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綱目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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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谳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 三月，赦。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
地震。
震凡二十二日，壞上庸城垣。
丞相舍免。
秋七月晦，日食。
八月，以衛绾為丞相，直不疑為禦史大夫。
初，绾以中郎将事文帝，醇謹無他。
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绾稱病不行。
文帝且崩，屬上曰：“绾長者，善遇之。
”故上亦寵任焉。
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
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
以此稱為長者。
人或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
”然終不自明也。
下條侯周亞夫獄。
亞夫不食死。
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
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
”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可葬者，為人所告，事連污亞夫。
召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己亥（前142） 二年 有關部門還不能斷案的，要移交廷尉審理。
如果上級審查有誤，送交疑案的官員不算失職，隻是希望審理案件的官員務必要從寬斷案。
” 三月，大赦天下。
夏季，讓天下相聚飲酒五天，允許百姓賣酒。
發生地震。
地震持續了二十二天，毀壞了上庸的城牆。
丞相劉舍被免職。
秋七月的最後一天，出現日食。
八月，景帝任命衛绾為丞相，直不疑為禦史大夫。
當初，衛绾擔任中郎将事奉文帝，純樸謹嚴，沒有二心。
景帝為太子時，召集文帝身邊的人宴飲，衛绾稱病不參加。
文帝臨終前囑咐景帝說：“衛绾是長者，你要好好地對待他。
”所以景帝也很寵信衛绾。
直不疑擔任郎官時，同居一處的某人請假回家，誤拿了另一位郎官的黃金，那位郎官以為是直不疑拿走的，直不疑就買來黃金還給他。
後來，請假回家的人回來，交還了誤拿的黃金，丢失黃金的郎官大為慚愧。
因此直不疑被人稱為長者。
有人诋毀直不疑與嫂私通，直不疑說：“我并沒有兄長。
”卻終究不做自我辯白。
景帝将條侯周亞夫投進監獄受審。
周亞夫不吃東西，絕食身亡。
景帝召見周亞夫，賞賜食物，隻給了一大塊肉，沒有切開，又不準備筷子。
周亞夫心裡不高興，回頭吩咐主管宴席的官員拿筷子來。
景帝看着周亞夫，笑着問：“這難道不能滿足您的心嗎？”周亞夫脫下帽子向景帝請罪，景帝說：“起來。
”周亞夫于是快步退了出去，景帝目送着他出去，說：“這樣憤憤不平的人，可不能做年幼君主的臣子。
”過了不久，周亞夫的兒子為父親從工官那裡買了專供皇室用于殉葬的铠甲盾牌，被人告發，事情牽涉到周亞夫。
景帝下诏讓周亞夫去廷尉那裡接受審問，周亞夫絕食五天，吐血而死。
己亥（前142） 漢景帝後元二年 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禁内郡食馬粟，沒入之。
以歲不登故也。
夏四月，诏：戒二千石修職事。
诏曰：“雕文刻镂，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
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
夫饑寒并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
朕親耕，後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
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
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 诏訾筭四得官。
诏曰：“今訾筭十以上乃得官。
廉士筭不必衆，朕甚愍之。
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 秋，大旱。
庚子（前141） 三年 冬十月，日月皆赤。
凡五日。
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
春正月，诏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春正月，一天裡發生三次地震。
景帝下诏禁止内地各郡用糧食喂馬，有違禁的，沒收他的馬匹入官府。
這是因為連年歉收的原因。
夏四月，景帝下诏：告誡二千石的官員嚴格遵守職責。
景帝下诏說：“追求器物的精雕細刻，就會損害農業；追求絲織品的華麗多彩，就會損害紡織業。
農業受到損害，是造成天下饑荒的根本原因；紡織業受到損害，是導緻百姓受寒凍的根本原因。
饑寒交迫的情況下，還能夠不違法犯罪的，實在很少。
朕親自參加耕種，皇後親自種桑養蠶，以其收獲作為供奉宗廟的糧食和祭服，開天下之先導；不接受進貢，減少太官的供應，節省徭役和賦稅，希望天下的百姓都來從事農業和紡織業，平時能有積蓄以防備災害。
強的不搶奪弱的，多的不欺負少的，老年人能安度晚年，年幼的孤兒能平安地成長。
但是現在，有的年份農業歉收，百姓的食物很匮乏，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局面的呢？也許是在于奸詐僞劣的人做了官吏，公然行賄受賄，強取豪奪，侵奪百姓。
縣丞是重要的官吏，卻作奸犯法，與賊盜共盜，太不成樣子！命令二千石的官員，各自嚴格遵守職責；不履行職責，為政不佳的，丞相要向我彙報，商定處置的罪名。
” 景帝下诏規定，家中資産達到四萬錢的可以做官。
诏書說：“如今家中資産達到十萬以上的才可以做官，而廉潔之士肯定沒有這麼多資産，我很哀憐他們。
現在規定：家中資産達到四萬以上的就可以做官，這樣就不會使廉潔的人很久得不到官職，使貪婪的人長久占着便利。
” 秋季，發生大旱。
庚子（前141） 漢景帝後元三年 冬十月，太陽和月亮都呈現出紅色。
一共持續了五天。
十二月，打雷，太陽呈現出紫色；五大行星逆行，停在太微星座；月亮從天廷中部穿過。
春正月，景帝下诏勸百姓從事農業，禁止開采黃金、珠玉。
诏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
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
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
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帝崩，太子徹即位。
年十六。
尊皇太後為太皇太後，皇後為皇太後。
二月，葬陽陵。
辛醜（前140）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 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
以董仲舒為江都相。
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上親策問之。
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
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景帝下诏：“農業是天下的根本，黃金、珠玉，饑餓時不能當飯吃，寒冷時不能當衣服穿。
最近有時年成不好，估計是從事末業的人多了，從事農業的人少了。
命令各郡、國的官員要勸百姓從事農桑、多種樹，這樣才可以得到衣服和食物。
官吏如果征發百姓服役，讓他們去開采黃金、珠玉，就判處偷盜罪，将所得作為贓物來定罪。
二千石官員如果聽任他們，放縱不管，也按同樣的罪名論處。
景帝去世，太子劉徹繼承皇位。
年僅十六歲。
尊奉皇太後為太皇太後，皇後為皇太後。
二月，将景帝安葬在陽陵。
漢武帝 辛醜（前140） 漢武帝建元元年 冬十月，武帝下诏令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谏的人，任命董仲舒為江都相。
研究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等學說的賢良，都被遣返。
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谏的人才，武帝親自出題考核他們。
廣川人董仲舒回答說：“臣謹從《春秋》的研究中，通過比較前代已經發生的事件，來觀察天人相互之間的關系，發現很可怕。
國家将要有喪失道義的敗迹時，天就會顯出災害來譴責、警告國君；如果不知道自我反省，天又會顯出怪異的現象來戒懼國君；如果還不知道改變，那麼國家就會傷亂、破敗，從此可以看出天心對人君的仁愛，而希望能制止傷亂。
隻要不是太沒有道義的時代，天都會盡力加以扶持而保全國家，事情成功與否在于人的努力。
努力研究學問，就會聞見更加廣博，而知識更加精明；努力地去行道，那麼德行就會漸漸興起，而大建功業。
這些都是可以迅速達到而卓有成效的。
“所謂道，是由此實現至治之路，仁、義、禮、樂都是具體方法。
故聖王已沒，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
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滞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複興，上天祐之。
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緻也。
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
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纣行暴則民鄙夭，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
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緻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
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 所以古代聖明的君主去世以後，而他的子孫後代仍可以長期穩定地治理國家達到幾百年之久，這都是禮樂教化的功勞。
凡是君主，沒有不希望國家安甯永存而害怕危急将亡的，但是政治昏亂、國家危亡的卻很多。
用人不當，治國不由正道，因而國家一天天走向滅亡。
周王朝從幽王、厲王時開始衰敗，并不是道不存在，而是幽王、厲王不行正确的治國之道。
到宣王即位時，他追思昔日先王的德政，興複被久滞的善政，彌補殘缺不足，發揚文王、武王的功業，周朝的王道從此得以煥然複興，上天加以佑護。
湧現出賢良的左膀右臂，後世交口稱贊，至今不絕于耳，這就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果。
所以國家的治亂興亡在于君主本身，不是天意要改朝換代，就不會亡國。
“我聽說：命是天的旨意，性是人生的本質，情是人的欲望。
堯、舜推行德政，百姓就仁愛長壽；桀、纣推行暴政，百姓就困苦早夭，有治亂興亡的君主存在，所以就會産生不齊。
君主要想有所作為，就應該向天尋求正道。
天道最大的在于陰陽，陽是德，陰是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所以陽氣常存在于盛夏，以生養繁殖為己任；陰氣常存在于隆冬，堆積于空曠虛無、沒有用的地方，由此可見，天是任用陽氣而不是任用陰氣的。
君主禀承天的旨意來治理國家，所以應該推行德政而不是濫用刑罰。
