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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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 之 一九五五，十二，十九下午
緻楊聯陞
楊公：
那天晚上我們談的很暢快！許多時沒有這樣快談了！隻是累你回去太晚，我很不安。
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新”，注家皆無說。
直到一千二百多年後，胡三省始解為“因新都國以定号”。
我在三十多年前就不信此說，我在RoyalAsiaticSocietyJournal-NorthChinaBranch有英文“王莽”長文，直譯為“New”。
我以為舊注家不解釋“新”字，是因為此字文義太明顯，故無注解之必要。
況王莽事事要改制，他是存心改革一切的，故他“定有天下之号曰新”，與他改元“元始”，“初始”、“始建國”，同一心理，故更無注解的必要了。
“元後傳”記，莽使王舜向元後請傳國玺，太後怒罵之曰： &hellip&hellip且若自以金匮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玺，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玺為！而欲求之！&hellip&hellip 這裡很明白的說，新皇帝改了新正朔、新服制，也應該作新玺了。
這個“新”字的意義，從這怒罵的口氣裡最可以看出。
更從文法用例上看“元後”“王莽”兩傳裡用的。
攝皇帝，假皇帝（莽傳），真皇帝（元後傳），新皇帝（元後傳），真天子（莽傳），這些文例是一律同比的。
元後怒罵時說的“新皇帝”，這個“新”字當然是形容詞，與當時大家喊的“假皇帝”、“真皇帝”、“真天子”，是同一類的。
所以我當日看了戴聞達的說法，頗覺詫異。
那天晚上，我聽了你的說法，更覺詫異。
你說，元、明、清以前沒有一個朝代不是用地名為新朝代之名的，沒有用“有意義的名号”的。
這一說，我認為是不能成立的。
至少是不能用來否認王莽号“新”是用有意義的美号。
因為那個時代的正統思想正是主張“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
《白虎通德論》“号”篇說這一點最詳明： &hellip&hellip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
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
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别。
改制天下之大禮号，以自别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
必改号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己于天下也。
&hellip&hellip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号，表著己之功業。
&hellip&hellip 夏者，大也。
明當守持大道。
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
周者，至也，密也。
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
何以知即政立号也？詩雲，“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白虎通》說此二句，不止一次，其說皆同。
） 此改号為“周”，易邑為“京”也。
《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号以自号也。
”（此篇引“春秋傳曰”，可見此是西漢以來《春秋》家的主張。
其說最近于董仲舒一派。
） 不但他們把“夏、殷、周”都說成“美号”，“唐、虞”也都成了“美号”，不是地名了！同篇說： &hellip&hellip或曰，唐虞者，号也。
唐，蕩蕩也。
蕩蕩者，道德至大之 貌也。
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
&hellip&hellip（此稱“或曰”者，似不是出于當時正統的經師，而出于道家者流，故此節下文有“黃帝有天下号曰&lsquo自然&rsquo者，獨宏大道德也。
&hellip&hellip”） 昨晚剛把張大千短文寫成寄出，今天剛把“所得稅”算好交出，匆匆中寫這幾葉寄給老兄。
我的意思是要請老兄平心想想那位“新皇帝”“禦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hellip&hellip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元後怒罵的話正是指這大串“變更正朔服制”的“新皇帝”！）這一長段文字都不是渲染一個“新”字嗎？試以此長段文字與《白虎通》的“号”篇，“文質”篇，“三正”篇對讀，&mdash&mdash再與《春秋繁露》中一些主張受命改制文字對讀，就可以知道前漢的受命改制的“革命”思想到王莽才有第一次實行的機會，王莽自稱為“新”，是毫無愧色的！老兄以為何如？ 匆匆不及翻檢《春秋繁露》了。
下次你來為ChinaInstitute演講，能住多久？我想請你吃飯，再談談！你不害怕嗎？ 敬祝雙安 适 之 一九五六，四，十夜 緻楊聯陞 楊公： 謝謝你四月十二日的信。
關于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的問題，我很贊成你的“并存”說，即是“正好有新都之封，而新又有維新之意。
”“正好”者，在我看來，等于“偶然”而已。
而當日的“新皇帝”的本意似即是西漢一百多年來學者懸想或“懸記”的“新王”，&mdash&mdash所謂“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孔子立新王之道”、“新王必改制”（皆見《繁露》23及1等篇）的“新王”。
而“肇命于新都”（見“莽傳”引“符命”四十二篇中語），則是偶然巧合的一件事實，可以引作一個“預兆”，其實王莽即使不“從新都侯起”，也還是要做他的“新皇帝”的。
故我的說法是：“新是維新之意，而莽恰巧從新都侯起，故當時符命有&lsquo肇命于新都&rsquo之說。
” 王充“正說篇”所謂“正說”，在當時實是“異說”，&mdash&mdash乃是一個大膽懷疑的思想家對當時的“正說”的駁論。
