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安陽有計劃發掘的初期
關燈
小
中
大
人。
1918&mdash1923年，我在美國留學，專心攻讀幾門社會科學&mdash&mdash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
五年後回國，在天津新建立的南開大學任教。
我在那裡工作了兩年（1923&mdash1925年）。
因自清朝以來我就住在北京，所以在天津任教時，經常來往于京津二地。
在那時的大學所設課程中，人類學是個十分新穎的學科，因而這兩個城市的一些學術界人士對我産生了幾分好奇，常邀請我參加兩市的學術會議和一些社交活動。
進入社交界時間不長，我就與許多長期以來我所敬佩的專家建立了友誼。
很快我就被介紹給丁文江、翁文灏和胡适，并成為中國地質學會正式會員。
作為這個學會的一員，我自然有充分的機會認識許多國内地質學家和外國的科學家&mdash&mdash地理學家、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等等。
丁文江這時已不在地質調查所擔任領導，正在管理一個總部設在天津的煤礦公司。
他對人類學的濃厚興趣使他對我的工作很關心，他建議我千萬不要失去到田野收集資料的機會。
所以，當新鄭發現青銅器的消息在報紙上公布後，他鼓勵我去新鄭發掘，并資助二百元（中國國内通用的銀元）作為田野費用。
(4) 于是我親赴新鄭發掘。
但發掘的結果并不怎麼令人滿意；我僅發現一些人骨，青銅器和玉器早已被全部掠走。
這最初的發掘經曆沒能真正把我吸引到考古科學上去，但它卻給了我一個教訓：做這種工作一定要非常注意現實的政治和社會狀況。
1924&mdash1925年，即我在南開教學的第二年，在北京見到了畢士博（CarlWhitingBishop），他正在那裡代表弗利爾藝術館尋找機會在中國搞些科學發掘。
很快我們成了朋友。
在這一學年，畢士博寫信問我是否願意參加他們的田野隊搞些考古發掘。
經認真考慮和征求朋友的意見後，我答應了他的要求，并提出我認為重要的兩個條件：第一，如果我決然參加他們的活動，則應與一個中國學術團體合作并在它的主持下進行工作；第二，我沒有任何義務向國外輸出發掘所得的遺物&mdash&mdash我的暗示是應在中國研究這些發現物。
(5) 很長時間我沒有得到答複。
後來在一次社交活動中與畢士博巧遇，他熱情并很有禮貌地走近我，再次談他的意見。
在這次非正式會談中，他對我講弗利爾藝術館不要求我幹我認為是不愛國的任何事。
政治和社會狀況變化如此急速，為什麼不在實驗性基礎上一道工作呢？畢士博是我印象中在北京的幾個友好真誠的美國人之一，因為他的建議适合于我對學術研究的看法，我同意了“在實驗性基礎上”接受這項工作。
這事發生在1925年春天，當時安特生的史前發現已成為北京、天津學術界談論的話題。
是年初，清華大學建立了一個研究“國學”的中心。
“國學”相當于現代英語的“漢學研究”。
我榮幸地被新創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聘請為講師，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著名學者在一起。
我的任務是講授人類學。
大約與此同時，弗利爾藝術館通過它的田野發掘代表畢士博也在上面提到的諒解的基礎上同意聘用我為在中國的田野發掘隊隊員。
1925年冬，弗利爾藝術館和清華研究院共同派遣我搞些田野發掘，并給我任意選擇發掘地點的權力。
清華大學的高年資教授梁啟超是個非常熱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動把我推薦給山西模範省長閻錫山，那裡的政治管理最為聞名，治安長期穩定。
我和熟悉中國現實政治和社會狀況的朋友認真商量後，選擇了山西省為我的第一個考古發掘地點。
袁複禮&mdash&mdash曾參與安特生在仰韶發掘的地質學家，聽到我将去山西考古而自願與我同行，這對我來說真是太幸運了。
地質調查所和弗利爾藝術館都贊同。