如今廢除了先王推行德教的官員，唯獨任用執行刑法的官吏，要想把德教推行到四海之内，可就難了！ “做君主的人，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頓朝廷，整頓了朝廷才能整頓百官，整頓了百官才能整頓百姓，整頓了百姓才能整頓四方的蠻夷戎狄，四方的蠻夷戎狄都整頓完了，遠近就沒有人敢不歸于正道了，也就不會有奸邪之氣彌漫天地之間，因此陰陽調和，風雨适時，衆生祥和共處，萬物繁衍生息，所有象征幸福的東西和可以招緻的祥兆，全都出現，這就是王道的最高境界了。
“如今，陛下貴為天子，擁有四海之地，品德高尚而恩澤深厚，頭腦精明而心地善良，愛護百姓而尊重賢人，可以稱得上是仁義之君了。
但是天地還沒有相應的表示，而祥瑞也沒有出現， 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
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主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複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至秦滅先聖之道，而颛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有四年而亡。
然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
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 上複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
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也。
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這是因為沒有推行教化，百姓沒能走上正道。
百姓追逐财利，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不用教化築成大堤來防備，就不能阻止。
古代的明君，沒有不把教化作為重要事情來抓的，興建太學，在國都推行教化；創辦學校，使教化推行到各個城邑，用仁來感化百姓，用義來激勵百姓，用禮來節制百姓，因此盡管當時的刑罰很輕也沒有人違犯法令，這是因為推行了教化，社會風氣很好。
“聖明之君繼承亂世，要将遺留下來的不好的東西全部掃除，還要推行教化，尊崇教化；教化取得顯著成效，好的社會風氣已經形成，子孫後世遵循不變，實行五六百年也不會衰敗。
到秦朝時，廢棄了前代聖明君主的治國之道，而實行不顧長遠，隻圖眼前利益的治國方法，所以秦朝隻有十四年就滅亡了。
但秦朝遺留下來的惡劣影響至今還沒能予以消除，使得社會風氣淺薄惡劣，百姓冥頑放肆，即使想好好地治理，也無可奈何！推出法律，就會有奸邪産生；下達命令，就會有狡詐出現。
譬如琴瑟音調不和諧，嚴重的時候必須解下舊弦，換上新弦，才可以彈奏；實行統治碰到障礙，嚴重的時候，必須改變才可以治理好國家。
漢朝得到天下以來，常常想治理好國家，但至今還沒能治理好，究其原因就在于應該實行改革的時候而沒有實行改革。
” 武帝又考問他，董仲舒回答道：“我聽說聖明的君主治理天下，百姓幼年時就參加學習，長大後給以官職培養他的才能，賜給爵位俸祿以修煉他的品德，實施刑罰以震懾他的犯罪想法，所以百姓才能明曉禮義，而以冒犯君主為恥。
周武王奉行大義，推翻殘暴的賊君，周公制作禮樂來修飾政治；到成王、康王時代，監獄空虛四十多年，這是教化的浸潤和仁義的流布的功效。
到秦就不一樣了，秦尊奉申不害、韓非的學說，憎恨帝王的至治之道，提倡貪婪求财的社會風氣，隻看重虛名而不注重實效，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幸免于難，而做壞事的人也不一定受到懲罰，所以百官都粉飾虛名而不講求實際，表面上有事奉君主的禮節，而内心卻有背叛君主的念頭，制造虛僞，粉飾奸詐，追逐财利，毫無廉恥，所以遭受刑罰的人很多，死者一個接一個，犯罪行為卻沒能制止， 俗化使然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
曾子曰：&lsquo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rsquo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内而緻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雲獲者，士不素厲也。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
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缪，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
且古所謂&lsquo功&rsquo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
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緻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也。
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
所貢賢者， 這是社會風氣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如今陛下統治天下，天下沒有不服從的，但是還沒能給百姓帶來功德，大概您還沒考慮到這裡吧。
曾子說：&lsquo能尊重聽到的道理，就是高明；能實踐學到的知識，就是光大。
高明光大不在别的，就在于留心而已。
&rsquo希望陛下利用所聽到的道理，真誠地相信它，并推廣它，那麼和聖明的三王就沒有什麼不同呢？ “陛下夜以繼日，希望求得賢人，這也是堯、舜的用心，但沒有能獲得賢士，是因為平時賢士并不顯明。
平時不招徕士人，而又想求得賢能之臣，就好像不雕琢璞玉卻想得華美的玉器一樣。
所以招徕士人的最好辦法，莫過于興建太學；太學是賢士的來源，是推行教化的發祥地。
希望陛下能興建太學，設置博學的老師，以培養天下的士人，經常考試，使學生能夠表現自己的才能，那麼出類拔萃的賢人就可以得到了。
郡守、縣令是百姓的模範，他們的職責就是上承君主的仁道，向百姓傳播教化。
如果他們沒有賢才，那麼君主的仁德就得不到傳播，恩澤得不到流布。
如今的官吏都不能教化百姓，有的甚至不遵從朝廷的法律，殘暴地虐待百姓，與壞人相勾結，而百姓隻能貧窮孤弱，冤屈苦痛，無法為生，很不稱陛下的心願，因而陰陽失調，怨氣充滿天地之間，士人不順心，百姓不安居。
“官吏大都是來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員的子弟，選擇郎官又是以家庭的财富為條件，所以選擇的人并不一定是賢能的人。
而且，古代所謂的&lsquo功&rsquo，是以任官稱職與否來區分等級的，并不根據任職的時間多少，所以才能少的人盡管做了很長時間的官，也隻能仍做小官；賢能的人才，盡管當官的時間不長，并不妨礙他做大官，因此官吏們盡心竭力做好本職工作，而建功立業。
現在卻不是這樣，積累時日就可以獲取富貴，任職時間長久就可以升官，因此廉潔與恥辱相互雜亂，賢人與不肖之徒相互混淆，不能判定真僞。
我認為應該讓各位列侯、郡守各自從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選擇賢能的人，每年向朝廷推舉兩位，在宮中供職，而且還能從中來觀察分辨大臣的才能高低。
如果選送的人是賢能的人， 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
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 上三策之，仲舒複對曰：“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
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
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
故孔子曰：&lsquo天地之性，人為貴。
&rsquo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
“臣又聞之：&lsquo衆少成多，積小緻巨。
&rsquo故聖人，莫不以暗緻明，以微緻顯，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 就給予賞賜；如果選送的是不肖之徒，就加以懲罰。
這樣的話，諸侯、二千石官員都會盡心竭力地尋求賢能的人，天下的賢能之士就可以成為官員為國效力了。
不要根據任職時間的長短來評定功勞，而以實際考察出來的賢能之士為上，根據才能的大小授給官職，考查品德的高低而确定地位，就能使廉潔和恥辱、賢與不肖區别清楚了。
” 武帝第三次考問他，董仲舒又回答說：“我聽說，天是自然萬物之祖，所以它廣覆包涵而無所遺漏；聖人取法于天而立道，也是博愛而沒有私心。
春季，是天用來生育的，仁愛君主以此來體現愛心；夏季，是天用來生長的，仁德的君主以此來修養心性；霜雪，是天用來表現殺氣的，執刑的人以此來體現刑罰。
孔子寫作《春秋》，上考察天道，下體恤民情，參酌古代曆史，考查當今世情，所以《春秋》譏諷的，是産生的災害；《春秋》厭惡的，是出現的怪異。
書寫國家的過失，又涉及災異的變化，從此展現人的行為，而美好與醜惡的極點，和天地相通，往來有相應的表示，這也是天的一端。
天的旨意叫做命，命不經過聖人不能執行；質樸叫做性，性不經過教化不能形成；人的欲望叫做情，情沒有制度就不能節制。
所以君主對上謹慎地禀承天意，順從天命；對下一定要推行教化而養成民性；修正法度使它适宜，區别上下的等級，來防止欲望。
能修成這三條，國家的根本就建立起來了。
人受命于天，當然要比自然界其他萬物超拔，在内有父子兄弟之間的親情，在外有君臣上下的名義，人們相聚在一起，有老年、成人、幼兒之間的恩施；有禮節加以連接，顯出鮮明的色彩；有恩德互相仁愛，顯出歡樂的樣子。
所以孔子說：&lsquo天地之性，以人為貴。
&rsquo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萬物要尊貴，然後就會知道仁義；知道仁義，然後就會尊重禮節；尊重禮節，然後就會安居樂業；安居樂業，然後就會樂于遵循道理；遵循道理，就可以稱為君子了。
“我又聽說：&lsquo積少成多，積小成大。
&rsquo所以古代的聖人，沒有不是從默默無聞而變成聲名遠揚，由卑微變成顯赫的，因此堯從諸侯起步，舜從深山之中興起，并不是一天之内就突然能 顯也，蓋有漸以緻之矣。
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為悼懼者也。
“夫樂而不亂，複而不厭者，謂之道。
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
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緻用夏之忠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與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 顯赫起來的，而是漸漸達到的。
言語由自己說出來，是不能阻塞的；行為由自己做出來，是不能掩飾的；言語和行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依靠它感天動地。
所以能做好小事的人，才能做成大業；能注意細微的人，才能彰明功德。
自身積累善德，就像人的身體每天長高那樣而自己卻不知道；本身積累惡行，就像點燈時燈油減耗一樣而自己也不能發覺。
這就是唐堯、虞舜能成就美名，而夏桀、商纣卻令人悲悼害怕的原因。
“快樂而能不淫亂，反複做善事而能不厭倦，就叫做道。
有道，萬世就不會破敗；而破敗的原因就是喪失了道。
執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廢，就會使政治昏亂，政令不行，要補救的話，隻能是運用王道中被偏廢的部分來補救積弊。
三代聖王的治國之道，所遵從的有所不同，并不是相互有矛盾，都是為了整治社會積弊，隻是因為面對的情況才形成了治國之道的不同。
所以古代的聖明君主，雖有改變制度的名義，但沒有改變治道的根本内容。
夏代崇尚忠誠，商代崇尚恭敬，周代崇尚禮儀，這是因為它們所要拯救的積弊不同，必須采用不同的方法。
道的博大精深，是由于它來源于天，天不變，道也不會變，所以夏禹繼承虞舜，虞舜繼承唐堯，三位聖王相互傳授而遵循一樣的治道，是因為三代之間沒有需要補救的積弊。
由此看來，繼承一個至治的朝代，隻需要實行與原來相同的治國之道，繼承一個混亂的朝代，就一定要改變原來的治國之道。
