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經濟：農業和制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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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小實驗室。
實驗從根據商代青銅器的原型制作塊範開始，它事實上是用以鑄造的一個模型的負面。
将泥範印在模型上，然後像陶器一樣焙燒。
當塊範組合在一起後，組合的内面即是将要鑄造的青銅器的外表的負面。
技術細節比這裡講的複雜得多，對此感興趣者可參看《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上的原文(16)。
實驗的第二步是探讨怎樣将熔化的青銅汁澆注在組合的陶範内。
此過程的詳細情況已在原報告中用中文和英文介紹。
隻要說說用這種方法鑄造的青銅器具有商代器物的獨特标志即夠了。
這表明這種實驗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即确定了商代青銅禮器都是用塊範法鑄造的。
實驗隻限于青銅禮器。
因為其他類器物未作實驗，所以武器、工具和其他青銅器物是否都用塊範法鑄造還不能肯定。
不能忘記提一下，據實驗所示，我們能提供失蠟法在商代不存在的重要證據。
這也很重要，因我們以前許多學者認為這種方法的确存在于這一時期。
安陽出土的各種青銅器物的器形表示其不同的來源。
其中有些無疑是土生土長的，其來源可上溯到史前時期，如武器中的戈、青銅禮器中的觚和工具中的刀等。
同時也有相當數量來源于與外地的交往，有一些可以肯定是與外國同源的，如武器中的矛和工具中的銎斧等。
筆者非常注意安陽收集的青銅禮器器形的演變。
在殷商墓中普遍發現的爵和觚這兩種容器的起源和演變已得到了明确的探求，它明顯表明這是最名副其實的中國本地的發展物。
其他明顯為中國本地器物的三足和四足鼎、甗、斝等，也常在各種殷商墓中出土的青銅器物中發現。
還有一些青銅禮器如罍、壺、簋、甂、觯和卣等。
對這些容器的探索結果表明它們是從華北的新石器時代陶器的器形演變而來的。
但對各種工具和武器卻不能這樣說。
工具中如銎锛或斧幾乎不能在中國找到其祖型，因而曾被當作在安陽時期很久前中國青銅時代受西方影響的确鑿證據。
曆史語言研究所成員的最新研究成果使人們相信，某些工具、武器的出現，可能還有雙輪車，是由于與外界交往的結果。
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事實上，所有青銅禮器顯示了地道的本地産品的特征。
所以存在一個重要問題，即就青銅文化的整體來說，武器和工具的發展究竟是在禮器之前還是在此之後。
其他産業 除上面介紹的四種殷商産業外，人們會注意到還有另外同樣重要的産業，但因考古遺物太少，所以對它們的了解是很有限的。
然而，在此我必須談談有關它們的情況。
首先是由于砍割工具如短柄斧、斧、锛等的高度發展，那時木器業一定存在。
某些木雕甚至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石璋如在小屯發現了一個幾乎完全腐朽了的木質漆豆的痕迹。
侯家莊大墓中的許多遺物使我們聯想到它們是精緻的木制器物的腐朽部分。
雙輪馬車上帶有許多青銅零件，可以肯定車是木制的。
最重要的是房子，無論地面上或地下的，沒有木料幾乎不能營建。
遺憾的是其詳情已完全不可知了。
除木器業外，應提一提紡織業。
原來可能用于包裹的織布遺物，有時在青銅器和其他質料的器物上發現。
但到目前為止，尚未得到詳細的考察。
纖維可能是絲的。
也許商代人用毛、麻和絲做衣服，但考古學者除了紡輪外，未發現任何與紡織業有關的工具。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吳其昌：《甲骨金文中所見的殷代農稼情況》，《張菊生紀念論文集》（1937年）。
(2)胡厚宣：《蔔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載《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上冊，又見《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刊》之一（1945年）。
(3)張秉權：《殷代農業與氣象》，載《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1970年）。
(4)楊鐘健：《安陽殷虛之哺乳動物群補遺》，載《中國考古學報》第四期（1949年）。
(5)胡渭：《禹貢錐指》，載《皇清經解》（1896年）。
(6)董作賓：《殷曆譜》卷九，第45頁。
(7)胡厚宣：《氣候變遷與殷代氣候之檢讨》，載《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下冊。
(8)楊鐘健：《安陽殷虛之哺乳動物群補遺》，載《中國考古學報》第四期（1949年）。
(9)唐蘭：《殷虛文字記》，載《考古學社社刊》，第一期（1934年）。
(10)島邦男：《殷虛蔔辭綜類》，東京，大安株式會社。
(11)張秉權：《殷代農業與氣象》，載《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1970年），第306&mdash307頁。
(12)董作賓：《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1929年）。
(13)李濟：《殷虛有刃石器圖說》，載《史語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下冊（1952年）。
(14)參看李濟：《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
(15)這些出版物的目錄，見本書附錄參考文獻中李濟和萬家保著述條目。
(16)李濟、萬家保：《殷虛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載《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之《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一本（1964年）。
