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安陽有計劃發掘的初期
關燈
小
中
大
前三章叙述了導緻中國現代考古學産生和發展的有關曆史背景，特别提及中國受傳統方法教育的古物家發現甲骨文以及在中國開展田野工作的歐洲科學家全力做的示範所帶來的影響。
這兩種研究活動彙合在一起，使現代考古學在中國革新的一代中很受歡迎。
1928年5月，傅斯年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代理所長，當時他是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的院長。
傅是五四運動領導人之一。
他對中國的古籍造詣極深，并注意批判和改革舊的教育制度。
“五四”運動後他赴歐洲（1919&mdash1926），到英國、德國學習，但他不是為獲得學位，而是貪婪學習，汲取使他感興趣的西方思想。
1927年他回國。
這年國民黨在南京建都。
那時，中山大學是以新思想吸引青年人的學習中心。
當傅斯年接受了創建曆史語言研究所的任務時，他那敏捷機智的頭腦提出了一個後來常被同時代學者引用的口号：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這一口号像是七言古詩的對句。
第一句引自白居易的名詩《長恨歌》。
第二句是強調“體力勞動”，即“走路和活動去尋找資料”。
在西歐長期學習使他認識到中國傳統教育的不足就在于人為地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分開。
他确信若不把這種障礙掃除掉，就無法得到獲取科學知識的新方法。
在歐洲的初期，他在心理學系攻讀，但并沒有停留在當心理學專家上。
這初步的訓練顯然足以提供給他理解體力與腦力之間複雜關系的能力。
銘刻于他年輕的意識中的基本觀點是人類靈魂的根源深埋于整個人體結構内&mdash&mdash現代醫學緻力于考察人體的細部，而現代心理學則深入研究人的心理狀态。
傅去歐洲前是位著名文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與歐洲人接觸了一段時間。
他是認識到東西方文化彼此間的不同并具體設法使這兩種文化結合的中國學者的範例。
他提出了上面的口号，并在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創刊号的前言中對此作了詳細解釋。
此刊出版時，他仍在廣州，研究所尚處在籌建階段(1)。
這口号起了作用，因為傅斯年除了有淵博的古典知識外，還有透澈的西方科學知識。
在同時代的學者中，他還是最有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之一。
傅的口号強調不要停留在言論上。
這實際上是他創建的研究所執行了四十多年的管理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針。
當研究所尚處于籌備階段時，代理所長就派董作賓到安陽對這早已聞名的刻字甲骨的産地進行初步調查。
此時（1928年），以羅振玉為首的大部分金石學家認為經過三十年對甲骨文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發現，再進一步搜尋是徒勞無益的，這種嘗試也是愚蠢的。
傅斯年是了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人物之一。
他認為，上述看法是荒謬的。
董作賓不是大學畢業生，1928年他三十歲剛出頭，是“五四”運動的天然追随者，富有新思想并急于為自己的研究搜集資料。
傅所長派董赴安陽進行初步調查有兩個簡單原因：董是河南人，這在許多方面都将有利于他的工作；再者他頭腦靈活，但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古物家。
實際上這兩位學者，無論是倡導在安陽進行田野工作的傅所長，還是因系河南人而有天才又易于接受新思想而被派到安陽的董作賓，對現代考古學都沒有任何實踐經驗。
