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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隸書代篆書而通行，此為便于書寫起見。
（2）其後隸書又分為二派，有挑法者為八分書，供美術之用；無之者為章程書，即今之正書，供實際應用。
但其後章程書亦求書寫之工，亦複為美術品。
（3）求書寫之速，必須用草書。
草書起于棻草，本為應用起見，但至後漢之世，亦成為美術品。
中國字體本繁複，美術又貴多變化，遂使草體益趨紛歧，難供實用，行書乃起而代之。
然“行草”與草書，“真行”與正書相去無幾，仍不便用，簡筆之所以興，即因中國無草體以資應用故也。
（二十一）秦漢間文學之變遷。
東周至西漢為散文發達極盛之時代，此時之散文與口語極為相近。
西漢末造稍開骈俪之風。
自此至南北朝末，逐步順此趨向進行，遂成骈文時代。
散文之變為骈文，乃由（1）用字及辭。
漸次加選擇，取其能引起美感者。
（2）句讀求其整齊，使音調和諧，便于誦讀。
（3）多用典故，以引起豐富之想象。
文字至此遂與口語漸遠：（A)不切實用。
（B)從美的方面論，亦人工之美增加，天然之美喪失矣。
統觀此時代，（1）經學之趨于煩瑣，（2）書法及文學皆向美術方面發展，皆時局升平，經濟寬裕，文治漸興，有閑階級争在此一方面發展有以緻之也。
（二十二）兵制之變遷，民兵之廢。
為此時代一大事。
其故由于（1）統一之後，國力驟增，四周皆小部族，無論開拓或防禦皆用不着全國動員。
（2）古人之所憚，非當兵而為遠役。
兵役之負擔，自然偏于緣邊，有失其公平之旨。
（3）加以體恤良民，遂至（A)多用谪發及谪戍。
（B）其後乃至兼用降伏之異族。
此兩種現象皆起于武帝之時。
而民兵之廢，則成于後漢光武之廢郡國都尉，無複都試之役，此為五胡亂華時代，異族橫行，漢族難于恢複之一大原因。
（二十三）刑法之變遷。
秦漢之世，司法界有三大問題：（1）法律初病簡單，後傷錯亂。
李悝為魏文侯相，撰次諸國法為《法經》六篇。
商鞅取以相秦，此法至漢世實已不足于用，漢人乃陸續增加，更益之以“令”與“比”，無條理系統，奸吏遂得上下其手。
此事漢世屢圖矯正未成，至魏世始從事于法律之編纂。
晉初頒行之，是為《晉律》。
中國之法學觀念，為法性派，法文僅規定大綱，無甚根本變動。
現存之律最古者為《唐律》，大體沿襲《晉律》。
唐以後，定律者為金與明，皆本《唐律》。
《清律》又沿《明律》。
故自《晉律》定後，截至采用西洋法律以前，法律實無大變更也。
（2）為刑罰之變更。
秦用刑極酷。
（實則各國多如此，但或不如秦國之甚。
）漢文帝除肉刑，代以髡笞。
髡法過輕，略無懲艾，笞法過重，每至死亡。
刑罰之等級失其平。
欲複肉刑者頗多，又無人敢任其咎。
至隋，明定笞、杖、徒、流、死為五刑，此問題乃歸消滅。
此由古者但認以金屬兵器傷害人之肉體者為刑，其觀念不能驟變，故有此糾葛也。
（3）秦時獄吏之嚴酷。
漢代力加矯正，久之而其風氣始漸變。
在此過程之中，儒家主義輸入法律之中，取法家之地位而代之之處不少。
（二十四）兩晉南北朝之世。
兩晉南北朝之世，為中國與西洋曆史走入相異之路之最要關鍵。
西洋自蠻族侵入以後，遂非複羅馬人之世界。
