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宗教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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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其原固亦出于史官也。
《學記》又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屍，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
”乞言養老之禮，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隆重如此者，正以其所謂師者，其初乃教中尊宿耳。
《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
”凱旋而釋奠于學者，以所謂學者本非學也。
此為辟雍明堂合一之誠證。
又曰：“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
夏後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
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
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
”鄭《注》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
小學中不得有乞言養老之禮，其說恐非。
375 《曲禮》曰：“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疏》引熊氏雲：“宦謂學仕官之事。
376此猶明世國子生之曆事，進士之觀政，皆居其官而學之，特曆事觀政者，皆在學成之後，古所謂宦者則不然耳。
李斯曰“若有欲學，以吏為師”，即宦之謂也。
古人實用之知識，皆由此得，故有重宦而輕學者。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曰：賊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論語·先進》。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左氏》襄公三十年。
皆此等見解也。
諸子之學，出于王官者以此。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滕文公上》。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學者大學，塾者貴族之小學；校、庠、序皆平民之學也。
《書傳》曰：“大夫七十而緻仕，老于鄉裡。
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
耰耝已藏，祈樂已入，歲事畢，餘子皆入學。
”《公羊解诂》曰：“一裡八十戶，八家共一巷。
中裡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
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
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
”宣公十五年。
孟子所謂：“校者，教也。
”又曰：“序者，射也；庠者，養也。
”蓋行鄉射及鄉飲酒禮之地。
子曰：“君子無所争，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争也君子。
”《禮記·射義》，又見《論語·季氏》。
又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别矣。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工人，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降，說屦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禮記·鄉飲酒義》。
蓋所謂庠序者，乃行禮觀化之地，不徒非讀書之處，并非設教之所也。