董在他的報告中說他的工作是考察遺址以查明是否還有一些甲骨值得發掘，或是否真像羅振玉及其同夥說的那樣甲骨已被挖盡。
為此目的，他于第一次正式去遺址之前，對那裡的情況進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私人摸底。
1928年8月12日董作賓到安陽後，先拜訪了本地一些紳士，他們之中有彰德府中學的校長，幾個古玩店的老闆，不認識甲骨文而以僞造甲骨文出名的藍葆光。
通過訪問，董獲得大量關于一般情況和本地甲骨輿論趨勢的情報。
第二天由一個向導伴同親到小屯村訪問。
在那裡許多村民給他看欲出售的小塊有字甲骨，他用三個銀元買了一百多塊。
村民告訴董作賓說，過去古董商到村裡收購時不要這些小碎片，于是他們就撿起來存放在家裡。
所以，當董第一次訪問時，村中幾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字骨頭”。
偶爾見到一些大塊甲骨，賣主索價每塊四至五個銀元，董作賓認為價格過高。
與此同時，董在小屯村裡雇了一個青年人為向導，領他到一個挖出甲骨的地方。
這青年人指的地方是凸起的沙堆。
董的第一個印象是這個沙堆與羅振玉1915年訪問時描述的相反。
羅日記中寫的和董從市中學校長那裡得到的情報，一緻認為甲骨可能埋藏在耕種的棉田裡。
洹河邊的沙堆是不耕種的。
但當對沙堆西邊靠近棉田的一特定地點進行考查時，董發現幾個新填上的坑，這些坑很顯然是最近挖的；而且在三個被填坑中的一個坑旁，他撿到一片無字甲骨。
在此處撿到這片甲骨的證據和村民們賣的以及董從本地搜集的情況，使他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小屯埋藏的有字甲骨不像羅振玉及其同夥講的那樣已被挖盡。
第一次初訪小屯後，董作賓認為此遺址仍值得發掘。
所以，他立即寫了報告，并拟定了試發掘計劃。
讀了董作賓第一次初訪安陽的報告後，傅所長毫不猶豫，馬上采取措施，準備在小屯進行初步發掘。
這新的計劃雖不用花大量經費，但沒有預算；經過和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多次磋商，傅斯年終于得了必要的經費，總數為1000銀元，在那時這不是個小數目。
有了這點經費，野外工作者還得為購置全部設備，包括測量儀器和攝影工具及其他必需的資料花一筆錢。
董組織了一個由六人組成的工作隊，這六個隊員（有的是志願人員，有的是雇用的）從不同方面與他合作，共同完成了第一發掘季度的任務（1928年10月7日&mdash10月31日）(2)。
1928年10月董作賓領導的這次試發掘，通常稱為安陽第一次發掘。
1928年10月7日，董作賓帶着南京中央政府和開封的省政府的官方證件到達安陽。
河南省政府為便利董的工作，選派兩名人員伴随他同到安陽。
董的第一次正式的安陽調查的全部報告在冬季于開封石印出版，後又在四卷本的《安陽發掘報告》（1929年12月&mdash1933年6月）上作為第一篇文章重新刊載(3)。
董第一次正式發掘後的報告不僅結束了舊的古玩愛好者“安樂椅上研究”的博古家時代，更重要的是為有組織地發掘這一著名廢墟鋪平了道路。
摘錄一些第一次試發掘的具體結果和一些參加者發表的看法是極有益的，而且是有曆史意義的。
首先，我們看一下在這著名遺址的實驗性考察中做了些什麼。
主要是： （1）這個隊進行了第一次發掘工作。
（2）選擇了三個實際發掘地點，兩個（第Ⅰ、Ⅱ區）在小屯村東北洹河西岸的一塊農田裡，此河有一段圍繞着該村的部分農田。
另一處（第Ⅲ區）在村中。
（3）出土了784片有字甲骨，其中555片是龜殼，229片為牛肩胛骨。
此外還有千餘片無字骨頭。
（4）除了甲骨，其他出土物包括： （5）發掘的範圍和可擴展部分，可能包括村北和村東北的整片農田及村中，也可能擴展至村南。
（6）殷墟似形成于這個地區遇到幾次大洪水之後；根據董作賓的解釋，洪水源于黃河，即那時黃河河道很接近于小屯。
（7）從三個試掘地點的坑裡出土了刻字甲骨： 董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作了不少考釋，這與他的報告一起發表于《安陽發掘報告》上。
（圖4） 圖4 董作賓畫的第一幅草圖 在董作賓領導的試發掘後，筆者繼在安陽發掘中擔任領導工作，連續了将近九年。
