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在中國演示的田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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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的叙述太誘人了，所以我在同年的3月22日、23日去參觀這個地方。
(15) 參觀過周口店後，安特生拟定了一個系統的考察計劃。
八年後即1926年，當現在的瑞典國王的祖父以王儲的身份訪問中國首都時，中國猿人的發現就第一次象征性地公布了。
在為王室訪問舉行的學者招待會上，許多人歡聚一堂，宣讀他們撰寫的主要關于考古方面的論文。
著名的學者梁啟超應邀參加了這個會，其餘的不是外國學者，就是懂英語的中國教授。
就在這一天，安特生代表書曼（C.Wiman）教授，發表了關于師丹斯基研究周口店化石收集品時所得的最新成果，作為“瑞典人在中國全部工作的最重要成果”(16)，即幾顆荷谟形牙齒。
這個招待會是1926年10月22日舉行的。
接着是一個舉世聞名的科學事業計劃。
實際上對中國最重要的是，當科學家同意合作時，取得累累的碩果似乎已是當然的事情了。
周口店發掘是一個國際合作的實例，參加發掘的除中國人外還有來自美國、加拿大、瑞典、法國、英國和德國的許多著名科學家。
這個組織在有經驗有創造力的丁文江的領導下工作，他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譽主任，主任是步達生教授。
協助步達生的科學工作的是瑞典一個科學家步林（BirgerBohlin）。
周口店開始發掘時步林被邀請來參加，主要目标是尋找荷谟形科即人形科的化石。
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經費，籌劃這項事業。
周口店開始的科學工作持續了很長時間。
這一浩大工程給中國的年輕一代科學家上了若幹有實際意義的課。
當丁文江建立新生代研究室的最初階段，全仗這個研究室主任步達生教授的才能。
他負責兩方面的工作，即指導發掘周口店岩洞的艱巨工作和有計劃地把收集物分給合适的專家進行專門研究。
最重要的是步達生教授親自擔任從周口店石灰岩洞中堆積的化石中尋找荷谟形科化石的繁重研究工作。
鑿開和移動洞穴内3000立方公尺的堆積後，瑞典人韋曼教授訓練的學生步林博士，于1927年10月16日發現了一顆荷谟形牙齒，他在三天後将這一珍貴物品親手交給在協和醫學院工作的步達生教授。
它被鑒定是左側下臼齒，雖有些損壞，但保存完好并帶有牙根。
在對此研究的基礎上，步達生不僅證實了韋曼的鑒定，而且進一步作出了具有獨創性的推論，提出了一個被命名為中國猿人的新的人屬，類名為北京人。
(17) 步林再次進行田野工作，協助他的是楊鐘健和裴文中，他們二人在周口店的發掘中起了重要作用。
總之，在周口店和北京新生代研究室進行的科學工作，給中國年輕一代的科學研究者以極大的鼓舞。
不久，在步林離開後，楊和裴負責周口店的田野工作。
他們是1929年12月2日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者。
許多人認為這個發現代表了最高成就，也充分證明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巨額投資是值得的。
步達生對這一重要發現的研究持續了六年，後來因勞累過度死在協和醫學院他自己的實驗室裡。
選擇接替者一時成了難題。
有人告訴我，經丁文江建議，一個國際委員會成立了，艾略特·史密斯教授任主席，目的是選擇步達生的接替者。
最後國際委員會一緻同意由魏敦瑞（FranzWeidenreich）擔任，于是魏被任命為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繼續進行這一重要的研究。
如果說步達生在周口店人類化石的研究中，通過他的洞察力顯示出他的卓越成就，那末，他的稱職的繼承者魏敦瑞則表現了一個德國人的精确精神，這在受到訓練的東方科學家看來，别國的科學家很少能與他相提并論。
連續出版的《中國古生物志》丁種充分表明了德國科學的這種特征。
魏敦瑞關于北京人的科學報告不僅是人類學論著的傑作，而且也是結構嚴謹、文筆流暢的典範，對考察叙述得既完全又準确。
對中國學者來說，沒有任何用歐洲語言寫的關于人類化石的研究報告可與北京人的專著相比。