中國則經異族之侵入，依然為中國人之世界也。
此其故：（1）由中國有廣大之長江流域，以資退守；而羅馬無之。
（2）由中國人之數遠較五胡為多，與羅馬人及蠻族之比例不同。
（3）由此等異族漸染漢族之文化已久，亦非西洋淺演之蠻族所及。
（慕容氏、苻堅、北魏孝文帝等不必論，即劉曜、石虎等亦不過一淫暴之主，其立法施政，仍接受中國之文化。
）（4）由羅馬此時，官吏、軍人、土豪、教士、蠻酋等，處處造成政治之中心，層累相及，持久不敝，遂成封建之局。
中國雖亦有此等端倪，然地勢平坦，風俗相同，中央之政權較強大，割據之局未能形成。
此時代重要之現象為：（A)南方之文化及産業漸次發達，尤其荊揚二州，即今湖南、北兩省間緣江之湖沼地帶及浙西太湖流域為全國經濟重心，完全肩負起抵禦北族及保存南方文化之重任。
（B)南方風氣漸趨文弱，北方則漸覺犷悍。
（C)由南方僅能保存文化而未能用武力将北方克服，故政治重心未能轉移至南方。
（D)自後漢之末，中原人成群遷徙，遂将積古以來各地方豪族之根基拔去。
（參看下節。
）(E）在此大遷移之中，貧民多入山與異族雜居，是為北方之山胡、南方之山越，山地借以開拓，異族借以同化者不少。
（二十五）人民大遷徙之影響。
當春秋戰國之世，貴族皆驕淫矜誇不能振，以緻嬴秦之末，豪傑蜂起，出身貴族者卒敗，起于平民者卒成，遂成漢初布衣卿相之局，因此漢代之選舉，亦不論門第。
然此等豪族在政治上雖無特權，在社會上之勢力仍在。
至後漢之末，天下大亂，人民開始大遷移，而死灰複燃其焰。
此時之勢家，其宗族、姻親團結之力及其對于地方人民統率之力，皆遠較後世為強。
觀其遷徙之時，往往成群結黨，又能互相周恤，立綱陳紀，可知當時僑州郡縣之設置，即因屬人主義未盡化除故也。
經過長時期之僑居，卒不能複我邦族，政治上不得不厲行土斷，而人事亦随之變遷，僑寓者之間彼此漸疏，而與土著者漸稔，于是屬地主義日昌，屬人主義日淡矣，此于各地方畛域之化除，所裨實大。
世族遷移者，一時頗能壟斷政權，抑壓土著，又藉九品中正制度之助力，在政治上多占優越之位置。
但此輩多無才略及勇氣。
革易之際，立功立事，及平時綜理政事者，轉多出于庶族；又在經濟上落伍，不得不貪庶族之富，而與之通譜通婚。
于是所謂門閥者本實先拔，僅藉惰力性而存在矣。
至唐末，天下大亂，譜牒喪失，取士結婚，均不照成規辦理，而所謂門閥者，遂蕩焉無存，積古相傳之階級，至此鏟除淨盡。
（二十六）士大夫階級性質之變遷。
封建時代士大夫階級之特質：（1）自視與平民不同；（2）勇于戰鬥；（3）不好利。
（此由其本為征服階級專以戰鬥為業，而其生活亦較平民為優裕之故。
）觀西漢之世，賈誼、董仲舒之議論最可見之。
其時文臣如公孫弘、蓋寬饒；武臣如張骞、傅介子、常惠、陳湯、李廣、李陵、班超等，均尚屬此風氣中人。
但社會之組織既已變遷，風氣終必随環境而改變，遂至奢侈嗜利頹廢。
晉初之石崇、王戎、王衍等是其代表。
以一時論，無中等階級為國之桢幹，是其弊；以永久論，特殊階級消泯，是真利。
（二十七）選舉制度之變遷。
此為破壞階級制度有力之因素，其重要之現象：（1）隋廢九品中正；（2）廢鄉官；（3）肇行科舉之制。
炀帝始設進士科，至唐漸盛。
科舉之制至宋漸重，明清益盛。
（A)打破門閥用人，固為優點。