其說多與古今文之争無關，&mdash&mdash特别是這一大段駁唐、虞、夏、殷、周非“有天下之美号”，而是“本所興昌之地”，更與今古文無關。
其實王充的“土地之名”的“正說”隻是大膽的懷疑，可喜的駁論。
此說的曆史根據，與“美号”之說的曆史根據，是同樣薄弱的。
“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有何根據？“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又有何根據？ “秦起于秦，漢興于漢中，”自是史實。
但用此二代來上駁前此“五家”的美号，下比“亡新”之“從新都侯起”，似乎隻是一種大膽的類推而已，雖是“針對”《白虎通》“号”篇所代表的正統思想作戰，其實沒有能夠根本推翻那個“應天受命作新的美号的思想”。
&mdash&mdash一千幾百年後，這個思想竟跑到至元八年忽必烈的诏書裡去做用美号為國号的主要理由了！後來又居然跑進《古今圖書集成》的“皇極典”的“國号部總論”，成為唯一的“正論”了！所以者何？“土地之名”實是後起的異說，遠沒有“天下之美号”之說之深入人心，也不能比“美号”說有實際大用處！ 若以“本所興昌之地”為國号，劉淵、石勒以至女真、蒙古、滿洲都不能諱其“本”了，一不便也。
一切符谶妖言也都無用了，二不便也。
“聖人受命”的革命思想與口号也失其作用了，三不便也。
試看代漢的“魏”，此是地名耶？是符谶裡的“美号”耶？ 我們試細看《後漢書》的“袁術傳”與《三國志》“魏文帝紀”的裴注，可以明白魏之為魏，并不起于“曹操初封魏公”，而起于“代漢者當塗高”的谶文。
曹操初封魏公，在建安十八年，已在他掌握政府實權之後十多年，這當然是特别挑此國名以應“當塗高為巍”的美名。
後來拓跋稱“魏”，明說是“宜仍先号，以為魏焉”。
拓跋與魏有何關系？此不過是要沿用符谶裡那代漢的魏罷了。
又可注意的是《封氏聞見記》四的“運次”條說，“漢魏共遵劉（向的五行相生）說。
國家（唐）承隋氏火運，故為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
&hellip&hellip高宗時，王勃著&lsquo大唐千年曆&rsquo，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
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兩朝鹹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
&hellip&hellip天寶中，&hellip&hellip有崔昌以勃舊說上聞，玄宗納焉。
下诏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曆代帝王，皆屏黜之。
&hellip&hellip” 故即以“魏”論，已不可僅作“地名”解了。
晉之為晉，與魏同理。
司馬懿翦除曹爽之後，父子掌握軍政實權，前後凡十五年，然後司馬昭接受晉公之封。
（景元四年〈二六三〉十月）次年進爵為王，又次年，司馬炎就受魏禅了。
“晉公”之封，遠在甘露三年（二五八），而司馬昭辭不肯受。
司馬昭先封高都侯，後封高都公，這還是繼承“當塗高”的谶文。
晉者，進也，由魏而晉，是由“高”進到“更高”了。
司馬氏出于河南之溫，與晉何幹，正如曹操與魏郡何幹？故魏晉雖是地名，其實皆是求合于符谶之美号也。
（袁術字公路，他自以為名與字皆應谶，即是指谶文的“塗”字。
後來則專做“高”字，解作“巍”字。
如《易運期谶》的“鬼在山，禾女運，王天下”，如《春秋漢含孳》說的“漢人魏，魏以征”，如《春秋玉版谶》說的“代赤者魏公子”，都是搶着要把這個字做的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四十年後，“高都”與“晉”似仍是做這個“高”字，鄭沖等勸進表所謂“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
“明出地上，晉”光之至也，高之至也。
） 以上所說，并不是要抹煞“王莽從新都侯起”的事實，隻是要指出“肇命于新都”是偶然的事，而新王受命改制的思想是一百多年來的一個有力量的思想。
此說其實不止一百餘年，其源起于秦先的驺衍，《呂覽》《淮南》都已接受其五德終始說，賈生、司馬遷都不是公羊學者，而皆傾向于此種“曆史哲學”，不但董生而已。
眭孟說，“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
&hellip&hellip”眭孟雖因此被殺，但這種思想一直流傳到後世。
（延康元年〈二二〇〉許芝引“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竟說是《春秋大傳》的話了。
）王莽雖倒了，“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号以自号”的思想還是正統的思想，（故在《白虎通》裡此語也是引《春秋傳》，）故還勞王充的駁論。
我們看那“新皇帝”即位的那一天的“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号，異器制”的忙亂，不能不感覺那“定有天下之号曰新”，本意是維新之意，是“應天作新主”的新。
“肇命于新都”隻是一個偶然的預兆，非号“新”的本意。
試讀王莽始建國元年的诏令： 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
&hellip&hellip 此即睦弘所說“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的思想也。
又如莽令： &hellip&hellip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
協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
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
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
&hellip&hellip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
&hellip&hellip 此即所謂“春秋作新王之事”（董），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何休）的思想也。
