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 文治武功派之黨争及立憲運動（1873—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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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藩合作，政府之地位鞏固，進行改革，毫無顧忌。
數年之中，上自海陸軍制，下及庶人服冕，诏令改革者，事以百數。
及一八七三年，征韓論起，武功派之朝臣，力主出兵，文治派之首領，争論不可，黨争漸盛。
文治派者，其黨議謂内政需改革者甚多，尚非外征之時，以岩倉具視為首。
武功派者，其黨議專主用兵，揚國威于外，以西鄉隆盛為首。
二黨之人互相疑忌。
先是一八七一年，朝命岩倉具視為大使；其黨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五十餘人從之，遊說歐美，謀改條約。
大使頻行，與閣僚約曰：“我侪行後，不可專斷大事，擅改政治。
”其時文治派之勢力蓋較武功派為盛。
及其去後，隆盛謀宣國威，又值朝鮮事起，朝議一變。
方幕府之歸政也，天皇嘗遣使告朝鮮。
朝鮮王以其國書違背慣例，卻之不受。
使者歸國，有倡議伐之者。
至是，兩國之間，嫌隙又生；日使在中國者，質問朝鮮之事。
清廷答曰：“朝鮮雖為我藩屬；其内政中國概不過問。
”隆盛因有所借口，其黨闆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和之，武人在外者，更為之聲援；獨大隈重信等數人以為不可。
大隈，佐賀藩士也，自親政以來，入為參與，其聲望威權，尚不及隆盛。
于時廷議将決；文治派在歐洲聞之，遄程歸國。
既至，詳述歐洲大勢及俄人之野心，力主和平，排斥衆議；武功派之氣漸餒，乃迫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仰請聖裁。
實美惶恐，不知所為，托疾不朝，請以岩倉代己；天皇親視其疾。
但岩倉又托病，杜門不出；天皇問之，因為詳述用兵之害。
俄而開禦前會議，天皇遂否決征韓之議。
于是西鄉隆盛、江藤新平、闆垣退助等，悻悻然上表辭職而去。
關于征韓論的争論，中間為西鄉隆盛 岩倉具視使節團，左起：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隆盛歸其故鄉鹿兒島；其徒相繼辭職者尤衆，散居國内，互相标榜，為時所重。
時政府大權，歸于岩倉、大久保二人之手，人心不服，隐謀抵抗，佐賀之亂遂起。
佐賀者，江藤新平之故鄉也。
其地初有征韓憂國二黨，凡二千五百人。
至是黨徒合謀，迎新平西歸，其勢大張。
縣令之僚屬，多為其黨，因遂侵掠豪商，強借軍需，終乃舉兵，襲破郡縣。
變聞，天皇委任征讨都督，令其率軍平亂；未幾即定，捕殺新平。
然謀應之者猶衆，内亂将複起。
适台灣生番，虐殺琉球漂民事起，日使向中國抗議。
清廷答謂生番，化外之民，中國不問。
政府借為口實，因謀用兵，以洩國内不平之氣；獨木戶孝允不可，曰：“内政未修，遽生外事，徒苦人民。
”與政府力争，卒乃辭職而去。
于是朝命中将西鄉從道為台灣事務都督，率兵三千人往讨；既至，登岸，諸蕃降服。
從道命人興工，營造府邸，開辟荒蕪，為屯田久居之計。
中日之交涉，因之又起，幾至決裂；幸英公使居間調停，議定條約，其事始已，時一八七四年也。
（詳見第十七篇） 身着武士服的木戶孝允 日本自廢幕以來，行征兵之制，農工商民，皆得為兵，武士之權利，根本廢除。
一八七六年，天皇诏改祿制；華族士族之祿，限期改領公債。
于是慣恃豢養之武士，始自謀生；其人素鄙農工商業，毫無經驗，類多失敗，中心憤悶，群思叛亂，而熊本之變遂起。
初，熊本藩士嘗倡言尊王攘夷。
及改革令下，始懷怨望，私自相結，夜飾武士裝服，襲擊兵營縣署，殺傷甚衆，聲勢大振。
同時山口、前原、一誠繼之而起。
一誠初立軍功，嘗為參議，會罷免歸，居常郁郁不樂。
及聞亂起，聚其私黨，号召士族，詐言曰：“将防熊本。
”其他起兵應之者凡七，皆怨望之武士，隐謀已久，原約同時舉事。
會熊本以機迫先發，黨人先後應之，勢力分散，故易撲滅。
亂平，朝廷懼農民和之，由天皇下诏減輕田稅。
略曰：“曩定稅率為百分之三，今察稼穑艱難，深念休養之道，其減稅為百分之二點五。
” 明年，明治即位已十年矣，車駕幸西京，祭祀先祖，西鄉隆盛忽起兵于鹿兒島。
初，隆盛勤勞王事，進任陸軍大将；及征韓論起，退居故鄉，時望歸之；将士武士之不服大臣者，奉之為主，其勢俨然與政府相敵。
隆盛設立學校，教練其黨。