袁和我在1925年至1926年冬季離開北京去山西。
在途中，我們拟定了考察的路線。
在那時，政治家和一般民衆都還不了解科學，更談不上科學考古了。
所以，在第一次旅行中，我不得不用很多時間和一些行政官員及當地居民談判。
我享有的任何社會和政治的有利條件，大部分是由我的高年資同事提供的，或全憑個人幸運。
我和袁決定，到太原後主要沿汾河河谷南行，直到山西省南邊界的黃河北岸探尋考古的可能性。
這裡已有一條鋪平的路，可利用的交通工具是騾子、駱駝椅、人力車和騾車等。
我們從平陽府（臨汾）開始向南仔細勘查。
在這個地方，我們每人雇一頭騾子馱運行李、測量照相儀器和人。
山西運輸的騾子以耐力著稱，能馱重300多磅，以每天25英裡的穩定速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
這正是我們需要的。
我和袁騎騾子從臨汾出發，向南漫行約一個月。
在日常觀察中，主要發現三個有彩陶的史前遺址，另有許多有重大考古價值的曆史遺址。
我把考查的詳細情況特别是新的發現向清華研究院及華盛頓弗利爾藝術館作了彙報後，又奉命到山西搞發掘工作。
清華研究院和弗利爾藝術館都同意由我選擇第一個發掘地點。
因兩個合作機構都很滿意袁的幫助，所以我們倆于1926年秋又去山西。
拿到必要的官方證件和介紹信後，我和袁一緻同意選擇西陰村為第一個具體發掘點。
西陰村位于夏縣，是我們考察時發現有彩陶的三個史前遺址之一。
我們這樣抉擇有以下幾個原因： （1）史前遺址不含任何金屬品，可以避免挖寶的懷疑。
（2）發掘的是過去不知名的埋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減少公衆反對挖墓的意見。
（3）仰韶文化的發現已排除了對史前文化重要性的懷疑。
另外，我的同事地質學家袁先生已在他調查過的仰韶遺址中取得了許多田野發掘經驗。
我以為不必更多介紹第一次發掘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情況，因這些已用英文和中文報導過了。
在該遺址收集的遺物中最著名的是一個人工切割的蠶繭，這被史密森研究院的一個專家鑒定為家蠶（BombyxMori）的繭。
(6) 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在政治革命高潮時的中國雖未引起特别注意，卻成就了我個人的名聲&mdash&mdash工作方法現代化的、興趣超越曆史時代界限的中國第一個考古學家。
弗利爾藝術館的館長知道了我的事迹後，通過畢士博表示希望會見我，并邀請我去華盛頓。
1928年夏我去華盛頓，與洛奇（JohnE.Lodge）館長愉快會見。
交談後他答應繼續支持中國學術機構與弗利爾藝術館之間在任何考古新項目方面更進一步合作的努力。
我經歐洲、埃及和印度返回中國。
當有生第一次到香港時，我急于遊覽過去從未去過的廣州。
1928年這個城市是各種革命活動的中心。
據我所乘去上海的半島&mdash東方公司郵輪的時刻表，在香港要停三天，這樣我可在有限的時間内從容地觀光廣州，我這樣做了。
一到廣州，我即被領去見傅斯年，那時他也正期望能與我一見。
見面後他問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是否能任他正籌組的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負責人。
他告訴我董作賓在安陽的發現，我也對他講了我與弗利爾藝術館的協定。
意見看來沒有多大分歧，因為弗利爾藝術館館長剛批準在實驗性的基礎上進行這種合作。
這樣，于1928年至1929年冬我就開始拟定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計劃。
這自然要求我盡量去了解安陽殷墟遺址。
回到北平後，我迫切的任務是赴開封與從未見過面的董作賓協商。
當然關于任命我的事，傅斯年所長已通知了他。
在開封我了解了所有董作賓能告訴我的關于小屯遺址的現狀及他試掘的結果。
直到現在，我與這位富有魅力、令人敬佩的同事第一次會見時的情景仍曆曆在目。