《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
故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将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
其二日：将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于君臣之義也。
其三日：将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則大學亦未嘗不以行禮觀化為重也。
故曰：“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祭義》。
世豈有空言而可以立教者哉？ 惟然，故古之言教化者，必在衣食饒足之後。
孟子曰：“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梁惠王上》。
故曰：“無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民鹹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王制》。
以上所言，皆封建之世之規模也。
東周以後，封建之制漸壞，學校稍以頹廢，士大夫亦多不說學。
《左氏》昭公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與之語，不說學。
”案此所謂不說學者，乃謂不說學校中之所謂學，非謂凡事皆不肯問學也。
蓋與子路、子皮同見。
官失其守，疇人子弟散之四方，本其所得，各自立說，于是王官之學，一變而為私家之學矣。
而平民之有餘暇能從事于學問者亦稍多，于是有聚徒設教之人，有負笈從師之事，而學問乃自貴族而移于平民。
第五節 先秦諸子 中國學術，凡三大變：邃古之世，一切學術思想之根原，業已旁薄郁積。
至東周之世，九流并起，而臻于極盛，此其第一期也。
秦、漢儒、道、法三家之學，及魏晉時之玄學，合儒道兩家。
并不過衍其緒餘。
渡江而後，佛學稍起，至隋、唐而極盛，此為一大變。
宋、明之理學，則融合佛學與我之所固有者也。
明中葉後，西學東來，至近四十年而風靡全國，此為其又一變。
将來歸宿如何，今尚未可豫知。
學問之事，每随所處之境而異。
各民族所處之境不同，故其所肆力、所成就者亦不同。
采人之所長，以補我之所阙，此一民族之文化，所以日臻美備；而亦全世界之文化，所以漸趨統一也。
語曰：“甘受和，白受采。
”惟文化本高者，為能傳受他人之文化，先秦學術，我之所固有也，固不容不究心矣。
先秦學術之原，古有二說：一為《漢書·藝文志》，謂其皆王官之一守，一為《淮南子·要略》，謂其起于救時之弊，二說孰是？曰：皆是也。
古代學術，為貴族所專有。
然貴族亦非積有根柢，不能有所成就，王官專理一業，守之以世，歲月既久經驗自宏，其能有所成就，亦固其所。
然非遭直世變，鄉學者不得如此其多，即其所成就，亦不得如此其大也。
故《漢志》與《淮南》，可謂一言其因，一言其緣也。
凡人之思想，大抵不能無後于時者也。
何則？世事隻有日新，決無複演，而人之所知，囿于既往，所以逆億将來，策畫将來者，大抵本往事以立說。
無論其所據若何，必不能與方來之事全合也。
惟亦不至全不合，因演進乃徐徐蛻變，非一日而大異于其故。
有時固似突變，然其暗中之變遷，亦必已甚久也。
先秦諸子，雖因救時之弊而起，然其說亦必有所本。
一為探求其本，而其說之由來，與其得失，概可見焉。
其所據最陳舊者，實惟農家。
農家之書，真系講樹藝之術者，為《呂覽》之《任地》《辨土》《審時》諸篇，然此非其所重。
先秦諸子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非以百畝為己憂者也。
《漢志》論農家之學雲：“鄙者為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可見《孟子》所載之許行，實為農家巨子。
《滕文公上》。
許行之言有二：一君臣并耕，一則物價但論多少，不論精粗也。
此蓋皇古之俗，固不能謂古無其事，亦不能謂其必不可複，然複之必有其方，許行之所以緻之者，其道果何如乎？許行未嘗有言。
如其有之，則陳相當述之，孟子當駁之，不應徒就宗旨辯難。
此則不能不令人疑其徒為高論者也。
所托之古，次于農家者為道家。
古書率以黃、老并稱。
今《老子》書皆三四言韻語；間有散句，系後人加入。
書中有雌雄牝牡字，而無男女字；又全書之義，女權率優于男權；足征其時之古。
此書決非東周時之老聃所為，蓋自古相傳，至老聃乃著之竹帛者也。
今《列子》書《天瑞篇》，有《黃帝書》兩條，其一文同《老子》。
又有《黃帝之言》一條，《力命篇》有《黃帝書》一條。