（B)因此而“吏道”漸輕，使有學問者駕于有經驗者之上。
在理論上亦不失為進步，但其立法不善。
漢世四科取士，（甲）重德行、（乙）重學術、經中博士。
（丙）重文法、文中禦史。
（丁）重才能。
才任三輔令。
在理論上原極完全，但才德無可識驗，後遂偏重學術文法，是為唐世之明經、明法兩科。
此在理論上亦無不合，唯（子）所試者偏重記憶。
（帖經記經文，墨義記注。
）（醜）又因世重文辭，試詩賦之進士科，遠較“諸科”為重。
遂至群以進士之浮華為患。
宋王安石出，廢諸科獨存進士，改詩賦為經義策論。
明清大略祖之。
然所以責之者太多，不得不偏重經義，士又失之迂疏，遂使拔取人才之第一途，有名無實。
（二十八）自晉至唐代民生主義之政策。
自新莽變法失敗後，言社會政策者，遂趨于緩和，又以儒學專行，法學消歇，遂不言節制資本，而單重平均地權。
以溫和之手段平均地權，是為晉之戶調式、北魏之均田令、唐之租庸調法。
此三法：（1）皆以無主之地授民。
（2）而于其固有者，則不奪之，但于其所有之數，立一最大之限度。
（3）至于所有之數僅是最小限度，則亦不準典賣。
但（A)無強迫遷移之法，因終不給于授。
（B）又人民緩急無可融通，終不能禁其典賣，遂至有名無實。
史稱唐開元時，法已大壞，至德宗時，楊炎為相，卒廢租庸調法而行兩稅。
但就其所有者而稅之，而人民田地之有無多少，官遂不複過問。
溫和之平均地權政策，至此告終。
（二十九）自漢末至宋兵制之變遷。
（1）漢末群雄割據，始有州郡之兵。
魏晉至南北朝，以内亂及分裂，迄不能廢。
（2）五胡亂華時，北方之軍隊，訖以異族為主力。
（3）北朝之末，異族漸與漢人同化，而戰争甚烈，不得不用漢人為兵。
又凋敝已極，不能出養兵之費。
乃有府兵之制，藉一部分之民為兵，令其耕以自養，寬其租調。
而隋唐因之。
（4）練兵必有目标，承平時無之，其勢不得不腐敗。
（5）藩鎮之兵遂起，以與州郡之兵，名異實同，終至分裂。
（6）宋代為矯其弊起見，集全國之兵權于中央，加重賦稅以養之。
此為極端兵民分工之制，與府兵之原理适相反，世多加以痛诋。
其實（A)分業于經濟為有利；（B）苟以财政所能負擔者為限度；（C）次第募天下奸悍無賴之民，加以嚴格之訓練，亦可化之為馴良。
故北宋兵制之壞，乃其行之不善，而非其原理之不能成立也。
（7）募兵之制既壞，王安石欲複民兵，乃先之以保甲之法，然此時之情勢，欲行通國皆兵之制極難，而行政上又無以善其後，遂至弊逾于利，其法卒不能立。
（三十）自漢至唐宗教之變遷。
列國時代，宗教皆含地方性，統一以後，始起全國的大宗教之要求。
此時各地方之宗教家，有走集中央者，《史記·封禅書》、《漢書·郊祀志》所載主于祠祭之方士是也。
是時所謂方士者，實有兩派，其另一派以（A）服食、（B）導引、（C）丹鼎、（D)房中等術，求為神仙，是為神仙家。
其後兩派遂相混合。
彼等有與上中流社會為緣者。
秦始皇、漢武帝所信之方士及晉世行于江南之天師道是也。
此派至寇謙之得北魏太武帝之尊信，遂成為國家所承認之宗教。
其在民間者，則時與政府為難，有大規模之反叛者，如張角、孫恩是也；有僅圖割據一地方者，如張魯是也。
此舉其較大者。
其餘借宗教以圖鼓動者，尚不可枚舉。
此等固有毫無意義者，然含有社會主義之建設性者亦不乏，如張魯及近代之太平天國是也。
