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戰後的學術工作條件及安陽發現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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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直接結果是使中國人民普遍感到從重壓下獲得解救。
但在政治上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變化，它帶來了種種使政府極難處理的社會問題和國際問題。
至于安陽的出土物，我們已把它從四川安全運回到日本軍事占領期間曾被辟成展室的南京所址。
戰争初期尚未竣工的國立中央博物院大樓，也曾為侵略軍占據，成為他們在南京的指揮中心。
日本投降後我們返回了南京，發現這個都城完全成了陌生的城市。
除早期離開研究所的人外，戰争期間那些在李莊工作過的人，幾乎都回到了南京。
戰後幾年形勢變化很快，曆史語言研究所的人員也經曆了不少變換。
董作賓應邀赴芝加哥訪問。
我本人也被任命在中國和日本的一些地方視察戰後的形勢。
但我是那些最後決定集中精力研究安陽出土物的人之一；總的來說它們或多或少仍保存完好。
其他同事都依個人的需要作出了決定。
正是在此時，我着手拟定一系列詳細研究古代中國青銅器的計劃，當然以安陽出土物作為我研究的起點。
為了珍視時機，我拒絕了外部所有的聘用，包括我任職近十年（應為14年。
&mdash&mdash譯者）的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的職務。
自從李莊染病後一直未恢複健康的梁思永戰後沒回南京；由于各種原因，他要求回北平休息。
北方的氣候較幹燥，朋友們認為這适合他養病。
他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北平和天津度過的，這就使朋友們贊成他回北平養病。
董作賓赴美國，梁思永回北平，在南京的高年資成員中隻有我了，于是我下決心繼續研究安陽出土物。
幸運的是有幾位年輕人協助我工作，包括石璋如、高去尋和戰時在李莊參加研究所的夏鼐。
我編輯出版了三期《中國考古學報》，其中兩期在南京出版。
繼續出版了《中國考古報告集》；《小屯·殷墟文字乙編》開始出版。
(1) 日本投降後，南京百廢待興。
曆史語言研究所和國立中央博物院經過一段時間，逐漸恢複得像戰前的狀況，适于進行一些研究工作。
我們從戰時未攜帶到西南的收集品中找到了很多動物骨骼和豐富的陶片，以及不少其他複品。
從侯家莊王陵收集的“花土塊”仍保存完好。
日本考古學家珍藏并詳細研究了這些收集物。
戰後我第一次訪問日本京都時，梅原末治教授贈給我這些“花土塊”的彩色圖片。
對安陽出土物的研究又繼續了兩年。
1948年冬，我受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委托，協助徐森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具有古物和文獻目錄學多方面知識的老學者）；政府令他負責把故宮的珍品運往台灣妥藏。
為了同樣的目的，傅斯年所長讓我作徐的副手，負責把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收集物運到台灣。
為此給我們派了海軍艦船運輸。
我的前輩徐森玉送我先走，并告訴我他與其他船隻随後走。
然而，這個許諾他永未實現，雖然好幾艘運載珍品的船隻都接着來了。
1948&mdash1949年冬，我們首次抵達台灣，研究所被安置于台北和新竹之間的楊梅鎮。
在省政府的支持下，研究所借用了靠近楊梅車站的幾座倉庫。
曆史語言研究所在這裡建了臨時所址，所裡的研究人員和職員也向當地居民租賃了住處。
随研究所來的人員在這裡工作了五年（1949&mdash1954年）。
這時，傅斯年接受任命，擔任台灣大學校長要職，他對台大進行了全面改組。
不幸的是，仍為曆史語言研究所負責人的傅校長，在參加台灣省議會的一次會議時與世長辭了。
這發生于1950年12月，約在他被任命為校長一年半後。
他任校長期間，聘用了不少研究員擔任日本教員離開後的課程。
由于他的推薦，我被聘擔任台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主任。
由于種種原因，這項新工作對我好像很合适，我當然也很願意協助我的老同事工作。
在日本人占領時，人類學系負責人是移川子之藏教授，他在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受過訓練。
他在台灣大學籌建此系，完全以我熟悉的哈佛為楷模。
他曾是狄克森（RolandB.Dixon）教授的學生，而狄也是指導我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的老師。
我花去好幾年的時間組建這個系。
與此同時，董作賓接任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
在台灣的頭幾年，我在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大樓裡繼續研究安陽收集物。
在繼傅斯年後的新校長錢思亮的具體領導下，台灣大學循序而穩步前進。
曆史語言研究所的許多研究員接受大學聘請，在文學院的幾個系任教中文、曆史、人類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等課程。
所以，台大的學術标準與國家級研究所是同一水平的。
台灣大學文學院出版的《文史哲學報》的第一期的論文，幾乎都是在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教員提供的。
1954年，由于經濟壓力，董作賓決定離開研究所所長崗位，接受香港大學的邀請。
他去香港時，沒有找後繼人，事實上也未辭職。