他的頭腦機智靈活，富有實踐知識。
他的主要
1918&mdash1923年，我在美國留學，專心攻讀幾門社會科學&mdash&mdash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
五年後回國，在天津新建立的南開大學任教。
我在那裡工作了兩年（1923&mdash1925年）。
因自清朝以來我就住在北京，所以在天津任教時，經常來往于京津二地。
在那時的大學所設課程中，人類學是個十分新穎的學科，因而這兩個城市的一些學術界人士對我産生了幾分好奇，常邀請我參加兩市的學術會議和一些社交活動。
進入社交界時間不長，我就與許多長期以來我所敬佩的專家建立了友誼。
很快我就被介紹給丁文江、翁文灏和胡适，并成為中國地質學會正式會員。
作為這個學會的一員，我自然有充分的機會認識許多國内地質學家和外國的科學家&mdash&mdash地理學家、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等等。
丁文江這時已不在地質調查所擔任領導，正在管理一個總部設在天津的煤礦公司。
他對人類學的濃厚興趣使他對我的工作很關心，他建議我千萬不要失去到田野收集資料的機會。
所以，當新鄭發現青銅器的消息在報紙上公布後，他鼓勵我去新鄭發掘，并資助二百元（中國國内通用的銀元）作為田野費用。
(4) 于是我親赴新鄭發掘。
但發掘的結果并不怎麼令人滿意；我僅發現一些人骨，青銅器和玉器早已被全部掠走。
這最初的發掘經曆沒能真正把我吸引到考古科學上去，但它卻給了我一個教訓：做這種工作一定要非常注意現實的政治和社會狀況。
1924&mdash1925年，即我在南開教學的第二年，在北京見到了畢士博（CarlWhitingBishop），他正在那裡代表弗利爾藝術館尋找機會在中國搞些科學發掘。
很快我們成了朋友。
在這一學年，畢士博寫信問我是否願意參加他們的田野隊搞些考古發掘。
經認真考慮和征求朋友的意見後，我答應了他的要求，并提出我認為重要的兩個條件：第一，如果我決然參加他們的活動，則應與一個中國學術團體合作并在它的主持下進行工作；第二，我沒有任何義務向國外輸出發掘所得的遺物&mdash&mdash我的暗示是應在中國研究這些發現物。
(5) 很長時間我沒有得到答複。
後來在一次社交活動中與畢士博巧遇，他熱情并很有禮貌地走近我，再次談他的意見。
在這次非正式會談中，他對我講弗利爾藝術館不要求我幹我認為是不愛國的任何事。
政治和社會狀況變化如此急速，為什麼不在實驗性基礎上一道工作呢？畢士博是我印象中在北京的幾個友好真誠的美國人之一，因為他的建議适合于我對學術研究的看法，我同意了“在實驗性基礎上”接受這項工作。
這事發生在1925年春天，當時安特生的史前發現已成為北京、天津學術界談論的話題。
是年初，清華大學建立了一個研究“國學”的中心。
“國學”相當于現代英語的“漢學研究”。
我榮幸地被新創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聘請為講師，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著名學者在一起。
我的任務是講授人類學。
大約與此同時，弗利爾藝術館通過它的田野發掘代表畢士博也在上面提到的諒解的基礎上同意聘用我為在中國的田野發掘隊隊員。
1925年冬，弗利爾藝術館和清華研究院共同派遣我搞些田野發掘，并給我任意選擇發掘地點的權力。
清華大學的高年資教授梁啟超是個非常熱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動把我推薦給山西模範省長閻錫山，那裡的政治管理最為聞名，治安長期穩定。
我和熟悉中國現實政治和社會狀況的朋友認真商量後，選擇了山西省為我的第一個考古發掘地點。
袁複禮&mdash&mdash曾參與安特生在仰韶發掘的地質學家，聽到我将去山西考古而自願與我同行，這對我來說真是太幸運了。
地質調查所和弗利爾藝術館都贊同。
袁和我在1925年至1926年冬季離開北京去山西。
在途中，我們拟定了考察的路線。
在那時，政治家和一般民衆都還不了解科學，更談不上科學考古了。
