世期以前中國的情形
關燈
小
中
大
兖州人種園。
兩畝大面積，要雇一個人幫忙。
所用的肥料，要2000個銅錢。
而鳳台本地人，卻種10畝地，隻用1000個銅錢的肥料。
其結果，兖州人所種園地，大獲其利，而鳳台當地人，則往往不夠本。
于此，可見鳳台人耕作之法，遠不如兖州。
李兆洛是常州人。
常州是江南之地，江南的耕作法，是号稱全國最精的，李氏因而主張，雇江南的農師，到鳳台去教耕，兼教之以各種副業。
他說：如此，一人16畝之地，必可溫飽而有餘。
舉此一例，可見各地方的農民，其智識的高低，并不一律。
這是因地利之不同，曆史之有異（如遭兵荒而技術因之退步等），所以其情形如此。
但以大體論，中國的農民是困苦的。
這因（一）水利的不修，森林的濫伐，時而不免于天災。
（二）因田主及高利貸的剝削，商人的操縱。
（三）沃土的人口，易于增加。
所種的田，因分析而面積變小。
所以農民的生活，大多數在困苦之中。
設遇天災人禍，即遭流離死亡之慘，抑或成為亂源。
工業：大抵是手工。
有極精巧的，然真正全國聞名的工業品并不多。
即使有，其銷場實亦仍限于一區域中。
流行全國的，數實有限（如湖筆、徽墨，其實并未推行全國，各處都有制造筆墨的人）。
此因制造的規模不大，産量不多，又運輸費貴，受購買力的限制之故。
普通用品，大抵各有行銷的區域。
工人無甚智識，一切都照老樣子做，所以改良進步頗遲；而各地方的出品，形式亦不一律。
商人在閉關時代，可謂最活躍的階級，這因為社會的經濟，既進于分工合作，即非交換不能生存。
而生産者要找消費者，消費者要找生産者極難，商人居其間，卻盡可找有利的條件買進，又可盡找有利的條件賣出。
他買進的條件，是隻要生産者肯忍痛賣。
賣出的條件，是隻要消費者能勉力買，所以他給與生産者的，在原則上，隻有最低限度。
取諸消費者的，在原則上，卻達于最高限度。
又且他們手中，握有較多的流動資本。
所以商人與非商人的交易，商人總是處于有利地位的。
在他們之中，專以流通資本為業的，是錢莊和票号，亦占有相當勢力。
當鋪則是專與貧民做交易的，這可說是放債者的組織。
中國的商業，雖有相當的發達，但受交通及貨币、度量衡等制度，發達不甚完美的影響，所以國内商業，還饒有發展的餘地。
商人經營的天才，亦有足稱。
但欲以之與現代資本雄厚、組織精密的外國商人為敵，自然是不夠的。
加以他們（一）向來是習于國内商業的，對于國外商業的經營，不甚習熟。
（二）資本又不夠雄厚。
（三）外國機器制品輸入，在中國饒有展拓之地，即居間亦有厚利可圖。
所以海通以來，遂發達而成為買辦階級。
農工商三種人，都是直接生利的，士則否。
士人：（一）最得意的，自然做官去了。
（二）次之則遊幕，亦是與官相輔而行的。
（三）因做官的人，生活寬裕，往往可以支持數代，又讀書，從前算做高尚的職業，所以農工商中，生活寬裕的；以及無一定職業，而生活寬裕的，抑或以讀書為業。
此等讀書人，純粹成為有閑階級。
（四）大多數無産的，則以教館為生，握有全國文字教育之權。
從前的讀書人，知識大體是淺陋的。
這因（一）中國人的讀書，一部分系受科舉制度的獎勵。
（二）又一部分，則因實際應用的需要，如寫信、記賬等。
志在科舉而讀書的，自然專以應舉為目的。
從前人讀書，所以人手即讀四書，即因考試專重四書文之故。
讀到相當程度，即教以作應舉之文，應舉之文，如前述，是可以窮老盡氣的。
教者既除此之外，一無所知，學者的天資，在中等以下的，自亦限于此而不能自拔。
所以一部分生計較裕，願望較大的人，讀了書，往往成為淺陋頑固之士。
至于其讀書，系為識得幾個字，以便應用的，則教之之人，亦更為淺陋。
大抵鄉間的蒙館，做老師的人，亦多數是不通科舉之學的，他們本亦隻能教人識幾個字，記記賬。
此等識字之書，編成韻語，使人且識字且誦讀的（如《急就篇》等是）。
但在近代，此等書久未編纂，于是改而教人識方字。
既已認識方字，此等編成韻語的書本可不讀，因為方字便是其代用品。
然此等闾裡書師（四字見《漢書·藝文志》，可見現在村館蒙師，曆代都有），是隻知道相沿的事實，而不知其原理的，既識方字之後，乃教之以《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詩》等。
