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在中國演示的田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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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章将扼要說明西方學術怎樣與中國傳統的古物研究思想相結合而産生了中國現代考古學。
人們常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文化傳統悠久，一般的學術及其特殊的分支古物研究經曆了如此漫長的曆史，但對古代的研究從未超出閱讀書本和對古物獵奇的範圍呢？這的确值得認真讨論。
但要詳盡地探讨此問題，我們可能要談許多關于傳統的學習方法，包括認識論、哲學、價值觀等問題。
這些雖在某些方面和上面提出的問題有聯系，但這裡顯然不是讨論這一重要問題的場所。
有一個較簡單的答案，不僅能扼要說明中國人對待學問的傳統态度，而且對那些尋找對此問題實質予以詳細解釋的人也會有所補益。
讓我們引用孟子在《滕文公》一章中的一段話：“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hellip&hellip”(1)信奉此類準則，導緻以下後果： （1）從宋朝開始，每個學生的心智都被自己所牢記的孔孟說教所束縛。
（2）一旦定型，越出舊軌是極難的。
（3）所有的腦力勞動者在上引的孟子的格言中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滿足&mdash&mdash隻有現代心理學家能對之作出适當解釋的利己主義。
可以說，這種教育的結果必然是使孟子的話不僅成為處理一切社會問題的普遍準則，而且也成了知識分子一心追逐的目标。
特别是印刷術發明後（大家都知道，印刷術的發明晚不過北宋以前），腦力勞動逐漸限制在啃書本上。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看看西方考古學的發展，就會發現19世紀末人類學已發展成為專門研究的學科；在其影響下，考古學也在高度專門化的史前研究中占有了一定地位。
史前研究的創始人是法國學者布歇（1788&mdash1868）。
早在1830年，他在索姆河畔開始探尋人類制造業的痕迹(2)，這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幾乎早三十年。
然而直到1899年，雅典的不列颠學院主任霍迦斯仍堅信物質證據的考古僅是“小考古學”，當時時髦的看法是隻有那些被文獻所闡明的發現物，如瑪利特、雷雅德、牛頓或施利曼發現的，才是“大考古學”。
(3) 從本世紀初開始，地質學、古生物學、考古學的田野工作者遍布于世界各地，因而田野資料的重要性迅速提高。
幾個世紀以來，作為歐洲帝國主義逐鹿地點的舊中國，被迫為一切“高等白人勢力”的為所欲為大開門戶，其中也包括科學方面的田野工作。
地質學家、地理學家、古生物學家以及淘金者們都擁向遠東，尤其是中國。
在他們當中，通常總有一些是名副其實的工作人員，其中不少是真正的科學家，但是他們就像那些來去自由的政治冒險家一樣，在中國的大地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迹。
除了某些傳教士外，其他人什麼也不關心。
1911年革命後，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覺醒。
像歐洲一樣，“田野方法”作為一種治學手段在中國人的思想中産生了影響。
把人類勞動分為“勞心”與“勞力”的孔孟思想和必讀物《四書》一起“随風而去”了。
(4) 革命不僅在亞洲東方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中引起了根本變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知識分子的思想上，革命使這些人逐漸改變了世界觀。
民國初期的1916年，農商部奉政府之命在北京組織了“地質調查所”。
這個所開始的領導人是丁文江，他是在英國受過教育的著名地質學家；他思想開放又有科學組織天才，更重要的是他一心一意在祖國提倡西方科學。
他的英文名字是V．K．Ting(5)。
地質調查所是丁的科學活動中心。
自然由于政治和實際的需要，他的首要任務是尋找鐵、煤礦床及其他重要金屬。
為完成此項任務，這新立的機構有許多事情要做。
但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談談調查工作逐漸擴大到古生物學，以及後來擴展到史前考古的情況。
此時大學的課程已開設地理學和古生物學，大學生也知道了“田野工作”是獲得第一手科學知識的方法。
