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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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式指出這五項文件是沒有的，這五項名目是捏造的。
他此次“答辨”文雖冗長，所舉證據又無一件不是捏造的。
試舉一例，他從石印本聊齋文集裡抄出了張元的蒲先生墓表，卻無恥的騙人說他是從《張元文集》中錄出的！要證明這種下流的詐欺行為，是很容易的。
我把張元的墓表拓本送給先生看看。
履道所引墓表，凡删節之處，訛誤之處，無一不與石印本聊齋文集相同。
如開首“其别号也”之下，删去三十九字，與石印本同；又碑文之末删去墓銘全文，凡廿四字，也與石印本同。
他的抄本有“終一節無少間”一句，文義不通，也與石印本同，碑文實作“始終一節無少間”。
他抄的墓表中又有這麼一句： 少年與同邑李希梅及餘從伯父曆友，旋結為郢中詩社。
單這一句就可以完全證明他的詐欺了。
碑上此句是： 少年與同邑李希梅及餘從伯父曆友視旋諸先生結為郢中詩社。
國學扶輪社本聊齋集附錄墓表中此句誤脫了“諸先生”三個字，于是妄改為 及餘從伯父曆視友，旋結為郢中詩社。
石印本的編者高明多了，他認得張曆友是山東詩人，所以把“友”字改回去，把“視”字妄改為“親”字，成為： 及餘從伯父曆友親，旋結為郢中詩社。
履道所據即是此石印妄改本，他又妄删去“親”字，就更不通了。
其實“曆友”與“視旋”都是人名，曆友是張笃慶，視旋是張履慶，他們的詩都收在山左詩抄裡。
這一句的誤改，我在别處（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序）早已指出過了，可惜履道不曾得讀，所以仍舊抄襲誤本，不打自招，替自己留下詐欺的鐵證！ 試再舉一個最可惡的例子。
我原信說“湯望”是捏造的。
履道“答辨”中引“國朝文征卷二十八，孫文定公（玮）所作湯望墓志雲”： 公字益川，淄川人。
崇祯辛未貢生。
順治丙戌官河津知縣。
&hellip&hellip乾隆二年九月十一日戌時卒，年九十四。
先生，我請你看看這一個小學算題：崇祯辛未當西曆一六三一。
就算他一出娘胎就作貢生罷，到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他已活了一百零六年了！若算他二十歲作貢生，他應該活了一百二十六歲了！哈哈！好福氣！怎麼又減成九十四歲了？ 請問，登載這樣荒謬文字的編輯先生未免難逃有意庇護詐欺者的嫌疑吧？難道他真相信有一位“孫文定公”作了這樣荒唐的算術嗎？ 湯望如此，再看看嚴西仲。
履道又引他新捏造的《國朝文征卷五十七》雲： “嚴西仲，順治丁亥進士。
” 順治丁亥是西曆一六四七。
算他三十歲中進士罷，到蒲松齡死時（康熙五十四年），他已是九十七歲的人了，他還能替蒲松齡作年譜嗎？ 我敢斷言，履道所提出的五項文件，加上此次答辨文中所舉《張元文集》、《孫文定公的湯望墓表》、《蠡勺亭集》内的《嚴西仲傳》等等，都是天地間絕不會有的，都是信口開河捏造的。
我想閑人先生登載這種絕無常識的詐欺文字，至少難逃兩次失察之罪，至少應該罰俸兩個月。
我要求先生把我這封信登在貴報上。
胡 适 廿四，八，十七夜 墓表拓本閱後若不能影照，乞即賜還。
此碑每行腳下有四字埋在土中，故每行缺四字。
我已托淄川路大荒先生将碑腳積土挖開，另拓有全本。
緻湯爾和 爾和先生： 送還六、七、八年的日記，并緻深厚的謝意。
八年日記，細細讀過，曾摘記幾十條重要日期的主要事項，想先生見許。
六、七二年日記，不及細讀，但略翻閱而已。
六年記複辟前後的政治，甚有趣味。
先生日記之有恒，真令我五體投地的佩服！每日讀書有記，治事有記，而凡十年不斷，是真不易得的！ 前所欲查的一個日子，乃是八年三月廿六夜，先生記在次日（廿七）。
此夜之會，先生記之甚略，然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後中國共産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于此夜之會。
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緻十分左傾。
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
此夜之會，雖有尹默、夷初在後面搗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
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曆史所能論定。
可惜先生不曾詳記，但有月日可考，亦是史料了。
先生試讀四月十一日記末行，可知在當時獨秀與先生都知三月廿六夜之會之意義。
八年五四之後，留蔡之事，先生用力最勤，而夢麟兄之來北大尤為先生第一大功。
倘夢兄不北來，他也許要被任之兄一班人毀了。
故夢兄北來之舉，先生實大有造于他，亦大有功于北大。
八年年底“發現”之役一變而為“去傅”之運動，鬧成長期的教職員罷課，尊記有詳細記載，也可供史料。
十二月十五日之罷課，我曾于十三夜獨力反對，及今思之，我仍深信先生與夷初諸人造孽不淺也。
讀八月三十一日尊記整理舊日記時之感想，我十分同情，論人如此，論事想亦不能免此種今昔之感也。
敬謝先生許我偷窺寶藏之厚意，敬祝 新年安好 胡适敬上 廿四，十二，廿二 緻周作人 豈明兄： 謝謝你的規箴良言，我真說不出怎樣感謝你。
我是一個“好事者”；我相信“多事總比少事好，有為總比無為好”；我相信種瓜總可以得瓜，種豆總可以得豆，但不下種必不會有收獲。
收獲不必在我，而耕種應該是我們的責任。
這種信仰已成一種宗教&mdash&mdash個人的宗教，&mdash&mdash雖然有時也信道不堅，守道不笃，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爾！”但不久又終舍棄此種休假态度，回到我所謂“努力”的路上。
“朋舊雕喪”，隻使我更感覺任重而道遠；“青年無理解”，隻使我更感覺我不應該抛棄他們。
即如十二月卅一日下午的談話會，頗有十來個青年人顯出無理解的行為，但我絲毫不怪他們，我隻覺得我們教學二十年，實在不曾盡力，實在對不起青年人，他們的錯誤都應該我們負責。
王介甫有一首白話詩，我最愛誦： 風吹瓦堕屋，正打破我頭。
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hellip&hellip 我對于無理解之青年，時時存此想，念其“不自由”，每生度脫之心，毫無嗔渠之念。