《列子》雖僞物，亦多有古書為據，謂《老子》為黃帝時書，蓋不誣矣。
《老子》書之宗旨，一在守柔，一在無為。
主守柔者，古人率剛勇好鬥。
377其敗也，非以其弱而以其強。
上古如蚩尤，中古如纣，下古如齊頃公、楚靈王、晉厲公、吳夫差、宋王偃、齊湣王皆然。
故以是為戒。
其立論之根據，則為禍福倚伏。
蓋觀四時、晝夜，而以天道為循環。
此固淺演之民可有之知識也。
無為猶言無化。
化者？棄其故俗，慕效他人。
蓋物質文明，傳播最易，野蠻人與文明人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
然役物之方既變，則人與人之關系，亦随之而變。
而是時之效法文明，不過任其遷流所至，非有策畫，改變社會之組織，以與之相應也，則物質文明日增，而社會組織随之而壞矣。
民間之慕效文明，隐而難見，君上之倡率，則顯而易明，故古人恒以是為戒，如由餘對秦穆公之言是也。
見第九章第四節。
此等見解，誠不能謂為無理，然不能改變社會之組織，以與新文明相應，而徒欲阻遏文明，雲胡可得？況習俗之變，由于在上者之倡率，不過就表面觀之則然。
人之趨利，如水就下。
慕效文明，其利顯而易見，社會組織變壞，其患隐而難知，亦且未必及己，人又孰肯念亂？“化而欲作”，雖“鎮之以無名之樸”，又何益邪？ 道家中别一派為莊、列。
莊、列之說，蓋鑒于世事之變化無方，其禍福殊不可知，故有齊物論之說。
論同倫，類也。
物論可齊，複何所欣羨？何所畏避？故主張委心任運。
其書雖亟稱老聃，然其宗旨，實與老聃大異也。
所根據之道，稍後于老子者為墨。
墨之道原于禹。
讀孫星衍《墨子後序》，即可見之。
《漢志》雲：“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
茅屋采椽，是以貴儉。
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
養三老五更者？所謂老人之老。
選士大射，是以尚賢。
選士所以助祭，見第十四章第三節。
宗祀嚴父，是以右鬼。
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
此命蓋陰陽五行家所言之命，謂萬物變化，悉由二氣乘除，五行生勝者也。
與墨子《天志》《明鬼》之論。
謂有天與鬼以主其賞罰者不同，順四時而行，即明堂月令之法，其法謂行令有誤，則天降之罰，與《天志》之言正合。
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
”此數語若知古明堂清廟合一，自極易明。
《呂覽·當染》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墨子學焉。
”史固辨于明堂行政之典者也。
墨家之根本義曰兼愛，此即所謂夏尚忠。
兼愛則不容剝民以自奉，是以貴儉，而節用、節葬、非樂之說出焉。
兼愛則不容奪人所有，且使其民肝腦塗地，于是有非攻之論。
何以戢攻者之心，則守禦之術尚矣。
非攻之說，《呂覽》力駁之，而主義兵，見《蕩兵篇》。
其說誠辨。
然究極言之，攻與守固不能判兵之義不義而自大體言之，攻兵究以不義者為多，墨子固取救時之弊，非作究極之論也。
貴儉之論，荀子力駁之。
見《富國篇》。
其實墨子所行者，乃古兇荒劄喪之變禮，本不謂平世亦當如是。
荀子之難，彌不中理矣。
然墨子之論，皆責難于王公大人，此非習于驕侈者所能從；欲以《天志》《明鬼》之說歆動之，則此說又久為時人所不信矣；見上節。
此其道之所以卒不能行也。
《淮南·要略》謂墨子學于孔子而不說，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今觀《墨子》書，《修身》《親士》《當染》，純為儒家言，他篇又多引《詩》《書》之文，則《淮南》之說是也。
儒與墨，蓋當時失職之貴族。
性好文者則為儒，性好武者則為俠，自成氣類，孔、墨就而施教焉，非孔、墨身所結合之徒黨也。
儒之義為柔，若曾子之兢兢自守，言必信，行必果者，蓋其本來面目。
孔子之道，則不盡于是。
孔子之道，具于六《經》。
六《經》者，《詩》《書》《禮》《樂》《易》《春秋》。
《詩》《書》《禮》《樂》本大學之舊科，《易》《春秋》則孔門之大道也。
“《易》本隐以至顯，《春秋》推見至隐。
”蓋一以明道，一就行事示人之措施，何如斯謂之合于道，二書實相表裡也。
邃古社會，蕩平無黨類，孔子謂之大同。
封建之世，雖已有君民等級之不同，然大同之世，社會之成規，尚多沿襲未廢，是為孔子所謂小康。
春秋以後，則入于亂世矣。
《春秋》三世之義，據亂而作，進于升平，更進于大平，蓋欲逆挽世運，複于大同。
今儒家所傳多小康之義，稱頌封建初期之治法，後人拘泥之，或且緻弊，然此乃傳其道者不克負荷，不能歸咎于孔子也。
儒家治民，最重教化，此為其出于司徒之官之本色。