如今，漢朝是在大亂之後建國的，似乎應該稍微減少周代過多的禮儀，而提倡夏代的忠誠之道。
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當今的天下，同是一個天下，拿古代與現在相比較，為什麼會相差那麼遠呢？估計是因為沒有遵循古代的治國之道吧？又或者是因為違背了天理吧？ “天對天下的萬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賜給利齒的動物就不讓它再長出犄角，賜給有翅膀的就隻讓它長出兩隻腳，這是因為已讓它得到大利，就不再給它小利。
古代已經獲得俸祿的官員，就不許再靠力氣謀食，不許經營工商末業，這和天的旨意是一樣的。
而那些已經獲得大利，又争取小利的人，連天都不能滿足他， 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
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
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
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lsquo六藝&rsquo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 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
丞相衛绾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
”奏可。
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及為江都相，事易王。
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嘗問之，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洩庸、種、蠡伐吳，滅之。
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于柳下惠，惠有憂色，曰：&lsquo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于 更何況人呢？這就是百姓抱怨貧苦不足的原因。
那些大官，身受皇上恩寵又位居高位，家庭溫飽又享受豐厚的俸祿，于是倚仗着富貴的權力和資産，與百姓争利，百姓怎麼能跟他們比呢！百姓一天天地受到剝削，以至于陷入窮困。
富裕的人奢侈揮霍，貧窮的人困頓愁苦，百姓沒有活着的樂趣，哪裡能避免犯罪呢？這就是盡管刑罰繁多卻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
朝廷的官員是百姓觀察模仿的對象，也是遠方各族從四面向中央觀察模仿的對象，怎麼能居于賢人的高位卻做着百姓所做的事情呢！急急忙忙地追逐财利，經常擔心匮乏，是百姓的心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義，經常害怕不能教化百姓，才是大夫的心态。
如果身居君子的要位，做出君子的行為，那麼除了采用公儀休到魯國做相的方法以外，就沒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所尊崇的大一統，是天下的常規，是古今通用的道義。
而現在，經師們傳授的道不同，各人的觀點也不一樣，百家學說主旨不同，因此君主沒有方法能加以統一，法令制度經常改變，下面不知道該如何遵守。
我認為，所有不屬于&lsquo六藝&rsquo的範圍，不符合孔子學說的學派，都予以禁絕，不許它們與儒學齊頭并進，讓邪惡偏頗的學說都滅絕，然後政令就能統一，法度可以明确，百姓就能知道遵循什麼了。
” 武帝很贊賞董仲舒的對策，任命董仲舒為江都國的相。
丞相衛绾于是向武帝上奏道：“舉薦來的賢良，凡是研究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的學說，擾亂國家政治的，請求都予以遣返。
”武帝批準了奏章。
董仲舒從小研究《春秋》，做過博士，進退舉止，不符合禮節的事不做，學者們都把他當作老師來尊敬。
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國的相，事奉江都易王。
易王，是武帝的哥哥，平素驕橫，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禮義來幫他改正，易王很敬重他。
易王曾問他：“越王句踐與大夫洩庸、文種、範蠡攻打吳國，并将它滅亡。
我認為越國有三個仁人，這個觀點怎麼樣？”董仲舒回答：“當初魯國國君問柳下惠攻打齊國的事，柳下惠面露憂愁的神色，說：&lsquo我聽說讨伐别國不問仁人，這樣的話怎麼來問 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rsquo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
”王曰：“善。
” 後公孫弘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弘為從谀，弘嫉之。
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言于上，使仲舒相之。
王素聞其賢，善待之。
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所居而治。
及去位，家居不問産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
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春二月，赦。
行三铢錢。
夏六月，丞相绾免，以窦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绾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申公為太中大夫。
上雅向儒術。
嬰、蚡俱好儒，推毂趙绾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绾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
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
既至，問治亂之事。
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
然已招緻，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事。
壬寅（前139） 二年 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
趙绾、王臧下吏，自殺。
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
以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内史。
我呢？隻是被問，尚且覺得羞恥，何況設計詐術來實行呢？&rsquo仁人修正大義而不謀求私利，彰明道德而不計較功勞，因此在孔子門下，三歲的小孩都羞于提起五霸，因為五霸都是先利用欺詐和武力，然後才考慮仁義的。
這樣看來，越國沒有一個仁人。
”易王說：“好。
” 後來公孫弘也研究《春秋》，但通過觀察世務來改變處事方法，董仲舒認為公孫弘是阿谀之徒，公孫弘很嫉恨他。
因為膠西王也是武帝的哥哥，尤其驕縱兇暴，多次迫害二千石官員，于是向武帝進言派董仲舒做膠西王的相。
膠西王一直就聽說董仲舒是賢人，對他很好。
董仲舒兩度事奉驕橫的諸侯王，都能以自身的正直做出表率，随處安居而治理政務。
辭官以後，住在家中，不過問家庭産業，一心放在講學、著書上。
朝廷有重要問題要讨論，都要派人去請教他，他的回答往往都有正确的法則依據。
春二月，大赦天下。
朝廷發行三铢錢。
夏六月，丞相衛绾被免職，武帝任命窦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绾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聘申公為太中大夫。
武帝向來看重儒術，窦嬰、田蚡都愛好儒術，推薦趙绾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趙绾奏請建立明堂，并推薦他的老師申公。
武帝派使者駕着安車，用蒲裹着車輪，帶着表示禮聘的帛和玉璧去迎接申公。
申公到京城後，武帝向他詢問治理亂世的事，申公已經八十多歲了，回答道：“治理國家的人，并不在于說多少，隻看身體力行罷了。
”當時，武帝正喜好文辭，聽到申公的回答，默然不語。
但既然已經把他招來了，就任命他為太中大夫，住在魯王在京的官邸裡，商讨關于建立明堂、天子巡狩、改換曆法和服色的事情。
壬寅（前139） 漢武帝建元二年 冬十月，淮南王劉安前來朝見武帝。
武帝因為劉安是自己的叔父輩，而且才能很高，很是尊重他。
趙绾、王臧被審問，自殺身亡。
丞相窦嬰、太尉田蚡被免職，申公也被免職回家。
武帝任命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内史。
太皇太後好黃老言，不悅儒術。
趙绾請毋奏事東宮，太後大怒，陰求绾、臧奸利事以讓。
上因廢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殺。
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号奮為“萬石君”。
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
子孫為小吏，來歸谒，必朝服見之，不名。
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
其執喪、哀戚甚悼。
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
及绾、臧獲罪，太後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内史。
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
上以是親之。
春二月朔，日食。
三月，以許昌為丞相。
以衛青為太中大夫。
陳皇後驕妒，擅寵而無子，寵浸衰。
上嘗過姊平陽公主，悅讴者衛子夫，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
皇後恚，幾死者數矣。
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氏，為侯家騎奴。
召為建章監、侍中。
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置茂陵邑。
太皇窦太後喜好黃老學說，不喜歡儒術。
趙绾奏請不必再向太後彙報國家事務，窦太後大怒，暗中派人搜集趙绾、王臧謀求私利的證據，并以此責備武帝。
武帝于是廢除了興建明堂之事，将趙绾、王臧交給官吏審問，二人都自殺了，窦嬰、田蚡被免職，申公也以有病為由，被免職回家。
當初，景帝因為石奮和他的四個兒子都是二千石官員，就稱石奮為“萬石君”。
萬石君沒有文才學問，但他的恭敬謹慎卻無人可比。
他的子孫做小官，回家來探望他，石奮必定穿着朝服與他們相見，不叫他們的名字。
子孫們有了過失，他也不加以責備，而是坐在廂房裡，對着桌子不吃飯；然後兒子們互相自責，通過長輩，袒露着上身向石奮請罪，改正了錯誤，石奮才答應進食。
成年的子孫在身邊，石奮即使閑居在家，也一定要戴冠。
由他主持喪事，他的表情都顯得極其悲哀。
子孫們都遵循他的教誨，都以孝順謹慎聞名于世。
等到趙绾、王臧犯了罪，窦太後認為儒生文采多卻缺乏質樸，而現在萬石君一家不善文辭卻能身體力行，于是任命他的大兒子石建為郎中令，任命他的小兒子石慶為内史。
石建在武帝身邊事奉，有什麼需要進谏的，讓人回避後，對武帝暢所欲言，極為懇切；而到了朝廷上朝見武帝時，石建卻像是不善談的人。
武帝因此更加親近他。
春二月初一，出現日食。
三月，武帝任命許昌為丞相。
任命衛青為太中大夫。
陳皇後驕橫嫉妒，獨受君寵，卻沒能生孩子，因而武帝對她的寵愛漸漸衰退。
武帝曾經去看望他的姐姐平陽公主，喜歡上平陽公主的歌女衛子夫，平陽公主就把衛子夫送到了宮中，武帝對她寵幸日益加重。
陳皇後生氣，好幾次差點給氣死。
衛子夫同母異父的弟弟衛青，冒充姓衛，到平陽侯家做騎奴。
武帝召見衛青，任命他為建章監、侍中。
不久，武帝封衛子夫為夫人，任命衛青為太中大夫。