衆所周知，珍貴的北京人化石的收集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丢失了，為尋回這些重要的科學标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
幸運的是，步達生和魏敦瑞撰寫的完整的報告在世界上大多數圖書館裡都有，可供研究荷谟形科的早期曆史參考。
周口店發掘在中國的影響極大。
盡管有許多政治變化，但對現在的科學工作者來說，周口店的發掘仍有重要意義。
最後一位，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位，是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ierreTeilharddeChardin）。
他的科學工作向年輕一代受過西方訓練的中國科學家表明了法國人智力活動中許多有代表性的特征。
世所公認，法國科學對人類遠古的專門研究成就極高。
在近一個世紀中，法國考古學在世界上一直處于領先地位。
當20世紀30年代初德日進神甫來中國時，他在西歐已有了不少經驗。
實際上他和被證明為僞造的聲名狼藉的曉人的倒黴工作有些牽連*。
我相信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1926年10月22日當安特生宣讀關于周口店的荷谟形牙齒研究的論文時，德日進是聽衆中唯一提出質疑并認為幻燈片顯示的化石标本可能是某種“食肉類動物”的牙齒的人；他給安特生寫了個條子，說明他對韋曼鑒别的懷疑。
後來的發現證明德日進判斷錯了&mdash&mdash他自己當然也表示同意，這隻能表明這位第一流的科學家是多麼心懷坦蕩！ 德日進在中國主要科學工作的内容和地區都是廣泛的。
他的田野工作和科學研究，涵蓋古生物學、史前考古學、地質層理學和冰川學等許多學科。
德日進應天津北疆博物館創始人桑志華神甫（FatherEmileLicent）的邀請來到遠東。
1920年桑志華在對中國西北考察時于甘肅省東部慶陽府發現了三趾馬屬動物群（HipparionFauna）的豐富堆積。
清理了覆蓋它的黃土，桑志華在黃土層底部發現了被人類加工過的石英片。
1922年，桑志華按照在蒙古工作的其他天主教會的通知，去薩拉烏蘇河，在那裡發現了一個骨骸堆積。
他認為這很有研究價值，于是決定邀請巴黎的德日進參加中國西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區堆積的科學調查。
這兩位天主教神甫在甯夏水洞溝和薩拉烏蘇河進行考古調查，在此他們發現了舊石器文化堆積，其中含有與炭混合的幾百公斤石器。
歐洲的史前學家對此很熟悉，因為發掘的成果是用法文發表的。
在薩拉烏蘇河舊石器時
(15) 參觀過周口店後，安特生拟定了一個系統的考察計劃。
八年後即1926年，當現在的瑞典國王的祖父以王儲的身份訪問中國首都時，中國猿人的發現就第一次象征性地公布了。
在為王室訪問舉行的學者招待會上，許多人歡聚一堂，宣讀他們撰寫的主要關于考古方面的論文。
著名的學者梁啟超應邀參加了這個會，其餘的不是外國學者，就是懂英語的中國教授。
就在這一天，安特生代表書曼（C.Wiman）教授，發表了關于師丹斯基研究周口店化石收集品時所得的最新成果，作為“瑞典人在中國全部工作的最重要成果”(16)，即幾顆荷谟形牙齒。
這個招待會是1926年10月22日舉行的。
接着是一個舉世聞名的科學事業計劃。
實際上對中國最重要的是，當科學家同意合作時，取得累累的碩果似乎已是當然的事情了。
周口店發掘是一個國際合作的實例，參加發掘的除中國人外還有來自美國、加拿大、瑞典、法國、英國和德國的許多著名科學家。
這個組織在有經驗有創造力的丁文江的領導下工作，他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譽主任，主任是步達生教授。
協助步達生的科學工作的是瑞典一個科學家步林（BirgerBohlin）。
周口店開始發掘時步林被邀請來參加，主要目标是尋找荷谟形科即人形科的化石。
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經費，籌劃這項事業。
周口店開始的科學工作持續了很長時間。
這一浩大工程給中國的年輕一代科學家上了若幹有實際意義的課。
當丁文江建立新生代研究室的最初階段，全仗這個研究室主任步達生教授的才能。
他負責兩方面的工作，即指導發掘周口店岩洞的艱巨工作和有計劃地把收集物分給合适的專家進行專門研究。
最重要的是步達生教授親自擔任從周口店石灰岩洞中堆積的化石中尋找荷谟形科化石的繁重研究工作。
鑿開和移動洞穴内3000立方公尺的堆積後，瑞典人韋曼教授訓練的學生步林博士，于1927年10月16日發現了一顆荷谟形牙齒，他在三天後将這一珍貴物品親手交給在協和醫學院工作的步達生教授。
