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史前遺物和有關古代中國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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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集中在蔔辭上，幾乎完全忽略了骨蔔的方法本身。
隻是在幾年前，研究所甲骨室的一位老資格的助理員，墨拓甲骨近二十年的劉淵臨先生提出系統研究這被忽視的資料的建議。
有幾點已很明确： （1）灼法随着時間流逝而發生了巨大變化。
（2）鑽挖凹窩的方法有大的變化。
（3）在小屯，肩胛骨也明顯比龜殼更早使用。
劉君在其最初研究中已能證明以上各點。
(9)此外，他把蔔骨的鑽窩的某些形式與城子崖首次發現的類似的鑽窩方法（在用火灼以前）聯系起來。
劉發現在一塊肩胛骨上面有早期的挖窩并刻有一字。
這個字說來也奇怪，可看懂是“盤”。
兩豎道中間連着兩橫道（像英文字母中的H再加一橫道），它确是甲骨文中“盤庚”名字中的第一個字。
這種探讨導緻的結果如何，還很難說。
最近鄭州發現一早商遺址，其中心在二裡崗，一些權威人士考證其為隞或嚣。
這一遺址提供了豐富的比較材料。
但在此出土的有字甲骨極少，迄今據說僅發現3片。
似乎無人從技術上對此進行比較研究。
最近廣泛的考古發現常有涉及早商首都的遺址，特别是在河南西部和南部、山東、河北南部發現的大面積的夯土遺址，據說在這些地區有十多處可以定為商朝時期的。
但除鄭州和像河南西部偃師附近二裡頭的幾個遺址外，沒有進行多少研究。
所以早商的五個都城的确切地點多數仍未确定。
就連把鄭州遺址當作隞或嚣的考證，也還不是定論。
如若這種考證能成立，那末《盤庚》中難解之處如“既爰宅于茲”和“惟涉河以民遷”也就清楚了。
而且迫使盤庚遷都的原因也可推測出，可能是黃河泛濫。
洪水幾乎每年都要淹沒鄭州及其附近土地，這使盤庚不得不選擇另一處為行政中心。
看來中國考古學者可能很快就會弄清這些地理問題和其他有關達到殷商文明階段的古代中國的人種學問題。
但仍存在某些有關傳說中的曆史問題。
傳統曆史非常重視從夏開始包括商、周的“三代”。
現代考古證明了商、周的曆史真實性。
傳說認為開始實行世襲君主制的夏是建立了王朝的古代黃金時期的三代中的第一個。
但直到現在，考古學仍不能明确指出夏的範圍。
從司馬遷的著作、《竹書紀年》和《書經》看，夏代各王的名字幾乎完全知道了，但僅最後的一個和第一個王的傳記有較多的記載，其他各王則很少。
約半個世紀前，當現代考古學知識開始引起中國史學家的注意時，曾有人試圖考證安特生發現的仰韶文化和傳說的夏朝之間的關系。
筆者在小屯發現的一片彩陶公布後引起了讨論。
徐中舒教授在1931年發表的關于小屯與仰韶的關系的文章中，以過去的記載詳細研究了夏朝的區域，認為新發現的彩陶文化的分布與傳說的夏朝的中心地區相一緻。
(10)按徐的看法，《逸周書》記載了夏朝創建者大禹的都城靠近伊河和洛河。
大家知道，這兩條河位于現在的洛陽附近。
1926年我在山西南部的考古旅行，路經一個與夏朝的稱呼一樣的縣城&mdash&mdash夏縣。
在那裡我不僅發現了西陰村彩陶遺址，而且也發現當地傳統稱為夏後氏陵的墓地。
一年後發掘彩陶遺址時，沒有機會去看這組王墓。
我在此提及它主要是為将來探讨這個重要問題提供一些考古線索。
總之，我認為雖然關于夏朝的傳說的曆史根據還沒像商朝的一樣被證實，但忽視它的存在是草率的。
這是由于：雖然《書經》中的許多部分，特别是那些屬于高本漢所說的“僞孔”即所謂《古文尚書》，已證明是後漢時僞造的，但仍有《禹貢》及少數其他篇段可能是有着夏朝的一些曆史根據的。
徐中舒教授和其他人在近來的研究中提出來比傳統記載更多的确鑿證據，他們考證仰韶文化即為夏朝。
證據仍然不足，但他們的推測可能有助于解決中國古代史的一些其他問題。
在早期的一些報告中常提到，安陽出土的成千上萬的文字資料中，有時會發現在骨頭上甚至在陶器和石頭上有用墨寫的字。
也就是說我們在殷墟發現了毛筆書寫的遺物，就如同那些漢朝寫在木簡或竹簡上的字一樣。
寫在木、竹和紙上的字在适宜的條件下可以保留很長時間，特别在氣候幹燥的條件下，如在沙漠中。
但墨寫在其他材料上，如石、骨和象牙等，保存的時間不會長。
大部分保留下來的寫在骨頭上的字，即使是筆迹清楚，但墨已嚴重褪色。
這一點很重要。
它提醒我們考古工作者，能發現可辨認的甲骨記載是多麼幸運，主要是因為這些字刻在龜殼和骨頭上。
若僅用毛筆寫而不是刻的，這些文字記錄能否這樣大量保留在土裡流傳下來，是很難說的。