其處己之道，最高者為中庸。
待人之道，最高者為絜矩。
中庸者，随時随地，審處而求其至當。
絜矩者，就所接之人，我所願于彼者，即彼之所願于我，而當以是先施之。
其說簡而賠，為人人所能明，所易守，無怪其能範圍人心數千年之久也。
孔門龍象，厥惟孟荀。
孟子言性善，辨義利，闡知言養氣之功，申民貴君輕之義，又重制民之産，有功于儒學極大。
荀子晚出，持論少近刻覈，然其隆禮、明分之論，亦極精辟也。
儒家有通三統之論，已見第十四章第一節。
而陰陽家有五德終始之說，其意亦猶是也。
陰陽家以鄒衍為大師，《史記·孟旬列傳》載其說甚怪迂，然其意，亦欲本所已知，推所未知而已。
《漢書·嚴安傳》載安上書引鄒子之言曰：“政教文質者，所以雲救也。
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
”則五德終始之說，猶儒家之通三統，謂有五種治法，當以時更易耳。
《史記》曰：“奭也文具難施。
”而《漢志》有《鄒奭子》十二篇，則已拟有實行之法。
果難施與否，今不可知，要非如漢人之言五德者，徒以改正朔、易服色為盡其能事也。
《大史公自序》述其父談之論，謂陰陽家言，“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此乃陰陽家之流失，而非其道遂盡于是也。
以上諸家，辜較言之，可雲農家之所願望者，為神農以前之世。
道家之所稱誦者，為黃帝時之說。
墨家所欲行者為夏道。
儒家與陰陽家，則欲合西周以前之法，斟酌而損益之。
切于東周事勢者，實惟法家。
秦人之兼并六國，原因雖不一端，法家之功，要不可沒也。
東周時之要務有二：一為富國強兵，一為裁抑貴族。
前者為法家言，後者為術家言，說見《韓非子·定法篇》。
申不害言術，公孫鞅為法，韓非蓋欲兼綜二派者。
法家宗旨，在“法目然”，故戒釋法而任情。
揆其意，固不主于寬縱，亦不容失之嚴酷。
然專欲富國強兵，終不免以人為殉。
《韓非子·備内篇》雲：“王良愛馬，為其可以馳驅，勾踐愛人，乃欲用以戰鬥。
”情見乎辭矣。
在列國相争，急求一統之時，可以暫用，治平一統之時而猶用之，則戀蘧廬而不舍矣。
秦之速亡，亦不得謂非過用法家言之咎。
後此之法學，則名為法，實乃術家言耳。
名家之學出于墨。
已見上節。
《漢志》推論，謂其出于禮官，蓋禮主差别，差别必有其由，深求差别之由，是為名家之學，督責之術，必求名實之相符，故名法二家，關系殊密也。
顧名家之學，如臧三耳等，轉若與恒情相違者？則恒情但見其淺，深求之，其說固不得不如是；抑同異本亦相待，深求其異，或将反見為同，此惠施所以有“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之論。
見《莊子·天下篇》。
又疑此亦由其學原出墨家，故仍不離忠愛之旨也。
名家之學，深奧難明，欲知其詳者，拙撰《先秦學術概論》下篇第六章似可參看。
世界書局本。
縱橫家者流，《漢志》雲出于行人之官，其學亦自古有之，而大盛于戰國之世。
古之使者，“受命不受辭”，故行人之辭令特重，至戰國時，列國之間縱橫捭阖益甚，而其術亦愈工也。
縱橫家之書，存者惟一《戰國策》。
參看第二章。
其書述策士行事，多類平話，殊不足信。
其精義，存于《韓非子》之《說難篇》。
扼要言之，則曰：視所說者為何如人，然後以吾說當之而已。
雜家者流，《漢志》曰：“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
”蓋專門之學，往往蔽于其所不知。
西漢以前，學多專門，實宜有以袪其弊，故雜家但綜合諸家，即可自成一學也。
雜家蓋後世通學之原，所謂議官，則啧室之類也。
見第十四章第二節。
以上所述，時為九流，見《劉子·九流篇》，《後漢書·張衡傳注》同。
益以小說，則成十家。
《漢志》曰：“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宮，街談巷議，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疑《周官》誦訓、訓方氏之所采者正此類。
九流之學，皆出士大夫，惟此為人民所造。
《漢志》所載，書已盡亡。
《禦覽》卷八百六十六引《風俗通》，謂宋城門失火，汲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取之。
說出百家，猶可略見其面目也。
諸子十家，為先秦學術之中堅。
兵書數術、方技三略，其為專門之學，亦與諸子同。
數術、方技見上節，兵書略見第二章。
《漢志》所以别為略者，蓋以校書者之異其人，非意有所軒轾也。
獨列六藝于儒家，則為漢世古文家之私言。
今文家之所傳者，為儒家之學，雖涉曆代制度，乃以其為儒家之說而傳之，非講曆史也。
