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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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亦僞物。
蓋汲冢書實無傳于後也。
參看第四章。
《穆天子傳》，本名《周王遊行》，見王隐所撰《晉書》。
書中所述穆王經行之路，皆在蔥嶺以西，必西域既通後僞作，更了無疑義也。
參看第八章第八節。
後世學者，專精古史者，亦非無人。
趙宋之世尤甚。
其書之傳于後者，亦尚有數家，而以羅泌之《路史》為最有用。
劉恕《通鑒外紀》次之。
蓋古史本多荒誕，惟此乃足見古史之真，而後世之纂輯者，多以為不足信而删之，則買椟還珠矣。
惟泌之書，廣行搜采。
故其體例雖或可議，其材料實極有用。
且此書論斷，亦多有識，非空疏迂腐者比也。
清馬骕之《繹史》，網羅頗備，體例亦精，最為後人所稱道，然删怪說亦嫌太多。
又引書不著篇卷，引佚書不著所出，亦美猶有憾者也。
馬書用紀事本末體，專存錄元文。
又有李锴《尚史》，用正史體，以己意撰為紀傳，則又不如馬書之善。
古代史料，傳于後者，當分官私二種。
官家之書，又可分為四：《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鄭注》曰：“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
”《漢書·藝文志》亦雲。
《漢志》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誤。
見《玉藻疏》。
其說當有所本。
《周官》小史，奠系世，今《大戴記》之《帝系姓》蓋其物。
《呂覽》雲：“夏之亡也，大史終古抱其圖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大史向摯抱其圖法以奔周。
”23《先識覽》。
荀子亦雲：“三代雖亡，治法猶存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
”《榮辱》。
此古之所謂禮，即後世之所謂典志也。
其私家著述，則概稱為語。
有述遠古之事，雜以荒唐之言者，如大史公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五帝本紀》。
而百家之書，通稱為百家語是也。
有記國家大事者，如孔子告賓牟賈，述商、周之際，謂之《牧野之語》是也。
《禮記·樂記》。
案《管子》之《大中小匡篇》，亦當屬此類。
有記名人言行者，則《國語》《論語》是。
國者對野之辭。
論同倫，類也，猶言孔子若孔門弟子之言行，以類纂輯者耳。
《尚書》所錄，皆當時大事。
《春秋》所記尤詳。
小史所奠，雖若為一姓作譜牒，然當時之強族，因茲而略可考見；即其年代，亦因其傳世之遠近而略有可推焉。
至于典禮一門，則上關國故朝章，下及民生日用，其所涉尤廣矣。
然系世既多殘脫。
舜禅于禹，其年輩當在禹之前。
然舜為黃帝八世孫，禹為黃帝之孫，則無此理。
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謂古書所謂某某生某某者，率非父子，蓋其世系實多阙奪也。
典禮所存亦僅。
又古者禮不下庶人，所述皆士以上制，民間情形，可考者甚少。
《春秋》體例，蓋沿自古初，故其辭既簡略，又多雜日食災變等無關政俗之事。
《尚書》亦當時官話耳。
據此而欲知其時社會之真，蓋亦難矣。
民間傳說，自非史官載筆，拘于成例者比。
然傳述信否，亦視其人之知識程度以為衡。
鹹丘蒙謂“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叟，其容有蹙”，孟子斥為齊東野人言。
《萬章上》。
然顔率謂齊王“周伐殷得九鼎，一鼎而九萬人之，九九八十一萬人”，《戰國·東周策》。
此固當時所謂君子之言也，與齊東野人亦何以異？此等離奇之說，今世亦非無之，苟與野老縱談，便可知其情況。
惟在今日，則真為齊東野人之言，在古代，則所謂君子之言者，實亦如是耳。
