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王陵的發現及系統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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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世界各地有錢有勢的人精心營建墳墓的習俗無疑是一樣的。
他們相信人死後到另一個世界能以一種與生前全無二緻的方式繼續生活着。
雖然這種習俗會因支配某一地區的社會風俗及道德規範的不同，而以不同方式表現，但基本思想卻是一緻的，即人期望及信仰死後繼續存在。
至于埋葬死者的觀念始于何時，似乎尚無考古學家予以肯定的回答。
但可以肯定，在新石器時代，埋葬屍體和将随葬品與死者埋在一起已司空見慣了。
史前史的研究也證明了，在人類利用金屬，等級制和奴隸制度發展以後，對埋葬的精心安排也随之發展起來了。
當然，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地區，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的階段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緻的：給靈魂或鬼或無論以何種形式存在的死者供奉享樂品和必需品，是後人的義務。
就中國來說，本書第三章中已談過安特生對新石器時代的墓葬的發現。
巴爾姆格倫（NilsPalmgren）在關于甘肅甕棺葬的專論中，對甘肅史前墓中發現的随葬彩罐已予以詳細的描述。
(1)考古學家發現的這些彩陶，無論是發掘的或收購的，都提供了最早的證據，即新石器時代的中國人與世界上其他地區新石器時代的人類一樣，相信人的雙重存在。
爾後的調查也充分證明了新石器時代中國人的二元論信仰。
河南、陝西、甘肅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科學發掘揭露了在遺址中墓地與居住所是分開的。
(2)這些新石器遺址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有陶容器、動物骨骼和石制用具。
在質與量方面，墓與墓之間差别很大。
尚不知這種差别是否為财富和權力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象征，但它表明這種差别在史前時期的中國已存在了。
這種差别随時間的推移而擴大，直到青銅時代，當時像宮殿一樣豪華的巨大墳墓已開始營建。
早在中國先秦時，厚葬之風就受到譴責，許多哲學家特别是墨家和道家對此進行猛烈抨擊和嘲諷。
關于墨子和莊子對厚葬強烈的反對是衆所周知的。
但這種傳統被儒家稱之為“禮”而保存下來。
“禮”被某些人解釋為“儀式”，被另一些人說成是“禮節”。
但這個“禮”字的本義比“儀式”或“禮節”廣泛得多。
實際上它是儒家宣揚的一種關于古代中國盛行的風俗和舉止的道德規範。
一般認為，把“禮”作為法典始于周公，他是周朝創建者周武王之弟，儒家學派的偶像，傳統儒學中崇拜的聖人之一。
在前九次安陽發掘中，無論從哪一方面講也不能認為小屯的埋葬是經過精心設計的，盡管在一些未被盜墓者掘過的墓中發現了精緻的青銅觚形器和爵形器。
第八次發掘（1933年）在殷墟附近的後崗首次發現大墓。
在此梁思永發現了仰韶、龍山和殷商文化相疊壓的堆積。
(3)第一個後崗大墓被揭開後，發現此墓幾乎被盜一空。
然而這一工作第一次表明，通過系統的調查可以找到大墓，甚至王陵。
1931年以後安陽田野考古工作者對他們常遇到的“夯土”的結構與外觀都很熟知了。
後崗大墓揭開後證實，在營建大墓時也使用“夯土”技術，這就提供了一個指示線索。
安陽考古隊通過艱苦工作和田野經驗的積累，找到了在附近地區探索殷商墓遺址的鑰匙。
同時，盡管中央政府公布了古物保存法，但盜寶的傳統仍未消戢。
在安陽，雖然中央研究院的發掘由于當地政府的保護而無阻礙地進行着，但非法獵寶和盜墓仍比比皆是。
與西方國家一樣，東方獵寶的傳統也無視法律和宗教：隻要哪裡埋有珍寶，獵寶者就像奪金子似地沖過去。
早在北宋時，安陽就以出青銅器聞名。
(4)科學發掘一開始，立即引起一些外國報紙的關注。
《倫敦圖畫新聞》以較多的篇幅刊載安陽發掘情況，遂引起世界上對此廣泛注意。
(5)這種宣傳的惡果之一是慫恿私人挖寶，甚至很快蔓延到在中國的傳教士中。
非法的獵寶活動遍布華北各地，在安陽每當我們的有組織的發掘一結束，非法的獵寶者立即活動起來。
侯家莊王陵正是由于這種獵寶活動而被首次知曉的。
這一發現的細節資料已完全失落。
但東京根津藝術博物館的三個分别高為71.2公分、72.1公分、73.2公分的器形奇特的盉，深深印在每個參觀者的腦海裡。
盡管水野清一在他的殷墟青銅器編目中沒有提到它們(6)，但衆人都說這是安陽出土的器物。
安陽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 大約早在1933年，侯家莊附近私人挖掘出大量青銅器和其他珍品，最為有名的是三件不知形狀、體積很大的青銅器，它們随即在古玩市場上被賣掉，使主要挖掘者成了暴發戶。
雖不知詳細情況，但分贓者決不會像贓主那樣守口如瓶。
因而，發不義之财的消息不胫而走，廣為流傳，不僅附近村莊婦孺皆知，而且安陽市裡也紛紛傳說。
研究院的一些工作人員在很短時間内就了解到不少關于這次“幸運挖掘”的情況。
田野隊的年輕考古學家行動起來，把這消息向發掘隊的負責人做了彙報。
時間是1934年10月，此時梁思永領導的第十次安陽發掘正在籌備中。
