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論中國近世史的性質
關燈
小
中
大
”之義道：“《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
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
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并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
”此謂王者應根據最高的原理，制為定法，以治天下，其說原無誤缪。
但在小國寡民之世，事務簡單，庸或能事事措置妥帖。
在廣土衆民之世，就斷無法悉知悉見了，悉知尚且不能，何況加以研究，而制定适當的處置方法？所以古人希望有一個聖人出來，對于一切事情，無不明白，因而能指示衆人以适當處置的方法，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但一人之智不及此，合衆人而共同研究，則不能謂其智不及此，我們的誤缪，在于（一）迷信世界上有一個萬古不變之道，此道昔人業已發現，我們隻要遵而行之，遂不複從事于研究。
（二）處事之時，亦不肯注重于研究。
即或迫于事勢，不得不加以研究，而研究的人數，既苦于不足，其人選又不适宜。
所以社會科學的道理，迄今多黯然不明。
現代科學的研究，不合理想的地方還很多，因其規模比較大，研究的人數比較多，人選亦比較适宜，其成績就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語了。
所以治世的方法，并非不可發現的，不過人們現在的所為，不足以語于此]。
于是環境變遷了，人還是茫然不覺。
（三）雖然沒有能夠推出一部分人來，使之從事于研究環境的情形，以定衆人行為的方針，然事實上總有處于領導地位的人。
這種人，往往頭腦頑固，而且其利益，往往和大衆及全體沖突，以全體的利益論，在某時代，适宜于改行新制度（制度二字，舊時多就政治方面言，此處所用，兼該社會的規則。
所謂環境，實有兩方面：一為自然，一即社會，可謂人類的自身。
制度即人類所以控制自己的）。
而這種人的私利，都是借舊制度為護持的。
因為和其私利沖突，新制度，即适宜于控制環境的方法，往往為此等人所反對。
甚至知識為利欲所蔽，連此等新制度的适宜，他也不知道了，而真以舊制度為适宜，遂至盡力以反對新制度，保存舊制度。
因為此等人，在社會上是有力分子，人們要改變控制環境的方法，就成為非常艱難的事，因為先要對付反對改變的人。
如此，
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
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并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
”此謂王者應根據最高的原理，制為定法，以治天下，其說原無誤缪。
但在小國寡民之世，事務簡單，庸或能事事措置妥帖。
在廣土衆民之世，就斷無法悉知悉見了，悉知尚且不能，何況加以研究，而制定适當的處置方法？所以古人希望有一個聖人出來，對于一切事情，無不明白，因而能指示衆人以适當處置的方法，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但一人之智不及此，合衆人而共同研究，則不能謂其智不及此，我們的誤缪，在于（一）迷信世界上有一個萬古不變之道，此道昔人業已發現，我們隻要遵而行之，遂不複從事于研究。
（二）處事之時，亦不肯注重于研究。
即或迫于事勢，不得不加以研究，而研究的人數，既苦于不足，其人選又不适宜。
所以社會科學的道理，迄今多黯然不明。
現代科學的研究，不合理想的地方還很多，因其規模比較大，研究的人數比較多，人選亦比較适宜，其成績就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語了。
所以治世的方法，并非不可發現的，不過人們現在的所為，不足以語于此]。
于是環境變遷了，人還是茫然不覺。
（三）雖然沒有能夠推出一部分人來，使之從事于研究環境的情形，以定衆人行為的方針，然事實上總有處于領導地位的人。
這種人，往往頭腦頑固，而且其利益，往往和大衆及全體沖突，以全體的利益論，在某時代，适宜于改行新制度（制度二字，舊時多就政治方面言，此處所用，兼該社會的規則。
所謂環境，實有兩方面：一為自然，一即社會，可謂人類的自身。
制度即人類所以控制自己的）。
而這種人的私利，都是借舊制度為護持的。
因為和其私利沖突，新制度，即适宜于控制環境的方法，往往為此等人所反對。
甚至知識為利欲所蔽，連此等新制度的适宜，他也不知道了，而真以舊制度為适宜，遂至盡力以反對新制度，保存舊制度。
因為此等人，在社會上是有力分子，人們要改變控制環境的方法，就成為非常艱難的事，因為先要對付反對改變的人。
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