張魯式之僅圖割據一隅者，既因四周皆敵而不克自立；太平天國式之大規模的革命運動，亦因（甲）其知識太淺，其建設之方案無可成功之理。
（有建設之幻想，而無可行之方案，徒嫉舊而不能更新。
）（乙）其自身為流氓，缺乏紀律，不樂勞動，故終于無成。
佛教之初期，亦與道教相近，借之以圖扇動者，亦不可枚舉。
畢竟佛教之哲理較道教為精，其得士大夫之信仰亦較道教為深，其平和的推行于民間之力，亦遂較道教為大。
中國向以儒釋道三教并稱。
三教并立之原理：（A）孔教專行于政治社會方面，放棄靈魂界之地盤，以讓釋道；（B)釋道皆專于靈魂界，而放棄政治社會方面，故不與俗界生沖突；（C)此為中國之宗教與歐洲大異之處，故中國無争教之禍。
至釋道二教，在教旨上，實無根本之區别，所以能并立者，則因舊日迷信之對象，不易鏟除。
佛教雖并不排斥中國之舊信仰，且企圖将中國之舊信仰編入彼教之中。
然究為來自國外之宗教，不能悉數網羅。
道教則在教理上遠非佛教之敵，故二者亦不得不并立。
此為政治所承認者，其流行于民間者，仍時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為緣，而為其扇動之工具。
異族入據之時，則又含有民族主義，如元清時白蓮教及太平天國是也。
（三十一）佛教在學術方面。
（1）佛教興起之時，乃印度各種學說同時并起，使人惶惑無所适從之時，佛乃授以切實可行之道，故佛非究竟真理之發現者，而為時代之聖者。
（語本日人《原始佛教概論》商務譯本。
）（2）佛教可分三期：佛教初興時，近人稱為原始佛教時期，後百年而小乘興，又五六百年而大乘興。
（此段曆史，詳見唐玄奘所著《異部
（1）隸書代篆書而通行，此為便于書寫起見。
（2）其後隸書又分為二派，有挑法者為八分書，供美術之用；無之者為章程書，即今之正書，供實際應用。
但其後章程書亦求書寫之工，亦複為美術品。
（3）求書寫之速，必須用草書。
草書起于棻草，本為應用起見，但至後漢之世，亦成為美術品。
中國字體本繁複，美術又貴多變化，遂使草體益趨紛歧，難供實用，行書乃起而代之。
然“行草”與草書，“真行”與正書相去無幾，仍不便用，簡筆之所以興，即因中國無草體以資應用故也。
（二十一）秦漢間文學之變遷。
東周至西漢為散文發達極盛之時代，此時之散文與口語極為相近。
西漢末造稍開骈俪之風。
自此至南北朝末，逐步順此趨向進行，遂成骈文時代。
散文之變為骈文，乃由（1）用字及辭。
漸次加選擇，取其能引起美感者。
（2）句讀求其整齊，使音調和諧，便于誦讀。
（3）多用典故，以引起豐富之想象。
文字至此遂與口語漸遠：（A)不切實用。
（B)從美的方面論，亦人工之美增加，天然之美喪失矣。
統觀此時代，（1）經學之趨于煩瑣，（2）書法及文學皆向美術方面發展，皆時局升平，經濟寬裕，文治漸興，有閑階級争在此一方面發展有以緻之也。
（二十二）兵制之變遷，民兵之廢。
為此時代一大事。
其故由于（1）統一之後，國力驟增，四周皆小部族，無論開拓或防禦皆用不着全國動員。
（2）古人之所憚，非當兵而為遠役。
兵役之負擔，自然偏于緣邊，有失其公平之旨。
（3）加以體恤良民，遂至（A)多用谪發及谪戍。
（B）其後乃至兼用降伏之異族。
此兩種現象皆起于武帝之時。
