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史前遺物和有關古代中國的傳說
關燈
小
中
大
本書的後幾章将對迄今為止關于安陽出土物的各種專門研究作個簡要叙述。
這從關于中國史前的一些資料（主要是在近六十年左右的時間内發現的）開始談起可能是有益的。
先簡單提一下最早的人類遺迹北京猿人和藍田猿人。
某些學者在探索蒙古人種的起源時仍堅持要追溯到北京猿人。
這種理論主要根據形态特征，尤其是鏟形門齒；現在絕大部分蒙古人種都具有這種牙齒。
經專家研究，生活在約一百萬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也有這種牙齒。
不管這些化石是否構成一個新屬、一個亞屬或一個類，這些實在的體質特征似乎給人類學家以深刻的印象。
近年在中國南部和西南部的許多地方發現的荷谟形科化石，盡管是殘缺不全的，但總的來說它堅定了關于現代人類的蒙古人種支系曾在東亞進化的信念。
筆者本人仍不相信迄今為止積累的材料已确證了這一事實。
決定這起源的本身不僅是個極重要的問題，而且肯定關系到中國人的形成。
總的來看，中國人的種族曆史無疑與整個蒙古人種遷徙的早期曆史有非常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的文明，近年的研究揭示，它的早期根基并不比已發現的散布于中國各地的新石器文化早多少。
早于新石器時代的中石器時期的遺物，還有舊石器時代遺址确實偶有發現，但它們與中國曆史的文化關系仍是不清楚的。
所以，從新石器時代文化開始考查殷商文明的曆史背景也許更為合适。
我們把着眼點首先放在恒河流域一帶，考古發掘在那裡發現了從中石器時代起似乎連續發展的古代遺迹。
那些遺迹是按相反的順序發現的&mdash&mdash曆史時期、新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故将來有可能在這地區發現時代更早的遺迹。
按我們目前的看法，甚至幾年前在恒河上遊地區發現的中石器時代的遺迹似乎與曆史活動也隻有很疏遠的關系。
無疑農業一旦開始，中國文化就跳躍式地向前發展。
中國的動物馴養與植物栽培是由于外部的影響還是自身的發展，仍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到仰韶文化時期已不再是處于農業的初級階段。
十分清楚，那時黃河流域一帶，幾種粟已是普遍的主要食物，有時也種稻米。
有些人認為仰韶時期高粱、大豆也普遍食用，這不是不可能的。
馴養動物除狗和豬外，還有牛、雞、羊，可能還有馬。
骨器和陶器是主要的手工業品。
制陶業已高度發展，産品至少可分兩類：日常生活用具和專用于裝飾或宗教的器具。
後一類即所謂“彩陶”。
這類陶器被廣泛收集并進行了一定的深入研究。
筆者當年作為一個年輕的考古工作者，曾有機會在一個彩陶遺址進行首次發掘。
前面已說過，這個遺址叫西陰村。
在我研究彩陶标本時，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彩是用毛筆繪上的，這種筆與每個中國孩子開始學寫字時用的筆沒有多大區别。
特别明顯的是在西陰村彩陶上各種筆畫末端，仍保留着細毛的痕迹。
這是1926年我為清華研究院和弗利爾藝術館準備一個報告時的觀察，但因該報告僅限于介紹手工制品，故未提及此事。
(1) 吳金鼎在《中國史前陶器》一書中指出，刻紋作為陶器的紋飾技術第一次發現在山東城子崖的黑陶文化中(2)。
在較早的史前遺址中，當彩陶盛行時，似乎沒有刻劃紋的陶器，雖從技術上講，在軟泥上刻劃要比彩繪容易。
然而考古研究已證實，中國史前陶器的表面紋飾，彩繪技術較刻劃出現為早。
當彩繪支配仰韶陶器且形成它的最顯著特征時，就通常稱為黑陶文化的龍山文化來說，似乎有着比陶器紋飾更重要的文化因素，如骨蔔。
但作為陶器紋飾技術的刻劃逐漸代替彩繪的事實，似較最初的想法更有意義。
在本章的後一部分，我再較詳細論述這個問題。
從科學考古學的觀點看，龍山似是中國史前文化的最後時期。
安陽考古的田野工作者實際上就在緊靠殷商遺物下面發現了黑陶文化層，但這兩個文化層相距的時間是長還是短，仍是個有待說明的問題。
據傳統文獻記載，商朝前有個夏朝。
夏朝前是對中國文明的形成作出貢獻的傳說中的早期統治者。
當現代考古工作者證實幾個不同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文化存在于華北及其他地區時，這些早期的傳說與這些考古發現相互間可能發生聯系嗎？ 讓我們看看有關王朝建立以前的傳說人物的傳統記載。
過去的史家把中國文化的一些最重要成分的起源都歸功于這些人物。
在這些傳說人物中，至少有四個人要在這裡簡單談一下。
（1）黃帝。
據傳說，他為了統一疆土曾在阪泉和涿鹿打了兩次大仗。
此二地一在北京西北的察哈爾，一在河北省的保定一帶。
司馬遷推測他的領土東臨大海，南至長江，西到現在的甘肅。
在北方，他趕走了可能是漢朝時匈奴的祖先部落之一的葷粥。