（先生在上面眭弘所說“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的書眉上，又寫了一段：） 李淵以唐公起，故有“神堯”之字。
但“傳國之運”已不是“傳”給别人，乃是“傳”給自家了！ 以上雜論，并不敢堅持己見，隻是要指出：（1）元、明、清三代用“美号”作國号，并非創作，實是推行一個原來很有力量的古代思想；（2）元、明、清以前，如魏，如晉，似是“地名”，其實是特别挑選地名以應符谶的“美名”；（3）王莽的時代，其時代思想，其生平抱負及設施，皆足以使我傾向于承認元後怒罵的“新皇帝”的“新”是本意，&mdash&mdash“莽傳”中叙“符命”四十二篇，内用“新皇帝”凡四次，其中如“大神石人”說的“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乃是所謂直接引語，又此四次用“新皇帝”之稱，皆在王莽“改元定号”之前。
“莽傳”“符命”中說及“肇命于新都”，王充說的“從新都侯起”，似是偶合，可備一說，而不足以說明“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的曆史的意義。
緻趙元任夫婦 元任、韻卿： 昨晚在汽車上你們談的關于我的将來的話，我很感激你們對我的關切，但我有一些話，昨晚沒有能夠說明白，所以今晚補寫一封短信。
我昨晚聽你們說，元任曾向U.C.的秉先生提起我将來能否重來U.C.的問題。
我盼望你們不要向U.C.重提此問題，因為我現在的計劃是要在台中或台北郊外的南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尋一所房子為久居之計。
不管别人歡迎不歡迎，讨厭不讨厭，我在台灣是要住下去的。
（我也知這一定有人不歡迎我長住下去。
）思亮兄給我預備的房子太大了，我決定不要。
我頗想向中央研究院借一塊地，由我自己出錢蓋一所小房子，十年或十五年之後，房子歸研究院所有。
這樣可以為其他院士開一先例，将來在南港可以造起一個院士住宅的聚落。
史語所的書籍（一九四八年我兩次在南京用過）于我最适用，比國外任何地方的書籍都更适用。
有特殊需要時，可以向國外買microfilm。
更要緊的是年青的助手，在台北比較容易收“徒弟”，由我自己訓練，幫我做點事。
我在今年初，&mdash&mdash也許是去年尾，&mdash&mdash曾有信給元任，說明為什麼這幾年總不願在美國大學尋較長期的教書的事。
我記得我說的是：第一，外國學者弄中國學術的，總不免有點怕我們，我們大可以不必在他們手裡讨飯吃或搶飯吃。
第二，在許多大學裡主持東方學的人，他們的政治傾向往往同我有點“隔教”，他們雖然不便明白說，我自己應該“知趣”一點，不要叫他們為難。
（以下兩點是今天加上的。
）第三，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紀，我有一點小積蓄，在美國的隻夠坐吃兩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夠我坐吃十年而有餘。
第四，我誠心感覺我有在台灣居住工作的必要。
其中一件事是印行我先父的年譜和日記全部；第二件事是完成我自己的兩三部大書。
以上說的，都是對我的兩個老朋友說的誠心“自我坦白”！我知道你們一定能諒解我的。
所以要寫出來，是因為韻卿性子急，她對我的事太熱心了，往往沒有耐心聽我“坦白”！請你們不要笑我這一篇坦白書！ 适 之 一九五六，十一，十八夜 緻李濟 &hellip&hellip 我近來有一個妄想，想請骝公與兄替我想想： 我想在南港院址上，租借一塊小地，由我與院方訂立契約，聲明在十年或十五年後，連屋與地一并收歸院方所有。
此辦法有無法律上的障礙？此意有幾層好處： （一）可以開一例子，使其他海内外院士可以仿行，将來在南港造成一排學人住宅。
（二）我覺得史語所的藏書最适于我的工作（一九四八年我曾長期用過），又有許多朋友可以幫助我。
（近來與嚴耕望先生通信，我很得益處。
舉此一例，可見朋友襄助之益。
） （三）我若回台久住，似住在郊外，比住在台北市為宜。
此計劃是一種妄想，不但要骝先兄替我想想，也要兄轉告思亮、子水諸友替我想想。
（我尚未告知他們。
） 敬問雙安 弟适敬上 1956年11月 複陳之藩 之藩兄： 謝謝你四月六日的長信。
《丁文江的傳記》得你這樣一位熱心的讀者，我的五個月工夫真不算枉費了。
二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
丁君的日記、信稿、原信劄，都沒有收存。
日記竟不知在誰手裡！我屢次想作此傳，終以材料散失，不敢動手。
一九五五年的冬月裡，我把ColumbiaUniv.所存的《獨立評論》全份，及《科學與人生觀》等等，全借在我寓裡，細細讀一遍。
又把我的日記細細翻查一遍。
我先作了一個《年表》看看缺什麼重要材料。
我發現最缺乏的是在在君做上海“總辦”的時期的材料，我隻能用ChinaYearBook的英文材料來補充，（那一年&mdash&mdash一九二六&mdash&mdash我遊英國與歐洲，隻有BritishMuseum與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日記幾冊，差不多沒有提到丁在君幹政治的事！） 我檢查了我手裡的材料，我決定用嚴格的方法：完全用原料，非萬不得已，不用secondhandsources，這是材料的限制。
故此傳的好處是充分保存丁在君自己說的話，自己寫的文字。
别人的追憶，大部分是出于追悼他的二十七篇文字，其中已有不很可靠的材料了。
這樣“充分保存”他自己說的話，有時是很費力的。
例如“徐霞客”一章，我把丁在君記的金沙江的西岸的諸山，與東岸的諸山，總括成兩頁（頁二四&mdash&mdash二五）不滿的叙述，是很吃力而不易得讀者了解的。
又如“科學與玄學”一章，我曾删改三四次，有些地方曾重寫兩三次。
（此章原稿很長，删改很費勁。
） 其實這是我平生自己期許的工作方法，就是“述學”的工作法。
“述學”最好是充分保存本人的文字語言。
在二十年沒有人注意搜集丁在君的傳記資料的情形之下，隻有這個法子可以“無大過”。
你盼望我“能放開筆，寫一些您的理想與失望，您的悲哀與快樂&hellip&hellip”這大概是不可能的了。
在四十年前，我還妄想我可以兼做科學的曆史考據與文學的創作。
但我久已不作此夢想了。
丁在君曾稱贊《我的母親的訂婚》（《四十自述》的第一篇）（《丁傳》頁七五&mdash&mdash七六）。
那是用小說體裁寫的。
當時我本想拟出十幾個題目，一律用短篇小說體裁寫我的自傳。
徐志摩極力贊成我的計劃。
但我寫到第二章，就改用曆史叙述體了。
&hellip&hellip 你曾讀我的《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文存》四集，台灣版；《論學近著》原載）嗎？那也是我的文學試作。