政府惡之，嘗奪其生徒，又徙鹿兒島之軍械局于大阪，嫌隙日深。
會傳政府使人來刺隆盛，其黨聞之大怒，奉隆盛起兵。
隆盛之衆，一萬五千餘人，多久戰之士，訓練有素，心懷怨望，分途前進，勢極兇猛。
大久保利
數年之中，上自海陸軍制，下及庶人服冕，诏令改革者，事以百數。
及一八七三年，征韓論起，武功派之朝臣，力主出兵，文治派之首領，争論不可，黨争漸盛。
文治派者，其黨議謂内政需改革者甚多，尚非外征之時，以岩倉具視為首。
武功派者，其黨議專主用兵，揚國威于外，以西鄉隆盛為首。
二黨之人互相疑忌。
先是一八七一年，朝命岩倉具視為大使；其黨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五十餘人從之，遊說歐美，謀改條約。
大使頻行，與閣僚約曰：“我侪行後，不可專斷大事，擅改政治。
”其時文治派之勢力蓋較武功派為盛。
及其去後，隆盛謀宣國威，又值朝鮮事起，朝議一變。
方幕府之歸政也，天皇嘗遣使告朝鮮。
朝鮮王以其國書違背慣例，卻之不受。
使者歸國，有倡議伐之者。
至是，兩國之間，嫌隙又生；日使在中國者，質問朝鮮之事。
清廷答曰：“朝鮮雖為我藩屬；其内政中國概不過問。
”隆盛因有所借口，其黨闆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和之，武人在外者，更為之聲援；獨大隈重信等數人以為不可。
大隈，佐賀藩士也，自親政以來，入為參與，其聲望威權，尚不及隆盛。
于時廷議将決；文治派在歐洲聞之，遄程歸國。
既至，詳述歐洲大勢及俄人之野心，力主和平，排斥衆議；武功派之氣漸餒，乃迫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仰請聖裁。
實美惶恐，不知所為，托疾不朝，請以岩倉代己；天皇親視其疾。
但岩倉又托病，杜門不出；天皇問之，因為詳述用兵之害。
俄而開禦前會議，天皇遂否決征韓之議。
于是西鄉隆盛、江藤新平、闆垣退助等，悻悻然上表辭職而去。
關于征韓論的争論，中間為西鄉隆盛 岩倉具視使節團，左起：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隆盛歸其故鄉鹿兒島；其徒相繼辭職者尤衆，散居國内，互相标榜，為時所重。
時政府大權，歸于岩倉、大久保二人之手，人心不服，隐謀抵抗，佐賀之亂遂起。
佐賀者，江藤新平之故鄉也。
其地初有征韓憂國二黨，凡二千五百人。
至是黨徒合謀，迎新平西歸，其勢大張。
縣令之僚屬，多為其黨，因遂侵掠豪商，強借軍需，終乃舉兵，襲破郡縣。
變聞，天皇委任征讨都督，令其率軍平亂；未幾即定，捕殺新平。
然謀應之者猶衆，内亂将複起。
适台灣生番，虐殺琉球漂民事起，日使向中國抗議。
清廷答謂生番，化外之民，中國不問。
政府借為口實，因謀用兵，以洩國内不平之氣；獨木戶孝允不可，曰：“内政未修，遽生外事，徒苦人民。
”與政府力争，卒乃辭職而去。
于是朝命中将西鄉從道為台灣事務都督，率兵三千人往讨；既至，登岸，諸蕃降服。
從道命人興工，營造府邸，開辟荒蕪，為屯田久居之計。
中日之交涉，因之又起，幾至決裂；幸英公使居間調停，議定條約，其事始已，時一八七四年也。
（詳見第十七篇） 身着武士服的木戶孝允 日本自廢幕以來，行征兵之制，農工商民，皆得為兵，武士之權利，根本廢除。
一八七六年，天皇诏改祿制；華族士族之祿，限期改領公債。
于是慣恃豢養之武士，始自謀生；其人素鄙農工商業，毫無經驗，類多失敗，中心憤悶，群思叛亂，而熊本之變遂起。
初，熊本藩士嘗倡言尊王攘夷。
及改革令下，始懷怨望，私自相結，夜飾武士裝服，襲擊兵營縣署，殺傷甚衆，聲勢大振。
同時山口、前原、一誠繼之而起。
一誠初立軍功，嘗為參議，會罷免歸，居常郁郁不樂。
及聞亂起，聚其私黨，号召士族，詐言曰：“将防熊本。
”其他起兵應之者凡七，皆怨望之武士，隐謀已久，原約同時舉事。
會熊本以機迫先發，黨人先後應之，勢力分散，故易撲滅。
亂平，朝廷懼農民和之，由天皇下诏減輕田稅。
略曰：“曩定稅率為百分之三，今察稼穑艱難，深念休養之道，其減稅為百分之二點五。
” 明年，明治即位已十年矣，車駕幸西京，祭祀先祖，西鄉隆盛忽起兵于鹿兒島。
初，隆盛勤勞王事，進任陸軍大将；及征韓論起，退居故鄉，時望歸之；将士武士之不服大臣者，奉之為主，其勢俨然與政府相敵。
隆盛設立學校，教練其黨。
政府惡之，嘗奪其生徒，又徙鹿兒島之軍械局于大阪，嫌隙日深。
會傳政府使人來刺隆盛，其黨聞之大怒，奉隆盛起兵。
隆盛之衆，一萬五千餘人，多久戰之士，訓練有素，心懷怨望，分途前進，勢極兇猛。
大久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