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王陵的發現及系統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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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和頭骨埋葬在一層一層的夯土中。
弄清每座王陵中被屠殺的犧牲數目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為在我們清理前，這些墓已遭不止一次的盜掘，不少犧牲者的骨架已被毀壞。
重要發現物 在侯家莊墓地遺址發現的大量各式各樣遺物中，奇特而引人注目的是一組既有現實主義型的，又有神話想象型的石刻，諸如龜、蛙、人像、虎頭、鷹頭和兩面獸等。
比較大的石刻多出自HPKM1001，但遺憾的是都出在盜坑的填土中，所以不能準确地說出它們在墓中的原位置，甚至難以判斷這些精巧的石刻是不是原墓中的遺物。
因為有理由相信，許多墓是在同一時間内被盜，各墓的土混在一起後，又回填于墓中。
這些墓的專題報告中的許多實例表明，一件物品的碎片，可分布于幾個不同墓中的回填堆積裡。
(12) HPKM1001等墓中出土的一系列石刻中，對職業考古學家來說，最重要的一例是從HPKM1004的盜坑回填土中發現的一個跪坐着的人體殘部，酷似一個現代日本人坐在家中“榻榻米”上的習慣姿勢（圖13）。
圖13 出土的跪坐姿勢的人體殘部複原圖 幾年後我親自對這特殊的人形進行了專門研究，發現這石人殘體的姿勢在日語中曆史上稱為“正（サムき）”，但它原先的漢字是“正坐”，特别在中國的禮儀場合，如帝王接見官員時出現的。
在中國古代這正坐的姿勢一直持續到漢末，而日本的“正”是通過朝鮮的影響，僅能追溯到公元14世紀中期。
另一重要的遺物是一組用鮮紅色和别的顔色印在土上的，有時被色石和貝殼嵌入的痕迹，這些都是由易腐的材料組成的，像麻與絲的織物，竹、木框架，特别是漆過的木器等。
這些物品大概是用鮮豔的礦物顔料彩繪的，所以在墓葬土裡比原器物的本體物質保存得還好。
田野考古工作者把這痕迹稱為“花土”。
HPKM1001中這種花土很多，其他大墓中也有。
田野工作人員小心地切下這些土塊，并将其裝在特制的木箱裡運回研究所去研究。
一些印在土裡的圖案仍清晰、鮮豔，為研究這時期裝飾藝術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在此還應提一下在HPKM1217的西墓道中發現的完整無損的在原處的一面鼓和一塊石磬的原始痕迹（參看本書第十四章中的圖56、57）(13)。
腐朽和碎裂了的鼓連同蛇皮紋的鼓面仍保留着原形。
石磐雖然制作得不太完美，但保存得很好。
總的說來，許多青銅容器和武器保存得很好，當然原來制造得也精緻。
衆所周知，這些發現物隻是在過去有組織和徹底的盜掘後留下的部分幸存物。
由此我們可以想象這些精心設計的埋葬是多麼奢侈、豪華，且不提為營建這些壯觀的陵墓所耗費的大批勞力。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尼·巴爾姆格倫：《甘肅随葬陶器：半山組和馬廠組》，載《古生物志》，丁種第三号第一冊（1934年）。
(2)石興邦等：《西安半坡》，載《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考古學專刊》，丁種第十四号，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又見安志敏：《廟底溝與三裡橋》，載《考古學專刊》，丁種第九号。
(3)石璋如：《河南安陽後崗的殷墓》，載《史語所集刊》，第十三本（1948年），第21-28頁。
(4)參看《博古圖錄》1：25，邺郡（彰德）出土之饕餮鼎。
(5)參看《倫敦圖畫新聞》1930年6月21日和1931年8月8日，各附有全版圖片。
(6)水野清一編：《根津藝術博物館藏品圖錄》第六卷《中國青銅器》，東京根津藝術博物館1942年版，圖版1至8。
(7)高去尋：《安陽殷代王陵》，載《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十三、十四期合刊（1959年11月），第1-9頁（英文）。
(8)李濟：《〈侯家莊·第二本·一〇〇一号大墓〉序》（1962年）。
(9)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尋輯補：《第一〇〇四号大墓》，即《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第五本（1970年）。
(10)參看高去尋：《安陽殷代王陵》，載《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十三、十四期合刊（1959年11月），第6頁（英文）。
(11)參看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尋輯補：《第一〇〇一号大墓》，即《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第二本下冊（1962年）圖版16。
(12)參看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尋輯補：《第一〇〇一号大墓》。
此文中所示雕像系由若幹斷片拼成，其中一些斷片在一二一七号大墓發現，另一些在一〇〇四号大墓發現。
(13)鼓的複原圖見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尋輯補：《第一二一七号大墓》，即《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第六本，（1968年）圖9（第26頁）。