王國維教授應邀到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中國古文字課時（1925&mdash1926年），他把講授的内容分“書本資料”和“地下資料”兩大部分。
這充分說明了地質學使用的“田野方法”已影響到受傳統教育的學者。
西方科學的“田野方法”發展了近一個世紀後才影響到中國，在此期間研究問題的特點和使用的手段都發生了變革。
實際上在西方“進化”的概念作為一個科學術語僅在這個世紀裡才變得明确；但曆史地看，這個基本概念通過嚴複的翻譯，比其他科學概念更早傳入中國，并對中國人的思想産生比任何企圖向中國介紹西方的傳教士的影響都大的深刻影響。
(6) 所以，當地質調查所初建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态已一般接受了科學觀念，進化的理論已深入他們的意識中。
因而，地質調查所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應是現實政治的，而不是意識形态方面的問題。
地質調查所在早期取得了幾項重要的行政效果。
其中最主要的是培養了一大批田野調查人員，他們除學到了地質學及有關的基本科學知識外，還掌握了進行田野調查的現代方法。
每個調查人員必須具有攜帶儀器和無論多遠的旅程都要步行的體力。
這當然完全打破了舊中國僅從事腦力勞動的學者的傳統訓練方法。
地質調查所的創始人丁文江用幾年的時間完成了初期的任務。
第一次調查訓練結束後，他将這些人分派到田野開展實際工作。
筆者認識的幾個首批人員都是訓練有素而工作勤奮的人，後來他們都被分配到特定地區進行專門的調查研究。
在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調查中，大部分成員都為國家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對這批開拓者，不僅地質學界，而且現代中國懂得西方科學的學者都要感謝他們。
在完成這項任務的過程中，丁文江獲得了一批外國科學家的實際幫助。
有些就來到中國參加此項工作。
筆者拟提出五位有國際聲譽的，在中國北方工作的，并在地質調查所創建時期直接或間接給予幫助的科學家：葛利普（美國人）、安特生（瑞典人）、步達生（加拿大人）、魏敦瑞（德國人）、德日進（法國人）。
前兩位直接參加了調查所的科學工作，步達生和魏敦瑞是新生代研究室的主任，也與地質調查所有關聯。
德日進神甫在中國一個天主教會工作，這個機關與其說是關心宗教，不如說是關心科學。
所以，德日進在中國人心目中不是以一個傳教士出名，而是以一位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著稱。
民國初期，
人們常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文化傳統悠久，一般的學術及其特殊的分支古物研究經曆了如此漫長的曆史，但對古代的研究從未超出閱讀書本和對古物獵奇的範圍呢？這的确值得認真讨論。
但要詳盡地探讨此問題，我們可能要談許多關于傳統的學習方法，包括認識論、哲學、價值觀等問題。
這些雖在某些方面和上面提出的問題有聯系，但這裡顯然不是讨論這一重要問題的場所。
有一個較簡單的答案，不僅能扼要說明中國人對待學問的傳統态度，而且對那些尋找對此問題實質予以詳細解釋的人也會有所補益。
讓我們引用孟子在《滕文公》一章中的一段話：“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hellip&hellip”(1)信奉此類準則，導緻以下後果： （1）從宋朝開始，每個學生的心智都被自己所牢記的孔孟說教所束縛。
（2）一旦定型，越出舊軌是極難的。
（3）所有的腦力勞動者在上引的孟子的格言中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滿足&mdash&mdash隻有現代心理學家能對之作出适當解釋的利己主義。
可以說，這種教育的結果必然是使孟子的話不僅成為處理一切社會問題的普遍準則，而且也成了知識分子一心追逐的目标。
特别是印刷術發明後（大家都知道，印刷術的發明晚不過北宋以前），腦力勞動逐漸限制在啃書本上。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看看西方考古學的發展，就會發現19世紀末人類學已發展成為專門研究的學科；在其影響下，考古學也在高度專門化的史前研究中占有了一定地位。
史前研究的創始人是法國學者布歇（1788&mdash1868）。
早在1830年，他在索姆河畔開始探尋人類制造業的痕迹(2)，這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幾乎早三十年。
然而直到1899年，雅典的不列颠學院主任霍迦斯仍堅信物質證據的考古僅是“小考古學”，當時時髦的看法是隻有那些被文獻所闡明的發現物，如瑪利特、雷雅德、牛頓或施利曼發現的，才是“大考古學”。
