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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也。
（古稱所知若今言相識。
）古人風義剛勁，又俗重長老，故孝悌亦為倫理重要條目。
（十）文字始于拟勢，繼以圖畫符号，本與語言并行，而非所以代表語言。
其後進步，乃專以語言表意而又以文字代表語言焉。
中國字書存于今最古者為許慎《說文解字》，其書以秦時小篆為主。
在小篆以前，見于《史籀篇》者，（《史籀篇》亦字書之名。
）謂之籀文，亦曰大篆。
又出于大篆之外者，則為古文。
古文之條例，間有不可知者，則曰奇字。
文字之條例凡六：曰象形、曰指事、曰會意、曰形聲、曰轉注、日假借。
象形如“日”“月”，蓋最初之字。
指事者，古事物通訓如“上”“下”二字，二字在一畫之上為上，在一畫之下為下。
會意者，合二字之意以成一字，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
形聲如“江”從水工，“河”從水可，亦合二字成一字而一取其聲，一取其義。
轉注者，一語衍為多語，字亦随之而增。
許舉“考”“老”二字為例，如“枯”之于“古”，“巅”之于“夷”，亦皆此例。
其義異而未造兩字者，則文字學家所謂引申，如馬行遲為“笃”，行遲則馬足之着地必實，因以為笃實之稱是也。
假借者，音同義異，則合用一字，或雖有兩字，亦廢其一而存其一。
此可以省識字之煩，不然則單字之數将至不勝其多矣。
六書蓋文字學家研究文字條例者所立之說。
其說雖粗，然亦大緻可用。
故數千年來隻有為之彌縫補苴，而無推翻之别立新說者也。
（欲知中國文字條例，拙撰《字例略說》可以參證，商務印書館本。
）文字之始，本非所以代表語言，而剖析語言求其音素制為字母，然後切合之以成字。
則其理非初造字時所知。
文字前後相承，不易徹底更易，故文字取諸他族者，可以成為拼音字；出于本族者，則不能也。
書寫之法則漸趨簡易，故篆易而為隸。
（十一）各國文學皆先有韻文，後有散文。
吾國亦然，散文蓋至東周之世乃大發達，前乎此者，皆阮元所謂寡其辭、協其音者也。
（見《研經室集·文言說》。
）然此非即詩歌，乃今時歌謠之類耳。
詩歌源于謠辭，必随音樂而變，如後世外國音樂輸入而有詞曲。
若中國今日之所謂新詩，則其性質與昔之所謂詩者，初非同物也。
（十二）古代科學與哲學不分，哲學與宗教又不分，故最古之學術思想，率存于宗教之中。
古者大學與明堂合一。
明堂者，物質文明簡陋之世，一國之内，隻有講究之房屋一所。
君主居之、百官辦理政事于是，祭祀祖宗亦于是，講學取士亦于是。
故既為宮殿，亦為朝廷，又為宗廟，又為學校。
其後諸事皆分析别立，然仍為宗教之府。
而古之所謂學校者亦即在是。
其所謂學，則宗教與哲學及純理之科學，今散見于先秦諸子中。
哲學科學之說皆出于此，學雖高深而無實用。
故古無雲肄業學校學得何種學識技能，出而任事者。
實際應用之知識技能，皆得之于宦。
宦者，實習于某機關，學與仕為對稱，任事者為仕，學習者為學，一種行政機關發達而成一種專門學術，則《漢書·藝文志》所謂九流之學，出于王官者也。
九流之學，各有所本。
最陳舊者為農家，蓋欲回複古共産之農業小社會，許行之說是也。
次之者為道家，老子之說，主于無為，為訓化，蓋物質文明進步，社會組織往往随之變壞。
而古代物質文明之進步，率有在上者之唱道，故老子以無為戒之。
此猶戒今之中國人無慕歐化，戒西南土司無效漢人耳，不悟物質文明之終不可阻也。
又次之者為墨子，墨子背周道而欲行夏政，欲回複前一時期之儉及迷信，亦勢不可行。
較進步者為儒家及陰陽家，儒家主通三統，謂有三種治法當更疊互用。
陰陽家主五德終始，謂有五種治法當更疊互用。
其見解皆較弘通，然亦不甚切于時務。
最切于時務者唯有法家，以法訓練其民，以求富強、事兼并，以術督責其臣，以淘汰腐敗之貴族而行嚴肅之官僚政治，皆切合于時勢者，故秦用之卒并六國也。
（法術之别見《韓非子·定法篇》。