夏四月，有一顆像太陽一樣閃耀的異星在夜間出現。
設立茂陵邑。
癸卯（前138） 三年 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
議者多冤晁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
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泣。
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
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河水溢于平原。
大饑，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閩越擊東瓯，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于江、淮間。
初，閩越發兵圍東瓯，東瓯使人告急。
天子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
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
”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鹹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
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喻意，乃發兵浮海，救東瓯。
未至，閩越引兵罷。
東瓯請舉國内徙，乃悉舉其衆來，處于江、淮之間。
九月晦，日食。
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
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并在左右。
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 癸卯（前138） 漢武帝建元三年 冬十月，中山王劉勝前來朝見武帝。
議臣們多為晁錯的削藩之策叫屈，認為一定要打擊和壓制諸侯王，多次上奏，抨擊諸侯王的過錯和惡績，吹毛求疵，諸侯王沒有不悲傷抱怨的。
到武帝為劉勝設酒宴時，劉勝聽到音樂聲不由得哭泣起來。
武帝問他為什麼哭，劉勝把官員們侵淩諸侯王的事全部奏報給了武帝。
武帝于是增加對諸侯的禮遇，取消了有關部門抨擊諸侯王的文書，對諸侯王施以優待親屬的恩惠。
黃河在平原郡泛濫。
發生大饑荒，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秋七月，在西北天空出現彗星。
閩越國攻打東瓯國，武帝派使臣征發兵力援救東瓯，于是将東瓯國遷徙到江、淮之間。
當初，閩越發兵包圍東瓯，東瓯派人向朝廷告急。
武帝問田蚡怎麼處理，田蚡回答說：“越人相互攻擊，本來就是常有的事，又多次叛亂，反複無常。
秦朝時就被放棄，不值得麻煩朝廷前往救援。
”莊助說：“小國陷入窘困的境地前來告急，如果陛下不去救援，又怎麼能使天下萬國臣服呢？況且，秦朝連都城鹹陽都抛棄了，何止是越國呢！”武帝說：“太尉不值得和他讨論國家大事。
我剛即位，不想用虎符征發郡國的兵馬去打仗。
”于是派莊助拿着皇帝的符節去征發會稽的軍隊。
會稽郡太守想依據不見虎符不發兵的法令不發兵，莊助于是殺了一位司馬官，傳達了武帝的意思，郡守于是發兵渡海，救援東瓯。
救兵還沒到，閩越王就帶兵撤走了。
東瓯王請求全國内遷，朝廷同意後，東瓯王就率領全國民衆遷到江、淮之間居住。
九月的最後一天，出現日食。
武帝開始微服出行，于是興建上林苑。
武帝招徕選拔天下博學而有才智的人，破格提拔其中的突出人物加以寵信重用。
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人，都被寵信重用在自己左右。
武帝經常令他們與朝中大臣辯論，中朝官和外朝官互相用義理來辯駁，外朝大臣 數屈焉。
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诙諧，上以俳優畜之。
朔時直谏，有所補益。
是歲，上始為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骛禾稼之地，民皆号呼罵詈。
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
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奸盜，聚少年欲攻之。
主人妪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
不聽，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
後乃私置更衣十二所，又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
東方朔進谏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
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給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号為土膏，其賈畝一金。
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
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虛，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
垣而囿之，騎馳車骛，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堤之輿，其不可三也。
且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台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然遂起上林苑。
往往被駁倒。
但是司馬相如隻是憑長于辭賦就得到武帝的寵幸，東方朔、枚臯的觀點沒有論據，喜好諷刺幽默，武帝把他們看做插科打诨的藝人來收養。
東方朔不時直言進谏，對朝政起到了一定的補益作用。
這一年，武帝開始微服出行，與能騎馬射箭的左右侍從約定在殿門前會合，經常到終南山腳下打獵，騎馬奔馳在農田裡，百姓都大聲怒罵。
鄠縣、杜縣的縣令想逮捕他們，他們出示天子的車駕等物品，才得以脫身。
武帝又曾經在夜間到達柏谷，旅店的主人懷疑武帝等人是強盜，聚集了一幫青年人想攻打他們。
店主的妻子看武帝的體态相貌不同尋常，就勸阻她的丈夫。
店主不聽勸告，她就把丈夫灌醉，然後把他捆了起來，那幫青年人都散走了。
武帝以後就秘密設立了十二處更衣休息的地方，又命令吾丘壽王興建上林苑，一直連接到終南山。
東方朔進谏說：“終南山是國家的屏障，是像大海一樣富饒的陸地。
山中出産玉、石、金、銀、銅、鐵、優質木材，各種手工業都用來做原料，百姓賴以維持生計；又盛産粳、稻、梨、栗、桑、麻、竹箭等，土壤适宜種植姜和芋頭，水中有許多青蛙和魚類，貧窮的人得以豐衣足食，不必擔憂饑寒之苦，所以酆水與鎬水之間，号稱豐饒之地，每畝土地價值一斤黃金。
如今要把這塊土地劃為上林苑，斷絕了池沼湖澤的财利，奪取了百姓的豐饒土地，上會減少國家的經費，下會破壞農業生産，這是不該建的第一個理由。
蔓延了荊棘之林，擴大了虎狼的活動區域，毀壞了百姓的墳墓，拆掉了百姓的房屋，這是不該建的第二個理由。
在周圍築牆圈成苑囿，騎馬奔馳，驅車追逐，苑中又挖有深溝大渠，就為了一天的娛樂，不值得天子涉險犯難，這是不該建的第三個理由。
商纣興建内有九市的宮殿，導緻了諸侯的叛亂；楚靈王築起章華台，百姓四散奔逃；秦始皇興建阿房宮，引起天下大亂。
我是個卑賤的臣仆，違背了您的旨意，罪該萬死！”武帝于是任命東方朔為太中大夫，授以給事中的官職，賜給他一百斤黃金。
但還是建起了上林苑。
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
司馬相如谏曰：“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
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
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
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無形。
禍固多藏于隐微，而發于人之所忽者也。
故鄙諺曰：&lsquo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rsquo此言雖小，可以谕大。
”上善之。
甲辰（前137） 四年 夏，有風赤如血。
旱。
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乙巳（前136） 五年 春，罷三铢錢，行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夏五月，大蝗。
丙午（前135） 六年 春二月，遼東高廟災。
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
五月，太皇太後崩。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
武帝又喜歡親自擊殺熊、野豬等野獸。
司馬相如進谏道：“陛下喜歡涉獵險要的地方，射殺猛獸，要是突然碰到勢大力猛的野獸，它受驚擔心無路可走，就會冒犯陛下的随從車輛，陛下的車輛來不及調頭，人來不及施展技藝，即使有像烏獲、逢蒙那樣的高超武藝，也來不及使用，枯木朽樹也會成為禍害。
即使陛下能夠萬全，安然無恙，但這也不該是天子所應該接近的境地。
況且陛下出入都要在清道以後才能出發，車輛要行進在道路中間，即使這樣謹慎，還會經常碰到馬匹上的鐵勒折斷等變故，更何況穿過茂密的荒草，馳過丘陵廢墟，前面有野獸的誘惑，而心裡卻沒預防萬一的準備，野獸要想加害陛下并不困難。
陛下看輕萬乘重位，不注意自己的安全，而是樂于在充滿危險的道路尋求娛樂，我私下裡認為陛下這種做法不可取。
聰明的人能提前發現處于萌芽狀态中的問題，智慧的人能預先避開尚未形成的危難。
災禍原本大多隐蔽在人們不易察覺的細微的地方，而出現在人們往往容易忽視的地方。
所以俗話說：&lsquo家中藏有萬貫家财，就不能坐在堂屋的邊緣。
&rsquo這話雖然說的是小事，卻可以用來比喻大事。
”武帝很贊賞他的意見。
甲辰（前137） 漢武帝建元四年 夏季，刮起一場紅色如血的大風。
發生旱災。
秋九月，東北天空出現彗星。
乙巳（前136） 漢武帝建元五年 春季，罷用三铢錢，發行半兩錢。
設立五經博士。
夏五月，發生嚴重的蝗災。
丙午（前135） 漢武帝建元六年 春二月，遼東郡的高祖廟發生火災。
夏四月，高祖陵寝的偏殿發生火災，武帝穿了五天的素服，以示請罪。
五月，太皇太後去世。
六月，丞相許昌被免職，武帝任命田蚡為丞相。
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
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
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
”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将兵擊之。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為東越王。
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
天子多其義，大為發兵，遣王恢出豫章，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
淮南王安上書谏曰：“越，方外之地，剪發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且越人輕薄反覆，不用法度，非一日之積。
壹不奉诏，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
“間者，歲比不登，民生未複。
今發兵資糧，行數千裡，夾以深林叢竹，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随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
臣聞：&lsquo軍旅之後，必有兇年。