古文家本無師說，自以其意求之古書，則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與孔子等耳。
此以治學論，固無所不可，然古代學術之源流，則不如是也。
《學記》又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屍，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
”乞言養老之禮，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隆重如此者，正以其所謂師者，其初乃教中尊宿耳。
《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
”凱旋而釋奠于學者，以所謂學者本非學也。
此為辟雍明堂合一之誠證。
又曰：“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
夏後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
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
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
”鄭《注》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
小學中不得有乞言養老之禮，其說恐非。
375 《曲禮》曰：“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疏》引熊氏雲：“宦謂學仕官之事。
376此猶明世國子生之曆事，進士之觀政，皆居其官而學之，特曆事觀政者，皆在學成之後，古所謂宦者則不然耳。
李斯曰“若有欲學，以吏為師”，即宦之謂也。
古人實用之知識，皆由此得，故有重宦而輕學者。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曰：賊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論語·先進》。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左氏》襄公三十年。
皆此等見解也。
諸子之學，出于王官者以此。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滕文公上》。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學者大學，塾者貴族之小學；校、庠、序皆平民之學也。
《書傳》曰：“大夫七十而緻仕，老于鄉裡。
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
耰耝已藏，祈樂已入，歲事畢，餘子皆入學。
”《公羊解诂》曰：“一裡八十戶，八家共一巷。
中裡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
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
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
”宣公十五年。
孟子所謂：“校者，教也。
”又曰：“序者，射也；庠者，養也。
”蓋行鄉射及鄉飲酒禮之地。
子曰：“君子無所争，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争也君子。
”《禮記·射義》，又見《論語·季氏》。
又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别矣。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工人，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降，說屦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禮記·鄉飲酒義》。
蓋所謂庠序者，乃行禮觀化之地，不徒非讀書之處，并非設教之所也。
《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
故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将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