再進一步，就惟有仍教之以四書了，其結果，于此等人的生活，全不适切，應用的技能，亦所得有限。
士人向來自以為有領導的責任，特别是理學昌明時代，因為理學家以天下為己任，而他們所謂治天下，并不是專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會，在他們看得是很要緊的。
他們在鄉裡之間，往往能提倡興修水利，舉辦社倉等公益事業。
又或能改良冠婚喪祭之禮，行之于家，以為民模範。
做官的，亦多能留意于此等教養之政。
他們所提倡的，為非為是，姑置勿論，要之不是與社會絕緣的。
入清代以後，理學衰落，全國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據。
考據之學，是與社會無關系的。
次之，則有少數真通古典主義文學的人，其為數較多的，則有略知文字，會做幾篇文章，幾首詩，寫幾個字，畫幾筆畫的人。
其和社會無關系，亦與科舉之士相等。
總而言之，近代的讀書人，是不甚留意于政治和社會的事務的，所以海通以來，處從古未有的變局，而其反應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時，則處士橫議，早已風起雲湧了。
士子而外，還有一種不事生産的人，此等人，在鄉裡則稱為無賴，稱為地痞，稱為棍徒；出外則稱為江湖上人。
即現在上海所謂白相人，亦即古代所謂豪傑、惡少年等。
此等人大抵不事生産，其生活卻較一般平民為優裕。
其進款的來源，則全靠其一種結合，因而成為一種勢力。
于是（一）或者遇事生風，向人敲詐。
（二）則做犯法的事，如販賣私鹽等。
（三）或且為盜為賊。
此等人和吏役大抵有勾結，吏役又有些怕他，所以在政治上，很難盡法懲治。
在秩序安定之時，不過是一種遊食之人，在秩序不安定之時，即可起而為亂，小之則盤踞山澤，大之則就要攻劫州縣，成為叛徒了。
曆代的亂事，其擴大，往往由于多數農民的加入，其初起，往往是由此等人發動的。
中國的平民是無組織的，此等人卻有組織，所以英雄豪傑，有志舉事的，亦往往想利用他們。
尤其是
兩畝大面積，要雇一個人幫忙。
所用的肥料，要2000個銅錢。
而鳳台本地人，卻種10畝地，隻用1000個銅錢的肥料。
其結果，兖州人所種園地，大獲其利，而鳳台當地人，則往往不夠本。
于此，可見鳳台人耕作之法，遠不如兖州。
李兆洛是常州人。
常州是江南之地，江南的耕作法，是号稱全國最精的，李氏因而主張，雇江南的農師，到鳳台去教耕，兼教之以各種副業。
他說：如此，一人16畝之地，必可溫飽而有餘。
舉此一例，可見各地方的農民，其智識的高低，并不一律。
這是因地利之不同，曆史之有異（如遭兵荒而技術因之退步等），所以其情形如此。
但以大體論，中國的農民是困苦的。
這因（一）水利的不修，森林的濫伐，時而不免于天災。
（二）因田主及高利貸的剝削，商人的操縱。
（三）沃土的人口，易于增加。
所種的田，因分析而面積變小。
所以農民的生活，大多數在困苦之中。
設遇天災人禍，即遭流離死亡之慘，抑或成為亂源。
工業：大抵是手工。
有極精巧的，然真正全國聞名的工業品并不多。
即使有，其銷場實亦仍限于一區域中。
流行全國的，數實有限（如湖筆、徽墨，其實并未推行全國，各處都有制造筆墨的人）。
此因制造的規模不大，産量不多，又運輸費貴，受購買力的限制之故。
普通用品，大抵各有行銷的區域。
工人無甚智識，一切都照老樣子做，所以改良進步頗遲；而各地方的出品，形式亦不一律。
商人在閉關時代，可謂最活躍的階級，這因為社會的經濟，既進于分工合作，即非交換不能生存。
而生産者要找消費者，消費者要找生産者極難，商人居其間，卻盡可找有利的條件買進，又可盡找有利的條件賣出。
他買進的條件，是隻要生産者肯忍痛賣。
賣出的條件，是隻要消費者能勉力買，所以他給與生産者的，在原則上，隻有最低限度。
取諸消費者的，在原則上，卻達于最高限度。
又且他們手中，握有較多的流動資本。
所以商人與非商人的交易，商人總是處于有利地位的。
在他們之中，專以流通資本為業的，是錢莊和票号，亦占有相當勢力。
當鋪則是專與貧民做交易的，這可說是放債者的組織。
中國的商業，雖有相當的發達，但受交通及貨币、度量衡等制度，發達不甚完美的影響，所以國内商業，還饒有發展的餘地。