&rsquo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 田蚡驕橫奢侈，興建的住宅是官員中最豪華的，田園極其肥沃，大量接受各地的賄賂。
田蚡每次進宮奏報
” 三月，赦。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
地震。
震凡二十二日，壞上庸城垣。
丞相舍免。
秋七月晦，日食。
八月，以衛绾為丞相，直不疑為禦史大夫。
初，绾以中郎将事文帝，醇謹無他。
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绾稱病不行。
文帝且崩，屬上曰：“绾長者，善遇之。
”故上亦寵任焉。
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
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
以此稱為長者。
人或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
”然終不自明也。
下條侯周亞夫獄。
亞夫不食死。
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
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
”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可葬者，為人所告，事連污亞夫。
召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己亥（前142） 二年 有關部門還不能斷案的，要移交廷尉審理。
如果上級審查有誤，送交疑案的官員不算失職，隻是希望審理案件的官員務必要從寬斷案。
” 三月，大赦天下。
夏季，讓天下相聚飲酒五天，允許百姓賣酒。
發生地震。
地震持續了二十二天，毀壞了上庸的城牆。
丞相劉舍被免職。
秋七月的最後一天，出現日食。
八月，景帝任命衛绾為丞相，直不疑為禦史大夫。
當初，衛绾擔任中郎将事奉文帝，純樸謹嚴，沒有二心。
景帝為太子時，召集文帝身邊的人宴飲，衛绾稱病不參加。
文帝臨終前囑咐景帝說：“衛绾是長者，你要好好地對待他。
”所以景帝也很寵信衛绾。
直不疑擔任郎官時，同居一處的某人請假回家，誤拿了另一位郎官的黃金，那位郎官以為是直不疑拿走的，直不疑就買來黃金還給他。
後來，請假回家的人回來，交還了誤拿的黃金，丢失黃金的郎官大為慚愧。
因此直不疑被人稱為長者。
有人诋毀直不疑與嫂私通，直不疑說：“我并沒有兄長。
”卻終究不做自我辯白。
景帝将條侯周亞夫投進監獄受審。
周亞夫不吃東西，絕食身亡。
景帝召見周亞夫，賞賜食物，隻給了一大塊肉，沒有切開，又不準備筷子。
周亞夫心裡不高興，回頭吩咐主管宴席的官員拿筷子來。
景帝看着周亞夫，笑着問：“這難道不能滿足您的心嗎？”周亞夫脫下帽子向景帝請罪，景帝說：“起來。
”周亞夫于是快步退了出去，景帝目送着他出去，說：“這樣憤憤不平的人，可不能做年幼君主的臣子。
”過了不久，周亞夫的兒子為父親從工官那裡買了專供皇室用于殉葬的铠甲盾牌，被人告發，事情牽涉到周亞夫。
景帝下诏讓周亞夫去廷尉那裡接受審問，周亞夫絕食五天，吐血而死。
己亥（前142） 漢景帝後元二年 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禁内郡食馬粟，沒入之。
以歲不登故也。
夏四月，诏：戒二千石修職事。
诏曰：“雕文刻镂，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
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
夫饑寒并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
朕親耕，後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
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
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 诏訾筭四得官。
诏曰：“今訾筭十以上乃得官。
廉士筭不必衆，朕甚愍之。
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 秋，大旱。
庚子（前141） 三年 冬十月，日月皆赤。
凡五日。
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
春正月，诏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春正月，一天裡發生三次地震。
景帝下诏禁止内地各郡用糧食喂馬，有違禁的，沒收他的馬匹入官府。
這是因為連年歉收的原因。
夏四月，景帝下诏：告誡二千石的官員嚴格遵守職責。
景帝下诏說：“追求器物的精雕細刻，就會損害農業；追求絲織品的華麗多彩，就會損害紡織業。
農業受到損害，是造成天下饑荒的根本原因；紡織業受到損害，是導緻百姓受寒凍的根本原因。
饑寒交迫的情況下，還能夠不違法犯罪的，實在很少。
朕親自參加耕種，皇後親自種桑養蠶，以其收獲作為供奉宗廟的糧食和祭服，開天下之先導；不接受進貢，減少太官的供應，節省徭役和賦稅，希望天下的百姓都來從事農業和紡織業，平時能有積蓄以防備災害。
強的不搶奪弱的，多的不欺負少的，老年人能安度晚年，年幼的孤兒能平安地成長。
但是現在，有的年份農業歉收，百姓的食物很匮乏，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局面的呢？也許是在于奸詐僞劣的人做了官吏，公然行賄受賄，強取豪奪，侵奪百姓。
縣丞是重要的官吏，卻作奸犯法，與賊盜共盜，太不成樣子！命令二千石的官員，各自嚴格遵守職責；不履行職責，為政不佳的，丞相要向我彙報，商定處置的罪名。
” 景帝下诏規定，家中資産達到四萬錢的可以做官。
诏書說：“如今家中資産達到十萬以上的才可以做官，而廉潔之士肯定沒有這麼多資産，我很哀憐他們。
現在規定：家中資産達到四萬以上的就可以做官，這樣就不會使廉潔的人很久得不到官職，使貪婪的人長久占着便利。
” 秋季，發生大旱。
庚子（前141） 漢景帝後元三年 冬十月，太陽和月亮都呈現出紅色。
一共持續了五天。
十二月，打雷，太陽呈現出紫色；五大行星逆行，停在太微星座；月亮從天廷中部穿過。
春正月，景帝下诏勸百姓從事農業，禁止開采黃金、珠玉。
诏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
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
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
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帝崩，太子徹即位。
年十六。
尊皇太後為太皇太後，皇後為皇太後。
二月，葬陽陵。
辛醜（前140）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 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
以董仲舒為江都相。
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上親策問之。
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
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景帝下诏：“農業是天下的根本，黃金、珠玉，饑餓時不能當飯吃，寒冷時不能當衣服穿。
最近有時年成不好，估計是從事末業的人多了，從事農業的人少了。
命令各郡、國的官員要勸百姓從事農桑、多種樹，這樣才可以得到衣服和食物。
官吏如果征發百姓服役，讓他們去開采黃金、珠玉，就判處偷盜罪，将所得作為贓物來定罪。
二千石官員如果聽任他們，放縱不管，也按同樣的罪名論處。
景帝去世，太子劉徹繼承皇位。
年僅十六歲。
尊奉皇太後為太皇太後，皇後為皇太後。
二月，将景帝安葬在陽陵。
漢武帝 辛醜（前140） 漢武帝建元元年 冬十月，武帝下诏令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谏的人，任命董仲舒為江都相。
研究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等學說的賢良，都被遣返。
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谏的人才，武帝親自出題考核他們。
廣川人董仲舒回答說：“臣謹從《春秋》的研究中，通過比較前代已經發生的事件，來觀察天人相互之間的關系，發現很可怕。
國家将要有喪失道義的敗迹時，天就會顯出災害來譴責、警告國君；如果不知道自我反省，天又會顯出怪異的現象來戒懼國君；如果還不知道改變，那麼國家就會傷亂、破敗，從此可以看出天心對人君的仁愛，而希望能制止傷亂。
隻要不是太沒有道義的時代，天都會盡力加以扶持而保全國家，事情成功與否在于人的努力。
努力研究學問，就會聞見更加廣博，而知識更加精明；努力地去行道，那麼德行就會漸漸興起，而大建功業。
這些都是可以迅速達到而卓有成效的。
“所謂道，是由此實現至治之路，仁、義、禮、樂都是具體方法。
故聖王已沒，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
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滞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複興，上天祐之。
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緻也。
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
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纣行暴則民鄙夭，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
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緻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
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 所以古代聖明的君主去世以後，而他的子孫後代仍可以長期穩定地治理國家達到幾百年之久，這都是禮樂教化的功勞。
凡是君主，沒有不希望國家安甯永存而害怕危急将亡的，但是政治昏亂、國家危亡的卻很多。
用人不當，治國不由正道，因而國家一天天走向滅亡。
周王朝從幽王、厲王時開始衰敗，并不是道不存在，而是幽王、厲王不行正确的治國之道。
到宣王即位時，他追思昔日先王的德政，興複被久滞的善政，彌補殘缺不足，發揚文王、武王的功業，周朝的王道從此得以煥然複興，上天加以佑護。
湧現出賢良的左膀右臂，後世交口稱贊，至今不絕于耳，這就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果。
所以國家的治亂興亡在于君主本身，不是天意要改朝換代，就不會亡國。
“我聽說：命是天的旨意，性是人生的本質，情是人的欲望。
堯、舜推行德政，百姓就仁愛長壽；桀、纣推行暴政，百姓就困苦早夭，有治亂興亡的君主存在，所以就會産生不齊。
君主要想有所作為，就應該向天尋求正道。
天道最大的在于陰陽，陽是德，陰是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所以陽氣常存在于盛夏，以生養繁殖為己任；陰氣常存在于隆冬，堆積于空曠虛無、沒有用的地方，由此可見，天是任用陽氣而不是任用陰氣的。
君主禀承天的旨意來治理國家，所以應該推行德政而不是濫用刑罰。
如今廢除了先王推行德教的官員，唯獨任用執行刑法的官吏，要想把德教推行到四海之内，可就難了！ “做君主的人，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頓朝廷，整頓了朝廷才能整頓百官，整頓了百官才能整頓百姓，整頓了百姓才能整頓四方的蠻夷戎狄，四方的蠻夷戎狄都整頓完了，遠近就沒有人敢不歸于正道了，也就不會有奸邪之氣彌漫天地之間，因此陰陽調和，風雨适時，衆生祥和共處，萬物繁衍生息，所有象征幸福的東西和可以招緻的祥兆，全都出現，這就是王道的最高境界了。
