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戰後的學術工作條件及安陽發現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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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的動亂，使許多專家分散各處，但到台灣的一些古文字學者中不少人堅決主張按原計劃搞下去。
幸運的是，我說服屈萬裡教授承擔了《甲編》的考釋。
到1961年，這卷考釋出版了。
(4) 在張秉權繼任甲骨文研究室領導人之前很久，我很容易地說服他從事甲骨綴合的系統工作。
到這時，古文字研究者的先驅已用兩種方法進行這種非常專門的研究。
其一是遵循解剖學的指導；如研究者有機會處理原标本，從解剖學的角度很容易識别有字碎片是屬于龜殼的哪一部分，除非它太小，很難辨認。
其二是很早以前王國維教授指出的，即确切地考釋文字内容。
張秉權自掌握了小屯出土的全部原标本後，較易而又不間斷地進行綴合工作。
從1954年開始，他一直進行了十餘年。
研究所決定出版《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譯者按：應作“之二”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編》），刊載綴合的龜甲。
下面幾卷已出版（見表10）： 表 10 到現在已綴合349版，這就使每一塊版上的内容更完整了，使原來在一起的可利用的文字記載的絕大多數“重圓”了。
這些綴合後的記載，比未綴合前的甲骨更有價值，為研究許多重要的曆史問題提供了可靠資料。
其實在同一版有字甲骨上，可能有不少互相聯系或不相關而獨立的蔔問和答案。
這些記述的事實發現在同一版上，至少表明這些事件發生的順序，即有關提出蔔問的時間關系。
張秉權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通過研究綴合的甲骨，他發現多次蔔問一事的文例，有時多到10次(5)。
例如，蔔問某一月天氣的預測，而驗辭是“雨”；這同一事可能記錄10次。
利用斷片記述為資料來研究天氣變化的人，可能會推斷這是殷商時期某月降10次雨的确鑿證據。
但張的發現說明他們可能被誤導了。
大家知道，這些甲骨綴合前許多學者企圖根據甲骨記錄的資料研究天氣情況。
張親自寫了《殷代的農業與氣象》一文，他很注意同一件事的反複記述。
(6) 關于綴合工作還有許多問題可講，但上面的情況足以說明這一耗費時間的工作之重要，它的成果将惠及未來的古文字學者。
在結束關于甲骨文研究的出版物介紹前，我還必須談談1965年出版的另一著作。
這就是已被廣為利用，并深受歡迎的著作：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釋》。
這部《說文》式的甲骨文字典是研究所根據普遍要求很快再版的幾本書之一。
在這本書的編纂中，李作了種種努力，盡量包括對每個字所有的研究和考釋。
因此，這本書除作為手冊向未入門者介紹迄今已發現的最早的中國文字外，還為欲了解過去各家觀點的某些學者提供了資料的來源。
我們在南港一定居，就把出版在梁思永領導下的侯家莊王陵發掘報告的任務交給高去尋教授。
梁的原稿雖已審核且介紹了墓内主要内容，但未有插圖說明。
高實際上必須進行比最初設想的更艱苦的工作。
他必須要依下列程序去作：（1）認真閱讀梁的手稿和原始田野記錄；（2）核對所有田野發掘的照片，并把不同墓中的每一發現物照相；（3）繪制全部出土物的精确圖，并說明兩點：（a）墓的結構和重要出土物的各部分；（b）每座墓在墓葬群中的相應位置；（4）用簡明的術語描述每座墓的結構及其重要出土物；（5）把每座墓在野外發掘時的出土物田野登記号與田野記錄、梁的原稿和田野草圖相對照；（6）注意關于早期盜掘的記錄并用圖說明這些墓由于經過早期和近期的盜掘而遭到的全部損壞情況。
高是有條件在田野跟随梁并向他學習田野操作技術的人之一。
他懂得尊重老師，并以獻身精神研究他的手稿，能以真正内行的方式對初稿進行注解和說明。
HPKM1001于1962年出版了兩本：一本為正文，一本是270個圖版，還有一個彩版附卷&mdash&mdash此卷是在日本專門印刷的，介紹保存在“花土”中的殷商時期不同尋常的彩色繪制的記錄，這是在戰時曾由梅原末治教授研究并在日本出版的。
自從我們到台灣後，梅原末治教授常來曆史語言研究所訪問，這不僅使他了解安陽出土物，而且也認識了考古組的考古工作者。
他對研究安陽遺物的熱心及濃厚興趣使我們中的不少人深受感動。
所以當HPKM1001的報告準備出版時，我向梅原末治教授提出協助在日本出版“花土”圖版與高去尋用多年時間完成的兩本書的要求，他很快就同意了。
我談中、日兩國學者之間的這項合作，正是為了說明在學術研究中，合作精神可以怎樣在許多方面表現出來。
侯家莊這個報告集系列仍在出版中。
截止到1973年，HPKM1002、HPKM1003、HPKM1004、HPKM1217才全部出版。
實際上高已完成了所有其他大墓的報告。
