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史前遺物和有關古代中國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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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者在這方面沒有像探尋甲骨那樣獲得成功。
這失敗并不意味墨寫形式的記載不存在。
它們也許埋藏在其他地方，或者全部腐爛損壞了。
無論如何有一個問題是存在的，即在殷商時期的蔔骨刻字出現以前，中國文字一定有個長期的演進過程。
我認為重視這個長期的背景過程，就可能有新的路子。
從發掘報告中得知，一些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在半坡彩陶遺址很注意有一些刻在陶器邊沿上的，被稱為是原始文字符号的發現。
據說，有一些可鑒定為中國原始文字，其中有幾個很像刻在蔔骨上的數字符号。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學者和古文字學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刻劃符号上，即使是彩陶上的。
重讀徐中舒教授關于小屯和仰韶之間關系的文章(11)，使我考慮到，既然墨寫的字存在于殷商時期，就可能遠溯到彩陶時期。
我心中萌發的基本思想是： （1）很明顯，彩陶片都是繪的，這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已被承認，但它是怎樣繪的呢？仔細考查告訴我們，給彩陶繪彩的藝術家一定是用類似寫漢字的中國毛筆之類的畫筆。
（2）給陶器繪彩的藝術家也可能繪别的形象，如走獸、魚和鳥等，正像被半坡、廟底溝及其他地方出土的标本證明的那樣。
（3）墨寫蔔骨的發現，明确表示殷商時期毛筆寫字的藝術已流行。
（4）更有趣的是相當多的蔔骨片上的刻字清楚表明，刻劃線條可能源于勾刻彩色筆道的輪廓。
圖24的例子足以說明這點。
圖24 古代、現代的漢字與甲骨文（據日譯本） 早期的古文字學者認為這些不同是偶然的變化。
圖24的例子似表明因技術的改進促成外形的變化。
用毛筆和墨寫的字，不論黑或紅，筆道粗還是細，這隻是個人風格問題；一旦字被刻在骨頭或其他材料上，小工具尖銳的刃在刻肥筆時自然非常困難或幾乎不可能，其結果是所有的筆劃都用細線刻。
為了刻演化為肥筆的字，如山字的豎劃及王字的底部，掌握新技術的工匠發現需要或用細線先勾出粗劃的輪廓，或就用刻細劃代替用毛筆寫的各種原來的粗劃。
如若說這些想法還有意思的話，就是它也許可以說明在契刻甲骨文字以前的古代中國書寫的變革情況，也能解釋殷商時為什麼有筆寫的字，以及為什麼在殷的前三個王統治時期，沒有刻字記錄保存下來。
最重要的是它可說明某些字形變化的原因。
有一點不能充分解釋，即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較早的書寫文字。
可能因其寫在易壞的物質上，如木簡、貝殼或石頭上。
這些材料上的墨寫字，和刻的字不一樣，易被磨損或與材料本身一起毀掉。
前面已談過，使古文字學家幾乎迷惑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是，盡管“殷”大概在盤庚時建為都城，但此處尚未發現比武丁時期更早的文字。
迄今似乎還沒有對此進行過成功解釋的嘗試。
如果接受中國最初的記載是用毛筆寫的理論，那麼上面的迷惑之點也可解決。
可能契刻文字的方法被采用為官方的正式方法僅在武丁時期（之後）。
在此之前，大概絕大部分文字記載是用毛筆寫的，因為我們在殷墟發現了這種文字記載的例子，而且彩陶在殷商時期之前又普遍發現，因而這個假說可以認為有可靠的根據。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參看李濟的《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一書。
(2)吳金鼎：《中國史前陶器》（1938年）。
(3)《孟子章句·萬章上》。
(4)王國維在研究中參考了注釋本的《竹書紀年》，他認為這是較早的真本。
參看王國維所著《觀堂集林》（他在世時出版的一部選集）和《海甯王忠公遺書》（他去世後由他的朋友和弟子編選出版的一部較完全的著作集）。
(5)王國維：《殷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載《史林》第一卷，第1&mdash15頁，另見《觀堂集林》卷九。
(6)參看李雅格：《中國經籍》第三卷（英文本），第220&mdash223頁。
(7)參看李雅格：《中國經籍》第三卷（英文本），第220&mdash223頁。
(8)高本漢：《書經注釋》，見《遠東古物博物館集刊》第20号（1948年）。
(9)劉淵臨：《蔔骨的攻治技術演進過程之探讨》，載《史語所集刊》，第四十六本第一分（1974年）。