） （十三）秦始皇統一後之新局勢。
（1）内戰乍息，民生獲蘇。
尤其交通上限制廢除，商業得以興盛，可完成廣大之分工。
漢人議論每以“通關梁，一符傳”為善政。
此後國富總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象。
（2）統一則國力強盛，便于對外，但中國在此時開始與騎寇相遇。
（古代戎狄皆居于山地，與後世西南諸部族相似，此等戎狄盤踞于太行以北諸山脈中，恰為中國與蒙古高原遊牧民族間之緩沖。
） （十四）封建制度之告終。
（1）秦盡廢封建。
（2）秦亡後“諸侯之相王”。
（五字見《史記·自序》。
）義帝等于東周之天子，西楚霸王等于其時之霸主。
其下列爵二等亦沿戰國時之成例，而此二等之爵，又為漢代所沿。
（3）封建之基礎在下而不在上，在社會而不在政治。
蓋必社會尚未臻于統一之機運，然後可以各各分立。
故封建之真正基礎，為各區域内之自足經濟。
《王制》之經濟計劃，即系如此。
自商業興、交通便，各地方之風俗漸次相同，則分立之基礎已不存在。
于是每一區域之中，先自相吞并，而東周以後之大國，陸續出現，最後乃有一大國舉，諸大國而悉滅之，是為秦之滅六國。
諸侯之相王，及漢初之封建形勢均與戰國相似，為能久安，諸侯之相王僅五年而天下複歸于一。
漢初之異姓王亦不旋踵而亡；同姓諸王則釀成吳楚七國之亂。
自是以後（A)先存空名而去其政治之實權。
（漢景帝令諸侯不得自治民補吏。
）(B）次分諸大國為小國，此即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策，武帝用主父偃策，令諸侯王得國邑分封子弟。
（C）更推行關内侯之制，有榮名及祿而無土地。
（D）更進則祿亦不輕給，唐宋食租必待實封。
而封建僅存空名矣。
（4）曆代雖尚有行封建之制者。
此特不勝其自私之心，而又無有效之計劃，乃行此無聊之策。
即其心亦未必以為可恃也。
以實際論，晉代八王之擾亂，乃由其兼任官職；明代成祖之叛逆，則由其本掌兵權。
皆與封建制度無涉。
同姓如此，異族則唐太宗顯封功臣，而功臣終不敢受，封建更勢成弩末矣，故封建制度真正之反動，實至吳楚七國亡亂而告終。
（十五）民主政治之廢墜。
（1）主權在民，此為自然之理。
本無人敢加以否認，亦無人能加以否認。
（A)至民意無具體表見之方法，反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空論，以保存告朔饩羊、民治原理，是為君權之一進步。
（B)更進而所謂天意者，遂與民意脫離關系矣。
新莽之侈言符瑞是也。
（2）民意之表見，最重者為習慣，習慣即禮也。
（A)禮有守舊性，漸不切于實際，則其防閑專擅之力愈弱。
（B)又列國并立之世，違禮則外遭大國之讨伐，内引起臣民之反抗，統一以後皆無之。
（十六）帝政之成功及政之廢墜。
一區域中之公務謂之政，握政治上最高之權者謂之君。
此列國時代之情形也。
古之國大率方百裡，此為一自然之政治區域。
其君猶後世之縣令，大夫猶鄉鎮之長，士則保甲之長耳。
政治可以惡劣而不能廢弛。
此等層累設治之規模，乃各部族所固有，而非自上而下加以建設。
（A）舊規既壞，國破家亡之時，又未必加以恢複，而一地方之公務，遂至廢而不舉矣。
世襲之君大夫，變為任免自由之縣令，此為以官僚政治代封建政治。
（B)一階級之方興，其厲害必與大多數人相一緻。
及其處于統治者之地位，則其利益複與大多數人相對立。
此為無可如何之事。
故秦漢以後，代表國家之主權者，所當嚴加監督者，乃在官僚。
處于監督之地位者，為數太少；而應受監督者為數太多，其勢必不能遍。
好在此時，官吏已不能不奉朝廷之法令，則莫如将所辦之事，減至最小限度。
如此，則官僚無所借以虐民，而現狀易于維持矣。
此為放任政治之真谛。
秦漢以後，值寬閑之時，而能實行此種政治者，往往可以獲小康。
漢之文景，即其代表也。
秦漢以後之政局，不容求益，隻能消極的以求免害。
故其設官，非為治事起見，乃為控制起見。
