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在中國演示的田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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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已有所改變，學者們對研究中國古代需要田野資料已有了充分的認知。
中國史前史首次發現的詳細情況，安特生在《黃土的兒女》一書中“我們發現了第一個史前村落”一章專門作了叙述。
在這一章裡，有幾個要點是專門涉及用田野方法研究中國古物的： （1）1920年安特生派劉長山去洛陽一帶收集脊椎動物化石。
劉于12月返回，帶的收集物除化石外，還有一大包石器，包括幾百個石斧、石刀和其他遺物。
劉告訴安特生，這些石器都是從“一個村的居民”那裡買來的，此村即仰韶村。
這促使安特生親自到現場調查。
（2）仰韶村在渑池縣。
1921年安特生去該地進一步調查。
他4月18日抵縣城後，随即去城北6英裡的仰韶村。
下面是安特生關于發現仰韶村遺址的記錄： 在村南約1公裡處，我要過一道溝，一個真正的小峽谷。
這道溝在後來我們對此處地形調查中具有顯著特征。
我到溝北邊後，在一條渠邊上看到有一段非常有意思。
溝底紅色的第三紀泥土顯露着，它清晰地被一層滿含灰土和陶片的特有的松土覆蓋着，可以肯定這是石器時代的堆積。
搜索了幾分鐘，于堆積最底層發現了一小塊紅陶片，其美麗磨光的表面上為黑色的彩繪&hellip&hellip我感到這類陶器會與石工具在一起發現是不可思議的。
我感到有點失望，認為走的這條路把我引入了歧途，我想還是回到地質古生物研究上較為穩妥。
&hellip&hellip 夜裡我躺在床上還思考着仰韶村這個謎。
&hellip&hellip 我決定用一天的時間去探索那個溝壁。
&hellip&hellip考查了幾個小時後，我從沒有動過的灰土中得到一件精緻的石斧&mdash&mdash。
這天我還發現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物品，很快就清楚了我在這裡看到的是一些非同尋常的重要堆積，有豐富的遺物，特别是容器碎片，包括我上面提到的美麗的磨光彩陶。
&hellip&hellip(10) （3）安特生有幸偶然發現仰韶史前遺址時，他并未立即認識到其真正的意義。
隻是後來他到北京地質調查所圖書館，在那裡看了彭北萊寫的1903至1904年美國地質學家在俄國土耳其斯坦安諾的考察報告(11)後，安特生才認識到彩陶可能存在于原史時代，于是他對這個令人迷惘的發現大大提高了熱情。
在地質調查所長的大力支持下，又得到中國政府的允許和一些訓練有素的地質學家的幫助，他在1921年秋組織了一個發掘隊，10月底開始田野發掘。
通過各種專業性和通俗性的報導，發掘成果得到廣泛傳播。
這一劃時代的科學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歐亞大陸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的中國的開始。
它大約比法國人類學家在美索不達米亞蘇薩地區發現彩陶晚半個世紀。
但西方的曆史學家一貫認為東亞是印歐文明的界外；這些發現物再次提醒曆史學家，東西方并不像大多數人想的那樣是分開的。
再看一下安特生在仰韶村史前遺址發掘的遺物。
出土的遺物可分幾組，但陶器的發現引起了世界範圍的注意。
在這組陶片中最吸引人的是上面提到的彩陶。
後來，這些物品被送到瑞典進行專門研究。
1925年，地質調查所出版了阿爾納編纂的關于這方面研究的專題報告(12)。
在阿爾納的報告中，所有的彩陶片都附有漂亮的彩色圖版；有些器物被複原，彩繪圖案和其他技術細節都經過精心的分析。
必要時，還把這些陶片和從其他地區出土的相類似的，特别是和俄國土耳其斯坦安諾的陶片進行比較。
也許沒有必要提醒讀者，M.de摩爾岡在蘇薩的著名發現之為西方考古學家獲悉，此時已有三十餘年了。
(13) 就中國考古學來說，另一類仰韶陶片從中國古代曆史的角度來看甚至更重要，更激動人心。
當然我指的是那些被認為一般的灰色粗陶。
在這一組，發現不少鼎、鬲形三足陶器可以複原，其形狀和構造與兩千多年前周朝文獻中記載和描述的古代中國的青銅器相一緻。
出土的土制鼎、鬲，使中國曆史學家和古物學家中的守舊派認識到田野考古的确是研究中國古物的關鍵。
我将在适當的時候再來讨論仰韶發現物以及它的影響。
在這裡，更重要的是繼續介紹這個時期在中國工作的其他幾位外國科學家的有益影響。