我們發現了用墨寫在骨、石甚至陶器上的文字記載，這件事立即向田野考古工作者暗示，如果走運的話，有可能會發現與骨蔔無關的用墨寫在其他材料上的文字記載。
但我們田野
隻是在幾年前，研究所甲骨室的一位老資格的助理員，墨拓甲骨近二十年的劉淵臨先生提出系統研究這被忽視的資料的建議。
有幾點已很明确： （1）灼法随着時間流逝而發生了巨大變化。
（2）鑽挖凹窩的方法有大的變化。
（3）在小屯，肩胛骨也明顯比龜殼更早使用。
劉君在其最初研究中已能證明以上各點。
(9)此外，他把蔔骨的鑽窩的某些形式與城子崖首次發現的類似的鑽窩方法（在用火灼以前）聯系起來。
劉發現在一塊肩胛骨上面有早期的挖窩并刻有一字。
這個字說來也奇怪，可看懂是“盤”。
兩豎道中間連着兩橫道（像英文字母中的H再加一橫道），它确是甲骨文中“盤庚”名字中的第一個字。
這種探讨導緻的結果如何，還很難說。
最近鄭州發現一早商遺址，其中心在二裡崗，一些權威人士考證其為隞或嚣。
這一遺址提供了豐富的比較材料。
但在此出土的有字甲骨極少，迄今據說僅發現3片。
似乎無人從技術上對此進行比較研究。
最近廣泛的考古發現常有涉及早商首都的遺址，特别是在河南西部和南部、山東、河北南部發現的大面積的夯土遺址，據說在這些地區有十多處可以定為商朝時期的。
但除鄭州和像河南西部偃師附近二裡頭的幾個遺址外，沒有進行多少研究。
所以早商的五個都城的确切地點多數仍未确定。
就連把鄭州遺址當作隞或嚣的考證，也還不是定論。
如若這種考證能成立，那末《盤庚》中難解之處如“既爰宅于茲”和“惟涉河以民遷”也就清楚了。
而且迫使盤庚遷都的原因也可推測出，可能是黃河泛濫。
洪水幾乎每年都要淹沒鄭州及其附近土地，這使盤庚不得不選擇另一處為行政中心。
看來中國考古學者可能很快就會弄清這些地理問題和其他有關達到殷商文明階段的古代中國的人種學問題。
但仍存在某些有關傳說中的曆史問題。
傳統曆史非常重視從夏開始包括商、周的“三代”。
現代考古證明了商、周的曆史真實性。
傳說認為開始實行世襲君主制的夏是建立了王朝的古代黃金時期的三代中的第一個。
但直到現在，考古學仍不能明确指出夏的範圍。
從司馬遷的著作、《竹書紀年》和《書經》看，夏代各王的名字幾乎完全知道了，但僅最後的一個和第一個王的傳記有較多的記載，其他各王則很少。
約半個世紀前，當現代考古學知識開始引起中國史學家的注意時，曾有人試圖考證安特生發現的仰韶文化和傳說的夏朝之間的關系。
筆者在小屯發現的一片彩陶公布後引起了讨論。
徐中舒教授在1931年發表的關于小屯與仰韶的關系的文章中，以過去的記載詳細研究了夏朝的區域，認為新發現的彩陶文化的分布與傳說的夏朝的中心地區相一緻。
(10)按徐的看法，《逸周書》記載了夏朝創建者大禹的都城靠近伊河和洛河。
大家知道，這兩條河位于現在的洛陽附近。
1926年我在山西南部的考古旅行，路經一個與夏朝的稱呼一樣的縣城&mdash&mdash夏縣。
在那裡我不僅發現了西陰村彩陶遺址，而且也發現當地傳統稱為夏後氏陵的墓地。
一年後發掘彩陶遺址時，沒有機會去看這組王墓。
我在此提及它主要是為将來探讨這個重要問題提供一些考古線索。
總之，我認為雖然關于夏朝的傳說的曆史根據還沒像商朝的一樣被證實，但忽視它的存在是草率的。
這是由于：雖然《書經》中的許多部分，特别是那些屬于高本漢所說的“僞孔”即所謂《古文尚書》，已證明是後漢時僞造的，但仍有《禹貢》及少數其他篇段可能是有着夏朝的一些曆史根據的。
徐中舒教授和其他人在近來的研究中提出來比傳統記載更多的确鑿證據，他們考證仰韶文化即為夏朝。
證據仍然不足，但他們的推測可能有助于解決中國古代史的一些其他問題。
在早期的一些報告中常提到，安陽出土的成千上萬的文字資料中，有時會發現在骨頭上甚至在陶器和石頭上有用墨寫的字。
也就是說我們在殷墟發現了毛筆書寫的遺物，就如同那些漢朝寫在木簡或竹簡上的字一樣。
寫在木、竹和紙上的字在适宜的條件下可以保留很長時間，特别在氣候幹燥的條件下，如在沙漠中。
但墨寫在其他材料上，如石、骨和象牙等，保存的時間不會長。
大部分保留下來的寫在骨頭上的字，即使是筆迹清楚，但墨已嚴重褪色。
這一點很重要。
它提醒我們考古工作者，能發現可辨認的甲骨記載是多麼幸運，主要是因為這些字刻在龜殼和骨頭上。
若僅用毛筆寫而不是刻的，這些文字記錄能否這樣大量保留在土裡流傳下來，是很難說的。
我們發現了用墨寫在骨、石甚至陶器上的文字記載，這件事立即向田野考古工作者暗示，如果走運的話，有可能會發現與骨蔔無關的用墨寫在其他材料上的文字記載。
但我們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