匆匆寫幾句謝謝你，不料也寫長了。
祝你好。
胡 适 一九五七，四月九日 今天楊振甯、李政道兩君來看我。
談的很好。
複趙元任夫婦 元任、韻卿： 今天收到韻卿的信，真吓了我兩大跳！不但韻卿的腿“已三個月不能走動”，并且查出是脊骨的毛病，須要長期休養。
（韻卿信上用“修養”字，我覺得比“休養”更深切些。
要叫韻卿長期“休養”是不容易的事。
所以先得“修養”！） 不但韻卿腿痛，并且元任的身體“老覺不舒服，查出是膽石！”我覺得根本治療是對的。
想起我在一九一六年八月曾為了元任開割盲腸炎，做了一首打油詩，有這幾句： 依我仔細看來，這病該怪胡達。
前年胡達破肚，今年先生該割。
&hellip&hellip 如今明複久已作了古人，我的新打油詩就得改成這樣子了： 依我現在想來，這病該怪胡适。
二月胡适破肚，五月你割膽石！ 我有長信給大春（徐），說我最近的病大概起于離Berkeley的時候（一月底），起初隻是“老覺不太舒服”，後來覺得很不舒服，隻說不出不舒服在那兒！後來才覺得是在每頓飯後兩三個鐘頭就覺得“餓”的難受。
二月十三日才請醫生檢查，十四、十五都照X光，十四照的是膽石，十五照的是胃潰瘍。
照相的檢查結果，是既無膽石，又無胃潰瘍。
但後來才知道我的ulcer是急性的，又在胃的後牆，X光照片上差不多看不出來，幾乎誤事。
因為我的大病，一班年紀相當的老朋友都感覺一點“健康的”自覺，都肯費點工夫去檢查身體。
這是很好的現象。
我盼望韻卿不要嫌“每日醫院各種治療”的“麻煩”，盼望她安心“修養”！我也盼望元任的“根本治療”一定可以收“一勞永逸”的效果。
我現在可以說是全好了。
隻是很瘦，現在隻有一二四&mdash&mdash五磅了。
胃還是弱。
但已能看書，也能寫信了，祝你們一家都平安。
适之、冬秀問好 一九五七，四，二十九 複陳之藩 之藩： 對不起！你的四月十六日的長信，我還沒答覆，你提出的問題太不容易答覆。
那是遲遲不答的真原因。
主要的說明是人性的不同，James所謂哲學的派别争論其實卻由于有hard-minded與soft-minded兩大區别。
費密（明末清初人）也指出人“沈潛剛克”與“高明柔克”的兩大類。
（但他加上“平康正直”〈中行〉第三類。
） 同樣重要，而稍次一等的，是每個人一生的訓練，訓練是“一言難盡”的，是“終身以之”的，是随時随地不可放松的，&mdash&mdash所謂“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平日的訓練，一旦偶然放松，人的性情或早年先入的成見就無意中流露出來了。
例如，SirOliverLodge治物理學，那是他的訓練。
他信鬼，信靈魂，那就是性情流露與他的訓練沒有大關系了。
我在《丁傳》裡（頁五五&mdash&mdash五九，九七&mdash&mdash一〇七）（指出他的“宗教”見解，他用動物學知識來說明來證明！）他所謂“宗教”（即“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天性”），我曾指出他這個宗教見解，在無形之中，曾影響他對于蘇俄革命及所謂“新式的獨裁”的看法。
這是性情的表現，其實同他的動物學與地質學無大關系。
我平生留意方法的問題，方法是可以訓練的。
這種訓練正是我所謂“随時随地不可放松的”。
你所說“胡先生的看法常常是無大誤”，很可能的是這種訓練的一點點成績，也就是你所謂“由于你的謹嚴的精神”。
你曾看見我寫給王重民的一封信嗎？（曾登在抗戰時期的《圖書季刊》新五卷一期。
）我在那篇短文裡，曾用古人論從政（做官）的四字訣來說明“治學方法”。
那四個字是“勤、謹、和、緩”。
勤即是眼勤、手勤、&mdash&mdash即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實，勤求證據。
謹即是一絲一毫不苟且，不潦草，舉一例，立一證，下一結論，都不苟且，即是謹，即是“敬慎”。
其餘兩字，同樣重要，你好像不大注意到。
“和”，我解作“心平氣和”，解作“平心靜氣”，解作“虛心體察”。
（西方宗教所謂humility，其實并不十分humble，平心考查一切不合吾意的事實和證據，抛開成見，跟着證據走，服從人，“和”之至也。
） “緩”字在治學方法上也十分重要。
其意義隻是從容研究，莫急于下結論。
證據不充分時，姑且涼涼去，姑且懸而不斷（suspendingone'sjudgment）。
所以我中年以來，常用這四字訣教人，常說，科學方法不是科學家獨得或獨占的治學方法，隻是人類的常識加上良好的訓練，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養成了勤、謹、和、緩等良好的習慣，治學自然有好成績。
現在可以談談你所謂“情感”、“真實情感”、“一團火”等等名件了。
因為我注意良好的工作習慣，因為我特别重視“和”“緩”兩種美德（良好習慣），所以我很感覺“情感”“火焰”等等在做學問的過程上是當受“和”與“緩”的制裁的。
我所謂“随時随地不可放松”的訓練自己，其中一個重要“場合”就是我常說的“正誼的火氣”。
我最佩服的兩位近代學者，王國維先生與孟森先生，他們研究史學，曾有很大的成就，但他們晚年寫了許多關于“水經注疑案”的文字卻不免動了“正誼的火氣”，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錯誤，&mdash&mdash其結果竟至于誣告古人作賊，而自以為主持“正誼”。
毫無真實證據，而自以為是做“考據”！ 其實現代許多贊成列甯、斯大林那一套的知識分子，他們最吃虧的，我想還是他們對于社會問題某方面的一點“正誼的火氣”罷？ 所以你說，讀我的文字“連一朵火焰也看不見”，這是很大的贊美辭，我怕很少人能承當。
我是不敢承當的。
你說，清代三百年的考據時代“主要是因為不自由的環境下，不能由人随便說出真心的感情&hellip&hellip”這其實是妄說，不可誤信。
考據的學風是兩宋（北宋、南宋）就開始了的，并不是近三百年的事。
歐陽修的《集古錄》，司馬光《通鑒考異》，趙明誠《金石錄》，朱熹、洪适、洪邁，并不必“把情感壓下去”，他們是考據學的開山人，因為他們生在學術發達時代，感覺有辨别是非真僞的必要了，才運用他們的稍加訓練紀律的常識，用證據來建立某些新發現的事實。
這才是考據學的來源。
這種辨别是非真僞的熱情，也是一種情感，并且是一種有大力量&mdash&mdash也有火焰&mdash&mdash的情感。
試讀崔述的《考信錄提要》或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你一定會感到火焰的熱力。
故我不贊成你說的“考證的路”确實是科學的，然而“并非健康的”。
你仔細想想，那有“确實是科學的”東西而“并非健康的”！ 你舉的Einstein的故事，大概是不可靠的。