這些與前5本一樣也将要出版，并已在印刷中，但書中的圖版和插圖尚待完成，而出版所需資金也要籌備。
人們期望高去尋教授能如期完成這項任務。
(7) 小屯報告集系列與侯家莊系列有兩個重要方面的不同： 第一，小屯進行了九年十二次發掘，經曆了不少變化，即指揮、人員、指導思
幸運的是，我說服屈萬裡教授承擔了《甲編》的考釋。
到1961年，這卷考釋出版了。
(4) 在張秉權繼任甲骨文研究室領導人之前很久，我很容易地說服他從事甲骨綴合的系統工作。
到這時，古文字研究者的先驅已用兩種方法進行這種非常專門的研究。
其一是遵循解剖學的指導；如研究者有機會處理原标本，從解剖學的角度很容易識别有字碎片是屬于龜殼的哪一部分，除非它太小，很難辨認。
其二是很早以前王國維教授指出的，即确切地考釋文字内容。
張秉權自掌握了小屯出土的全部原标本後，較易而又不間斷地進行綴合工作。
從1954年開始，他一直進行了十餘年。
研究所決定出版《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譯者按：應作“之二”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編》），刊載綴合的龜甲。
下面幾卷已出版（見表10）： 表 10 到現在已綴合349版，這就使每一塊版上的内容更完整了，使原來在一起的可利用的文字記載的絕大多數“重圓”了。
這些綴合後的記載，比未綴合前的甲骨更有價值，為研究許多重要的曆史問題提供了可靠資料。
其實在同一版有字甲骨上，可能有不少互相聯系或不相關而獨立的蔔問和答案。
這些記述的事實發現在同一版上，至少表明這些事件發生的順序，即有關提出蔔問的時間關系。
張秉權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通過研究綴合的甲骨，他發現多次蔔問一事的文例，有時多到10次(5)。
例如，蔔問某一月天氣的預測，而驗辭是“雨”；這同一事可能記錄10次。
利用斷片記述為資料來研究天氣變化的人，可能會推斷這是殷商時期某月降10次雨的确鑿證據。
但張的發現說明他們可能被誤導了。
大家知道，這些甲骨綴合前許多學者企圖根據甲骨記錄的資料研究天氣情況。
張親自寫了《殷代的農業與氣象》一文，他很注意同一件事的反複記述。
(6) 關于綴合工作還有許多問題可講，但上面的情況足以說明這一耗費時間的工作之重要，它的成果将惠及未來的古文字學者。
在結束關于甲骨文研究的出版物介紹前，我還必須談談1965年出版的另一著作。
這就是已被廣為利用，并深受歡迎的著作：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釋》。
這部《說文》式的甲骨文字典是研究所根據普遍要求很快再版的幾本書之一。
在這本書的編纂中，李作了種種努力，盡量包括對每個字所有的研究和考釋。
因此，這本書除作為手冊向未入門者介紹迄今已發現的最早的中國文字外，還為欲了解過去各家觀點的某些學者提供了資料的來源。
我們在南港一定居，就把出版在梁思永領導下的侯家莊王陵發掘報告的任務交給高去尋教授。
梁的原稿雖已審核且介紹了墓内主要内容，但未有插圖說明。
高實際上必須進行比最初設想的更艱苦的工作。
他必須要依下列程序去作：（1）認真閱讀梁的手稿和原始田野記錄；（2）核對所有田野發掘的照片，并把不同墓中的每一發現物照相；（3）繪制全部出土物的精确圖，并說明兩點：（a）墓的結構和重要出土物的各部分；（b）每座墓在墓葬群中的相應位置；（4）用簡明的術語描述每座墓的結構及其重要出土物；（5）把每座墓在野外發掘時的出土物田野登記号與田野記錄、梁的原稿和田野草圖相對照；（6）注意關于早期盜掘的記錄并用圖說明這些墓由于經過早期和近期的盜掘而遭到的全部損壞情況。
高是有條件在田野跟随梁并向他學習田野操作技術的人之一。
他懂得尊重老師，并以獻身精神研究他的手稿，能以真正内行的方式對初稿進行注解和說明。
HPKM1001于1962年出版了兩本：一本為正文，一本是270個圖版，還有一個彩版附卷&mdash&mdash此卷是在日本專門印刷的，介紹保存在“花土”中的殷商時期不同尋常的彩色繪制的記錄，這是在戰時曾由梅原末治教授研究并在日本出版的。
自從我們到台灣後，梅原末治教授常來曆史語言研究所訪問，這不僅使他了解安陽出土物，而且也認識了考古組的考古工作者。
他對研究安陽遺物的熱心及濃厚興趣使我們中的不少人深受感動。
所以當HPKM1001的報告準備出版時，我向梅原末治教授提出協助在日本出版“花土”圖版與高去尋用多年時間完成的兩本書的要求，他很快就同意了。
我談中、日兩國學者之間的這項合作，正是為了說明在學術研究中，合作精神可以怎樣在許多方面表現出來。
侯家莊這個報告集系列仍在出版中。
截止到1973年，HPKM1002、HPKM1003、HPKM1004、HPKM1217才全部出版。
實際上高已完成了所有其他大墓的報告。
這些與前5本一樣也将要出版，并已在印刷中，但書中的圖版和插圖尚待完成，而出版所需資金也要籌備。
人們期望高去尋教授能如期完成這項任務。
(7) 小屯報告集系列與侯家莊系列有兩個重要方面的不同： 第一，小屯進行了九年十二次發掘，經曆了不少變化，即指揮、人員、指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