生平自稱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裡，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歡喜”；一位是張江陵，取其“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寝處其上，溲溺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歡喜施與”。
嗜好已深，明知老莊之旨亦自有道理，終不願以彼易此。
吾兄勸我“汔可小休”，我豈不知感謝？但私心總覺得我們休假之時太多，緊張之時太少。
少年時初次讀《新約》，見耶蘇在山上看見人多，歎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我讀此語，不覺淚流滿面。
至今時時不能忘此一段經驗。
三年多以來，每星期一晚編撰《獨立評論》，往往到早晨三四點鐘，妻子每每見怪，我總對她說：“一星期之中，隻有這一天是我為公家做工，不為吃飯，不為名譽，隻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裡最舒服，做完之後，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見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嗎？”她後來看慣了，也就不怪我了。
你說：“我們平常以為青年是在我們這一邊。
”我要抗議：我從來不作此想。
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因為我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當然不能抓住他們。
但我始終不肯放棄他們，我仍然要對他們說我的話，聽不聽由他們，我終不忍不說。
但我也有我的酬報。
良心上的譴責減輕一點，上床時能熟睡，都是最好的酬報。
至于最大的安慰，當然是我收到窮鄉僻壤或海角天涯一個，兩個青年人來信，訴說他們在某一點上受了我的某句話的影響，使他們得到某種的改變。
無心插柳，也可成蔭；有意栽花，豈能完全不活！其不活者，隻是耕鋤不深，灌溉不力，隻可責己，未可怨花也。
私見如此，老兄定笑我癡迷不悟吧？ 我多管閑事，是最妨礙我“講學論學”的，吾兄勸我專門講學論學，這一方面是我最應該忏悔的。
以後倘能做到來信所謂“少管”，而多注意于學術，也許可以多做出一點成績來，減少一點罪過。
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時時發“諄諄之言”，但胸襟平和，無緊張之氣象，故讀者但覺其淡遠，不覺其為“諄諄之言”。
此是涵養功深，不易學到。
前日和詩末句，“關門尚學仙”，已改為“蕭閑似散仙”，似較切近。
此信不是強辯，隻是要表明一種“性情”，性情一名或不确當，但沒有他種名詞比這更确切，姑且用之。
在君兄之死，真是一大損失。
此君治學之外，實有辦事的幹才，不像我們書生隻能拿筆杆，不能做事。
吾兄的挽聯甚好，我也看見《宇宙風》中你們兩人同舉羅素贊閑之書，甚為注意。
在君遺囑不發訃開吊，棺不得過百元，墳地不得過半畝，葬于身死之地域内。
遺囑去年所立，我是證人之一，至今讀之，泫然神傷。
在君曾有壽高夢旦六十一聯，甚佳： 爬山，吃肉，罵中醫，年老心不老。
寫字，喝酒，說官話，知難行亦難。
廿年八月，在君一家在秦王島避暑，邀我去玩，他有遊北戴河懷我的詩兩首： 記得當年來此山，蓮峰滴翠沃朱顔。
而今相見應相問，未老如何鬓已斑？ 峰頭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樂如今七寒暑，問君何日踐新盟。
我曾和他一首： 頗悔三年不看山，遂教故紙老朱顔。
隻須留得童心在，莫問鬓毛斑未斑。
後來我去住了幾天，别時他用元微之贈白香山詩原韻作二詩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連别更難。
從此聽濤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歡。
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鬚。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兒女态未能無。
我回北平後，也和此二詩雲： 亂世偷閑非易事，良朋久聚更艱難。
高談低唱聽濤坐，六七年來無此歡。
無多餘勇堪浮海，應有仙方可黑鬚。
别後至今将七日，靈丹添得幾丸無？ （在君有“赤腳大仙”之号，我們同赤腳走沙上，見狗矢，他戲指是仙人留下靈丹，服之可登仙！） 此種友朋兒戲，及今思之，何可複得！ 送上《近著》一冊，乞教正。
匆匆敬問 大安 适 之 廿五，一，九 緻翁文灏、蔣廷黻、吳景超 詠霓、廷黻、景超三兄： 今早經農送來一篇記在君在湘情形的文字，中有衡山紀遊的詩四首，其一首題為《麻姑橋晚眺》： 紅黃樹草争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
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此詩似是在君自寓其出處之懷抱，我讀之因想起宋人楊萬裡的一首詩： 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終夜明〔鳴〕。
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 我想吳達诠别号“前溪”，大概是用此詩之意。
我對于你們幾個朋友（包括寄梅先生與季高兄等），絕對相信你們“出山要比在山清”。
但私意總覺得此時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總期望諸兄要努力做educatethechief〔教育領袖〕的事業，锲而不舍，終有效果。
行政院的兩處應該變成一個“幕府”，兄等皆當以賓師自處，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時以去就争之，莫令楊誠齋笑人也。
适 之 廿五，一，廿六 達诠說，他生于湖州的前溪，故有此号，我的揣測錯了。
适之 廿五，一，廿九 緻葉英 葉英先生： 謝謝你的信和文章。
你的文章寫的很好，但你誤信了科舉時代的是做人與做事雙方兼顧的。
我毫不遲疑的對你說：中國的舊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
你若有興趣，可以看看我的《論學近著》的第四卷，特别是我給孟心史先生的一封信。
你讀過《儒林外史》沒有？那是中國教育史的最好史料。