Einstein是天才和訓練和合的人物，但他在某些方面稍稍放松他的言論，就不足為訓了。
不寫了，祝你好。
胡 适 一九五七，五月，二日
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新”，注家皆無說。
直到一千二百多年後，胡三省始解為“因新都國以定号”。
我在三十多年前就不信此說，我在RoyalAsiaticSocietyJournal-NorthChinaBranch有英文“王莽”長文，直譯為“New”。
我以為舊注家不解釋“新”字，是因為此字文義太明顯，故無注解之必要。
況王莽事事要改制，他是存心改革一切的，故他“定有天下之号曰新”，與他改元“元始”，“初始”、“始建國”，同一心理，故更無注解的必要了。
“元後傳”記，莽使王舜向元後請傳國玺，太後怒罵之曰： &hellip&hellip且若自以金匮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玺，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玺為！而欲求之！&hellip&hellip 這裡很明白的說，新皇帝改了新正朔、新服制，也應該作新玺了。
這個“新”字的意義，從這怒罵的口氣裡最可以看出。
更從文法用例上看“元後”“王莽”兩傳裡用的。
攝皇帝，假皇帝（莽傳），真皇帝（元後傳），新皇帝（元後傳），真天子（莽傳），這些文例是一律同比的。
元後怒罵時說的“新皇帝”，這個“新”字當然是形容詞，與當時大家喊的“假皇帝”、“真皇帝”、“真天子”，是同一類的。
所以我當日看了戴聞達的說法，頗覺詫異。
那天晚上，我聽了你的說法，更覺詫異。
你說，元、明、清以前沒有一個朝代不是用地名為新朝代之名的，沒有用“有意義的名号”的。
這一說，我認為是不能成立的。
至少是不能用來否認王莽号“新”是用有意義的美号。
因為那個時代的正統思想正是主張“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
《白虎通德論》“号”篇說這一點最詳明： &hellip&hellip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
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
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别。
改制天下之大禮号，以自别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
必改号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己于天下也。
&hellip&hellip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号，表著己之功業。
&hellip&hellip 夏者，大也。
明當守持大道。
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
周者，至也，密也。
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
何以知即政立号也？詩雲，“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白虎通》說此二句，不止一次，其說皆同。
） 此改号為“周”，易邑為“京”也。
《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号以自号也。
”（此篇引“春秋傳曰”，可見此是西漢以來《春秋》家的主張。
其說最近于董仲舒一派。
） 不但他們把“夏、殷、周”都說成“美号”，“唐、虞”也都成了“美号”，不是地名了！同篇說： &hellip&hellip或曰，唐虞者，号也。
唐，蕩蕩也。
蕩蕩者，道德至大之 貌也。
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
&hellip&hellip（此稱“或曰”者，似不是出于當時正統的經師，而出于道家者流，故此節下文有“黃帝有天下号曰&lsquo自然&rsquo者，獨宏大道德也。
&hellip&hellip”） 昨晚剛把張大千短文寫成寄出，今天剛把“所得稅”算好交出，匆匆中寫這幾葉寄給老兄。
我的意思是要請老兄平心想想那位“新皇帝”“禦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hellip&hellip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元後怒罵的話正是指這大串“變更正朔服制”的“新皇帝”！）這一長段文字都不是渲染一個“新”字嗎？試以此長段文字與《白虎通》的“号”篇，“文質”篇，“三正”篇對讀，&mdash&mdash再與《春秋繁露》中一些主張受命改制文字對讀，就可以知道前漢的受命改制的“革命”思想到王莽才有第一次實行的機會，王莽自稱為“新”，是毫無愧色的！老兄以為何如？ 匆匆不及翻檢《春秋繁露》了。
下次你來為ChinaInstitute演講，能住多久？我想請你吃飯，再談談！你不害怕嗎？ 敬祝雙安 适 之 一九五六，四，十夜 緻楊聯陞 楊公： 謝謝你四月十二日的信。
關于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的問題，我很贊成你的“并存”說，即是“正好有新都之封，而新又有維新之意。
”“正好”者，在我看來，等于“偶然”而已。
而當日的“新皇帝”的本意似即是西漢一百多年來學者懸想或“懸記”的“新王”，&mdash&mdash所謂“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孔子立新王之道”、“新王必改制”（皆見《繁露》23及1等篇）的“新王”。
而“肇命于新都”（見“莽傳”引“符命”四十二篇中語），則是偶然巧合的一件事實，可以引作一個“預兆”，其實王莽即使不“從新都侯起”，也還是要做他的“新皇帝”的。
故我的說法是：“新是維新之意，而莽恰巧從新都侯起，故當時符命有&lsquo肇命于新都&rsquo之說。
” 王充“正說篇”所謂“正說”，在當時實是“異說”，&mdash&mdash乃是一個大膽懷疑的思想家對當時的“正說”的駁論。
其說多與古今文之争無關，&mdash&mdash特别是這一大段駁唐、虞、夏、殷、周非“有天下之美号”，而是“本所興昌之地”，更與今古文無關。
其實王充的“土地之名”的“正說”隻是大膽的懷疑，可喜的駁論。
