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古史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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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
”又引《六藝論》雲：“遂王之後，曆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
”方叔玑《注》雲：“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雒紀，連通紀，序命紀。
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雒三，連通六，序命四。
”《疏》雲：“谯周《古史考》，燧人次有三姓至伏羲，其文不同。
”《曲禮疏》引谯周雲：“伏羲以次有三姓至女娲，女娲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
”亦緯候既興後之說也。
《書疏》引《雒師謀注》雲：“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惠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
”又雲：“本惟雲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
遍校諸本，則無五字也。
”案《乾鑿度》謂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而文王受命，今益三百六十歲，更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凡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年，較二百七十六萬年，尚少十八，則《乾鑿度》與《雒師謀》不同。
依《乾鑿度》，文王受命，當在春秋前四百七十有八歲。
若依《世經》，則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攝政七年；其明年，為成王元年，命伯禽俾侯于魯；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文王受命，在春秋前四百十三年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集解》引徐廣曰：“自共和元年（前841），歲在庚申，訖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凡三百六十五年。
”又《周本紀集解》引徐廣曰：“自周乙巳至元鼎四年（前113）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漢之九十四年也。
漢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封周後也。
”案《六國表》：起周元王，訖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
元王元年（前475），至赧王五十九年（前256）乙巳，凡二百二十一年。
依《史記》年表，共和至赧王，凡五百八十六年；至漢武帝天漢四年（前97），則七百四十五年也。
《正義·論史例》雲：“大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前97），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
”張氏此言，自共和以後，當以《史記》本書為據。
共和以前，除舜三十九年，見于本書外，《集解》引皇甫谧：黃帝百，颛顼七十八，喾七十，《禦覽·皇王部》引作七十五。
摯九，堯九十八；《世紀》古帝王年數，伏犧百，神農百二十，少昊百，亦皆成數。
惟颛顼、帝喾不然，未知何故。
然《禦覽》又引陶弘景，謂帝喾在位六十三年，《路史》同。
六十三加七十八，加九，幾百五十，則亦成數矣。
此等亦必有其由，惜無可考也。
又引《竹書紀年》，謂夏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自湯滅夏以至于受，用歲四百九十六年；《正義》引《竹書》曰：“自盤庚徙殷，至纣之滅，七百七十三年。
”七百之七，當系誤字。
周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正義》皆無異說，亦未嘗别有征引，似當同之。
依此計算，自黃帝至周幽王，合一千六百十八年。
東周以下，依《史記》本書計，至天漢四年（前97），合六百七十四年。
兩數合計，凡二千二百九十二年。
較二千四百一十三，尚少百二十一。
未知張氏何所依據也。
又《水經·瓠子河注》，謂成陽堯妃祠，有漢建甯五年（172）成陽令管遵所立碑，記堯即位至永嘉三年（309），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
《北史·張彜傳》，言彜上《列帝圖》，起元庖犧，終于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曆三千二百七十一年。
亦未知其何據。
《路史》引《易緯稽覽圖》雲：“夏年四百三十一，殷年四百九十六”，此造《竹書》者所據也。
造《竹書》者，蓋以為羿、浞之亂，曆四十年，故益四百三十一為四百七十一。
此書真本，蓋亦未嘗有傳于後，唐人所據，其僞亦與明人所造等耳。
夫魏史必出于晉，晉史于靖侯以上，已不能具其年數，安能詳夏、殷以前？況晉又何所受之欤？受之周欤？周何為秘之，雖魯号秉周禮者，亦不得聞，而獨畀之唐叔？且韓亦三晉之一，何以韓非言唐、虞以來年數，其不審谛，亦與孟子同？即魏人亦未有能詳言古代年數者。
豈又悶之生人，而獨藏諸王之冢中欤？于情于理，無一可通。
31故《竹書》而有共和以前之紀年，即知其不足信，更不必問其所紀者如何也。
以曆法推古年代，本最可信，然昔人從事于此者，其術多未甚精；古曆法亦多疏舛；史籍記載，又有訛誤；故其所推，卒不盡可據也。
劉歆而後，宋邵雍又有《皇極經世書》，推堯元年為甲辰，在民國紀元前四千二百六十八年，西元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亦未知其何據。
金履祥作《通鑒綱目前綸》用之，元、明以降，《綱目》盛行，流俗言古史者遂多沿焉。
先史之世，無年可紀，史家乃以時代代紀年。
年代愈古，則材料愈乏，而其所分時代愈長。
看似粗略，然愈古則演進愈遲，變異亦愈少，據其器物，固亦可想見其大略也。
分畫先史時期，大别為舊石器（palaeolithicage）、新石器（neolithicage）、青銅器（bronzeage）、鐵器（ironage）四期。
