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篇 日本最近之外交政策（1912—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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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日本之要求，固遵歐洲列強侵略中國之故智，抑且較為進步。
自昔德據膠州灣，俄侵東北，法倡勢力範圍，英人監督海關協理郵政，中國之為人魚肉，已非一次；日本之要求，直乃總括或引申列強之侵略政策于一約文中耳。
其為世界輿論所共惡者，以中國民智已開，乃以種種喪失主權之條約，加諸其身。
若各強國以利益不能相容之故，批評日本之外交政策，固亦不能服其心也。
巴黎和會四巨頭，左起：意大利首相奧蘭多、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裡蒙梭、美國總統威爾遜 中國政府訂約之後，輿論大嘩；日本亦猶未忘其所深惡之袁世凱。
會袁世凱謀稱帝，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約同英俄二使，口頭拒議，警告者二。
是後中國亦成為南北對峙之局矣。
既而寺内繼大隈為首相，又變其對華政策。
初，美國加入歐戰，中國輿論，多主中立。
段祺瑞欲借外交問題，解決内政，隐結軍閥，與德絕交，終不能弭南北之戰。
是時北方需款孔亟；而日本自歐戰以來，國内富力驟增二十億元，争謀投資于外。
段氏因向借款，練軍參戰，建築鐵路，整理交通銀行及政府費用等，凡一億三千餘萬元；省政府借日款一千六百餘萬元；公司商人借款三千四百餘萬元；合計一億八千餘萬元。
及寺内辭職，原敬繼之。
适歐戰告終，中日二國，各遣代表參與巴黎和會；對于山東問題，雙方相持不決。
卒以英法受密約之拘束，遂許日本享有德國在山東之權利。
中國代表因不肯簽字。
初，日本嘗宣言交還膠州灣。
五月七日之通牒，附言中國承認最後之通牒，則交還膠州灣之聲明，依然有效。
日本之政策，為欲得德國在山東經濟上之特權；其奪之于德而聲明歸還者，蓋以避列強之忌，及表示親善中國耳。
至是中國人民，激于愛國熱忱，學生罷課，遊行演說，重懲國賊，排斥日貨。
一九二〇年，日使緻山東直接交涉之通牒于中國。
中國置之未複；日本又緻第二通牒。
中國輿論，倡言“國民外交”，請拒其議；政府複文拒之。
日本又緻第三通牒；中國仍不覆，暫為懸案。
一九二一年，美總統哈定發起華盛頓會議“國民外交”拒絕“直接交涉”，竟歸失敗。
明年，中日二國，各遣代表，開委員會議于北京，解決山東問題；由中國分期出款三千萬元（華币），收回膠濟鐵路，日本撤軍，交還青島。
于是山東問題告終。
山東問題，雖已解決，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條約，依然存在；中國國民仇日運動，迄未盡止。
日本雖自寺内而後，盛倡中日親善：廢撤郵局；退回庚子賠款，作為文化事業用費，及補助留日學生；又于大學組織日華協會等；而中國人民，則以此種喪失權利之條約，痛恨已深，何能遽忘？更就實際言之，青島歸還；漢冶萍公司，日人投資過其總額之半，握其實權；福建為日本勢力範圍，久已承認；第五章之五條，原在保留之中；則夫日本之所注重者，專在旅順大連安奉鐵路等之租借期限，展至九十九年耳。
一九二三年，中國國會，議決取消該條約，由政府緻通牒于日者二；日本複文拒絕，世界輿論，無甚助我者。
原夫國際慣例，締結之條約，簽字批準之後，則當遵守；若欲修改，必經雙方同意；其一面廢約者，時或出于戰争，非強國不敢為此。
若以威迫承認之故，即能宣言取消，則所有一切不平等之條約，皆可自由廢除，外交固無若是之易也。
故政府此舉，手續不無失當，僅為人所嘲笑而已。
至于取消辦法，蓋有二途：（一）直接交涉。
締約國之一面，直接與他方協商，取消條約；或以比較上不喪主權之他約代之。
其非直接交涉者，外交因受仲裁而讓步，功多歸于仲裁之國；締約國之邦交，不能進步。
至讓步之國，其國民又往往謂受仲裁之威迫而成，勢将攻擊政府，政治家不敢行此下策。
此魯案所以直接交涉也。
（二）中國可謂一九一五年之條約，關于世界和平，請求國際法庭公判。
惟其辭必須和平，毋深觸他方之忌；肆意诋擊，徒唱高調，固無補于事實也。
比較上述二種辦法，前者較為易行。
但吾人尤當深知國際交涉，多以外交、政治、經濟上之利害為斷，固無所謂人道主義也。
日美邦交，自明治崩後，未嘗進步。
及歐洲戰起，日本侵略中國，破壞平等之貿易機會。
一九一五年，美國緻通牒于中日，不認妨害美國政府及其在中國條約上之利益等；日本置之不理。
明年，美國大增軍艦，其國會辯論之理由，謂以防守太平洋也。
一九一七年，美國已對德宣戰，日本為去二國誤會，及協商作戰事宜；遣子爵石井菊次郎等赴美，述其政府外交未違門戶開放之旨，倡言亞洲門羅主義。