故治官之官日益，治民之官日減。
顧亭林譏之，而不知其時之政事固如此也。
政治任一事件，固必受當時最高原理之統禦也。
（十七）儒術之專行。
春秋戰國之世，諸子之學同時并行。
至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而儒術遂居于正統之地位。
論者謂武帝乃雄猜之主，因儒家隆君臣之義，便于專制而表彰之，此乃數十年前梁任公一派之議論，有為言之，本非客觀真實之說，而讀史者遂奉為定論，謬矣。
漢世儒家言民貴君輕之義者甚多，眭弘至勸漢帝求索賢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裡，便于專制者安在？武帝即位，年僅十六，因非昏愚，亦未聞其早達，成童未幾，安知儒術為何事？故武帝之崇儒，乃時勢使然，而非武帝之能造時勢也。
九流之學：縱橫家僅效一節之用，雜家自無所有，名家施諸實用，則與法相附麗，有治國安民之抱負者，僅農、道、墨、儒、陰陽、法六家。
農、道、墨皆大陳舊，法家之學僅其所謂術者，仍當施諸官僚，其所謂法者，則一統之後無所用之，亦不宜用，前已言之。
故是時可用者實隻儒、陰陽二家。
而漢世二者遂相混合，學術之興替，固非偶然也。
儒家及陰陽家者之見用，蓋以其詳言治制。
而天下既已統一，治制固不可不興。
故秦始皇帝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
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引以興太平。
方士修煉以求奇藥。
興太平指儒家言，因亦有意立制度興禮樂矣，特未及行耳。
文景非有為主，故皆謙讓未遑，武帝好大喜功，則有所不讓矣，此儒術興起之真原因也。
但是時異勢殊，儒家治國安民之方案實已不可行。
其說别見下節。
儒家之有益于中國，不在政治而在社會倫理。
此事前亦已言之。
自武帝崇儒之後，曆代政府遂無複與儒反對者。
故中國無如歐洲政教分裂之弊。
此亦中西史事之一異點也。
（十八）自先秦相沿而來之社會問題。
社會始于公産，自公産之制破壞後，人心便覺其不安，即皆視當時之社會組織為變态。
先秦諸子無不欲舉社會徹底加以改組者，而其改組社會，必藉政治之力。
此固近世工業革命以前，欲改革社會之通蔽也。
漢世學術皆沿自先秦，其中最有主張者為儒法二家。
今表示前漢、新室之世重要之議論及制度如下： 先秦諸子之主張至新莽而徹底實行，實行之而失敗，自此無複敢言徹底改革者，視社會之病态，為無可如何之缺陷矣。
此一運動之經過，讀《史》、《漢》之《平準書》、《食貨志》、《貨殖列傳》，王、貢、兩龔、鮑、眭、兩夏侯、京、翼、李及王莽傳可見其概。
其失敗之原因，則由未知階級之對立性，革命之業必不能操刀代斫也。
（經學分今古文兩派。
古文興于西漢之末，為王莽及其徒黨劉歆等所主張，所以如此者，蓋欲兼取《周禮》。
所以欲兼取《周禮》者，則以其所行節制資本之法，在《周禮》中有根據。
而在今文學家說中無之也。
蓋儒學分齊魯兩派，魯國之經濟不如齊國之發達，故魯學僅有平均地權之說，而齊學則兼有節制資本之論也。
） （十九）漢世學術思想之變遷。
西諺雲：羅馬人非思想之人，乃做事之人。
此非羅馬人短于思想，學術上之風氣或重發現、或重實行，猶之飲食與消化各有其時。
以漢人比之先秦，正猶以羅馬比之希臘。
先秦諸子之學可用者，唯儒法兩家。
漢宣帝謂漢家自有治法，以王霸道雜之。
王指儒，謂寬以牧民；霸指法，謂嚴以察吏。
此其選擇，實頗合理。
即王莽之變法亦然。
王莽之失敗，乃先秦諸子政策之失敗。
王莽選擇于先秦諸子所定之具體方案，固不可謂之不合理矣。
（其實施之手腕不足：此是另一問題。
）自王莽改革失敗，而學風一變，經世緻用一派漸以消沉，（王符、仲長統、崔寔、徐幹及晉世之葛洪等，均系實際之政論家，無複高遠之理想。
）不論今古學皆流為煩碎之考證，直至南北朝隋唐皆然。
所謂義疏之學，其泥古而無思想，遂激起玄學之反動，在長時期之中，有思想者遂皆入于佛老，而不入于儒。
