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入近世期以前中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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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種限制，使其更便于空疏呢？近世學子之所以一物不知，和科舉制度，不能不說有很大的關系。
人的氣質，是多少和其所從事的職業，有些關系的。
唐朝的進士試詩賦，其性質多近于浮華。
明清的科舉重四書義，四書注則采用朱注，所以其士子的性質，多近于遷腐。
空疏則不知官吏的職責，迂腐則成為改革的阻力。
清朝後來所以政治上絕無可用之才，而所謂紳士，多成為頑固守舊之魁，即由于此。
但此等人，究竟還有些方正的性質，總還有所不為，雖不懂得世務，還有些空泛的忠君愛民、顧惜名節等觀念。
又大開其實官捐，出了錢的人，都可以買官做。
于是官場的流品益雜，其人的道德觀念和智識程度，又在科舉中人之下。
而仕途的擁擠，又逼着他無所不為，官方之壞，就不可收拾了。
就一般國民之中，拔擢出一部分人來，算他有做官的資格，謂之取士。
就已有做官資格的人，授之以官缺，謂之铨選。
铨選有兩法：一種是畀用人之人以選擇之權的是為注重衡鑒。
一種則專守成法，不許以意出入，是為注意資格。
以人批評人，固然很難得當，較之全不問其好壞，總要好些。
所以就理論言，注重衡鑒之法，實較專憑資格為合理。
但這是以操铨選之權者大公無私為限。
若其不然，則勢必衡鑒其名，徇私舞弊其實，還不如資格用人，可以較為安靜了。
從注重衡鑒，變為專守資格，亦是從前政治進化自然的趨勢。
政治主義不變，是無法可以遏止的。
但在非常之時，亦必有非常之法，以濟其窮。
清朝卻始終沒有，一切又是循資按格。
所以始終不能擢用有才有志的人，以振作士氣，鼓舞民心，洊升至大僚的人，大都年已六七十，衰遲不振，惟利是圖。
這是清朝的政治所以絕無生氣的原因。
考試圖橫軸 該圖描繪了明代貢院内科舉考試的場景。
看似嚴格的監考制度之下，科考卻已是舞弊叢生，積重難返了。
在朝的政治，既無生氣，所希望的，就是在野的人。
在野的人，就是所謂士。
不在其位的士大夫，都慷慨喜言政治，有時亦可影響于朝局。
而且在野的人，喜談政治，則留心政治的人必多，其中自多可用之才。
苟得嚴明的君主以用之，自易有振敝起衰之望（黨禍的根源，就政治上言之，實由上無嚴明之主，曆代的黨禍，其中的首領，也總有幾個公忠體國的人，但大多數附和的人，則均系為名為利。
加以懲治，适足使其名愈高，名高而利即随之，彼正私心得計，所以黨争必不可以力勝。
隻要有嚴明的政治，持之以久，而不為其所搖動，久則是非自見，彼将無所借以鼓動群衆，其技即将窮而自止，而黨禍也就消滅了）。
清朝承明代黨争之後，防止立社結黨甚嚴。
又清以異族入主中原，對于漢人，較之前朝，猜忌尤甚。
所以士大夫都不敢談政治，而萃其心力于辭章考據。
清儒的學問，亦自有其特色，然就政治方面論，則大都是無用的。
又承宋明理學盛極而衰之會，隻緻力于博聞而不講究做人的道理。
所以其人的立身行己，多無足觀。
既無以自足于内，則必将浮慕乎外，而嗜利卻不重名節，遂成為士大夫階級一般的風氣。
凡百政事，總是有了錢，才能夠舉辦的。
所以财政實為庶政的命脈。
要想積極地整頓政治，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講的。
中國的政治，既是放任主義，所以其财政亦極窳敝。
全國最重要的賦稅是地丁。
地即田稅，丁乃身稅，本指力役而言。
責民應役，其弊甚多，乃改為折納錢而免其役。
而所謂折納錢者，又不是真向應役的人征收，而是将全縣丁額，設法攤派于有田之家，謂之丁随糧行。
名為丁稅，其實還是田稅。
清朝所謂編審，就是将丁稅之額，設法改派一番，和清查戶口，了不相幹。
所以各縣丁稅，略有定額，并不會随人口而增加。
清聖祖明知其然，乃于康熙五十一年下诏：令後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新生人丁，概不出賦，而舊有丁賦之額，仍要維持，就不得不将丁銀攤入地糧了。
至此，地丁兩稅，乃正式合并為一。