而民兵之廢，則成于後漢光武之廢郡國都尉，無複都試之役，此為五胡亂華時代，異族橫行，漢族難于恢複之一大原因。
（二十三）刑法之變遷。
秦漢之世，司法界有三大問題：（1）法律初病簡單，後傷錯亂。
李悝為魏文侯相，撰次諸國法為《法經》六篇。
商鞅取以相秦，此法至漢世實已不足于用，漢人乃陸續增加，更益之以“令”與“比”，無條理系統，奸吏遂得上下其手。
此事漢世屢圖矯正未成，至魏世始從事于法律之編纂。
晉初頒行之，是為《晉律》。
中國之法學觀念，為法性派，法文僅規定大綱，無甚根本變動。
現存之律最古者為《唐律》，大體沿襲《晉律》。
唐以後，定律者為金與明，皆本《唐律》。
《清律》又沿《明律》。
故自《晉律》定後，截至采用西洋法律以前，法律實無大變更也。
（2）為刑罰之變更。
秦用刑極酷。
（實則各國多如此，但或不如秦國之甚。
）漢文帝除肉刑，代以髡笞。
髡法過輕，略無懲艾，笞法過重，每至死亡。
刑罰之等級失其平。
欲複肉刑者頗多，又無人敢任其咎。
至隋，明定笞、杖、徒、流、死為五刑，此問題乃歸消滅。
此由古者但認以金屬兵器傷害人之肉體者為刑，其觀念不能驟變，故有此糾葛也。
（3）秦時獄吏之嚴酷。
漢代力加矯正，久之而其風氣始漸變。
在此過程之中，儒家主義輸入法律之中，取法家之地位而代之之處不少。
（二十四）兩晉南北朝之世。
兩晉南北朝之世，為中國與西洋曆史走入相異之路之最要關鍵。
西洋自蠻族侵入以後，遂非複羅馬人之世界。
中國則經異族之侵入，依然為中國人之世界也。
此其故：（1）由中國有廣大之長江流域，以資退守；而羅馬無之。
（2）由中國人之數遠較五胡為多，與羅馬人及蠻族之比例不同。
（3）由此等異族漸染漢族之文化已久，亦非西洋淺演之蠻族所及。
（慕容氏、苻堅、北魏孝文帝等不必論，即劉曜、石虎等亦不過一淫暴之主，其立法施政，仍接受中國之文化。
）（4）由羅馬此時，官吏、軍人、土豪、教士、蠻酋等，處處造成政治之中心，層累相及，持久不敝，遂成封建之局。
中國雖亦有此等端倪，然地勢平坦，風俗相同，中央之政權較強大，割據之局未能形成。
此時代重要之現象為：（A)南方之文化及産業漸次發達，尤其荊揚二州，即今湖南、北兩省間緣江之湖沼地帶及浙西太湖流域為全國經濟重心，完全肩負起抵禦北族及保存南方文化之重任。
（B)南方風氣漸趨文弱，北方則漸覺犷悍。
（C)由南方僅能保存文化而未能用武力将北方克服，故政治重心未能轉移至南方。
（D)自後漢之末，中原人成群遷徙，遂将積古以來各地方豪族之根基拔去。
（參看下節。
）(E）在此大遷移之中，貧民多入山與異族雜居，是為北方之山胡、南方之山越，山地借以開拓，異族借以同化者不少。
（二十五）人民大遷徙之影響。
當春秋戰國之世，貴族皆驕淫矜誇不能振，以緻嬴秦之末，豪傑蜂起，出身貴族者卒敗，起于平民者卒成，遂成漢初布衣卿相之局，因此漢代之選舉，亦不論門第。
然此等豪族在政治上雖無特權，在社會上之勢力仍在。
至後漢之末，天下大亂，人民開始大遷移，而死灰複燃其焰。
此時之勢家，其宗族、姻親團結之力及其對于地方人民統率之力，皆遠較後世為強。
觀其遷徙之時，往往成群結黨，又能互相周恤，立綱陳紀，可知當時僑州郡縣之設置，即因屬人主義未盡化除故也。