舊石器中，又分前後。
前期三：曰芝良期（Chellean），其所用器，隻有石斧，略别
”又引《六藝論》雲：“遂王之後，曆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
”方叔玑《注》雲：“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雒紀，連通紀，序命紀。
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雒三，連通六，序命四。
”《疏》雲：“谯周《古史考》，燧人次有三姓至伏羲，其文不同。
”《曲禮疏》引谯周雲：“伏羲以次有三姓至女娲，女娲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
”亦緯候既興後之說也。
《書疏》引《雒師謀注》雲：“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惠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
”又雲：“本惟雲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
遍校諸本，則無五字也。
”案《乾鑿度》謂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而文王受命，今益三百六十歲，更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凡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年，較二百七十六萬年，尚少十八，則《乾鑿度》與《雒師謀》不同。
依《乾鑿度》，文王受命，當在春秋前四百七十有八歲。
若依《世經》，則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攝政七年；其明年，為成王元年，命伯禽俾侯于魯；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文王受命，在春秋前四百十三年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集解》引徐廣曰：“自共和元年（前841），歲在庚申，訖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凡三百六十五年。
”又《周本紀集解》引徐廣曰：“自周乙巳至元鼎四年（前113）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漢之九十四年也。
漢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封周後也。
”案《六國表》：起周元王，訖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
元王元年（前475），至赧王五十九年（前256）乙巳，凡二百二十一年。
依《史記》年表，共和至赧王，凡五百八十六年；至漢武帝天漢四年（前97），則七百四十五年也。
《正義·論史例》雲：“大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前97），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
”張氏此言，自共和以後，當以《史記》本書為據。
共和以前，除舜三十九年，見于本書外，《集解》引皇甫谧：黃帝百，颛顼七十八，喾七十，《禦覽·皇王部》引作七十五。
摯九，堯九十八；《世紀》古帝王年數，伏犧百，神農百二十，少昊百，亦皆成數。
惟颛顼、帝喾不然，未知何故。
然《禦覽》又引陶弘景，謂帝喾在位六十三年，《路史》同。
六十三加七十八，加九，幾百五十，則亦成數矣。
此等亦必有其由，惜無可考也。
又引《竹書紀年》，謂夏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自湯滅夏以至于受，用歲四百九十六年；《正義》引《竹書》曰：“自盤庚徙殷，至纣之滅，七百七十三年。
”七百之七，當系誤字。
周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正義》皆無異說，亦未嘗别有征引，似當同之。
依此計算，自黃帝至周幽王，合一千六百十八年。
東周以下，依《史記》本書計，至天漢四年（前97），合六百七十四年。
兩數合計，凡二千二百九十二年。
較二千四百一十三，尚少百二十一。
未知張氏何所依據也。
又《水經·瓠子河注》，謂成陽堯妃祠，有漢建甯五年（172）成陽令管遵所立碑，記堯即位至永嘉三年（309），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
《北史·張彜傳》，言彜上《列帝圖》，起元庖犧，終于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曆三千二百七十一年。
亦未知其何據。
《路史》引《易緯稽覽圖》雲：“夏年四百三十一，殷年四百九十六”，此造《竹書》者所據也。
造《竹書》者，蓋以為羿、浞之亂，曆四十年，故益四百三十一為四百七十一。
此書真本，蓋亦未嘗有傳于後，唐人所據，其僞亦與明人所造等耳。
夫魏史必出于晉，晉史于靖侯以上，已不能具其年數，安能詳夏、殷以前？況晉又何所受之欤？受之周欤？周何為秘之，雖魯号秉周禮者，亦不得聞，而獨畀之唐叔？且韓亦三晉之一，何以韓非言唐、虞以來年數，其不審谛，亦與孟子同？即魏人亦未有能詳言古代年數者。
豈又悶之生人，而獨藏諸王之冢中欤？于情于理，無一可通。
31故《竹書》而有共和以前之紀年，即知其不足信，更不必問其所紀者如何也。
以曆法推古年代，本最可信，然昔人從事于此者，其術多未甚精；古曆法亦多疏舛；史籍記載，又有訛誤；故其所推，卒不盡可據也。
劉歆而後，宋邵雍又有《皇極經世書》，推堯元年為甲辰，在民國紀元前四千二百六十八年，西元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亦未知其何據。
金履祥作《通鑒綱目前綸》用之，元、明以降，《綱目》盛行，流俗言古史者遂多沿焉。
先史之世，無年可紀，史家乃以時代代紀年。
年代愈古，則材料愈乏，而其所分時代愈長。
看似粗略，然愈古則演進愈遲，變異亦愈少，據其器物，固亦可想見其大略也。
分畫先史時期，大别為舊石器（palaeolithicage）、新石器（neolithicage）、青銅器（bronzeage）、鐵器（ironage）四期。
舊石器中，又分前後。
前期三：曰芝良期（Chellean），其所用器，隻有石斧，略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