所以，在第一次旅行中，我不得不用很多時間和一些行政官員及當地居民談判。
我享有的任何社會和政治的有利條件，大部分是由我的高年資同事提供的，或全憑個人幸運。
我和袁決定，到太原後主要沿汾河河谷南行，直到山西省南邊界的黃河北岸探尋考古的可能性。
這裡已有一條鋪平的路，可利用的交通工具是騾子、駱駝椅、人力車和騾車等。
我們從平陽府（臨汾）開始向南仔細勘查。
在這個地方，我們每人雇一頭騾子馱運行李、測量照相儀器和人。
山西運輸的騾子以耐力著稱，能馱重300多磅，以每天25英裡的穩定速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
這正是我們需要的。
我和袁騎騾子從臨汾出發，向南漫行約一個月。
在日常觀察中，主要發現三個有彩陶的史前遺址，另有許多有重大考古價值的曆史遺址。
我把考查的詳細情況特别是新的發現向清華研究院及華盛頓弗利爾藝術館作了彙報後，又奉命到山西搞發掘工作。
清華研究院和弗利爾藝術館都同意由我選擇第一個發掘地點。
因兩個合作機構都很滿意袁的幫助，所以我們倆于1926年秋又去山西。
拿到必要的官方證件和介紹信後，我和袁一緻同意選擇西陰村為第一個具體發掘點。
西陰村位于夏縣，是我們考察時發現有彩陶的三個史前遺址之一。
我們這樣抉擇有以下幾個原因： （1）史前遺址不含任何金屬品，可以避免挖寶的懷疑。
（2）發掘的是過去不知名的埋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減少公衆反對挖墓的意見。
（3）仰韶文化的發現已排除了對史前文化重要性的懷疑。
另外，我的同事地質學家袁先生已在他調查過的仰韶遺址中取得了許多田野發掘經驗。
我以為不必更多介紹第一次發掘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情況，因這些已用英文和中文報導過了。
在該遺址收集的遺物中最著名的是一個人工切割的蠶繭，這被史密森研究院的一個專家鑒定為家蠶（BombyxMori）的繭。
(6) 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在政治革命高潮時的中國雖未引起特别注意，卻成就了我個人的名聲&mdash&mdash工作方法現代化的、興趣超越曆史時代界限的中國第一個考古學家。
弗利爾藝術館的館長知道了我的事迹後，通過畢士博表示希望會見我，并邀請我去華盛頓。
1928年夏我去華盛頓，與洛奇（JohnE.Lodge）館長愉快會見。
交談後他答應繼續支持中國學術機構與弗利爾藝術館之間在任何考古新項目方面更進一步合作的努力。
我經歐洲、埃及和印度返回中國。
當有生第一次到香港時，我急于遊覽過去從未去過的廣州。
1928年這個城市是各種革命活動的中心。
據我所乘去上海的半島&mdash東方公司郵輪的時刻表，在香港要停三天，這樣我可在有限的時間内從容地觀光廣州，我這樣做了。
一到廣州，我即被領去見傅斯年，那時他也正期望能與我一見。
見面後他問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是否能任他正籌組的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負責人。
他告訴我董作賓在安陽的發現，我也對他講了我與弗利爾藝術館的協定。
意見看來沒有多大分歧，因為弗利爾藝術館館長剛批準在實驗性的基礎上進行這種合作。
這樣，于1928年至1929年冬我就開始拟定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計劃。
這自然要求我盡量去了解安陽殷墟遺址。
回到北平後，我迫切的任務是赴開封與從未見過面的董作賓協商。
當然關于任命我的事，傅斯年所長已通知了他。
在開封我了解了所有董作賓能告訴我的關于小屯遺址的現狀及他試掘的結果。
直到現在，我與這位富有魅力、令人敬佩的同事第一次會見時的情景仍曆曆在目。
他的頭腦機智靈活，富有實踐知識。
他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