經過長時期之僑居，卒不能複我邦族，政治上不得不厲行土斷，而人事亦随之變遷，僑寓者之間彼此漸疏，而與土著者漸稔，于是屬地主義日昌，屬人主義日淡矣，此于各地方畛域之化除，所裨實大。
世族遷移者，一時頗能壟斷政權，抑壓土著，又藉九品中正制度之助力，在政治上多占優越之位置。
但此輩多無才略及勇氣。
革易之際，立功立事，及平時綜理政事者，轉多出于庶族；又在經濟上落伍，不得不貪庶族之富，而與之通譜通婚。
于是所謂門閥者本實先拔，僅藉惰力性而存在矣。
至唐末，天下大亂，譜牒喪失，取士結婚，均不照成規辦理，而所謂門閥者，遂蕩焉無存，積古相傳之階級，至此鏟除淨盡。
（二十六）士大夫階級性質之變遷。
封建時代士大夫階級之特質：（1）自視與平民不同；（2）勇于戰鬥；（3）不好利。
（此由其本為征服階級專以戰鬥為業，而其生活亦較平民為優裕之故。
）觀西漢之世，賈誼、董仲舒之議論最可見之。
其時文臣如公孫弘、蓋寬饒；武臣如張骞、傅介子、常惠、陳湯、李廣、李陵、班超等，均尚屬此風氣中人。
但社會之組織既已變遷，風氣終必随環境而改變，遂至奢侈嗜利頹廢。
晉初之石崇、王戎、王衍等是其代表。
以一時論，無中等階級為國之桢幹，是其弊；以永久論，特殊階級消泯，是真利。
（二十七）選舉制度之變遷。
此為破壞階級制度有力之因素，其重要之現象：（1）隋廢九品中正；（2）廢鄉官；（3）肇行科舉之制。
炀帝始設進士科，至唐漸盛。
科舉之制至宋漸重，明清益盛。
（A)打破門閥用人，固為優點。
（B)因此而“吏道”漸輕，使有學問者駕于有經驗者之上。
在理論上亦不失為進步，但其立法不善。
漢世四科取士，（甲）重德行、（乙）重學術、經中博士。
（丙）重文法、文中禦史。
（丁）重才能。
才任三輔令。
在理論上原極完全，但才德無可識驗，後遂偏重學術文法，是為唐世之明經、明法兩科。
此在理論上亦無不合，唯（子）所試者偏重記憶。
（帖經記經文，墨義記注。
）（醜）又因世重文辭，試詩賦之進士科，遠較“諸科”為重。
遂至群以進士之浮華為患。
宋王安石出，廢諸科獨存進士，改詩賦為經義策論。
明清大略祖之。
然所以責之者太多，不得不偏重經義，士又失之迂疏，遂使拔取人才之第一途，有名無實。
（二十八）自晉至唐代民生主義之政策。
自新莽變法失敗後，言社會政策者，遂趨于緩和，又以儒學專行，法學消歇，遂不言節制資本，而單重平均地權。
以溫和之手段平均地權，是為晉之戶調式、北魏之均田令、唐之租庸調法。
此三法：（1）皆以無主之地授民。
（2）而于其固有者，則不奪之，但于其所有之數，立一最大之限度。
（3）至于所有之數僅是最小限度，則亦不準典賣。
但（A)無強迫遷移之法，因終不給于授。
（B）又人民緩急無可融通，終不能禁其典賣，遂至有名無實。
史稱唐開元時，法已大壞，至德宗時，楊炎為相，卒廢租庸調法而行兩稅。
但就其所有者而稅之，而人民田地之有無多少，官遂不複過問。
溫和之平均地權政策，至此告終。
（二十九）自漢末至宋兵制之變遷。
（1）漢末群雄割據，始有州郡之兵。
魏晉至南北朝，以内亂及分裂，迄不能廢。
（2）五胡亂華時，北方之軍隊，訖以異族為主力。
（3）北朝之末，異族漸與漢人同化，而戰争甚烈，不得不用漢人為兵。
又凋敝已極，不能出養兵之費。
乃有府兵之制，藉一部分之民為兵，令其耕以自養，寬其租調。
而隋唐因之。