第十次發掘，原計劃與前三次一樣繼續尋找殷商時期的建築基礎，并對洹河河谷一帶進行全面考察。
當梁思永聽到近來青銅時代墓葬被盜的故事，并得知墓葬位置大約靠近侯家莊，立即采取果斷措施，調動人員集中一切力量，
他們相信人死後到另一個世界能以一種與生前全無二緻的方式繼續生活着。
雖然這種習俗會因支配某一地區的社會風俗及道德規範的不同，而以不同方式表現，但基本思想卻是一緻的，即人期望及信仰死後繼續存在。
至于埋葬死者的觀念始于何時，似乎尚無考古學家予以肯定的回答。
但可以肯定，在新石器時代，埋葬屍體和将随葬品與死者埋在一起已司空見慣了。
史前史的研究也證明了，在人類利用金屬，等級制和奴隸制度發展以後，對埋葬的精心安排也随之發展起來了。
當然，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地區，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的階段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緻的：給靈魂或鬼或無論以何種形式存在的死者供奉享樂品和必需品，是後人的義務。
就中國來說，本書第三章中已談過安特生對新石器時代的墓葬的發現。
巴爾姆格倫（NilsPalmgren）在關于甘肅甕棺葬的專論中，對甘肅史前墓中發現的随葬彩罐已予以詳細的描述。
(1)考古學家發現的這些彩陶，無論是發掘的或收購的，都提供了最早的證據，即新石器時代的中國人與世界上其他地區新石器時代的人類一樣，相信人的雙重存在。
爾後的調查也充分證明了新石器時代中國人的二元論信仰。
河南、陝西、甘肅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科學發掘揭露了在遺址中墓地與居住所是分開的。
(2)這些新石器遺址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有陶容器、動物骨骼和石制用具。
在質與量方面，墓與墓之間差别很大。
尚不知這種差别是否為财富和權力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象征，但它表明這種差别在史前時期的中國已存在了。
這種差别随時間的推移而擴大，直到青銅時代，當時像宮殿一樣豪華的巨大墳墓已開始營建。
早在中國先秦時，厚葬之風就受到譴責，許多哲學家特别是墨家和道家對此進行猛烈抨擊和嘲諷。
關于墨子和莊子對厚葬強烈的反對是衆所周知的。
但這種傳統被儒家稱之為“禮”而保存下來。
“禮”被某些人解釋為“儀式”，被另一些人說成是“禮節”。
但這個“禮”字的本義比“儀式”或“禮節”廣泛得多。
實際上它是儒家宣揚的一種關于古代中國盛行的風俗和舉止的道德規範。
一般認為，把“禮”作為法典始于周公，他是周朝創建者周武王之弟，儒家學派的偶像，傳統儒學中崇拜的聖人之一。
在前九次安陽發掘中，無論從哪一方面講也不能認為小屯的埋葬是經過精心設計的，盡管在一些未被盜墓者掘過的墓中發現了精緻的青銅觚形器和爵形器。
第八次發掘（1933年）在殷墟附近的後崗首次發現大墓。
在此梁思永發現了仰韶、龍山和殷商文化相疊壓的堆積。
(3)第一個後崗大墓被揭開後，發現此墓幾乎被盜一空。
然而這一工作第一次表明，通過系統的調查可以找到大墓，甚至王陵。
1931年以後安陽田野考古工作者對他們常遇到的“夯土”的結構與外觀都很熟知了。
後崗大墓揭開後證實，在營建大墓時也使用“夯土”技術，這就提供了一個指示線索。
安陽考古隊通過艱苦工作和田野經驗的積累，找到了在附近地區探索殷商墓遺址的鑰匙。
同時，盡管中央政府公布了古物保存法，但盜寶的傳統仍未消戢。
在安陽，雖然中央研究院的發掘由于當地政府的保護而無阻礙地進行着，但非法獵寶和盜墓仍比比皆是。
與西方國家一樣，東方獵寶的傳統也無視法律和宗教：隻要哪裡埋有珍寶，獵寶者就像奪金子似地沖過去。
早在北宋時，安陽就以出青銅器聞名。
(4)科學發掘一開始，立即引起一些外國報紙的關注。
《倫敦圖畫新聞》以較多的篇幅刊載安陽發掘情況，遂引起世界上對此廣泛注意。
(5)這種宣傳的惡果之一是慫恿私人挖寶，甚至很快蔓延到在中國的傳教士中。
非法的獵寶活動遍布華北各地，在安陽每當我們的有組織的發掘一結束，非法的獵寶者立即活動起來。
侯家莊王陵正是由于這種獵寶活動而被首次知曉的。
這一發現的細節資料已完全失落。
但東京根津藝術博物館的三個分别高為71.2公分、72.1公分、73.2公分的器形奇特的盉，深深印在每個參觀者的腦海裡。
盡管水野清一在他的殷墟青銅器編目中沒有提到它們(6)，但衆人都說這是安陽出土的器物。
安陽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 大約早在1933年，侯家莊附近私人挖掘出大量青銅器和其他珍品，最為有名的是三件不知形狀、體積很大的青銅器，它們随即在古玩市場上被賣掉，使主要挖掘者成了暴發戶。
雖不知詳細情況，但分贓者決不會像贓主那樣守口如瓶。
因而，發不義之财的消息不胫而走，廣為流傳，不僅附近村莊婦孺皆知，而且安陽市裡也紛紛傳說。
研究院的一些工作人員在很短時間内就了解到不少關于這次“幸運挖掘”的情況。
田野隊的年輕考古學家行動起來，把這消息向發掘隊的負責人做了彙報。
時間是1934年10月，此時梁思永領導的第十次安陽發掘正在籌備中。
第十次發掘，原計劃與前三次一樣繼續尋找殷商時期的建築基礎，并對洹河河谷一帶進行全面考察。
當梁思永聽到近來青銅時代墓葬被盜的故事，并得知墓葬位置大約靠近侯家莊，立即采取果斷措施，調動人員集中一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