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古史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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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之有年代，猶地理之有經緯線也。
必有經緯線，然後知其地在何處，必有年月日，然後知其事在何時。
舉一事而不知其時，即全不能知其事之關系矣。
然曆史年代，有難言者。
今設地球之有人類，為五十萬年，而列國史實，早者不越五千年，有确實年代者，又不及其半，是則事之有時可記者，不及二百分之一也。
況于開化晚者，所記年代，尚不及此；又況蒙昧民族，有迄今不知紀年之法者邪？ 吾國史籍，紀年始于共和，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
早于西人通用之紀元八百四十一年，不可謂不早。
紀年雖可逆計，究以順計為便。
國史确實年代，既早于西元近千年，苟無公用更善之法，自以率舊為是。
以孔子生年紀元，後于共和二百九十年。
若以黃帝紀元，則其年代絕不确實矣。
乃近人震于歐、美一時之盛強，欲棄其所固有者而從之，稱彼所用者為世界公曆。
夫東西文化，各占世界之半，彼之所記者，亦一隅之事耳，何公之有？近數百年來，西洋文化，固較東洋為發皇，然此乃一時之事，安知數十百年後，我之文化，不更優于彼？況于中西曆法不同，舍舊謀新，舊籍月日，無一不須換算，其煩重為何如？又況舊史有祇記年月而不記日者，并有祇記年而不記月日者，又将何從換算邪？ 《韓非·說難》雲：“《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
”宣王元年（前827），後于共和紀元十有四年。
《史記·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
至于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阙，不可具。
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春秋》托始魯隐公元年（前722），實周平王四十九年，後于共和元年（前8430）百十有九年。
足征古史紀年，起于西周末造，史公之作，自有所本也。
古史年代，見于《尚書》者：堯在位七十載而咨四嶽，四嶽舉舜，後二十八載而殂落。
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堯典》今本《舜典》。
殷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高宗五十有九年。
祖甲今文以為大甲。
三十有三年。
其後嗣王，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無逸》。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洛诰》。
穆王享國百年。
《呂刑》。
蓋所謂“或頗有”者也。
案古人言數，多不審谛。
《大戴禮記·五帝德》：“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榮伊之言，固已荒誕，孔子之言，雖稍近理，亦豈得實？又《小戴禮記·文王世子》雲：“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
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
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
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果如其言，文王死時，武王年已八十七；周公為武王同母弟，極小亦當七十；而猶能誅纣，伐奄，有是理乎？蓋古人好舉成數。
此在今人，亦有此習。
特今人所舉成數，至十而止，古人則并及于百耳。
明乎此，則知《尚書》所舉堯、舜之年，皆适得百歲，亦舉成數之習則然，非事實也。
《詩·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紀》雲：“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
”《注》雲：“或雲七十二年。
”案堯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則堯年九十八。
若言七十實七十二，則适百歲矣。
《史記·五帝本紀》雲：“舜年二十以孝聞。
年三十，堯舉之。
年五十，攝行天子事。
年五十八，堯崩。
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
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
”此即《堯典》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之說。
古者三十而有室，四十曰強仕，過三十即可言四十，故舜以三十登庸。
相堯亦曆一世，中苞居喪二年，則踐位必六十一。
自其翼年起計，至百歲，在位适三十九年也。
舜相堯曆一世，則堯之舉舜，不得不在年七十時矣。
然則《尚書》之言堯舜，蓋先億定其年為百歲，然後以其事分隸之耳。
《文王世子》之言，亦以文王為本百歲。
蓋凡運祚非短促者，皆以百歲言之也。
昔人言君主年歲，于其在位之年，及其年壽，似亦不甚分别。
《周書·度邑》載武王之言曰：“惟天不享于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
”此言似自文王時起計，以文王受命稱王也。
然則享國五十，乃以年壽言之。
文王之生武王，假在既冠之後，則文王死時，武王年三十餘，周公當不滿三十。
《無逸》曆舉殷、周賢王，享國長久者，以歆動成王，而不及厥考，明武王年壽不長。
《中庸》言武王未受命，蓋以其克殷後未久而殂，非謂其受命在耄耋時也。
高宗享國，《漢石經殘碑》作百年，《史記·魯世家》作五十五年。
蓋當以《石經》為是。
《呂刑》言穆王享國百年，而《史記·周本紀》謂“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雲：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事同一律。