其二日：将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于君臣之義也。
其三日：将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則大學亦未嘗不以行禮觀化為重也。
故曰：“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祭義》。
世豈有空言而可以立教者哉？ 惟然，故古之言教化者，必在衣食饒足之後。
孟子曰：“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梁惠王上》。
故曰：“無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民鹹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王制》。
以上所言，皆封建之世之規模也。
東周以後，封建之制漸壞，學校稍以頹廢，士大夫亦多不說學。
《左氏》昭公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與之語，不說學。
”案此所謂不說學者，乃謂不說學校中之所謂學，非謂凡事皆不肯問學也。
蓋與子路、子皮同見。
官失其守，疇人子弟散之四方，本其所得，各自立說，于是王官之學，一變而為私家之學矣。
而平民之有餘暇能從事于學問者亦稍多，于是有聚徒設教之人，有負笈從師之事，而學問乃自貴族而移于平民。
第五節 先秦諸子 中國學術，凡三大變：邃古之世，一切學術思想之根原，業已旁薄郁積。
至東周之世，九流并起，而臻于極盛，此其第一期也。
秦、漢儒、道、法三家之學，及魏晉時之玄學，合儒道兩家。
并不過衍其緒餘。
渡江而後，佛學稍起，至隋、唐而極盛，此為一大變。
宋、明之理學，則融合佛學與我之所固有者也。
明中葉後，西學東來，至近四十年而風靡全國，此為其又一變。
将來歸宿如何，今尚未可豫知。
學問之事，每随所處之境而異。
各民族所處之境不同，故其所肆力、所成就者亦不同。
采人之所長，以補我之所阙，此一民族之文化，所以日臻美備；而亦全世界之文化，所以漸趨統一也。
語曰：“甘受和，白受采。
”惟文化本高者，為能傳受他人之文化，先秦學術，我之所固有也，固不容不究心矣。
先秦學術之原，古有二說：一為《漢書·藝文志》，謂其皆王官之一守，一為《淮南子·要略》，謂其起于救時之弊，二說孰是？曰：皆是也。
古代學術，為貴族所專有。
然貴族亦非積有根柢，不能有所成就，王官專理一業，守之以世，歲月既久經驗自宏，其能有所成就，亦固其所。
然非遭直世變，鄉學者不得如此其多，即其所成就，亦不得如此其大也。
故《漢志》與《淮南》，可謂一言其因，一言其緣也。
凡人之思想，大抵不能無後于時者也。
何則？世事隻有日新，決無複演，而人之所知，囿于既往，所以逆億将來，策畫将來者，大抵本往事以立說。
無論其所據若何，必不能與方來之事全合也。
惟亦不至全不合，因演進乃徐徐蛻變，非一日而大異于其故。
有時固似突變，然其暗中之變遷，亦必已甚久也。
先秦諸子，雖因救時之弊而起，然其說亦必有所本。
一為探求其本，而其說之由來，與其得失，概可見焉。
其所據最陳舊者，實惟農家。
農家之書，真系講樹藝之術者，為《呂覽》之《任地》《辨土》《審時》諸篇，然此非其所重。
先秦諸子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非以百畝為己憂者也。
《漢志》論農家之學雲：“鄙者為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可見《孟子》所載之許行，實為農家巨子。
《滕文公上》。
許行之言有二：一君臣并耕，一則物價但論多少，不論精粗也。
此蓋皇古之俗，固不能謂古無其事，亦不能謂其必不可複，然複之必有其方，許行之所以緻之者，其道果何如乎？許行未嘗有言。
如其有之，則陳相當述之，孟子當駁之，不應徒就宗旨辯難。
此則不能不令人疑其徒為高論者也。
所托之古，次于農家者為道家。
古書率以黃、老并稱。
今《老子》書皆三四言韻語；間有散句，系後人加入。
書中有雌雄牝牡字，而無男女字；又全書之義，女權率優于男權；足征其時之古。
此書決非東周時之老聃所為，蓋自古相傳，至老聃乃著之竹帛者也。
今《列子》書《天瑞篇》，有《黃帝書》兩條，其一文同《老子》。
又有《黃帝之言》一條，《力命篇》有《黃帝書》一條。
《列子》雖僞物，亦多有古書為據，謂《老子》為黃帝時書，蓋不誣矣。
《老子》書之宗旨，一在守柔，一在無為。
主守柔者，古人率剛勇好鬥。
377其敗也，非以其弱而以其強。
上古如蚩尤，中古如纣，下古如齊頃公、楚靈王、晉厲公、吳夫差、宋王偃、齊湣王皆然。
故以是為戒。