因此，下面的叙述有些帶有自傳性。
我在1928年才見到傅斯年，那時他已因“五四”運動而成了國内的名
這兩種研究活動彙合在一起，使現代考古學在中國革新的一代中很受歡迎。
1928年5月，傅斯年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代理所長，當時他是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的院長。
傅是五四運動領導人之一。
他對中國的古籍造詣極深，并注意批判和改革舊的教育制度。
“五四”運動後他赴歐洲（1919&mdash1926），到英國、德國學習，但他不是為獲得學位，而是貪婪學習，汲取使他感興趣的西方思想。
1927年他回國。
這年國民黨在南京建都。
那時，中山大學是以新思想吸引青年人的學習中心。
當傅斯年接受了創建曆史語言研究所的任務時，他那敏捷機智的頭腦提出了一個後來常被同時代學者引用的口号：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這一口号像是七言古詩的對句。
第一句引自白居易的名詩《長恨歌》。
第二句是強調“體力勞動”，即“走路和活動去尋找資料”。
在西歐長期學習使他認識到中國傳統教育的不足就在于人為地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分開。
他确信若不把這種障礙掃除掉，就無法得到獲取科學知識的新方法。
在歐洲的初期，他在心理學系攻讀，但并沒有停留在當心理學專家上。
這初步的訓練顯然足以提供給他理解體力與腦力之間複雜關系的能力。
銘刻于他年輕的意識中的基本觀點是人類靈魂的根源深埋于整個人體結構内&mdash&mdash現代醫學緻力于考察人體的細部，而現代心理學則深入研究人的心理狀态。
傅去歐洲前是位著名文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與歐洲人接觸了一段時間。
他是認識到東西方文化彼此間的不同并具體設法使這兩種文化結合的中國學者的範例。
他提出了上面的口号，并在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創刊号的前言中對此作了詳細解釋。
此刊出版時，他仍在廣州，研究所尚處在籌建階段(1)。
這口号起了作用，因為傅斯年除了有淵博的古典知識外，還有透澈的西方科學知識。
在同時代的學者中，他還是最有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之一。
傅的口号強調不要停留在言論上。
這實際上是他創建的研究所執行了四十多年的管理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針。
當研究所尚處于籌備階段時，代理所長就派董作賓到安陽對這早已聞名的刻字甲骨的産地進行初步調查。
此時（1928年），以羅振玉為首的大部分金石學家認為經過三十年對甲骨文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發現，再進一步搜尋是徒勞無益的，這種嘗試也是愚蠢的。
傅斯年是了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人物之一。
他認為，上述看法是荒謬的。
董作賓不是大學畢業生，1928年他三十歲剛出頭，是“五四”運動的天然追随者，富有新思想并急于為自己的研究搜集資料。
傅所長派董赴安陽進行初步調查有兩個簡單原因：董是河南人，這在許多方面都将有利于他的工作；再者他頭腦靈活，但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古物家。
實際上這兩位學者，無論是倡導在安陽進行田野工作的傅所長，還是因系河南人而有天才又易于接受新思想而被派到安陽的董作賓，對現代考古學都沒有任何實踐經驗。
董在他的報告中說他的工作是考察遺址以查明是否還有一些甲骨值得發掘，或是否真像羅振玉及其同夥說的那樣甲骨已被挖盡。
為此目的，他于第一次正式去遺址之前，對那裡的情況進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私人摸底。