此說的曆史根據，與“美号”之說的曆史根據，是同樣薄弱的。
“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有何根據？“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又有何根據？ “秦起于秦，漢興于漢中，”自是史實。
但用此二代來上駁前此“五家”的美号，下比“亡新”之“從新都侯起”，似乎隻是一種大膽的類推而已，雖是“針對”《白虎通》“号”篇所代表的正統思想作戰，其實沒有能夠根本推翻那個“應天受命作新的美号的思想”。
&mdash&mdash一千幾百年後，這個思想竟跑到至元八年忽必烈的诏書裡去做用美号為國号的主要理由了！後來又居然跑進《古今圖書集成》的“皇極典”的“國号部總論”，成為唯一的“正論”了！所以者何？“土地之名”實是後起的異說，遠沒有“天下之美号”之說之深入人心，也不能比“美号”說有實際大用處！ 若以“本所興昌之地”為國号，劉淵、石勒以至女真、蒙古、滿洲都不能諱其“本”了，一不便也。
一切符谶妖言也都無用了，二不便也。
“聖人受命”的革命思想與口号也失其作用了，三不便也。
試看代漢的“魏”，此是地名耶？是符谶裡的“美号”耶？ 我們試細看《後漢書》的“袁術傳”與《三國志》“魏文帝紀”的裴注，可以明白魏之為魏，并不起于“曹操初封魏公”，而起于“代漢者當塗高”的谶文。
曹操初封魏公，在建安十八年，已在他掌握政府實權之後十多年，這當然是特别挑此國名以應“當塗高為巍”的美名。
後來拓跋稱“魏”，明說是“宜仍先号，以為魏焉”。
拓跋與魏有何關系？此不過是要沿用符谶裡那代漢的魏罷了。
又可注意的是《封氏聞見記》四的“運次”條說，“漢魏共遵劉（向的五行相生）說。
國家（唐）承隋氏火運，故為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
&hellip&hellip高宗時，王勃著&lsquo大唐千年曆&rsquo，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
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兩朝鹹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
&hellip&hellip天寶中，&hellip&hellip有崔昌以勃舊說上聞，玄宗納焉。
下诏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曆代帝王，皆屏黜之。
&hellip&hellip” 故即以“魏”論，已不可僅作“地名”解了。
晉之為晉，與魏同理。
司馬懿翦除曹爽之後，父子掌握軍政實權，前後凡十五年，然後司馬昭接受晉公之封。
（景元四年〈二六三〉十月）次年進爵為王，又次年，司馬炎就受魏禅了。
“晉公”之封，遠在甘露三年（二五八），而司馬昭辭不肯受。
司馬昭先封高都侯，後封高都公，這還是繼承“當塗高”的谶文。
晉者，進也，由魏而晉，是由“高”進到“更高”了。
司馬氏出于河南之溫，與晉何幹，正如曹操與魏郡何幹？故魏晉雖是地名，其實皆是求合于符谶之美号也。
（袁術字公路，他自以為名與字皆應谶，即是指谶文的“塗”字。
後來則專做“高”字，解作“巍”字。
如《易運期谶》的“鬼在山，禾女運，王天下”，如《春秋漢含孳》說的“漢人魏，魏以征”，如《春秋玉版谶》說的“代赤者魏公子”，都是搶着要把這個字做的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四十年後，“高都”與“晉”似仍是做這個“高”字，鄭沖等勸進表所謂“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
“明出地上，晉”光之至也，高之至也。
） 以上所說，并不是要抹煞“王莽從新都侯起”的事實，隻是要指出“肇命于新都”是偶然的事，而新王受命改制的思想是一百多年來的一個有力量的思想。
此說其實不止一百餘年，其源起于秦先的驺衍，《呂覽》《淮南》都已接受其五德終始說，賈生、司馬遷都不是公羊學者，而皆傾向于此種“曆史哲學”，不但董生而已。
眭孟說，“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
&hellip&hellip”眭孟雖因此被殺，但這種思想一直流傳到後世。
（延康元年〈二二〇〉許芝引“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竟說是《春秋大傳》的話了。
）王莽雖倒了，“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号以自号”的思想還是正統的思想，（故在《白虎通》裡此語也是引《春秋傳》，）故還勞王充的駁論。
我們看那“新皇帝”即位的那一天的“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号，異器制”的忙亂，不能不感覺那“定有天下之号曰新”，本意是維新之意，是“應天作新主”的新。
“肇命于新都”隻是一個偶然的預兆，非号“新”的本意。
試讀王莽始建國元年的诏令： 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
&hellip&hellip 此即睦弘所說“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的思想也。
又如莽令： &hellip&hellip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
協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
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
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
&hellip&hellip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
&hellip&hellip 此即所謂“春秋作新王之事”（董），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何休）的思想也。
（先生在上面眭弘所說“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的書眉上，又寫了一段：） 李淵以唐公起，故有“神堯”之字。