你想，範進，周進，嚴貢生，匡超人受的教育是不是可以做人做事？ 你看過京戲“紅鸾禧”沒有？一個丐頭的女婿，一旦中了進士，立刻就有人來“投靠”，豈不是很有趣的社會組織？然而你看這位進士老爺受的教育是不是夠他做事做人？ 你說起書院時代的山長的責任心，這更是誤會。
書院的山長，院中人每月隻公見一二次而已，他的工作至多不過是看看書院課藝而已。
有時候，山長完全可以不到書院，隻看看課藝。
做人的本領不全是學校教員能教給學生的。
它的來源最廣大。
從母親，奶媽，仆役，&hellip&hellip到整個的社會，&mdash&mdash當然也包括學校&mdash&mdash都是訓練做人的場所。
在那個廣大的“做人訓練所”裡，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為“三歲定八十”是不磨的名言。
中國的家庭環境太壞，所以一般人對于學校教育責望過大。
你也是其中之一人。
這個責望，平心而論，也有點理由。
第一是學校的教師的平均智識比平常家庭中的父母高的多，也許父兄不能教的，教師可以教罷？第二，學生入學校的年齡，還在可善可惡的彈性時期（formative），家庭養成壞習慣，也許學校可以改革罷？ 這兩層都不錯，不幸中國今日的學校大多數還沒有這種設備。
中學的宿舍，大學的宿舍，都沒有做到英國學校的宿舍生活，&mdash&mdash少數教會學校有了一個起點，&mdash&mdash所以除了傳授一點知識技能之外，做人的教育無從下手。
課堂的生活當然是知識技能的生活居絕大部分。
課堂以外的生活，才是做人的訓練。
凡遊戲，社交，開會，競賽，選舉，自治，互助，旅行，做團體生活，&hellip&hellip等等，才是訓練做人的機會。
中國今日之多數教員，他們自己也就沒有受過這種做人生活的訓練，他們自己開個會就往往要鬧到吵架而散，遊戲是不會的居多，團體生活是沒有的，能埋頭做學問已是了不得的了！何能教人做人？ 然而平心而論，新式教育雖然還很幼稚，究竟比舊式教育寬廣的多，其中含有做人教育的成分比舊教育多的多了。
上文所舉的遊戲，社交，自治，團體生活等等，都是舊日學堂書院所無，若能充分利用，今日之學校也未嘗不可以用作做人的訓練。
隻可惜教員能挑起這種責任的人還不多，更可惜中小學太壞，學生在小學中學沒有受過良好的團體生活的訓練，到了大學，不但不能學做人，往往還不肯受教員的指導。
他們覺得受中年人指導是可恥的！ 我對于你的重視做人教育，是同情的；但因為你誤信舊教育的好處，有菲薄新教育的危險，也許還有點“複古”的潛意識，所以我寫這信答你。
你的文章，我大概不給你發表了。
我希望你不會因此不再寄文章來。
胡适之 廿五，三，廿一 緻吳健雄 健雄女士： 昨夜在馬宅相見，頗出意外，使我十分高興。
今日下午船竟不開，晚間得消息，似此次罷工也許要延長擴大；同行旅客有趕往Vancouver改乘Canadian汽船回國的，我則九十二日勞頓之餘，頗感疲乏，行李又有一部分已上胡佛船了，故決定留此等待兩三天再說。
此次在海外見着你，知道抱着很大的求學決心，我很高興。
昨夜我們亂談的話，其中實有經驗之談，值得留意。
凡治學問，功力之外，還需要天才。
龜兔之喻，是勉勵中人以下之語，也是警惕天才之語，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功力，定可無敵于一世，僅有功力，可無大過，而未必有大成功。
你是很聰明的人，千萬珍重自愛，将來成就未可限量。
這還不是我要對你說的話。
我要對你說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間，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讀文史的書，多讀其他科學，使胸襟闊大，使見解高明。
我不是要引誘你“改行”回到文史路上來；我是要你做一個博學的人。
前幾天，我在Pasadena見着Dr.RobertA.（原誤作M.）Milhkan。
他帶我去參觀各種研究室，他在Geretics研究室中指示室中各種工作，也“如數家珍”，使我心裡贊歎。
凡第一流的科學家，都是極淵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約，故能有大成功。
國内科學界的幾個老的領袖，如丁在君、翁詠霓，都是博覽的人，故他們的領袖地位不限于地質學一門。
後起的科學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淵博，恐隻能守成規，而不能創業拓地。
以此相期許，你不笑我多管閑事嗎？匆匆祝你平安。
胡 适 一九三六，十，三十 緻蘇雪林 雪林女士： 謝謝你十一月十八日的長信。
我十二月一日到上海，十日回家，昨晚（十一）始得檢出細讀。
你自稱疏懶，卻有此豪興，有此熱誠，可佩之至。
關于《獨評》，你的過獎，真使我愧汗。
我們在此狂潮之中，略盡心力，隻如鹦鹉濡翼救山之焚，良心之譴責或可稍減，而救焚之事業實在不曾做到。
我們（至少可說我個人）的希望是要鼓勵國人說平實話，聽平實話。
這是一種根本治療法，收效不能速，然而我們又不甘心做你說的“慷慨激昂，有光有熱”的文字，&mdash&mdash也許是不會做，&mdash&mdash奈何！奈何！ 此事當時時放在心上，當與一班朋友細細談談，也許能做到更積極一點。
關于左派控制新文化一點，我的看法稍與你不同。
青年思想左傾，并不足憂慮。
青年不左傾，誰當左傾？隻要政府能維持社會秩序，左傾的思想文學并不足為害。
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産生一些好文字。
我們開路，而他們做工，這正可鼓舞我們中年人奮發向前。
他們罵我，我毫不生氣。
左傾是一事，反對政府另是一事。
我覺得政府的組織若能繼續增強，政府的力量若能繼續加大，一部分人的反對也不足慮。
我在北方所見，反對政府的勢力實占極小數。
其有作用者，雖有生花的筆舌，亦無能轉變其分毫。
其多數無作用者，久之自能覺悟。
我們當注重使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筆舌。
我總覺得你和别位憂時朋友都不免過于張大左派文學的勢力。
例如韬奮，他有什麼勢力！你說他“有群衆數十萬”，未免被他們的廣告品欺騙了。
（《生活》當日極盛時，不過兩萬份，邵洵美如此說。
） “叛國”之徒，他們的大本事在于有組織。
有組織則天天能起哄，哄的滿城風雨，像煞有幾十萬群衆似的。
不知為什麼，我總不會着急。
我總覺得這一班人成不了什麼氣候。
他們用盡方法要挑怒我，我總是“老僧不見不聞”，總不理他們。
你看了我的一篇《〈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沒有（《論學近著》）？我對他們的态度不過如此。
這個方法也有功效，因為是以逸待勞。