1928年8月12日董作賓到安陽後，先拜訪了本地一些紳士，他們之中有彰德府中學的校長，幾個古玩店的老闆，不認識甲骨文而以僞造甲骨文出名的藍葆光。
通過訪問，董獲得大量關于一般情況和本地甲骨輿論趨勢的情報。
第二天由一個向導伴同親到小屯村訪問。
在那裡許多村民給他看欲出售的小塊有字甲骨，他用三個銀元買了一百多塊。
村民告訴董作賓說，過去古董商到村裡收購時不要這些小碎片，于是他們就撿起來存放在家裡。
所以，當董第一次訪問時，村中幾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字骨頭”。
偶爾見到一些大塊甲骨，賣主索價每塊四至五個銀元，董作賓認為價格過高。
與此同時，董在小屯村裡雇了一個青年人為向導，領他到一個挖出甲骨的地方。
這青年人指的地方是凸起的沙堆。
董的第一個印象是這個沙堆與羅振玉1915年訪問時描述的相反。
羅日記中寫的和董從市中學校長那裡得到的情報，一緻認為甲骨可能埋藏在耕種的棉田裡。
洹河邊的沙堆是不耕種的。
但當對沙堆西邊靠近棉田的一特定地點進行考查時，董發現幾個新填上的坑，這些坑很顯然是最近挖的；而且在三個被填坑中的一個坑旁，他撿到一片無字甲骨。
在此處撿到這片甲骨的證據和村民們賣的以及董從本地搜集的情況，使他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小屯埋藏的有字甲骨不像羅振玉及其同夥講的那樣已被挖盡。
第一次初訪小屯後，董作賓認為此遺址仍值得發掘。
所以，他立即寫了報告，并拟定了試發掘計劃。
讀了董作賓第一次初訪安陽的報告後，傅所長毫不猶豫，馬上采取措施，準備在小屯進行初步發掘。
這新的計劃雖不用花大量經費，但沒有預算；經過和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多次磋商，傅斯年終于得了必要的經費，總數為1000銀元，在那時這不是個小數目。
有了這點經費，野外工作者還得為購置全部設備，包括測量儀器和攝影工具及其他必需的資料花一筆錢。
董組織了一個由六人組成的工作隊，這六個隊員（有的是志願人員，有的是雇用的）從不同方面與他合作，共同完成了第一發掘季度的任務（1928年10月7日&mdash10月31日）(2)。
1928年10月董作賓領導的這次試發掘，通常稱為安陽第一次發掘。
1928年10月7日，董作賓帶着南京中央政府和開封的省政府的官方證件到達安陽。
河南省政府為便利董的工作，選派兩名人員伴随他同到安陽。
董的第一次正式的安陽調查的全部報告在冬季于開封石印出版，後又在四卷本的《安陽發掘報告》（1929年12月&mdash1933年6月）上作為第一篇文章重新刊載(3)。
董第一次正式發掘後的報告不僅結束了舊的古玩愛好者“安樂椅上研究”的博古家時代，更重要的是為有組織地發掘這一著名廢墟鋪平了道路。
摘錄一些第一次試發掘的具體結果和一些參加者發表的看法是極有益的，而且是有曆史意義的。
首先，我們看一下在這著名遺址的實驗性考察中做了些什麼。
主要是： （1）這個隊進行了第一次發掘工作。
（2）選擇了三個實際發掘地點，兩個（第Ⅰ、Ⅱ區）在小屯村東北洹河西岸的一塊農田裡，此河有一段圍繞着該村的部分農田。
另一處（第Ⅲ區）在村中。
（3）出土了784片有字甲骨，其中555片是龜殼，229片為牛肩胛骨。
此外還有千餘片無字骨頭。
（4）除了甲骨，其他出土物包括： （5）發掘的範圍和可擴展部分，可能包括村北和村東北的整片農田及村中，也可能擴展至村南。
（6）殷墟似形成于這個地區遇到幾次大洪水之後；根據董作賓的解釋，洪水源于黃河，即那時黃河河道很接近于小屯。
（7）從三個試掘地點的坑裡出土了刻字甲骨： 董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作了不少考釋，這與他的報告一起發表于《安陽發掘報告》上。
（圖4） 圖4 董作賓畫的第一幅草圖 在董作賓領導的試發掘後，筆者繼在安陽發掘中擔任領導工作，連續了将近九年。
因此，下面的叙述有些帶有自傳性。
我在1928年才見到傅斯年，那時他已因“五四”運動而成了國内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