但“傳國之運”已不是“傳”給别人，乃是“傳”給自家了！ 以上雜論，并不敢堅持己見，隻是要指出：（1）元、明、清三代用“美号”作國号，并非創作，實是推行一個原來很有力量的古代思想；（2）元、明、清以前，如魏，如晉，似是“地名”，其實是特别挑選地名以應符谶的“美名”；（3）王莽的時代，其時代思想，其生平抱負及設施，皆足以使我傾向于承認元後怒罵的“新皇帝”的“新”是本意，&mdash&mdash“莽傳”中叙“符命”四十二篇，内用“新皇帝”凡四次，其中如“大神石人”說的“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乃是所謂直接引語，又此四次用“新皇帝”之稱，皆在王莽“改元定号”之前。
“莽傳”“符命”中說及“肇命于新都”，王充說的“從新都侯起”，似是偶合，可備一說，而不足以說明“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的曆史的意義。
緻趙元任夫婦 元任、韻卿： 昨晚在汽車上你們談的關于我的将來的話，我很感激你們對我的關切，但我有一些話，昨晚沒有能夠說明白，所以今晚補寫一封短信。
我昨晚聽你們說，元任曾向U.C.的秉先生提起我将來能否重來U.C.的問題。
我盼望你們不要向U.C.重提此問題，因為我現在的計劃是要在台中或台北郊外的南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尋一所房子為久居之計。
不管别人歡迎不歡迎，讨厭不讨厭，我在台灣是要住下去的。
（我也知這一定有人不歡迎我長住下去。
）思亮兄給我預備的房子太大了，我決定不要。
我頗想向中央研究院借一塊地，由我自己出錢蓋一所小房子，十年或十五年之後，房子歸研究院所有。
這樣可以為其他院士開一先例，将來在南港可以造起一個院士住宅的聚落。
史語所的書籍（一九四八年我兩次在南京用過）于我最适用，比國外任何地方的書籍都更适用。
有特殊需要時，可以向國外買microfilm。
更要緊的是年青的助手，在台北比較容易收“徒弟”，由我自己訓練，幫我做點事。
我在今年初，&mdash&mdash也許是去年尾，&mdash&mdash曾有信給元任，說明為什麼這幾年總不願在美國大學尋較長期的教書的事。
我記得我說的是：第一，外國學者弄中國學術的，總不免有點怕我們，我們大可以不必在他們手裡讨飯吃或搶飯吃。
第二，在許多大學裡主持東方學的人，他們的政治傾向往往同我有點“隔教”，他們雖然不便明白說，我自己應該“知趣”一點，不要叫他們為難。
（以下兩點是今天加上的。
）第三，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紀，我有一點小積蓄，在美國的隻夠坐吃兩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夠我坐吃十年而有餘。
第四，我誠心感覺我有在台灣居住工作的必要。
其中一件事是印行我先父的年譜和日記全部；第二件事是完成我自己的兩三部大書。
以上說的，都是對我的兩個老朋友說的誠心“自我坦白”！我知道你們一定能諒解我的。
所以要寫出來，是因為韻卿性子急，她對我的事太熱心了，往往沒有耐心聽我“坦白”！請你們不要笑我這一篇坦白書！ 适 之 一九五六，十一，十八夜 緻李濟 &hellip&hellip 我近來有一個妄想，想請骝公與兄替我想想： 我想在南港院址上，租借一塊小地，由我與院方訂立契約，聲明在十年或十五年後，連屋與地一并收歸院方所有。
此辦法有無法律上的障礙？此意有幾層好處： （一）可以開一例子，使其他海内外院士可以仿行，将來在南港造成一排學人住宅。
（二）我覺得史語所的藏書最适于我的工作（一九四八年我曾長期用過），又有許多朋友可以幫助我。
（近來與嚴耕望先生通信，我很得益處。
舉此一例，可見朋友襄助之益。
） （三）我若回台久住，似住在郊外，比住在台北市為宜。
此計劃是一種妄想，不但要骝先兄替我想想，也要兄轉告思亮、子水諸友替我想想。
（我尚未告知他們。
） 敬問雙安 弟适敬上 1956年11月 複陳之藩 之藩兄： 謝謝你四月六日的長信。
《丁文江的傳記》得你這樣一位熱心的讀者，我的五個月工夫真不算枉費了。
二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
丁君的日記、信稿、原信劄，都沒有收存。
日記竟不知在誰手裡！我屢次想作此傳，終以材料散失，不敢動手。
一九五五年的冬月裡，我把ColumbiaUniv.所存的《獨立評論》全份，及《科學與人生觀》等等，全借在我寓裡，細細讀一遍。
又把我的日記細細翻查一遍。
我先作了一個《年表》看看缺什麼重要材料。
我發現最缺乏的是在在君做上海“總辦”的時期的材料，我隻能用ChinaYearBook的英文材料來補充，（那一年&mdash&mdash一九二六&mdash&mdash我遊英國與歐洲，隻有BritishMuseum與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日記幾冊，差不多沒有提到丁在君幹政治的事！） 我檢查了我手裡的材料，我決定用嚴格的方法：完全用原料，非萬不得已，不用secondhandsources，這是材料的限制。
故此傳的好處是充分保存丁在君自己說的話，自己寫的文字。
别人的追憶，大部分是出于追悼他的二十七篇文字，其中已有不很可靠的材料了。
這樣“充分保存”他自己說的話，有時是很費力的。
例如“徐霞客”一章，我把丁在君記的金沙江的西岸的諸山，與東岸的諸山，總括成兩頁（頁二四&mdash&mdash二五）不滿的叙述，是很吃力而不易得讀者了解的。
又如“科學與玄學”一章，我曾删改三四次，有些地方曾重寫兩三次。
（此章原稿很長，删改很費勁。
） 其實這是我平生自己期許的工作方法，就是“述學”的工作法。
“述學”最好是充分保存本人的文字語言。
在二十年沒有人注意搜集丁在君的傳記資料的情形之下，隻有這個法子可以“無大過”。
你盼望我“能放開筆，寫一些您的理想與失望，您的悲哀與快樂&hellip&hellip”這大概是不可能的了。
在四十年前，我還妄想我可以兼做科學的曆史考據與文學的創作。
但我久已不作此夢想了。
丁在君曾稱贊《我的母親的訂婚》（《四十自述》的第一篇）（《丁傳》頁七五&mdash&mdash七六）。
那是用小說體裁寫的。
當時我本想拟出十幾個題目，一律用短篇小說體裁寫我的自傳。
徐志摩極力贊成我的計劃。
但我寫到第二章，就改用曆史叙述體了。
&hellip&hellip 你曾讀我的《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文存》四集，台灣版；《論學近著》原載）嗎？那也是我的文學試作。
匆匆寫幾句謝謝你，不料也寫長了。
祝你好。
胡 适 一九五七，四月九日 今天楊振甯、李政道兩君來看我。
談的很好。
複趙元任夫婦 元任、韻卿： 今天收到韻卿的信，真吓了我兩大跳！不但韻卿的腿“已三個月不能走動”，并且查出是脊骨的毛病，須要長期休養。