“如今，陛下貴為天子，擁有四海之地，品德高尚而恩澤深厚，頭腦精明而心地善良，愛護百姓而尊重賢人，可以稱得上是仁義之君了。
但是天地還沒有相應的表示，而祥瑞也沒有出現， 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
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主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複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至秦滅先聖之道，而颛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有四年而亡。
然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
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 上複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
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也。
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這是因為沒有推行教化，百姓沒能走上正道。
百姓追逐财利，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不用教化築成大堤來防備，就不能阻止。
古代的明君，沒有不把教化作為重要事情來抓的，興建太學，在國都推行教化；創辦學校，使教化推行到各個城邑，用仁來感化百姓，用義來激勵百姓，用禮來節制百姓，因此盡管當時的刑罰很輕也沒有人違犯法令，這是因為推行了教化，社會風氣很好。
“聖明之君繼承亂世，要将遺留下來的不好的東西全部掃除，還要推行教化，尊崇教化；教化取得顯著成效，好的社會風氣已經形成，子孫後世遵循不變，實行五六百年也不會衰敗。
到秦朝時，廢棄了前代聖明君主的治國之道，而實行不顧長遠，隻圖眼前利益的治國方法，所以秦朝隻有十四年就滅亡了。
但秦朝遺留下來的惡劣影響至今還沒能予以消除，使得社會風氣淺薄惡劣，百姓冥頑放肆，即使想好好地治理，也無可奈何！推出法律，就會有奸邪産生；下達命令，就會有狡詐出現。
譬如琴瑟音調不和諧，嚴重的時候必須解下舊弦，換上新弦，才可以彈奏；實行統治碰到障礙，嚴重的時候，必須改變才可以治理好國家。
漢朝得到天下以來，常常想治理好國家，但至今還沒能治理好，究其原因就在于應該實行改革的時候而沒有實行改革。
” 武帝又考問他，董仲舒回答道：“我聽說聖明的君主治理天下，百姓幼年時就參加學習，長大後給以官職培養他的才能，賜給爵位俸祿以修煉他的品德，實施刑罰以震懾他的犯罪想法，所以百姓才能明曉禮義，而以冒犯君主為恥。
周武王奉行大義，推翻殘暴的賊君，周公制作禮樂來修飾政治；到成王、康王時代，監獄空虛四十多年，這是教化的浸潤和仁義的流布的功效。
到秦就不一樣了，秦尊奉申不害、韓非的學說，憎恨帝王的至治之道，提倡貪婪求财的社會風氣，隻看重虛名而不注重實效，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幸免于難，而做壞事的人也不一定受到懲罰，所以百官都粉飾虛名而不講求實際，表面上有事奉君主的禮節，而内心卻有背叛君主的念頭，制造虛僞，粉飾奸詐，追逐财利，毫無廉恥，所以遭受刑罰的人很多，死者一個接一個，犯罪行為卻沒能制止， 俗化使然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
曾子曰：&lsquo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rsquo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内而緻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雲獲者，士不素厲也。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
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缪，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
且古所謂&lsquo功&rsquo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
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緻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也。
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
所貢賢者， 這是社會風氣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如今陛下統治天下，天下沒有不服從的，但是還沒能給百姓帶來功德，大概您還沒考慮到這裡吧。
曾子說：&lsquo能尊重聽到的道理，就是高明；能實踐學到的知識，就是光大。
高明光大不在别的，就在于留心而已。
&rsquo希望陛下利用所聽到的道理，真誠地相信它，并推廣它，那麼和聖明的三王就沒有什麼不同呢？ “陛下夜以繼日，希望求得賢人，這也是堯、舜的用心，但沒有能獲得賢士，是因為平時賢士并不顯明。
平時不招徕士人，而又想求得賢能之臣，就好像不雕琢璞玉卻想得華美的玉器一樣。
所以招徕士人的最好辦法，莫過于興建太學；太學是賢士的來源，是推行教化的發祥地。
希望陛下能興建太學，設置博學的老師，以培養天下的士人，經常考試，使學生能夠表現自己的才能，那麼出類拔萃的賢人就可以得到了。
郡守、縣令是百姓的模範，他們的職責就是上承君主的仁道，向百姓傳播教化。
如果他們沒有賢才，那麼君主的仁德就得不到傳播，恩澤得不到流布。
如今的官吏都不能教化百姓，有的甚至不遵從朝廷的法律，殘暴地虐待百姓，與壞人相勾結，而百姓隻能貧窮孤弱，冤屈苦痛，無法為生，很不稱陛下的心願，因而陰陽失調，怨氣充滿天地之間，士人不順心，百姓不安居。
“官吏大都是來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員的子弟，選擇郎官又是以家庭的财富為條件，所以選擇的人并不一定是賢能的人。
而且，古代所謂的&lsquo功&rsquo，是以任官稱職與否來區分等級的，并不根據任職的時間多少，所以才能少的人盡管做了很長時間的官，也隻能仍做小官；賢能的人才，盡管當官的時間不長，并不妨礙他做大官，因此官吏們盡心竭力做好本職工作，而建功立業。
現在卻不是這樣，積累時日就可以獲取富貴，任職時間長久就可以升官，因此廉潔與恥辱相互雜亂，賢人與不肖之徒相互混淆，不能判定真僞。
我認為應該讓各位列侯、郡守各自從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選擇賢能的人，每年向朝廷推舉兩位，在宮中供職，而且還能從中來觀察分辨大臣的才能高低。
如果選送的人是賢能的人， 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
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 上三策之，仲舒複對曰：“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
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
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
故孔子曰：&lsquo天地之性，人為貴。
&rsquo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
“臣又聞之：&lsquo衆少成多，積小緻巨。
&rsquo故聖人，莫不以暗緻明，以微緻顯，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 就給予賞賜；如果選送的是不肖之徒，就加以懲罰。
這樣的話，諸侯、二千石官員都會盡心竭力地尋求賢能的人，天下的賢能之士就可以成為官員為國效力了。
不要根據任職時間的長短來評定功勞，而以實際考察出來的賢能之士為上，根據才能的大小授給官職，考查品德的高低而确定地位，就能使廉潔和恥辱、賢與不肖區别清楚了。
” 武帝第三次考問他，董仲舒又回答說：“我聽說，天是自然萬物之祖，所以它廣覆包涵而無所遺漏；聖人取法于天而立道，也是博愛而沒有私心。
春季，是天用來生育的，仁愛君主以此來體現愛心；夏季，是天用來生長的，仁德的君主以此來修養心性；霜雪，是天用來表現殺氣的，執刑的人以此來體現刑罰。
孔子寫作《春秋》，上考察天道，下體恤民情，參酌古代曆史，考查當今世情，所以《春秋》譏諷的，是産生的災害；《春秋》厭惡的，是出現的怪異。
書寫國家的過失，又涉及災異的變化，從此展現人的行為，而美好與醜惡的極點，和天地相通，往來有相應的表示，這也是天的一端。
天的旨意叫做命，命不經過聖人不能執行；質樸叫做性，性不經過教化不能形成；人的欲望叫做情，情沒有制度就不能節制。
所以君主對上謹慎地禀承天意，順從天命；對下一定要推行教化而養成民性；修正法度使它适宜，區别上下的等級，來防止欲望。
能修成這三條，國家的根本就建立起來了。
人受命于天，當然要比自然界其他萬物超拔，在内有父子兄弟之間的親情，在外有君臣上下的名義，人們相聚在一起，有老年、成人、幼兒之間的恩施；有禮節加以連接，顯出鮮明的色彩；有恩德互相仁愛，顯出歡樂的樣子。
所以孔子說：&lsquo天地之性，以人為貴。
&rsquo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萬物要尊貴，然後就會知道仁義；知道仁義，然後就會尊重禮節；尊重禮節，然後就會安居樂業；安居樂業，然後就會樂于遵循道理；遵循道理，就可以稱為君子了。
“我又聽說：&lsquo積少成多，積小成大。
&rsquo所以古代的聖人，沒有不是從默默無聞而變成聲名遠揚，由卑微變成顯赫的，因此堯從諸侯起步，舜從深山之中興起，并不是一天之内就突然能 顯也，蓋有漸以緻之矣。
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為悼懼者也。
“夫樂而不亂，複而不厭者，謂之道。
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
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緻用夏之忠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與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 顯赫起來的，而是漸漸達到的。
言語由自己說出來，是不能阻塞的；行為由自己做出來，是不能掩飾的；言語和行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依靠它感天動地。
所以能做好小事的人，才能做成大業；能注意細微的人，才能彰明功德。
自身積累善德，就像人的身體每天長高那樣而自己卻不知道；本身積累惡行，就像點燈時燈油減耗一樣而自己也不能發覺。
這就是唐堯、虞舜能成就美名，而夏桀、商纣卻令人悲悼害怕的原因。
“快樂而能不淫亂，反複做善事而能不厭倦，就叫做道。
有道，萬世就不會破敗；而破敗的原因就是喪失了道。
執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廢，就會使政治昏亂，政令不行，要補救的話，隻能是運用王道中被偏廢的部分來補救積弊。
三代聖王的治國之道，所遵從的有所不同，并不是相互有矛盾，都是為了整治社會積弊，隻是因為面對的情況才形成了治國之道的不同。
所以古代的聖明君主，雖有改變制度的名義，但沒有改變治道的根本内容。
夏代崇尚忠誠，商代崇尚恭敬，周代崇尚禮儀，這是因為它們所要拯救的積弊不同，必須采用不同的方法。
道的博大精深，是由于它來源于天，天不變，道也不會變，所以夏禹繼承虞舜，虞舜繼承唐堯，三位聖王相互傳授而遵循一樣的治道，是因為三代之間沒有需要補救的積弊。
由此看來，繼承一個至治的朝代，隻需要實行與原來相同的治國之道，繼承一個混亂的朝代，就一定要改變原來的治國之道。
如今，漢朝是在大亂之後建國的，似乎應該稍微減少周代過多的禮儀，而提倡夏代的忠誠之道。