商人經營的天才，亦有足稱。
但欲以之與現代資本雄厚、組織精密的外國商人為敵，自然是不夠的。
加以他們（一）向來是習于國内商業的，對于國外商業的經營，不甚習熟。
（二）資本又不夠雄厚。
（三）外國機器制品輸入，在中國饒有展拓之地，即居間亦有厚利可圖。
所以海通以來，遂發達而成為買辦階級。
農工商三種人，都是直接生利的，士則否。
士人：（一）最得意的，自然做官去了。
（二）次之則遊幕，亦是與官相輔而行的。
（三）因做官的人，生活寬裕，往往可以支持數代，又讀書，從前算做高尚的職業，所以農工商中，生活寬裕的；以及無一定職業，而生活寬裕的，抑或以讀書為業。
此等讀書人，純粹成為有閑階級。
（四）大多數無産的，則以教館為生，握有全國文字教育之權。
從前的讀書人，知識大體是淺陋的。
這因（一）中國人的讀書，一部分系受科舉制度的獎勵。
（二）又一部分，則因實際應用的需要，如寫信、記賬等。
志在科舉而讀書的，自然專以應舉為目的。
從前人讀書，所以人手即讀四書，即因考試專重四書文之故。
讀到相當程度，即教以作應舉之文，應舉之文，如前述，是可以窮老盡氣的。
教者既除此之外，一無所知，學者的天資，在中等以下的，自亦限于此而不能自拔。
所以一部分生計較裕，願望較大的人，讀了書，往往成為淺陋頑固之士。
至于其讀書，系為識得幾個字，以便應用的，則教之之人，亦更為淺陋。
大抵鄉間的蒙館，做老師的人，亦多數是不通科舉之學的，他們本亦隻能教人識幾個字，記記賬。
此等識字之書，編成韻語，使人且識字且誦讀的（如《急就篇》等是）。
但在近代，此等書久未編纂，于是改而教人識方字。
既已認識方字，此等編成韻語的書本可不讀，因為方字便是其代用品。
然此等闾裡書師（四字見《漢書·藝文志》，可見現在村館蒙師，曆代都有），是隻知道相沿的事實，而不知其原理的，既識方字之後，乃教之以《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詩》等。
再進一步，就惟有仍教之以四書了，其結果，于此等人的生活，全不适切，應用的技能，亦所得有限。
士人向來自以為有領導的責任，特别是理學昌明時代，因為理學家以天下為己任，而他們所謂治天下，并不是專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會，在他們看得是很要緊的。
他們在鄉裡之間，往往能提倡興修水利，舉辦社倉等公益事業。
又或能改良冠婚喪祭之禮，行之于家，以為民模範。
做官的，亦多能留意于此等教養之政。
他們所提倡的，為非為是，姑置勿論，要之不是與社會絕緣的。
入清代以後，理學衰落，全國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據。
考據之學，是與社會無關系的。
次之，則有少數真通古典主義文學的人，其為數較多的，則有略知文字，會做幾篇文章，幾首詩，寫幾個字，畫幾筆畫的人。
其和社會無關系，亦與科舉之士相等。
總而言之，近代的讀書人，是不甚留意于政治和社會的事務的，所以海通以來，處從古未有的變局，而其反應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時，則處士橫議，早已風起雲湧了。
士子而外，還有一種不事生産的人，此等人，在鄉裡則稱為無賴，稱為地痞，稱為棍徒；出外則稱為江湖上人。
即現在上海所謂白相人，亦即古代所謂豪傑、惡少年等。
此等人大抵不事生産，其生活卻較一般平民為優裕。
其進款的來源，則全靠其一種結合，因而成為一種勢力。
于是（一）或者遇事生風，向人敲詐。
（二）則做犯法的事，如販賣私鹽等。
（三）或且為盜為賊。
此等人和吏役大抵有勾結，吏役又有些怕他，所以在政治上，很難盡法懲治。
在秩序安定之時，不過是一種遊食之人，在秩序不安定之時，即可起而為亂，小之則盤踞山澤，大之則就要攻劫州縣，成為叛徒了。
曆代的亂事，其擴大，往往由于多數農民的加入，其初起，往往是由此等人發動的。
中國的平民是無組織的，此等人卻有組織，所以英雄豪傑，有志舉事的，亦往往想利用他們。
尤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