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戰時繼續研究安陽發現物所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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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明治時期以來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慫恿下，繼續對中國實行擴張和侵略已不可避免。
他們打算強占東南亞和東亞的全部領土。
雖然孫中山的追随者在南京建立了革命政府，但在軍事實力上與日本的陸、海軍相比還差得很遠，因此無法與日本大規模交戰。
當然南京政府的決策人還是決定抵抗日本侵略，并采用了小規模的持久戰的戰術。
八年抗戰現在已被公認為現代史學家起碼不完全陌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的開始階段。
這一章我将對在安陽十五次田野發掘所得的重要考古材料的命運作一概述。
許多人認為，這些材料代表了由南京政府扶持的突出的科學成就之一。
國民黨的元老們在拟定建立一個國家研究院時，首先把重點放在自然科學上。
因此，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和氣象研究所是在南京和上海最先建立的五個研究所。
曆史語言研究所是後來建立的，主要是創建者傅斯年努力的結果，這在第四章已談過了。
南京政府成立不到十年，日本侵略中國實際上就開始了，接着是談判屢遭失敗。
南京政府宣布的長期抗戰政策得到了全民族的支持。
盡管戰時情況混亂，但實行科學教育這個政策仍堅持進行，當然也發生了許多變化和曲折，使科研活動不能全面開展。
雖有不少困難，但政府仍充分重視個人和集體在這方面的成果。
首先，政府一方面從事軍事動員，另一方面也設法動用一定的運輸力量把國家珍品和科學設備，經長江、隴海鐵路和各地公路運往中國内地，主要運往西部和西南的四川、雲南、廣西等省，也有運往西北的。
由于幾位有遠見的領導人的努力，安陽發掘品的主要部分和曆史語言研究所的藏書的絕大部分，順利地運到了指定的幾個地點：重慶、昆明和最後的四川西部長江南岸的小鎮李莊。
移居李莊前，研究所先到昆明（雲南省的省會），在這裡和郊區住了一年多（1938&mdash1940）。
不用說，在搬運這些包括科學記錄和設備的國家珍品的過程中，要克服重重困難。
盡管組織者和竭力完成所分配任務的個人的努力，但由于戰時的混亂條件，珍品仍遭到不可避免的損失。
所有這些困難和損失都通過各種方式，用個人的或官方的文件記錄下來了。
我無法回避不談的一個重大損失是，經過七八年田野訓練的一批很有才能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的離散。
1937年11月的一天，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幾乎全體聚集在長沙路旁的一個小客店裡，每人都說了自己在戰争期間的打算。
爾後一些人離開研究所參加了抗戰工作，一些人到别處去看看，但多數人，包括所有高年資的成員，決定無論轉移到哪裡，他們都不離開研究所。
戰争初期，研究所定居昆明時，恢複了一些研究工作。
在昆明的後期，研究所所址從城裡移到近郊一個叫龍泉鎮的地方。
在那兒，大部分考古收集物和圖書都已上架。
三位資深的考古學者領導着對安陽發現物的研究：梁思永初步審核侯家莊的發掘記錄；董作賓在胡厚宣的協助下繼續潛心研究甲骨文；我對安陽陶器的形制和紋飾進行詳細研究，并在吳金鼎博士的全力協助下，對全部典型标本進行了審查。
吳博士這時剛從倫敦回國加入我們的研究工作，而後又被任命為國立中央博物院的專門委員（在抗戰時我仍是該院的負責人）。
與此同時，把人骨材料交給研究所人類學組負責人吳定良博士。