（二十）秦漢間文字之變遷
（古稱所知若今言相識。
）古人風義剛勁，又俗重長老，故孝悌亦為倫理重要條目。
（十）文字始于拟勢，繼以圖畫符号，本與語言并行，而非所以代表語言。
其後進步，乃專以語言表意而又以文字代表語言焉。
中國字書存于今最古者為許慎《說文解字》，其書以秦時小篆為主。
在小篆以前，見于《史籀篇》者，（《史籀篇》亦字書之名。
）謂之籀文，亦曰大篆。
又出于大篆之外者，則為古文。
古文之條例，間有不可知者，則曰奇字。
文字之條例凡六：曰象形、曰指事、曰會意、曰形聲、曰轉注、日假借。
象形如“日”“月”，蓋最初之字。
指事者，古事物通訓如“上”“下”二字，二字在一畫之上為上，在一畫之下為下。
會意者，合二字之意以成一字，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
形聲如“江”從水工，“河”從水可，亦合二字成一字而一取其聲，一取其義。
轉注者，一語衍為多語，字亦随之而增。
許舉“考”“老”二字為例，如“枯”之于“古”，“巅”之于“夷”，亦皆此例。
其義異而未造兩字者，則文字學家所謂引申，如馬行遲為“笃”，行遲則馬足之着地必實，因以為笃實之稱是也。
假借者，音同義異，則合用一字，或雖有兩字，亦廢其一而存其一。
此可以省識字之煩，不然則單字之數将至不勝其多矣。
六書蓋文字學家研究文字條例者所立之說。
其說雖粗，然亦大緻可用。
故數千年來隻有為之彌縫補苴，而無推翻之别立新說者也。
（欲知中國文字條例，拙撰《字例略說》可以參證，商務印書館本。
）文字之始，本非所以代表語言，而剖析語言求其音素制為字母，然後切合之以成字。
則其理非初造字時所知。
文字前後相承，不易徹底更易，故文字取諸他族者，可以成為拼音字；出于本族者，則不能也。
書寫之法則漸趨簡易，故篆易而為隸。
（十一）各國文學皆先有韻文，後有散文。
吾國亦然，散文蓋至東周之世乃大發達，前乎此者，皆阮元所謂寡其辭、協其音者也。
（見《研經室集·文言說》。
）然此非即詩歌，乃今時歌謠之類耳。
詩歌源于謠辭，必随音樂而變，如後世外國音樂輸入而有詞曲。
若中國今日之所謂新詩，則其性質與昔之所謂詩者，初非同物也。
（十二）古代科學與哲學不分，哲學與宗教又不分，故最古之學術思想，率存于宗教之中。
古者大學與明堂合一。
明堂者，物質文明簡陋之世，一國之内，隻有講究之房屋一所。
君主居之、百官辦理政事于是，祭祀祖宗亦于是，講學取士亦于是。
故既為宮殿，亦為朝廷，又為宗廟，又為學校。
其後諸事皆分析别立，然仍為宗教之府。
而古之所謂學校者亦即在是。
其所謂學，則宗教與哲學及純理之科學，今散見于先秦諸子中。
哲學科學之說皆出于此，學雖高深而無實用。
故古無雲肄業學校學得何種學識技能，出而任事者。
實際應用之知識技能，皆得之于宦。
宦者，實習于某機關，學與仕為對稱，任事者為仕，學習者為學，一種行政機關發達而成一種專門學術，則《漢書·藝文志》所謂九流之學，出于王官者也。
九流之學，各有所本。
最陳舊者為農家，蓋欲回複古共産之農業小社會，許行之說是也。
次之者為道家，老子之說，主于無為，為訓化，蓋物質文明進步，社會組織往往随之變壞。
而古代物質文明之進步，率有在上者之唱道，故老子以無為戒之。
此猶戒今之中國人無慕歐化，戒西南土司無效漢人耳，不悟物質文明之終不可阻也。
又次之者為墨子，墨子背周道而欲行夏政，欲回複前一時期之儉及迷信，亦勢不可行。
較進步者為儒家及陰陽家，儒家主通三統，謂有三種治法當更疊互用。
陰陽家主五德終始，謂有五種治法當更疊互用。
其見解皆較弘通，然亦不甚切于時務。
最切于時務者唯有法家，以法訓練其民，以求富強、事兼并，以術督責其臣，以淘汰腐敗之貴族而行嚴肅之官僚政治，皆切合于時勢者，故秦用之卒并六國也。
（法術之别見《韓非子·定法篇》。
） （十三）秦始皇統一後之新局勢。
（1）内戰乍息，民生獲蘇。
尤其交通上限制廢除，商業得以興盛，可完成廣大之分工。
漢人議論每以“通關梁，一符傳”為善政。
