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在中國演示的田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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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1915至1925年期間，北京是個在政治、社會和科學方面新思想很活躍的城市。
上面提到的科學家大部分在北京從事科學研究。
當時公認葛利普教授是中國科學家及外國學術團體的領導者。
他的職責是協助地質調查所出版科學論著，特别是《中國古生物志》。
他的正式工作是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同時也是地質調查所的首席古生物學家。
(7) 《中國古生物志》的出版為中國首都提供了一個新學科和獲得這種知識的新方法，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比是個全新的事物。
《中國古生物志》由地質調查所主辦，大部分文章用歐洲語主要是英文出版，基本思想是使科學上的各種發現引起專家和科學界注意。
中國的知識界隻有少數受過專門訓練的人由此獲益，但也應從另一角度看這刊物的影響。
它是科學資料的介紹、收集和保存方法的榜樣，有準确的說明和慎重的推論，所有這些對科學家讀者當然是很熟悉的。
這期間中國青年一代掌握了一種歐洲語言，初步接受了現代科學教育，他們逐漸把這些出版物作為衡量許多相關學科的各種研究活動的科學價值的标準，在生物學和考古學方面尤其如此。
從曆史觀點看，這種發展的重要意義在于中國的傳統教育中從來沒有這種樣闆。
但問題是怎樣将這些文章譯成漢語使對此感興趣的普通中國人容易看懂和得到所需要的資料。
讓我們具體地讨論一下這個問題。
我想通過對上面提到的五位著名科學家取得的成就的影響來說明此問題的實質。
五人中的第一個是葛利普，他在中國工作的時間最長，最後死于北京。
他在大學任教并編纂《中國古生物志》。
我沒有資格評論葛利普對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科學貢獻。
據說他提出了著名的終碛形成論、中新世時期喜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隆起的理論。
他認為這一地殼運動現象對人類起源的發展是重要的和決定性的。
現在大家幾乎把這些都忘記了，但那時在科學界卻産生了深刻影響。
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美國紐約市自然曆史博物館派了幾個探險隊到中亞和蒙古尋找人類的祖先。
雖未達到預期目的，但卻獲得了不少沒料到而又有趣的附帶的成果。
例如發現了恐龍蛋。
在此同時，從事自然科學的另幾批人，在中國古都附近有了驚人的發現，即北京人。
我認為葛利普的一生在知識界所起的科學影響是很重要的。
他具備極好的富有魅力的個性，吸引了當時聚集在北京的所有科學家。
不管你是否喜歡他的理論，對每個人來說與這位可敬的老人談話是一種愉快和榮幸。
中國第一代地質學家和他密切合作。
年輕一代許多人是他的學生，都愛戴和尊敬他。
筆者本人原是接受人類學訓練的，通過偶然的機會才成為考古學者，與葛利普最多見過十幾次面，但這位老人的人品給我的印象至今不能忘懷。
這點很重要，因為它與中國科學形成時期的知識分子的成長密切關聯。
他的中國朋友和學生接受這種影響并把它傳播到廣大的知識界，一時使科學大受歡迎。
安特生在民國初年來到中國。
他受政府聘請來作調查中國礦藏的顧問。
據說那時凡在中國有治外法權的大國都力圖把他們的科學家派到中國，以獲取中國礦藏資源特别是煤礦和鐵礦的第一手資料。
列強之間為此競争很激烈。
但中國政府決定不從他們中間選擇專家顧問，而任用了瑞典人安特生。
瑞典被認為是歐洲少數幾個沒有帝國主義野心的國家之一。
這個決策大概是根據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的建議。
這的确是個極好的決策。
安特生比葛利普先到中國。
開始他的工作完全是在估計有礦藏的中國北部進行野外考察。
但安特生不是一個目光狹窄的專家，他知識淵博，旅行時關注任何科學現象。
因此在初期他的發現不僅數量大而且種類多。
《黃土的兒女》在1934年是流行的書籍，他在前言中說： 一系列幸運的環境使我幾次成為開拓者。
1914年我是第一個偶然發現疊層石礦石的有機起源的人。
