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戰後的學術工作條件及安陽發現物的研究
關燈
小
中
大
我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即盡快完成安陽的報告。
我不揣冒昧地認為，我是唯一能完成它的人。
于是在無任何人保證協助的情況下，我鼓起勇氣接受了挑戰。
我接受這個任務主要是認為這是我的學術責任&mdash&mdash為完成曾在我指導下發展起來的一項科學事業而“戰鬥到底”。
不久事情就清楚了，董離台赴香港主要是由于個人原因。
在曆史語言研究所，董作賓一直可以得到一切能得到的支持。
住在紐約的胡适博士首先伸出援助之手。
早在1951年，為了替這個在當時為止搬到台灣的唯一的研究所建一座保管安陽收集珍品的庫房和圖書館，他就與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動聯系；經過一段時間，洛氏基金會答應給一些經濟援助，條件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也要這樣做。
于是胡适又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官員商談，在适當的時候達到了目的。
董作賓突然去香港時，用兩個基金會援助的資金在南港已建成一幢貯藏樓，實際上所址已搬至新樓。
新樓成為執行貯藏、研究和管理三套職能的所在地。
1955年8月，我被正式任命。
在我的聘請下研究院邀請沈剛伯、李宗侗、劉崇纮、姚從吾教授為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員，他們都在台灣大學曆史系任教。
在重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時，我也作了一些變動。
因為陳寅恪沒有來台灣，而建立民族學研究所的計劃已考慮成熟，所以我就請陳槃暫任曆史組的代理主任，芮逸夫為人類學組主任，說服趙元任照舊負責領導語言組。
南港的新所址是一處僻靜的地方，适于搞學術研究。
在靠近鐵路喧鬧的楊梅鎮工作過幾年的人，都認為新所址有一個較安靜和适宜的學術環境。
同時，為原住在楊梅鎮的人建了住宅區。
但一些在台灣大學任教又被照顧住在學校生活區的高年資研究員，仍住在那裡。
我任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後，許多直接或間接有利于促進研究工作的條件接踵而來。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哈佛&mdash燕京學社及中華民國科學基金會，都先後向研究所捐贈經費以資助它的研究項目。
尤其出乎預料的是胡适決定離開他長期居住的紐約回台北。
他不顧在紐約的不少密友的勸阻接受了接替朱家骅為研究院院長的任命。
胡的任職，不管它有什麼政治意義，在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人看來，這是最好的選擇。
從史語所建所以來，他就一直是它的通信研究員。
如前所述，我接受研究所所長職務的主要原因是為完成安陽發掘的報告。
因此，我必須以最大的努力給那些在這一學科中合格的有能力的适當的研究人員重新分工。
最大的問題當然是董作賓的離去和此後他對任何有理論價值的科研項目興趣的逐漸喪失。
在香港，他不管資料來源的性質而利用一切能到手的資料，花時間去作重建中國古代曆法的工作。
這時他的精力似已衰退，綜合能力也差了。
1958年他從香港回到研究所，爾後提出在所内增設一個以甲骨文為主要資料專門研究古文字的機構。
“中央研究院”立即于11月批準了他的這一申請。
但董的健康急劇惡化。
1963年11月23日，這位天才的研究工作者、安陽田野工作的開拓者，在台灣大學醫院裡逝世，後被安葬于南港大院的正前方。
董作賓在世時，研究所的高年資成員同意分工整理安陽發掘報告的定稿。
他死後，南港研究所嚴格執行了這一計劃。
下面我簡單叙述一下大體分工、工作的進展及出版情況。
考古組成員的具體分工是：董作賓、屈萬裡、張秉權和李孝定研究甲骨文。
石璋如審核小屯田野記錄，還有一批年輕的助手協助他總結小屯田野發掘的資料。
高去尋将承擔梁思永關于侯家莊王陵的初稿的編纂，并最終定稿。
李濟除個人研究外，還任《中國考古報告集》的總編輯并審核最後報告的定稿和出版。
人類學組的楊希枚先生接受了對人骨資料進行研究的工作。
自吳定良放棄此項工作後，這些資料還未進行專門審查。
吳離走後，這些收集物從四川輾轉遷徙，漂洋過海運到台灣。
研究所的甲骨藏品自然仍是比其他更吸引公衆注意的一項。
我先介紹一下拓片的出版和其他有關出版物。
戰前，研究所所長和《中國考古報告集》的總編輯已同意出版一卷在前九次發掘中出土的所有登記的有字甲骨的拓本，随後出版考證和釋文。
指導思想是盡快地将已編号的新資料公之于世，以便各地的古文字學家能充分利用。
但這計劃被日本侵略中斷，第一卷（即《殷墟文字甲編（圖版）》。
&mdash&mdash譯者）未能出版。
這卷拓本直到1948年才出版。
當時董作賓在芝加哥，為它寫了序言(2)。
如前所言，這卷僅包括前九次發掘中出土的有字甲骨的拓片，隻是研究所收藏總數的一小部分。
董作賓自然急于在甲編之後繼續出版戰争結束前完成的其餘的拓片。
但戰後南京、上海等地形勢惡化得如此迅速，以緻出版不是如人們想象的那麼容易。
又過了五年，此時研究所已遷到台灣，甲骨文拓本的乙編才出齊。