其立論之根據，則為禍福倚伏。
蓋觀四時、晝夜，而以天道為循環。
此固淺演之民可有之知識也。
無為猶言無化。
化者？棄其故俗，慕效他人。
蓋物質文明，傳播最易，野蠻人與文明人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
然役物之方既變，則人與人之關系，亦随之而變。
而是時之效法文明，不過任其遷流所至，非有策畫，改變社會之組織，以與之相應也，則物質文明日增，而社會組織随之而壞矣。
民間之慕效文明，隐而難見，君上之倡率，則顯而易明，故古人恒以是為戒，如由餘對秦穆公之言是也。
見第九章第四節。
此等見解，誠不能謂為無理，然不能改變社會之組織，以與新文明相應，而徒欲阻遏文明，雲胡可得？況習俗之變，由于在上者之倡率，不過就表面觀之則然。
人之趨利，如水就下。
慕效文明，其利顯而易見，社會組織變壞，其患隐而難知，亦且未必及己，人又孰肯念亂？“化而欲作”，雖“鎮之以無名之樸”，又何益邪？ 道家中别一派為莊、列。
莊、列之說，蓋鑒于世事之變化無方，其禍福殊不可知，故有齊物論之說。
論同倫，類也。
物論可齊，複何所欣羨？何所畏避？故主張委心任運。
其書雖亟稱老聃，然其宗旨，實與老聃大異也。
所根據之道，稍後于老子者為墨。
墨之道原于禹。
讀孫星衍《墨子後序》，即可見之。
《漢志》雲：“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
茅屋采椽，是以貴儉。
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
養三老五更者？所謂老人之老。
選士大射，是以尚賢。
選士所以助祭，見第十四章第三節。
宗祀嚴父，是以右鬼。
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
此命蓋陰陽五行家所言之命，謂萬物變化，悉由二氣乘除，五行生勝者也。
與墨子《天志》《明鬼》之論。
謂有天與鬼以主其賞罰者不同，順四時而行，即明堂月令之法，其法謂行令有誤，則天降之罰，與《天志》之言正合。
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
”此數語若知古明堂清廟合一，自極易明。
《呂覽·當染》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墨子學焉。
”史固辨于明堂行政之典者也。
墨家之根本義曰兼愛，此即所謂夏尚忠。
兼愛則不容剝民以自奉，是以貴儉，而節用、節葬、非樂之說出焉。
兼愛則不容奪人所有，且使其民肝腦塗地，于是有非攻之論。
何以戢攻者之心，則守禦之術尚矣。
非攻之說，《呂覽》力駁之，而主義兵，見《蕩兵篇》。
其說誠辨。
然究極言之，攻與守固不能判兵之義不義而自大體言之，攻兵究以不義者為多，墨子固取救時之弊，非作究極之論也。
貴儉之論，荀子力駁之。
見《富國篇》。
其實墨子所行者，乃古兇荒劄喪之變禮，本不謂平世亦當如是。
荀子之難，彌不中理矣。
然墨子之論，皆責難于王公大人，此非習于驕侈者所能從；欲以《天志》《明鬼》之說歆動之，則此說又久為時人所不信矣；見上節。
此其道之所以卒不能行也。
《淮南·要略》謂墨子學于孔子而不說，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今觀《墨子》書，《修身》《親士》《當染》，純為儒家言，他篇又多引《詩》《書》之文，則《淮南》之說是也。
儒與墨，蓋當時失職之貴族。
性好文者則為儒，性好武者則為俠，自成氣類，孔、墨就而施教焉，非孔、墨身所結合之徒黨也。
儒之義為柔，若曾子之兢兢自守，言必信，行必果者，蓋其本來面目。
孔子之道，則不盡于是。
孔子之道，具于六《經》。
六《經》者，《詩》《書》《禮》《樂》《易》《春秋》。
《詩》《書》《禮》《樂》本大學之舊科，《易》《春秋》則孔門之大道也。
“《易》本隐以至顯，《春秋》推見至隐。
”蓋一以明道，一就行事示人之措施，何如斯謂之合于道，二書實相表裡也。
邃古社會，蕩平無黨類，孔子謂之大同。
封建之世，雖已有君民等級之不同，然大同之世，社會之成規，尚多沿襲未廢，是為孔子所謂小康。
春秋以後，則入于亂世矣。
《春秋》三世之義，據亂而作，進于升平，更進于大平，蓋欲逆挽世運，複于大同。
今儒家所傳多小康之義，稱頌封建初期之治法，後人拘泥之，或且緻弊，然此乃傳其道者不克負荷，不能歸咎于孔子也。
儒家治民，最重教化，此為其出于司徒之官之本色。
其處己之道，最高者為中庸。
待人之道，最高者為絜矩。
中庸者，随時随地，審處而求其至當。
絜矩者，就所接之人，我所願于彼者，即彼之所願于我，而當以是先施之。
其說簡而賠，為人人所能明，所易守，無怪其能範圍人心數千年之久也。
孔門龍象，厥惟孟荀。