下面我談談步達生教授。
他是加拿大人。
洛克菲勒基金會建立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立時，他被聘為解剖學教授。
步達生的科學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國人的體質特征。
協和的解剖系與其他醫學院一樣，課程開始就積累被解剖的人體骸骨資料，并堆放在系屬的倉庫裡。
當安特生得到允許于仰韶村發掘時，他把掘墓的工作交給另一位地質學家兼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同時他也邀請步達生參觀發掘。
據安特生說，步達生“在墓地調查中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幫助”。
後來安特生請步達生教授準備一篇他曾熱情予以合作的有關研究這些骸骨資料的專題報告(14)。
步達生用他的職業方法比較史前骨架與系裡收集的中國華北人的骨架，還與一些非中國人的骨架做了比較。
他大量應用了倫敦卡爾·皮爾遜實驗室創造的生物統計學技術。
對可用的和有關的材料進行仔細分析研究後，他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即這些新石器時代史前居民的人體總特征，除某些史前甘肅人骨架顯示了微小差别外，與現代中國華北人基本相同。
步達生關于華北人遺骸的體質特征的研究，至今仍是常被引用的關于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的論文之一，因為它的質量高，而且因為通常對此問題感興趣的人類學家比較少。
步達生的聲譽不僅僅是在這個專論上，大家都知道他還是研究中國猿人遺骸的第一位科學家。
1934年3月15日，他在實驗室裡研究周口店的人類化石時去世了。
北京人，是中國猿人的通俗稱呼，是在北京市附近的周口店發現的，這也是安特生在化石收集方面的廣泛興趣産生的結果。
讓我們再讀一下安特生寫的周口店考察的前一部分： 1918年2月的一天，我在北京遇見那時一所矯稱首都大學的教會學校（大概指燕京大學&mdash&mdash編者）的化學教授吉布。
他知道我對化石感興趣，所以他對我講他剛從北京西南五十公裡的周口店回來。
這一地點我在幾個地方已叙述過。
&hellip&hellip吉布教授幾次去周口店并且帶回北京各種帶泥土的碎骨。
&hellip&hellip
中國史前史首次發現的詳細情況，安特生在《黃土的兒女》一書中“我們發現了第一個史前村落”一章專門作了叙述。
在這一章裡，有幾個要點是專門涉及用田野方法研究中國古物的： （1）1920年安特生派劉長山去洛陽一帶收集脊椎動物化石。
劉于12月返回，帶的收集物除化石外，還有一大包石器，包括幾百個石斧、石刀和其他遺物。
劉告訴安特生，這些石器都是從“一個村的居民”那裡買來的，此村即仰韶村。
這促使安特生親自到現場調查。
（2）仰韶村在渑池縣。
1921年安特生去該地進一步調查。
他4月18日抵縣城後，随即去城北6英裡的仰韶村。
下面是安特生關于發現仰韶村遺址的記錄： 在村南約1公裡處，我要過一道溝，一個真正的小峽谷。
這道溝在後來我們對此處地形調查中具有顯著特征。
我到溝北邊後，在一條渠邊上看到有一段非常有意思。
溝底紅色的第三紀泥土顯露着，它清晰地被一層滿含灰土和陶片的特有的松土覆蓋着，可以肯定這是石器時代的堆積。
搜索了幾分鐘，于堆積最底層發現了一小塊紅陶片，其美麗磨光的表面上為黑色的彩繪&hellip&hellip我感到這類陶器會與石工具在一起發現是不可思議的。
我感到有點失望，認為走的這條路把我引入了歧途，我想還是回到地質古生物研究上較為穩妥。
&hellip&hellip 夜裡我躺在床上還思考着仰韶村這個謎。
&hellip&hellip 我決定用一天的時間去探索那個溝壁。
&hellip&hellip考查了幾個小時後，我從沒有動過的灰土中得到一件精緻的石斧&mdash&mdash。
這天我還發現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物品，很快就清楚了我在這裡看到的是一些非同尋常的重要堆積，有豐富的遺物，特别是容器碎片，包括我上面提到的美麗的磨光彩陶。
&hellip&hellip(10) （3）安特生有幸偶然發現仰韶史前遺址時，他并未立即認識到其真正的意義。
隻是後來他到北京地質調查所圖書館，在那裡看了彭北萊寫的1903至1904年美國地質學家在俄國土耳其斯坦安諾的考察報告(11)後，安特生才認識到彩陶可能存在于原史時代，于是他對這個令人迷惘的發現大大提高了熱情。