石井已會商美國務卿蘭辛，交換照會；終由二國共同宣言，大旨無論何國，不得侵犯中國獨立與領土保全，美認日本之實際地位，日認美國之機會平等。
中國初恃美國之助，及聞其共同宣言，大驚，遂亦宣言：“嗣後他國有以文書交換，互相
自昔德據膠州灣，俄侵東北，法倡勢力範圍，英人監督海關協理郵政，中國之為人魚肉，已非一次；日本之要求，直乃總括或引申列強之侵略政策于一約文中耳。
其為世界輿論所共惡者，以中國民智已開，乃以種種喪失主權之條約，加諸其身。
若各強國以利益不能相容之故，批評日本之外交政策，固亦不能服其心也。
巴黎和會四巨頭，左起：意大利首相奧蘭多、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裡蒙梭、美國總統威爾遜 中國政府訂約之後，輿論大嘩；日本亦猶未忘其所深惡之袁世凱。
會袁世凱謀稱帝，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約同英俄二使，口頭拒議，警告者二。
是後中國亦成為南北對峙之局矣。
既而寺内繼大隈為首相，又變其對華政策。
初，美國加入歐戰，中國輿論，多主中立。
段祺瑞欲借外交問題，解決内政，隐結軍閥，與德絕交，終不能弭南北之戰。
是時北方需款孔亟；而日本自歐戰以來，國内富力驟增二十億元，争謀投資于外。
段氏因向借款，練軍參戰，建築鐵路，整理交通銀行及政府費用等，凡一億三千餘萬元；省政府借日款一千六百餘萬元；公司商人借款三千四百餘萬元；合計一億八千餘萬元。
及寺内辭職，原敬繼之。
适歐戰告終，中日二國，各遣代表參與巴黎和會；對于山東問題，雙方相持不決。
卒以英法受密約之拘束，遂許日本享有德國在山東之權利。
中國代表因不肯簽字。
初，日本嘗宣言交還膠州灣。
五月七日之通牒，附言中國承認最後之通牒，則交還膠州灣之聲明，依然有效。
日本之政策，為欲得德國在山東經濟上之特權；其奪之于德而聲明歸還者，蓋以避列強之忌，及表示親善中國耳。
至是中國人民，激于愛國熱忱，學生罷課，遊行演說，重懲國賊，排斥日貨。
一九二〇年，日使緻山東直接交涉之通牒于中國。
中國置之未複；日本又緻第二通牒。
中國輿論，倡言“國民外交”，請拒其議；政府複文拒之。
日本又緻第三通牒；中國仍不覆，暫為懸案。
一九二一年，美總統哈定發起華盛頓會議“國民外交”拒絕“直接交涉”，竟歸失敗。
明年，中日二國，各遣代表，開委員會議于北京，解決山東問題；由中國分期出款三千萬元（華币），收回膠濟鐵路，日本撤軍，交還青島。
于是山東問題告終。
山東問題，雖已解決，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條約，依然存在；中國國民仇日運動，迄未盡止。
日本雖自寺内而後，盛倡中日親善：廢撤郵局；退回庚子賠款，作為文化事業用費，及補助留日學生；又于大學組織日華協會等；而中國人民，則以此種喪失權利之條約，痛恨已深，何能遽忘？更就實際言之，青島歸還；漢冶萍公司，日人投資過其總額之半，握其實權；福建為日本勢力範圍，久已承認；第五章之五條，原在保留之中；則夫日本之所注重者，專在旅順大連安奉鐵路等之租借期限，展至九十九年耳。
一九二三年，中國國會，議決取消該條約，由政府緻通牒于日者二；日本複文拒絕，世界輿論，無甚助我者。
原夫國際慣例，締結之條約，簽字批準之後，則當遵守；若欲修改，必經雙方同意；其一面廢約者，時或出于戰争，非強國不敢為此。
若以威迫承認之故，即能宣言取消，則所有一切不平等之條約，皆可自由廢除，外交固無若是之易也。
故政府此舉，手續不無失當，僅為人所嘲笑而已。
至于取消辦法，蓋有二途：（一）直接交涉。
締約國之一面，直接與他方協商，取消條約；或以比較上不喪主權之他約代之。
其非直接交涉者，外交因受仲裁而讓步，功多歸于仲裁之國；締約國之邦交，不能進步。
至讓步之國，其國民又往往謂受仲裁之威迫而成，勢将攻擊政府，政治家不敢行此下策。
此魯案所以直接交涉也。
（二）中國可謂一九一五年之條約，關于世界和平，請求國際法庭公判。
惟其辭必須和平，毋深觸他方之忌；肆意诋擊，徒唱高調，固無補于事實也。
比較上述二種辦法，前者較為易行。
但吾人尤當深知國際交涉，多以外交、政治、經濟上之利害為斷，固無所謂人道主義也。
日美邦交，自明治崩後，未嘗進步。
及歐洲戰起，日本侵略中國，破壞平等之貿易機會。
一九一五年，美國緻通牒于中日，不認妨害美國政府及其在中國條約上之利益等；日本置之不理。
明年，美國大增軍艦，其國會辯論之理由，謂以防守太平洋也。
一九一七年，美國已對德宣戰，日本為去二國誤會，及協商作戰事宜；遣子爵石井菊次郎等赴美，述其政府外交未違門戶開放之旨，倡言亞洲門羅主義。
石井已會商美國務卿蘭辛，交換照會；終由二國共同宣言，大旨無論何國，不得侵犯中國獨立與領土保全，美認日本之實際地位，日認美國之機會平等。
中國初恃美國之助，及聞其共同宣言，大驚，遂亦宣言：“嗣後他國有以文書交換，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