我在一九三零年寫《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罵唯物史觀的辯證法的。
我寫到這一頁，我心裡暗笑，我知道這二三百字夠他們罵幾年了！果然，葉青等人為這一頁文字忙了幾年，我總不理他們。
今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提出GovernorLandon（蘭敦州長）來打Roosevelt（羅斯福），有人說：“Youcan'tbeatsomebodywithnobody”（你們不能拿小人物來打大人物）。
我們對左派也可以說：“Youcan'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你們不能拿沒有東西來打有東西的）。
隻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
關于魯迅，我看了你給蔡先生的信，我過南京時，有人說起你此信已寄給他了。
我很同情于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
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于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讨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些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
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
餘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已累累”，“病則谒日醫，療養則欲赴鐮倉”&hellip&hellip皆不值得我輩提及。
至于書中所雲“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下半句尤不成話），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
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魯迅自有他的長處。
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
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
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
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寫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紳士）的臭架子”，值得擺的。
如此立論，然後能使敵黨俯首心服。
此段似是責備你，但出于敬愛之私，想能蒙原諒。
我回家已幾日了，匆匆寫此信，中間又因張學良叛國事，心緒很亂，時寫時停，定多不貫串，請你莫見笑。
匆匆問好。
胡 适 廿五，十二，十四 緻周作人 知堂兄： 得手示及《思痛記》及《病榻夢痕錄》兩部，多謝多謝！ 《思痛記》久思一讀，今晚當讀了。
我的《夢痕錄》果是最早刻本，其中“甯”字皆不缺筆（光緒十二年本也不缺筆；餘本皆缺筆），字畫工整也為諸本所不及，如“病”字皆刻作“”，“嚴”字皆刻作“”。
乾隆五十一年邵二雲贈序第三行“餘讀唐律，疏傅議予，比于仁慈”，“傅”字各本皆作“傳”，唯此本及尊藏道光六年本作“傅”不誤。
此本小像極佳，比道光六年本還更有神采。
其他各本翻刻小像更差了。
此本有一處不如道光六年本。
卷下頁六十七（兩本頁數同）《歸廬落成》詩“群山俨拱揖”的“拱”字，道光本不誤，各本皆作“供”，此本亦作“供”，其字不寫作“供”，與全書字式異，與下句“供咀吞”“供”字之字式亦異，顯系此字初印後即有損壞，曾經挖補而誤刻作“供”的。
道光六年刻本是根據最初刻的初印本重雕的，雖然字體已稍改換，而行款全依原刻，故版本為後翻諸本所不及。
小像與像贊翻的最工。
卷下附章實齋一跋，《錄餘》中曾提及（嘉慶十年），大概龍莊生前即有附此跋之刻本了。
匆匆草此奉報，書三種稍遲奉還。
适 之 廿六，一，十二夜 道光六年本刻工不甚一緻，似字畫細者為原版，字畫粗者為補版。
《思痛記》一氣看完了。
我的家鄉遭洪楊之劫最慘。
先父自記年譜中說，亂前族中修祠修譜，點得人口六千人；亂中祠堂被焚，先父領頭重建，募捐時細查劫餘人口隻有一千二百人。
死的凡百分之八十！不獨吾族如此，徽州各族記載往往相印證。
我們的大問題是人命不值錢。
因為不值錢，故人命可以視同草芥糞土，視同兒戲。
我們家鄉常有婦女為了三個小錢的“破片”（碎布片）而起口角，因而上吊自殺的。
舊小說《恒言》中有一文錢殺十五條人命的故事，我每勸人多讀。
嗜殺性似是獸性的一部分，生活進步之國乃有不忍殺一無辜人之說，更進步則并罪人亦不忍殺了。
今日所謂禁煙新法令，吸毒者槍斃，正可反映此人命不值錢的文化。
西洋人可以實行“禁止虐待禽獸”的運動，我們現時還夠不上談“禁止虐待同胞”的運動，奈何！ 《病榻夢痕錄》記乾隆五十一年的災象，記載甚動人，其三詩亦甚佳。
此是太平盛時，人命賤至如此，何況大亂之世乎？羅思舉自傳中記白蓮教之亂，其屠殺之慘亦可上比明末，下比洪楊。
其中記一日軍中缺糧，則屠殺俘匪三千餘人，烹煮作糧。
此亦是十九世紀初元的事，其時汪龍莊尚在人間也。
總之，人命太賤，可作牛馬用，當然可供烹吃；可供淫樂，亦當然可以屠殺為樂。
一切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到此都成廢話。
僅存汪龍莊、李小池所謂因果報應一點點維系，似亦不很有效驗。
救濟之道隻有工業與社會主會〔義〕雙管齊下，或可有較大進境罷。
适 之 廿六，一，十三夜 緻孫伏園 伏園兄： 謝謝你的信和文稿。
我今天下午從南方回來，才看見他們。
我把這篇文稿送還給你，決不是嫌這文不好，是因為文裡提起的晶晶、郁南兩文都不在《獨立》發表，你引用的原文太少，讀者一定摸不着頭腦，故不如讓此文登在《潇湘漣漪》上，更親切一點。
你一定不會怪我。
要表明你不怪我，你得再寄一篇文字給《獨立》！承贈《潇湘》十三冊，已檢得晶晶的《給父親》讀了。
這文确是很能動人。
郁南似是中公的學生，《東方》偶不在手頭，故不曾檢讀。
祭文是可以廢的，因為沒有“祭如在”的心境，祭文決做不好。
晶晶的《給父親》，雖然可說是祭文的變體，其實是一個新時代的兒子的追憶，其中有傳記式的描寫，舊式的祭文決裝不進去。