吳是經過很好訓練的生物統計學家，被公認是極勝任研究安陽發掘收集的珍貴人骨資料的熟練專家。
這些材料的大部分也帶到雲南作進一步研究。
從1938年9月至1940年6月，對小屯和侯家莊的考古收集物的研究繼續了約一年半，研究所又要遷移了。
這一時期花費了大量人力集中于整理安陽收集的資料，為正式出版這些資料奠定了堅實基礎。
這些學術成就雖與實際戰争無直接關系，但這是在民族危機之時受過訓練的個人所能取得的某種科學成就的标志。
所以我想扼要地談談研究所在龍泉鎮時我們從事的各項研究工作。
董作賓在胡厚宣的協助下繼續研究甲骨文。
同事們在董的指導下墨拓了H127出土的有字龜甲，盡管因供應缺乏時而中斷，特别是墨拓需要的宣紙，但戰時這樣的困難是不可避免的。
無論如何，這些困難最終都被克服了。
所以在墨拓工作中，中斷的時間不長。
胡厚宣還負責對這些出土的甲骨繼續登記并按照專門設計的格式進行編目。
董作賓埋頭于更艱巨的工作，即着手根據甲骨文記載整理複原殷商曆法制度的深奧問題。
過去說過，使董産生這種特殊研究興趣的原因，是“大連坑”中四版近于完整的刻字龜甲的發現。
在他細心研究這些甲骨片的過程中，他萌生了把這項研究擴展到包含整個殷商曆法這個問題的想法。
戰争頭兩年研究所在昆明時，梁思永的健康正常。
此時他完成了1934至1935年侯家莊西北崗王陵發掘報告的初稿。
1940年，當他将要完成這一巨大任務時，研究所接到了又要搬遷到四川省西部李莊的通知。
初稿由許多章組成，主要部分是作者親手寫的，存放在考古組。
此後，高去尋教授在梁的手稿的基礎上，編輯、注釋并用許多圖版和插圖輯補關于HPKM1001、HPKM1002、HPKM1003、HPKM1004、HPKM1217各墓的報告，這些都在台灣以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侯家莊》的巨冊系列陸續出版&mdash&mdash這已是在梁思永于1954年4月2日病逝很久以後了。
(1) 保存在考古組的梁的手稿由下列重要項目組成（見表9）。
這位天才考古學家關于侯家莊王陵的報告手稿是保存在考古組的珍品之一。
若無這些不僅提供了基本資料、而且為中文的科學報告樹立了樣闆的手稿，高去尋教授就不可能完成編輯侯家莊西北崗王陵報告的艱巨任務。
表 9 梁的手稿還包括一個初步拟定的分章目錄： 第一章
他們打算強占東南亞和東亞的全部領土。
雖然孫中山的追随者在南京建立了革命政府，但在軍事實力上與日本的陸、海軍相比還差得很遠，因此無法與日本大規模交戰。
當然南京政府的決策人還是決定抵抗日本侵略，并采用了小規模的持久戰的戰術。
八年抗戰現在已被公認為現代史學家起碼不完全陌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的開始階段。
這一章我将對在安陽十五次田野發掘所得的重要考古材料的命運作一概述。
許多人認為，這些材料代表了由南京政府扶持的突出的科學成就之一。
國民黨的元老們在拟定建立一個國家研究院時，首先把重點放在自然科學上。
因此，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和氣象研究所是在南京和上海最先建立的五個研究所。
曆史語言研究所是後來建立的，主要是創建者傅斯年努力的結果，這在第四章已談過了。
南京政府成立不到十年，日本侵略中國實際上就開始了，接着是談判屢遭失敗。
南京政府宣布的長期抗戰政策得到了全民族的支持。
盡管戰時情況混亂，但實行科學教育這個政策仍堅持進行，當然也發生了許多變化和曲折，使科研活動不能全面開展。
雖有不少困難，但政府仍充分重視個人和集體在這方面的成果。
首先，政府一方面從事軍事動員，另一方面也設法動用一定的運輸力量把國家珍品和科學設備，經長江、隴海鐵路和各地公路運往中國内地，主要運往西部和西南的四川、雲南、廣西等省，也有運往西北的。
由于幾位有遠見的領導人的努力，安陽發掘品的主要部分和曆史語言研究所的藏書的絕大部分，順利地運到了指定的幾個地點：重慶、昆明和最後的四川西部長江南岸的小鎮李莊。