實驗從根據商代青銅器的原型制作塊範開始，它事實上是用以鑄造的一個模型的負面。
将泥範印在模型上，然後像陶器一樣焙燒。
當塊範組合在一起後，組合的内面即是将要鑄造的青銅器的外表的負面。
技術細節比這裡講的複雜得多，對此感興趣者可參看《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上的原文(16)。
實驗的第二步是探讨怎樣将熔化的青銅汁澆注在組合的陶範内。
此過程的詳細情況已在原報告中用中文和英文介紹。
隻要說說用這種方法鑄造的青銅器具有商代器物的獨特标志即夠了。
這表明這種實驗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即确定了商代青銅禮器都是用塊範法鑄造的。
實驗隻限于青銅禮器。
因為其他類器物未作實驗，所以武器、工具和其他青銅器物是否都用塊範法鑄造還不能肯定。
不能忘記提一下，據實驗所示，我們能提供失蠟法在商代不存在的重要證據。
這也很重要，因我們以前許多學者認為這種方法的确存在于這一時期。
安陽出土的各種青銅器物的器形表示其不同的來源。
其中有些無疑是土生土長的，其來源可上溯到史前時期，如武器中的戈、青銅禮器中的觚和工具中的刀等。
同時也有相當數量來源于與外地的交往，有一些可以肯定是與外國同源的，如武器中的矛和工具中的銎斧等。
筆者非常注意安陽收集的青銅禮器器形的演變。
在殷商墓中普遍發現的爵和觚這兩種容器的起源和演變已得到了明确的探求，它明顯表明這是最名副其實的中國本地的發展物。
其他明顯為中國本地器物的三足和四足鼎、甗、斝等，也常在各種殷商墓中出土的青銅器物中發現。
還有一些青銅禮器如罍、壺、簋、甂、觯和卣等。
對這些容器的探索結果表明它們是從華北的新石器時代陶器的器形演變而來的。
但對各種工具和武器卻不能這樣說。
工具中如銎锛或斧幾乎不能在中國找到其祖型，因而曾被當作在安陽時期很久前中國青銅時代受西方影響的确鑿證據。
曆史語言研究所成員的最新研究成果使人們相信，某些工具、武器的出現，可能還有雙輪車，是由于與外界交往的結果。
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事實上，所有青銅禮器顯示了地道的本地産品的特征。
所以存在一個重要問題，即就青銅文化的整體來說，武器和工具的發展究竟是在禮器之前還是在此之後。
其他産業 除上面介紹的四種殷商産業外，人們會注意到還有另外同樣重要的産業，但因考古遺物太少，所以對它們的了解是很有限的。
然而，在此我必須談談有關它們的情況。
首先是由于砍割工具如短柄斧、斧、锛等的高度發展，那時木器業一定存在。
某些木雕甚至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石璋如在小屯發現了一個幾乎完全腐朽了的木質漆豆的痕迹。
侯家莊大墓中的許多遺物使我們聯想到它們是精緻的木制器物的腐朽部分。
雙輪馬車上帶有許多青銅零件，可以肯定車是木制的。
最重要的是房子，無論地面上或地下的，沒有木料幾乎不能營建。
遺憾的是其詳情已完全不可知了。
除木器業外，應提一提紡織業。
原來可能用于包裹的織布遺物，有時在青銅器和其他質料的器物上發現。
但到目前為止，尚未得到詳細的考察。
纖維可能是絲的。
也許商代人用毛、麻和絲做衣服，但考古學者除了紡輪外，未發現任何與紡織業有關的工具。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吳其昌：《甲骨金文中所見的殷代農稼情況》，《張菊生紀念論文集》（1937年）。
(2)胡厚宣：《蔔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載《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上冊，又見《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刊》之一（1945年）。
(3)張秉權：《殷代農業與氣象》，載《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1970年）。
(4)楊鐘健：《安陽殷虛之哺乳動物群補遺》，載《中國考古學報》第四期（1949年）。
(5)胡渭：《禹貢錐指》，載《皇清經解》（1896年）。
(6)董作賓：《殷曆譜》卷九，第45頁。
(7)胡厚宣：《氣候變遷與殷代氣候之檢讨》，載《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下冊。
(8)楊鐘健：《安陽殷虛之哺乳動物群補遺》，載《中國考古學報》第四期（1949年）。
(9)唐蘭：《殷虛文字記》，載《考古學社社刊》，第一期（1934年）。
(10)島邦男：《殷虛蔔辭綜類》，東京，大安株式會社。
(11)張秉權：《殷代農業與氣象》，載《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1970年），第306&mdash307頁。
(12)董作賓：《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1929年）。
(13)李濟：《殷虛有刃石器圖說》，載《史語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下冊（1952年）。
(14)參看李濟：《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
(15)這些出版物的目錄，見本書附錄參考文獻中李濟和萬家保著述條目。
(16)李濟、萬家保：《殷虛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載《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之《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一本（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