我的愚見以為此文若完全作追憶式，也許更好，更動人。
其中有一部分頗不免《祭十二郎文》一類古文的影響，現代人讀去總覺得有點不自然。
你以為如何？
他此次“答辨”文雖冗長，所舉證據又無一件不是捏造的。
試舉一例，他從石印本聊齋文集裡抄出了張元的蒲先生墓表，卻無恥的騙人說他是從《張元文集》中錄出的！要證明這種下流的詐欺行為，是很容易的。
我把張元的墓表拓本送給先生看看。
履道所引墓表，凡删節之處，訛誤之處，無一不與石印本聊齋文集相同。
如開首“其别号也”之下，删去三十九字，與石印本同；又碑文之末删去墓銘全文，凡廿四字，也與石印本同。
他的抄本有“終一節無少間”一句，文義不通，也與石印本同，碑文實作“始終一節無少間”。
他抄的墓表中又有這麼一句： 少年與同邑李希梅及餘從伯父曆友，旋結為郢中詩社。
單這一句就可以完全證明他的詐欺了。
碑上此句是： 少年與同邑李希梅及餘從伯父曆友視旋諸先生結為郢中詩社。
國學扶輪社本聊齋集附錄墓表中此句誤脫了“諸先生”三個字，于是妄改為 及餘從伯父曆視友，旋結為郢中詩社。
石印本的編者高明多了，他認得張曆友是山東詩人，所以把“友”字改回去，把“視”字妄改為“親”字，成為： 及餘從伯父曆友親，旋結為郢中詩社。
履道所據即是此石印妄改本，他又妄删去“親”字，就更不通了。
其實“曆友”與“視旋”都是人名，曆友是張笃慶，視旋是張履慶，他們的詩都收在山左詩抄裡。
這一句的誤改，我在别處（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序）早已指出過了，可惜履道不曾得讀，所以仍舊抄襲誤本，不打自招，替自己留下詐欺的鐵證！ 試再舉一個最可惡的例子。
我原信說“湯望”是捏造的。
履道“答辨”中引“國朝文征卷二十八，孫文定公（玮）所作湯望墓志雲”： 公字益川，淄川人。
崇祯辛未貢生。
順治丙戌官河津知縣。
&hellip&hellip乾隆二年九月十一日戌時卒，年九十四。
先生，我請你看看這一個小學算題：崇祯辛未當西曆一六三一。
就算他一出娘胎就作貢生罷，到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他已活了一百零六年了！若算他二十歲作貢生，他應該活了一百二十六歲了！哈哈！好福氣！怎麼又減成九十四歲了？ 請問，登載這樣荒謬文字的編輯先生未免難逃有意庇護詐欺者的嫌疑吧？難道他真相信有一位“孫文定公”作了這樣荒唐的算術嗎？ 湯望如此，再看看嚴西仲。
履道又引他新捏造的《國朝文征卷五十七》雲： “嚴西仲，順治丁亥進士。
” 順治丁亥是西曆一六四七。
算他三十歲中進士罷，到蒲松齡死時（康熙五十四年），他已是九十七歲的人了，他還能替蒲松齡作年譜嗎？ 我敢斷言，履道所提出的五項文件，加上此次答辨文中所舉《張元文集》、《孫文定公的湯望墓表》、《蠡勺亭集》内的《嚴西仲傳》等等，都是天地間絕不會有的，都是信口開河捏造的。
我想閑人先生登載這種絕無常識的詐欺文字，至少難逃兩次失察之罪，至少應該罰俸兩個月。
我要求先生把我這封信登在貴報上。
胡 适 廿四，八，十七夜 墓表拓本閱後若不能影照，乞即賜還。
此碑每行腳下有四字埋在土中，故每行缺四字。
我已托淄川路大荒先生将碑腳積土挖開，另拓有全本。
緻湯爾和 爾和先生： 送還六、七、八年的日記，并緻深厚的謝意。
八年日記，細細讀過，曾摘記幾十條重要日期的主要事項，想先生見許。
六、七二年日記，不及細讀，但略翻閱而已。
六年記複辟前後的政治，甚有趣味。
先生日記之有恒，真令我五體投地的佩服！每日讀書有記，治事有記，而凡十年不斷，是真不易得的！ 前所欲查的一個日子，乃是八年三月廿六夜，先生記在次日（廿七）。
此夜之會，先生記之甚略，然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後中國共産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于此夜之會。
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緻十分左傾。
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
此夜之會，雖有尹默、夷初在後面搗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
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曆史所能論定。
可惜先生不曾詳記，但有月日可考，亦是史料了。
先生試讀四月十一日記末行，可知在當時獨秀與先生都知三月廿六夜之會之意義。
八年五四之後，留蔡之事，先生用力最勤，而夢麟兄之來北大尤為先生第一大功。
倘夢兄不北來，他也許要被任之兄一班人毀了。
故夢兄北來之舉，先生實大有造于他，亦大有功于北大。
八年年底“發現”之役一變而為“去傅”之運動，鬧成長期的教職員罷課，尊記有詳細記載，也可供史料。
十二月十五日之罷課，我曾于十三夜獨力反對，及今思之，我仍深信先生與夷初諸人造孽不淺也。
讀八月三十一日尊記整理舊日記時之感想，我十分同情，論人如此，論事想亦不能免此種今昔之感也。
敬謝先生許我偷窺寶藏之厚意，敬祝 新年安好 胡适敬上 廿四，十二，廿二 緻周作人 豈明兄： 謝謝你的規箴良言，我真說不出怎樣感謝你。
我是一個“好事者”；我相信“多事總比少事好，有為總比無為好”；我相信種瓜總可以得瓜，種豆總可以得豆，但不下種必不會有收獲。
收獲不必在我，而耕種應該是我們的責任。
這種信仰已成一種宗教&mdash&mdash個人的宗教，&mdash&mdash雖然有時也信道不堅，守道不笃，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爾！”但不久又終舍棄此種休假态度，回到我所謂“努力”的路上。
“朋舊雕喪”，隻使我更感覺任重而道遠；“青年無理解”，隻使我更感覺我不應該抛棄他們。
即如十二月卅一日下午的談話會，頗有十來個青年人顯出無理解的行為，但我絲毫不怪他們，我隻覺得我們教學二十年，實在不曾盡力，實在對不起青年人，他們的錯誤都應該我們負責。
王介甫有一首白話詩，我最愛誦： 風吹瓦堕屋，正打破我頭。
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hellip&hellip 我對于無理解之青年，時時存此想，念其“不自由”，每生度脫之心，毫無嗔渠之念。
生平自稱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裡，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歡喜”；一位是張江陵，取其“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寝處其上，溲溺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歡喜施與”。