(10)徐中舒：《再論小屯與仰韶》，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1931年）。
(11)徐中舒：《再論小屯與仰韶》，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1931年）。
這失敗并不意味墨寫形式的記載不存在。
它們也許埋藏在其他地方，或者全部腐爛損壞了。
無論如何有一個問題是存在的，即在殷商時期的蔔骨刻字出現以前，中國文字一定有個長期的演進過程。
我認為重視這個長期的背景過程，就可能有新的路子。
從發掘報告中得知，一些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在半坡彩陶遺址很注意有一些刻在陶器邊沿上的，被稱為是原始文字符号的發現。
據說，有一些可鑒定為中國原始文字，其中有幾個很像刻在蔔骨上的數字符号。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學者和古文字學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刻劃符号上，即使是彩陶上的。
重讀徐中舒教授關于小屯和仰韶之間關系的文章(11)，使我考慮到，既然墨寫的字存在于殷商時期，就可能遠溯到彩陶時期。
我心中萌發的基本思想是： （1）很明顯，彩陶片都是繪的，這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已被承認，但它是怎樣繪的呢？仔細考查告訴我們，給彩陶繪彩的藝術家一定是用類似寫漢字的中國毛筆之類的畫筆。
（2）給陶器繪彩的藝術家也可能繪别的形象，如走獸、魚和鳥等，正像被半坡、廟底溝及其他地方出土的标本證明的那樣。
（3）墨寫蔔骨的發現，明确表示殷商時期毛筆寫字的藝術已流行。
（4）更有趣的是相當多的蔔骨片上的刻字清楚表明，刻劃線條可能源于勾刻彩色筆道的輪廓。
圖24的例子足以說明這點。
圖24 古代、現代的漢字與甲骨文（據日譯本） 早期的古文字學者認為這些不同是偶然的變化。
圖24的例子似表明因技術的改進促成外形的變化。
用毛筆和墨寫的字，不論黑或紅，筆道粗還是細，這隻是個人風格問題；一旦字被刻在骨頭或其他材料上，小工具尖銳的刃在刻肥筆時自然非常困難或幾乎不可能，其結果是所有的筆劃都用細線刻。
為了刻演化為肥筆的字，如山字的豎劃及王字的底部，掌握新技術的工匠發現需要或用細線先勾出粗劃的輪廓，或就用刻細劃代替用毛筆寫的各種原來的粗劃。
如若說這些想法還有意思的話，就是它也許可以說明在契刻甲骨文字以前的古代中國書寫的變革情況，也能解釋殷商時為什麼有筆寫的字，以及為什麼在殷的前三個王統治時期，沒有刻字記錄保存下來。
最重要的是它可說明某些字形變化的原因。
有一點不能充分解釋，即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較早的書寫文字。
可能因其寫在易壞的物質上，如木簡、貝殼或石頭上。
這些材料上的墨寫字，和刻的字不一樣，易被磨損或與材料本身一起毀掉。
前面已談過，使古文字學家幾乎迷惑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是，盡管“殷”大概在盤庚時建為都城，但此處尚未發現比武丁時期更早的文字。
迄今似乎還沒有對此進行過成功解釋的嘗試。
如果接受中國最初的記載是用毛筆寫的理論，那麼上面的迷惑之點也可解決。
可能契刻文字的方法被采用為官方的正式方法僅在武丁時期（之後）。
在此之前，大概絕大部分文字記載是用毛筆寫的，因為我們在殷墟發現了這種文字記載的例子，而且彩陶在殷商時期之前又普遍發現，因而這個假說可以認為有可靠的根據。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參看李濟的《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一書。
(2)吳金鼎：《中國史前陶器》（1938年）。
(3)《孟子章句·萬章上》。
(4)王國維在研究中參考了注釋本的《竹書紀年》，他認為這是較早的真本。
參看王國維所著《觀堂集林》（他在世時出版的一部選集）和《海甯王忠公遺書》（他去世後由他的朋友和弟子編選出版的一部較完全的著作集）。
(5)王國維：《殷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載《史林》第一卷，第1&mdash15頁，另見《觀堂集林》卷九。
(6)參看李雅格：《中國經籍》第三卷（英文本），第220&mdash223頁。
(7)參看李雅格：《中國經籍》第三卷（英文本），第220&mdash223頁。
(8)高本漢：《書經注釋》，見《遠東古物博物館集刊》第20号（1948年）。
(9)劉淵臨：《蔔骨的攻治技術演進過程之探讨》，載《史語所集刊》，第四十六本第一分（1974年）。
(10)徐中舒：《再論小屯與仰韶》，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1931年）。
(11)徐中舒：《再論小屯與仰韶》，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