其知識程度如此，其所傳尚可信乎？夷考古人治史，用意不越兩端：一如《詩》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者。
《大雅蕩》。
推而廣之，則《漢志》論道家，所謂“曆記古今成敗存亡禍福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者也。
一如《易》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大畜·象辭》。
孟子所以欲尚論古人也。
《告子下》。
此可謂之政治學，謂之哲學耳，皆不可謂之史學也。
職是故，古人于史事信否，絕不重視。
遂流為“輕事重言”之弊。
見《史通·疑古篇》。
此義于讀古史最要，必須常目在之。
不但時地人名，絕不審谛，甚或雜以寓言。
如《莊子·盜跖篇》是。
又其傳授皆資口耳，既無形迹可憑，遂緻淆訛無定。
興會所寄，任情增飾；阙誤之處，以意彌縫。
其傳愈久，其訛愈甚。
信有如今人所言，由層累造成者。
然觀其反面，則亦知其事迹之真者之逐漸剝落也。
24此讀古書單辭隻義之所以要。
因有等事，傳之未久業已不能舉其詳，然猶能言其概也。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誠不失為矜慎。
然史事之傳訛者實因此不能訂正。
間有加以考辨，如《孟子·萬章上》所論，《呂覽·察傳篇》之所言，亦皆以意言之耳，不知注意事實也。
而其不加考辨，甚或以意飾說者，更無論矣。
古代之史材如此，治之之法，又安可不講哉？ 古人既無記事之作，則凡讀古書，皆當因其議論，以億度其所據之事勢。
至其所述之事，則當通考古書增減訛變之例，以求其本來。
此非一言可盡，亦非倉卒可明。
要在讀古書多，從事于考索者久，乃能善用之而寡過也。
辨古書真僞，古事信否之法，梁任公《中國史學研究法》《史料搜集》一章，言之頗詳，可資參考。
惟其書為求初學了解起見，言之過于确鑿。
一似有定法可循，執此若幹條，便可駕馭一切者，則不免俗所謂“說殺”之弊耳。
大抵所謂辨僞者，僞字之界說，先須确定，而今人多不能然。
其所謂僞者，忽而指其書非古物，忽而泥于用作标題之人，謂其語非其人之所能出，遂概斷為僞物。
如胡适《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摘《管子·小稱篇》記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嫱、西施，而指為僞作之類。
其實由前之說，古書之僞者并不多。
以僞書仍各有其用也。
如前所述，《鬼谷子》全為僞書，無用。
《列子》《孔子家語》，則仍各有其用。
由後之說，則古本有一家之學，而無一人之言，凡書皆荟萃衆說而成，而取一著名之人以為标題耳；而輾轉流傳，又不免有異家之書羼人。
此古書之所以多錯亂。
然編次之錯亂是一事，書之真僞又是一事，二者固不容相混也。
據實物為史料，今人必謂其較書籍為可信。
其實亦不盡然。
蓋在财産私有之世，事無不為稻粱之謀。
而輕脫自憙，有意作僞，以為遊戲者，亦非無之。
今之所謂古物，僞者恐亦不啻居半也。
即如殷墟甲骨，出土不過數十年，然其真僞已屢騰人口。
25迨民國十七年（1928），中央研究院派員訪察，則作僞者确有主名；而市肆所流行，真者且幾于絕迹。
見《安陽發掘報告書》第一期《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田野考古報告》第一期《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
晚近衆目昭彰之事如此，況于年久而事昧者乎？古物真僞，若能據科學辨析，自最可信。
然其事殊不易如殷墟甲骨，其刻文雖僞，而其所用甲骨則真。
無已，惟有取其發見流傳，确實有據者。
次則物巨功艱，為牟利者所不肯為，遊戲者所不願為者。
又次則古物不直錢之地，較之直錢之地為可信；不直錢之世，與直錢之世較亦然。
過此以往，則惟有各抒所見，以俟公評而已。
26至今世所謂發掘，自無作僞之弊，然其事甫在萌芽，所獲大少。