嗜好已深，明知老莊之旨亦自有道理，終不願以彼易此。
吾兄勸我“汔可小休”，我豈不知感謝？但私心總覺得我們休假之時太多，緊張之時太少。
少年時初次讀《新約》，見耶蘇在山上看見人多，歎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我讀此語，不覺淚流滿面。
至今時時不能忘此一段經驗。
三年多以來，每星期一晚編撰《獨立評論》，往往到早晨三四點鐘，妻子每每見怪，我總對她說：“一星期之中，隻有這一天是我為公家做工，不為吃飯，不為名譽，隻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裡最舒服，做完之後，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見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嗎？”她後來看慣了，也就不怪我了。
你說：“我們平常以為青年是在我們這一邊。
”我要抗議：我從來不作此想。
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因為我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當然不能抓住他們。
但我始終不肯放棄他們，我仍然要對他們說我的話，聽不聽由他們，我終不忍不說。
但我也有我的酬報。
良心上的譴責減輕一點，上床時能熟睡，都是最好的酬報。
至于最大的安慰，當然是我收到窮鄉僻壤或海角天涯一個，兩個青年人來信，訴說他們在某一點上受了我的某句話的影響，使他們得到某種的改變。
無心插柳，也可成蔭；有意栽花，豈能完全不活！其不活者，隻是耕鋤不深，灌溉不力，隻可責己，未可怨花也。
私見如此，老兄定笑我癡迷不悟吧？ 我多管閑事，是最妨礙我“講學論學”的，吾兄勸我專門講學論學，這一方面是我最應該忏悔的。
以後倘能做到來信所謂“少管”，而多注意于學術，也許可以多做出一點成績來，減少一點罪過。
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時時發“諄諄之言”，但胸襟平和，無緊張之氣象，故讀者但覺其淡遠，不覺其為“諄諄之言”。
此是涵養功深，不易學到。
前日和詩末句，“關門尚學仙”，已改為“蕭閑似散仙”，似較切近。
此信不是強辯，隻是要表明一種“性情”，性情一名或不确當，但沒有他種名詞比這更确切，姑且用之。
在君兄之死，真是一大損失。
此君治學之外，實有辦事的幹才，不像我們書生隻能拿筆杆，不能做事。
吾兄的挽聯甚好，我也看見《宇宙風》中你們兩人同舉羅素贊閑之書，甚為注意。
在君遺囑不發訃開吊，棺不得過百元，墳地不得過半畝，葬于身死之地域内。
遺囑去年所立，我是證人之一，至今讀之，泫然神傷。
在君曾有壽高夢旦六十一聯，甚佳： 爬山，吃肉，罵中醫，年老心不老。
寫字，喝酒，說官話，知難行亦難。
廿年八月，在君一家在秦王島避暑，邀我去玩，他有遊北戴河懷我的詩兩首： 記得當年來此山，蓮峰滴翠沃朱顔。
而今相見應相問，未老如何鬓已斑？ 峰頭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樂如今七寒暑，問君何日踐新盟。
我曾和他一首： 頗悔三年不看山，遂教故紙老朱顔。
隻須留得童心在，莫問鬓毛斑未斑。
後來我去住了幾天，别時他用元微之贈白香山詩原韻作二詩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連别更難。
從此聽濤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歡。
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鬚。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兒女态未能無。
我回北平後，也和此二詩雲： 亂世偷閑非易事，良朋久聚更艱難。
高談低唱聽濤坐，六七年來無此歡。
無多餘勇堪浮海，應有仙方可黑鬚。
别後至今将七日，靈丹添得幾丸無？ （在君有“赤腳大仙”之号，我們同赤腳走沙上，見狗矢，他戲指是仙人留下靈丹，服之可登仙！） 此種友朋兒戲，及今思之，何可複得！ 送上《近著》一冊，乞教正。
匆匆敬問 大安 适 之 廿五，一，九 緻翁文灏、蔣廷黻、吳景超 詠霓、廷黻、景超三兄： 今早經農送來一篇記在君在湘情形的文字，中有衡山紀遊的詩四首，其一首題為《麻姑橋晚眺》： 紅黃樹草争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
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此詩似是在君自寓其出處之懷抱，我讀之因想起宋人楊萬裡的一首詩： 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終夜明〔鳴〕。
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 我想吳達诠别号“前溪”，大概是用此詩之意。
我對于你們幾個朋友（包括寄梅先生與季高兄等），絕對相信你們“出山要比在山清”。
但私意總覺得此時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總期望諸兄要努力做educatethechief〔教育領袖〕的事業，锲而不舍，終有效果。
行政院的兩處應該變成一個“幕府”，兄等皆當以賓師自處，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時以去就争之，莫令楊誠齋笑人也。
适 之 廿五，一，廿六 達诠說，他生于湖州的前溪，故有此号，我的揣測錯了。
适之 廿五，一，廿九 緻葉英 葉英先生： 謝謝你的信和文章。
你的文章寫的很好，但你誤信了科舉時代的是做人與做事雙方兼顧的。
我毫不遲疑的對你說：中國的舊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
你若有興趣，可以看看我的《論學近著》的第四卷，特别是我給孟心史先生的一封信。
你讀過《儒林外史》沒有？那是中國教育史的最好史料。
你想，範進，周進，嚴貢生，匡超人受的教育是不是可以做人做事？ 你看過京戲“紅鸾禧”沒有？一個丐頭的女婿，一旦中了進士，立刻就有人來“投靠”，豈不是很有趣的社會組織？然而你看這位進士老爺受的教育是不是夠他做事做人？ 你說起書院時代的山長的責任心，這更是誤會。