所以昔時租稅的基本部分，全為農民所負擔，其伸縮之力極小。
财政困難時，加賦往往召亂。
但不加賦，又無以應付事情，這亦是從前政治難于措置的一端。
國家最重要的職務，是維持國内的秩序，抵禦外來的侵略。
為達到這兩項目的起見，于是乎有兵刑。
中國從前的情勢，在承平時代，是無所謂兵的，所謂兵，隻是有一種人名為兵而吃饷，其實并無戰鬥力。
這是由于承平時代，并無對立的外敵，亦無必須預防的内亂。
處此情形之下，當兵的人，和帶兵的人，自然不會預期着要打仗，而軍政就因之腐敗了。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私天下的人，何嘗不想維持強大的軍隊，以保守一己的産業？然有強兵而無目标，其兵鋒往往會轉而内向，這亦是私天下者之所懼，因此不敢十分加以整頓。
而且在政治腐敗之時，亦不知道要整頓，即使想整頓，亦複不能整頓。
所以在曆史上，往往内亂猝起，外患猝至，國家竟無一兵可用。
要經過相當時間，新的可用的軍隊，才能從一面打仗，一面訓練中，發生成長起來。
這亦是為政情所規定，而無可如何的。
至于刑法，則向來維持秩序的，是習慣而非法律。
換言之，即是社會制裁，而非法律制裁。
其所由然：（一）因政治取放任主義而軟弱無力。
（二）因疆域廣大，各地方風俗不同，實不能實行同一的法律。
于是法律之為用微，而習慣之為用廣。
（三）因社會上的惡勢力，并沒有能夠根本鏟除。
如家法處置等事，到現在還有存留于社會的。
（四）因官僚階級中人，以剝削平民為衣食飯碗，訴訟事件，正是一個剝削的好機會。
此項弊窦，既為官僚階級的本質，則雖良吏亦無如之何。
不得已，乃惟有勸民息訟。
以國家所設的官，本以聽訟為職的，而至于勸民息訟，細想起來，真堪失笑。
然在事實上，卻亦不得不然。
五口通商以後，西人借口于我國司法的黑暗，而推行其領事裁判權，固不免心存侵略，然在我，亦不能說是沒有召侮的原因。
唐～清代的賦稅變遷 下表顯示了我國古代的基本賦稅演變。
地租稅的大部分都由農民負擔，伸縮之力極小。
财政困難時，加稅往往召亂。
中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農民，農民的知識，大概是從經驗得來的。
其種植的方法，頗有足稱。
但各地方的情形，亦不一律，如李兆洛做《鳳台縣志》，說當地的人，一人種田16畝，窮苦異常。
有一個人，喚作鄭念祖，雇一
人的氣質，是多少和其所從事的職業，有些關系的。
唐朝的進士試詩賦，其性質多近于浮華。
明清的科舉重四書義，四書注則采用朱注，所以其士子的性質，多近于遷腐。
空疏則不知官吏的職責，迂腐則成為改革的阻力。
清朝後來所以政治上絕無可用之才，而所謂紳士，多成為頑固守舊之魁，即由于此。
但此等人，究竟還有些方正的性質，總還有所不為，雖不懂得世務，還有些空泛的忠君愛民、顧惜名節等觀念。
又大開其實官捐，出了錢的人，都可以買官做。
于是官場的流品益雜，其人的道德觀念和智識程度，又在科舉中人之下。
而仕途的擁擠，又逼着他無所不為，官方之壞，就不可收拾了。
就一般國民之中，拔擢出一部分人來，算他有做官的資格，謂之取士。
就已有做官資格的人，授之以官缺，謂之铨選。
铨選有兩法：一種是畀用人之人以選擇之權的是為注重衡鑒。
一種則專守成法，不許以意出入，是為注意資格。
以人批評人，固然很難得當，較之全不問其好壞，總要好些。
所以就理論言，注重衡鑒之法，實較專憑資格為合理。
但這是以操铨選之權者大公無私為限。
若其不然，則勢必衡鑒其名，徇私舞弊其實，還不如資格用人，可以較為安靜了。
從注重衡鑒，變為專守資格，亦是從前政治進化自然的趨勢。
政治主義不變，是無法可以遏止的。
但在非常之時，亦必有非常之法，以濟其窮。
清朝卻始終沒有，一切又是循資按格。
所以始終不能擢用有才有志的人，以振作士氣，鼓舞民心，洊升至大僚的人，大都年已六七十，衰遲不振，惟利是圖。
這是清朝的政治所以絕無生氣的原因。
考試圖橫軸 該圖描繪了明代貢院内科舉考試的場景。
看似嚴格的監考制度之下，科考卻已是舞弊叢生，積重難返了。
在朝的政治，既無生氣，所希望的，就是在野的人。
在野的人，就是所謂士。
不在其位的士大夫，都慷慨喜言政治，有時亦可影響于朝局。
而且在野的人，喜談政治，則留心政治的人必多，其中自多可用之才。