1918年我發現了聚環藻團塊并認識到它與北美寒武紀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聯系。
同年我們在中國發現了第一個三趾馬區，在科學界很有名。
1919年在蒙古的額爾登特發現了海狸群。
1921年是值得紀念的一年，發現仰韶村新石器時代居民遺址及黃河邊的始新世哺乳動物，奉天沙鍋屯洞穴堆積和在周口店發現更著名洞穴，後者的聞名于世是由繼我們之後的人工作的結果。
(8) 安特生的發現還包括許多其他項目。
雖然其中大部分是地質學和古生物學方面的，但最吸引他的似乎是考古學的發現。
這些考古學方面的發現無疑是很重要的。
筆者在此需指出的是，安特生實際上是第一個通過自己的成就在中國古文物調查中示範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學家。
正如他自己所說，在這些科學調查中，伴随他的常是訓練有素的青年助手和一批雖未經過訓練但卻很有才智的工人。
他的學生忠實地追随着他，自然也學到了他的工作方法。
安特生的科學工作開始于1916年地質調查所正式成立前。
這個新機構在丁文江的領導下開始田野工作後，安特生的田野收集自然受到鼓勵，且更引起科學界的注意。
在經費上他也得到了更多的幫助，并有了更多受過訓練的助手。
這個擴大了的專業隊的成員能欣賞他的各類發現的特點，并能評估安特生經常思考的抽象理論問題。
這位傑出的瑞典地質學家的各種科學成就中，大概在華北的考古發現最為人知。
他有充足的理由榮獲這不尋常的聲譽，當然他也應該獲得這聲譽。
1921年他在仰韶村發掘的史前遺址是很出名的，因為它在中國曆史上是首次發現。
在此以前，對上古中國的盛世僅是推測，或出自古代傳說的記載，或出自怪誕的想象。
第二，仰韶文化出土的資料表明這個先進的農業社會包含的内容不僅關系到傳說中的記載，而且完全新奇的是關系到中亞和西亞的史前史。
第三，仰韶村遺址的位置幾乎位于黃河平原的中心，這是中國曆史早期發展之處。
因此，這個發現立刻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包括許多保守的中國曆史學家。
安特生的第一本著作，即《中華遠古之文化》是用中文和英文寫的。
這部著作甚至引起了對考古學沒有研究的人的注意。
(9)普遍注意此發現的另一個原因與1898至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相似：1921年的北京在時間上和學術環境上為接受這個發現作了準備。
雖然當時大學裡沒有考古學這門課，但傳統的古物研究在1919年五四運動（開創中國思想現代化的學生運動）的影響
上面提到的科學家大部分在北京從事科學研究。
當時公認葛利普教授是中國科學家及外國學術團體的領導者。
他的職責是協助地質調查所出版科學論著，特别是《中國古生物志》。
他的正式工作是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同時也是地質調查所的首席古生物學家。
(7) 《中國古生物志》的出版為中國首都提供了一個新學科和獲得這種知識的新方法，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比是個全新的事物。
《中國古生物志》由地質調查所主辦，大部分文章用歐洲語主要是英文出版，基本思想是使科學上的各種發現引起專家和科學界注意。
中國的知識界隻有少數受過專門訓練的人由此獲益，但也應從另一角度看這刊物的影響。
它是科學資料的介紹、收集和保存方法的榜樣，有準确的說明和慎重的推論，所有這些對科學家讀者當然是很熟悉的。
這期間中國青年一代掌握了一種歐洲語言，初步接受了現代科學教育，他們逐漸把這些出版物作為衡量許多相關學科的各種研究活動的科學價值的标準，在生物學和考古學方面尤其如此。
從曆史觀點看，這種發展的重要意義在于中國的傳統教育中從來沒有這種樣闆。
但問題是怎樣将這些文章譯成漢語使對此感興趣的普通中國人容易看懂和得到所需要的資料。
讓我們具體地讨論一下這個問題。
我想通過對上面提到的五位著名科學家取得的成就的影響來說明此問題的實質。
五人中的第一個是葛利普，他在中國工作的時間最長，最後死于北京。
他在大學任教并編纂《中國古生物志》。
我沒有資格評論葛利普對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科學貢獻。
據說他提出了著名的終碛形成論、中新世時期喜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隆起的理論。
他認為這一地殼運動現象對人類起源的發展是重要的和決定性的。
現在大家幾乎把這些都忘記了，但那時在科學界卻産生了深刻影響。