書院的山長，院中人每月隻公見一二次而已，他的工作至多不過是看看書院課藝而已。
有時候，山長完全可以不到書院，隻看看課藝。
做人的本領不全是學校教員能教給學生的。
它的來源最廣大。
從母親，奶媽，仆役，&hellip&hellip到整個的社會，&mdash&mdash當然也包括學校&mdash&mdash都是訓練做人的場所。
在那個廣大的“做人訓練所”裡，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為“三歲定八十”是不磨的名言。
中國的家庭環境太壞，所以一般人對于學校教育責望過大。
你也是其中之一人。
這個責望，平心而論，也有點理由。
第一是學校的教師的平均智識比平常家庭中的父母高的多，也許父兄不能教的，教師可以教罷？第二，學生入學校的年齡，還在可善可惡的彈性時期（formative），家庭養成壞習慣，也許學校可以改革罷？ 這兩層都不錯，不幸中國今日的學校大多數還沒有這種設備。
中學的宿舍，大學的宿舍，都沒有做到英國學校的宿舍生活，&mdash&mdash少數教會學校有了一個起點，&mdash&mdash所以除了傳授一點知識技能之外，做人的教育無從下手。
課堂的生活當然是知識技能的生活居絕大部分。
課堂以外的生活，才是做人的訓練。
凡遊戲，社交，開會，競賽，選舉，自治，互助，旅行，做團體生活，&hellip&hellip等等，才是訓練做人的機會。
中國今日之多數教員，他們自己也就沒有受過這種做人生活的訓練，他們自己開個會就往往要鬧到吵架而散，遊戲是不會的居多，團體生活是沒有的，能埋頭做學問已是了不得的了！何能教人做人？ 然而平心而論，新式教育雖然還很幼稚，究竟比舊式教育寬廣的多，其中含有做人教育的成分比舊教育多的多了。
上文所舉的遊戲，社交，自治，團體生活等等，都是舊日學堂書院所無，若能充分利用，今日之學校也未嘗不可以用作做人的訓練。
隻可惜教員能挑起這種責任的人還不多，更可惜中小學太壞，學生在小學中學沒有受過良好的團體生活的訓練，到了大學，不但不能學做人，往往還不肯受教員的指導。
他們覺得受中年人指導是可恥的！ 我對于你的重視做人教育，是同情的；但因為你誤信舊教育的好處，有菲薄新教育的危險，也許還有點“複古”的潛意識，所以我寫這信答你。
你的文章，我大概不給你發表了。
我希望你不會因此不再寄文章來。
胡适之 廿五，三，廿一 緻吳健雄 健雄女士： 昨夜在馬宅相見，頗出意外，使我十分高興。
今日下午船竟不開，晚間得消息，似此次罷工也許要延長擴大；同行旅客有趕往Vancouver改乘Canadian汽船回國的，我則九十二日勞頓之餘，頗感疲乏，行李又有一部分已上胡佛船了，故決定留此等待兩三天再說。
此次在海外見着你，知道抱着很大的求學決心，我很高興。
昨夜我們亂談的話，其中實有經驗之談，值得留意。
凡治學問，功力之外，還需要天才。
龜兔之喻，是勉勵中人以下之語，也是警惕天才之語，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功力，定可無敵于一世，僅有功力，可無大過，而未必有大成功。
你是很聰明的人，千萬珍重自愛，将來成就未可限量。
這還不是我要對你說的話。
我要對你說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間，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讀文史的書，多讀其他科學，使胸襟闊大，使見解高明。
我不是要引誘你“改行”回到文史路上來；我是要你做一個博學的人。
前幾天，我在Pasadena見着Dr.RobertA.（原誤作M.）Milhkan。
他帶我去參觀各種研究室，他在Geretics研究室中指示室中各種工作，也“如數家珍”，使我心裡贊歎。
凡第一流的科學家，都是極淵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約，故能有大成功。
國内科學界的幾個老的領袖，如丁在君、翁詠霓，都是博覽的人，故他們的領袖地位不限于地質學一門。
後起的科學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淵博，恐隻能守成規，而不能創業拓地。
以此相期許，你不笑我多管閑事嗎？匆匆祝你平安。
胡 适 一九三六，十，三十 緻蘇雪林 雪林女士： 謝謝你十一月十八日的長信。
我十二月一日到上海，十日回家，昨晚（十一）始得檢出細讀。
你自稱疏懶，卻有此豪興，有此熱誠，可佩之至。
關于《獨評》，你的過獎，真使我愧汗。
我們在此狂潮之中，略盡心力，隻如鹦鹉濡翼救山之焚，良心之譴責或可稍減，而救焚之事業實在不曾做到。
我們（至少可說我個人）的希望是要鼓勵國人說平實話，聽平實話。
這是一種根本治療法，收效不能速，然而我們又不甘心做你說的“慷慨激昂，有光有熱”的文字，&mdash&mdash也許是不會做，&mdash&mdash奈何！奈何！ 此事當時時放在心上，當與一班朋友細細談談，也許能做到更積極一點。
關于左派控制新文化一點，我的看法稍與你不同。
青年思想左傾，并不足憂慮。
青年不左傾，誰當左傾？隻要政府能維持社會秩序，左傾的思想文學并不足為害。
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産生一些好文字。
我們開路，而他們做工，這正可鼓舞我們中年人奮發向前。
他們罵我，我毫不生氣。
左傾是一事，反對政府另是一事。
我覺得政府的組織若能繼續增強，政府的力量若能繼續加大，一部分人的反對也不足慮。
我在北方所見，反對政府的勢力實占極小數。
其有作用者，雖有生花的筆舌，亦無能轉變其分毫。
其多數無作用者，久之自能覺悟。
我們當注重使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筆舌。
我總覺得你和别位憂時朋友都不免過于張大左派文學的勢力。
例如韬奮，他有什麼勢力！你說他“有群衆數十萬”，未免被他們的廣告品欺騙了。
（《生活》當日極盛時，不過兩萬份，邵洵美如此說。
） “叛國”之徒，他們的大本事在于有組織。
有組織則天天能起哄，哄的滿城風雨，像煞有幾十萬群衆似的。
不知為什麼，我總不會着急。
我總覺得這一班人成不了什麼氣候。
他們用盡方法要挑怒我，我總是“老僧不見不聞”，總不理他們。
你看了我的一篇《〈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沒有（《論學近著》）？我對他們的态度不過如此。
這個方法也有功效，因為是以逸待勞。
我在一九三零年寫《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罵唯物史觀的辯證法的。
我寫到這一頁，我心裡暗笑，我知道這二三百字夠他們罵幾年了！果然，葉青等人為這一頁文字忙了幾年，我總不理他們。