該書圖版14至16顯示鼓的碎片在發掘時的原狀。
弄清每座王陵中被屠殺的犧牲數目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為在我們清理前，這些墓已遭不止一次的盜掘，不少犧牲者的骨架已被毀壞。
重要發現物 在侯家莊墓地遺址發現的大量各式各樣遺物中，奇特而引人注目的是一組既有現實主義型的，又有神話想象型的石刻，諸如龜、蛙、人像、虎頭、鷹頭和兩面獸等。
比較大的石刻多出自HPKM1001，但遺憾的是都出在盜坑的填土中，所以不能準确地說出它們在墓中的原位置，甚至難以判斷這些精巧的石刻是不是原墓中的遺物。
因為有理由相信，許多墓是在同一時間内被盜，各墓的土混在一起後，又回填于墓中。
這些墓的專題報告中的許多實例表明，一件物品的碎片，可分布于幾個不同墓中的回填堆積裡。
(12) HPKM1001等墓中出土的一系列石刻中，對職業考古學家來說，最重要的一例是從HPKM1004的盜坑回填土中發現的一個跪坐着的人體殘部，酷似一個現代日本人坐在家中“榻榻米”上的習慣姿勢（圖13）。
圖13 出土的跪坐姿勢的人體殘部複原圖 幾年後我親自對這特殊的人形進行了專門研究，發現這石人殘體的姿勢在日語中曆史上稱為“正（サムき）”，但它原先的漢字是“正坐”，特别在中國的禮儀場合，如帝王接見官員時出現的。
在中國古代這正坐的姿勢一直持續到漢末，而日本的“正”是通過朝鮮的影響，僅能追溯到公元14世紀中期。
另一重要的遺物是一組用鮮紅色和别的顔色印在土上的，有時被色石和貝殼嵌入的痕迹，這些都是由易腐的材料組成的，像麻與絲的織物，竹、木框架，特别是漆過的木器等。
這些物品大概是用鮮豔的礦物顔料彩繪的，所以在墓葬土裡比原器物的本體物質保存得還好。
田野考古工作者把這痕迹稱為“花土”。
HPKM1001中這種花土很多，其他大墓中也有。
田野工作人員小心地切下這些土塊，并将其裝在特制的木箱裡運回研究所去研究。
一些印在土裡的圖案仍清晰、鮮豔，為研究這時期裝飾藝術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在此還應提一下在HPKM1217的西墓道中發現的完整無損的在原處的一面鼓和一塊石磬的原始痕迹（參看本書第十四章中的圖56、57）(13)。
腐朽和碎裂了的鼓連同蛇皮紋的鼓面仍保留着原形。
石磐雖然制作得不太完美，但保存得很好。
總的說來，許多青銅容器和武器保存得很好，當然原來制造得也精緻。
衆所周知，這些發現物隻是在過去有組織和徹底的盜掘後留下的部分幸存物。
由此我們可以想象這些精心設計的埋葬是多麼奢侈、豪華，且不提為營建這些壯觀的陵墓所耗費的大批勞力。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尼·巴爾姆格倫：《甘肅随葬陶器：半山組和馬廠組》，載《古生物志》，丁種第三号第一冊（1934年）。
(2)石興邦等：《西安半坡》，載《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考古學專刊》，丁種第十四号，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又見安志敏：《廟底溝與三裡橋》，載《考古學專刊》，丁種第九号。
(3)石璋如：《河南安陽後崗的殷墓》，載《史語所集刊》，第十三本（1948年），第21-28頁。
(4)參看《博古圖錄》1：25，邺郡（彰德）出土之饕餮鼎。
(5)參看《倫敦圖畫新聞》1930年6月21日和1931年8月8日，各附有全版圖片。
(6)水野清一編：《根津藝術博物館藏品圖錄》第六卷《中國青銅器》，東京根津藝術博物館1942年版，圖版1至8。
(7)高去尋：《安陽殷代王陵》，載《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十三、十四期合刊（1959年11月），第1-9頁（英文）。
(8)李濟：《〈侯家莊·第二本·一〇〇一号大墓〉序》（1962年）。
(9)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尋輯補：《第一〇〇四号大墓》，即《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第五本（1970年）。
(10)參看高去尋：《安陽殷代王陵》，載《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十三、十四期合刊（1959年11月），第6頁（英文）。
(11)參看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尋輯補：《第一〇〇一号大墓》，即《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第二本下冊（1962年）圖版16。
(12)參看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尋輯補：《第一〇〇一号大墓》。
此文中所示雕像系由若幹斷片拼成，其中一些斷片在一二一七号大墓發現，另一些在一〇〇四号大墓發現。
(13)鼓的複原圖見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尋輯補：《第一二一七号大墓》，即《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第六本，（1968年）圖9（第26頁）。
該書圖版14至16顯示鼓的碎片在發掘時的原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