亦且發掘之物，陳列以供衆覽者少，報告率出一二人，亦又未可專恃。
藉資參證則可，奉為定論，則見彈而求鸮炙，見卵而求時夜矣。
蓋汲冢書實無傳于後也。
參看第四章。
《穆天子傳》，本名《周王遊行》，見王隐所撰《晉書》。
書中所述穆王經行之路，皆在蔥嶺以西，必西域既通後僞作，更了無疑義也。
參看第八章第八節。
後世學者，專精古史者，亦非無人。
趙宋之世尤甚。
其書之傳于後者，亦尚有數家，而以羅泌之《路史》為最有用。
劉恕《通鑒外紀》次之。
蓋古史本多荒誕，惟此乃足見古史之真，而後世之纂輯者，多以為不足信而删之，則買椟還珠矣。
惟泌之書，廣行搜采。
故其體例雖或可議，其材料實極有用。
且此書論斷，亦多有識，非空疏迂腐者比也。
清馬骕之《繹史》，網羅頗備，體例亦精，最為後人所稱道，然删怪說亦嫌太多。
又引書不著篇卷，引佚書不著所出，亦美猶有憾者也。
馬書用紀事本末體，專存錄元文。
又有李锴《尚史》，用正史體，以己意撰為紀傳，則又不如馬書之善。
古代史料，傳于後者，當分官私二種。
官家之書，又可分為四：《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鄭注》曰：“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
”《漢書·藝文志》亦雲。
《漢志》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誤。
見《玉藻疏》。
其說當有所本。
《周官》小史，奠系世，今《大戴記》之《帝系姓》蓋其物。
《呂覽》雲：“夏之亡也，大史終古抱其圖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大史向摯抱其圖法以奔周。
”23《先識覽》。
荀子亦雲：“三代雖亡，治法猶存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
”《榮辱》。
此古之所謂禮，即後世之所謂典志也。
其私家著述，則概稱為語。
有述遠古之事，雜以荒唐之言者，如大史公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五帝本紀》。
而百家之書，通稱為百家語是也。
有記國家大事者，如孔子告賓牟賈，述商、周之際，謂之《牧野之語》是也。
《禮記·樂記》。
案《管子》之《大中小匡篇》，亦當屬此類。
有記名人言行者，則《國語》《論語》是。
國者對野之辭。
論同倫，類也，猶言孔子若孔門弟子之言行，以類纂輯者耳。
《尚書》所錄，皆當時大事。
《春秋》所記尤詳。
小史所奠，雖若為一姓作譜牒，然當時之強族，因茲而略可考見；即其年代，亦因其傳世之遠近而略有可推焉。
至于典禮一門，則上關國故朝章，下及民生日用，其所涉尤廣矣。
然系世既多殘脫。
舜禅于禹，其年輩當在禹之前。
然舜為黃帝八世孫，禹為黃帝之孫，則無此理。
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謂古書所謂某某生某某者，率非父子，蓋其世系實多阙奪也。
典禮所存亦僅。
又古者禮不下庶人，所述皆士以上制，民間情形，可考者甚少。
《春秋》體例，蓋沿自古初，故其辭既簡略，又多雜日食災變等無關政俗之事。
《尚書》亦當時官話耳。
據此而欲知其時社會之真，蓋亦難矣。
民間傳說，自非史官載筆，拘于成例者比。
然傳述信否，亦視其人之知識程度以為衡。
鹹丘蒙謂“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叟，其容有蹙”，孟子斥為齊東野人言。
《萬章上》。
然顔率謂齊王“周伐殷得九鼎，一鼎而九萬人之，九九八十一萬人”，《戰國·東周策》。
此固當時所謂君子之言也，與齊東野人亦何以異？此等離奇之說，今世亦非無之，苟與野老縱談，便可知其情況。
惟在今日，則真為齊東野人之言，在古代，則所謂君子之言者，實亦如是耳。
其知識程度如此，其所傳尚可信乎？夷考古人治史，用意不越兩端：一如《詩》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者。
《大雅蕩》。