董作賓突然離去後，研究院的院長朱家骅派一些朋友與我協商關于繼任董的職務問題。
情況既困難又微妙；之所以困難，是因為研究院經費拮據，微妙的是董離走時并未辭職。
不管董的後繼人面臨什麼樣的困難，
但在政治上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變化，它帶來了種種使政府極難處理的社會問題和國際問題。
至于安陽的出土物，我們已把它從四川安全運回到日本軍事占領期間曾被辟成展室的南京所址。
戰争初期尚未竣工的國立中央博物院大樓，也曾為侵略軍占據，成為他們在南京的指揮中心。
日本投降後我們返回了南京，發現這個都城完全成了陌生的城市。
除早期離開研究所的人外，戰争期間那些在李莊工作過的人，幾乎都回到了南京。
戰後幾年形勢變化很快，曆史語言研究所的人員也經曆了不少變換。
董作賓應邀赴芝加哥訪問。
我本人也被任命在中國和日本的一些地方視察戰後的形勢。
但我是那些最後決定集中精力研究安陽出土物的人之一；總的來說它們或多或少仍保存完好。
其他同事都依個人的需要作出了決定。
正是在此時，我着手拟定一系列詳細研究古代中國青銅器的計劃，當然以安陽出土物作為我研究的起點。
為了珍視時機，我拒絕了外部所有的聘用，包括我任職近十年（應為14年。
&mdash&mdash譯者）的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的職務。
自從李莊染病後一直未恢複健康的梁思永戰後沒回南京；由于各種原因，他要求回北平休息。
北方的氣候較幹燥，朋友們認為這适合他養病。
他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北平和天津度過的，這就使朋友們贊成他回北平養病。
董作賓赴美國，梁思永回北平，在南京的高年資成員中隻有我了，于是我下決心繼續研究安陽出土物。
幸運的是有幾位年輕人協助我工作，包括石璋如、高去尋和戰時在李莊參加研究所的夏鼐。
我編輯出版了三期《中國考古學報》，其中兩期在南京出版。
繼續出版了《中國考古報告集》；《小屯·殷墟文字乙編》開始出版。
(1) 日本投降後，南京百廢待興。
曆史語言研究所和國立中央博物院經過一段時間，逐漸恢複得像戰前的狀況，适于進行一些研究工作。
我們從戰時未攜帶到西南的收集品中找到了很多動物骨骼和豐富的陶片，以及不少其他複品。
從侯家莊王陵收集的“花土塊”仍保存完好。
日本考古學家珍藏并詳細研究了這些收集物。
戰後我第一次訪問日本京都時，梅原末治教授贈給我這些“花土塊”的彩色圖片。
對安陽出土物的研究又繼續了兩年。
1948年冬，我受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委托，協助徐森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具有古物和文獻目錄學多方面知識的老學者）；政府令他負責把故宮的珍品運往台灣妥藏。
為了同樣的目的，傅斯年所長讓我作徐的副手，負責把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收集物運到台灣。
為此給我們派了海軍艦船運輸。
我的前輩徐森玉送我先走，并告訴我他與其他船隻随後走。
然而，這個許諾他永未實現，雖然好幾艘運載珍品的船隻都接着來了。
1948&mdash1949年冬，我們首次抵達台灣，研究所被安置于台北和新竹之間的楊梅鎮。
在省政府的支持下，研究所借用了靠近楊梅車站的幾座倉庫。
曆史語言研究所在這裡建了臨時所址，所裡的研究人員和職員也向當地居民租賃了住處。
随研究所來的人員在這裡工作了五年（1949&mdash1954年）。
這時，傅斯年接受任命，擔任台灣大學校長要職，他對台大進行了全面改組。
不幸的是，仍為曆史語言研究所負責人的傅校長，在參加台灣省議會的一次會議時與世長辭了。
這發生于1950年12月，約在他被任命為校長一年半後。
他任校長期間，聘用了不少研究員擔任日本教員離開後的課程。
由于他的推薦，我被聘擔任台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主任。
由于種種原因，這項新工作對我好像很合适，我當然也很願意協助我的老同事工作。
在日本人占領時，人類學系負責人是移川子之藏教授，他在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受過訓練。
他在台灣大學籌建此系，完全以我熟悉的哈佛為楷模。
他曾是狄克森（RolandB.Dixon）教授的學生，而狄也是指導我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的老師。
我花去好幾年的時間組建這個系。
與此同時，董作賓接任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
在台灣的頭幾年，我在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大樓裡繼續研究安陽收集物。
在繼傅斯年後的新校長錢思亮的具體領導下，台灣大學循序而穩步前進。
曆史語言研究所的許多研究員接受大學聘請，在文學院的幾個系任教中文、曆史、人類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等課程。
所以，台大的學術标準與國家級研究所是同一水平的。
台灣大學文學院出版的《文史哲學報》的第一期的論文，幾乎都是在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教員提供的。
1954年，由于經濟壓力，董作賓決定離開研究所所長崗位，接受香港大學的邀請。
他去香港時，沒有找後繼人，事實上也未辭職。
董作賓突然離去後，研究院的院長朱家骅派一些朋友與我協商關于繼任董的職務問題。
情況既困難又微妙；之所以困難，是因為研究院經費拮據，微妙的是董離走時并未辭職。
不管董的後繼人面臨什麼樣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