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當今的天下，同是一個天下，拿古代與現在相比較，為什麼會相差那麼遠呢？估計是因為沒有遵循古代的治國之道吧？又或者是因為違背了天理吧？ “天對天下的萬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賜給利齒的動物就不讓它再長出犄角，賜給有翅膀的就隻讓它長出兩隻腳，這是因為已讓它得到大利，就不再給它小利。
古代已經獲得俸祿的官員，就不許再靠力氣謀食，不許經營工商末業，這和天的旨意是一樣的。
而那些已經獲得大利，又争取小利的人，連天都不能滿足他， 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
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
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
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lsquo六藝&rsquo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 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
丞相衛绾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
”奏可。
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及為江都相，事易王。
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嘗問之，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洩庸、種、蠡伐吳，滅之。
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于柳下惠，惠有憂色，曰：&lsquo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于 更何況人呢？這就是百姓抱怨貧苦不足的原因。
那些大官，身受皇上恩寵又位居高位，家庭溫飽又享受豐厚的俸祿，于是倚仗着富貴的權力和資産，與百姓争利，百姓怎麼能跟他們比呢！百姓一天天地受到剝削，以至于陷入窮困。
富裕的人奢侈揮霍，貧窮的人困頓愁苦，百姓沒有活着的樂趣，哪裡能避免犯罪呢？這就是盡管刑罰繁多卻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
朝廷的官員是百姓觀察模仿的對象，也是遠方各族從四面向中央觀察模仿的對象，怎麼能居于賢人的高位卻做着百姓所做的事情呢！急急忙忙地追逐财利，經常擔心匮乏，是百姓的心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義，經常害怕不能教化百姓，才是大夫的心态。
如果身居君子的要位，做出君子的行為，那麼除了采用公儀休到魯國做相的方法以外，就沒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所尊崇的大一統，是天下的常規，是古今通用的道義。
而現在，經師們傳授的道不同，各人的觀點也不一樣，百家學說主旨不同，因此君主沒有方法能加以統一，法令制度經常改變，下面不知道該如何遵守。
我認為，所有不屬于&lsquo六藝&rsquo的範圍，不符合孔子學說的學派，都予以禁絕，不許它們與儒學齊頭并進，讓邪惡偏頗的學說都滅絕，然後政令就能統一，法度可以明确，百姓就能知道遵循什麼了。
” 武帝很贊賞董仲舒的對策，任命董仲舒為江都國的相。
丞相衛绾于是向武帝上奏道：“舉薦來的賢良，凡是研究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的學說，擾亂國家政治的，請求都予以遣返。
”武帝批準了奏章。
董仲舒從小研究《春秋》，做過博士，進退舉止，不符合禮節的事不做，學者們都把他當作老師來尊敬。
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國的相，事奉江都易王。
易王，是武帝的哥哥，平素驕橫，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禮義來幫他改正，易王很敬重他。
易王曾問他：“越王句踐與大夫洩庸、文種、範蠡攻打吳國，并将它滅亡。
我認為越國有三個仁人，這個觀點怎麼樣？”董仲舒回答：“當初魯國國君問柳下惠攻打齊國的事，柳下惠面露憂愁的神色，說：&lsquo我聽說讨伐别國不問仁人，這樣的話怎麼來問 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rsquo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
”王曰：“善。
” 後公孫弘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弘為從谀，弘嫉之。
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言于上，使仲舒相之。
王素聞其賢，善待之。
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所居而治。
及去位，家居不問産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
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春二月，赦。
行三铢錢。
夏六月，丞相绾免，以窦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绾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申公為太中大夫。
上雅向儒術。
嬰、蚡俱好儒，推毂趙绾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绾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
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
既至，問治亂之事。
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
然已招緻，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事。
壬寅（前139） 二年 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
趙绾、王臧下吏，自殺。
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
以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内史。
我呢？隻是被問，尚且覺得羞恥，何況設計詐術來實行呢？&rsquo仁人修正大義而不謀求私利，彰明道德而不計較功勞，因此在孔子門下，三歲的小孩都羞于提起五霸，因為五霸都是先利用欺詐和武力，然後才考慮仁義的。
這樣看來，越國沒有一個仁人。
”易王說：“好。
” 後來公孫弘也研究《春秋》，但通過觀察世務來改變處事方法，董仲舒認為公孫弘是阿谀之徒，公孫弘很嫉恨他。
因為膠西王也是武帝的哥哥，尤其驕縱兇暴，多次迫害二千石官員，于是向武帝進言派董仲舒做膠西王的相。
膠西王一直就聽說董仲舒是賢人，對他很好。
董仲舒兩度事奉驕橫的諸侯王，都能以自身的正直做出表率，随處安居而治理政務。
辭官以後，住在家中，不過問家庭産業，一心放在講學、著書上。
朝廷有重要問題要讨論，都要派人去請教他，他的回答往往都有正确的法則依據。
春二月，大赦天下。
朝廷發行三铢錢。
夏六月，丞相衛绾被免職，武帝任命窦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绾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聘申公為太中大夫。
武帝向來看重儒術，窦嬰、田蚡都愛好儒術，推薦趙绾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趙绾奏請建立明堂，并推薦他的老師申公。
武帝派使者駕着安車，用蒲裹着車輪，帶着表示禮聘的帛和玉璧去迎接申公。
申公到京城後，武帝向他詢問治理亂世的事，申公已經八十多歲了，回答道：“治理國家的人，并不在于說多少，隻看身體力行罷了。
”當時，武帝正喜好文辭，聽到申公的回答，默然不語。
但既然已經把他招來了，就任命他為太中大夫，住在魯王在京的官邸裡，商讨關于建立明堂、天子巡狩、改換曆法和服色的事情。
壬寅（前139） 漢武帝建元二年 冬十月，淮南王劉安前來朝見武帝。
武帝因為劉安是自己的叔父輩，而且才能很高，很是尊重他。
趙绾、王臧被審問，自殺身亡。
丞相窦嬰、太尉田蚡被免職，申公也被免職回家。
武帝任命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内史。
太皇太後好黃老言，不悅儒術。
趙绾請毋奏事東宮，太後大怒，陰求绾、臧奸利事以讓。
上因廢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殺。
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号奮為“萬石君”。
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
子孫為小吏，來歸谒，必朝服見之，不名。
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
其執喪、哀戚甚悼。
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
及绾、臧獲罪，太後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内史。
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
上以是親之。
春二月朔，日食。
三月，以許昌為丞相。
以衛青為太中大夫。
陳皇後驕妒，擅寵而無子，寵浸衰。
上嘗過姊平陽公主，悅讴者衛子夫，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
皇後恚，幾死者數矣。
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氏，為侯家騎奴。
召為建章監、侍中。
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置茂陵邑。
太皇窦太後喜好黃老學說，不喜歡儒術。
趙绾奏請不必再向太後彙報國家事務，窦太後大怒，暗中派人搜集趙绾、王臧謀求私利的證據，并以此責備武帝。
武帝于是廢除了興建明堂之事，将趙绾、王臧交給官吏審問，二人都自殺了，窦嬰、田蚡被免職，申公也以有病為由，被免職回家。
當初，景帝因為石奮和他的四個兒子都是二千石官員，就稱石奮為“萬石君”。
萬石君沒有文才學問，但他的恭敬謹慎卻無人可比。
他的子孫做小官，回家來探望他，石奮必定穿着朝服與他們相見，不叫他們的名字。
子孫們有了過失，他也不加以責備，而是坐在廂房裡，對着桌子不吃飯；然後兒子們互相自責，通過長輩，袒露着上身向石奮請罪，改正了錯誤，石奮才答應進食。
成年的子孫在身邊，石奮即使閑居在家，也一定要戴冠。
由他主持喪事，他的表情都顯得極其悲哀。
子孫們都遵循他的教誨，都以孝順謹慎聞名于世。
等到趙绾、王臧犯了罪，窦太後認為儒生文采多卻缺乏質樸，而現在萬石君一家不善文辭卻能身體力行，于是任命他的大兒子石建為郎中令，任命他的小兒子石慶為内史。
石建在武帝身邊事奉，有什麼需要進谏的，讓人回避後，對武帝暢所欲言，極為懇切；而到了朝廷上朝見武帝時，石建卻像是不善談的人。
武帝因此更加親近他。
春二月初一，出現日食。
三月，武帝任命許昌為丞相。
任命衛青為太中大夫。
陳皇後驕橫嫉妒，獨受君寵，卻沒能生孩子，因而武帝對她的寵愛漸漸衰退。
武帝曾經去看望他的姐姐平陽公主，喜歡上平陽公主的歌女衛子夫，平陽公主就把衛子夫送到了宮中，武帝對她寵幸日益加重。
陳皇後生氣，好幾次差點給氣死。
衛子夫同母異父的弟弟衛青，冒充姓衛，到平陽侯家做騎奴。
武帝召見衛青，任命他為建章監、侍中。
不久，武帝封衛子夫為夫人，任命衛青為太中大夫。
夏四月，有一顆像太陽一樣閃耀的異星在夜間出現。
設立茂陵邑。
癸卯（前138） 三年 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
議者多冤晁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