今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提出GovernorLandon（蘭敦州長）來打Roosevelt（羅斯福），有人說：“Youcan'tbeatsomebodywithnobody”（你們不能拿小人物來打大人物）。
我們對左派也可以說：“Youcan'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你們不能拿沒有東西來打有東西的）。
隻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
關于魯迅，我看了你給蔡先生的信，我過南京時，有人說起你此信已寄給他了。
我很同情于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
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于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讨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些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
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
餘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已累累”，“病則谒日醫，療養則欲赴鐮倉”&hellip&hellip皆不值得我輩提及。
至于書中所雲“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下半句尤不成話），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
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魯迅自有他的長處。
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
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
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
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寫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紳士）的臭架子”，值得擺的。
如此立論，然後能使敵黨俯首心服。
此段似是責備你，但出于敬愛之私，想能蒙原諒。
我回家已幾日了，匆匆寫此信，中間又因張學良叛國事，心緒很亂，時寫時停，定多不貫串，請你莫見笑。
匆匆問好。
胡 适 廿五，十二，十四 緻周作人 知堂兄： 得手示及《思痛記》及《病榻夢痕錄》兩部，多謝多謝！ 《思痛記》久思一讀，今晚當讀了。
我的《夢痕錄》果是最早刻本，其中“甯”字皆不缺筆（光緒十二年本也不缺筆；餘本皆缺筆），字畫工整也為諸本所不及，如“病”字皆刻作“”，“嚴”字皆刻作“”。
乾隆五十一年邵二雲贈序第三行“餘讀唐律，疏傅議予，比于仁慈”，“傅”字各本皆作“傳”，唯此本及尊藏道光六年本作“傅”不誤。
此本小像極佳，比道光六年本還更有神采。
其他各本翻刻小像更差了。
此本有一處不如道光六年本。
卷下頁六十七（兩本頁數同）《歸廬落成》詩“群山俨拱揖”的“拱”字，道光本不誤，各本皆作“供”，此本亦作“供”，其字不寫作“供”，與全書字式異，與下句“供咀吞”“供”字之字式亦異，顯系此字初印後即有損壞，曾經挖補而誤刻作“供”的。
道光六年刻本是根據最初刻的初印本重雕的，雖然字體已稍改換，而行款全依原刻，故版本為後翻諸本所不及。
小像與像贊翻的最工。
卷下附章實齋一跋，《錄餘》中曾提及（嘉慶十年），大概龍莊生前即有附此跋之刻本了。
匆匆草此奉報，書三種稍遲奉還。
适 之 廿六，一，十二夜 道光六年本刻工不甚一緻，似字畫細者為原版，字畫粗者為補版。
《思痛記》一氣看完了。
我的家鄉遭洪楊之劫最慘。
先父自記年譜中說，亂前族中修祠修譜，點得人口六千人；亂中祠堂被焚，先父領頭重建，募捐時細查劫餘人口隻有一千二百人。
死的凡百分之八十！不獨吾族如此，徽州各族記載往往相印證。
我們的大問題是人命不值錢。
因為不值錢，故人命可以視同草芥糞土，視同兒戲。
我們家鄉常有婦女為了三個小錢的“破片”（碎布片）而起口角，因而上吊自殺的。
舊小說《恒言》中有一文錢殺十五條人命的故事，我每勸人多讀。
嗜殺性似是獸性的一部分，生活進步之國乃有不忍殺一無辜人之說，更進步則并罪人亦不忍殺了。
今日所謂禁煙新法令，吸毒者槍斃，正可反映此人命不值錢的文化。
西洋人可以實行“禁止虐待禽獸”的運動，我們現時還夠不上談“禁止虐待同胞”的運動，奈何！ 《病榻夢痕錄》記乾隆五十一年的災象，記載甚動人，其三詩亦甚佳。
此是太平盛時，人命賤至如此，何況大亂之世乎？羅思舉自傳中記白蓮教之亂，其屠殺之慘亦可上比明末，下比洪楊。
其中記一日軍中缺糧，則屠殺俘匪三千餘人，烹煮作糧。
此亦是十九世紀初元的事，其時汪龍莊尚在人間也。
總之，人命太賤，可作牛馬用，當然可供烹吃；可供淫樂，亦當然可以屠殺為樂。
一切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到此都成廢話。
僅存汪龍莊、李小池所謂因果報應一點點維系，似亦不很有效驗。
救濟之道隻有工業與社會主會〔義〕雙管齊下，或可有較大進境罷。
适 之 廿六，一，十三夜 緻孫伏園 伏園兄： 謝謝你的信和文稿。
我今天下午從南方回來，才看見他們。
我把這篇文稿送還給你，決不是嫌這文不好，是因為文裡提起的晶晶、郁南兩文都不在《獨立》發表，你引用的原文太少，讀者一定摸不着頭腦，故不如讓此文登在《潇湘漣漪》上，更親切一點。
你一定不會怪我。
要表明你不怪我，你得再寄一篇文字給《獨立》！承贈《潇湘》十三冊，已檢得晶晶的《給父親》讀了。
這文确是很能動人。
郁南似是中公的學生，《東方》偶不在手頭，故不曾檢讀。
祭文是可以廢的，因為沒有“祭如在”的心境，祭文決做不好。
晶晶的《給父親》，雖然可說是祭文的變體，其實是一個新時代的兒子的追憶，其中有傳記式的描寫，舊式的祭文決裝不進去。
我的愚見以為此文若完全作追憶式，也許更好，更動人。
其中有一部分頗不免《祭十二郎文》一類古文的影響，現代人讀去總覺得有點不自然。
你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