黃帝是傳說中的重要人物，這不僅是因他在《史記》中居于“五帝”之首，而更重要的是直到現在，中國人都認為自己是黃帝的子孫。
這從關于中國史前的一些資料（主要是在近六十年左右的時間内發現的）開始談起可能是有益的。
先簡單提一下最早的人類遺迹北京猿人和藍田猿人。
某些學者在探索蒙古人種的起源時仍堅持要追溯到北京猿人。
這種理論主要根據形态特征，尤其是鏟形門齒；現在絕大部分蒙古人種都具有這種牙齒。
經專家研究，生活在約一百萬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也有這種牙齒。
不管這些化石是否構成一個新屬、一個亞屬或一個類，這些實在的體質特征似乎給人類學家以深刻的印象。
近年在中國南部和西南部的許多地方發現的荷谟形科化石，盡管是殘缺不全的，但總的來說它堅定了關于現代人類的蒙古人種支系曾在東亞進化的信念。
筆者本人仍不相信迄今為止積累的材料已确證了這一事實。
決定這起源的本身不僅是個極重要的問題，而且肯定關系到中國人的形成。
總的來看，中國人的種族曆史無疑與整個蒙古人種遷徙的早期曆史有非常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的文明，近年的研究揭示，它的早期根基并不比已發現的散布于中國各地的新石器文化早多少。
早于新石器時代的中石器時期的遺物，還有舊石器時代遺址确實偶有發現，但它們與中國曆史的文化關系仍是不清楚的。
所以，從新石器時代文化開始考查殷商文明的曆史背景也許更為合适。
我們把着眼點首先放在恒河流域一帶，考古發掘在那裡發現了從中石器時代起似乎連續發展的古代遺迹。
那些遺迹是按相反的順序發現的&mdash&mdash曆史時期、新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故将來有可能在這地區發現時代更早的遺迹。
按我們目前的看法，甚至幾年前在恒河上遊地區發現的中石器時代的遺迹似乎與曆史活動也隻有很疏遠的關系。
無疑農業一旦開始，中國文化就跳躍式地向前發展。
中國的動物馴養與植物栽培是由于外部的影響還是自身的發展，仍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到仰韶文化時期已不再是處于農業的初級階段。
十分清楚，那時黃河流域一帶，幾種粟已是普遍的主要食物，有時也種稻米。
有些人認為仰韶時期高粱、大豆也普遍食用，這不是不可能的。
馴養動物除狗和豬外，還有牛、雞、羊，可能還有馬。
骨器和陶器是主要的手工業品。
制陶業已高度發展，産品至少可分兩類：日常生活用具和專用于裝飾或宗教的器具。
後一類即所謂“彩陶”。
這類陶器被廣泛收集并進行了一定的深入研究。
筆者當年作為一個年輕的考古工作者，曾有機會在一個彩陶遺址進行首次發掘。
前面已說過，這個遺址叫西陰村。
在我研究彩陶标本時，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彩是用毛筆繪上的，這種筆與每個中國孩子開始學寫字時用的筆沒有多大區别。
特别明顯的是在西陰村彩陶上各種筆畫末端，仍保留着細毛的痕迹。
這是1926年我為清華研究院和弗利爾藝術館準備一個報告時的觀察，但因該報告僅限于介紹手工制品，故未提及此事。
(1) 吳金鼎在《中國史前陶器》一書中指出，刻紋作為陶器的紋飾技術第一次發現在山東城子崖的黑陶文化中(2)。
在較早的史前遺址中，當彩陶盛行時，似乎沒有刻劃紋的陶器，雖從技術上講，在軟泥上刻劃要比彩繪容易。
然而考古研究已證實，中國史前陶器的表面紋飾，彩繪技術較刻劃出現為早。
當彩繪支配仰韶陶器且形成它的最顯著特征時，就通常稱為黑陶文化的龍山文化來說，似乎有着比陶器紋飾更重要的文化因素，如骨蔔。
但作為陶器紋飾技術的刻劃逐漸代替彩繪的事實，似較最初的想法更有意義。
在本章的後一部分，我再較詳細論述這個問題。
從科學考古學的觀點看，龍山似是中國史前文化的最後時期。
安陽考古的田野工作者實際上就在緊靠殷商遺物下面發現了黑陶文化層，但這兩個文化層相距的時間是長還是短，仍是個有待說明的問題。
據傳統文獻記載，商朝前有個夏朝。
夏朝前是對中國文明的形成作出貢獻的傳說中的早期統治者。
當現代考古工作者證實幾個不同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文化存在于華北及其他地區時，這些早期的傳說與這些考古發現相互間可能發生聯系嗎？ 讓我們看看有關王朝建立以前的傳說人物的傳統記載。
過去的史家把中國文化的一些最重要成分的起源都歸功于這些人物。
在這些傳說人物中，至少有四個人要在這裡簡單談一下。
（1）黃帝。
據傳說，他為了統一疆土曾在阪泉和涿鹿打了兩次大仗。
此二地一在北京西北的察哈爾，一在河北省的保定一帶。
司馬遷推測他的領土東臨大海，南至長江，西到現在的甘肅。
在北方，他趕走了可能是漢朝時匈奴的祖先部落之一的葷粥。
黃帝是傳說中的重要人物，這不僅是因他在《史記》中居于“五帝”之首，而更重要的是直到現在，中國人都認為自己是黃帝的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