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泣。
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
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河水溢于平原。
大饑，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閩越擊東瓯，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于江、淮間。
初，閩越發兵圍東瓯，東瓯使人告急。
天子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
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
”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鹹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
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喻意，乃發兵浮海，救東瓯。
未至，閩越引兵罷。
東瓯請舉國内徙，乃悉舉其衆來，處于江、淮之間。
九月晦，日食。
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
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并在左右。
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 癸卯（前138） 漢武帝建元三年 冬十月，中山王劉勝前來朝見武帝。
議臣們多為晁錯的削藩之策叫屈，認為一定要打擊和壓制諸侯王，多次上奏，抨擊諸侯王的過錯和惡績，吹毛求疵，諸侯王沒有不悲傷抱怨的。
到武帝為劉勝設酒宴時，劉勝聽到音樂聲不由得哭泣起來。
武帝問他為什麼哭，劉勝把官員們侵淩諸侯王的事全部奏報給了武帝。
武帝于是增加對諸侯的禮遇，取消了有關部門抨擊諸侯王的文書，對諸侯王施以優待親屬的恩惠。
黃河在平原郡泛濫。
發生大饑荒，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秋七月，在西北天空出現彗星。
閩越國攻打東瓯國，武帝派使臣征發兵力援救東瓯，于是将東瓯國遷徙到江、淮之間。
當初，閩越發兵包圍東瓯，東瓯派人向朝廷告急。
武帝問田蚡怎麼處理，田蚡回答說：“越人相互攻擊，本來就是常有的事，又多次叛亂，反複無常。
秦朝時就被放棄，不值得麻煩朝廷前往救援。
”莊助說：“小國陷入窘困的境地前來告急，如果陛下不去救援，又怎麼能使天下萬國臣服呢？況且，秦朝連都城鹹陽都抛棄了，何止是越國呢！”武帝說：“太尉不值得和他讨論國家大事。
我剛即位，不想用虎符征發郡國的兵馬去打仗。
”于是派莊助拿着皇帝的符節去征發會稽的軍隊。
會稽郡太守想依據不見虎符不發兵的法令不發兵，莊助于是殺了一位司馬官，傳達了武帝的意思，郡守于是發兵渡海，救援東瓯。
救兵還沒到，閩越王就帶兵撤走了。
東瓯王請求全國内遷，朝廷同意後，東瓯王就率領全國民衆遷到江、淮之間居住。
九月的最後一天，出現日食。
武帝開始微服出行，于是興建上林苑。
武帝招徕選拔天下博學而有才智的人，破格提拔其中的突出人物加以寵信重用。
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人，都被寵信重用在自己左右。
武帝經常令他們與朝中大臣辯論，中朝官和外朝官互相用義理來辯駁，外朝大臣 數屈焉。
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诙諧，上以俳優畜之。
朔時直谏，有所補益。
是歲，上始為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骛禾稼之地，民皆号呼罵詈。
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
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奸盜，聚少年欲攻之。
主人妪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
不聽，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
後乃私置更衣十二所，又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
東方朔進谏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
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給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号為土膏，其賈畝一金。
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
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虛，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
垣而囿之，騎馳車骛，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堤之輿，其不可三也。
且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台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然遂起上林苑。
往往被駁倒。
但是司馬相如隻是憑長于辭賦就得到武帝的寵幸，東方朔、枚臯的觀點沒有論據，喜好諷刺幽默，武帝把他們看做插科打诨的藝人來收養。
東方朔不時直言進谏，對朝政起到了一定的補益作用。
這一年，武帝開始微服出行，與能騎馬射箭的左右侍從約定在殿門前會合，經常到終南山腳下打獵，騎馬奔馳在農田裡，百姓都大聲怒罵。
鄠縣、杜縣的縣令想逮捕他們，他們出示天子的車駕等物品，才得以脫身。
武帝又曾經在夜間到達柏谷，旅店的主人懷疑武帝等人是強盜，聚集了一幫青年人想攻打他們。
店主的妻子看武帝的體态相貌不同尋常，就勸阻她的丈夫。
店主不聽勸告，她就把丈夫灌醉，然後把他捆了起來，那幫青年人都散走了。
武帝以後就秘密設立了十二處更衣休息的地方，又命令吾丘壽王興建上林苑，一直連接到終南山。
東方朔進谏說：“終南山是國家的屏障，是像大海一樣富饒的陸地。
山中出産玉、石、金、銀、銅、鐵、優質木材，各種手工業都用來做原料，百姓賴以維持生計；又盛産粳、稻、梨、栗、桑、麻、竹箭等，土壤适宜種植姜和芋頭，水中有許多青蛙和魚類，貧窮的人得以豐衣足食，不必擔憂饑寒之苦，所以酆水與鎬水之間，号稱豐饒之地，每畝土地價值一斤黃金。
如今要把這塊土地劃為上林苑，斷絕了池沼湖澤的财利，奪取了百姓的豐饒土地，上會減少國家的經費，下會破壞農業生産，這是不該建的第一個理由。
蔓延了荊棘之林，擴大了虎狼的活動區域，毀壞了百姓的墳墓，拆掉了百姓的房屋，這是不該建的第二個理由。
在周圍築牆圈成苑囿，騎馬奔馳，驅車追逐，苑中又挖有深溝大渠，就為了一天的娛樂，不值得天子涉險犯難，這是不該建的第三個理由。
商纣興建内有九市的宮殿，導緻了諸侯的叛亂；楚靈王築起章華台，百姓四散奔逃；秦始皇興建阿房宮，引起天下大亂。
我是個卑賤的臣仆，違背了您的旨意，罪該萬死！”武帝于是任命東方朔為太中大夫，授以給事中的官職，賜給他一百斤黃金。
但還是建起了上林苑。
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
司馬相如谏曰：“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
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
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
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無形。
禍固多藏于隐微，而發于人之所忽者也。
故鄙諺曰：&lsquo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rsquo此言雖小，可以谕大。
”上善之。
甲辰（前137） 四年 夏，有風赤如血。
旱。
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乙巳（前136） 五年 春，罷三铢錢，行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夏五月，大蝗。
丙午（前135） 六年 春二月，遼東高廟災。
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
五月，太皇太後崩。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
武帝又喜歡親自擊殺熊、野豬等野獸。
司馬相如進谏道：“陛下喜歡涉獵險要的地方，射殺猛獸，要是突然碰到勢大力猛的野獸，它受驚擔心無路可走，就會冒犯陛下的随從車輛，陛下的車輛來不及調頭，人來不及施展技藝，即使有像烏獲、逢蒙那樣的高超武藝，也來不及使用，枯木朽樹也會成為禍害。
即使陛下能夠萬全，安然無恙，但這也不該是天子所應該接近的境地。
況且陛下出入都要在清道以後才能出發，車輛要行進在道路中間，即使這樣謹慎，還會經常碰到馬匹上的鐵勒折斷等變故，更何況穿過茂密的荒草，馳過丘陵廢墟，前面有野獸的誘惑，而心裡卻沒預防萬一的準備，野獸要想加害陛下并不困難。
陛下看輕萬乘重位，不注意自己的安全，而是樂于在充滿危險的道路尋求娛樂，我私下裡認為陛下這種做法不可取。
聰明的人能提前發現處于萌芽狀态中的問題，智慧的人能預先避開尚未形成的危難。
災禍原本大多隐蔽在人們不易察覺的細微的地方，而出現在人們往往容易忽視的地方。
所以俗話說：&lsquo家中藏有萬貫家财，就不能坐在堂屋的邊緣。
&rsquo這話雖然說的是小事，卻可以用來比喻大事。
”武帝很贊賞他的意見。
甲辰（前137） 漢武帝建元四年 夏季，刮起一場紅色如血的大風。
發生旱災。
秋九月，東北天空出現彗星。
乙巳（前136） 漢武帝建元五年 春季，罷用三铢錢，發行半兩錢。
設立五經博士。
夏五月，發生嚴重的蝗災。
丙午（前135） 漢武帝建元六年 春二月，遼東郡的高祖廟發生火災。
夏四月，高祖陵寝的偏殿發生火災，武帝穿了五天的素服，以示請罪。
五月，太皇太後去世。
六月，丞相許昌被免職，武帝任命田蚡為丞相。
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
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
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
”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将兵擊之。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為東越王。
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
天子多其義，大為發兵，遣王恢出豫章，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
淮南王安上書谏曰：“越，方外之地，剪發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且越人輕薄反覆，不用法度，非一日之積。
壹不奉诏，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
“間者，歲比不登，民生未複。
今發兵資糧，行數千裡，夾以深林叢竹，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随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
臣聞：&lsquo軍旅之後，必有兇年。
&rsquo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 田蚡驕橫奢侈，興建的住宅是官員中最豪華的，田園極其肥沃，大量接受各地的賄賂。
田蚡每次進宮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