推而廣之，則《漢志》論道家，所謂“曆記古今成敗存亡禍福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者也。
一如《易》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大畜·象辭》。
孟子所以欲尚論古人也。
《告子下》。
此可謂之政治學，謂之哲學耳，皆不可謂之史學也。
職是故，古人于史事信否，絕不重視。
遂流為“輕事重言”之弊。
見《史通·疑古篇》。
此義于讀古史最要，必須常目在之。
不但時地人名，絕不審谛，甚或雜以寓言。
如《莊子·盜跖篇》是。
又其傳授皆資口耳，既無形迹可憑，遂緻淆訛無定。
興會所寄，任情增飾；阙誤之處，以意彌縫。
其傳愈久，其訛愈甚。
信有如今人所言，由層累造成者。
然觀其反面，則亦知其事迹之真者之逐漸剝落也。
24此讀古書單辭隻義之所以要。
因有等事，傳之未久業已不能舉其詳，然猶能言其概也。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誠不失為矜慎。
然史事之傳訛者實因此不能訂正。
間有加以考辨，如《孟子·萬章上》所論，《呂覽·察傳篇》之所言，亦皆以意言之耳，不知注意事實也。
而其不加考辨，甚或以意飾說者，更無論矣。
古代之史材如此，治之之法，又安可不講哉？ 古人既無記事之作，則凡讀古書，皆當因其議論，以億度其所據之事勢。
至其所述之事，則當通考古書增減訛變之例，以求其本來。
此非一言可盡，亦非倉卒可明。
要在讀古書多，從事于考索者久，乃能善用之而寡過也。
辨古書真僞，古事信否之法，梁任公《中國史學研究法》《史料搜集》一章，言之頗詳，可資參考。
惟其書為求初學了解起見，言之過于确鑿。
一似有定法可循，執此若幹條，便可駕馭一切者，則不免俗所謂“說殺”之弊耳。
大抵所謂辨僞者，僞字之界說，先須确定，而今人多不能然。
其所謂僞者，忽而指其書非古物，忽而泥于用作标題之人，謂其語非其人之所能出，遂概斷為僞物。
如胡适《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摘《管子·小稱篇》記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嫱、西施，而指為僞作之類。
其實由前之說，古書之僞者并不多。
以僞書仍各有其用也。
如前所述，《鬼谷子》全為僞書，無用。
《列子》《孔子家語》，則仍各有其用。
由後之說，則古本有一家之學，而無一人之言，凡書皆荟萃衆說而成，而取一著名之人以為标題耳；而輾轉流傳，又不免有異家之書羼人。
此古書之所以多錯亂。
然編次之錯亂是一事，書之真僞又是一事，二者固不容相混也。
據實物為史料，今人必謂其較書籍為可信。
其實亦不盡然。
蓋在财産私有之世，事無不為稻粱之謀。
而輕脫自憙，有意作僞，以為遊戲者，亦非無之。
今之所謂古物，僞者恐亦不啻居半也。
即如殷墟甲骨，出土不過數十年，然其真僞已屢騰人口。
25迨民國十七年（1928），中央研究院派員訪察，則作僞者确有主名；而市肆所流行，真者且幾于絕迹。
見《安陽發掘報告書》第一期《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田野考古報告》第一期《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
晚近衆目昭彰之事如此，況于年久而事昧者乎？古物真僞，若能據科學辨析，自最可信。
然其事殊不易如殷墟甲骨，其刻文雖僞，而其所用甲骨則真。
無已，惟有取其發見流傳，确實有據者。
次則物巨功艱，為牟利者所不肯為，遊戲者所不願為者。
又次則古物不直錢之地，較之直錢之地為可信；不直錢之世，與直錢之世較亦然。
過此以往，則惟有各抒所見，以俟公評而已。
26至今世所謂發掘，自無作僞之弊，然其事甫在萌芽，所獲大少。
亦且發掘之物，陳列以供衆覽者少，報告率出一二人，亦又未可專恃。
藉資參證則可，奉為定論，則見彈而求鸮炙，見卵而求時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