移居李莊前，研究所先到昆明（雲南省的省會），在這裡和郊區住了一年多（1938&mdash1940）。
不用說，在搬運這些包括科學記錄和設備的國家珍品的過程中，要克服重重困難。
盡管組織者和竭力完成所分配任務的個人的努力，但由于戰時的混亂條件，珍品仍遭到不可避免的損失。
所有這些困難和損失都通過各種方式，用個人的或官方的文件記錄下來了。
我無法回避不談的一個重大損失是，經過七八年田野訓練的一批很有才能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的離散。
1937年11月的一天，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幾乎全體聚集在長沙路旁的一個小客店裡，每人都說了自己在戰争期間的打算。
爾後一些人離開研究所參加了抗戰工作，一些人到别處去看看，但多數人，包括所有高年資的成員，決定無論轉移到哪裡，他們都不離開研究所。
戰争初期，研究所定居昆明時，恢複了一些研究工作。
在昆明的後期，研究所所址從城裡移到近郊一個叫龍泉鎮的地方。
在那兒，大部分考古收集物和圖書都已上架。
三位資深的考古學者領導着對安陽發現物的研究：梁思永初步審核侯家莊的發掘記錄；董作賓在胡厚宣的協助下繼續潛心研究甲骨文；我對安陽陶器的形制和紋飾進行詳細研究，并在吳金鼎博士的全力協助下，對全部典型标本進行了審查。
吳博士這時剛從倫敦回國加入我們的研究工作，而後又被任命為國立中央博物院的專門委員（在抗戰時我仍是該院的負責人）。
與此同時，把人骨材料交給研究所人類學組負責人吳定良博士。
吳是經過很好訓練的生物統計學家，被公認是極勝任研究安陽發掘收集的珍貴人骨資料的熟練專家。
這些材料的大部分也帶到雲南作進一步研究。
從1938年9月至1940年6月，對小屯和侯家莊的考古收集物的研究繼續了約一年半，研究所又要遷移了。
這一時期花費了大量人力集中于整理安陽收集的資料，為正式出版這些資料奠定了堅實基礎。
這些學術成就雖與實際戰争無直接關系，但這是在民族危機之時受過訓練的個人所能取得的某種科學成就的标志。
所以我想扼要地談談研究所在龍泉鎮時我們從事的各項研究工作。
董作賓在胡厚宣的協助下繼續研究甲骨文。
同事們在董的指導下墨拓了H127出土的有字龜甲，盡管因供應缺乏時而中斷，特别是墨拓需要的宣紙，但戰時這樣的困難是不可避免的。
無論如何，這些困難最終都被克服了。
所以在墨拓工作中，中斷的時間不長。
胡厚宣還負責對這些出土的甲骨繼續登記并按照專門設計的格式進行編目。
董作賓埋頭于更艱巨的工作，即着手根據甲骨文記載整理複原殷商曆法制度的深奧問題。
過去說過，使董産生這種特殊研究興趣的原因，是“大連坑”中四版近于完整的刻字龜甲的發現。
在他細心研究這些甲骨片的過程中，他萌生了把這項研究擴展到包含整個殷商曆法這個問題的想法。
戰争頭兩年研究所在昆明時，梁思永的健康正常。
此時他完成了1934至1935年侯家莊西北崗王陵發掘報告的初稿。
1940年，當他将要完成這一巨大任務時，研究所接到了又要搬遷到四川省西部李莊的通知。
初稿由許多章組成，主要部分是作者親手寫的，存放在考古組。
此後，高去尋教授在梁的手稿的基礎上，編輯、注釋并用許多圖版和插圖輯補關于HPKM1001、HPKM1002、HPKM1003、HPKM1004、HPKM1217各墓的報告，這些都在台灣以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侯家莊》的巨冊系列陸續出版&mdash&mdash這已是在梁思永于1954年4月2日病逝很久以後了。
(1) 保存在考古組的梁的手稿由下列重要項目組成（見表9）。
這位天才考古學家關于侯家莊王陵的報告手稿是保存在考古組的珍品之一。
若無這些不僅提供了基本資料、而且為中文的科學報告樹立了樣闆的手稿，高去尋教授就不可能完成編輯侯家莊西北崗王陵報告的艱巨任務。
表 9 梁的手稿還包括一個初步拟定的分章目錄： 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