(3) 出版有字甲骨拓本僅是原計劃的第一步，随後将出版《甲編》的考釋。
我不揣冒昧地認為，我是唯一能完成它的人。
于是在無任何人保證協助的情況下，我鼓起勇氣接受了挑戰。
我接受這個任務主要是認為這是我的學術責任&mdash&mdash為完成曾在我指導下發展起來的一項科學事業而“戰鬥到底”。
不久事情就清楚了，董離台赴香港主要是由于個人原因。
在曆史語言研究所，董作賓一直可以得到一切能得到的支持。
住在紐約的胡适博士首先伸出援助之手。
早在1951年，為了替這個在當時為止搬到台灣的唯一的研究所建一座保管安陽收集珍品的庫房和圖書館，他就與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動聯系；經過一段時間，洛氏基金會答應給一些經濟援助，條件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也要這樣做。
于是胡适又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官員商談，在适當的時候達到了目的。
董作賓突然去香港時，用兩個基金會援助的資金在南港已建成一幢貯藏樓，實際上所址已搬至新樓。
新樓成為執行貯藏、研究和管理三套職能的所在地。
1955年8月，我被正式任命。
在我的聘請下研究院邀請沈剛伯、李宗侗、劉崇纮、姚從吾教授為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員，他們都在台灣大學曆史系任教。
在重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時，我也作了一些變動。
因為陳寅恪沒有來台灣，而建立民族學研究所的計劃已考慮成熟，所以我就請陳槃暫任曆史組的代理主任，芮逸夫為人類學組主任，說服趙元任照舊負責領導語言組。
南港的新所址是一處僻靜的地方，适于搞學術研究。
在靠近鐵路喧鬧的楊梅鎮工作過幾年的人，都認為新所址有一個較安靜和适宜的學術環境。
同時，為原住在楊梅鎮的人建了住宅區。
但一些在台灣大學任教又被照顧住在學校生活區的高年資研究員，仍住在那裡。
我任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後，許多直接或間接有利于促進研究工作的條件接踵而來。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哈佛&mdash燕京學社及中華民國科學基金會，都先後向研究所捐贈經費以資助它的研究項目。
尤其出乎預料的是胡适決定離開他長期居住的紐約回台北。
他不顧在紐約的不少密友的勸阻接受了接替朱家骅為研究院院長的任命。
胡的任職，不管它有什麼政治意義，在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人看來，這是最好的選擇。
從史語所建所以來，他就一直是它的通信研究員。
如前所述，我接受研究所所長職務的主要原因是為完成安陽發掘的報告。
因此，我必須以最大的努力給那些在這一學科中合格的有能力的适當的研究人員重新分工。
最大的問題當然是董作賓的離去和此後他對任何有理論價值的科研項目興趣的逐漸喪失。
在香港，他不管資料來源的性質而利用一切能到手的資料，花時間去作重建中國古代曆法的工作。
這時他的精力似已衰退，綜合能力也差了。
1958年他從香港回到研究所，爾後提出在所内增設一個以甲骨文為主要資料專門研究古文字的機構。
“中央研究院”立即于11月批準了他的這一申請。
但董的健康急劇惡化。
1963年11月23日，這位天才的研究工作者、安陽田野工作的開拓者，在台灣大學醫院裡逝世，後被安葬于南港大院的正前方。
董作賓在世時，研究所的高年資成員同意分工整理安陽發掘報告的定稿。
他死後，南港研究所嚴格執行了這一計劃。
下面我簡單叙述一下大體分工、工作的進展及出版情況。
考古組成員的具體分工是：董作賓、屈萬裡、張秉權和李孝定研究甲骨文。
石璋如審核小屯田野記錄，還有一批年輕的助手協助他總結小屯田野發掘的資料。
高去尋将承擔梁思永關于侯家莊王陵的初稿的編纂，并最終定稿。
李濟除個人研究外，還任《中國考古報告集》的總編輯并審核最後報告的定稿和出版。
人類學組的楊希枚先生接受了對人骨資料進行研究的工作。
自吳定良放棄此項工作後，這些資料還未進行專門審查。
吳離走後，這些收集物從四川輾轉遷徙，漂洋過海運到台灣。
研究所的甲骨藏品自然仍是比其他更吸引公衆注意的一項。
我先介紹一下拓片的出版和其他有關出版物。
戰前，研究所所長和《中國考古報告集》的總編輯已同意出版一卷在前九次發掘中出土的所有登記的有字甲骨的拓本，随後出版考證和釋文。
指導思想是盡快地将已編号的新資料公之于世，以便各地的古文字學家能充分利用。
但這計劃被日本侵略中斷，第一卷（即《殷墟文字甲編（圖版）》。
&mdash&mdash譯者）未能出版。
這卷拓本直到1948年才出版。
當時董作賓在芝加哥，為它寫了序言(2)。
如前所言，這卷僅包括前九次發掘中出土的有字甲骨的拓片，隻是研究所收藏總數的一小部分。
董作賓自然急于在甲編之後繼續出版戰争結束前完成的其餘的拓片。
但戰後南京、上海等地形勢惡化得如此迅速，以緻出版不是如人們想象的那麼容易。
又過了五年，此時研究所已遷到台灣，甲骨文拓本的乙編才出齊。
(3) 出版有字甲骨拓本僅是原計劃的第一步，随後将出版《甲編》的考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