在地質調查所長的大力支持下，又得到中國政府的允許和一些訓練有素的地質學家的幫助，他在1921年秋組織了一個發掘隊，10月底開始田野發掘。
通過各種專業性和通俗性的報導，發掘成果得到廣泛傳播。
這一劃時代的科學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歐亞大陸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的中國的開始。
它大約比法國人類學家在美索不達米亞蘇薩地區發現彩陶晚半個世紀。
但西方的曆史學家一貫認為東亞是印歐文明的界外；這些發現物再次提醒曆史學家，東西方并不像大多數人想的那樣是分開的。
再看一下安特生在仰韶村史前遺址發掘的遺物。
出土的遺物可分幾組，但陶器的發現引起了世界範圍的注意。
在這組陶片中最吸引人的是上面提到的彩陶。
後來，這些物品被送到瑞典進行專門研究。
1925年，地質調查所出版了阿爾納編纂的關于這方面研究的專題報告(12)。
在阿爾納的報告中，所有的彩陶片都附有漂亮的彩色圖版；有些器物被複原，彩繪圖案和其他技術細節都經過精心的分析。
必要時，還把這些陶片和從其他地區出土的相類似的，特别是和俄國土耳其斯坦安諾的陶片進行比較。
也許沒有必要提醒讀者，M.de摩爾岡在蘇薩的著名發現之為西方考古學家獲悉，此時已有三十餘年了。
(13) 就中國考古學來說，另一類仰韶陶片從中國古代曆史的角度來看甚至更重要，更激動人心。
當然我指的是那些被認為一般的灰色粗陶。
在這一組，發現不少鼎、鬲形三足陶器可以複原，其形狀和構造與兩千多年前周朝文獻中記載和描述的古代中國的青銅器相一緻。
出土的土制鼎、鬲，使中國曆史學家和古物學家中的守舊派認識到田野考古的确是研究中國古物的關鍵。
我将在适當的時候再來讨論仰韶發現物以及它的影響。
在這裡，更重要的是繼續介紹這個時期在中國工作的其他幾位外國科學家的有益影響。
下面我談談步達生教授。
他是加拿大人。
洛克菲勒基金會建立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立時，他被聘為解剖學教授。
步達生的科學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國人的體質特征。
協和的解剖系與其他醫學院一樣，課程開始就積累被解剖的人體骸骨資料，并堆放在系屬的倉庫裡。
當安特生得到允許于仰韶村發掘時，他把掘墓的工作交給另一位地質學家兼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同時他也邀請步達生參觀發掘。
據安特生說，步達生“在墓地調查中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幫助”。
後來安特生請步達生教授準備一篇他曾熱情予以合作的有關研究這些骸骨資料的專題報告(14)。
步達生用他的職業方法比較史前骨架與系裡收集的中國華北人的骨架，還與一些非中國人的骨架做了比較。
他大量應用了倫敦卡爾·皮爾遜實驗室創造的生物統計學技術。
對可用的和有關的材料進行仔細分析研究後，他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即這些新石器時代史前居民的人體總特征，除某些史前甘肅人骨架顯示了微小差别外，與現代中國華北人基本相同。
步達生關于華北人遺骸的體質特征的研究，至今仍是常被引用的關于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的論文之一，因為它的質量高，而且因為通常對此問題感興趣的人類學家比較少。
步達生的聲譽不僅僅是在這個專論上，大家都知道他還是研究中國猿人遺骸的第一位科學家。
1934年3月15日，他在實驗室裡研究周口店的人類化石時去世了。
北京人，是中國猿人的通俗稱呼，是在北京市附近的周口店發現的，這也是安特生在化石收集方面的廣泛興趣産生的結果。
讓我們再讀一下安特生寫的周口店考察的前一部分： 1918年2月的一天，我在北京遇見那時一所矯稱首都大學的教會學校（大概指燕京大學&mdash&mdash編者）的化學教授吉布。
他知道我對化石感興趣，所以他對我講他剛從北京西南五十公裡的周口店回來。
這一地點我在幾個地方已叙述過。
&hellip&hellip吉布教授幾次去周口店并且帶回北京各種帶泥土的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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