孟子言性善，辨義利，闡知言養氣之功，申民貴君輕之義，又重制民之産，有功于儒學極大。
荀子晚出，持論少近刻覈，然其隆禮、明分之論，亦極精辟也。
儒家有通三統之論，已見第十四章第一節。
而陰陽家有五德終始之說，其意亦猶是也。
陰陽家以鄒衍為大師，《史記·孟旬列傳》載其說甚怪迂，然其意，亦欲本所已知，推所未知而已。
《漢書·嚴安傳》載安上書引鄒子之言曰：“政教文質者，所以雲救也。
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
”則五德終始之說，猶儒家之通三統，謂有五種治法，當以時更易耳。
《史記》曰：“奭也文具難施。
”而《漢志》有《鄒奭子》十二篇，則已拟有實行之法。
果難施與否，今不可知，要非如漢人之言五德者，徒以改正朔、易服色為盡其能事也。
《大史公自序》述其父談之論，謂陰陽家言，“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此乃陰陽家之流失，而非其道遂盡于是也。
以上諸家，辜較言之，可雲農家之所願望者，為神農以前之世。
道家之所稱誦者，為黃帝時之說。
墨家所欲行者為夏道。
儒家與陰陽家，則欲合西周以前之法，斟酌而損益之。
切于東周事勢者，實惟法家。
秦人之兼并六國，原因雖不一端，法家之功，要不可沒也。
東周時之要務有二：一為富國強兵，一為裁抑貴族。
前者為法家言，後者為術家言，說見《韓非子·定法篇》。
申不害言術，公孫鞅為法，韓非蓋欲兼綜二派者。
法家宗旨，在“法目然”，故戒釋法而任情。
揆其意，固不主于寬縱，亦不容失之嚴酷。
然專欲富國強兵，終不免以人為殉。
《韓非子·備内篇》雲：“王良愛馬，為其可以馳驅，勾踐愛人，乃欲用以戰鬥。
”情見乎辭矣。
在列國相争，急求一統之時，可以暫用，治平一統之時而猶用之，則戀蘧廬而不舍矣。
秦之速亡，亦不得謂非過用法家言之咎。
後此之法學，則名為法，實乃術家言耳。
名家之學出于墨。
已見上節。
《漢志》推論，謂其出于禮官，蓋禮主差别，差别必有其由，深求差别之由，是為名家之學，督責之術，必求名實之相符，故名法二家，關系殊密也。
顧名家之學，如臧三耳等，轉若與恒情相違者？則恒情但見其淺，深求之，其說固不得不如是；抑同異本亦相待，深求其異，或将反見為同，此惠施所以有“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之論。
見《莊子·天下篇》。
又疑此亦由其學原出墨家，故仍不離忠愛之旨也。
名家之學，深奧難明，欲知其詳者，拙撰《先秦學術概論》下篇第六章似可參看。
世界書局本。
縱橫家者流，《漢志》雲出于行人之官，其學亦自古有之，而大盛于戰國之世。
古之使者，“受命不受辭”，故行人之辭令特重，至戰國時，列國之間縱橫捭阖益甚，而其術亦愈工也。
縱橫家之書，存者惟一《戰國策》。
參看第二章。
其書述策士行事，多類平話，殊不足信。
其精義，存于《韓非子》之《說難篇》。
扼要言之，則曰：視所說者為何如人，然後以吾說當之而已。
雜家者流，《漢志》曰：“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
”蓋專門之學，往往蔽于其所不知。
西漢以前，學多專門，實宜有以袪其弊，故雜家但綜合諸家，即可自成一學也。
雜家蓋後世通學之原，所謂議官，則啧室之類也。
見第十四章第二節。
以上所述，時為九流，見《劉子·九流篇》，《後漢書·張衡傳注》同。
益以小說，則成十家。
《漢志》曰：“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宮，街談巷議，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疑《周官》誦訓、訓方氏之所采者正此類。
九流之學，皆出士大夫，惟此為人民所造。
《漢志》所載，書已盡亡。
《禦覽》卷八百六十六引《風俗通》，謂宋城門失火，汲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取之。
說出百家，猶可略見其面目也。
諸子十家，為先秦學術之中堅。
兵書數術、方技三略，其為專門之學，亦與諸子同。
數術、方技見上節，兵書略見第二章。
《漢志》所以别為略者，蓋以校書者之異其人，非意有所軒轾也。
獨列六藝于儒家，則為漢世古文家之私言。
今文家之所傳者，為儒家之學，雖涉曆代制度，乃以其為儒家之說而傳之，非講曆史也。
古文家本無師說，自以其意求之古書，則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與孔子等耳。
此以治學論，固無所不可，然古代學術之源流，則不如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