苟得嚴明的君主以用之，自易有振敝起衰之望（黨禍的根源，就政治上言之，實由上無嚴明之主，曆代的黨禍，其中的首領，也總有幾個公忠體國的人，但大多數附和的人，則均系為名為利。
加以懲治，适足使其名愈高，名高而利即随之，彼正私心得計，所以黨争必不可以力勝。
隻要有嚴明的政治，持之以久，而不為其所搖動，久則是非自見，彼将無所借以鼓動群衆，其技即将窮而自止，而黨禍也就消滅了）。
清朝承明代黨争之後，防止立社結黨甚嚴。
又清以異族入主中原，對于漢人，較之前朝，猜忌尤甚。
所以士大夫都不敢談政治，而萃其心力于辭章考據。
清儒的學問，亦自有其特色，然就政治方面論，則大都是無用的。
又承宋明理學盛極而衰之會，隻緻力于博聞而不講究做人的道理。
所以其人的立身行己，多無足觀。
既無以自足于内，則必将浮慕乎外，而嗜利卻不重名節，遂成為士大夫階級一般的風氣。
凡百政事，總是有了錢，才能夠舉辦的。
所以财政實為庶政的命脈。
要想積極地整頓政治，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講的。
中國的政治，既是放任主義，所以其财政亦極窳敝。
全國最重要的賦稅是地丁。
地即田稅，丁乃身稅，本指力役而言。
責民應役，其弊甚多，乃改為折納錢而免其役。
而所謂折納錢者，又不是真向應役的人征收，而是将全縣丁額，設法攤派于有田之家，謂之丁随糧行。
名為丁稅，其實還是田稅。
清朝所謂編審，就是将丁稅之額，設法改派一番，和清查戶口，了不相幹。
所以各縣丁稅，略有定額，并不會随人口而增加。
清聖祖明知其然，乃于康熙五十一年下诏：令後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新生人丁，概不出賦，而舊有丁賦之額，仍要維持，就不得不将丁銀攤入地糧了。
至此，地丁兩稅，乃正式合并為一。
所以昔時租稅的基本部分，全為農民所負擔，其伸縮之力極小。
财政困難時，加賦往往召亂。
但不加賦，又無以應付事情，這亦是從前政治難于措置的一端。
國家最重要的職務，是維持國内的秩序，抵禦外來的侵略。
為達到這兩項目的起見，于是乎有兵刑。
中國從前的情勢，在承平時代，是無所謂兵的，所謂兵，隻是有一種人名為兵而吃饷，其實并無戰鬥力。
這是由于承平時代，并無對立的外敵，亦無必須預防的内亂。
處此情形之下，當兵的人，和帶兵的人，自然不會預期着要打仗，而軍政就因之腐敗了。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私天下的人，何嘗不想維持強大的軍隊，以保守一己的産業？然有強兵而無目标，其兵鋒往往會轉而内向，這亦是私天下者之所懼，因此不敢十分加以整頓。
而且在政治腐敗之時，亦不知道要整頓，即使想整頓，亦複不能整頓。
所以在曆史上，往往内亂猝起，外患猝至，國家竟無一兵可用。
要經過相當時間，新的可用的軍隊，才能從一面打仗，一面訓練中，發生成長起來。
這亦是為政情所規定，而無可如何的。
至于刑法，則向來維持秩序的，是習慣而非法律。
換言之，即是社會制裁，而非法律制裁。
其所由然：（一）因政治取放任主義而軟弱無力。
（二）因疆域廣大，各地方風俗不同，實不能實行同一的法律。
于是法律之為用微，而習慣之為用廣。
（三）因社會上的惡勢力，并沒有能夠根本鏟除。
如家法處置等事，到現在還有存留于社會的。
（四）因官僚階級中人，以剝削平民為衣食飯碗，訴訟事件，正是一個剝削的好機會。
此項弊窦，既為官僚階級的本質，則雖良吏亦無如之何。
不得已，乃惟有勸民息訟。
以國家所設的官，本以聽訟為職的，而至于勸民息訟，細想起來，真堪失笑。
然在事實上，卻亦不得不然。
五口通商以後，西人借口于我國司法的黑暗，而推行其領事裁判權，固不免心存侵略，然在我，亦不能說是沒有召侮的原因。
唐～清代的賦稅變遷 下表顯示了我國古代的基本賦稅演變。
地租稅的大部分都由農民負擔，伸縮之力極小。
财政困難時，加稅往往召亂。
中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農民，農民的知識，大概是從經驗得來的。
其種植的方法，頗有足稱。
但各地方的情形，亦不一律，如李兆洛做《鳳台縣志》，說當地的人，一人種田16畝，窮苦異常。
有一個人，喚作鄭念祖，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