(3) 從本世紀初開始，地質學、古生物學、考古學的田野工作者遍布于世界各地，因而田野資料的重要性迅速提高。
幾個世紀以來，作為歐洲帝國主義逐鹿地點的舊中國，被迫為一切“高等白人勢力”的為所欲為大開門戶，其中也包括科學方面的田野工作。
地質學家、地理學家、古生物學家以及淘金者們都擁向遠東，尤其是中國。
在他們當中，通常總有一些是名副其實的工作人員，其中不少是真正的科學家，但是他們就像那些來去自由的政治冒險家一樣，在中國的大地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迹。
除了某些傳教士外，其他人什麼也不關心。
1911年革命後，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覺醒。
像歐洲一樣，“田野方法”作為一種治學手段在中國人的思想中産生了影響。
把人類勞動分為“勞心”與“勞力”的孔孟思想和必讀物《四書》一起“随風而去”了。
(4) 革命不僅在亞洲東方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中引起了根本變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知識分子的思想上，革命使這些人逐漸改變了世界觀。
民國初期的1916年，農商部奉政府之命在北京組織了“地質調查所”。
這個所開始的領導人是丁文江，他是在英國受過教育的著名地質學家；他思想開放又有科學組織天才，更重要的是他一心一意在祖國提倡西方科學。
他的英文名字是V．K．Ting(5)。
地質調查所是丁的科學活動中心。
自然由于政治和實際的需要，他的首要任務是尋找鐵、煤礦床及其他重要金屬。
為完成此項任務，這新立的機構有許多事情要做。
但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談談調查工作逐漸擴大到古生物學，以及後來擴展到史前考古的情況。
此時大學的課程已開設地理學和古生物學，大學生也知道了“田野工作”是獲得第一手科學知識的方法。
王國維教授應邀到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中國古文字課時（1925&mdash1926年），他把講授的内容分“書本資料”和“地下資料”兩大部分。
這充分說明了地質學使用的“田野方法”已影響到受傳統教育的學者。
西方科學的“田野方法”發展了近一個世紀後才影響到中國，在此期間研究問題的特點和使用的手段都發生了變革。
實際上在西方“進化”的概念作為一個科學術語僅在這個世紀裡才變得明确；但曆史地看，這個基本概念通過嚴複的翻譯，比其他科學概念更早傳入中國，并對中國人的思想産生比任何企圖向中國介紹西方的傳教士的影響都大的深刻影響。
(6) 所以，當地質調查所初建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态已一般接受了科學觀念，進化的理論已深入他們的意識中。
因而，地質調查所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應是現實政治的，而不是意識形态方面的問題。
地質調查所在早期取得了幾項重要的行政效果。
其中最主要的是培養了一大批田野調查人員，他們除學到了地質學及有關的基本科學知識外，還掌握了進行田野調查的現代方法。
每個調查人員必須具有攜帶儀器和無論多遠的旅程都要步行的體力。
這當然完全打破了舊中國僅從事腦力勞動的學者的傳統訓練方法。
地質調查所的創始人丁文江用幾年的時間完成了初期的任務。
第一次調查訓練結束後，他将這些人分派到田野開展實際工作。
筆者認識的幾個首批人員都是訓練有素而工作勤奮的人，後來他們都被分配到特定地區進行專門的調查研究。
在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調查中，大部分成員都為國家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對這批開拓者，不僅地質學界，而且現代中國懂得西方科學的學者都要感謝他們。
在完成這項任務的過程中，丁文江獲得了一批外國科學家的實際幫助。
有些就來到中國參加此項工作。
筆者拟提出五位有國際聲譽的，在中國北方工作的，并在地質調查所創建時期直接或間接給予幫助的科學家：葛利普（美國人）、安特生（瑞典人）、步達生（加拿大人）、魏敦瑞（德國人）、德日進（法國人）。
前兩位直接參加了調查所的科學工作，步達生和魏敦瑞是新生代研究室的主任，也與地質調查所有關聯。
德日進神甫在中國一個天主教會工作，這個機關與其說是關心宗教，不如說是關心科學。
所以，德日進在中國人心目中不是以一個傳教士出名，而是以一位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著稱。
民國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