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篇 日本最近之外交政策(1912—1925)

關燈
隊。

    卒以日本在亞洲之地位與其所施行之政策,咄咄逼人,英法諸國,自不能無疑。

    一九一五年,英、法、俄、日始宣言,戰争和平,諸國共同議之。

    旋列強議分德屬殖民地,日本乃要求英、法、俄、意,許其享有山東權利,及赤道南太平洋中之德屬群島,四國許之。

    其後德國屈服,日本和會代表西園寺等,出席于會議,席上慎不發言。

    蓋其時日本國際上之地位方孤立;西園寺之威望,又不如威爾遜、路易喬治、克勒蒙梭;加以日本之對德宣戰,原無重大活動,不為英、美、法所重視;歐洲問題,又于日無關;其代表之目的徒為山東而已。

    及國際聯盟成立,日本得為永久行政委員,代治德屬赤道南之太平洋中群島,日人于其南方之勢力,不可謂無進步。

    至其于和會有足引起世人注意者,厥為提議人種平等案。

    各國代表,本于道德上之觀念,多贊成之。

    而美國反對最力,議案未得全體通過,不能成立。

    抑亦各國間民族之關系顯有差異,利害不能從同,自無一緻之可能也。

    英日之邦交既疏,及同盟期限将終,英屬殖民地之政府,遂主張廢除條約,英固以日美之邦交嚴重,不願繼續同盟,華會乃以四國協約代之。

    澳大利亞則以種族及經濟原因,禁止日人入境;英國政府複建築新加坡軍港。

    此軍港之計劃,雖為防守而設;其不信任日本政府之友誼,不能謂絕無其事,無怪日本之疑之也。

    英國而外,法自戰勝後,侵略德國,要求無厭,漸覺與英不合。

    日本利之,二國漸親。

    一九二四年,安南總督來遊東京,議訂條約,與日人以貿易之特權;二國為避免孤立計,益相接近。

    德自敗後,批準和約,日德之邦交,于是恢複。

    二國更議訂通商條約,日人求學于德者漸多。

     日俄初以滿洲之利害相同,締結條約,俄因無遠東之慮,轉求發展于歐洲。

    及塞爾維人殺奧太子,交涉嚴重,俄隐袒護之,先發全國動員之令。

    德皇謂其攻德,限令取消,大戰遂起。

    俄軍數百萬人,其無軍械者,三分之一,因請日援助。

    日本供以軍火,在一九一五年中,價共一億餘元;除炮而外,槍凡七十五萬枝;又貸以巨款,凡二億餘元,二國之邦交益親。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建設蘇維埃政府,單獨媾和;廢除舊約,否認前債,實行其共産主義;且謀宣傳之于世界,勢力大盛,寖及西比利亞,其地之德奧俘虜,起而應之。

    俄舊黨因謀抗拒,乃請援于日。

    日本初視俄患,固甚于洪水猛獸,商于英法,謂将出兵。

    法國許之,英則始尚猶豫,後亦許之。

    卒由内閣會議,多數主張暫不出兵。

    一九一八年,有捷克斯洛伐克軍,逃至西比利亞。

    其人原屬奧國,以謀獨立,投降于俄,轉攻德奧,約五萬餘人。

    及德俄媾和,捷克餘軍因逃去,紅軍追之入西比利亞。

    捷克軍因請于協約國援之出險;由威爾遜商于日本,共同出兵援救,日本遂接受其請,出軍二萬餘人。

    俄而捷克軍出險,送往歐西戰線;日軍乃進駐西比利亞,占據要害,隐助舊黨。

    及美國撤兵,又托言保護僑民,不肯退去。

    一九二〇年,俄國農民起兵,設立臨時政府于海參崴,為蘇俄之附屬;以請日本撤兵,不許,遂相仇視。

    日軍警告臨時政府,緻哀的美敦書,要求不得阻礙日軍之行動,禁止秘密結會;其黨人不得宣傳反對日本之文字于滿洲朝鮮。

    臨時政府逾期許之;日軍竟收俄軍槍械,迫令履行日本之條件。

    于是黨人大憤,潛之尼港(或作廟街)。

    尼港在黑龍江口,有日軍六百餘人,駐守之。

    黨人既至,憤恨之餘,遂屠殺日人。

    日本大嘩,舉國認為國恥;日軍因借口複據其地,更進占庫頁島之北部,駐守西比利亞沿海要區;将于貝加爾湖右近,設立緩沖國。

    一九二一年,俄國農民設立遠東共和國。

    其明年,日本始撤回西比利亞駐兵(庫頁島除外)。

     自一九二〇年以來,日俄開始交涉。

    其所難解決者,厥為尼港謝罪,庫頁權利,宣傳主義,履行舊約,償還前債等問題;會議者三,皆歸失敗。

    一九二四年,中俄之邦交恢複;日俄二國皆有謀和訂約之意,因開會議于北京。

    一九二五年,訂定條約,于一月二十日簽字。

    大旨俄國承認《樸資冒斯條約》,不作妨害政體之宣傳,與日以采辦石油煤礦之利,且謝尼港之罪;日本承認俄國政府,撤回庫頁駐兵,允許舊債将來與他國同樣解決。

    綜觀約文,日本維持其已得之利益,又獲庫頁石油礦産,得經營西比利亞,擴張商業;俄則借日本之承認,與夫經濟之援助,增進其在國際上之位置。

    此條約之所以能成功者,良以二國在外交上處于孤立之地位,而壤地相近,關系密切,不得不急求解決困難,而趨于親善。

     日本最近十餘年中之外交,始則擴張其權利,俨然以亞洲之主人翁自命,因而大遭美國之忌,喪失英人之同情。

    于是國際上之地位漸形孤立,急思改變方針,已倡言中日親善,又複親法聯俄。

    一國之外交,各有其自身利害之關系,彼日本政治家何嘗一日忘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