此後國富總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象。
（2）統一則國力強盛，便于對外，但中國在此時開始與騎寇相遇。
（古代戎狄皆居于山地，與後世西南諸部族相似，此等戎狄盤踞于太行以北諸山脈中，恰為中國與蒙古高原遊牧民族間之緩沖。
） （十四）封建制度之告終。
（1）秦盡廢封建。
（2）秦亡後“諸侯之相王”。
（五字見《史記·自序》。
）義帝等于東周之天子，西楚霸王等于其時之霸主。
其下列爵二等亦沿戰國時之成例，而此二等之爵，又為漢代所沿。
（3）封建之基礎在下而不在上，在社會而不在政治。
蓋必社會尚未臻于統一之機運，然後可以各各分立。
故封建之真正基礎，為各區域内之自足經濟。
《王制》之經濟計劃，即系如此。
自商業興、交通便，各地方之風俗漸次相同，則分立之基礎已不存在。
于是每一區域之中，先自相吞并，而東周以後之大國，陸續出現，最後乃有一大國舉，諸大國而悉滅之，是為秦之滅六國。
諸侯之相王，及漢初之封建形勢均與戰國相似，為能久安，諸侯之相王僅五年而天下複歸于一。
漢初之異姓王亦不旋踵而亡；同姓諸王則釀成吳楚七國之亂。
自是以後（A)先存空名而去其政治之實權。
（漢景帝令諸侯不得自治民補吏。
）(B）次分諸大國為小國，此即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策，武帝用主父偃策，令諸侯王得國邑分封子弟。
（C）更推行關内侯之制，有榮名及祿而無土地。
（D）更進則祿亦不輕給，唐宋食租必待實封。
而封建僅存空名矣。
（4）曆代雖尚有行封建之制者。
此特不勝其自私之心，而又無有效之計劃，乃行此無聊之策。
即其心亦未必以為可恃也。
以實際論，晉代八王之擾亂，乃由其兼任官職；明代成祖之叛逆，則由其本掌兵權。
皆與封建制度無涉。
同姓如此，異族則唐太宗顯封功臣，而功臣終不敢受，封建更勢成弩末矣，故封建制度真正之反動，實至吳楚七國亡亂而告終。
（十五）民主政治之廢墜。
（1）主權在民，此為自然之理。
本無人敢加以否認，亦無人能加以否認。
（A)至民意無具體表見之方法，反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空論，以保存告朔饩羊、民治原理，是為君權之一進步。
（B)更進而所謂天意者，遂與民意脫離關系矣。
新莽之侈言符瑞是也。
（2）民意之表見，最重者為習慣，習慣即禮也。
（A)禮有守舊性，漸不切于實際，則其防閑專擅之力愈弱。
（B)又列國并立之世，違禮則外遭大國之讨伐，内引起臣民之反抗，統一以後皆無之。
（十六）帝政之成功及政之廢墜。
一區域中之公務謂之政，握政治上最高之權者謂之君。
此列國時代之情形也。
古之國大率方百裡，此為一自然之政治區域。
其君猶後世之縣令，大夫猶鄉鎮之長，士則保甲之長耳。
政治可以惡劣而不能廢弛。
此等層累設治之規模，乃各部族所固有，而非自上而下加以建設。
（A）舊規既壞，國破家亡之時，又未必加以恢複，而一地方之公務，遂至廢而不舉矣。
世襲之君大夫，變為任免自由之縣令，此為以官僚政治代封建政治。
（B)一階級之方興，其厲害必與大多數人相一緻。
及其處于統治者之地位，則其利益複與大多數人相對立。
此為無可如何之事。
故秦漢以後，代表國家之主權者，所當嚴加監督者，乃在官僚。
處于監督之地位者，為數太少；而應受監督者為數太多，其勢必不能遍。
好在此時，官吏已不能不奉朝廷之法令，則莫如将所辦之事，減至最小限度。
如此，則官僚無所借以虐民，而現狀易于維持矣。
此為放任政治之真谛。
秦漢以後，值寬閑之時，而能實行此種政治者，往往可以獲小康。
漢之文景，即其代表也。
秦漢以後之政局，不容求益，隻能消極的以求免害。
故其設官，非為治事起見，乃為控制起見。
故治官之官日益，治民之官日減。
顧亭林譏之，而不知其時之政事固如此也。
政治任一事件，固必受當時最高原理之統禦也。
（十七）儒術之專行。
春秋戰國之世，諸子之學同時并行。