它被鑒定是左側下臼齒，雖有些損壞，但保存完好并帶有牙根。
在對此研究的基礎上，步達生不僅證實了韋曼的鑒定，而且進一步作出了具有獨創性的推論，提出了一個被命名為中國猿人的新的人屬，類名為北京人。
(17) 步林再次進行田野工作，協助他的是楊鐘健和裴文中，他們二人在周口店的發掘中起了重要作用。
總之，在周口店和北京新生代研究室進行的科學工作，給中國年輕一代的科學研究者以極大的鼓舞。
不久，在步林離開後，楊和裴負責周口店的田野工作。
他們是1929年12月2日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者。
許多人認為這個發現代表了最高成就，也充分證明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巨額投資是值得的。
步達生對這一重要發現的研究持續了六年，後來因勞累過度死在協和醫學院他自己的實驗室裡。
選擇接替者一時成了難題。
有人告訴我，經丁文江建議，一個國際委員會成立了，艾略特·史密斯教授任主席，目的是選擇步達生的接替者。
最後國際委員會一緻同意由魏敦瑞（FranzWeidenreich）擔任，于是魏被任命為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繼續進行這一重要的研究。
如果說步達生在周口店人類化石的研究中，通過他的洞察力顯示出他的卓越成就，那末，他的稱職的繼承者魏敦瑞則表現了一個德國人的精确精神，這在受到訓練的東方科學家看來，别國的科學家很少能與他相提并論。
連續出版的《中國古生物志》丁種充分表明了德國科學的這種特征。
魏敦瑞關于北京人的科學報告不僅是人類學論著的傑作，而且也是結構嚴謹、文筆流暢的典範，對考察叙述得既完全又準确。
對中國學者來說，沒有任何用歐洲語言寫的關于人類化石的研究報告可與北京人的專著相比。
衆所周知，珍貴的北京人化石的收集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丢失了，為尋回這些重要的科學标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
幸運的是，步達生和魏敦瑞撰寫的完整的報告在世界上大多數圖書館裡都有，可供研究荷谟形科的早期曆史參考。
周口店發掘在中國的影響極大。
盡管有許多政治變化，但對現在的科學工作者來說，周口店的發掘仍有重要意義。
最後一位，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位，是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ierreTeilharddeChardin）。
他的科學工作向年輕一代受過西方訓練的中國科學家表明了法國人智力活動中許多有代表性的特征。
世所公認，法國科學對人類遠古的專門研究成就極高。
在近一個世紀中，法國考古學在世界上一直處于領先地位。
當20世紀30年代初德日進神甫來中國時，他在西歐已有了不少經驗。
實際上他和被證明為僞造的聲名狼藉的曉人的倒黴工作有些牽連*。
我相信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1926年10月22日當安特生宣讀關于周口店的荷谟形牙齒研究的論文時，德日進是聽衆中唯一提出質疑并認為幻燈片顯示的化石标本可能是某種“食肉類動物”的牙齒的人；他給安特生寫了個條子，說明他對韋曼鑒别的懷疑。
後來的發現證明德日進判斷錯了&mdash&mdash他自己當然也表示同意，這隻能表明這位第一流的科學家是多麼心懷坦蕩！ 德日進在中國主要科學工作的内容和地區都是廣泛的。
他的田野工作和科學研究，涵蓋古生物學、史前考古學、地質層理學和冰川學等許多學科。
德日進應天津北疆博物館創始人桑志華神甫（FatherEmileLicent）的邀請來到遠東。
1920年桑志華在對中國西北考察時于甘肅省東部慶陽府發現了三趾馬屬動物群（HipparionFauna）的豐富堆積。
清理了覆蓋它的黃土，桑志華在黃土層底部發現了被人類加工過的石英片。
1922年，桑志華按照在蒙古工作的其他天主教會的通知，去薩拉烏蘇河，在那裡發現了一個骨骸堆積。
他認為這很有研究價值，于是決定邀請巴黎的德日進參加中國西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區堆積的科學調查。
這兩位天主教神甫在甯夏水洞溝和薩拉烏蘇河進行考古調查，在此他們發現了舊石器文化堆積，其中含有與炭混合的幾百公斤石器。
歐洲的史前學家對此很熟悉，因為發掘的成果是用法文發表的。
在薩拉烏蘇河舊石器時