（4）練兵必有目标，承平時無之，其勢不得不腐敗。
（5）藩鎮之兵遂起，以與州郡之兵，名異實同，終至分裂。
（6）宋代為矯其弊起見，集全國之兵權于中央，加重賦稅以養之。
此為極端兵民分工之制，與府兵之原理适相反，世多加以痛诋。
其實（A)分業于經濟為有利；（B）苟以财政所能負擔者為限度；（C）次第募天下奸悍無賴之民，加以嚴格之訓練，亦可化之為馴良。
故北宋兵制之壞，乃其行之不善，而非其原理之不能成立也。
（7）募兵之制既壞，王安石欲複民兵，乃先之以保甲之法，然此時之情勢，欲行通國皆兵之制極難，而行政上又無以善其後，遂至弊逾于利，其法卒不能立。
（三十）自漢至唐宗教之變遷。
列國時代，宗教皆含地方性，統一以後，始起全國的大宗教之要求。
此時各地方之宗教家，有走集中央者，《史記·封禅書》、《漢書·郊祀志》所載主于祠祭之方士是也。
是時所謂方士者，實有兩派，其另一派以（A）服食、（B）導引、（C）丹鼎、（D)房中等術，求為神仙，是為神仙家。
其後兩派遂相混合。
彼等有與上中流社會為緣者。
秦始皇、漢武帝所信之方士及晉世行于江南之天師道是也。
此派至寇謙之得北魏太武帝之尊信，遂成為國家所承認之宗教。
其在民間者，則時與政府為難，有大規模之反叛者，如張角、孫恩是也；有僅圖割據一地方者，如張魯是也。
此舉其較大者。
其餘借宗教以圖鼓動者，尚不可枚舉。
此等固有毫無意義者，然含有社會主義之建設性者亦不乏，如張魯及近代之太平天國是也。
張魯式之僅圖割據一隅者，既因四周皆敵而不克自立；太平天國式之大規模的革命運動，亦因（甲）其知識太淺，其建設之方案無可成功之理。
（有建設之幻想，而無可行之方案，徒嫉舊而不能更新。
）（乙）其自身為流氓，缺乏紀律，不樂勞動，故終于無成。
佛教之初期，亦與道教相近，借之以圖扇動者，亦不可枚舉。
畢竟佛教之哲理較道教為精，其得士大夫之信仰亦較道教為深，其平和的推行于民間之力，亦遂較道教為大。
中國向以儒釋道三教并稱。
三教并立之原理：（A）孔教專行于政治社會方面，放棄靈魂界之地盤，以讓釋道；（B)釋道皆專于靈魂界，而放棄政治社會方面，故不與俗界生沖突；（C)此為中國之宗教與歐洲大異之處，故中國無争教之禍。
至釋道二教，在教旨上，實無根本之區别，所以能并立者，則因舊日迷信之對象，不易鏟除。
佛教雖并不排斥中國之舊信仰，且企圖将中國之舊信仰編入彼教之中。
然究為來自國外之宗教，不能悉數網羅。
道教則在教理上遠非佛教之敵，故二者亦不得不并立。
此為政治所承認者，其流行于民間者，仍時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為緣，而為其扇動之工具。
異族入據之時，則又含有民族主義，如元清時白蓮教及太平天國是也。
（三十一）佛教在學術方面。
（1）佛教興起之時，乃印度各種學說同時并起，使人惶惑無所适從之時，佛乃授以切實可行之道，故佛非究竟真理之發現者，而為時代之聖者。
（語本日人《原始佛教概論》商務譯本。
）（2）佛教可分三期：佛教初興時，近人稱為原始佛教時期，後百年而小乘興，又五六百年而大乘興。
（此段曆史，詳見唐玄奘所著《異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