（韻卿信上用“修養”字，我覺得比“休養”更深切些。
要叫韻卿長期“休養”是不容易的事。
所以先得“修養”！） 不但韻卿腿痛，并且元任的身體“老覺不舒服，查出是膽石！”我覺得根本治療是對的。
想起我在一九一六年八月曾為了元任開割盲腸炎，做了一首打油詩，有這幾句： 依我仔細看來，這病該怪胡達。
前年胡達破肚，今年先生該割。
&hellip&hellip 如今明複久已作了古人，我的新打油詩就得改成這樣子了： 依我現在想來，這病該怪胡适。
二月胡适破肚，五月你割膽石！ 我有長信給大春（徐），說我最近的病大概起于離Berkeley的時候（一月底），起初隻是“老覺不太舒服”，後來覺得很不舒服，隻說不出不舒服在那兒！後來才覺得是在每頓飯後兩三個鐘頭就覺得“餓”的難受。
二月十三日才請醫生檢查，十四、十五都照X光，十四照的是膽石，十五照的是胃潰瘍。
照相的檢查結果，是既無膽石，又無胃潰瘍。
但後來才知道我的ulcer是急性的，又在胃的後牆，X光照片上差不多看不出來，幾乎誤事。
因為我的大病，一班年紀相當的老朋友都感覺一點“健康的”自覺，都肯費點工夫去檢查身體。
這是很好的現象。
我盼望韻卿不要嫌“每日醫院各種治療”的“麻煩”，盼望她安心“修養”！我也盼望元任的“根本治療”一定可以收“一勞永逸”的效果。
我現在可以說是全好了。
隻是很瘦，現在隻有一二四&mdash&mdash五磅了。
胃還是弱。
但已能看書，也能寫信了，祝你們一家都平安。
适之、冬秀問好 一九五七，四，二十九 複陳之藩 之藩： 對不起！你的四月十六日的長信，我還沒答覆，你提出的問題太不容易答覆。
那是遲遲不答的真原因。
主要的說明是人性的不同，James所謂哲學的派别争論其實卻由于有hard-minded與soft-minded兩大區别。
費密（明末清初人）也指出人“沈潛剛克”與“高明柔克”的兩大類。
（但他加上“平康正直”〈中行〉第三類。
） 同樣重要，而稍次一等的，是每個人一生的訓練，訓練是“一言難盡”的，是“終身以之”的，是随時随地不可放松的，&mdash&mdash所謂“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平日的訓練，一旦偶然放松，人的性情或早年先入的成見就無意中流露出來了。
例如，SirOliverLodge治物理學，那是他的訓練。
他信鬼，信靈魂，那就是性情流露與他的訓練沒有大關系了。
我在《丁傳》裡（頁五五&mdash&mdash五九，九七&mdash&mdash一〇七）（指出他的“宗教”見解，他用動物學知識來說明來證明！）他所謂“宗教”（即“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天性”），我曾指出他這個宗教見解，在無形之中，曾影響他對于蘇俄革命及所謂“新式的獨裁”的看法。
這是性情的表現，其實同他的動物學與地質學無大關系。
我平生留意方法的問題，方法是可以訓練的。
這種訓練正是我所謂“随時随地不可放松的”。
你所說“胡先生的看法常常是無大誤”，很可能的是這種訓練的一點點成績，也就是你所謂“由于你的謹嚴的精神”。
你曾看見我寫給王重民的一封信嗎？（曾登在抗戰時期的《圖書季刊》新五卷一期。
）我在那篇短文裡，曾用古人論從政（做官）的四字訣來說明“治學方法”。
那四個字是“勤、謹、和、緩”。
勤即是眼勤、手勤、&mdash&mdash即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實，勤求證據。
謹即是一絲一毫不苟且，不潦草，舉一例，立一證，下一結論，都不苟且，即是謹，即是“敬慎”。
其餘兩字，同樣重要，你好像不大注意到。
“和”，我解作“心平氣和”，解作“平心靜氣”，解作“虛心體察”。
（西方宗教所謂humility，其實并不十分humble，平心考查一切不合吾意的事實和證據，抛開成見，跟着證據走，服從人，“和”之至也。
） “緩”字在治學方法上也十分重要。
其意義隻是從容研究，莫急于下結論。
證據不充分時，姑且涼涼去，姑且懸而不斷（suspendingone'sjudgment）。
所以我中年以來，常用這四字訣教人，常說，科學方法不是科學家獨得或獨占的治學方法，隻是人類的常識加上良好的訓練，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養成了勤、謹、和、緩等良好的習慣，治學自然有好成績。
現在可以談談你所謂“情感”、“真實情感”、“一團火”等等名件了。
因為我注意良好的工作習慣，因為我特别重視“和”“緩”兩種美德（良好習慣），所以我很感覺“情感”“火焰”等等在做學問的過程上是當受“和”與“緩”的制裁的。
我所謂“随時随地不可放松”的訓練自己，其中一個重要“場合”就是我常說的“正誼的火氣”。
我最佩服的兩位近代學者，王國維先生與孟森先生，他們研究史學，曾有很大的成就，但他們晚年寫了許多關于“水經注疑案”的文字卻不免動了“正誼的火氣”，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錯誤，&mdash&mdash其結果竟至于誣告古人作賊，而自以為主持“正誼”。
毫無真實證據，而自以為是做“考據”！ 其實現代許多贊成列甯、斯大林那一套的知識分子，他們最吃虧的，我想還是他們對于社會問題某方面的一點“正誼的火氣”罷？ 所以你說，讀我的文字“連一朵火焰也看不見”，這是很大的贊美辭，我怕很少人能承當。
我是不敢承當的。
你說，清代三百年的考據時代“主要是因為不自由的環境下，不能由人随便說出真心的感情&hellip&hellip”這其實是妄說，不可誤信。
考據的學風是兩宋（北宋、南宋）就開始了的，并不是近三百年的事。
歐陽修的《集古錄》，司馬光《通鑒考異》，趙明誠《金石錄》，朱熹、洪适、洪邁，并不必“把情感壓下去”，他們是考據學的開山人，因為他們生在學術發達時代，感覺有辨别是非真僞的必要了，才運用他們的稍加訓練紀律的常識，用證據來建立某些新發現的事實。
這才是考據學的來源。
這種辨别是非真僞的熱情，也是一種情感，并且是一種有大力量&mdash&mdash也有火焰&mdash&mdash的情感。
試讀崔述的《考信錄提要》或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你一定會感到火焰的熱力。
故我不贊成你說的“考證的路”确實是科學的，然而“并非健康的”。
你仔細想想，那有“确實是科學的”東西而“并非健康的”！ 你舉的Einstein的故事，大概是不可靠的。
Einstein是天才和訓練和合的人物，但他在某些方面稍稍放松他的言論，就不足為訓了。
不寫了，祝你好。
胡 适 一九五七，五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