今之《尚書》，必後人所億改也。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年數巧合，
必有經緯線，然後知其地在何處，必有年月日，然後知其事在何時。
舉一事而不知其時，即全不能知其事之關系矣。
然曆史年代，有難言者。
今設地球之有人類，為五十萬年，而列國史實，早者不越五千年，有确實年代者，又不及其半，是則事之有時可記者，不及二百分之一也。
況于開化晚者，所記年代，尚不及此；又況蒙昧民族，有迄今不知紀年之法者邪？ 吾國史籍，紀年始于共和，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
早于西人通用之紀元八百四十一年，不可謂不早。
紀年雖可逆計，究以順計為便。
國史确實年代，既早于西元近千年，苟無公用更善之法，自以率舊為是。
以孔子生年紀元，後于共和二百九十年。
若以黃帝紀元，則其年代絕不确實矣。
乃近人震于歐、美一時之盛強，欲棄其所固有者而從之，稱彼所用者為世界公曆。
夫東西文化，各占世界之半，彼之所記者，亦一隅之事耳，何公之有？近數百年來，西洋文化，固較東洋為發皇，然此乃一時之事，安知數十百年後，我之文化，不更優于彼？況于中西曆法不同，舍舊謀新，舊籍月日，無一不須換算，其煩重為何如？又況舊史有祇記年月而不記日者，并有祇記年而不記月日者，又将何從換算邪？ 《韓非·說難》雲：“《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
”宣王元年（前827），後于共和紀元十有四年。
《史記·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
至于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阙，不可具。
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春秋》托始魯隐公元年（前722），實周平王四十九年，後于共和元年（前8430）百十有九年。
足征古史紀年，起于西周末造，史公之作，自有所本也。
古史年代，見于《尚書》者：堯在位七十載而咨四嶽，四嶽舉舜，後二十八載而殂落。
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堯典》今本《舜典》。
殷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高宗五十有九年。
祖甲今文以為大甲。
三十有三年。
其後嗣王，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無逸》。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洛诰》。
穆王享國百年。
《呂刑》。
蓋所謂“或頗有”者也。
案古人言數，多不審谛。
《大戴禮記·五帝德》：“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榮伊之言，固已荒誕，孔子之言，雖稍近理，亦豈得實？又《小戴禮記·文王世子》雲：“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
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
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
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果如其言，文王死時，武王年已八十七；周公為武王同母弟，極小亦當七十；而猶能誅纣，伐奄，有是理乎？蓋古人好舉成數。
此在今人，亦有此習。
特今人所舉成數，至十而止，古人則并及于百耳。
明乎此，則知《尚書》所舉堯、舜之年，皆适得百歲，亦舉成數之習則然，非事實也。
《詩·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紀》雲：“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
”《注》雲：“或雲七十二年。
”案堯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則堯年九十八。
若言七十實七十二，則适百歲矣。
《史記·五帝本紀》雲：“舜年二十以孝聞。
年三十，堯舉之。
年五十，攝行天子事。
年五十八，堯崩。
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
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
”此即《堯典》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之說。
古者三十而有室，四十曰強仕，過三十即可言四十，故舜以三十登庸。
相堯亦曆一世，中苞居喪二年，則踐位必六十一。
自其翼年起計，至百歲，在位适三十九年也。
舜相堯曆一世，則堯之舉舜，不得不在年七十時矣。
然則《尚書》之言堯舜，蓋先億定其年為百歲，然後以其事分隸之耳。
《文王世子》之言，亦以文王為本百歲。
蓋凡運祚非短促者，皆以百歲言之也。
昔人言君主年歲，于其在位之年，及其年壽，似亦不甚分别。
《周書·度邑》載武王之言曰：“惟天不享于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
”此言似自文王時起計，以文王受命稱王也。
然則享國五十，乃以年壽言之。
文王之生武王，假在既冠之後，則文王死時，武王年三十餘，周公當不滿三十。
《無逸》曆舉殷、周賢王，享國長久者，以歆動成王，而不及厥考，明武王年壽不長。
《中庸》言武王未受命，蓋以其克殷後未久而殂，非謂其受命在耄耋時也。
高宗享國，《漢石經殘碑》作百年，《史記·魯世家》作五十五年。
蓋當以《石經》為是。
《呂刑》言穆王享國百年，而《史記·周本紀》謂“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雲：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事同一律。
今之《尚書》，必後人所億改也。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年數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