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美國紐約市自然曆史博物館派了幾個探險隊到中亞和蒙古尋找人類的祖先。
雖未達到預期目的，但卻獲得了不少沒料到而又有趣的附帶的成果。
例如發現了恐龍蛋。
在此同時，從事自然科學的另幾批人，在中國古都附近有了驚人的發現，即北京人。
我認為葛利普的一生在知識界所起的科學影響是很重要的。
他具備極好的富有魅力的個性，吸引了當時聚集在北京的所有科學家。
不管你是否喜歡他的理論，對每個人來說與這位可敬的老人談話是一種愉快和榮幸。
中國第一代地質學家和他密切合作。
年輕一代許多人是他的學生，都愛戴和尊敬他。
筆者本人原是接受人類學訓練的，通過偶然的機會才成為考古學者，與葛利普最多見過十幾次面，但這位老人的人品給我的印象至今不能忘懷。
這點很重要，因為它與中國科學形成時期的知識分子的成長密切關聯。
他的中國朋友和學生接受這種影響并把它傳播到廣大的知識界，一時使科學大受歡迎。
安特生在民國初年來到中國。
他受政府聘請來作調查中國礦藏的顧問。
據說那時凡在中國有治外法權的大國都力圖把他們的科學家派到中國，以獲取中國礦藏資源特别是煤礦和鐵礦的第一手資料。
列強之間為此競争很激烈。
但中國政府決定不從他們中間選擇專家顧問，而任用了瑞典人安特生。
瑞典被認為是歐洲少數幾個沒有帝國主義野心的國家之一。
這個決策大概是根據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的建議。
這的确是個極好的決策。
安特生比葛利普先到中國。
開始他的工作完全是在估計有礦藏的中國北部進行野外考察。
但安特生不是一個目光狹窄的專家，他知識淵博，旅行時關注任何科學現象。
因此在初期他的發現不僅數量大而且種類多。
《黃土的兒女》在1934年是流行的書籍，他在前言中說： 一系列幸運的環境使我幾次成為開拓者。
1914年我是第一個偶然發現疊層石礦石的有機起源的人。
1918年我發現了聚環藻團塊并認識到它與北美寒武紀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聯系。
同年我們在中國發現了第一個三趾馬區，在科學界很有名。
1919年在蒙古的額爾登特發現了海狸群。
1921年是值得紀念的一年，發現仰韶村新石器時代居民遺址及黃河邊的始新世哺乳動物，奉天沙鍋屯洞穴堆積和在周口店發現更著名洞穴，後者的聞名于世是由繼我們之後的人工作的結果。
(8) 安特生的發現還包括許多其他項目。
雖然其中大部分是地質學和古生物學方面的，但最吸引他的似乎是考古學的發現。
這些考古學方面的發現無疑是很重要的。
筆者在此需指出的是，安特生實際上是第一個通過自己的成就在中國古文物調查中示範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學家。
正如他自己所說，在這些科學調查中，伴随他的常是訓練有素的青年助手和一批雖未經過訓練但卻很有才智的工人。
他的學生忠實地追随着他，自然也學到了他的工作方法。
安特生的科學工作開始于1916年地質調查所正式成立前。
這個新機構在丁文江的領導下開始田野工作後，安特生的田野收集自然受到鼓勵，且更引起科學界的注意。
在經費上他也得到了更多的幫助，并有了更多受過訓練的助手。
這個擴大了的專業隊的成員能欣賞他的各類發現的特點，并能評估安特生經常思考的抽象理論問題。
這位傑出的瑞典地質學家的各種科學成就中，大概在華北的考古發現最為人知。
他有充足的理由榮獲這不尋常的聲譽，當然他也應該獲得這聲譽。
1921年他在仰韶村發掘的史前遺址是很出名的，因為它在中國曆史上是首次發現。
在此以前，對上古中國的盛世僅是推測，或出自古代傳說的記載，或出自怪誕的想象。
第二，仰韶文化出土的資料表明這個先進的農業社會包含的内容不僅關系到傳說中的記載，而且完全新奇的是關系到中亞和西亞的史前史。
第三，仰韶村遺址的位置幾乎位于黃河平原的中心，這是中國曆史早期發展之處。
因此，這個發現立刻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包括許多保守的中國曆史學家。
安特生的第一本著作，即《中華遠古之文化》是用中文和英文寫的。
這部著作甚至引起了對考古學沒有研究的人的注意。
(9)普遍注意此發現的另一個原因與1898至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相似：1921年的北京在時間上和學術環境上為接受這個發現作了準備。
雖然當時大學裡沒有考古學這門課，但傳統的古物研究在1919年五四運動（開創中國思想現代化的學生運動）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