至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而儒術遂居于正統之地位。
論者謂武帝乃雄猜之主，因儒家隆君臣之義，便于專制而表彰之，此乃數十年前梁任公一派之議論，有為言之，本非客觀真實之說，而讀史者遂奉為定論，謬矣。
漢世儒家言民貴君輕之義者甚多，眭弘至勸漢帝求索賢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裡，便于專制者安在？武帝即位，年僅十六，因非昏愚，亦未聞其早達，成童未幾，安知儒術為何事？故武帝之崇儒，乃時勢使然，而非武帝之能造時勢也。
九流之學：縱橫家僅效一節之用，雜家自無所有，名家施諸實用，則與法相附麗，有治國安民之抱負者，僅農、道、墨、儒、陰陽、法六家。
農、道、墨皆大陳舊，法家之學僅其所謂術者，仍當施諸官僚，其所謂法者，則一統之後無所用之，亦不宜用，前已言之。
故是時可用者實隻儒、陰陽二家。
而漢世二者遂相混合，學術之興替，固非偶然也。
儒家及陰陽家者之見用，蓋以其詳言治制。
而天下既已統一，治制固不可不興。
故秦始皇帝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
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引以興太平。
方士修煉以求奇藥。
興太平指儒家言，因亦有意立制度興禮樂矣，特未及行耳。
文景非有為主，故皆謙讓未遑，武帝好大喜功，則有所不讓矣，此儒術興起之真原因也。
但是時異勢殊，儒家治國安民之方案實已不可行。
其說别見下節。
儒家之有益于中國，不在政治而在社會倫理。
此事前亦已言之。
自武帝崇儒之後，曆代政府遂無複與儒反對者。
故中國無如歐洲政教分裂之弊。
此亦中西史事之一異點也。
（十八）自先秦相沿而來之社會問題。
社會始于公産，自公産之制破壞後，人心便覺其不安，即皆視當時之社會組織為變态。
先秦諸子無不欲舉社會徹底加以改組者，而其改組社會，必藉政治之力。
此固近世工業革命以前，欲改革社會之通蔽也。
漢世學術皆沿自先秦，其中最有主張者為儒法二家。
今表示前漢、新室之世重要之議論及制度如下： 先秦諸子之主張至新莽而徹底實行，實行之而失敗，自此無複敢言徹底改革者，視社會之病态，為無可如何之缺陷矣。
此一運動之經過，讀《史》、《漢》之《平準書》、《食貨志》、《貨殖列傳》，王、貢、兩龔、鮑、眭、兩夏侯、京、翼、李及王莽傳可見其概。
其失敗之原因，則由未知階級之對立性，革命之業必不能操刀代斫也。
（經學分今古文兩派。
古文興于西漢之末，為王莽及其徒黨劉歆等所主張，所以如此者，蓋欲兼取《周禮》。
所以欲兼取《周禮》者，則以其所行節制資本之法，在《周禮》中有根據。
而在今文學家說中無之也。
蓋儒學分齊魯兩派，魯國之經濟不如齊國之發達，故魯學僅有平均地權之說，而齊學則兼有節制資本之論也。
） （十九）漢世學術思想之變遷。
西諺雲：羅馬人非思想之人，乃做事之人。
此非羅馬人短于思想，學術上之風氣或重發現、或重實行，猶之飲食與消化各有其時。
以漢人比之先秦，正猶以羅馬比之希臘。
先秦諸子之學可用者，唯儒法兩家。
漢宣帝謂漢家自有治法，以王霸道雜之。
王指儒，謂寬以牧民；霸指法，謂嚴以察吏。
此其選擇，實頗合理。
即王莽之變法亦然。
王莽之失敗，乃先秦諸子政策之失敗。
王莽選擇于先秦諸子所定之具體方案，固不可謂之不合理矣。
（其實施之手腕不足：此是另一問題。
）自王莽改革失敗，而學風一變，經世緻用一派漸以消沉，（王符、仲長統、崔寔、徐幹及晉世之葛洪等，均系實際之政論家，無複高遠之理想。
）不論今古學皆流為煩碎之考證，直至南北朝隋唐皆然。
所謂義疏之學，其泥古而無思想，遂激起玄學之反動，在長時期之中，有思想者遂皆入于佛老，而不入于儒。
（二十）秦漢間文字之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